阿万·乔贾的女友:中国妓女现状调查

世界卫生组织昨日（2006年09月05日）表示，中国官方估计目前有六百万娼妓，这个数字接近香港总人口，更比全国军队二百四十万总人数多出一点五倍。香港学者认为，内地出现庞大卖淫大军，跟城乡生活水平差异有极大关系；而近期香港入境处拘捕内地妓女的数字，亦以倍数上升。世界卫生组织昨日（2006年09月05日）在老挝举行“百分百使用安全套”研讨会，世卫向大会提供的一份关于全球性工作者使用安全套情况的报告中指出，中国官方估计现有六百万名性工作者，她们平均每晚接客半个，以此推算，中国每年急需超过十亿个安全套，才能有助防止爱滋病扩散。

根据相关资料，近20年来（1986年以来），中国的嫖娼问题日趋严重。这主要表现在：

    （1）妓女和嫖客在总人口中已占有相当的比例。潘绥铭（中国社会学会副秘书长、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所长、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认为“从80年代初到1997年底，中国累计查获的嫖娼卖淫人员大约是210万人次”，90年代后期每年查处卖淫嫖娼人员平均为“25万人次”。查获率充其量也仅仅是历史发生率的5%，甚至可能只是，警方人士主观推测则为10％。据此推算，中国在90年代后半期实际卖淫嫖娼人数应为每年250万-1000万，而80年代初以来涉足过卖淫嫖娼的人士应有2100万-8400万之众。

（2）性产业的外围产业发展迅速。我们不能说卡拉OK、夜总会、发廊和桑拿浴就一定是“鸡窝”和妓院，但它们与卖淫嫖娼的联系是不言而喻的。据一家桑拿浴老板供述，其收入大约有近50%直接来源于介绍和容留卖淫嫖娼，另20%-30%来自卖淫嫖娼的附加消费。

（3）卖淫嫖娼的相关社会现象急剧增多，例如性病问题。许多人认为，卖淫嫖娼愈演愈烈，是我国政府近20年来忽视了社会治安及道德建设的结果。“其实正相反，我国政府在社会治安和精神文明建设方面也投入了巨大的精力，仅从禁娼扫黄的直接投入来看，也是相当可观的。”但我们知道这治标不治本。

现代妓女的7大特点：

1、妓女人数越来越多，提供色情服务的场所也越来越多。  

许多大型宾馆、酒吧、夜总会、美发店、洗脚屋、浴室、饭馆、小型旅社等都兼营丑业，此外还有许多租屋卖淫的暗娼。虽然国家屡次给予严厉打击，但由于暴利的吸引，此风在某些城市还是尤为盛行。乌鲁木齐因打击力度大，色情服务业较为隐蔽。

2、当妓女的动机、原因复杂，但出于贪图享受、好逸恶劳的人日益增多。色情场所的妓女出台一次的收入在200元--300元之间，就是属于散兵游勇的私娼及在国道边徘徊的低等妓女一次的收入也在50元以上，利益驱动这一行兴旺发达。这些妓女大都正处于青壮年时期，但她们大都好逸恶劳、贪图享受，这是她们走上犯罪道路的根本原因。

3、妓女年龄由18岁--30岁之间向低龄、高龄发展。

妓女中20多岁的人最多，并有向十四五岁的低龄及向四五十岁的高龄发展的倾向。

4、妓女的文化程度偏低，一般在高中以下文化程度。有些农村来的妓女或是小学文化程度或是文盲。低文化素质使这些妓女只能从事低收入、不稳定的职业；同时也使这些妓女缺乏自我保护能力，不能应付嫖客的人身伤害。

5、性病发生率逐步降低。现在几乎每个妓女都知道随身携带避孕套保护自己，而且大多数嫖客因为怕染病也自觉恪守这个规则。

6、与良家妇女相比，妓女普遍缺乏羞耻感、道德感、责任心。 

有的妓女为了贪图享受，抛家别子；有的妓女参加集体淫乱，以此为乐；就是劳动教养后，若偶遇一男子，有的妓女便抓住可乘之机，极尽挑逗之能事。

7、大多数妓女往往自食其果，结局可怜可悲。许多人妓女身份一暴露，便遭到父母丈夫孩子的唾弃，入院教养后也没有亲戚朋友来看她们。她们戏称自己是孤儿，妓女为社会、家庭所不容，成为生活在社会边缘的灰色人。

笔者采访了6位妓女，问她们为什么要干这个，原因各不相同。其中说为生活所迫的有两位；年幼受骗的有1位；丈夫背叛，屡教不改，出于报复心理的有1位；喜欢这种生活的1位；衣食无着又喜欢这种生活的1位。

妓女林小姐告诉我说：“我母亲得肾病死亡，家里欠了很多债，父亲为避债远走他乡。家里两兄弟一个是小儿麻痹，另一个无能为力，借钱的亲戚来找我要，只有我挺身而出了。如果我不干这一行的话，家里连买菜的钱也没有了。”

另一位长相颇为粗陋的妓女何小姐说：“20岁的时候，我被县城里一个卖羊杂碎的30多岁的男人给骗了，怀了孕，他对我说一句‘好丫头，对不起你了’，就怎么也找不见了。慢慢地肚子里的孩子有5个月大，妈妈看了出来，她狠狠地说‘不要脸的东西，你要把孩子生下来，我就拿毒药把你们俩药死。’(提到妈妈的态度，何小姐忍不住哭出了声)。我拿着姐姐给的钱，一个人偷偷来到乌鲁木齐，在私人诊所做掉孩子后，又感到无脸回家，最后当上了三陪小姐。”

五官清秀的妓女张小姐说：“我跟丈夫结婚5年了，有1个3岁的女儿。他的心很花，总是出去玩女人，得手回家后就对我特别好。我觉得屈辱极了，闹过几次，但他屡教不改。我对他说‘你搞一个女人，我就要搞十个男人给你看’，为此我很生气就进了一家理发店当小姐。”

40岁的妓女李玲说：“被丈夫抛弃后，我痛苦极了。我想起我们村里那些守寡女人，她们黑衣黑裤、面容肃静、在默默枯干中走向死亡，我不能那么活。我徘徊在每一个对我偶露笑容的男人身边，内心的痛苦、企盼是常人难以想象的，最后我终于下决心当了妓女，我既得到经济来源，又得到男人的抚慰和保护，从那时起跟一个又一个男人亲密成为我忘记痛苦的惟一方法，毕竟还有男人真正喜我。”

其实许多做妓女的女人都有着惨痛而心酸的遭遇。首先，得承认她们也有正常女人的感受，有着她们的无奈。一位妓女告诉我，为经济所迫，她是下定决心去干这个的，但一开始还是很不好意思，为开不开灯与嫖客发生争执，用无言看电视来代替说话。实际上，世上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女人甘心情愿跟自己不喜欢的男人上床，哪怕是妓女。

呼吁政府对妓女问题采取新的认识

为了制止妓女卖淫，我们的政府先后出台多种法规，甚至不惜将道德凌驾于法律法规之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中，罚款额度最高的（5000元）行为即是卖淫、嫖宿暗娼，以及介绍或容留卖淫、嫖宿暗娼的行为，这似乎已是很严厉的惩罚，但结果又如何呢？2004年2月中央新颁布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罚条理》中，涉嫌买淫卖淫甚至就是翻阅黄色书刊的一律开除党籍，这治标不治本的红头文件不但证明了党内的腐败，也昭示当前中国妓女问题的严重性。

卖淫的妓女危害青年，危害家庭，败坏国家的光辉形象，但是应该明白，不只是妓女的存在危害了社会，更重要的是社会的危害造就了妓女。严厉的打击、控制并不能灭绝妓女，这在建国初期通过政治取消却在当代又一次出现就是明证。进步是一个历史概念，国家机器是一个强制性的工具，但它的合理性必须尽量合乎实际和“人民”--这是个多么暧昧的词语；或许它的原初含义才是它最终的含义--的历史存在。

妓女问题当然牵扯“性”的问题，人的性意识总在变化，在马尔库塞的理论中“快乐原则”及性解放理论是和把人从技术的控制中解放出来联系着的，但我们似乎只会用僵硬的警察僵化的意识形态控制、打击、掩盖。在中国当前技术官僚资本的社会中，妓女问题是不可能通过政治手段来解决的，必须有新的经济政治体制措施，新的思想文化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