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刚石用什么切割:破解中国历史的密码

破解中国历史的密码

读吴钩的《隐权力》

冯远理

   吴思先生的《潜规则》和《血酬定律》出版后，一时洛阳纸贵，万人争说《潜规则》，至今仍余音绕梁。许多不解现象、迷惘认识，在《潜规则》的透视下，忽然变得清晰起来。犹如窗户上一层纸，一戳破，什么都清楚了。吴思之后，青年学者吴钩沿着吴思开掘的隧道继续掘进，于是就有了我们面前的这本《隐权力》。如果说，吴思的两本书是开启中国历史的一把钥匙，那么吴钩的隐权力，则是破解中国历史的密码。

我和吴钩的“相识”好像比吴思还早。在他还是一家地级市广播电视报的编辑之时，我就是他的拥趸者和作者之一，到现在他还“欠”我两篇稿费，不知他是否记得，反正我忘不了（因为这家小报倒闭，吴钩另谋出路）。当时我和吴钩都在杂文界“混”，我那时就认定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人，将来一定会大放异彩。因为我看到了他在海内外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他的学术功底和学术理想远超杂文界的大多数朋友。还好，吴钩没有“辜负”我的期望，放在我面前的这本《隐权力》证明我的眼光是很“毒”的。诚如张鸣所言：“走社会科学的道路，研究历史，而且制造新名词，这是吴思的研究路径。吴思之后，又有吴钩。”“‘潜规则’无独有偶，‘隐权力’不久将风靡于世”。也如吴思所评：“作者独具慧眼，‘隐权力’这个概念，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许多社会现象，用到妙处，甚至可以凭借小学算术把这些现象算清楚”。

众所周知，中国有世界最古老、独一无二的科举制度，即“学而有则仕”。但令人遗憾的是这套科举制度虽历经千年之久，却始终没有发展出民主宪政制度，即现代文官制度，王朝循环的怪圈始终没有打破。再往上推，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秦始皇的时代和清末没有什么两样。近代以来许多学者都试图破解这一千古之谜，有些人还做出了不起的贡献，如王亚南、杜亚泉等。吴钩先生对这一现象也进行了深入研究，受吴思先生的启发，他提出“隐权力”这一概念。按吴钩的说法，“在君主专制框架下的官僚制度内，官僚通过制度性授权，获得正式权力。正式权力的大小可以通过官阶、品秩、俸禄、职位等来综合衡量，并且从理论上来说是固定的。”而隐权力则不同，它不是来自朝廷的制度性授权，因而不是正式权力。它“来自私人关系网络的权力辐射，它的权值取决于个人在关系网络中的亲疏差序，于本人的官阶、品秩没有直接关系。”隐权力的特点是：“既不受权力结构的层级限制，又可以随意越过正式权力的横向边界。”

    “‘隐权力’自成体系，有自己的隐秘来源，有自己的权力地盘，有自己的传递管道，与正式权力系统相互嵌接，又各自为政，共同规划着权力空间。”“关系网络并不是隐权力的唯一源泉，个人的威望、社会动员力；私自窃取的‘造福——加害’能力等等，都可以成为隐权力”。除了隐权力这一别出心裁的概念外，吴钩还结合现代社会语言的发展，创造了“权力经纪”“权力值”“权力赎金”“食权者”“权力分肥原理”“政治偏房”“偏房的陷阱”“隐特权”“黑权力”“私信政治”“权力母体”等形象生动让人忍俊不禁的术语，丰富了现代政治学。一个官僚的实际权力等于他的正式权力加上隐权力。当然一个官僚的实际权力可能大于他的正式权力，也可能小于他的实际权力，这取决于他的隐权力的大小。从前的官员，为什么对“年谊”、“门谊”、“乡谊”如此看重，对上司领导过节有“节敬”，夏天有“冰敬”，冬天有“炭敬”，无它，要想让自己的权力“升值”或至少不“缩水”，人情关系是少不了的。人情关系的维持，除了“年谊”、“门谊”、“乡谊”等软实力外，金钱等硬通货也必不可少。

     有了隐权力及其衍生的概念，再结合吴思先生的潜规则，我们就可以解释中国古代乃至现代的许多现象。这些乱象的发生，从本质上说，与官员的品质、私德关系不大，乃是制度性缺陷。但古代的中国人，不从制度寻找弊端，而一厢情愿的想“以德治国”，把这一切都归结官员的品质。我们知道，自隋朝以来官员的选拔就是以科举为主，靠捐纳做官的毕竟是“非主流”，各级官吏基本上都来自科举考试中的佼佼者，也就是说来自那些读“圣贤书”的人，但我们看到的是，这些读“圣贤书”的人非但没有成为圣贤，伪君子、作恶多端者倒不少。中国人几千年都在盼青天，但青天偏像银杏一样，是“稀有物种”。支配国家政治生活的根本不是法律制度，而是“潜规则”和“隐权力”。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吴钩先生并不是故意教人“学坏”，即如何获得“隐权力”来充实自己的实际权力。吴钩先生有明确的价值指向，那就是破除“隐权力”必须靠现代政治，即民主、自由、法治和宪政，否则“隐权力”还会畅通无阻。理解了这一点，方不负作者的一片苦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