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克丝出装顺序s6天赋:高人：也说“独特文化”与“民主不可行”

　　“民主在中东和中国可行吗? ”以反问的句式，表达的是肯定意思：不可行!

　　文章称：中国不能、也不需要走向西方的民主，原因除了中国现有的模式相当成功、有效，以及民主转型的代价和风险极为高昂之外，还在于独特的中国文化本身。

　　二

　　文章述及了“中国文化”以下的诸多“独特”，现摘录原文如下——

　　一是，首先它是一个家庭伦理本位的社会，整个社会就是家庭的放大，中国传统上就没有公民社会的空间(不是强制取消，而是没有必要)，其次“几乎没有宗教的人生”(梁漱溟语)，以道德替代宗教。

　　二是， 中国以伦理组织社会，则消融了团体与个人两端，一切的核心是责任和义务(上是负责、下是服从)， 也就是说中国从本质上讲不存在社会与个人的对立;谈到权利，往往待对方赋与，而谈到义务，则出于自身;通俗的讲，西方是相争，中国是相让，所以从本源上讲，西方的民主制度不过是它们对立性社会结构的反应罢了，怎么可能适合中国这种追求和谐、消除对立的国情呢(所以公民社会是陷阱之论，从这个角度讲是有道理的)?

　　三是，中国社会的家庭伦理化，产生的另外两个重要的影响是：人情社会与缺乏公德，显然在一个人情和私德至上的社会(不是法制社会)怎么可能套用西方脱离不开法制与公德的民主制度呢?要想成功移植西方的民主，充分条件则是须移植西方的文化，单把这个制度移植过来是行不通的。

　　以上，便是该文对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的分析。

　　三

　　我的态度和观点是——

　　1、对“文化”的内涵与外延、“中国现有的模式相当成功、有效”和“西方的民主”的解读，见仁见智，人人言殊，此文不予讨论。

　　2、“中国文化”古今一脉相承，但有着“传统”和“现代”之别：

　　中国传统文化，当指以儒家学说为代表的文化，也是“专制文化”——“上是负责、下是服从”，“谈到权利，往往待对方赋与，而谈到义务，则出于自身”，正是其本质的写照;

　　中国现代文化，系鸦片战争以降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文化——“马克思+秦始皇”便是它的形象描述，并且一度成为主宰社会的主流文化。

　　这两种文化，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必须加以改造，而唯有施行民主政制，才是“改造”的不二法门，舍此，别无它途。

　　3、所谓中国是个“人情社会”，“不存在社会与个人的对立”，有着“追求和谐、消除对立的国情”，中国文化的核心是“相让”云云，只是标榜，其实不然——故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一书中，有“文治胜过武功，成为中国政治上的传统，只不过口头如此歌颂，事实发展却不尽然”之语，读者当掩卷深思。

　　4、与中国大陆一样，日本，南韩，台湾，都是“泛神”的国家或地区，不是没有宗教，只是没有“国家宗教”，但这并不妨碍其民主制度的建立，换言之，“宗教”并不是“民主”的必然条件。

　　5、以“缺乏公德”的丑陋，作为拒绝民主的理由，如此“拿着不是当理说”，讳疾忌医，岂止荒唐?

　　6、同理，“中国传统上就没有公民社会的空间”，乃是专制制度所造成，怎能因此竟然说“没有必要”，乃至“公民社会是陷阱之论”“有道理”?

　　这般诋毁公民社会，近似歪理邪说，不知其可也。

　　7、既然认同民主脱离不开“法制(治?)与公德”，也承认中国“不是法制社会”，那就应该或者“移植西方的文化”，或者改造自己的“独特文化”，怎可坐而论道“怎么可能套用”和“行不通”也么哥!

　　总之，中国不仅国情“特色”，连文化也“独特”，意在以“特”对“同”，即以“个性”对抗“共性”，以说明民主在中国“不可行”，可谓强词夺理，有些甚至到了荒诞无稽地步。

　　四

　　需要指出的是，红朝建政之后，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其实是“共产”，釜底抽薪，已经把中国传统文化的经济基础破坏殆尽;而“马克思+秦始皇”的政制，也早就取代了“中国以伦理组织社会”。

　　如今，伴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步伐，中国加快了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把亿万农民从土地上解脱出来，加上市场经济不断深化，一切向钱看的价值取向，电视、手机和互联网的普及，彻底转变了人们的家庭婚姻等伦理观念，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也已经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

　　在事过半个多世纪的今天，还抱着“家庭伦理本位”的老黄历，岂不是如同“刻舟求剑”一般的滑稽?

　　五

　　严格地说，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国便踏上了改革开放的不归之路——尽管是从“被动”到“有选择的主动”，其间还不乏诸多的进退失据和反复，但跌跌撞撞一路行来，中国才得以从胡适所说的“百事不如人”，发展到如今GDP世界排名坐二望一，中国人民也从而享受到了西方先进的物质和精神文明。

　　——这就是170年来，中国“改革开放发展”的近现代历史。

　　揆诸这段历史，应认清“发展”须与“开放”互动并呈正比，树立双向“开放”的观点：既要让“世情”符合“国情”，也要让“国情”适应“世情”。

　　六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

　　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代替了，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

　　——这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当今世界，民主潮流浩浩汤汤不可阻挡，鼓噪“独特文化”“特色国情”以负隅顽抗，是为螳臂当车，可笑不自量，有道是“识时务者为俊杰”，不如及早自觉主动融入人类文明，这才是人间正道。

　　七

　　突尼斯和埃及的“茉莉花”革命，系对民主的正义诉求，乃是该两国人民的选择，我们不必妄说什么可行不可行;广场的血腥，乃是独裁者的暴力镇压所导致，不可不分青红皂白，笼统以“代价和风险极为高昂”论之;两国人民以流血和牺牲，不但把总统赶下了台，也迫使其他专制政权如古巴，不得不采取一些“让步政策”，以讨好人民，纾缓民怨，维护政权的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