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刚经 pdf 百度云:【社会生活】最后一个“乳娘村”

　　“中国乳娘村”的标志就伫立在山西省大同市周士庄镇散岔村村口。这个贫困山村的农户以收养孤儿为荣。从1968年开始，36年来该村累计为福利院免费抚养了1000多名孤儿，成为了大同市福利院实行孤儿家庭寄养的一大基地。大同市还有另外三个乳娘村，以前规模都和散岔村相当，但现在都已经逐渐衰落。散岔村，已成为山西大同孤儿家庭寄养的最后堡垒。

　　“春春，抱抱妹妹。”中午12点，15岁的儿子王叶春放学回来，马翠兰开始做饭。

　　王叶春的妹妹 只有6个月大，这是马翠兰最近抚养的一个孤儿。马今年45岁，7年来，她共抚养了5个孤儿，在山西省大同县周士庄镇散岔村，一度是抚养孤儿最多的乳娘。

　　1个小时后，马翠兰做好午饭，将餐桌摆到炕上：炒鸡蛋、烧蘑菇和烧茄子，主食是两盘炸糕。此时，马的丈夫王德已从田里回家，6个月大的女婴被他揽到了怀里。

　　“几乎每家都是这样。”村党支部书记王挺说。“中国乳娘村”的标志就伫立在散岔村村口，这些被抚养的孤儿在当地被称为“党孩”。

　　Ａ：36年抚养千余名孤儿

　　散岔村位于大同市西北25公里处，从远处望去，这个由黄土窑洞构成的村庄与周边景物呈现同样的色调。整个村庄十分安详。几乎每家人都养狗，但狗吠声很快就被周围空旷的原野吸收。

　　“从1968年开始，我们村就开始为大同市社会福利院免费抚养孤儿。到今年为止，我们村累计为福利院免费抚养了1000多名孤儿。”这个数字令村支书王挺感到自豪，“这些孤儿中，健康的只占4％左右。”

　　眼下，散岔村共有240多名孤儿，由83户人家抚养。王挺介绍，除孤寡老人等一些不符合条件的家庭外，村里245户人家几乎都抚养过孤儿，比例大概是80％。

　　5月20日，大同市社会福利院党委书记冯宁对于这种存续了36年的孤儿寄养模式作了进一步介绍：抚养孤儿的家庭必须具备一定条件，比如身体健康、对孩子有爱心、有一定经济条件、有一定文化、已婚且有抚养孩子的经验等。

　　“孤儿被抚养到上初中，就和寄养家庭脱离关系，搬到社会福利院居住”冯宁说。

　　Ｂ：29年前是为了钱

　　蔡玉花并不掩饰她抚养孤儿最初是为了钱。29年前，她开始抚养福利院孤儿，在村里是第三家。当时，福利院给孤儿的生活费标准是每月9块钱。“1975年，9块钱还是挺管用的。”蔡玉花说，那时她最小的儿子比她收养的第一个孤儿只大4岁，自己还有奶水，孤儿只要吃奶就够了，并没有别的花费。

　　今年，蔡玉花已65岁，还抚养着4个孤儿。现在孤儿生活费是每人每月180元，但抚养孤儿已是赔钱的买卖。有人算了一笔账：一个孤儿每个月至少吃8—10袋奶粉，每袋奶粉至少要8元钱，一个月下来就是80元左右。或者喂养孤儿鲜奶，一天3袋，每袋1元，一个月90元左右。其余比如买卫生纸、爽身粉等，都要不少钱。真正能落到自己口袋里的大概只有几十块钱。

　　“孩子大一点后，要吃零食，你能不给？要穿新衣服，你能不买？”村支书王挺说，“看起来现在能落下几十块钱，但孤儿要抚养到初中，长大后的花费是很大的。”正说着，他5岁的养女走过来要钱买雪糕，王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元钱。“像这样的情况，你能不给吗？”王亲了一下他的养女。

　　记者村中所见，大多数村民家中除电视外，几乎没有其他电器设备。农村比较流行的摩托车，在此也非常少见。

　　Ｃ：“四放心乳娘”的荣誉感

　　或许就像散岔村一些村民说的那样，赚钱已不是他们积极抚养孤儿的动力。

　　王挺说，村里已经形成了一种良性的竞争机制，有资格抚养孤儿的家庭互相竞争，以抚养孤儿的多和好为荣。

　　“如果发现哪家存在虐待孤儿的事情，就会剥夺这一家抚养孤儿的权利。”王挺说。他的另一个身份是散岔村寄养家庭管理服务站站长，负责监管孤儿的抚养情况。

　　“如果福利院不让那一家抚养孤儿，是很没有面子的事情，村里人都会看不起这一家。”5月18日，村民马连英说，她正在争劝四放心乳娘”的称号。

　　大同市社会福利院每年都要举办一次“四放心乳娘”评选活动，所谓“四放心”是指康复训练放心、思想教育放心、劳动技能放心和生活保障放心。

　　福利院院长靳保利分析，村民积极抚养孤儿的动力来自于福利院嘉奖的荣誉。在这个物质条件普遍不太发达的地区，精神嘉奖不失为一种较好的激励机制。

　　“我也不排除他们最初的动力是赚钱，但现在赚钱是不太可能的了。”靳保利说。

　　记者在散岔村看到了这样的照片，几位“四放心乳娘”胸戴红花与民政部门领导合影，显得兴高采烈。她们获得的奖励不过100元钱。

　　Ｄ：乳娘迎接回家的孤儿

　　5月19日下午，记者在散岔村遇到了16岁的陈中（化名）。当时他正在村里遛狗。不远处，他的大哥，也就是他乳娘的亲生儿子，正在田里干活。两年前，陈中考取初中，正式与乳娘脱离了寄养关系。前几天学校放假，他回到散岔村乳娘家中休假。

　　陈中想不出乳娘对他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他妈对他像亲生儿子一样，他当然感觉不到有什么特别的地方。”陈中的大嫂王兰芳在一旁说。

　　陈中的乳娘有四个孩子，他排名第五，乳名“老五”。“我婆婆非常疼老五。他回家那天，婆婆就来找他的大哥，让到周士庄镇买点猪肉，晚上包饺子吃，改善一下生活。”王兰芳说。

　　考上初中这道时间上的界限，并不能割断陈中与乳娘曾金梅之间的感情。现在，政府每月发给陈中43元生活费，其中30元是早餐费，13元是零花钱。“13元怎么够花，光从学校回一趟家就得6元钱。我能不让他回家？我也想他。”陈中平时的零花钱都是她给的。为了不让城里的孩子看不起，她还特意给陈中买了比较时髦的衣服，以免他自尊心受挫。“毕竟孩子是我一把屎一把尿养大的。”曾金梅说。

　　“每次我从家里走的时候，妈妈都要为我做鸡蛋方便面，然后送我到车站。”陈中说：“如果我不回家，妈妈就到福利院去看我。”现在，陈中最大的愿望是买一个照相机。“今年暑假我就给他买。福利院组织孩子暑假旅游，别人都有照相机，我觉得不给他买一个，孩子挺没有面子的。”曾金梅说。 
　　Ｅ：“乳娘村”还能走多远

　　“出现这样融洽的氛围，正是我们希望看到的。”5月20日，大同市社会福利院院长靳保利回忆说，当初福利院工作人员少，没有人手照顾孤儿，孤儿的死亡率居高不下。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福利院尝试寄养孤儿，让孤儿找到家的感觉。院党委书记冯宁则将这种模式总结为“低物质水平，高服务水准”。他认为，最主要的是要给孤儿找一个家，而在福利院里，孤儿是找不到家的感觉的。

　　但是，家庭寄养方式解决了孤儿的养育问题，却并不能解决就业、教育、康复等问题。“在目前的条件下，寄养不失为一种好办法，但不是最好的办法。最好的办法是领养。”靳保利说。

　　福利院面对的第二个难题是孤儿在城市乡村两种文化冲突中的心理失衡。冯宁说，孤儿在农村寄养时，由于生活上的优待，较村里孩子，会产生一种优越感。但回到城里读初中时，生活方式以及穿着打扮上与城里的孩子有较大的落差，孤儿就会产生强烈的自卑感。“这些问题一直在困扰着孩子们。”他说。

　　寄养方式还能走多远也是福利院管理者考虑的问题。

　　“大同市还有另外三个乳娘村，以前规模都和散岔村相当，但现在都逐渐衰落了。”靳保利说，“经济发展后，农村没有闲散劳动力，家庭寄养方式到底如何才能进行下去呢？”

　　《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