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佛配什么链子好看:[理论研讨]独生子女政策与中国发展模式的困局

『经济论坛』 [理论研讨]独生子女政策与中国发展模式的困局 作者：中山水寒  发表日期：2009-4-25 12:18:00

回复 

        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2009年4月号，总第一一二期
http://www.cuhk.edu.hk/ics/21c/index_g.htm
　　
　　独生子女政策与中国发展模式的困局
　　
　　易富贤（中山水寒） daguokongchao@gmail.com
　　
　　2008年末，由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全球性金融海啸冲击了亚洲经济体。照理说，中国作为一个拥有十三亿人口的大市场，不应该受到很大的冲击，但是中国却受害甚大。中国经济外贸依存度（一定时期内进出口总额与GDP的比值）高达70%，国际金融危机导致发达国家消费萎缩，需求减少，从中国的进口减少，中国很多企业被迫减产甚至关闭。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中国出现新的失业潮。很多学者认为幸亏中国实行计划生育，否则这次失业潮会更严重，由此认为中国应该坚持不动摇现行计划生育政策。本文从人口结构角度分析中国的劳动力结构和消费结构，得出了与主流经济学家及人口学家截然相反的结论：计划生育导致内需不足，反而会增加就业压力，威胁中国的可持续发展。
　　
　　一、计划生育政策的目的之一是缓解就业压力
　　
　　当初实行计划生育的一个重要理由也是认为僧多粥少，就业压力大。中国独生子女政策是陈云、陈慕华为代表的计委系统首先提出的。陈云支持独生子女政策的一个重要理由是减少人口可以缓解就业压力 。1979年6月陈云在给老部下陈慕华副总理的信中指出：限制人口、计划生育问题同国民经济的发展一样重要，并为实行独生子女政策提出来五条具体建议 。
　　
　　邓小平同意实行独生子女政策，一个重要理由也是认为减少人口有利于解决就业问题。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务虚会上作报告时指出：“现在全国人口有九亿多，其中百分之八十是农民。在生产还不够发展的条件下，吃饭、教育和就业就都成为严重的问题。”1981年6月12日邓小平在会见尼日利亚民族党代表团时说：“人口多也是个负担。娃娃长大就业，一年就在七八百万。”
　　
　　独生子女政策副总设计师田雪原（中国社科院首批47位学部委员之一）1981年从就业角度研究了中国适度人口的数量，提出中国100年后的经济适度人口为6.5～7.0亿之间 。
　　
　　自由派学者何清涟等学者在很多方面持“不同政见”，但在计划生育上却与政府高度一致。她也认为中国人口太多，导致高失业率和高犯罪率，因此坚决支持计划生育。
　　
　　现在很多人也用就业压力作为理由反对调整人口政策。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基金会秘书长、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2005年还认为，宁要老龄化，也不要不充分就业 。殊不知，欧洲各国的经验表明，老年化不但导致劳动力短缺，也增加就业压力。劳动力短缺并不意味着充分就业，年轻人能胜任的工作，老年人并一定能胜任，这是一个结构性失衡的问题。就像计划生育引起性别比失衡一样，今后一方面出现“女人不足”（年轻），1996年至2005年出生婴儿的性别比达127 ，加上部分女性单身，意味着今后打光棍的男人比例将接近30%；另一方面，又出现“女人过剩”（老年），女人比男人长寿（比如寿命已经比较平稳的西方国家，1992年男人平均预期寿命为73.7岁，女人却为83.8岁 ），由于独生子女政策，大量老年女人将老无所养，成为“过剩”人口。总不能要二三十岁的年轻男子娶七八十岁的老年妇女吧？
　　
　　中央党校经济学部主任王东京教授认为计划生育“30年来，计划掉了3亿多人，但这还很不够。计划生育作为基本国策，还得坚持下去，绝不能让人口拖累未来” 。他的理由之一就是“中国的国情是人口多，就业压力大” 。
　　
　　在发达国家经济学家正在为老年化而忧心忡忡，并提出鼓励生育的时候，而被外界称为当今中国四大杰出经济学家之一的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程恩富教授却认为“老龄化社会是好事情，最好早点到来”，提出要实行更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最终达成“城乡一胎”，并以此来较快“先控后减”总人口 。他认为：“丁克家庭对祖国发展有贡献，应该享受高保。”他的依据之一就是少生孩子减轻就业压力 。
　　
　　计划生育导致中国“未富先老”。中国目前只有1.6亿60岁以上人口，只有4000多万城市退休人员享受社会养老（其他3/4老人靠子女养老），但是养老金缺口已经相当于一年的国民经济总收入的1/4了 。而今后是4亿老人等着社会养老（因为他们只有一两个孩子，没有足够的子女来赡养他们）。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正在考虑将男女法定退休年龄都提高到65岁以应对今后的养老金危机 。笔者认为，如其推迟退休年龄，不如停止计划生育 。笔者的该文被人民网推荐到首页 ，并在网上展开热烈的讨论。但是国家计生委系统的学者却反对人口政策调整，马瀛通教授认为中国计划生育是“为富先老”，是开创“未富先老”到“先老后富”的捷径，减少人口有利于解决就业问题 。
　　
　　可见，“减少人口缓解就业压力”自始至终都是中国实行计划生育的重要理由。
　　
　　二、计划生育导致就业压力加大
　　
　　其实“人口多导致就业压力”的观点与亚里士多德的“落体速度与其重量成正比”的理论一样荒谬。2007年美国人口3亿，失业率为4.8%；巴西面积相当于美国的91%，人口1.9亿，只相当于美国的63%，但是失业率却高达9.6%。阿根廷面积是印度的84%，人口只有印度的3.5%，但2007年阿根廷失业率为8.5%，印度为7.2% 。
　　
　　有人说，日本人口只有1.27亿，购买力却超过4万亿美元，比人口11.4亿的印度还要多，因此消费取决于人均收入而非人口数量。其实作为一个国家，有什么样的生产水平，就有什么样的消费水平，就业机会更取决于人口，而不是人均收入。一个萝卜一个坑，有多少的人口，就有多大的消费市场，就有多大的需求，就有多少就业机会。减少人口之后减少消费，哪里还有就业？比如，穷人买件衣服，可以提供一个低工资裁缝一天的工作机会；富人买件衣服，可以提供一个高技艺、高工资裁缝一天的工作机会，富人总不至于里三层外三层穿一大堆廉价衣服吧？日本4万多亿美元的购买力只能提供0.67亿个左右（总人口的50%左右）的就业机会，而印度3万亿美元的购买力却能提供5.1亿个左右（总人口的50%左右）就业机会。日本对低附加值的产品需求有限，而单位消费量的高附加值产品和服务所提供的就业并不多。以购买力计算，印度2007年人均GDP为 $2,600，这个购买力大概可以提供一个餐馆服务员的一年就业机会；日本2007年人均GDP为$33,500，但是也只能提供一个餐馆服务员一年的就业机会。日本即使消费饱和，所提供的就业机会也不过是满足日本本国的就业而已。伽利略用“两个铁球同时落地”的试验推翻了亚里士多德的理论。但是中国不少人口学家和经济学家至今不能理解“两个铁球”原理。
　　
　　笔者在《大国空巢》第13章中已经分析，计划生育所引起的家庭人口结构畸形所继发的家庭消费结构畸形是中国经济问题（包括失业问题）的根源。失业问题是因为产业结构的改变，减少新生人口并不能缓解失业压力，反而增加就业压力。比如，现在发达国家只需要不到25%的劳动力就能满足全社会的工农业需求，如果没有第三产业，70%以上的人就得失业。但是如果人口减少一半，消费市场也减少一半，仍然有70%以上的人找不到工作 。
　　
　　农业社会累死累活还难以维持温饱，无节假日，也没有失业问题。工业革命以来，失业问题一直存在。随着农业生产率的提高，所需劳动力不断减少；大量“失业”的农民进入工厂，生产衣服、电视、洗衣机、玩具等，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是工业生产的效率也不断提高，机器淘汰人力；“失业”的工人涌向第三产业，人们享受的服务越来越好。在失业压力的推动下，工作时间越来越短，节假日越来越多，社会福利越来越好。可见，失业是科技进步、生产效率提高的产物，而如何解决失业是改良政治制度的动力。
　　
　　古代农业社会失业率低，现在第三产业失业率也低，是因为“一对一”供给和消费，生产与消费容易和谐，失业率低。而劳动人口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移的过程（中国目前处于这个阶段）引起的失业问题最严重，制造业最容易出现失业，因为一个生产者供给多个消费者（随着生产效率的提高，越来越少的生产者就能满足所有人的需求），每个人都有需求，但是不是每个人都能满足别人的需求，总是有失业压力。
　　
　　只要有失业，就有“人口过剩”的舆论。但从宏观角度看，新产业的就业容量远比旧产业大，每一次产业革命，都使得劳动力需求增加，如果人口增长跟不上，就会出现劳动力短缺。英国在第一次产业革命时期人口增加3倍，失业率高，社会治安恶化，曾经处死失业的流浪汉。但正是由于大量富余人口使得英国顺利完成产业革命。 美国工业革命以来人口增加9倍，源源不断的新增人口满足了历次产业革命对劳动力的需求。1933年美国人口1.24亿，高达1/4的劳动力失业。2006年人口突破3亿，但失业率降低到只有4.8%。战后日本人口达到8千万，开始提倡少生。当人口突破1亿的时候，举国惶惶不安，并曾一度计划将人口收缩到8千万。而现在日本人口增加到1.27亿，比二战后多出了50%，却面临劳动力短缺。中国2005年产业结构相当于日本1950年代的水平，城市化水平相当于美国1913年的水平 。中国第一次产业革命还未完成，就已面临劳动力短缺(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人口已接近负增长，今后凭什么实现第二次、第三次产业革命？难道永远满足于目前的产业结构和发展水平？
　　
　　从这次金融危机可见，中国目前这种出口导向型经济已经走到了尽头。中国出口导向的经济需要两个必要条件：
　　其一，国内充足的劳动力。而从1950年代直到1991年，除了大跃进几年以外，每年出生人口都在2000万左右或者以上，其中1963年到1974年这12年平均每年出生2600万。这些时间出生的庞大人口成为劳动力，是中国经济腾飞的主要原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迅速腾飞，依靠的不是资金，不是技术，不是资源，而是人口，是充沛的劳动力资源。
　　
　　其二，稳定的国际市场。二战之后发达国家都出现婴儿潮，这个婴儿潮推动了消费，进而推动了生产，发达国家经济出现了几十年的黄金时期。年轻的劳动力结构促使这些地区不断进行产业升级。1960、1970年代，美国的婴儿潮人口带动了玩具、卡通、流行音乐的成长；1980年代，步入结婚活跃期的婴儿潮人口带动了房地产、汽车业的成长；1990年代，步入消费黄金期的婴儿潮人口又带动了个人电脑和互联网的成长。日本在1960年代后期社会发展水平与中国现在相当，当时日本中位年龄只有20出头（而中国2008年中位年龄已经有33.6岁了）；日本在1975年中位年龄还只有30岁。由于发达国家产业升级，在低端产品上为台湾、韩国等地腾出市场，为这些等地区的崛起带来了机遇。1980年代之后，中国逐渐接手低端工业产品市场。
　　
　　这些充足的劳动力加上广阔的国际市场奠定了中国三十年的繁荣。但是中国这两个优势都在逐渐丧失：
　　第一，由于计划生育，中国的年轻劳动力已经开始减少，根据2000年人口普查和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中国每年出生人口只有1300万左右（只占全球10%，意味着中国人口占全球比例还将急剧下降），只有1970年左右的一半，也只有印度目前每年出生人口的一半， 中国的劳动力优势正在丧失；而印度、巴基斯坦等国由于年轻的人口结构，正在接手低端产品市场，对中国构成越来越大的竞争。
　　第二，国际市场正在萎缩。除了美国以外，其他所有发达国家都已经遭遇了几十年的低生育率，人口结构正在老化。根据2008年的《世界概况》，2008各国的中位年龄分别为：美国36.7岁，澳大利亚37.1岁，挪威39岁，葡萄牙39.1岁，法国39.2岁，英国39.9岁，荷兰40岁，加拿大40.1岁，瑞士40.7岁，西班牙40.7岁，瑞典41.3岁，比利时41.4岁，奥地利41.7岁，意大利42.9，德国43.4岁，日本43.8岁岁。
　　
　　由于需求和消费信心不一样，年轻人作为消费者比老年消费者创造的工作机会要多得多，年轻消费者促使产业升级，而老年消费者却使得产业停滞。婴儿潮人口推动了发达国家的产业升级，但是现在除美国和澳大利亚以外，其他发达国家中位年龄都在40岁左右或以上，逐渐丧失了产业升级所需要智力和体力基础。而中国、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由于一方面有后发优势，一方面有年轻的人口结构，产业升级能力在上升，与发达国家的产品档次差距正在缩小。比如1980年代，冰箱、彩电等家电还算高附加值产品，中国需要为日本出口大量的服装才能买回日本的家电；但是现在中国家电的质量与发达国家差距不大了。中国今后会发现，出口了大量产品，却买不回多少东西（国内都能生产，不需要进口；或者是发达国家禁止出口高科技产品），结果出现贸易顺差。而发达国家由于产品出口不了，将会出现失业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发达国家必然设置贸易壁垒，限制进口，保护他们的传统产业。
　　
　　发达国家老年化还导致储蓄额降低。依照人们在工作时期进行储蓄，退休以后花费储蓄的理论，经济学家预测，2015－2030年，发达国家的储蓄额将呈现下降趋势。 储蓄额下降，意味着购买力下降，向中国进口也将减少。
　　
　　可见中国出口导向型经济已经走到了尽头。今后中国经济必须依赖内需。发展内需，必须有健全的人口结构。社会作为整体，就业取决于生产，而生产取决于消费，消费取决于人口，人口少的话，就业机会也少。
　　
　　《老子》：“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译文：三十根辐条汇集到一根毂中的孔洞当中,有了车毂中空的地方,才有车的作用。和泥制陶，正因为存在空腔，才有了陶器的作用。凿门窗造房屋，正因为留有较大的空间，才有了房屋的作用。所以，“有”的功能要通过“无”来实现。生产(“有”)是手段，消费(“无”)是目的，不能为了生产而生产。生产为消费服务是世界强国发展的客观规律。经济大国都是生产水平和消费水平都很高的国家。经济大国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依靠生产和消费并举，进口和出口两旺，引进和输出均衡，收入和支出双高。消费的增长标志民生改善和市场活跃，而这两个因素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世界经济正进入一个消费产品剩余化、多样化的时代，现在缺的不是生产者，而是消费者。消费者的发言权、影响力要大于生产者 。各国都强调生产与消费的和谐。
　　
　　根据2008年《世界概况》的全球各地区人口 和劳动力 的资料。2008年全球人口67.07亿，2007年劳动人口为31.13亿，生产者与消费者的比例为46.4%。下面是全世界人口上千万的地区（朝鲜、伊拉克等几个地区由于资料不全，而没有列入）劳动力（生产者）与总人口（消费者）的比例。
　　
　　表：各国劳动力与总人口比例（%），2007-2008年
　　地区 比例 地区 比例 地区 比例 地区 比例
　　阿富汗 45.9 古巴 43.4 马拉维 32.3 南非 42.0
　　阿尔及利亚 27.8 捷克 52.4 马来西亚 43.3 西班牙 54.8
　　安哥拉 57.0 厄瓜多尔 32.4 马里 43.8 斯里兰卡 35.4
　　阿根廷 39.6 埃及 27.0 墨西哥 40.7 叙利亚 27.7
　　澳大利亚 52.1 埃塞俄比亚 33.0 摩洛哥 33.2 台湾 46.7
　　孟加拉国 45.2 法国 43.6 莫桑比克 45.1 坦桑尼亚 50.7
　　比利时 47.5 德国 52.9 尼泊尔 37.6 泰国 56.3
　　巴西 50.5 加纳 48.4 荷兰 45.7 突尼斯 34.6
　　布基纳法索 32.8 希腊 45.9 尼日利亚 34.3 土耳其 32.7
　　缅甸 61.3 危地马拉 30.4 巴基斯坦 27.9 乌干达 44.7
　　柬埔寨 49.2 印度 45.0 秘鲁 33.7 乌克兰 46.9
　　喀麦隆 36.2 印度尼西亚 46.3 菲律宾 37.7 英国 50.7
　　加拿大 54.0 伊朗 43.6 波兰 43.8 美国 50.4
　　乍得 37.1 意大利 42.6 葡萄牙 52.6 乌兹别克 53.4
　　智利 43.6 日本 52.4 罗马尼亚 41.8 委内瑞拉 46.8
　　中国 63.5 哈萨克斯坦 53.6 俄罗斯 53.4 越南 53.9
　　哥伦比亚 45.6 肯尼亚 31.2 沙特 23.3 也门 27.4
　　刚果 22.6 韩国 50.1 塞加内尔 37.7 赞比亚 42.8
　　科特迪瓦 34.2 马达加斯加 36.4 塞尔维亚 29.1 津巴布韦 35.5
　　资料来源：《世界概况》
　　
　　从上表可见，大多数国家生产者与消费者的比例在50%以下。沙特等国家比例很低，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该国生育率高达3.9，二是因为妇女劳动参与率只有22%。缅甸高比例的原因是因为该国生育率已经降低到只有1.9，而由于艾滋病等原因，缅甸的婴儿死亡和儿童死亡率却很高。
　　
　　美国人口3.038亿，其中劳动力为1.531亿。就是说美国生产者（劳动力）与消费者（总人口）的比例为50.4%，基本是1：2的比例。在这种情况下，2007年美国的失业率为4.6%。美国已经完成产业结构调整，目前只有0.6%的劳动力从事第一产业，22.6%从事第二产业，而从事第三产业的劳动力高达76.8%。
　　
　　日本总人口为1.273亿，其中劳动力为0.667亿，生产者与消费者的比例为52.4%。2007年失业率为3.8%。日本4.6%的劳动力从事农业，27.8%从事第二产业，67.7%从事第三产业。
　　
　　巴西人口为1.963亿，其中劳动力为0.992亿。生产者与消费者的比例为50.5%。2007年失业率为9.3%。巴西20%的劳动力从事农业，14%从事第二产业，66%从事第三产业。
　　
　　印度人口为11.48亿，其中劳动力为5.164亿。生产者与消费者的比例为45.0%。2007年失业率为7.2%。印度60%的劳动力从事农业，12%从事第二产业，28%从事第三产业。
　　
　　中国的发展水平介入巴西与印度之间，在全世界算是中等水平。同样根据2008年《世界概况》资料，中国2007年劳动力为8.007亿。中国43%的劳动力从事农业，25%从事第二产业，32%从事第三产业。而依照官方的宣传，2007年末全国总人口为13.21亿 。那么2007年生产者与消费者的比例高达60.6%。但国家统计局长也承认公布的人口总数数据与客观数据有差距，2004年这一差距为4600多万人（主要是儿童），并且误差 “还有逐年扩大的趋势” 。笔者在《大国空巢》第15章中采纳客观调查的每年出生人口数据（不是国家计生委“修正”后的数据）和每年死亡人口数据，推算中国人口在2005年应该只有12.5亿 。而根据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近年每年只出生1300多万，死亡900多万，实际每年只增加400多万，那么2008年实际人口只有12.6亿左右。那么中国目前的生产者与消费者的比例高达为63.54%！生产严重过剩，而内部消费却极度不足，生产与消费结构极度畸形！
　　
　　假如中国生产者与消费者的比例像巴西和美国那样为50.5%左右，那么中国需要15.7亿消费者。独生子女政策减少上亿人口，等于丧失了一个巨大的的消费市场，大大增加就业压力。如果1980年不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反而彻底停止计划生育，那么到2005年将多增加1.3亿（最夸张估算是2.2亿）人口（消费者） ，只有1980年代初出生的大约3千多万（现在缺的就是这个年龄段的劳动力）进入劳动市场，相对于8亿多的劳动人口来说比例不高。中国目前妇女劳动参与率是世界罕见的高，达86%（世界平均只有67%，印度只有50%） ；如果停止计划生育，孩子数增加，妇女劳动参与率必然降低。就是说如果1980就彻底停止计划生育，现在总人口将有14亿多一点，而劳动力比现在的8.007亿还要少（妇女劳动参与率大幅降低），生产者与消费者的比例为52%左右，生产与消费的关系比现在和谐的多。
　　
　　中国目前有2亿劳动力从事工业，所生产的工业产品可满足16-17亿人口的需求。如果没有国际市场，那么中国将有大量人口失业。
　　
　　从人口结构看，中国制造的产品在国际市场的份额已经到了极限。2008年欧盟人口4.91亿，美国3.04亿，日本1.27亿，澳大利亚2100万，加拿大3300万。这些地区总人口9.76亿，其中劳动力4.71亿。只需要劳动力中的24%左右（1.13亿）就能满足所有这9.76亿人口的工业品的需求。也就是说，这9.76亿消费市场只能提供1.13亿个制造业的就业机会。假设这些地区50%的工业品靠中国生产，也只能给中国提供0.56亿个制造业的就业机会。
　　
　　目前，中国农业劳动力占43%的劳动力，而制造业已经很难再吸纳更多的就业人口了。因此，中国要缓解就业压力，必须尽快发展第三产业，而第三产业与内需是否强劲高度相关。然而，中国经济的结构性缺陷正是内需不足。
　　
　　
　　三、人口合理增长与内需性经济的形成
　　
　　除了人口结构不利于发展内需外，中国目前的分配制度也不利于发展内需型经济。根据人民网发布的国家发改委的资料 ：“1990－2005年，城乡居民的工资性收入在居民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从45.3%逐步提高到63.2%”，“我国职工工资总额占国民总收入中的比重偏低，2005年只占到10.91%”。2005年工资总额占居民总收入的63.2%，也占GDP的10.91%，那么居民总收入只占GDP的17.3%。
　　
　　根据2007年《中国统计年鉴》资料，2006年城镇就业人员劳动报酬总计2.42623万亿元，只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21.1808亿元的11.4%。根据新华网援引《新京报》的文章，中国百姓收入总额（工资收入、福利、农民收入、其他收入）占GDP的比重不足22％ 。
　　
　　这些不同来源的资料都说明中国老百姓掌握的财富才少了。而其他国家，劳动者的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分配率）普遍都在54％~65％，如日本1999年分配率为54.18%，美国2000年分配率为58.31%，德国2000年分配率为53.84%，英国2000年分配率为55.27% 。
　　
　　笔者在《大国空巢》已经分析，中国工资总额占GDP比例不断降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计划生育使得家庭缩小，降低了家庭生存需求的刚性底线。国家获取、消耗太高比例的财政支撑行政成本，垄断企业和资本获取太多的利润 。
　　
　　其他国家工业化过程，农民工进城都是有去无回的，城市化程度不断提高。而中国现在却由于计划生育引起国内消费萎缩，在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下，大量企业倒闭，农民工搭乘“绝望列车”返回农村，这在国际上是绝无仅有。
　　
　　中国的工资收入太低，导致购买力降低，内需不足就无法发展第三产业，导致中国第三产业迟迟发展不起来，并且产品只好廉价出口。但是同样由于国内老百姓购买力不足，无力购买国际产品， 结果出现贸易顺差，政府只好用来投资美国国债和“两房”债券。这次美国金融危机，使得中国几十年血汗劳动换来的外汇处于危险之中。
　　
　　易宪容认为：“如果中国外汇储备不购买美国国债，那么世界上还有什么比美国国债风险更低的金融资产？因此，我认为，就目前国际金融市场的动荡来说，购买美国国债可能是降低中国外汇储备风险最好的方式。中国外汇储备持有金融资产的结构，应该是加大美国国债的比重。”
　　
　　易宪容的观点虽然遭到很多人的反对，但是确有道理。因为光是从外汇储备的安全性角度来说，确实还没有比美国国债更加安全的了。存在中国的银行，更加不安全。物质资本是报酬递减的，人力资本是报酬递增的。投资必须经过人力资源的转移，才能保值或增值，否则就是废纸一堆。而从长期角度看，确实只有美国有能够将投资进行保值或升值的人口结构。欧洲和日本由于人口老化，今后将出现严重的金融危机，中国如果投资欧洲和日本的长期国债，今后很可能血本无归。
　　
　　那么真的没有比投资美国国债更加合算的吗？不是！投资中国本国人口比投资美国国债更为合算。战国时期商鞅就认识到了这一点。商鞅认为：“有了金子，粮食就没有了；粮食有了，金钱才能有。粮食价格低贱，钱就值钱，农民穷而商人富，如果这样兵力就弱，国家的实力一定会被削弱直到灭亡。一两黄金输入到国境内，十二石的粮食就会运到国境外；十二石粮食输入到国境内，黄金一两运到国境外。国家喜欢在境内积聚黄金，那么黄金和粮食都会丧失，粮仓和金库都会空虚，国家会弱小；国家喜欢在境内囤积粮食，那么粮食和黄金都能产生，粮仓、金库都会充实，国家就强大。”
　　
　　商鞅的这种观点其实非常符合现代人力资本理论。因为当时粮食是制约人口和经济的最主要因素，粮食可以养活更多的人口，转变为人力资本，而人力资本是递增的；而黄金是物质资本，难以增值。因此要注重积聚实物而不是金钱，投资人口（通过粮食等实物）是最大的投资。现在中国很多经济学家还达不到商鞅的学术境界，还在鼓励出口实物以换取外汇储备，外汇储备不断增加，同时民生压力却也在不断增加，老百姓养不起孩子了，中国生育率从1990年的2.2左右下降到1995年之后的1.2、1.3左右。如果用这些外汇投资于人口（提高分配率，增加教育、医疗等投入，降低老百姓的养育成本，让主流家庭养得起三个孩子），今后的收益将是巨大的。对于今后老年化来说，现在每个家庭多生一两个孩子，比任何其他投资都更有意义。
　　
　　笔者2004年就提出“人多意味着创造的就业机会也多”，“中国近二十年是就业问题，二十年后是老年化问题。停止计划生育是一举两得：缓解现在的就业压力和今后的老年化压力” 。但是当时主流经济学家还认为减少人口有助于缓解就业压力。樊纲这样顶级经济学家都认为“宁要老年化，不要不充分就业”。现在张五常这样的权威经济学家还在从出口型经济角度反对提高工资 。张五常是将中国当成企业，而不是当成社会。作为企业，劳动力成本降低当然有利于提高企业竞争力，提高企业抗风险能力；但是如果整个社会的劳动力工资都偏低，那么社会整体购买力将降低，将没有钱购买企业的产品，那么大量企业就会倒闭。如果中国工资总额继续像现在这样只占GDP的11%，根本不可能拉动内需，就业就完全只能依赖国际市场，而随着国际市场的饱和，中国将出现高失业率。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之以前没有认识到这个道理，是因为中国工业产品主要是满足国际市场，而不是用来满足内需。
　　
　　四、美国应付金融危机的启示
　　
　　美国政府应付金融危机，往往通过减税以刺激消费，因为减税让绝大多数中产阶级都获益，减税可以直接转变为购买力，从而让企业稳步运转。但是中国由于工资收入太低，减税效果不大。中国国务院研究中心专家指出：中国有60%的居民月收入在3000元以下，调高所得税的起征点作用主要是对中等偏上收入的家庭会产生效应，但这些家庭实际上边际消费率是比较低的。因此，提高个税起征点可能很难起到扩大内需、拉动消费的作用 。
　　
　　美国也还有些人根本不缴税，减税不能让这些人获益。因此美国除了减税以外，还直接按人头发钱以促进消费。比如2008年美国政府给每个成人发放600美元，给每个小孩发放300美元。一个五口之家可获得2100美元，大大增加社会购买力。
　　
　　中国政府喜欢通过投资来拉通内需。其实投资在近期是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但远期就会成为供给，要是到时候消费跟不上，就会成为不良资产。就是说，现在的投资反而进一步畸化今后的生产和消费的关系。中国政府这次准备投资4万亿以拉动内需。笔者认为应该尽可能让全民收益（才能提高整体购买力），而不能只让部分人收益（不能提高整体购买力）。不能继续投资于基础设施建设、房屋以及大项目了，而应该部分用来降低教育、医疗等的民生成本（老百姓消费信心大增，可以腾出钱来用于其他消费），部分用来直接发钱。比如这次四万亿元的一半用来直接发钱，所有13亿人口每人发1500元（或者1500元购物券），那么一方面大大增加民间购买力（贫困地区农村将也能够消费冰箱、洗衣机、彩电、玩具等产品了），增加企业就业率，另一方面也降低贫富差别。
　　
　　中国1950年代末开始的经济危机是生产性危机，是因为生产不足，物质短缺。现在的经济危机是消费性危机，是因为金融市场混乱，导致生产与消费脱节，但是并没有破坏生产能力，也没有破坏消费能力，只要将金融市场理顺，能够度过危机，因此这次危机还只是软伤。而今后却可能出现第三种危机：生产性危机与消费性危机并存。欧洲、日本、中国老年化之后，一方面降低生产能力和创新能力，一方面却又不敢消费，对全球经济来说将是硬伤。
　　
　　美国这次金融危机还是小危机，就像一个调皮的小孩不小心玩火烧了房子。今后欧洲和日本老年化所引发的危机才是大危机。而再以后中国的老年化所引发的危机更是将震撼全球。
　　
　　
　　五、结语：停止计划生育、促进内需成长
　　
　　发展观决定人口观。以前中国是外向型经济，市场（国际市场）与本国人口无关，那么为了提高就业率，一方面需要靠低工资提高企业竞争力，一方面通过减少人口降低失业率。但是现在发现市场并不是恒定的，国际市场份额已经到了极限，经济增长必须依靠内需。发展内需就必须一方面提高消费者的数量（停止计划生育并鼓励生育，让主流家庭养得起三个孩子，使得生育率恢复到世代更替水平），一方面提高人均消费者的购买力（提高工资总额占GDP的比例，并健全社保制度，降低教育、医疗等民生成本）。内需增加之后，才可能发展第三产业，而第三产业才能有效降低失业率。
　　
　　结论：如果不停止计划生育，内需型经济无法发展起来，失业问题也永远令人头疼。

关注楼主收藏转发至天涯微博

 
 

• 西安世园会 “天人长安 创意自然”绿色引领时尚！
• 网上春熙路 网上春熙路，实体商誉保证，数万货品任您挑

更多品牌专区>>

• 金道环球投资外汇交易首选 "无跳空"外汇交易平台,任达华代言,金道集团成员
• 更多>>

作者：中山水寒　回复日期：2009-04-25　12:38:10　

回复 

　　易富贤博客中国专栏：http://vip.bokee.com/name/fuxianyi
　　光明网《光明观察》周刊易富贤文集: http://guancha.gmw.cn/author.aspx?id=265
　　易富贤网易博客：http://yi.fuxian.blog.163.com/
　　2008年度百位华人公共知识分子简介（政右经左版）
　　http://zhengyjz.blogspot.com/
　　2008天涯百大名人榜 (第34位)
　　http://cache.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free/1/1502523.shtml
　　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free/1/1494942.shtml
　　2007天涯百大名人排行榜 （第17位）
　　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free/1/1065139.shtml
　　
　　《大国空巢》幻灯片（我的博客将提供更新版网站链接）：
　　http://www.han5000.com/attachment.php?aid=15667
　　http://home.ca.astound.net/~maxiangjiang/china_population.ppt
　　http://home.ca.astound.net/~maxiangjiang/china_population.ppt.zip
　　http://218.12.76.222:81/down/dgkc2008-10-16ex.ppt
　　http://218.12.76.222:81/down/dgkc2008-10-16ex.zip
作者：中山水寒　回复日期：2009-04-25　12:40:10　

回复 

　　《大国空巢》第13章、计划生育所致的畸形家庭消费结构是中国经济问题的根源
　　
　　13.1、目前经济问题的根源——寄生经济
　　13.2、从人口结构和产业结构看现在的失业问题和今后的劳动力短缺
　　13.3、计划生育代表的是“以物为本”的发展观
　　13.4、医疗、教育、人口－－可持续发展的三个层次
　　
　　13.1、目前经济问题的根源——寄生经济
　　
　　从前面几章的分析表明，消费萎缩是中国很多经济问题的根源。而消费萎缩又是因为工资收入占GDP的比重不断下降所致。工资收入比重下降又是因为行政成本、垄断企业与资本三者合起伙来拿走了GDP和经济增长的绝大部分。行政成本增高、官员冗杂，一方面直接消耗财政，更重要的是充沛的财政收入变成滋生腐败的土壤，官商勾结、官员腐败使社会财富大量集中到特殊利益集团手中。导致政府在教育、医疗等方面的投入不足。行政成本以及衍生的腐败成本增加，最终由老百姓买单，形成了旷日持久的低工资现象。贫富差别日益扩大，老百姓不敢消费，储蓄率增高，继而引起就业不振，经济后劲不足。政府花了九牛二虎之力，又“盯上”老百姓的储蓄，甚至连医疗、教育都产业化，以求拉动内需，但起效甚微，存款还是越来越多，消费还是越来越萎缩。真是渴死在长江边上。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被官商勾结的利益集团所瓜分，百姓生活的改善几乎可完全“归功”于孩子生得少，使中国提前进入养不起孩子的时代，出现了独生子女家庭也供不起孩子上学的咄咄怪事。
　　
　　部门（无论是地方政府，还是教育、医疗、房地产部门）都有利益最大化的倾向，中央政府应该严加限制，而不能纵容。
　　
　　总部设在瑞士日内瓦的世界经济论坛（WEF）自1979年以来，每年都发布一份全球竞争力报告。《全球竞争力报告》揭示，中国的国际竞争力排名持续下滑，2003～2004年度比上一年度下降了4位，导致下滑的重要原因在于，中国的公共制度改善指数和宏观经济环境指数继续出现大幅度下滑，前者下滑14位，后者下滑19位，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考核评价指标的调整，其中一项“政府开支”调整为“政府浪费”；2004～2005年度又较上年度下降2位；2005～2006年度再次下降3位，原因是中国的宏观经济环境质量有所下降，世界经济论坛认为中国公共机构中最需解决的问题包括：提高银行系统的效率；改善社会基本保障体系以应对日益增多的失业和老龄人口；提高保健与教育体系质量，以确保中国人力资本的可持续发展。2006年9月26日公布的《2006-2007年全球竞争力报告》显示，中国的排名从第48位下滑到了第54位，而印度则由第50位上升到第43位。WEF指出，中国的新技术参与度较低，成为排名下降的主要原因。此外，中国在银行体系、教育和环境等领域有待提高。WEF还建议，中国应在降低政府管理负担、加大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努力。
　　
　　中国行政成本位居世界之最，其原因在那里？说是制度因素吧，古巴、越南等国行政成本不高；说是文化因素吧，日本、韩国等国行政成本不高；说是中国特殊的发展阶段吧，当年发达国家在中国目前水平的时候行政成本不高，比中国发展稍前、稍后的泰国、印尼、印度等国的行政成本也不高。
　　　　
　　那么导致中国行政成本奇高的一个重要原因（当然不是唯一原因）就是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导致家庭消费结构畸形，给中国的行政（管理产业）、房地产、教育、医疗产业带来了丰厚的利润，增加了腐败的空间。就是说我们少生孩子所“节省”的钱被行政、腐败、房地产、教育、医疗、境外市场“盯上”了。
　　
　　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的比较优势在于劳动力的廉价。但独生子女政策导致单个劳动者培养成本的大幅提升，劳动力必然会不廉价（从个人来说并不收益，因为成本高），在这种情况下优势变成劣势，而且产业升级并未完成，导致我国的劳动力就业高不成低不就，社会处于畸形发展状态。比如要是用低成本（比如美国大学生每年学费、生活费加起来相当于人均GDP的1/4左右，那么中国每年费用就只应该为3500元左右）培养一个大学生，4年花费1.4万，毕业后月薪2000元，扣除生活费，一年多就可以挣回成本，对月薪2000元应该还算满意；要是培养成本每年高达1.5万元，4年大学成本6万，毕业后月薪只有2000元的话，至少需要4年多才能挣回成本，那么月薪2000元就显得太低了。
　　
　　计划生育使得家庭缩小，只需要比较少的收入就可以维持家庭基本消费，降低了家庭生存需求底线。国家获取、消耗太高比例的财政支撑行政成本，企业和资本获取太多的利润。政府不可能自觉约束开支，无限政府的钱永远不够花，这是经济学和现代行政学早已共同揭示的朴素真理。远的不说，从2000年到2004年，政府财政收入4年翻一番，由1.3万亿元上升到2.6万亿元，大大高于同期国民收入增幅，可政府还是连年闹赤字[1]。中国政府的监督机制还没有健全，政府唯一受限的就是民众的生存底线。近年开始关注底层的生活，就是因为底层的生存底线已经受到威胁，直接威胁社会稳定。
　　
　　为什么民众对改革的反思直到现在才大规模出现？原因是1980年代以来，工业化的内在规律决定了中国经济处在一个发展上升阶段，虽然工资收入占GDP的比例不断下降，而国家行政成本和腐败成本增加幅度远高于GDP增长，更是远远高于老百姓的收入增加，但老百姓的绝对收入还是有所增加，老百姓本能地纵向比较，有种“知足”感。并且国家财政支出不透明，老百姓感受不到行政成本和腐败成本的增加程度。等到近年教育、医疗产业化、房地产问题出现后，已经威胁到普通老百姓的生存底线，才发现我们的很多改革并不是十全十美，有些甚至是极不合理的。其实农民在1990年代中期就已经感到生存底线受到威胁，只是农民没有发言权。城市对威胁的感受滞后，一方面是城乡差别，城市普通百姓经济生活水平比农村高，另一方面是因为城市平均只有不到1个孩子，农村平均超过1.5个孩子。要是主导社会发言权的城市主流家庭一直就有三个孩子，家庭生存底线就会明显提高，就无法容忍国家对民生投入如此之低，行政成本和腐败成本增加的余地就不大，医疗、教育、住房等行业也就没有太多的利润空间，经济就会比较健康地发展。
　　
　　最先感受到生存底线受到威胁的是超生农民，因为中国的主流消费和公共消费（如医疗、教育、行政等）是依照城市主流家庭的收入而设计的，农村的教师（民办教师除外）、医生、乡镇干部的待遇都是对照城市员工的收入而不是农民收入。而城市主流家庭只有一个孩子，这样农村超生家庭养育两三个孩子的代价就比正常水平要高，就是说他们除了超生罚款外，还以很高的成本养育两三个孩子。但是对于他们先觉的苦难，城市居民往往加以嘲笑，说他们的贫困是因为超生。
　　　　
　　经济活动的核心是人，是劳动力，让我们从劳动力的角度看看行政成本增高的原因。
　　　　
　　从理论上讲，劳动力价值就是劳动力再生产的全部费用。根据劳动力再生产的方式和层次，这笔费用必须包括以下几个基本部分：
　　　　
　　其一，劳动力简单再生产的费用：劳动力日常更新的费用（日常衣食住行的生活费用）和医疗保健的费用（通过医疗保健，防止劳动力的丧失、促使劳动力快速恢复、延长劳动力的劳动时间）。
　　　　
　　其二，劳动力扩大再生产的费用：教育的费用。这个费用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指劳动者本人接受劳动培训，另一方面是劳动者子女的教育（劳动者过去的教育费用已经由其父母承担，给劳动者子女的教育等于补偿劳动者父母过去在劳动者身上的教育花费，是教育成本转移补偿）。
　　　　
　　其三，劳动力完全更新的费用，也就是劳动者繁衍儿女的生活费用。劳动力的寿命是有限的，必须通过生育加以更新，劳动力的稳定是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根据人力资本理论，一个人人力资本积累的大部分发生在家里，特别是在生命周期的最初阶段。劳动者进入企业时，这个成本早就由父母完成积累，企业提供劳动者养育儿女的费用等于是生育成本的转移补偿（其中教育的费用与上面第二部分重叠）。
　　　　
　　其四，劳动力丧失的风险保障（如失业保险、养老保险等）的费用。
　　　　
　　这些费用包括劳动力简单再生产与扩大再生产的基本费用。
　　
　　主流家庭需要养育三个孩子才能保证整个人群的世代更替，才能保证今后劳动力数量不减少。计划生育减少孩子数量，等于是政府和企业克扣劳动力用来养育子女的这部分工资。对城市来说，等于克扣了这部分工资的2/3。农民工的人口再生产在农村完成，进城打工拿的是低工资，等于是被克扣了工资组成部分中用来养老、养育子女、教育子女的全部费用。这是中国现行经济模式的症结所在，是很多社会问题的根本原因。中国高昂的行政成本很大部分是从克扣这部分工资开始的，随着行政成本和腐败成本的增加，随着医疗和教育的产业化的出现，加上住房商品化和低价买断工龄，等于工资的四个组成部分都被克扣，企业支付给劳动者的报酬甚至维持不了劳动力日常的简单再生产。
　　
　　垄断企业、政府、民营大企业获取大量利润，有这个利润，在其他方面就有“浪费”的余地，用这个利润可以补偿其他要素的高成本，而小型企业因为税收太重，无力进行技术改造，导致粗放式的发展。就是说，垄断企业、政府、民营大企业获取劳动力的大量剩余价值，有能力完成产业升级、完成技术改造，但却没有这么做的动力和压力，并且由于资本收入过高，企业宁愿用于重复投资摊大饼而不愿用于产业升级和技术改造。
　　
　　由于资本收入高于劳动收入，资本收入增加必然导致投资增加，政府和企业用获取的劳动力的剩余价值增加投资。但是无节制的投资，盲目地扩大再生产，导致生产过剩。由于缺乏监督和约束，政府投资往往是低水平重复投资，造成了大量的资金浪费，最终形成了大量的不良资产。而劳动收入太低，加上计划生育所引起的家庭缩小，必然导致消费降低。资本收入转变为生产，而劳动收入转变为消费。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尖锐矛盾，引起目前的过剩经济，导致利润降低。中国目前仍然为外资看好的原因在于：虽然总利润不高，但是中国的劳动收入低，资本收入仍然不低，外资仍然有积极性。但是随着投资的扩大，生产进一步增加，而消费进一步下降，生产与消费的矛盾将加重，利润将更加下降。外资可能会转向印度等国。
　　
　　就是说投资在近期是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但远期就会成为供给,要是到时候消费跟不上，就会成为不良资产。同样，计划生育限制人口再生产，暂时是有利于物质再生产的，但是其中期后果是家庭结构缩小引起消费萎缩，长期结果是劳动力短缺和老年化。
　　
　　中国的问题浅层表现在生产和消费的矛盾，深层表现在人口再生产和物质再生产的矛盾。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源是没有“以人为本”，没有看清“人”的多重性和阶段性：人口，人口，人有手也有口，“手”代表生产，“口”代表消费，当初实行计划生育的目的就是减少“口”。但是现在看来，“口”也很重要。人既是消费者，又是生产者；在某个阶段是消费者，在另一个阶段是生产者。计划生育既减少现在的消费能力，又减少今后的生产能力。年轻人作为消费者比老年消费者创造的工作机会要多得多，并且年轻消费者促使产业升级，而老年消费者却使得产业停滞。国家人口构成中年轻人的大量缩减不但无法解决中国的就业问题，反而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失业率提升。
　　
　　从劳动力再生产的方式，可见现在城市和沿海的繁荣很大程度上是廉价利用农村的劳动力积累，工资只支付了劳动力的日常再生产的费用。由于人员流动已经全国化，并且是单向的，国家需要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等途径，筹措免费义务教育等经费，返回农村和内地的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
　　
　　有人可能会问：难道一个家庭少生一两个孩子会有这么大的影响？想一想，社会是由人组成的，而家庭是社会的细胞。还有什么比家庭结构的畸变对社会影响更大的了？主流家庭在被强制的情况下都出现家庭结构畸变，必然引起整个社会结构的畸变，首先表现在经济结构的畸变就不足为奇了。目前决定生产的不是供给能力，而是需求的多少。家庭消费是社会消费的基本单位，家庭消费畸变必然导致社会消费畸变，从而影响整个社会的经济态势。研究中国的经济，绝对不能忽视家庭结构的因素，因为这是中国最特殊的“国情”。其他国家在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都有比较高的生育率。中国的计划生育不仅仅破坏人口结构，造成“未富先老”，更破坏了经济结构，导致经济后劲不足。
　　
　　要是城市主流家庭有两、三个孩子，会容忍工资总额只占GDP的12%？只占12%活得下去？城市主流家庭有两、三个孩子，刚性需求增加，生存底线提高，工资占GDP的份额就必然提升到合理的水平，老百姓就会有消费能力，而消费是经济的动力。垄断企业、资本、财政税收也就不可能有那么大的暴利空间，经济就会健康发展，社会也就更加和谐。
　　
　　有人说一个孩子就已经感到困难了，要是有两三个孩子的话，根本养不起，幸亏只有一个孩子。我们再仔细算一笔养孩子的帐：中国工资总额只占GDP的12%，加上农民的收入和合法的其他收入（如福利），根据中国社科院李志宁教授的估算，占 GDP的1/4，但是养活了99％的民众；GDP 的1/3 是腐败成本，被1%的人掌握。此外还有行政成本等其他开支。而其他国家光是工资总额就占GDP 的54%-65%。2005年10月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杨宜勇告诉《第一财经日报》，政府已经掌握了社会剩余产品总价值的87.5%，留给社会的只有12.5% [2]。就是说中国老百姓掌握的财富太少了，现在是朝有余财，野有饥民。假如中国老百姓掌握的财富从目前的25%上升到50%（这个要求不算高） ，意味着每个家庭财富增加一倍。假设现在的财富单位为100，夫妻双方加上独生子女，平均每人33.3；增加1倍，财富单位为200，一个家庭养育三个孩子，共五口人，每人财富单位40，人均财富拥有量比现在还要多。并且主流家庭都养三个孩子的时候，由于规模效应，养孩子本身的成本将会降低，总体生活水平比现在高多了。
　　　　
　　而要是1980年不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并彻底停止计划生育，不过增加1.3亿人口（最夸张估计不超过2.2亿），只有1980年代初出生的大约三千多万（最夸张估计不超过五千万）进入劳动市场的，相对于目前9亿多的劳动人口来说比例不高，对现在的就业影响不大（并且，虽然全国总体劳动力并不短缺，但现在结构性劳动力短缺缺的就是这个年龄段的劳动力），但是养育这1.3亿（2.2亿）人口减少妇女工作时间（根据联合国《2005年人类发展报告》，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罕见地高，相当于男性的86%，在全世界排名17位），而这1.3亿（2.2亿）人口的本身消费又增加就业机会，尤其是消费理顺后增加大量的就业机会。因此，没有1980年代的计划生育，总体来说还能大大缓解现在的就业压力。从物质上来说，现在养活13亿和养活14.3亿（15.2亿）没有太多差别，何况目前中国的“库存积压商品总值”就已经超过GDP的40%。
　　
　　现在中国问题可以用一个新词来概括：寄生经济。计生委不创造任何社会价值，但是凭借特权而寄生，这是“寄生经济”最浅层的含义；由于计划生育导致家庭结构畸形，使得行政成本、垄断企业与资本三者拿走了GDP的绝大部分，并给房地产、教育、医疗产业带来了丰厚的利润，这是“寄生经济”的深层含义。在这种寄生经济的模式下，必然压制正常消费，导致消费萎缩，老百姓生活压力加大。就是说计划生育直接限制的是生育权（种族生存权），但间接也同样限制了个体生存权（生活压力增大）。
　　
　　硕鼠硕鼠，无食我儿！
　　三岁贯你，莫我肯劳。
　　誓将除你！复我乐郊。
　　乐郊乐郊，谁之永号？
　　
　　需要说明的是，计划生育所致家庭结构畸形是消费萎缩的充分条件（“有之必然，无之未必不然”），不是必要条件。家庭结构畸形必然导致消费萎缩和经济问题；但是家庭结构健全，消费不一定健全，也有可能出现消费萎缩，也可能出现经济问题。而健全的人口结构是健全的经济的必要条件（“无之必不然，有之未必然”）。
　　　　
　　寒门出孝子，白屋出公卿。同样的道理，一个廉洁高效的政府也只能是逼出来的。计划生育不但娇惯了孩子，更惯坏了政府，使得行政成本不断上升。“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奢华的行政成本要降下来不容易。
作者：中山水寒　回复日期：2009-04-25　12:45:02　

回复 

　　13.2、从人口结构和产业结构看现在的失业问题和今后的劳动力短缺
　　
　　实行计划生育的一个理由是僧多粥少，就业压力大。难道粥是天上掉下来的？社会作为整体，有消费才有需求，有需求才有生产，有生产才能提供就业，有就业才有能力消费，这是一个良性循环。生产是为了满足需求，贸易是用来交换产品，如果生产主要是换外汇（而不是产品和服务），那么等于是帮别人干活。一个萝卜一个坑，有多少的人口，就有多大的消费市场，就有多大的需求，就有多少就业机会。减少人口之后减少消费，哪里还有就业？
　　
　　侯若石、何茂春、丁刚等学者认为消费实力是一种国家实力（《消费能力体现大国实力》环球时报2006年12月13日）。生产为消费服务是世界强国发展的客观规律。经济大国都是生产水平和消费水平都很高的国家。经济大国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依靠生产和消费并举，进口和出口两旺，引进和输出均衡，收入和支出双高。消费的增长标志民生改善和市场活跃，而这两个因素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世界经济正进入一个消费产品剩余化、多样化的时代，现在缺的不是生产者，而是消费者。消费者的发言权、影响力要大于生产者。中国的强大不仅取决于我们能够制造多少产品和我们制造了什么产品，也取决于我们买什么商品，买多少商品。
　　
　　有人说，日本人口只有1.27亿，购买力却达到4万亿美元，与人口11.3亿的印度差不多，因此消费取决于人均收入而非人口数量。但是百姓的基本生活消费是一定的，那么产品供应量也必须是一定的。比如对粮食和衣服等的需求，不论富人还是穷人，消费相差不大。同样4万亿美元的消费量，日本的消费只能提供6600万个左右的就业机会，而印度却能提供5亿个左右就业机会。日本对低附加值的产品需求有限，而单位消费量的高附加值产品和服务所提供的就业并不多。日本即使消费饱和，所提供的就业机会也不过是满足日本本国的就业而已。即使发达国家的低端产品全部依赖中国和印度提供，所提供的就业机会也不多。
　　
　　就每个人来说，幼年时代单纯是消费者，青壮年时期生产大于消费，老年的时候又是消费为主。由于物质资本是报酬递减的，人力资本是报酬递增的，青壮年消费能力如果主要用于人力资本的投资（培养下一代），这样不但能够使得老有所养，并且促进社会进步。计划生育却打断了这种天然的投资链，让青壮年强盛的生产能力部分空耗（过度娱乐），部分用于物质资本的积蓄（比如通过出卖产品换取外汇），那么这个资本的报酬是递减的，不但养不了老，也不利于社会进步。
　　
　　计生委宣称1980年开始的独生子女政策减少3亿人口（笔者认为只减少1.3亿，最夸张估计也不会超过2.2亿），等于丧失了一个相当于整个美国人口的消费市场，对中国的经济的负面影响可想而知。因此像中国和印度这样的人口大国，经济发展必须依靠内需，才能做到生产和消费同步升级。未来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来自于中国的内需，来自于如何把中国国民的消费潜力发挥出来，使中国经济从依靠资本驱动转变为依靠内部消费的驱动。
　　
　　工业革命以来，生产与消费的矛盾一直存在。消费往往是主导产业革命的动力。以前绝大多数人辛苦劳累于土地上，还难以获取足够的粮食。随着品种的改良、农业技术的提高、化肥的使用，农业生产率提高，现在工业国家只需要1-2%的劳动力就能满足所有人的粮食。如果消费结构不改变，那么意味着98%的劳动力将失业。这些“失业的”的劳动力就转移到其他行业，生产衣服、电视、洗衣机、冰箱、玩具等，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是随着机器的引进和技术的进步，工业生产的效率也提高，现在发达国家只有20%-25%的劳动力从事第二产业。如果没有新的消费需求，那么70%以上的劳动力就得失业。有需求就有生产，现在发达国家70%以上的劳动力从事第三产业，人们享受的服务越来越好。现在美国农业只占GDP的0.9%，工业只占20.4%，而服务业占78.6%。
　　
　　资本的逐利性使得它追求以最少的代价满足更多的需求以赚取更多的利润，即生产的人越少越好（减员增效）。企业的这种逐利是基于开放系统，面对的是全国（甚至全球）大消费市场，企业可以做到减员增效，将减下来的员工推到社会。两百多年以来，技术进步和机器的引进一直在淘汰人力。每个领域都会提高生产效率，所以就得不停的创造新的需求来增加岗位解决就业问题，“就业替代”频繁，经常出现“技术性失业”。新行业在开始时候往往还没有成熟，不能及时吸纳被旧行业淘汰“下岗”的人员，这种行业更替的滞后性导致总是有失业。
　　
　　有人说，只要有失业就说明人口过剩，人口政策松不得。依照这种逻辑，中国出生性别比问题也没有什么可担心的，男人娶不到老婆只怪自己素质低，高素质的男人哪会娶不到老婆的？谁说男多女少的？没看到那些官员富豪都养了一堆的情妇吗？分明是女人过剩吗？
　　
　　社会作为整体是封闭系统，就必须保证生产和消费的和谐，减下的员工如果不能及时有序地转移到新的行业，他们将没有购买能力，那么生产出来的东西卖不出去，也会导致生产萎缩，减员就不能增效。“减员增效”是资本的自然属性，政府应该适当限制（发达国家保护员工的权益，其实就是控制雇主的“减员增效”）和引导（创造新的就业行业），既部分满足企业的追求，又缩短行业更替的滞后时间，让新行业及时接纳旧行业淘汰的人力。一个政府如果无力创造新行业，就没有资格去鼓励旧行业“减员增效”，否则谁为失业的员工买单？ 可见，企业行为（家庭行为）和政府行为不能是一样的。但是中国政府却用企业思维来管理政府。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是资本驱动型的而不是消费驱动的，各级政府盲目追求投资。
　　
　　由于有失业的存在，社会上就会产生“人口过剩”的舆论，就有控制人口的呼声。但是从宏观角度看，新产业的就业容量远比旧产业要大，每一次产业革命，都使得劳动力需求增加，如果人口增长跟不上，就会出现劳动力短缺。
　　
　　英国在18世纪第一次产业革命时期，将农民从土地上赶走，但是工厂却又不能吸纳农村转移的劳动力，失业率高，城市社会治安恶化，曾经处死失业的流浪汉。马尔萨斯人口论就诞生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但是正是由于大量富余人口（英国工业革命期间人口增加到3倍）使得英国顺利完成产业革命。1960年代和1970年代“人口爆炸”的思潮弥漫欧洲，英国、荷兰等国的一些学者曾经提出减少人口的设想（由于过于荒谬，决策层没有采纳），然而现在欧洲劳动力短缺，需要引进移民。
　　
　　日本在二战之前，是鼓励生育，明治初年采取了奖励生育政策，对贫困家庭，发给育儿补贴，实行孕妇登记、死产检查制度。1941年颁布了《确产人口政策纲要》，政府采取早婚多育的措施，鼓励一对夫妇生育5个孩子。二战之后日本人口达到8000万，但是随着经济的转型，失业率增高，开始限制生育（只是提倡，不像中国这样强制进行）。1949年内阁成立“人口问题审议会”。同年，众议院通过“关于口问题决议案”，决定健全和普及家庭生育计划。1954年，“人口问题审议会”要求把节育作为家庭计划的一部分。当人口突破1亿的时候，举国惶惶不安，并曾一度计划将人口收缩到8000万左右。1974年4 月，经“人口问题审议会”通过，正式发表了以“日本人口动向——静止人口”为题的《人口白皮书》，强调日本的人口问题是世界上最尖锐的，把静止人口作为日本的发展目标，并把优生优育放到首位，政府重视人口宣传教育，从70年代起，开始在小学、中学、大学、加强人口教育。而现在日本人口增加到1.27亿，比二战后的8000万多出了50%，然后却面临劳动力短缺。
　　
　　美国产业革命的完成也伴随着人口激增。1860年美国总人口3100万，城市人口占17.9%（1870年为22.9%）；中国1982年城市人口比例为20.6%，就是说中国1979年改革开放的起点相当于美国南北战争之后的1865年水平。美国南北战争后，工业革命飞速发展，需要大量劳动力；同时，农业也开始了真正的全面技术革命，无情地驱赶着众多农民进入工业城市，寻找就业机会，农业劳动力急剧减少。美国人口在1900年达到7621万，1915年突破1亿（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1930年达到1.23亿。但是由于就业供需关系的矛盾和经济政策的失误，在1933年左右有1/4的劳动力失业（其失业率远远高于中国现在的水平），社会治安恶化，生活压力非常高，但也促使美国建立社保制度。1930年代英国失业率也与美国相近，而德国的情况更差，失业人数占全部劳动力的五分之二，另有五分之一也只有非全日性工作。1967年美国人口突破2亿，人口所引起的社会矛盾仍然存在，1968年美国昆虫学家保罗•埃利希出版了《人口爆炸》，人口爆炸的舆论从美国蔓延全球。但是其后随着产业革命的顺利进行，新增劳动力被顺利转移到新的产业，2006年美国突破3亿，但是社会更加稳定，种族更加融合，生活水平更高，失业率降低到只有4.8%。南北战争之后美国人口增加了9倍，源源不断的新增人口满足了历次产业革命对劳动力的需求。1979年中国人口近10亿，2005年12.5亿，继续现在人口政策，人口高峰连13亿都达不到，然后就是锐减；即便中国现在停止计划生育并千方百计鼓励生育，今后人口高峰也难以达到15亿，今后劳动力缺口将非常大。并且人口结构决定了中国不可能建起美国这样的社保制度。
　　
　　可见生产与消费的矛盾一方面是很多社会问题的根源，一方面是社会发展的动力。
　　
　　既然有失业，那么减少人口不就解决问题吗？计生委一直是这么宣传的，甚至很多经济学家和人口学家也都这么想。其实这种想法是错误的。现代社会的失业问题是由于产业结构改变所引起的，而不是因为人口过多。比如说，如果没有第三产业的话，现在发达国家工农业只需要25%的劳动力就能满足大家的需求，70%的人就得失业。但是如果人口减少一半的话，消费市场也减少一半，仍然有70%的人口找不到工作。因此失业率与人口多少没有什么关系。俄罗斯人稀地广，人均资源非常丰富，2006年失业率为6.6%；日本人稠地狭，人均资源缺乏，但是2006年失业率只有4.1%。俄罗斯人口从1992年开始减少，但是失业率却反而提高了。美国人口3亿，失业率为4.8%；法国人口6千万，失业率8.7%。中国人口近13亿，国土面积960万平方公里；巴西人口1.9亿，国土面积851万平方公里，巴西人均资源非常丰富，但是失业率并不比中国低。因此中国目前的失业率并不是因为人口过多，减少人口并不能降低失业率。
　　
　　2005年中国城镇人口比例为43%，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就业人口比例分别为49%、22%、29%，就业结构还只相当于日本1950年代的水平，城市化水平只相当于美国1913年的水平。中国第三产业还远没有成熟，今后劳动力需求将很大，就业潜力还很大。计划生育减少的是现在的消费者（婴儿消费市场），同时也减少今后的劳动力。中国还只是处于第一次产业革命阶段，目前就已经面临劳动力短缺（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现在人口已经接近负增长，今后凭什么实现第二次、第三次产业革命？难道中国永远满足于目前的产业结构和发展水平？发达国家第三产业占70% 以上GDP，是经济的大头；今后中国就业结构达到发达国家现在的水平，那么中国将面临严重劳动力短缺，第三产业无法发展起来，无法成为发达国家。打个比喻，以美国目前的就业结构来计算，一个国家有200个人口，正常情况下劳动人口100人（还有老人和小孩），1人从事农业，23人从事工业，76人从事服务业；如果这个国家200人中老年人比例过高，那么就没有100个劳动人口，就面临劳动力短缺。照顾老人是需要非常多年轻劳动力的，不是钱和劳动生产率的问题。老人不是大棚里的蔬菜和车间里的零件，是没有办法“自动化”照顾的。养老社会化可以减少一些人力，但是减少的幅度有限。美国这么发达，还是家庭养老为主。真正进入机构养老院的只有20%，其余都是家庭养老。
　　
　　综观各国产业革命历程，发现劳动人口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移的过程（中国目前处于这个阶段）引起的失业问题最严重。机器的效率容易提高，而人的效率难以提高，因此劳动人口从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之后，失业率降低。随着社会的进步，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将更低，而传统的第三产业对劳动力的需求也将减少，又将有大批劳动力将“下岗”。目前人们的消费饱和了没有？没有！物质上的“食品”越来越丰富，但是精神上的“食品”却更加贫乏，心理安全度甚至还不如农业社会。工业革命以来，人类是牺牲了精神上的安全换取物质上的安全。只要有需求，就意味着还有巨大的就业潜力。目前人口再生产和家庭服务业还几乎是免费的，这是一个多么大的消费市场！美国现在家庭收入的中位数是四五万美元，美国医生、教授、企业高管等高薪行业年薪十几万，是普通家庭收入的三倍左右，但是生活质量并不比普通家庭高出多少。原因何在？根据一项最新的报告指出，全职妈妈一年至少值13.8万美元。由Salary.com所提出的调查报告中，计算了在2007年度期间，若全职妈妈所执行的每项工作都有给薪，那麽她们一年应该获得138,095元的酬劳。一个妈妈通常身兼多职，必要时一人还得分饰多角，包括家管、托儿中心的老师、厨师、电脑操作员、洗衣人员、房屋看照人、设备管理员、驾驶、首席执行官、以及心理学家，这些复杂又专门的工作，都是妈妈必须兼顾的身份。从这个角度看，普通家庭与高薪家庭生活质量差别确实并不太大。高薪阶层往往没有时间管理家务，虽然拿着高工资，但是家庭生活质量并不高。如果夫妻两人都是高薪阶层，那么都很忙，情况更糟，等于是拿着高工资，过着贫民的生活，甚至连一个孩子都养不了。
　　
　　古代自然经济容易实现社会和谐，是因为生产与消费都掌握在自己手里，只有少量的需求（比食盐、铁锅等如）需要通过交换来满足，大部分的需求靠自己的来提供， “一对一”供给和消费，为自己而生活，失业率低。工业社会是一个生产者供给多个消费者（随着生产效率的提高，越来越少的生产者就能满足所有人的需求），每个人都有需求，但是不是每个人都能满足别人的需求，经常出现“技术性失业”，总是有失业压力。但是今后随着生产效率的进一步提高，人们几乎可以低廉（甚至免费）获取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产品（发达国家在食品方面的花费已经非常低了，对第二产业的花费也不断下降），就像空气虽然重要但是却是免费的一样。那个时候家庭需求的大项就得靠自身（家庭服务业）来满足，以家庭为单位，为自己而生活，恢复传统的自我供给-消费模式(Self-Service)，可以叫做“新自然经济”，家庭是否幸福更大程度取决于“第四产业”的服务质量而不是第一、二、三产业的产品。这种“新自然经济”才能降低失业率，才能获取心理安全。
　　
　　目前有人将“提供智能型服务为特征的产业领域”称为第四产业，笔者认为这种说法不合理，照道理说新产业必须比旧产业容纳的从业人员多，“提供智能型服务为特征的产业领域”不可能比目前的第三产业就业容量大，因此不能称为第四产业。只有家庭服务业的“就业”容量比目前第三产业更大，才能称为第四产业。今后的就业模式可能类似于：第一产业（主要是农业）从业人员占1%，第二产业（工业）占12%，第三产业（公共服务业）占37%，第四产业（家庭服务业）占50%。
　　
　　现在很多人对笔者的这个概念难以认同，他们认为既然是自己为自己服务，没有进入市场，就不能叫做产业。人类生活的目的就是自我满足需求，家庭是社会的细胞，社会生产的目的不就是满足千家万户的需求吗？为什么一定要通过市场？幼儿园老师照看孩子算服务业，为什么自己带孩子就不能算服务业？餐馆厨师烹调食物算服务业，自己给家人做饭为什么不算服务业？出租车司机算服务业，自己开车为什么不算服务业？农民种菜、种花算第一产业，可以获得报偿，自己在后院种菜、种花为什么就不能获得报偿？家庭服务业还提供了最重要的公共产品—人口，人口再生产是社会持续发展的第一支柱。因此家庭服务业应该获得报偿。如何给“第四产业”发工资还有待于经济学家们进一步探讨，孩子数量应该作为其中一个判断标准。
　　
　　第四产业的出现，也正式赋予家庭妇女一个新的职位，给人口再生产以报酬，将体现传统的儒家所强调的“男有分，女有归”，男人主要精力放在第一、二、三产业，也兼顾第四产业；女人有稳定的婚姻家庭，主要精力放在第四产业，也根据自己的兴趣和专长适当从事第一、二、三产业。四个产业的划分体现了儒家理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齐家”（提供家庭产品）是第一位的，有能力的话再“治国、平天下”（提供公共产品）。只有少数人能够做到“治国、平天下”；大多数人只能做到“修身、齐家”，但是他们的儿女辈、孙女辈说不定能够做到“治国、平天下”，这对社会持续发展是必要的。
　　
　　积累导致社会进步，古代留给后代的遗产或手艺能够传几代人。现在作为个体似乎并不能给子孙留下什么，第四产业的出现，每个人好像只为自己活着，对社会进步贡献更小。其实不然，作为整体，现在的父辈留给儿女辈的财富是巨大的（知识和技术遗产远比物质遗产要重要）。
　　
作者：中山水寒　回复日期：2009-04-25　12:47:13　

回复 

　　13.3、计划生育代表的是“以物为本”的发展观
　　
　　马尔萨斯认为，由于人们受制于有限资源的压力，经济增长将会受到约束，因此要发展经济就得控制人口。然而其后的很多著名经济学理论将马尔萨斯的结论颠倒过来。
　　
　　经验统计学之父、197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蒙•库兹涅茨认为人口增长促使人们对消费品的需求膨胀，额外需求刺激了额外的厂商投资。这一切再加上对规模经济效应的利用能力，就加快了生产力增长速度。结果当人口增长时，人们的生活水准也随之提升。库兹涅茨强调人口增长可为基础设施建设带来规模经济效益。
　　
　　新古典经济学派创始人马歇尔也有同样的看法，他认为财富和人口的增加将使需求增加，需求的增加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市场的供求关系，出现供不应求的局面，从而使商品价格提高，这一结果必然会刺激投资，从而使经济得到发展。
　　
　　198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索洛根据大量史实提出新古典主义经济增长模型（索洛模型）。索洛指出，现代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既不是资本积累的速度及其规模变化，也不是资本与劳动这两种要素投入的多少，而是技术进步的程度。后来，经济学家丹尼森等人在对日美等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情况比较研究中也发现，其资本要素及劳动投入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仅达三分之一左右，而技术进步和资源配置效率等因素的贡献高达三分之二。索罗和丹尼森等人的“技术进步是首要增长要素论”的影响与日俱增。依据索洛模型，人均产出增长率最终等于技术进步率，总的产出增长率等于技术进步率加人口增长率，国家的总经济增长速度和人口增长速度正相关（换句话说，人多力量大）[3]。
　　
　　人力资本理论之父、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舒尔茨（穷人经济学家）认为，当代经济的增长，国家财富的构成，主要是人力资本带来的结果，技术进步主要是靠人力资本积累。他认为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不一样，物质资本是报酬递减的，人力资本是报酬递增的；物质资本投进去以后，你用了别人就不能用，而知识不存在这个问题，你用了别人照样用，它是报酬递增的。舒尔茨断言：“人类未来不是由空间、能源和耕地所决定，而是要由人类的知识发展来决定”。
　　
　　就是说现代经济理论与马尔萨斯理论截然相反。现在经济理论已经将人力资源视为第一资源。人力资源来源于人口资源，教育投资是人力资本的核心。
　　
　　邓小平也说过：“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一个十亿人口的大国，教育搞上去了，人才资源的巨大优势是任何国家比不了的。” “忽视教育的领导者，是缺乏远见的、不成熟的领导者，就领导不了现代化建设。各级领导要像抓好经济工作那样抓好教育工作。”“我们要千方百计，在别的方面忍耐一些，甚至于牺牲一点速度，把教育问题解决好”。素质低，人口就是沉重的负担；素质高，人口就是巨大的人力资源和人才优势。怎样才能变人口负担为巨大的人力资源优势？矛盾转化的条件就是教育。
　　
　　世界各国间的竞争实际上就是人才的竞争，人才的储备从很大程度上来说决定了各国角逐的胜负，这基本上也已形成共识，所以，世界上许多国家，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把对教育的投入看成了一种国家长期性的战略投资。
　　
　　解放后，中国政府十分注重人口素质的提高，把对教育的投入看成了一种长期性的战略投资。在构成人类发展指数的三项指标当中，教育一直是领先于另外两项的。1979年之前中国的中、小学生入学率远远高于其他92个发展中国家。1976年小学适龄儿童的入学比例达95％。基本上是免费义务教育，一些地方的农村在改革开放前，不但基本普及了初中，而且高中也相当普及。不少地方曾搞过普及中小学运动，每个自然村都建一所小学，每个公社都按片建立初中，不少公社还建了高中 [4,5]。
　　
　　中国的科技发展也突飞猛进，取得两弹一星、火箭、杂交水稻、人工合成胰岛素等重大科技突破，在飞机、汽车制造、核能开发等方面也与国际水平不断拉近。各国科技投入占GDP一般在1.5%-3%，美国在上个世纪60年代研究开发投入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2％。日本和德国对研究开发的投资也从上个世纪60年代起就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1.5％。2005年美国为2.7%，日本为3.2%，韩国为2.9%，瑞典为3.9%。中国在1950-1979年期间最高年份为2.3%，平均为1.3%。虽然当时的经济和科教政策上也出现过一些失误，但是在发展方向上是符合现代人力资本理论和现代经济理论的。
　　
　　中国在1980年实行严厉计划生育政策后，表面上一直宣传重视教育和科技，提出“再穷不能穷教育”、“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教兴国”，并曾将教育部和科技部升级为委员会。实际上却同时降低了对教育和科技的投入。1981年的初中入学人数是1770万人，较1979年减少了360万，小学的入学人数则只有2749万，比两年前少了1030万人，当年的《红旗》杂志还刊文称，有60％的小学生未等毕业即辍学，高中教育更是剧然滑坡，突然撤并大量高中，每个县只留几所高中[5]。1986年通过的《义务教育法》规定：国家用于义务教育的财政拨款的增长比例，应当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比例。然而，事实上国家财政教育经费支出增长长期低于财政收入的增长。国家财政教育经费只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3%，比非洲穷国都少，低于联合国要求的6%；在全世界191个国家中，有170多个国家都做到了免费义务教育，包括人均GDP只有我国1/3的老挝、柬埔寨、孟加拉国、尼泊尔等国，而偏偏我们没有做到。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调查数据，我国的人均教育公共支出为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的1/4，在世界153个国家和地区中名列第145位。一些农村的基础教育还得靠“希望工程”，一些领导一方面自己通过“希望工程”捐助个别学生，一方面却通过政策使得大量学生失学，这本身就非常滑稽。不甘心失学的宁夏小姑娘马燕的“马燕日记”轰动欧洲，感动很多欧洲人捐款，是中国的国耻！另一方面，国家又将有限的经费大量投入到几所名牌大学。近年在教育经费比例没有增加、基础教育没有跟上的情况下高校又盲目扩招，使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大大提高，加剧了劳动力再生产低水平的重复和恶性循环，导致大学生和低素质劳动力找不到工作，技术工人却奇缺。
　　
　　科技投入比例也是罕见的少，由1979年之前的占GDP的1.3%下降到0.6%。1980年代和1990年代中国科技投入一直在0.6%左右徘徊。自主创新能力、关键技术（如核电）与国际水平相对差距拉大，有些技术甚至出现绝对倒退，比如1980年可以造载重100多吨的大飞机，但是现在再也造不出那么大的飞机了。中国科技投入在2000年后才有所增加，到2004年也才增加到GDP的1.23%。每千人中科技人员数韩国为2.9人，日本为7人，而中国只有0.6人。由于劳动者素质的低下，中国每个农业劳动者与每公顷农业用地所创造的农业附加值分别为193美元与184美元，韩国则为5302美元与6961美元，日本分别为16712美元与12445美元，连泰国都分别达到了554美元与488美元；中国每消耗1千克标准能源所生产的国内生产总值为0.7美元，韩国为1.8美元，日本为6.1美元，泰国为2.1美元[6]。科技部副部长程津培2006年3月7日在召开的全国两会上说：改革开放以来，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只有39%，远低于创新型国家70%以上的水平；目前科技投入虽然有所增长，但增长总量仅相当于韩国的二分之一；与资金不足并存的是资金使用上的浪费[7]。中国科技部部长徐冠华说，在今后的经济社会发展中，科技进步贡献率必须从现在的39%提高到60%，否则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将难以实现。现在大学生就业压力大，很大部分原因是因为科技的相对退步。依托军工的科技发展也相对落后。
　　
　　最近十年，在中国经济年均9%的增长率中，人均资本量增加对GDP的增长贡献了5.1个百分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对GDP的增长只贡献了2.7个百分点。按照资本形成总额占GDP的比重计算，我国的投资率2004年高达45.2%，人均资本量的增加非常可观 [8]。资本一方面来自境外投资，一方面是因为计划生育导致家庭消费结构畸形、储蓄率增加。就是说中国的经济增长是依赖物质资本而不是人力资本，而依照现代经济理论，物质资本是报酬递减的（并且也是可以快速撤离的），人力资本是报酬递增的。要是继续这种发展模式，中国经济将会面临严重问题。虽然印度经济起步比中国晚，基础设施建设滞后，但印度的增长模式却比中国要健康。中国投入40美元挣7美元，而印度投入24美元挣6美元。
　　
　　中国台湾省、韩国、新加坡等地在经济起飞的同时，都加大在教育和科技上的投入，对科教的投入远远快于经济的增长。台湾在从1986年到1996年的10年间，科研经费增长了4.8倍，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由1.14%提高到1.85%。韩国的教育投入现在已经占了GDP的13.3％，为世界之最。东亚地区的经济起飞，很大程度要归功于人力资源的开发。中国在经济改革后不但没有增加教育和科技投入，反而降低投入。
　　
　　要是将1980年开始的计划生育和教育失误放在一起看的话，等于中国白白减少上亿人口，既减少今后劳动力的数量，又降低劳动力的素质，减少人力资源，并且畸化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白白牺牲可持续发展能力。以计划生育为标志的这种发展观是典型的“以物为本”的马尔萨斯发展观，是与现代经济理论背道而弛的。改革开放已经28年了，还得靠廉价劳动力打拼，说明了什么问题？这说明我们的“发展”是以透支今后的可持续发展潜力为代价的。
　　
　　人口资源既可以转变成人力资源，同时又是巨大的市场，人力资源加上巨大的市场，在城市化聚集效应下可以促进中国经济腾飞。但是中国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充分利用自身的人口资源。不合理的教育和科技体制使得人口资源没有充分转变为人力资源；不合理的分配制度使得市场人为缩小（在同样财富、同样人口的情况下，分配相对均匀市场就大；财富越集中，市场就越小）。
　　
作者：中山水寒　回复日期：2009-04-25　12:49:36　

回复 

　　13.4、医疗、教育、人口－－可持续发展的三个层次
　　
　　由于人是物质生产的主体，社会要持续发展，要使劳动力资源生存和繁衍，以实现劳动力的再生产，必须对其进行投资。医疗、教育、生育是劳动力再生产的三种方式，这也是目前老百姓意见最强烈的几个方面。
　　
　　医疗：医疗保健是劳动力简单再生产的重要途径。通过医疗保健，防止劳动力的丧失、促使劳动力快速恢复、延长劳动力的劳动时间，相对于劳动力完全更新来说，是成本最低、见效最快的劳动力再生产方式。对老人的医疗保健一方面是社会福利，是对老人过去工作的补偿，另一方面通过保证老年人的健康而减少劳动力照顾老人的时间，增加创造社会财富的时间。我国卫生工作曾经制定了“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四大方针。由于大众是劳动力的主体，因此中国的面向大众的医疗方针是正确和卓有成效的。在1960、1970年代，中国的医疗服务在全世界处于前列，最近世界银行仍然高度评价中国当时的医疗进步。而过去二十多年，由于经济和教育的某些失误所引起失业率高，劳动力一直过剩，政府没有意识到这种劳动力再生产的重要性，反而实施了商业化、市场化的医疗改革方案。与此同时，贫富差别不断增加，但掌握社会财富的不一定是创造社会财富的。医疗市场化后医疗服务重点从过去面向财富创造者的普通大众转而面向财富拥有者的富裕阶层。这些富裕阶层的医疗需求与普通大众的医疗需求不一致；而“预防”几乎没有现实市场意义（但其意义长远），自然遭到忽视。导致现有医疗卫生体制脱离了“预防劳动力的丧失、促使劳动力恢复”的主道，违背了医疗卫生事业的基本规律。市场跟着财富走，由于少数人掌握绝大多数的财富，医疗只要为这些人服务就有利可图（比如一个富裕病人愿意出10万元医疗费，另外9个穷病人总共只能承担1万元医疗费，医生倾向于不顾那9个穷病人，而只专注于这1个富病人），热衷于不断进口高档仪器，抬高医疗费用；老百姓感到“看不起病”，医疗服务的公平性下降和卫生投入的宏观效率低下，使得劳动力不能得到及时再生产而过早丧失。进行医疗改革，降低医疗成本，可在短时间内再生一些劳动力，有利于本届政府和今后的政府。
　　
　　教育：教育是劳动力扩大再生产的途径。生产力的提高取决于劳动力素质的提高。教育的周期性导致这种劳动力扩大再生产的滞后性，因此“教育产业化” 有利于本届政府，但却使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大大提高，加剧了劳动力再生产低水平的重复和恶性循环，不利于今后的政府。改革教育体制，降低教育成本，本届政府不一定能受益，但却有益于今后的政府。
　　
　　人口政策：劳动力的寿命是有限的，必须通过生育加以更新和补充。保持世代更替水平的生育率才能防止今后劳动力数量不减少。由于人口更新的周期更长，成本更高，限制人口增长，不但减少培养成本，又增加妇女劳动时间，似乎有益于本届政府和今后几届政府（其实不然，上面已经从消费角度分析了原因），但却使得再后面的政府面临危机，使得现在的劳动力老无所养。
　　
　　可见，劳动力再生产的三种方式(医疗、教育、生育)决定了可持续发展的三个层次：
　　低层次必须改革医疗制度；
　　中层次必须改革教育制度；
　　高层次必须改革人口政策。
　　
作者：中山水寒　回复日期：2009-04-25　12:54:11　

回复 

　　人民网2009年E两会第一提案：停止计划生育
　　
　　人民网2009年E两会第一提案，4万鼓掌支持者，有796位联署人，近10万浏览者，是人民网E两会第一提案（共三千多提案）。
　　
　　停止计划生育，恢复人口可持续发展能力
　　编号：人民网2009年E两会提案第347号
　　http://elianghui.people.com.cn/proposalPostDetail.do?id=2172
　　
　　提案人：水寒（易富贤）
　　
　　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是人口本身必须持续发展，中国需要生育率（每个妇女生孩子数）超过2.3（由于有不生育人群，主流家庭需要生育三个孩子）才能防止今后人口锐减。
　　
　　我国计划生育已经实行30多年，独生子女政策也已经实行29年了，社会和人口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社会越发达，养育成本越高，生育意愿越低，婚龄、育龄越晚，生育率也越低。此外，全球的生育能力正在急剧下降。二十多年来，中国不孕不育人群比例增长约10倍，目前中国原发性不孕率高达17%。据世界卫生组织预测，不孕不育将成为仅次于肿瘤和心脑血管病的第三大疾病。
　　
　　随着人类发展指数（HDI，联合国用来反映社会发展水平的综合指标）的提高，生育率直线下降。中国2007年HDI为0.8左右，相当于新加坡1987年、韩国1988年的水平，当时新加坡和韩国生育率分别只有1.62、1.56。泰国、伊朗的HDI与中国非常接近，没有实行计划生育，保持比较完整的生育文化，但是现在这两国的生育率分别只有1.64、1.7。中国目前平均生育意愿只有1.7了，停止计划生育也难以防止中国人口锐减，不会出现生育率反弹，不会出现大的出生堆积高峰。
　　
　　越南都允许生育两个孩子，2007年的HDI相当于中国1999年水平，但是现在生育率只有1.8了。山西翼城、甘肃酒泉、河北承德、湖北恩施等八百多万人口（农村人口为主）的地区从1980年代开始实行"二胎方案"，但是2000年翼城生育率只有1.5，酒泉只有1.4，恩施2005年生育率只有1.47，承德现在的生育率只有1.6了。新疆建设兵团普遍可以生二胎，但是整个十五期间生育率只有1.0左右。湖北省长阳、五峰两县地处老、少、边、穷山区，前几年经省人大批准实行普遍允许生育二孩的政策以来，既没有出现出生堆积，也没有出现生育反弹，2007年这两县生育率分别只有0.88、0.90了。可见，光是放开二胎不足以恢复人口持续发展能力。这些允许二胎的地区出生性别比都正常，说明全国出生性别比失衡确实是因为独生子女政策。
　　
　　独生子女政策以来，中国人口占全球比例已经从1980年的22%（1830年占全球40%）下降到现在的19%，每年出生人口从1980年代的2500万下降到现在的1300万左右（只占全球10%，只是印度的一半），但出生缺陷率却不断增加。意味着中国人口占全球比例还将急剧下降，综合国力也将不断下降。
　　
　　中国目前是8个劳动年龄人口对应一个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今后将是2个劳动年龄人口对应一个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目前60岁以上老年人只有1.6亿，其中只有城市的4000多万享受社会养老，但养老金缺口已相当于一年的国民经济总收入的1/4；2030年后60岁以上老人达到4亿，将老无所养。老年化危机将引发严重经济危机，全球经济也将受损。
　　
　　独生子女政策尤其危害妇女权益。妇女天然的优势是生育，但是却不能得到回报。中国是世界上唯一实行独生子女政策的国家，也是世界上唯一女性自杀率高于男性的国家。由于妇女寿命比男人长，今后大量老年妇女将老无所养。
　　
　　1980年之前中国出生性别比正常（男女比为105：100左右）。独生子女政策导致出生性别比不断攀升，1996年到2005年出生的性别比高达127，加上一些单身女性，意味着今后将有超过四分之一的男人打光棍，四千万光棍将被判无妻徒刑！
　　
　　资源短缺不能成为继续控制人口的理由。由于资源分布很不均匀，“世界平均”意义不大。除了美国、俄罗斯、大洋洲、南美洲等少数地区外，大多数国家人均资源都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低于“世界平均”并不意味资源不够。中国“资源短缺”的原因主要是粗放式的发展模式而不是“人口过多”。中国人均资源远远比日本、韩国、以及英国、德国、意大利等很多欧洲国家要多。比较资源丰富和资源贫乏的国家，发现经济水平并不完全由人均自然资源决定的，人均资源远远超过美国的巴西、阿根廷、俄罗斯的社会发展水平却反而不如美国，而与中国差不多。人口资源才是第一资源，是中国最大的优势资源。人是“本”（能够将“非资源”变为“资源”），自然资源是“末”，想通过减少人口来提高“人均资源”是舍本逐末。
　　
　　人口决定消费，消费决定需求，需求决定生产，有生产才能提供就业。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劳动力与总消费人口比例在50%左右或以下。而中国由于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减少了年幼消费者，劳动力与总人口的比例高达63.5%，只能依赖国际市场提供就业机会。但是中国目前这种外向型经济已经走到了尽头。一方面是因为印度等人口大国在崛起，印度的劳动力开始占领国际市场，另一方面是发达国家由于人口结构老化，购买力下降，向国外进口也将减少。因此中国经济要持续发展，就只能依赖内需。而要发展内需，就需要足够的消费者，尤其是年轻消费者。中国现在是劳动力过剩，今后是劳动力短缺。孩子出生，要到20岁之前一直是单纯的消费者，大大缓解就业压力。而20年之后，中国面临劳动力短缺，现在出生的孩子长大成人，刚好弥补劳动力短缺。换句话说，停止计划生育既缓解现在的就业压力，又缓解今后的老年化压力，一举两得。
　　
　　中国人口从1950年的5.5亿增加到现在的13亿，每年增加一千多万，主要是因为平均预期寿命从35岁延长到73岁，不是因为生的太多，而是死的少，是人口“蓄洪”。但是寿命不会无限延长。从1950年代直到1991年，每年出生人口都在2000万左右或者以上，其中1963年到1974年这12年平均每年出生2600万，有生就有死，等到1950年代出生的人开始死亡，中国将出现一个长达及几十年的人口“泄洪”期，中国每年死亡两三千万，是现在的两三倍。而目前中国每年只出生600万女孩，如果只停止计划生育而不"鼓励"生育，今后中国的生育率将比现在的台湾和韩国（社会发展水平比中国大陆要先进20多年）的1.1还要低，每年只生600多万孩子，不到全球的1/20，每年减少一千多万，大国空巢！
　　
　　建议：
　　尽快停止计划生育并通过改善民生以让老百姓养得起三个孩子。




作者：中山水寒　回复日期：2009-04-25　12:56:33　

回复 

　　广东省政协《同舟共进》2009年第4期
　　http://news.ifeng.com/opinion/200904/0401_23_1086727.shtml
　　
　　易富贤：泱泱大民族有沦为小民族的危险
　　
　　上世纪50年代，马寅初提出了着名的"新人口论"："中国人口这样发展下去，十年后有八亿一千万，五十年后是多少？吓死人！二十六亿一千九百万"，并提出"一对夫妇只生两个孩子"。1959年，"新人口论"遭批判。1979年，《光明日报》发表《错批一人，误增三亿》，举国为此"严重失误"痛心疾首，于是1980年全面推行独生子女政策。然而，人口问题真的是当年鼓励生育造成的吗？要是当年采纳马寅初的建议控制人口会怎样？
　　
　　人类发展指数（HDI）是联合国用来反映社会发展水平的综合指标。HDI值为0.5是分水岭，低于0.5的国家，每个妇女平均生五六个孩子；超过0.5，生育率快速下降。1970年后，中国HDI跨过分水岭，即使不实行计划生育，生育率也会急降，人口远不会像马寅初预测的那样达到26亿。
　　
　　医学条件也不允许1950年代就开始实行计划生育。当时中国连避孕套都不能生产，绝大多数妇女靠接生婆接生。要说人口问题有失误的话，就是不该在1973年开始实行计划生育。因为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即使不计划生育，生育率也会快速下降，而计划生育使生育率降得太快了。
　　
　　那么，为什么中国人口在解放后快速增长呢？
　　
　　建国后，由于战乱结束，大力发展农田水利建设和建立医疗体制，死亡率剧降，寿命显着延长，人口快速增加更大程度是因为"死的少"而非"生太多"，这相当于人口"蓄洪"。但有生就有死，等到1950年代出生的人进入老年，将出现长达几十年的人口"泄洪"期，每年将死亡两千多万人（是现在的两三倍），几十年后人口甚至可能负增长。如果中国没有建立赤脚医生制度，婴幼儿死亡率与印度等国家一样的话，现在在世的不少人可能在婴幼儿时就夭折了。如今一些人在唠叨"错批一人，误增三亿"时，可曾想到要是当年没批马寅初，很多人是不可能出生的。
　　
　　其实当年社会发展超前于经济发展的模式，是不利于当时的生活水平提高的，因为要将婴儿抚养成人需要付出抚养和教育成本，这些投入需20年才能转化为经济发展能力。从民族长远利益看，这是战略投资。改革开放这么多年，中国与世界打交道主要依靠的不是资金、技术和资源，而是当年出生的人口，也就是充沛的劳动力资源。
　　
　　减少这3亿人真能令中国富强吗？减少3亿人，现在仍会有近8亿，还是不能像中东那样靠卖资源致富，还得靠廉价劳动力起家进行原始积累。人口结构老化，养老问题浮现，消费萎缩，失业率比现在还要高。没有劳动力优势，外国企业不会涌向中国。就算人均收入有所增加，但需要赡养的老年人与现在一样多，实际生活水平不一定比现在高。中国的经济规模和人口数量在全球的份额也将一步步下降。有人说，要是中国只有两三亿人，现在一定很舒服。以巴西为例，巴西资源丰富，气候良好，面积相当于中国的90%，人口只相当于中国的14.6%，但社会发展水平与中国基本一致，综合国力还不如中国，中国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巴西照样存在。
　　
　　笔者提请大家注意，马寅初那时主张生两个孩子与现在生两个不一样：建国初死亡率高，生两个才能实现马寅初的主要思想--维持人口总量不增加。要是当年依照马寅初的理论，现在中国人口只占全球人口的13%，2050年将降到不足8%，泱泱大民族就这样沦为小民族了。
　　
　　人们往往后悔没有做某事，其实更应该庆幸没有做某事。笔者批评的是马寅初的人口论，不是马寅初本人。作为一个年近八旬的老人，当时提出"新人口论"从学术上说并不为过。但现在看，不澄清"错批一人，误增三亿"的说法，对人口政策的认识就难以全面。（原载于《同舟共进》2009年第4期）
　　
　　《同舟共进》杂志是面向全国发行的时政文化月刊，由政协广东省委员会主管、主办(http://www.tongzhougongjin.com/about.asp)


作者：小鱼北鼻　回复日期：2009-04-25　12:59:36　

回复 

　　痴线!!!
    手机上天涯，随时围观热点：3g.tianya.cn
作者：中山水寒　回复日期：2009-04-25　13:00:51　

回复 

　　本页位置： 光明网-光明观察 首页 > 学术.新知
　　http://guancha.gmw.cn/content/2009-03/27/content_902792.htm
　　　　
　　全面一胎化还是停止计划生育？——与学部委员程恩富商榷
　　　　
　　易富贤　刊发时间：2009-03-27 15:25:04　光明网-光明观察 [字体：大 中 小] 　　
　　　　
　　作者：易富贤 （中山水寒） daguokongchao@gmail.com
　　
　　《中国经济周刊》2009年3月23日发表了记者汪孝宗对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的程恩富教授的采访文章《人口政策大争鸣：“一胎化”还是“放开二胎”？》 [1]。
　　
　　程恩富教授是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被称为“中国最有创见的经济学家之一”。他的最引人注目的“创见”要算是：“老龄化社会是好事情，最好早点到来”， “在人均收入较低的条件下到达老龄化水平，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凸现”，提出要实行比现在更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城乡一胎、特殊二胎、严禁三胎、奖励无胎”，并以此使总人口较快“先控后减” [1, 2]。他认为：“丁克家庭对祖国发展有贡献，应该享受高保”，“减少人口有利于缓解就业压力”[3]。
　　
　　这些观点与国际主流经济学家和人们的常识是截然相反，是真正的“创见”。
　　
　　本文就《人口政策大争鸣：“一胎化”还是“放开二胎”？》（简称《人口政策大争鸣》）里面的一些观点与程恩富教授进行商榷。
　　
　　1、《人口政策大争鸣》认为30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使得妇女总和生育率（平均每个妇女一生中所生育的孩子数量）从5.8下降到目前的1.8左右。
　　
　　其实，如果这种说法是不准确的，现在是生育率远远没有1.8，2000年人口普查显示，1990年代中期生育率就已经只有1.3左右，2000年只有1.22 [4]，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再次证实中国的生育率只有1.33 [5]。韩国、台湾、泰国、伊朗1960年代与中国大陆一样，生育率为6左右，伊朗在1990年的时候生育率还为5.3。但是现在韩国、台湾的生育率只有1.1了。泰国、伊朗现在这两国社会发展综合水平与中国差不多，但是现在泰国的生育率只有1.6左右，伊朗生育率只有1.7左右。如果中国从来就不实行计划生育，随着经济发展，生育率也会自发下降，现在生育率也很难达到1.8的。就是说中国当初根本就没有必要实行计划生育。计划生育使得中国的生育率降低到极其危险的1.2-1.3的超低水平。
　　
　　2、《人口政策大争鸣》认为，我国人口目前仍将以年均800-1000万的速度增长。按目前总和生育率1.8预测，2010年和2020年，我国人口总量将分别达到13.7亿和14.6亿；人口总量高峰将出现在2033年前后，达15亿左右。
　　
　　这些数据是国家计生委和《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的预测结论，我在《大国空巢》第15章已经质疑了这个报告[6]。联合国统计司负责人口和社会统计的原副司长游允中教授同意我对《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的看法，他也认为这个报告是错的。2005年1月6日是中国13亿人口日；国家计生委主任张维庆2005年11月14日说“按照目前的总和生育率1.8预测，我国总人口将于2010年达到13.7亿”[7]，意味着如果生育率稳定在1.8的话，2005年到2010年这6年每年需要增加1167万人口。但是国家统计局历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05年、2006年、2007年、2008年人口增量分别只有768万[8]、692万[9]、681万[10]、673万人[11]，这说明中国的生育率远没有1.8。依照《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近年每年需要增加1300万左右，今后十多年平均每年增加800-1000万[12]。但是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近年每年只增加600多万，没有1300万，也没有1000万，甚至没有800万。随着老年人口的激增，死亡人口将激增，每年净增人口将急速减少，现在每年净增人口只有600多万，两三年的预测就与事实相差甚远，未来十几年每年净增人口还能在800万到1000万之间？总人口会达到15亿人左右？其实国家统计局的这个600多万数据还是“修正”后的数据。依照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客观数据，2001年到2005年这5年共出生6846万人，死亡4143万人，平均每年只增加541万，已经接近负增长。2001年到2005年每年平均死亡828万人口，每年只增加541万人口。今后每年死亡人口翻番，育龄妇女不到现在的61%，每年净增人口还能在800万到1000万之间？总人口还能达15亿左右？
　　
　　3、《人口政策大争鸣》认为，我国目前地区间人口转变差异较大，低生育水平面临反弹危险。在农村、中西部和贫困地区，群众生育意愿仍然较强，生育水平仍然较高。今年1月份，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公布的人口发展“十一五”规划中期评估表明，低生育水平反弹风险依然存在、统筹解决人口问题机制尚未建立、人口计生工作难度加大等问题依然突出。
　　
　　我在《大国空巢》第21章和《以人为本，用科学的发展观指导人口政策调整》一文根据中国的社会发展水平已经分析，中国生育率不可能反弹[13]。中国国家计生委《2006年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显示现在全国生育意愿低下，平均只有1.73，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妇女的平均理想子女数分别只为1.78个和1.60个，未婚育龄妇女的平均理想子女数只为1.46个[14]。由于有不孕不育、单身等人群的存在以及养育能力的限制，生育率会远低于生育意愿。比如日本生育意愿一直高于2个孩子，但是实际生育率却只有1.25左右。台湾省2006年育龄妇女理想子女数为2.29人，但实际生育率只有1.1人。中国平均生育意愿只有1.73，生育率怎么可能反弹？
　　
　　4、《人口政策大争鸣》认为，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我国人口与资源、环境关系紧张的状况将长期存在。目前我国人均耕地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3，人均水资源是1/4，人均矿产资源是1/2，人均资源量综合排名列世界第120位。我国生态环境总体恶化的趋势尚未根本扭转，环境可持续指数在146个国家和地区中名列倒数第14位。
　　
　　我在《大国空巢》第5章已经分析，“中国的人均资源不足”只是一个流传很广的谎言。由于资源分布很不均匀，“世界平均”意义不大。除了美国、俄罗斯、大洋洲、南美洲等少数地区外，大多数国家人均资源都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低于“世界平均”并不意味资源不够。中国人均资源远远比日本、韩国、以及英国、德国、意大利等很多欧洲国家要多。除了资源丰富的少数几个国家外，中国人均资源并不处劣势，比如，除中国以外，全球40.9%的人口人均农用地面积比中国多，59.1%的人口人均农用地面积比中国少；全球16%的人口人均矿产资源是中国的8倍，但中国人均矿产资源却是另外84%的人口的1.56倍。比较资源丰富和资源贫乏的国家，发现经济水平并不完全由人均自然资源决定的。巴西自然资源丰富，气候良好，面积851万平方公里，相当于美国的91%，中国的89%；巴西人口1.9亿，只相当于美国的63%，中国的14.6%，但社会发展水平与中国基本一致，综合国力还不如中国，中国目前在发展中所碰到的问题在巴西照样存在。阿根廷、俄罗斯的人均资源也远远超过美国，但社会发展水平却反而不如美国，而与中国差不太多（这些地区人均住房面积还不如中国）。因为人口资源才是第一资源，是中国最大的优势资源。人是“本”（能够将“非资源”变为“资源”），自然资源是“末”，想通过减少人口来提高“人均资源”是舍本逐末。人力资本理论之父、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舒尔茨认为，当代经济的增长，国家财富的构成，主要是人力资本带来的结果，技术进步主要是靠人力资本积累。舒尔茨断言：“人类未来不是由空间、能源和耕地所决定，而是要由人类的知识发展来决定”。
　　
　　中国“资源短缺”和环境污染的原因主要是粗放式的发展模式而不是“人口过多”。由于资源利用水平低，目前我国单位资源的产出水平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废弃物排放水平大大高于发达国家，每增加单位GDP的废水排放量比发达国家高4倍，单位工业产值产生的固体废弃物比发达国家高10多倍。据《2006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对世界59个主要国家的资源绩效水平的调查排序，中国资源绩效居世界倒数第6位[15]。以目前这种粗放型的发展模式，人口减少到现在的几分之一资源也不够用。
　　
　　5、《人口政策大争鸣》认为，按现在的需求水平，我国粮食需求总量到2020年为6.03亿吨，2033年为6.63亿吨，大体比现有5亿吨粮食生产能力高出20％到30％，粮食安全面临严峻挑战。
　　
　　这个估算其实是错误的，因为是采纳15亿人口来估算的。而即使停止计划生育并千方百计鼓励生育，也难阻今后人口锐减，中国人口无论如何也不会达到15亿的。即便人口真的达到15亿，甚至18亿，粮食也不是问题。随着科技的发展，单位土地的粮食产量在不断增加。由于人口增长跟不上粮食增长，耕地面积减少是必然趋势。比如1978年中国粮食产量只有3亿吨，在耕地面积还有所减少的情况下，现在粮食产量反而增加到5亿吨。由于气候、土质、日照、灌溉等的不同，人均耕地多并不意味着粮食产量多，比如我国的水稻亩产为420公斤左右，日本为440公斤，印度只有200公斤；中国很多地方适合种植两季甚至三季，而其他很多国家却只能种植一季。中国人均耕地面积只是印度的73.5%，但中国近年粮食产量在5亿吨左右，而印度只有2.3亿吨。从农用地和耕地角度看，中国并不处于劣势，从资源角度讲，今后三色（绿色：传统农牧业，白色：微生物农业，蓝色：海洋农业）农业并重，粮食是不难解决的问题。但是从长远看，威胁中国粮食安全的将是人口结构—无人种地！肉荒、粮荒，归根结底是人荒。
　　
　　6、《人口政策大争鸣》认为，对于近年来有些经济学、人口学和社会学的学者主张立即全面恢复二胎生育政策，以此来解决所谓老龄化问题，程恩富认为：“这种政策是不可取的，因为它会使中国人口基数继续不适当地增大，不利于很多问题的解决，如环境问题、资源问题、就业问题、人均生活水平问题等诸多方面。”“在人均收入较低的条件下到达老龄化水平，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凸现。一方面劳动力仍然大量相对过剩，另一方面达到老龄化标准，这是人口领域的‘二元结构’，需要做的工作不是增加人口，而是切实做好老年人社会保障工作。”
　　
　　程恩富用“人口基数”作为全面实行一胎化的理由。其实如果欧洲不分成很多小国的话，人口基数也很大。如果巴基斯坦、孟加拉国等不从印度分裂出去的话，印度人口基数已经超过中国了。中国人口基数大，但是地大物博，资源丰富，人均资源比日本、韩国、很多欧洲国家还要多。程恩富作为经济学家，却不知道人口的密度效应和规模效应，却不知道一个国家人口密度越高的地区往往是经济越发达的地区。比如程恩富本人选择住在上海和北京这样人口稠密的地区，而不选择到人口稀少的云南、贵州工作。
　　
　　我在上面已经分析，资源短缺和环境污染不能作为控制人口的理由。事实上德国的环保界现在也已经转变思路，不再认为人口本身是环境污染的原因，相反，他们认为合理的人口结构有利于保护环境。
　　
　　程恩富与潘贵玉一样，认为减少人口可以提高人均生活水平。我在《大国空巢》第10章以及《以人为本，用科学的发展观指导人口政策调整》一文里已经分析，减少人口并不能提高人口GDP [6,13]。Amartya Sen（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通过比较中国和印度的人口增长率和人均GDP的增长率，也认为降低人口增长并不能提高人均GDP[16]。如果程恩富的如此“伟大的创新”是正确的话，那么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应该是程恩富而不是Amartya Sen了。
　　
　　作为中国四大经济学家之一，程恩富用“缓解就业”为理由要求实行全面一胎化，这本身就非常滑稽。“人口多导致就业压力”的观点与亚里士多德的“落体速度与其重量成正比”的理论一样荒谬。2007年美国人口3亿，失业率为4.6%；巴西面积相当于美国的91%，人口1.9亿，只相当于美国的63%，但是失业率却高达9.6%。阿根廷面积是印度的84%，人口只有印度的3.5%，但2007年阿根廷失业率为8.5%，印度为7.2% [17]。有什么样的生产水平，就有什么样的消费水平，就业机会更取决于人口，而不是人均收入。比如，穷人买件衣服，可以提供一个低工资裁缝一天的工作机会；富人买件衣服，可以提供一个高技艺、高工资裁缝一天的工作机会，富人总不至于里三层外三层穿一大堆廉价衣服吧？日本4万多亿美元的购买力只能提供0.67亿个左右（总人口的50%左右）的就业机会，而印度3万亿美元的购买力却能提供5.1亿个左右（总人口的50%左右）就业机会。日本对低附加值的产品需求有限，而单位消费量的高附加值产品和服务所提供的就业并不多。以购买力计算，印度2007年人均GDP为 $2,600，这个购买力大概可以提供一个餐馆服务员的一年就业机会；日本2007年人均GDP为$33,500，但是也只能提供一个餐馆服务员一年的就业机会。日本即使消费饱和，所提供的就业机会也不过是满足日本本国的就业而已。伽利略用“两个铁球同时落地”的试验推翻了亚里士多德的理论。但是程恩富至今不能理解“两个铁球”原理。
　　
　　程恩富认为中国劳动力大量过剩。其实劳动力是否过剩是相对于本国总消费人口来说的。日本劳动力有6700万，远远比阿根廷的1600万要多，难道能说日本劳动力过剩？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劳动力与总消费人口比例在50%左右或以下。而中国由于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减少了年幼消费者，劳动力与总人口的比例高达63.5% [18]。也就是说中国劳动力过剩，不是因为劳动力绝对数量太多，而是劳动力相对于中国的消费人口来说过剩。中国劳动力过剩的原因是计划生育。依照程恩富全面一胎化，那么中国劳动力在今后二十多年内还将进一步“过剩”，但是今后却又将因为过度老年化而出现劳动力严重短缺。现在中国只有1.6亿60岁以上老人，但是养老金缺口已经很严重，这是社保制度有缺陷，是“制作面包技术”有问题，程恩富认为光是“做好老年人社会保障工作”就可以解决老年化。但是2030年之后60岁以上老人将超过4亿，那个时候就不仅仅是“制面包技术”的问题了，更是“面粉”（劳动力短缺）的问题了，难道程恩富能够做无米之炊？养儿防老，积谷防饥，这是最朴素的真理。现在西方国家的社保制度仍然是建立在养儿防老的基础之上，只是将养儿防老社会化而已。
　　
　　程恩富认为“在人均收入较低的条件下到达老龄化水平，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凸现” ，“‘一胎化’生育政策和人口加速老化、家庭负担加大没有必然联系”，这种观点会让国际主流学者笑掉牙的。国际社会普遍认为人口持续发展是经济持续发展的基础，计划生育使得中国未富先老，威胁中国持续发展。还很贫穷的时候就得了富贵病，并不是什么好事情。
　　
　　7、《人口政策大争鸣》：程恩富强调，“我们不能用所谓个人自由生育权的观点来分析，那就会导致无控制的自由生育了，这才是争论的核心和关键。”
　　
　　作为左派学者的程恩富的这一观点与自由派学者李银河有异曲同工之妙。李银河在《生育与村落文化》前言中说：“实行强制性的计划生育，在总体上是合理的。既然是合理的，就不会行不通，不管它是不是强制的。”看来无论左派精英还是自由派精英，在强制计划生育上是高度一致的。人类数千年文明史，都是无控制的自由生育，都没有问题；现在其他两百多个国家也都是“无控制的自由生育”，也都没有问题。现在全世界两百多个国家都不实行的政策，肯定不是什么好政策！
　　
　　个体人权不能得到保障的社会，都出现了很多棘手的社会问题；生育权是最基本人权，生育权不能得到保障的社会，也会受到惩罚，比如韩国、台湾在1960年代开始、伊朗在1989年开始曾经阶段性地提倡二胎（而不是强制），部分地限制了生育权，但是这些地区的代价是昂贵的，生育文化遭到破坏，现在在鼓励生育的情况下，韩国、台湾生育率只有1.1左右，伊朗只有1.7，社会丧失了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今后将面临严重的养老危机和经济危机。中国如此强制性的限制生育权三十多年，其后果是无法估量的！
　　
　　可见无论是老一代知识精英陶行知、马寅初、劭力子、夏衍，1980年代的政治精英，决策智囊胡鞍钢、王东京，左派学者何新、程恩富，还是自由主义学者何清涟、李银河、李小平，都认为人口过多是中国很多问题的根源，控制人口是中国的当然选择。从某种意义上说，计划生育是几代精英的耻辱，反映出知识精英的短视、胆怯和伪善！
　　
　　8、《人口政策大争鸣》认为，如实行“一胎化”的生育政策，2024年可以达到人口增长的峰值，峰值人口为13.93亿人。而“放开二胎”生育政策的人口总量将继续增长，到2045年才可以达到人口增长的峰值，峰值人口为15.50亿人。此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放开二胎”方案的人口总量保持在15亿人口以上，到2100年人口总量为15.33亿人。而实行“一胎”生育政策的人口总量继续减少，到2100年为6.7亿人。两种方案的人口总量差距逐渐增长到8.63亿人。
　　
　　根据《200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08年末全国总人口为13.2802亿人（事实上还有数千万水分）。那么依照程恩富的观点，实行“一胎化”后2024年达到13.93亿人，意味着2008年之后的这16年需要增加6498万人口。我们假设这16年人口增加是直线递减，到2024年的时候为0（零增长）。假设2009年人口增量为X，每年增量减少Y，那么2010年人口增量为X-Y，2011年人口增量为(X-Y)-Y=X-2Y，2012年人口增量为X-3Y，以此类推，2024年人口增量为X-15Y=0。那么这16年人口总增量为16X-120Y=6498万。那么两个方程式就为：
　　
　　X=15Y
　　16X-120Y=6498万
　　
　　计算结果：Y=54.15万，X=812.24万。
　　
　　那么依照程恩富的观点，2008年以后每年人口增量和人口总量应该是这样的（至少接近）：
　　
　　根据“程恩富2024年13.93亿人口”预测
　　年份 年增量（万） 总人口（万）
　　2008 132802
　　2009 812 133614
　　2010 758 134372
　　2011 704 135076
　　2012 650 135726
　　2013 596 136322
　　2014 541 136863
　　2015 487 137351
　　2016 433 137784
　　2017 379 138163
　　2018 325 138488
　　2019 271 138758
　　2020 217 138975
　　2021 162 139137
　　2022 108 139246
　　2023 54 139300
　　2024 0 139300
　　2025 -54 139246
　　
　　就是说依照程恩富的观点，2009年人口需要增加800多万。但是国家统计局历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06年、2007年、2008年人口增量都已经只有600多万了（客观调查的数据显示事实上只有400多万）[9,10,11]。
　　
　　每年出生的孩子主要是20岁━29岁生育旺盛期妇女所生。2008年的20岁━29岁妇女是1979年到1988年出生的女孩，根据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这十年共出生1.0423亿妇女，平均每年1042万妇女。而到2024年的20岁━29岁妇女是1995年到2004年出生的女孩，根据2000年人口普查和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这10年共出生6356万，平均每年只有636万。就是说2024年生育旺盛期妇女不到2008年的61%。《200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08年只出生1608万，那么稳定现在的生育政策的话，2024年只出生980万。其实如果依照客观调查数据，2008年只出生1300万左右，那么2024年只出生790万孩子）。而由于老年人口的不断增加，死亡人数也在不断升高。根据国家计生委2003年的预测，2008年60岁及以上老人只有1.58亿，65岁及以上老人只有1.07亿；而到2025年，60岁及以上老人将达2.96亿，65岁及以上老人将达1.72亿。2008年死亡人口935万人，到2024年死亡人数将接近1700万。就是说，即便稳定现行人口政策（政策生育率1.38），中国人口在2024年之前就负增长很长一段时间了（我在《大国空巢》第15章推算，在2016年之前中国人口就会负增长）。而依照程恩富全面一胎化（政策生育率1.0），难道反而会等到2024年才开始负增长？以妇女平均25岁生孩子计算，2024年生孩子的妇女是1999年出生的女孩，依照2000年人口普查，1999年只出生516万女孩，依照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也只有600多万。这些女孩到生育之前，还有部分会死亡，还有部分不孕，依照程恩富的观点，平均每个妇女只生1个孩子，将只出生不到500万孩子，而死亡人口却近1700万，负增长一千多万！
　　
　　9、《人口政策大争鸣》认为，“即使按照1998年的消费模式和物价水平，我国抚养一个孩子从母亲怀孕开始到16周岁止，全国平均所需支付的总抚养费最低为 5.8万元，最高为6.7万元。”程恩富介绍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国家经济实力的提高，教育投资的不断升高，我国为抚养每个 0到16岁少年儿童平均所需支付的总抚养费必然大幅度上升。这样，由于“放开二胎”而多生的几亿人口，将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因此，他建议：我国不仅不能放松现行生育政策，而且还要继续把城乡的生育水平降到一对夫妇一个孩子这一底线，即严格的“一胎化”生育政策。实行“一胎化”生育政策可以通过微观上控制每个家庭的规模，宏观上控制社会的人口数量，来促进家庭和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
　　
　　程恩富认为养孩子到16岁，需要支付5.8万元到6.7万元的抚养费。为了减少抚养费，不但不能放开二胎，而且农村也必须实行一胎化。但是作为知名的经济学家，程恩富却不知道一个经济学常识：物质资本是报酬递减的，人力资本是报酬递增的。只有依赖于人口的投资才能增值，西方国家所有的长期投资都是建立在人口代际传承的基础上的。同样几万元钱的投资，如果投资到其他方面（还取决于人口结构），几十年之后的增值并不多；但是投资到人口，增值确实巨大的。两千多年前的商鞅就认识到这个道理，商鞅反对积聚黄金，而是鼓励积聚粮食，粮食可以养活更多的人口，转变为人力资本，而人力资本是递增的；而黄金是物质资本，难以增值。商鞅认为：“国家喜欢在境内积聚黄金，那么黄金和粮食都会丧失，粮仓和金库都会空虚，国家会弱小；国家喜欢在境内囤积粮食，那么粮食和黄金都能产生，粮仓、金库都会充实，国家就强大。”[19]
　　
　　这是为什么当年投资“造人”的超生家庭现在生活水平比当年投资“造物”的独生子女家庭要高的原因。“少生”不会“快富”。农民家庭最佳投资就是多生个孩子。很多农民后悔当初没有超生。“省钱养儿女”是可行的，但“省养儿女的钱”是省不出来的。想想看，当初每月几十元的收入，假如不用来养孩子的话，这些钱也用掉了。1980年代的万元户很风光，如果将那些钱存起来养老，现在一两年就化光。程恩富的经济学远见既比不上舒尔茨、Amartya Sen，也比不上两千多年前的商鞅，甚至连偏僻山区的农民都不如。
　　
　　并且孩子多的话，养育成本还会降低。经济学者认为，在美国这样的主流家庭养育三个孩子的社会，养3个孩子的花销只相当于养一个孩子花费的1.6倍，可3个孩子长大后为社会创造的财富却是1个孩子的3倍。
　　
　　程恩富认为：“丁克家庭对祖国发展有贡献，应该享受高保。” 他的依据在于，“孩子一生下来，对于国家的教育、医疗、就业等一系列压力随之而来。生得越多，国家的投入就越多”。因此他认为，相对而言“丁克家庭”对社会的贡献大，到60岁后享受高保是“有充分理由”的。但是程恩富却不知道一个国际上公认的经济学常识：一个人人力资本积累的大部分是发生在家里，特别是在生命周期中的最初阶段。即使在社会福利高度发达的西方发达国家（真正免费到高中的义务教育，高校学生家庭所分摊的高校教育成本比例通常在13%―15%），家庭的投入也是主要的，国家也是赚多孩子家庭的便宜，很多家庭因此不愿意生孩子，需要通过税收来惩罚丁克。
　　
　　
　　中国现在连小学和初中都不是真正的免费义务教育，家庭所分摊的教育成本占高中全部投入的70.1%，占大学的66%，“丁克家庭”吃喝玩乐舒服享受了，连孩子都懒得生，到老了还要盯上别人家孩子创造的财富，程恩富还认为“丁克家庭”对社会贡献大！
　　
　　依照程恩富的观点，自杀的穷人应该被授予超级烈士称号? 因为他们一方面减少了贫困，另一方面又减少了人口，还减少了低素质的、更穷的后代。
　　
　　10、程恩富的人口观是马尔萨斯主义人口观，而不是马克思主义人口观。
　　
　　程恩富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主任，中国社科院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主任、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办公室主任，中国社科院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重点学科负责人。
　　
　　但是纵观程恩富的人口观，却是典型的马尔萨斯主义人口观。
　　
　　马尔萨斯人口论与马克思人口论是截然相反的。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批判了马尔萨斯人口论。马克思在1853年所写的《强迫移民》中，指出 “不是人口压迫生产力，而是生产力压迫人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619页）。恩格斯分析了危机、失业、贫困的关系，指出：“人口过剩或劳动力过剩是始终同财富过剩、资本过剩和地产过剩联系着的。只有在生产力过大的地方，人口才会过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19页）而且，就业手段并不就是生活资料，“就业手段的扩大仅仅是机器力量增加和资本扩大的最终结果；而生活资料却只要生产力稍许提高，就会立刻增加。”（同上）只要通过社会革命战胜了造成人口过剩的制度，“我们就能保证永远不再因人口过剩而恐惧不安”。（同上书第620页）
　　
　　毛泽东也多次批驳了马尔萨斯人口论，毛泽东认为：“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20]
　　
　　胡锦涛总书记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指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21]。胡锦涛强调，人的生命是最宝贵的。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发展不能以牺牲精神文明为代价，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更不能以牺牲人的生命为代价[22]。
　　
　　可见，马克思、毛泽东、胡锦涛都重视人的发展，认为人是最宝贵的，是以人为本的人口思想。而程恩富却视人口为负担，根据他的理论，每年将减少上千万人口。
　　
　　程恩富作为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的院长，却弃马克思人口论而转信马尔萨斯人口论，以“当代马寅初”（马寅初人口论是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变种）自居，令人匪思所夷，是典型的数典忘祖！
　　
　　总之，程恩富的“全面一胎化”的观点所依靠的所有数据都是错误的。程恩富确实是非常有“创见”，但是他的“创见”不仅颠覆了国际主流经济学理论，也颠覆了普通老百姓的常识，更颠覆了马克思主义和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基本教义。鼓励创新是正确的，但是不能鼓励瞎胡闹！
　　
　　注释：http://guancha.gmw.cn/content/2009-03/27/content_902792.htm


作者：中山水寒　回复日期：2009-04-25　13:15:00　

回复 

　　人民网深水区：
　　　　http://bbs1.people.com.cn/postDetail.do?boardId=2&treeView=1&view=2&id=91237727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公共政策研究网：http://www.crcpp.org/cpipphtml/qitaxuezhe/2009-3/19/200903191111.html
　　　　
　　　　
　　从2009年政府工作报告看停止计划生育
　　　　　　
　　作者：易富贤 （中山水寒）
　　　　　　
　　2009年温家宝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有两大闪亮点：
　　1、是近年第一次没有提“稳定现行生育政策”的政府工作报告。
　　2、将人口视为优势（市场优势、劳动力优势），尤其是突出了人口的消费作用。
　　　　　　
　　2005年政府工作报告：稳定计划生育政策和低生育水平，提高人口素质。
　　　　　　
　　2006年政府工作报告：稳定现行生育政策和低生育水平，提高出生人口质量，有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的问题。
　　　　　　
　　2007年政府工作报告：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继续落实现行生育政策。
　　　　　　
　　2008年政府工作报告：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稳定现行生育政策和低生育水平，提高出生人口素质，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问题。
　　　　　　
　　2009年政府工作报告：做好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稳定低生育水平。
　　　　　　
　　2009年政府报告首次没有提“稳定现行生育政策”，而只提“稳定低生育水平”。从字面意义上看，是可能调整人口政策的。因为中央期望的“低生育率”是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组确定的1.8（其实应该在2.3以上才行），而不是现在的1.2-1.3。而要真的将生育率稳定在1.8，那么就需要调整人口政策。事实上即便停止计划生育也难以将生育率提升到1.8的。
　　　　　　
　　也就是说，今年在适当的时候进行人口政策调整（甚至停止计划生育），是符合政府工作报告“做好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稳定低生育水平”的。
　　　　　　
　　2009年两会的核心议题是金融危机引起的就业问题。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做好今年政府工作，必须把握好以下原则：一是扩内需、保增长。坚持把扭转经济增速下滑趋势作为宏观调控最重要的目标，把扩大国内需求作为促进经济增长的长期战略方针和根本着力点，增加有效需求，加强薄弱环节，充分发挥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导作用”， “积极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增强内需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千方百计促进就业”，“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
　　　　　　
　　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温家宝总理多次强调信心比黄金更重要。那么温总理的的信心从何而来？2009年3月13日温家宝总理在与中外记者见面会上公布了答案：
　　　　　　
　　温家宝说：我想再强调三点：第一，中国正处在市场化和城镇化加快发展的时期，也处在消费扩大和结构升级的时期。中国13亿人口有9亿农民，如果你到农村去看，我以为，在那里有多少的投资都不算多。中国的市场无论从人口和面积来看，都比欧美的市场更大。第二，中国有充沛的劳动力资源，而且有众多的人才优势。虽然当前就业存在困难，但从长远看，这是发展的重要条件。第三，经过十年多的改革，中国的金融基本是健康和稳定的，这对于经济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可见13亿人口（包括9亿农民）是温总理的信心来源。人口不是负担，而是资源，是中国最大的优势资源。人口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人口多，市场大，劳动力也充足，这两个要素是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保证。
　　　　　　
　　从“以物为本”到“以人为本”是一个里程碑似的进步。从“人力资源是第一资源”到“人口资源是第一资源”又是一个历史性进步。认识到“人力资源是第一资源”，说明看到了人是生产者。认识到“人口资源是第一资源”，说明看到了人的全面意义。
　　　　　　
　　人民网在直播直播温家宝总理的记者见面会的同时，也请了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副院长毛寿龙龙教授进行解说（http://live.people.com.cn/note.php?id=732090312182624_ctdzb_001）。
　　　　　　
　　毛教授说：“刚才（温总理）讲到了一点，我们实际上可以把人口当作资源，而不是当作负担。我们过去老讲“人口红利”、人口负担。有一段时间说人多力量大，有一段时间说人口与资源、环境负担太重。一直不好好开发人口资源。我觉得这次是很重要的政策信号，我们要把人力资本当作资源，而不是当作负担。人力和财力如果匹配的话，经济发展的势头是很好的。世界上很多国家，入口密集的地方往往是经济发展最好的地方，而不是说人口稀缺的地方是经济发展最好的地方。沿海地区原来人就多，现在人更多了。美国的加州，一个地方就比好几个州。他在强调两个方面，我们过去更多的是强调外向型经济，但是外向型经济的结果就是使得国际上的金融危机对我们有影响，但是另外一点，实际上我们的沿海地区的发展基本上还是外向型经济，要和国际接轨，或者说融入到国际经济当中去，这也是未来发展的方向。但是他说的这一点，实际上是为了加强信心，在内需方面，大家还要使足劲，不要老是指着外面的。”
　　　　　　
　　笔者非常认同毛教授的解说。
　　　　　　
　　毛寿龙教授认为温总理的讲话“是很重要的政策信号”，笔者非常认同毛教授的这一判断。其实胡锦涛总书记的十七大报告就已经有很重要的政策信号。
　　　　　　
　　通过降低人口分母能够提高人均GDP，是人口学泰斗邬沧萍教授等主流人口学家最为得意的“理论创新”，也是中国计划生育最重要的理论依据。受这一理论的困扰，中国人口政策迟迟得不到调整。但是胡锦涛总书记十七大报告终结了这个理论。
　　　　　　
　　十七大的以人为本全面回答了科学发展观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为谁发展（发展为了人民）、靠谁发展（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如何分配（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从而理顺了GDP分子与人口分母的关系：发展为了人民，而不是为了发展而减少人口；发展依靠人民，GDP是依靠人民的劳动和消费而增加的，人口是“母”，GDP是“子”，没有“母”就不会有“子”；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人民创造的GDP应该服务于人口本身的发展，恢复人口本身的可持续发展能力。这是胡锦涛总书记最伟大的人口学思想。
　　　　　　
　　停止计划生育才能保持合理的人口结构，才能有足够的人口，才能有大的市场和充足的劳动力，中国经济才能持续发展。中国的人口优势不仅给温总理带来信心，也给国际社会带来信心。发达国家的政要们对中国这次在对付国际金融危机中的中流砥柱作用是高度评价的。北京大学人口学教授李建新说：“开放我国的生育政策，不仅天塌不下来，而且因为中国人口的稳定健康发展，还将撑起世界的未来。”诚哉斯言！
　　
作者：无房无田　回复日期：2009-04-25　13:23:10　

回复 

　　独生子女政策副总设计师田雪原（中国社科院首批47位学部委员之一）1981年从就业角度研究了中国适度人口的数量，提出中国100年后的经济适度人口为6.5～7.0亿之间
　　-------------------------------------------
　　100年后都知道要多少人口,历害
作者：中山水寒　回复日期：2009-04-25　13:58:55　

回复 

　　计划生育政策是民族自杀政策
　　--《大国空巢》书评
　　
　　旷新年 清华大学中文系
　　http://guancha.gmw.cn/content/2009-03/23/content_900843.htm
　　
　　仲大军先生指出，“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来，中国与世界打交道依靠的是什么？不是资金，不是技术，不是资源，而是人口，中国凭借人口资源的优势成为了世界工厂。我们从小由教科书习惯了“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说法。有一次在谈到“大国崛起”时候，王小东先生说，中国是一个大国，中国人的思维天然就是一种大国思维，而像比利时和荷兰这样的小国根本就不可能像大国那样思考。当我们讨论大国崛起的时候，却忽视了一种日益临近的危机，那就是也许哪一天，沦落为小国寡民。近两百年来，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比例不断下降，从19世纪初的40％，下降到20世纪初的25％，现在不到20％，而近年每年出生人口更是不到全球的10%（意味着中国人口占全球比例还将急剧下降），但是由于提倡晚婚晚育，缺陷儿数量却约占全世界的20%。如果继续现在的人口政策，100年后中国将不到5亿人口，200年后，将只有1亿左右的人口。2030年，印度就将超过中国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实际上，如果印度在独立的时候没有被肢解成几个国家的话，那么，印度的人口早已经超过了中国）。正在崛起的中国可能因为人口迅速老化而衰落甚至崩溃，数千年来世界上最大的民族将变为无足轻重的民族。苏联解体的原因众说纷纭，美国未来学家彼得•史华兹（Peter Schwartz）认为，苏联的崩溃在于人口的原因。 苏联由于破坏了依附于宗教的生育文化，生育率从1930年代开始下降。
　　
　　伴随着“改革开放”，中国面向西方打开大门，因为相对西方惊人的贫困产生了巨大的“人口爆炸”的恐慌，体现了新马尔萨斯主义观点的罗马俱乐部报告《增长的极限》在中国流行，与此同时，严格的一胎化生育政策开始实施。这些有关人口的预言和政策以“科学”的名义出现。“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一直生活在这种新马尔萨斯主义的阴影里。在“稳定压倒一切”和“不争论”的政治背景下，一胎化生育政策作为“基本国策”不容讨论，在人口研究上，形成了万马齐喑的局面。在这种万马齐喑的环境中，易富贤《大国空巢》一书及其“新人口论”横空出世，产出了巨大的震动，引起了热烈的争论。
　　
　　马尔萨斯对于人口增长持一种悲观主义观点，认为人口增长与物质匮乏的矛盾无法解决。这种悲观主义典型地反映了牛顿时代的机械唯物主义思维。相反，而易富贤的新人口论是一种乐观主义。在关于人类发展前途的问题上，美国人口学家朱利安•西蒙(Julian Simon)认为，人类社会的技术进步和价格机制会解决人类发展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易富贤总结人类文明发展的规律，认为人口的快速增长是与现代人类文明、现代科技、经济的发达同步的，人口的增长带来技术的进步，人口的爆炸导致科技的爆炸和生育水平提高。鲍勃•梅特卡夫（Bob Metcalfe）揭示了网络价值的秘密：“网络的价值与网络使用者的平方成正比。”人口也同样具有规模优势。从采集文明到游牧文明，到农业文明，到现代工业文明，人类文明每前进一步，都伴随着人口密度的规模性增长。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曾经这样描述人口集中所带来的结果：“像伦敦这样的城市，就是逛上几个钟头也看不到它的尽头，而且也遇不到表明接近开阔田野的些许征象，——这样的城市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东西。这样大规模的集中，250万人口这样聚集在一个地方，使这250万人的力量增加了100倍……”。 美国卡托研究所国际贸易研究中心主任丹尼尔•T•格里斯伍尔德（Daniel T. Griswold）说，美国人口的增加和生活质量的上升成正比。 自从人类跨入现代文明，世界人口才大规模稳定增长。世界人口1830年为10亿，1930年为20亿，1960年为30亿，1975年为40亿，1987年为50亿，1999年为60亿。
　　
　　《大国崛起的人口因素》是《大国空巢》中最重要的一章。作者从人口学的角度对英国工业革命作出了新的解释。荷兰人创造了现代国家，创造了股份制度，创造了海上贸易，但是工业革命却没有发生在荷兰，而是发生在英国，这是为什么呢？作者的解释是，荷兰人口太少。英国特殊的人口再生产方式促进了物质再生产，引发了工业革命。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产生了农业革命，引起了全球人口爆炸，而人口爆炸最厉害的英国领导现代文明，发生了工业革命，建立了一个横跨全球的“日不落帝国”。英国本土以及英裔人口从1500年的400万扩张到现在的2.15亿。原苏联地区从1500年的600万扩张到现在的2.89亿。英国和俄国这两个国家还“爆炸”出了两个超级大国：美国（源于英国）和苏联（继承俄国）。
　　
　　同为欧洲大国的英法两国构成了鲜明的对比。1500年法国人口1600万，英国（包括现在的英国和爱尔兰）人口400万。至1800年，英国人口增长4.1倍，法国人口增长1.7倍。英国人口快速增长，出现了许多社会问题，引起了英国32岁的未婚小伙子马尔萨斯的忧虑，于1798年发表了《人口原理》。但是，英国没有接受马尔萨斯的理论，英国人口不断增长。从1500年到2000年的500年间，英国人口增长53.5倍，本土增长16.2倍。法裔人口增长不到6倍，本土增长3.8倍。原来是一支方言的英语已经发展成为最重要的国际语言，而原本辉煌的法语却面临被淘汰的危险。孙中山早就注意到了英法两国不同的命运：“法国在百年以前的人口比各国都要多，因为马尔萨斯的学说宣传到法国之后很被人欢迎，人民都实行减少人口。所以弄到今日，受人少的痛苦，都是因为中了马尔萨斯学说的毒。中国现在的新青年，也有被马尔萨斯学说所染，主张减少人口的。殊不知法国已知道了减少人口的痛苦，现在施行新政策，是提倡增加人口，保存民族，想法国的民族和世界上的民族永久并存。”
　　
　　从中国和世界历史上看，人口增长往往是盛世的一个重要标志。西方古代罗马帝国的衰亡和中国中古时代“五胡乱华”都和人口变化有关。在《大国空巢》一书中，易富贤先生一开始就旗帜鲜明地提出自己的观点，人口再生产和物质再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两大基本支柱，人口的持续发展是社会持续发展的前提。19世纪末，当我们被西方炮舰打败了的时候，中华民族的先觉者们产生了深刻的危机意识，认为中华民族到了亡国灭种的边缘。而今天，面对人口的断裂，我们同样应该有一种危机感。作者认为，计划生育政策是民族自杀政策。
　　
　　马尔萨斯提出的所谓“人口过剩”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特点。恩格斯指出：“人口过剩或劳动力过剩是始终同财富过剩、资本过剩和地产过剩联系着的。只有在生产力过大的地方，人口才会过多。” 正如易富贤先生所指出的，马尔萨斯主义虽然打着科学的旗号，却与邪教有着某些共同特点：利用世界末日、战争、灾难，它是反人类的。19世纪中叶，汪士铎惊呼“人多之患”，主张复族诛之法，推广连坐之条，严再嫁之律，非富人不可娶妻，不可生女，溺女婴，堕胎，听任灾疫流行，以减少人口。 1996年，广东农村妇女杜润琼接受“科学”的人口论，投毒杀害18人，中毒无数。她却认为投毒杀人是为国分忧：“我读过三年级，是自己想的，不为名不为利去投毒，为国办事自己应该的。”别人问她平时笑着摸小孩的头，又让他们吃毒药，很残忍。她回答说：“为国搞事，唯有用这样的治疗方法，这不叫残忍。” 陕西省商州市金陵寺镇王墹村村民龙治民，1980年被县计生委授予“计划生育先进”称号。仅仅五年，龙治民从受到县长、计生委表彰的计划生育先进模范沦落为杀死48人的杀人狂，还振振有词的辩解杀人是为了减少人口，为计划生育工作做贡献，是为国除害。
　　
　　美国汉学家王国斌注意到，马尔萨斯主义成为了理解中国的一个重要的成见。他在《转变的中国》一书中指出，“人们对中国的通常看法是：该国由于人口增长超过资源，因而是在马尔萨斯主义的危机边缘晃来晃去。”“一般把人口的大量增加视为第三世界近代经济发展的障碍，因而将中国之无法发展现代经济，归咎于其人口过多。” 其实，如果我们过分强调人口因素对经济增长的阻碍，那么，我们就会低估“改革开放”的成就。中国并不是通过计划生育使中国大规模减少人口而实现经济增长的，而是中国经济本身持续增长的结果。印度并没有实行计划生育，并且在人口规模上不久将超过中国，但是，1990年代以来，它同样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
　　
　　易富贤尖锐地指出，我们经常用人口问题和所谓“特殊国情”来掩盖决策失误，将中国的贫困落后归咎于巨大的人口规模。如前所述，这种观点是极为荒谬的。美国之所以成为超级大国正因为它是一个人口大国。而从人口密度来说，英国、意大利、德国、日本、韩国、朝鲜、印度、巴基斯坦、菲律宾、越南等国都比中国要高。两百年前，中国人均资源相对于世界平均水平来说是最少的，但那个时候中国却是乾隆盛世，不论是综合国力，还是人均生活水平，中国都领先于世界。
　　
　　《大国空巢》的新人口论建立在一种新的发展观上，作者由计划生育的反思引发对于中国几十年来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以及物本主义的全面反思。1980年以来的计划生育政策代表了以物为本的粗放型、外缘型的发展。中国单位资源的产出水平和劳动生产率都只有发达国家的几十分之一。在59个主要国家资源绩效水平的调查排序中，中国资源绩效倒数第六位。中国这种不计成本的GDP的增长是以巨大的资源破坏为代价。“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发展是以贱卖中国的物产资源和以更低的价格贱卖中国的劳动力资源为代价。
　　
　　1990年代以来盲目追求GDP增长必然导致粗放型的发展，以物为本的发展。然而，GDP并不能反映一个国家真实的发展水平。有关GDP流行一个著名的笑话。两个经济学家在路上发现了一堆狗屎，师兄对师弟说：如果你把狗屎吃掉，我给你500万。师弟觉得划算，二话没说就吃下去了。师兄觉得损失了钱心疼，而师弟觉得吃狗屎恶心，两人都觉得不划算。在前面不远处又有一堆狗屎，师弟对师兄说：你要是把它吃掉，我也给你500万。结果500万又回到了师兄的口袋。这对难兄难弟都有一种被愚弄的感觉。他们除了每人吃了一堆狗屎之外，毫无所获。但是，他们的老师却告诉他们，他们为国家创造了1000万的GDP。相反，在毛泽东时代，对于疾病以预防为主，这样不仅大大降低了医疗费用，而且延长了人的寿命，但在GDP指标上却不能反映出来。易富贤认为，联合国的《人类发展报告》所使用的人类发展指数（HDI），包括人均寿命预期，教育程度，国民人均收入，作为人类发展的综合尺度比GDP指标更为合理。
　　
　　作者对计划生育政策的批判，来自于一种新的哲学思想和发展观。他对历史作出了新的解释。人均寿命预期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一个最有效的指标。现代化和现代文明的一个重要结果就是人均寿命的大幅提升。在毛泽东时代，中国的人均预期寿命实现了大跃进。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到1976年毛泽东逝世，中国社会飞速进步，人均预期寿命从35岁提高到65岁，此时期世界人圴寿命预期从47岁提高到58岁。1981年，中国达到了68岁，接近于当时发达国家的水平，当时印度只有54岁。中国现在的人均预期寿命比韩国短5.4岁，可是，1976年，中国的人均预期寿命却超过了当时的韩国。1981年以来，中国的人均预期寿命只增长了4岁，印度却增长了10岁，尽管印度在跑步追赶中国，但是，印度至今仍然没有达到中国在毛泽东逝世时的水平。
　　
　　如果我们不是从意识形态的偏见出发，而是从民族的长远利益，从人类的良知出发，作者对毛泽东时代的重新解释，就不是不可接受的。作者指出，毛泽东时代中国人口的增长，不是因为生得太多，而是因为死得少。如果我们将现在中国的人口压力归因于毛泽东的话，那只能怪他先进的医疗制度大幅提高了中国的人均寿命。毛泽东时代中国的医疗进步至今仍然受到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的高度评价。与马尔萨斯的科学主义邪教相反，毛泽东思想是一种以人为本的思想：“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毛泽东时代重视人的发展和民族的长远利益，提高教育和医疗水平，降低婴儿死亡率，在对疾病上，采取的是德国而不是美国的对策，预防重于治疗。这样一种发展模式是一种社会发展超前于经济发展的发展模式。毛泽东时代为子孙后代投入了巨大的抚养和教育成本，这是一种战略投入，是为了民族的长远利益。1950年，中国和印度的HDI基本相当，在毛泽东时代，中国取得了对于印度的明显优势。然而，从1975年至2003年，HDI中国增长1.438倍，印度增长1.461倍，也就是说，没有实行计划生育的印度比实行计划生育的中国HDI增长更快。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对人的贬低，“工资总额”在GDP中所占比例逐年下降。中国工资收入占GDP的11％， 而发达国家普遍在54％~65％。 中国税负全世界第二。由此可见，中国是最不重视人的。中国占世界人口的20％，教育经费却只占世界的1％，卫生经费只占世界的2％。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数据，中国的人均教育公共支出为发展中国家水平的四分之一，在世界153个国家和地区中名列第145位。而在1979年之前，中国的中小学入学比例高达95％，远远高于其他92个发展中国家。科技投入也从1979年前的占GDP的1.3％下降到0.6％。中国的自主创新能力逐步下降。以计划生育为标志的“以物为本”的马尔萨斯发展观是与现代经济理论背道而驰的，严重透支了今后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以计划生育为赌注这种反常的发展使得中国作为大国崛起成为不可能。中国在许多方面都是“以美为师”，对美国竭力模仿，亦步亦趋，但是，唯独在生育上，美国鼓励，而中国却是惩罚。同时，美国富人多交税，有助提高全民素质；中国却是穷人多交稅，牺牲他們的发展权，却无助提高城市教育水平，上海和北京这些“第一世界”的国际都市高考录取分数线反而远低于“第三世界”的落后农村。
　　
　　从五四以来，中国形成了一种对“科学”权威的迷信和滥用，“大跃进”和“计划生育”都体现了这种科学权威的滥用。不论是“大跃进”“亩产万斤”的神话，还是“计划生育”“人口爆炸”的预言，都有科学家为长官意志作出“科学论证”。“改革开放”以来，形成了“专家治国论”的迷信，然而，这些所谓专家依附于权力，缺乏独立的人格和批判的思想。用宋健的话来说：“我是学自然科学的，对数理化自然非常感兴趣，但对社会科学，那个时候，可以说我是一窍不通，领导说什么，我就觉得，哦，那就是真理。” 1980年2月，新华社公布了宋健等人“花了不到两个月时间”，“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结合”的“人口控制论”方法研究出来的“百年人口预测报告”。而这样一份替长官背书的报告却影响了一个国家的长期决策。
　　
　　马尔萨斯等古典经济学家生活在一个经济仍然受古典农业所支配的世界。在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中，不但经济和文化发生了巨大变化，而且“人性”也发生了根本性的蜕变。人口专家们没有意识到人口增长和工业化、城市化、教育普及、就业以及现代化所引起的消费主义、享乐主义倾向的密切关系，晚婚晚育，生育意愿的降低，都使人口的增长放慢下来，甚至停止增长。
　　
　　作者的一个重要观点是，1970年之后，中国HDI超过0.5，步入中等人类发展水平国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即使不实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生育率也会急剧下降，中国的人口增长会自然急剧下降，因此，上个世纪70年代宽松的计划生育政策到80年的时候应当停止，而不是强化。
　　
　　适度生育的观点一开始受到农民的欢迎，如果有适当的节育措施，一般农民生育两三个孩子之后都会自愿停止生育，但是，严格的一胎化生育却是反人性和反伦理的，强制、残酷和反自然的一胎化生育政策严重破坏了人口生态，造成了民族难以察觉和不可预见的心理创伤，导致了严重的伦理后果，而且在获得了“人口红利”的好处之后，不久中国将迎来一个人力资源迅速衰竭的过度老龄化社会。我们终将为这种“人口红利”和人口生态的严重失衡付出无法预计的巨大代价。非均衡的人口结构将让一个过度老龄化的社会沉重地压在那些作为“小皇帝”生长起来的独生子女身上，他们既无兄弟姐妹的情谊，也无叔伯姑姨的理解，未来脆弱的一代在经济、文化、伦理、心理等各个方面都将不堪重负。
　　
　　北京大学人口所穆光宗教授认为，独生子女家庭是风险家庭。汶川大地震中独生子女的损失给许多人带来了深刻的教训。尤其是，中国计划生育所宣传的所谓优生学，是为纳粹政治服务的，被公认为伪科学，除了纳粹德国，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公然使这种伪科学来支配一个国家的政策。然而，正如作者所指出的，在中国，从何新、程恩富到何清涟，从右派精英到所谓左派精英，不论精英们在政治意识形态上有何分别，都普遍对人持一种敌视的态度，支持计划生育的恶政。精英们忽视生育权是最基本的人权。1968年人权会议通过的《德黑兰宣言》规定“父母享有自由负责地决定子女人数及其出生时距的基本人权。”据说，美国总统卡特批评中国没有迁移自由和民主。邓小平回答说，你要多少人我给你多少人。根据这个说法，中国之所以没有民主和自由，是因为中国的人口太多。易富贤说，这个说法应该是别有用心的人杜撰的。邓小平先生声称“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哪有儿子把自己的父母送人的道理？
　　
　　易富贤提出一个重要的观点，“新时期”的经济发展是“吃祖宗饭”，新时期的计划生育是“断祖宗根”。易富贤认为，计划生育破坏了中华文化的核心，彻底改变了中国传统的人伦体系。他认为，计划生育在两种意义上使中华民族走向衰落：人口减少和人伦道德沦丧。现在有些人口学家主张对不生育进行鼓励。清朝统治者对蒙古所采取的就是这种民族弱化政策。为了减少蒙古的人口，清朝统治者大力推广喇嘛教，不仅对喇嘛给予优待奖励，而且从国库中拨款修建寺庙，使得大量人口出家为僧而不事社会生产和人类生产。用清朝统治者的说法，“修庙一座，胜用十万兵。”唐代，强大的吐蕃（西藏）长期是唐王朝的最大威胁，人口达800万 ，一度攻占唐朝都城长安。但是，西藏同样因为喇嘛教导致人口减少而走向衰落。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显示藏族人口仅占中国人口的1/233。
　　
　　今天的中国农村有一种强烈的荒芜感，这种荒芜感包括了从生育的锐减、人口老化到文化、道德失落各个方面。一些数据令人触目惊心。湖南省浏阳市1995年有1099所小学，到2005年只剩下326所，小学生锐减了61％，其中白沙乡十年前有20所小学，2005年只剩下一所。有的人会以为，农村小学生的减少是由于农民外出打工往城市迁移的结果。事实上，这种大规模萎缩也同样发生在城市。北京市每年撤并100多所小学。2002年北京有近2000所小学，2005年已经减少到1500所左右。小学毕业人数2000年有18万，2005年仅有8万人。据2009年3月15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报道，自1993年以来，上海的户籍人口呈负增长。另据报道，2013年，山东省大学适龄人口，即18岁至22岁之间人口的数量，将比2008年下降50%左右，从而导致大学大量破产。
　　
　　计划生育的政策不仅使中国人口总体上下降，也使人口不平衡地增长，少数民族总人口从1964年的5.77％增加到2005年的9.44％。2001至2005年这五年总增加人口中少数民族更是占42%。
　　
　　计划生育长期以来被视为一项“基本国策”，强制性的计划生育政策与“改革开放”已经同步延续了30年。在提倡“以人为本”和“可持续发展”的今天，在反思改革的时候，也许，这样一项与我们每个人都密切相关的政策，是公众进入和参与讨论的时候了。这一政策不仅关系到中国社会经济等方面未来的发展，而且也直接关系到我们的伦理和心理建设。
　　
　　《大国空巢》提出了新的人口观点，使我们正视中国严峻的人口危机。历史将会记住易富贤和袁隆平这两位湖南人（易富贤是黔阳人，袁隆平在黔阳研究成功杂交水稻），他们的事业功德无量。
　　
　　（发表于香港中文大学《21世纪》2009年2月号，略有增删）
作者：Rain 七零年代　回复日期：2009-04-25　14:18:10　

回复 

　　占位
    手机上天涯，随时围观热点：3g.tianya.cn
作者：中山水寒　回复日期：2009-04-25　14:21:39　

回复 

　　人民网>>时政>>强国好帖
　　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80291/8320973.html
　　　　　　　　
　　与其推迟退休年龄，不如停止计划生育
　　　　　　　　
　　网友：水寒 （易富贤）
　　　　　　　　
　　2008年11月11日13:42 来源：人民网―强国社区
　　【字号 大 中 小】 打印 留言 论坛 网摘 手机点评 纠错 E-mail推荐:
　　　　　　　　
　　“相关部门正在酝酿条件成熟时延长法定退休年龄，逐步将法定退休年龄提高到65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障研究所所长何平日前在中国劳动论坛上的一番话激起强烈的社会反响。超过九成的人持反对意见。
　　　　　　　　
　　纵观世界各国，发展中国家退休年龄普遍在55-60岁。而发达国家当年在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都没有将退休年龄推迟到65岁。比如中国的社会发展水平还只相当于日本1960年代的水平；而日本1970年代的法定退休年龄才为55岁，1980年代提高到男性60岁,女性56岁。
　　　　　　　　
　　即便现在，很多发达国家的平均寿命远远长于中国（比如日本、法国现在平均预期寿命分别为82岁、81岁，而中国还只有73岁），但退休年龄仍然只有60岁-65岁。比如比利时目前男女的退休年龄均为61岁，2009年男女的退休年龄将提高到65岁。匈牙利到2009年男女退休年龄都将逐步延长到62岁。英国女性的退休年龄在2010-2020年逐步延长到65岁。新加坡政府的长期目标为把男性和女性的退休年龄从62岁提高到67岁。在韩国，正常退休年龄将在2013年由60岁提高到61岁，之后每隔5年提高1年，直至正常退休年龄到达标准的65岁。日本准备男性从2013年-2025年，女性将从2018年-2030年间，退休年龄逐步延长到65岁。澳大利亚现在的退休年龄是，男65岁、女61.5岁，2013年妇女的退休年龄将提高到65岁，与男子相同。瑞士2005年将把妇女退休年龄从62岁逐步提高到64岁，并酝酿进一步提高到65岁。
　　　　　　　　
　　世界规定女性的退休年龄为60岁及以下的国家和地区，占77.25%，60岁以上的只占22.75%。根据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在全世界177个国家中，中国2005年人类发展指数（社会发展水平的综合指标）排名81位，刚好是中游。就是说以中国目前的社会发展水平，还没有必要推迟退休年龄。那么为什么中国这么一个发展中国家却在退休年龄上要如此“大跃进”地赶超发达国家呢？这就不得不提中国的基本国情：计划生育政策导致未富先老。
　　　　　　　　
　　虽然长期以来，媒体一直宣传：“计划生育好，政府给养老”，但是现实却远非如此。中国目前只有1.6亿60岁以上人口，只有4000多万城市退休人员享受社会养老（其他3/4老人靠子女养老，因为他们平均有五六孩子），但是养老金缺口已经相当于一年的国民经济总收入的1/4了。而今后是4亿老人等着社会养老（因为他们只有一两个孩子，没有足够的子女来赡养他们）。推迟退休年龄是必然的。
　　　　　　　　
　　其实推迟退休年龄只是解决人口危机的被动方法，停止计划生育并鼓励生育才是主动方法。如果人口政策不调整，生育率不能有效提升，那么退休年龄就不得不一再推迟，现在的年轻人大半到死都拿不到养老金，缴纳社保就没有任何意义（比如日本很多年轻人就拒缴社保金）。人口结构老化必然导致消费萎缩，消费萎缩又导致就业机会缩减、失业率增高。庞大的没有退休金的老年人口，又难以找到工作，他们如何度过余年？有计划生育必然有计划死亡，计划死亡=推迟退休年龄＋医疗产业化。
　　　　　　　　
　　中国传统有家庭养老（Family security），现在发达国有社会养老（social security）。而中国计划生育既破坏了Family security，又破坏了social security。
　　　　　　　　
　　少壮不努力（养育两三个孩子），老大徒伤悲。现在说：养不起两三个孩子。今后孩子说：养不起4个老人。
　　　　　　　　
　　与其推迟退休年龄，不如停止计划生育。节流不如开源！　　
　　　　　　　　
　　与其推迟退休年龄，不如停止计划生育.
　　人民网收录为精华，并推荐到人民网主页：http://bbs1.people.com.cn/postDetail.do?boardId=2&treeView=1&view=2&id=89337572
　　人民网>>强国社区>>网友之声 http://www.people.com.cn/GB/32306/33232/8306547.html
　　腾讯首页 > 评论频道 > 要闻区 > 正文
　　http://view.news.qq.com/a/20081113/000014.htm (评论3754条)
　　


作者：中山水寒　回复日期：2009-04-25　14:24:21　

回复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3d53360100bzc1.html?tj=1
　　　　
　　计划生育可以叫停吗?
　　　　
　　(2009-01-14 14:00:23)标签：杂谈
　　　　
　　李银河
　　　　
　　看到一篇文章，是一个在美国上学或教书的人写的，标题是《停止计划生育，鼓励生育已刻不容缓》，文章中用大量数据表明，中国的人口模式已经降到更替水平以下，如果不停止计划生育，在2020年人口将不会达到预期的13.5亿，而是降低到11亿，影响中国的大国地位。
　　　　
　　我不是搞人口学的，但是从社会学角度研究过村落中的生育文化，我感到这个人的言论太危险了，万一影响到决策者的思维，真的停止计划生育，将给中国带来巨大的灾难。
　　　　
　　这个观点犯了几个致命的错误：
　　　　
　　首先，他所引用的所有人口发展变化模式——从一开始实行计划生育将妇女的生育数从五六个降到两个，到取消计划生育，到拼命鼓励生育大家也不愿意生——全都发生在以城市人口为主的发达国家和地区，如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韩国、台湾、香港。
　　　　
　　在城市生活中，生育文化与农村有很大不同。城市人要孩子的主要考虑是养育孩子的成本，所以很容易就接受了计划生育，并且让他多生都不干。可是农村人口在中国现在还占大半，在农村，生孩子的动力可比城市多多了：当劳动力，养老（有的地方这是农村人养老的唯一办法），发展家族势力（谁家男孩多谁家能成为村里大户的潜力大），必须生个男孩继承香火，否则是不孝（就为这个能生了五个女儿还接着等男孩，虽然按他本意也许一共要两三个孩子就不想要了）。从具体的功利的动机到抽象的宗教意义上的动机一应俱全。要不计划生育怎么会被乡村干部称为“天下第一难”呢？村里多少人为超生交成千上万的罚款，跟他们的收入完全不成比例，有多少人为超生被罚走了家里的电器直到最后一件家具，有的连房子都被人拆了，也还是要生、生、生。
　　　　
　　这位作者，你身在美国，人也变了美国人吗？讨论问题不像个中国人，倒像个土生土长的美国人，连美国人中的汉学家都赶不上。
　　　　
　　其次，作者也估计到一旦取消计划生育会发生生育率反弹。他说“其实这种担心没有必要”。我觉得这种担心大有必要。
　　　　
　　我们现在的政策是在农村人以家为单位的生育竞赛中硬生生地吹了一声停赛哨，每家到了两个都给我打住，这样农村人才另外找点生活内容，打打牌啦，看看电视啦，既然不让赛就不赛呗，大家都忍着点算了，要不然咱们非得看看到底谁更棒，谁能生养的孩子多，因为生孩子养孩子是咱们最主要的生活目的呀。
　　　　
　　我还清楚记得，1974年我在山西的一个小山村插队，那时候刚刚开始宣传计划生育，此前大家都是能生多少生多少的。我姑姑，一个善良的老农民，一生生过五男五女，只活下来三个女儿，其中还有一个是呆傻。按说姑姑的遗传不该这么差，她的一个女儿考上了北京大学数学系。村里那年出生的孩子有七八个是呆傻的，这引起了我的好奇心，仔细询问才恍然大悟，原来那年村里搞土改，全村人围一圈开地主富农的批斗会，批斗完直接用锄头一下把脑袋劈碎。那些一辈子连县城都没去过的妇女哪见过这阵仗，没把孩子生成怪物只生下呆傻人就算不错了。有点走题了，言归正传，那年干部下来宣传计划生育，我亲耳听村里一位外号“大洋马”说话大大咧咧的老婆子在街上嚷嚷：这共产党管天管地咋还管起老婆们（村里妇女说起自己爱用这个词）生娃了！听她的语气就像有人在管别人拉屎放屁一样荒唐可笑。
　　　　
　　一旦取消计划生育，就像是撤消了禁赛令，家家户户又都上了赛道，看谁跑得快，生得多。当然正如作者所说，好多人都做了绝育手术，不见得个个都去做输卵管复通术，即使做成功的比例也不高，但是农村还有大量没做绝育的人呀，这个反弹不是作者说的“谈何容易”而是一下给你弹出几个亿（时间长一点就能做到）。这个反弹的力道有多大不用找其他数据来推算，就看广东大款肯为超生出多少罚款就够了，据说现在已经有愿意出几十万的了。
　　　　
　　再次，我觉得文章作者在一个基本思路上错了。他说，在16世纪英国人口不到法国四分之一，现在英国人后裔超过2亿，就“主导世界政治格局超过两个世纪”；500年前苏联地区只有600万人，现在有近3亿才成了超级大国。总之，就是人多才能成超级大国，才能主导世界。这就奠定了这篇文章立论的基础：中国的人口如果不继续增长，如果不能达到更替水平，如果有一天下降，中国就当不了超级大国，中国就衰落了，所以计划生育很危险，应当鼓励中国人拼命生，至少要保持更替水平，如果能在世界人口中占到四分之一、三分之一甚至二分之一，人家就不能小看咱们，咱们就能成主导世界的超级大国了。
　　　　
　　我跟他的思路有点不同：我觉得为了当超级大国的同样目标，也许我们将人口控制在3亿或者最多不超过4亿就行了，因为苏联美国成为超级大国，人口都没超过3亿。印度人口有10亿了吧（我记不清）还是在贫困线上挣扎，也没成超级大国。超级大国不仅靠人口，还要靠科学技术的掌握，靠制度的先进。我们如果按照中国的资源状况定一个人口4亿的目标，那么计划生育就不是危险的使中国衰落的政策，就不必叫停，也不必鼓励生育。
　　　　
　　文章还提出了鼓励生育的一个最荒谬的理由：为了拉动内需，说一旦人口减少内需会萎缩。先生，20亿人每人消费1000元跟10亿人每人消费2000元，内需量是一样的。我们应当让现存的贫困人口活得更像人样，而不是再弄出几亿人来拉动内需，这不是明摆着的？莫非你脑子真的进水了？
　　


作者：中山水寒　回复日期：2009-04-25　14:27:30　

回复 

　　本页位置：光明网-光明观察 首页 > 学术.新知
　　　　　　
　　答李银河：计划生育真的不能叫停吗？
　　　　　　
　　易富贤　刊发时间：2009-01-22 17:20:55　光明网-光明观察 [字体：大 中 小]
　　http://guancha.gmw.cn/content/2009-01/22/content_881401.htm
　　　　　　
　　作者：易富贤（中山水寒）daguokongchao@gmail.com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系著名性解放、同性恋学家李银河教授最近在博客里的一篇文章《计划生育可以叫停吗？》（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3d53360100bzc1.html?tj=1）里驳斥了我的观点，在网上引起热烈讨论。我只好陪答几句。
　　　　　　
　　李银河说：“我不是搞人口学的，但是从社会学角度研究过村落中的生育文化，我感到这个人的言论太危险了，万一影响到决策者的思维，真的停止计划生育，将给中国带来巨大的灾难。”
　　　　　　
　　全世界两百多个国家都不实行的政策，难道能是什么好政策？全世界其他国家都没有实行计划生育，但是并没有“带来巨大的灾难”，偏偏中国会“带来巨大的灾难”？
　　　　　　
　　李银河说：“首先，他所引用的所有人口发展变化模式——从一开始实行计划生育将妇女的生育数从五六个降到两个，到取消计划生育，到拼命鼓励生育大家也不愿意生——全都发生在以城市人口为主的发达国家和地区，如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韩国、台湾、香港。在城市生活中，生育文化与农村有很大不同。城市人要孩子的主要考虑是养育孩子的成本，所以很容易就接受了计划生育，并且让他多生都不干。可是农村人口在中国现在还占大半，在农村，生孩子的动力可比城市多多了：当劳动力，养老（有的地方这是农村人养老的唯一办法），发展家族势力（谁家男孩多谁家能成为村里大户的潜力大），必须生个男孩继承香火，否则是不孝（就为这个能生了五个女儿还接着等男孩，虽然按他本意也许一共要两三个孩子就不想要了）。从具体的功利的动机到抽象的宗教意义上的动机一应俱全。要不计划生育怎么会被乡村干部称为“天下第一难”呢？村里多少人为超生交成千上万的罚款，跟他们的收入完全不成比例，有多少人为超生被罚走了家里的电器直到最后一件家具，有的连房子都被人拆了，也还是要生、生、生。”
　　　　　　
　　李银河认为中国发展水平不高，因此不能与日本、新加坡、韩国、台湾、香港比。但是根据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中国2008年社会发展综合水平相当于日本1967年、香港1980年、台湾1988年、新加坡1988年、韩国1988年、巴西2005年、泰国2007年的水平。这些地区当年生育率都已经低于世代更替水平。泰国社会发展水平与中国差不多，城市化水平还不如中国，泰国农业人口比例还占49%，而中国只占43%了，但是没有计划生育的泰国生育率已经只有1.6了，远远低于世代更替水平。
　　　　　　
　　李银河知道城市由于生育成本高，不愿意生孩子。但是却不知道农民生育成本更高。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为1.8比1左右，但是现在却达到6：1。而教育、医疗成本却与城市无异。城市养不起孩子，农村反而更能养得起孩子？李银河既把农民不当人，又把农民当超人。
　　　　　　
　　另外，目前农村劳动力仍然占43%，但是主要是五六十岁的农民，很少有育龄人口了。2006年国务院进行的一项全国抽样调查显示，74%的行政村认为，本村30岁以下的青壮年劳动力都已外出打工，几乎已没有青年劳动力可以再继续向外转移。就是说农村育龄人口大多进城了，这些人生育愿望是非常低的。其实在1960年代，中国妇女平均生育6个孩子的时候，很多城市居民不过生育2、3个；现在中国农村的经济情况总体来说远比当时的城市居民好，并且农村育龄人口大多到城市打工，没有时间和精力养育孩子，而养育孩子的条件还不如当初的城市居民（大多数连产假都没有，夫妻分居、在城市没有根据地，孩子入学有困难）。
　　　　　　
　　国家计生委自己的调查资料《2006年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显示现在全国生育意愿低下，平均只有1.73，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妇女的平均理想子女数分别只为1.78个和1.60个。未婚育龄妇女的平均理想子女数只为1.46个。可见不光是城市人口不愿生孩子，农村人口同样不愿生孩子。
　　　　　　
　　就像当年在英国人口急剧增长的时期，32岁的未婚小伙子马尔萨斯，出于对性的憧憬，于1798年发表了他那令人沮丧的名作《人口原理》：他认为人们对性愉悦的永不满足的欲望造成人口呈几何增长，人口将不断增长，一直达到人类食物供应的极限为止，大多数人注定要过饥寒交迫的生活。
　　　　　　
　　同样，没有生育（不知是生理原因还是心理原因）的李银河可能出于对生育的仇视或恐惧，臆想着农民会一直生、生、生。
　　　　　　
　　李银河在评《小女生的秘密书信》的时说，如果中国不强制堕胎，“那么中国的人口现在就不止是13亿了，而是23亿了。”
　　　　　　
　　李银河对人口预测比宋健还要胆大。宋健在1980年臆想：“如果按中国当时的生育水平延续下去，2000年中国人口要超过14亿，2050年中国人口将达到40亿”。事实上，即便1980年不实行计划生育人，而是敞开生，生育愿意随着经济发展会自发降低，到现在也只有14亿多一点人口。中国人口预期寿命从1950年的35岁延长到现在的72岁，而1950-1970年，平均每个妇女生6个孩子，总人口才从1950年的5.5亿增加到现在的近13亿。可见人口增加不容易。育龄妇女人数是有限的，生育时间也是有限的，即便所有妇女专职生孩子，平均也只能生6个孩子，人口也无论如何不会增加到23亿。李银河本人没有生育经验，大笔一挥，就断言中国人口会增加到23亿。
　　　　　　
　　李银河教授坐惯了办公室，对农村还停留在1974年的印象之中。她说：“其次，作者也估计到一旦取消计划生育会发生生育率反弹。他说‘其实这种担心没有必要’。我觉得这种担心大有必要。我还清楚记得，1974年我在山西的一个小山村插队，那时候刚刚开始宣传计划生育，此前大家都是能生多少生多少的。我姑姑，一个善良的老农民，一生生过五男五女，只活下来三个女儿。一旦取消计划生育，就像是撤消了禁赛令，家家户户又都上了赛道，看谁跑得快，生得多。”
　　　　　　
　　1974年的时候中国妇女平均生育4.17个孩子，当时巴西、泰国妇女平均生育接近5个左右孩子，而印度妇女平均生育5.5个左右孩子，但是没有“禁赛令”的巴西（由于保存完整的生育文化，在同等发展水平下，南美的生育率远远高于其他地区）现在的生育率已经稍低于更替水平，而泰国生育率只有1.6，社会发展水平比中国落后十几年的印度现在生育率也降低到2.7左右了。这些地区都没有“看谁跑得快，生得多。”
　　　　
　　而中华文化圈由于生育文化的缺失，是最不爱生孩子的群体（新加坡华人生育率不到马来人的一半，马来西亚、加拿大、美国华人生育率也远比其他民族要低），全球生育率最低的地区就是中华文化圈地区。而中国的生育文化还遭到几十年计划生育宣传的摧残，目前农民生育意愿只有1.78了，一旦取消计划生育，真的“就像是撤消了禁赛令，家家户户又都上了赛道，看谁跑得快，生得多”？
　　　　　　
　　伊朗是穆斯林国家，穆斯林生育文化是当今世界最为顽强的生育文化。在1989年开始鼓励（不是强制）每个家庭只生两个孩子，生育率从1990年的5.3迅速降低到1995年的2.9，2000年的2.2，2006年的1.7。2005年新总统内贾德反对“两个孩子就够了”的政策，改为鼓励生育，但2007年生育率又只有1.7左右。伊朗如此顽强的穆斯林生育文化在计划生育（还只是提倡二胎）就已经弱不经风，中国的情况可想而知。停止计划生育后伊朗没有出现生育率反弹，中国还会出现生育率反弹？
　　　　　　
　　李银河在《生育与村落文化》前言中说：“近二十年来，对农民生育行为影响最大的因素是政府的计划生育政策和计划生育工作。这种政策对农民来说是严厉的，然而对它我没话可说。试想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到了像中国这样人口密集资源相对缺少的程度，除了选择强制性的计划生育，就是选择饿殍遍地，暴力横行，幸存者坐等联合国的救济。在这个方面，实在不能存任何一点幻想，故而今天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乃是一种不得已，没有什么可抱怨的。另一方面，农民这种身份就会产生渴望多生育的价值观，在近期内指望人家放弃这种价值观是不现实的。所以实行强制性的计划生育，在总体上是合理的。既然是合理的，就不会行不通，不管它是不是强制的。在农村要控制人口的增长，除强制性的计划生育无路可走。”
　　　　　　
　　由于资源分布很不均匀，“世界平均”意义不大，低于“世界平均”并不意味资源不够。中国绝对算是“地大物博、资源丰富、人均资源也不错”，中国“资源短缺”的原因主要是粗放式的发展模式而不是“人口过多”。中国人均资源远远比日本、韩国、以及很多欧洲国家（如英国、德国、意大利）要多。都依照资源丰富的美国标准，那么全世界人口应该从现在的65亿减少到10-20亿，日本人口应该从现在1.275亿减少到2、3千万。但人均资源远远超过美国的巴西、阿根廷、俄罗斯的社会发展水平却反而不如美国，这些地区的人均住房面积甚至还不如中国。因为人口资源才是第一资源。美国是世界第一强国，就是因为她是人口最多的发达国家（也是世界第三大人口大国）。中国人均GDP还赶不上一些非洲国家，但是综合国力却排名世界第四。阿根廷面积是印度的84%，人口只有印度的3.5%，但在国际上神气的是印度而不是阿根廷。
　　　　　　
　　李银河说：“我觉得为了当超级大国的同样目标，也许我们将人口控制在3亿或者最多不超过4亿就行了，因为苏联美国成为超级大国，人口都没超过3亿。我们如果按照中国的资源状况定一个人口4亿的目标，那么计划生育就不是危险的使中国衰落的政策，就不必叫停，也不必鼓励生育。”
　　　　
　　李银河的这个观点与中国社科院人口所李小平教授的完全一致。我已经多次驳斥了李小平的观点。牛能健康地从100公斤长到400公斤，但大象从5吨降低到1吨肯定会死亡。我不知道李银河如何将中国人口降低到4亿。2005年中国人口中1970年后出生的7亿，1978年后出生的5亿，1988年后出生的3亿。2005年之后一个孩子都不生的话，今后平均寿命为76岁的话，中国人口也要到2046年、2054年、2064年才能分别降低到7亿、5亿、3亿，但那个时候最年轻的妇女也已经有41岁、49岁、59岁了，基本都丧失生育能力了，几十年后中华民族灭-9绝。将人口按照人口结构成比例降低下来的唯一方法就是屠-7-杀。难道李银河要将13亿人口屠7-7杀掉9亿？幸亏李银河不掌权，一旦掌权，说不定真这么干，因为她认为将人口降低到4亿是合理的，“既然是合理的，就不会行不通，不管它是不是强制的”，她连人伦（婚姻的价值、生育的价值）都否定了，哪里还指望她有人性？
　　　　　　
　　李银河说：“那年干部下来宣传计划生育，我亲耳听村里一位外号“大洋马”说话大大咧咧的老婆子在街上嚷嚷：这共产党管天管地咋还管起老婆们（村里妇女说起自己爱用这个词）生娃了！听她的语气就像有人在管别人拉屎放屁一样荒唐可笑。”
　　　　
　　生育权是基本人权，生育权都要剥夺，还有什么不可以剥夺？李银河说：“我是自由主义的女性主义”（《中国新闻周刊》2006年08月25日http://www.chinanews.com.cn/other/news/2006/08-25/779772.shtml）。但是作为自由主义，她的水平却还真赶不上1974年农村老婆子。李银河在讲自由的时候，只要求她自己的自由（包括同性恋自由、性解放自由、一77夜77情自由），而对农民只能专政。不能因为李银河而否定自由主义。但自由主义如果不愿同流合污，就需要清理门户了，就需要澄清什么才叫真正的自由主义了。
　　　　　　
　　李银河对我有意见还不仅仅因为人口问题，还因为我多年来一直反对她的性解放和同性恋观点。李教授这次借着人口问题将她多年的怨气发泄出来。李银河研究的社会学应该叫史前社会学，不能叫当代社会学。李教授提倡性解放、同性恋，但是人类数百万年历史99%的时间是性解放，什么花招都玩遍了（有些花招估计李银河连想都想不到），但是人口发展不起来，文明也发展不起来，99%的部落都灭绝了。数千年前，各民族才意识到性解放的危害，先后不约而同地建立起类似的人伦体系（没有建立起人伦体系的部落都先后灭绝了），通过婚姻将性关进笼子，人口在不断增加，才开始了人类文明。李银河自以为水平很高（有人还认为她应该评上社科院学部委员），其实非常肤浅，不过是回到人类文明之前的原始人类时代。
　　　　　　
　　巴比伦文明、罗马文明因为性解放等原因，人口减少，最终灭亡。近代由于性解放思潮的兴起等原因，发达国家不孕症发病率和单身率急剧上升，生育意愿不断下降，1960年代之后生育率急剧下降，现在欧洲生育率平均只有1.4左右了，远远低于他们的世代更替水平2.1（中国应该在2.3以上），导致人口无法持续发展，经济也难以持续发展。只有美国在1980年代由于右派、保守派势力的加强，提倡回归家庭，重新将性关进了婚姻的笼子，才逆转了生育率下降的势头，生育率恢复到世代更替水平附近，人均收入与欧洲也拉开了差距，目前比欧洲多1/3了。李银河却认为“西方右派有一些观念是非常反动的，比如小布什就坚决反对同性恋婚姻，从本质上讲，这和伊朗处死同性恋的政策，其实也就是五十步笑百步。”
　　　　　　
　　从小父亲就告诫我 “要谦虚，不要骄傲”，但是看到中国社科院顶级社会学家李银河（有人认为李银河达到评社科院学部委员的水平）、顶级经济学家程恩富（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中国四大经济学家之一，认为“老龄化社会是好事情，最好早点到来”，“丁克家庭对祖国发展有贡献，应该享受高保。”）还只是这种水平，我尽管努力克制着，但还是谦虚不起来。广大网友们，请原谅我的张狂，我是被逼的！


作者：xifengacca　回复日期：2009-04-25　14:36:19　

回复 

　　顶起来
作者：风和火　回复日期：2009-04-25　14:38:03　

回复 

　　
　　
　　终于看到楼主的新帖了，加油
作者：中山水寒　回复日期：2009-04-25　14:44:21　

回复 

　　从人口结构可以看出，今后对美国构成竞争的将是印度而不是中国，也不是日本和欧洲

德国2008年人口年龄结构



日本2008年人口年龄结构



美国2008年人口年龄结构图



印度2008年人口年龄结构




作者：中山水寒　回复日期：2009-04-25　14:46:39　

回复 

　　如果仅仅是停止计划生育而不鼓励生育，2050年中国人口结构将与日本类似，甚至更糟
　　　　
　　因此现在当务之急是立即停止计划生育，并通过改善民生让老百姓养得起三个孩子

德国2050年人口年龄结构



日本2050年人口年龄结构



美国2050年人口年龄结构图



印度2050年人口年龄结构


作者：铁与血泪　回复日期：2009-04-25　14:49:12　

回复 

　　失业是科技进步、生产效率提高的产物，而如何解决失业是改良政治制度的动力。
作者：ken900　回复日期：2009-04-25　14:56:56　

回复 

　　独裁的制度必然导致人民贫困和就业压力，人口问题是最好的替罪羊。
作者：偶尔来之　回复日期：2009-04-25　15:09:47　

回复 

　　中山的文章很好，就是太长又过于专业，对一般人来说显得枯燥，影响阅读。不过中国的人口危机及中国人的错误人口观念的确是需要很长的文章才能说清楚，写几本书都不为过。
作者：不能再等了　回复日期：2009-04-25　15:13:03　

回复 

　　顶
作者：lemonjy　回复日期：2009-04-25　15:13:51　

回复 

　　 顶
作者：zhchzhsh2076　回复日期：2009-04-25　15:43:37　

回复 

　　当我们庆祝取得一个个辉煌成就的同时，其实我们已经失去了最宝贵的财富——人，同时丧失了可持续发展的能力。野蛮执行强制计划生育政策的后果远远超过任何一场战争，我们需要站在民族存亡的高度看待这场空前的人口危机。让我们共同努力，争取尽快全面、干净、彻底地废除强制计划生育政策，一起呼唤自主生育的天空早日降临。
　　
　　
　　
作者：风和火　回复日期：2009-04-25　21:36:27　

回复 

　　dd
作者：czf516　回复日期：2009-04-25　21:41:36　

回复 

　　liu ming
作者：中山水寒　回复日期：2009-04-25　21:41:40　

回复 

　　人口学是一门最古老，也是最年轻的的学科。从人类文明诞生以来，就有了人口理论。人口的可持续发展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在人类历史上鼓励生育是主流，限制生育只有几十年的历史（并且还是因为认识错误）。在古代那种生存条件下，需要每个妇女生育六七个孩子才能让人口持续发展下来。因此古典人口学是鼓励生育。工业革命以来，由于死亡率的降低，出现一过性的人口爆炸，在此基础之上建立了传统人口理论（马尔萨斯人口理论），该理论主张控制人口，彻底否定了古典人口学。然而由于传统人口理论存在的社会基础是一过性的，意味着该理论也只能是一过性的。1970年代以来，由于社会发展，发达国家开始出现低生育率，1980年代之后低生育率向发展中国家蔓延。世界人口从population explosion(人口爆炸)转向population inplosion （人口萎缩）。这就意味着需要摒弃传统人口理论，建立新人口理论。然后迄今为止，国际新人口学还处于起步阶段，远未成熟。
　　
　　1980年中国处于人口转型时期，也是人口学起步时期。如果当时学者有前瞻性的话，应该建立新的人口理论。但是中国的人口学却是建立在马尔萨斯和马寅初错误理论的基础上，是为计划生育服务的。现在的人口学家都或多或少受制于过去传统思维的束缚。诚如北京大学人口统计学家郭志刚教授（北京市人口学会副会长、国家计生委人口专家委员会委员）对我说：“我们都多年从事人口与计划生育研究，头脑里的框框比你多得多，认识变化是一个很难的过程。我在2000年前基本上也是坚持控制数量是第一位的。但是我也变了。”
　　
　　让人不生育容易，让人生育难；破坏房子容易，建设房子难。传统人口学（马尔萨斯人口学）是控制人口的理论，控制人口是低成本的，因此非常有效，日本、韩国、台湾、伊朗、新加坡等地仅仅是提倡二胎（而不是强制控制人口），在经济发展的共同作用下，生育率就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急剧下降；中国是强制一胎化，对生育文化可谓是风雨交加，连根拔起，其效果可想而知。而新人口理论是鼓励生育的理论，鼓励生育牵涉很多方面，涉及到生育文化、生育心理、生育习惯、养育能力、分配制度、就业模式、男女分工模式，是高成本的。因此新人口学应该是跨学科的，应该建立"大人口学"（包括生育文化、生育习俗、生育心理、经济政策、分配制度、生殖生理、生殖病理、统计、环境、资源、历史、法律、国防、宗教、文化等诸多学科）。而目前的人口学是非常狭窄的（很多研究方向甚至是错误的），是解决不了人口学新问题的，这也是为什么发达国家虽然在千方百计鼓励生育，政要们打躬作揖要年轻人多生孩子，但是生育率不升反降的原因所在。也就是说，控制生育政府可以说了算（通过宣传或者强制），但是鼓励生育政府说了不算了。
　　
　　药理学虽然也出过错，比如反应停事件。但是如果没有药理学这个学科，不可能有大量新药研制出来。因此整个学科是很有价值的。
　　
　　但是如果没有人口学这门学科，世界人口问题不会比现在差。所有人口理论的实践者（如日本、台湾、韩国、新加坡、伊朗、越南、中国大陆），从长远看，都是受害者。而没有受人口理论影响的印度、巴西等国，却相对来说能够保持比较好的人口结构。
　　
　　就是说，人口学的过去是黑暗的，是一门不应该存在的学科；但是人口学（大人口学）的将来是光明的，今后指望人口学的创新，指导国家将生育率提升上来。人口学家应该面向未来，而不应拘泥于与过去观点的衔接。
　　
作者：leimingbuaa　回复日期：2009-04-25　21:42:39　

回复 

　　不指望能改了，绝望了，不过lz的执着很值得尊敬，帮你顶下
作者：fatpi　回复日期：2009-04-25　21:56:49　

回复 

　　支持!
作者：cenqingsong　回复日期：2009-04-25　22:14:26　

回复 

　　《大国空巢》提出了新的人口观点，使我们正视中国严峻的人口危机。历史将会记住易富贤和袁隆平这两位湖南人（易富贤是黔阳人，袁隆平在黔阳研究成功杂交水稻），他们的事业功德无量。
　　
作者：了无一尘　回复日期：2009-04-25　22:20:30　

回复 

　　大国空巢
作者：中山水寒　回复日期：2009-04-25　22:22:15　

回复 

　　《社会科学论坛》2008年5月上半月刊
　　　　
　　中国人口的真实数据——读易富贤《大国空窠——走入迷途的中国计划生育》
　　　　
　　 王思睿(陈子明)
　　　　
　　长期以来，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的官员和一些所谓"人口学家"，散布了许多关于中国人口的谎言与神话。尤其是自2000年人口普查以来，他们公然编造了许多人口数据，主要是人口总数和总和生育率的数据。易富贤的研究（见《大国空窠——走入迷途的中国计划生育》，香港大风出版社2007年版），充分揭穿了他们的谎言。
　　　　
　　1995年2月14日是中国的"12亿人口日"，当时的人口总数控制目标是2000年达到13亿，2010年达到14亿。然而，"13亿人口日"到了2005年才姗姗而来。中国社科院人口研究所所长蔡昉在2004年撰文，修正了过去认为人口高峰会达到16亿的观点，认为中国人口在2030年达到14.4亿的顶峰，然后下降。这就使人们对所谓"12亿人口日"、"13亿人口日"的人口基数产生了怀疑。
　　　　
　　2006年8月底，国家统计局局长邱晓华指出："目前人口调查中最突出的问题是全国人口数大于各地汇总数。多年来这个问题不仅没有解决，而且还有逐年扩大的趋势。"2003年的各地汇总数只有12.60亿人，公布的却是12.92亿人，两者差距3200多万人；2004年这一差距竟然进一步扩大到4600多万人。这种数据水分始于1990年代。2000年人口普查显示总人口只有12.426亿，这个数据比国家统计局公告的1999年年底总人口少1648万，比1998年年底少549万。为了不与历史数据相矛盾，人口普查办公告按照1.81%的漏报率进行校正，将这个数据修正为12.658亿。就是说2000年人口"水分"就已经有2322万。
　　　　
　　人口学界普遍认为，1982年和1990年两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比较准确，因为当时还没有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易富贤采用"封存法"，即在1990年人口普查的基础上，用此后每年的出生人口和死亡人口来计算2000年的人口总数，是12.20亿，比人口普查表各地汇总数少2272万，即重报率为1.8%，比人口普查公告数少4594万，差距为3.6%.漏报或者重报1.8%，好像是无关紧要的，但是如果"封存"了1990年以前已经出生的人口（即认为这个数据基本上可靠），只考虑1990年以后的人口增量，这个误差范围就高达27.4%.我们现在了有三个2000年人口数据：易富贤用"封存法"计算数据，人口普查表汇总数据，"修正"后的公告数据，哪一个更准确呢？来自基层的声音给出了回答。
　　　　
　　黑龙江省方正县的一位普查工作人员揭露说：我所在的城镇，最后统计上来的人口数据是39000多人，这是普查员挨家挨户走访调查的结果，应该是最真实的、最可靠的。这个数据报上去之后，被哈尔滨市的普查办打回来重查，其原因是与他们预想的数据差别太悬殊，按照黑龙江省人口普查办的预测和统计，黑龙江省的任何一个地方的人口在1990年到2000年的十年内至少要增加10%左右，如果没有达到这个增长的数据，那么就是在普查中丢失了人口。但是我可以保证的是：我们的人口普查人员决不至于丢失掉5000人（总人口的12.5%），尽管我们竭力说明并进一步核实，但是上级主管部门根本不听这一切的解释。当时黑龙江省普查初步的人口统计数据比省人口办预计的人口少了大约是200万人。我所在的方正县一共是23万人口，黑龙江省的人口普查办说我们少统计了45000人，让我们县重新核实。大家知道吗，最后的是怎么得到了黑龙江省人口办的满意吗？一个字——"编"人口。我所在镇，下达了指标是5000人，当然不能再为他们编造住址，只能是把这些人口编入到其他的家庭中去。于是我们挑选了一个大约只有两千多户的小区，把这5000人分别"编入"到不同的家庭，其结果就是：每个家庭基本上都增加了2-3人不等。就是这样，我们完成了当地的多出了12.5% 人口普查，我们县完成了多造出的45000人的普查。来自山东省和西部省份的基层人口普查工作者也提供了类似的案例。这说明2000年人口普查的主要问题是"重报"、"虚报"而不是"漏报".
　　　　
　　另一个谎言是关于总和生育率（考虑到男女性别比的因素，总和生育率为2.1才能达到世代更替水平）的谎言。中国人口学会常务副会长田雪原说："第五次人口普查和前几次普查比较数据质量差一些，比如生育率，这是必须拿的东西，全国是1.22，……学术界不承认，政界也不承认，普查办本身认为也不对，数据拿上来就是这个，怎么办呢？……于是做了一些人口学当中回归分析和模型换算，应用一些数学方法，然后我们进行了调整，得出来2000年全国城镇生育率是1.35，农村是2.06，全国是1.73%，国家一公布是1.8左右。"从1.22变成了1.8，一下子拔高了48%.
　　　　
　　在2000年普查之前，国家统计局及计生委公布的数字已经表明了生育率迅速下降的趋势。前者的生育率从1990年的2.17至1995年的1.43再到1998年的1.11 ，后者在相应年份的数字是2.04、1.33、1.29.等到2000年人口普查的生育率1.22一出来，计生委感到不对劲了，如果承认这个数字，蔡昉所说的"中国人口在2030年达到14.4亿的顶峰"就是根本不可能的事了，根据易富贤的计算，中国人口在2018年就会开始下降。这是以计生委为代表的"政界"不愿意承认的。如果中国人口控制的目标可以如此轻易地达到，计生委还有什么存在的价值呢？因此，从2000年人口普查以来，中国的生育率"数据"就人为地"锁定"在1.8了。
　　　　
　　田雪原在解释对生育率"做了一些调整"的原因时说，"因为2000年发达国家是1.39%，比人家低那么多显然不对。"但他却没有说出另外的一些事实：在目前全世界所有国家和地区中，生育率倒数前四位都在汉字文化圈，澳门0.84，香港0.94，韩国1.08，台湾1.1.而在这些地方，都没有实行像中国大陆这样严厉的计划生育。
　　　　
　　现行人口政策的辩护士们不仅编造当下的数据，而且还编造历史的故事。所谓毛泽东的政策导致"多生三亿"和国家计生委成立后的政绩"少生三亿"，就是最典型的"神话".
　　　　
　　所谓的"多生"、"少生"，是跟谁比呢？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科技进步、经济发展和世界和平的维持，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人口都有迅猛的增加，这主要是由于死亡率的大幅度下降，而不是出生率的提高。中国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从1950年至1971年，一直在6.0左右，只有"大跃进"导致大灾荒的几年除外。这与1949年之前没有差别，与同一时期的印度、韩国、越南、泰国等也没有差别。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从总体上说，既没有比别人"多生"，也没有比别人"少死"，与世界人口发展规律基本上保持一致。中国大陆人口由1950年的5.63亿增加到1980年的10.01亿，增加1.78倍；与此同时，中国台湾人口由798万增加到1785万，增加2.24倍；印度人口从3.58亿增加到6.89亿（1981年人口普查数），增加了1.92倍。因此，不论是为毛泽东歌功颂德的左派，还是认为他罄竹难书的右派，都没有理由把中国人口的增加"归功"或"归罪"于毛泽东。
　　　　
　　进入1970年代，中国大陆的生育率出现下降趋势，1973年降至4.54，1979年降至2.75，这时候虽然已经开始计划生育的宣传，但并没有采取相关的行政措施，计划生育委员会也还没有成立。与此同时和随后的几十年，台湾的生育率也持续下降，下降的速度比大陆还快，而台湾并没有实行强制性的计划生育。如果把大陆少生小孩作为计生委的"政绩"，那么台湾现在比大陆更低的生育率1.1，又是谁的"政绩"呢？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自1990年以来，每年发布《人类发展报告》，其中一个关键指标是人类发展指数（HDI），该指数由反映人类生活质量的三大要素指标（出生时预期寿命、受教育程度、实际人均GDP）合成一个复合指数，通常作为衡量人类发展的综合尺度。根据易富贤的研究，人类发展指数（HDI）与总和生育率（TFR）呈线性负相关（相关系数高达-0.916），HDI越高，TFR越低。根据这种相关性，可以解释中国大陆生育率下降的三分之二，另外的三分之一则归因于强制性的计划生育措施。也就是说，所谓"少生"三亿人中，只有一亿多人是计生委的"政绩".而为了少生这一亿多人，上演了多少人间悲剧啊！与此同时，它还导致了老年社会的过早到来（所谓"未富先老"）和男女性别比的高度扭曲（从正常值1.04-1.07到近年来的超过1.20），甚至成为拒绝中国民主化的主要借口。
　　　　
　　中国大陆目前的HDI相当于新加坡、台湾、韩国1980年代前期到中期的水平。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验表明，人类发展指数到了这个水平，总和生育率会出现急剧的下降。1997年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组织的全国人口和生殖健康抽样调查的结果显示：城市妇女平均期望生育数为1.56左右，农村妇女平均期望生育数为1.80左右；2001年全国城市平均生育意愿只有1.44；2002年北京只有1.04；2003年上海只有1.1.生育意愿通常远高于实际生育率（因为有不孕和单身家庭的存在），所以，一旦生育意愿跌落到1.8以下，即使采取奖励生育的措施，也很难使实际生育率达到1.8.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改变现行人口政策，解散计生委，应当说是顺理成章的事，也可以说是迫在眉睫的事。
作者：湖南牛仔1　回复日期：2009-04-25　22:27:41　

回复 

　　顶
    手机上天涯，随时围观热点：3g.tianya.cn
作者：江城雨　回复日期：2009-04-25　22:35:21　

回复 

　　李银河不会生育了,所以支持计生,真是屁股决定脑袋,不,,,是介于A和C之间的那个东西决定的
作者：不能再等了　回复日期：2009-04-25　22:44:31　

回复 

　　 顶
作者：ssly1287　回复日期：2009-04-25　22:50:24　

回复 

　　　顶
　　
作者：zhchzhsh2076　回复日期：2009-04-25　22:54:49　

回复 

　　自主生育，挽救中华！
　　
作者：多云888　回复日期：2009-04-25　22:59:47　

回复 

　　顶
作者：中山水寒　回复日期：2009-04-25　23:29:44　

回复 

　　北京大学中文系孔庆东教授说：“《社会科学论坛》08年6月上期陈平原老师主持的学术对话栏，发表了易富贤的《以人为本，用科学的发展观指导人口政策调整》。其实我几年前就看到了易富贤的研究成果，受了很大的启发，但那时他的成果还不能公开发表，所以我就零星地散布散布。中国再野蛮固执地继续一胎制下去，不但人口会几何级数锐减，满街老弱病残，而且经济会大幅度衰退，新中国一个甲子十多亿英雄儿女的伟大成就将付诸东流。这个道理几句话说不清楚，因为大多数人都被“资源极限”的人口论洗脑了，没有人去冷静思考人口与经济增长的真正关系，为什么只有中国实行一胎制？谁给中国领导出的这个坏主意？建议大家都去找找易富贤的文章来看看，就自然明白了。”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6da36101009o5s.html)
　　　　　　
　　　　　　
　　孔庆东:“《社会科学论坛》08年5期（上），王思睿《中国人口的真实数据》，赞同易富贤对中国人口数据的质疑。中国人口已经进入缓慢增长阶段了，许多数据都不真实。用不了十年，中国人口就会绝对下降，而且结构恶化。再不调整计生政策，就是对中华民族的犯罪了。我已多次赞同和发挥易富贤的观点，最近收到他寄来的《大国空巢》，香港大风出版社07年9月版，便又浏览了一遍，此书值得每个关心中华民族前途的人好好阅读。”(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6da3610100ab2e.html)
　　


作者：中山水寒　回复日期：2009-04-25　23:31:25　

回复 

　　杨支柱博客：
　　http://yzz661023.blog.163.com/
　　http://www.wtyzy.com/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法学副教授杨支柱说(http://wtyzy2.blog.sohu.com/111189501.html)：“我斗胆认为这是一本划时代的大书，我读了三遍，并且在自己的文章中多次引用。从上世纪九0年代开始，中国的生育率就已经低于世代更替水平，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得出的总和生育率更是低至1 .22。国内人口学界当然更早熟悉这些数据，但是由于体制压力、思维惯性和利益顾虑，国内人口学界普遍不敢正视事实，而把原因归于漏报，或者担心停止计划生育后生育率会强劲反弹。作者易富贤因为在美国从事医学研究，没有专业思维的局限，没有在国内挤火车而产生的怨愤，更没有课题利益需要维护，因而他能够像那个看出皇帝没穿衣服的孩子那样，看到中国人口结构的严峻现实和可怕前景，并发出第一声呐喊。本书对毛泽东当年采纳马寅初人口论的后果、对地球承载人口的能力、对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关系、对华人生育能力和生育意愿等一系列问题都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本书的材料是详实的，论证是雄辩的，唯一的不足是有些地方画蛇添足。本书的出版是易富贤反思计划生育网络论战的结晶，也是中国人口学界公开反思计划生育的开端。毕竟，当第一人喊出皇帝没穿衣服的声音后，第二个、第三个就不需要那么强的自信和那么大的勇气了。”
作者：中山水寒　回复日期：2009-04-25　23:32:29　

回复 

　　《大国空巢》
　　　　
　　易富贤著
　　　　
　　茅于轼、仲大军作序
　　　　
　　2009年9月由香港大风出版社出版（南怀瑾支持、王小强主持的出版社）
　　http://www.strongwind.com.hk/product/978-988-99725-3-0.aspx
　　


作者：中山水寒　回复日期：2009-04-25　23:36:57　

回复 

　　李茂生教授（曾担任内蒙古呼伦贝尔盟副盟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副院长、中国社会出版社总编辑）认为《大国空巢》“对我们国家和民族功德无量”。
　　

李茂生与华国锋


作者：南海沙滩100　回复日期：2009-04-25　23:37:05　

回复 

　　在虚假的人口数据上实行计划生育是对中国人民的犯罪！
作者：中山水寒　回复日期：2009-04-25　23:38:35　

回复 

　　梁中堂教授认为《大国空巢》“这是一本具有革命意义的书籍，是开一代先河和冲破万马齐喑局面的书籍，像康有为、陈独秀和胡适之的书都曾起过的作用一样”。梁中堂教授是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国家计生委1-6届专家委员会专家。1979年开始人口研究，最开始就反对独生子女政策，中央根据梁中堂的建议于1985年开始在山西翼城县试点二孩方案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4562/8762130.html。1983 年以来梁中堂先后任中共山西省委党校教授、省计划生育委员会顾问、省社科院人口所所长、省社科院副院长、省政府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西南财经大学兼职博士生导师、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博士生导师。国际人口科学研究联盟会员、中国国情研究会理事、中国人口学会理事、山西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山西人口学会副会长等。
　　


作者：中山水寒　回复日期：2009-04-25　23:40:36　

回复 

　　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王建军教授认为：“这是一个颠覆性的、震撼人心的成果，现有和将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所有创新成果的总和可能也不及这一成果的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它关乎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千秋大业。你的成果比起现在国内外的任何科研成果和创新都意义重大，所以要大造声势，形成舆论压力，才能触动决策者改弦更张。”


作者：_VaTiNo　回复日期：2009-04-25　23:47:09　

回复 

　　关注数量不关注结构
作者：中山水寒　回复日期：2009-04-26　00:02:47　

回复 

　　2008-03-27
　　　　http://tdh318.blog.sohu.com/83012402.html
　　　　
　　　　人口是负担的观念亟待转变 人口是负担的观念亟待转变
　　　　
　　　　 童大焕
　　　　
　　　　今年“两会”期间，中国计划生育政策成为上下争议的焦点。讨论主要集中在中国是否应该允许所有中国夫妇生育两胎这个问题上。但一位旅美华裔学者走得更远，他在新书《大国空巢》中认为，中国应该“无条件恢复人口生育常态”。此人便是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妇产科的华裔科学家易富贤。他认为，韩国、台湾的社会发展水平比中国大陆早20多年。如果中国大陆光停止计划生育而不鼓励生育，那么，20多年之后，中国的生育率最多像韩国和台湾现在一样，只有1.1（甚至很有可能更低，因为中国大陆的生育文化遭到多重打击），这意味着，到那时，中国大陆每年只会有600多万婴儿出生，而每年死亡人口却高达2000-2600万，也就是说，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大陆每年人口将减少一千多万。如果那样，大国空巢的噩梦便将成为现实！（《金融时报》中文网3月24日）
　　　　
　　　　英国《金融时报》去年8月14日还报道说，国际劳工组织宣称，不均衡的人口增长水平、劳动力的不断老龄化以及就业从农村转向城市的巨大转变，对亚洲迅速增长的经济体构成了挑战。国际劳工组织警告称，新加坡、韩国和中国部分地区等较发达地区可能会更早触及“人口悬崖”。该组织称：“本10年末，在亚洲所有地区，65岁及65岁以上人口比例将大幅上升，而发达经济体的增幅最大。”到2015年，在一些“发达经济体”，预计将有四分之一以上的人口年龄超过65岁。在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加速了这种人口过渡过程”。因此，中国的“老龄化速度将快于历史上其它任何国家”。在日本，自1999年以来，退休人口数量已超过新就业人口数量。尤其应该看到的是，和新加坡、韩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相比，中国是典型的未富先老，福利与卫生体系都极端脆弱。
　　　　
　　　　我们不妨换一个角度，从教育政策切入人口政策，也许会有许多新收获：
　　　　
　　　　传统观念认为，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独生子女政策更有利于将家庭和社会的有限资源用于培养高素质人才，如果人口快速增长，将会导致中国人口素质下降。但事实证明，成长是一个大环境，远不仅仅是集中人力物力进行知识灌输和学校教育。2006年河南省水利电力行业毕业生招聘会上，不少企业定了两条奇怪的歧视性标准：一不要城市孩子，二不要独生子女。用人单位的解释是：“城市学生、独生子女，很多人都受不了苦”，在这些单位看来，“与学习成绩、专业素质等‘硬件’相比，意志品质、吃苦耐劳精神这些‘软件’更加重要。”有调查显示，独生子女在对家庭和社会的责任、集体意识、竞争意识、合作精神、吃苦耐劳、牺牲奉献观念、坚强意志等方面，与以往多子女家庭出身的人群相比，有显著差异。
　　　　
　　　　传统观念认为，计划生育是为了使未来中国人过得更好，牺牲的是我们这一代人，幸福的是后人。但现在还有一种观点与之恰恰相反，认为计划生育正是一代人推卸责任的标志（因为节省了抚养后代的费用和时间、精力等），但是留给后代的是老龄化、人口红利消失、性别比失衡、社会需求不足、国家竞争力下降、军事安全受到挑战（军队中独生子女过多使社会对战争的承受能力下降等）、独生子女意志品质差等恶果。
　　　　
　　　　传统观念认为，在社会资源相对稳定的情况下，减少人口数量可以增进每一个人的社会福利；新观念则认为，整个社会的财富随着人口的增加而不断增加，即使面临生存问题，每一个人也会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潜能，从而增进个人和社会福利。这是人口观念中一个最重要的分野：到底是把人口当成包袱，还是当成资源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是所有社会资源中最重要、最根本、最具活力和创造财富能力的部分。古今中外的历史也证明，自然资源绝非国穷国富的依据，人口因素才是民富民强的根本。世界上除了中东少数几个石油小国凭借石油资源优势和全球汽车行业突飞猛进的发展成为富国（远非强国）之外，日本、韩国、新加坡以及我国香港、台湾等全球瞩目的强国和强区，都是自然资源极度匮乏而人力资源极度丰富的地区。
　　　　
　　　　从这个世界历史的普遍规律出发，我们会发现，人口政策与教育政策事实上存在着休戚与共的紧密联系：一个国家和地区，公民的受教育权利越是得到良好的保障，其人口就越容易成为“资源中的资源，财富中的财富”，成为社会一切财富之源，从而可以全面克服自然资源缺乏的劣势。反之亦然。
　　　　
　　　　因此，从战略全局上，将人口政策与教育政策问题通盘考虑，将会得到全新的发现，并可能因此开创未来中国的崭新局面。人口政策和教育政策，直接关系到未来中国的兴衰和在国际关系中的角色与地位。人口的多寡，人口的受教育水平状况，直接关系到这个国家的国力和地缘政治关系。如果中国不适时调整人口政策，那么到2020年左右，中国将会变成印度之后的世界第二人口大国。中国人口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已呈现出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老龄化特征，随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速和子女培养成本的不断提高；养老社会化程度加深；随着避孕率增加，结婚率降低，离婚率升高，单身、丁克、同性恋比例提升；生活压力大，节奏快，“就业替代”频繁；婚龄、育龄延迟；生育能力降低－－中国近20多年不孕不育率增加10倍，1/8夫妇不育；“有效”（生孩子）性生活减少，“无效”（婚外）性生活泛滥等；中国近2亿农民工绝大部分长期处于“无妻徒刑”的两地分居状况等，少生已成为中国不可逆转的大趋势。在此情况下，调整人口政策不会引起人口增长的“井喷”现象。而我们应该同时考虑的，是如何在适当调整人口政策的同时，为国家的未来提供更优质、更平等、更有保障的教育。
　　
　　）
　　

童大焕（中国青年报编辑


作者：中山水寒　回复日期：2009-04-26　00:05:55　

回复 

　　http://www.tianya.cn/pub/c/no01/1/400525.2.shtml
　　
　　经济学家为什么会被称为骗子？
　　　　作者：戴天宇 　　
　　　　
　　将经济学家称为骗子，并非惊人之语。即使在西方经济学帝国新古典王朝的龙兴之地，早有人这么说，一位是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一位是新剑桥学派的领军人物。
　　
　　“纯粹的江湖骗子”[1]——保罗·克鲁格曼
　　“我学习经济学，是为了不受经济学家们的骗”[2]——琼·罗宾逊
　　还有更难听的，“Post-autistic Economics”运动中，法、英、美等国的经济学硕士博士，干脆嘲讽主流经济学家为autism（一种儿童精神病症，主要症状为自我封闭、耽于幻想）[3]。
　　　　
　　为什么会这样？个人看法是：与其称经济学家为骗子，不如说经济学是一门伪科学，一门裹挟着大量事实性认识的伪科学！其明显特征是：按照逻辑主干演绎出来的结论，多半是错的；脱离逻辑主干从事实中归纳的，多半是对的[4]。
　　　　
　　一门科学，不外乎两点：（1）事实；（2）把事实贯穿起来的逻辑；而逻辑本身，也要回到事实中去检验！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事实永远是对的，错的只是理论。
　　　　
　　一门伪科学，不会蠢到直接与事实相对抗，而是在逻辑上做手脚，颠倒因果、混淆正反，用扭曲的线条穿起事实；同时，为了阻止对逻辑本身进行检验，或将它们装扮成“神谕”，不允许碰；或将它们装扮成“常识”，没必要碰。
　　　　
　　主流经济学更无赖，那个供在神龛的“经济人——最大化——均衡”逻辑主干，起点干脆不是普遍事实，而是一个假设——“经济人”假设，既然只是假设，似乎无需事实检验，不过，话说回来，既然只是假设，结论自然也是假设，可你见过哪一个主流经济学家会宣称自己的结论仅仅只是假设，只是“空想资本主义”吗？！至于其逻辑本身，更是流氓至极，干脆昭告天下：我拒绝用事实检验[5]，我就无赖，你能怎么着？！
　　　　
　　必然地，为了维护“经济人——最大化——均衡”这一逻辑主干的神圣和纯洁，事实便在主流框架中被排斥、被阉割、被颠倒、被扭曲，以此求得形式上的完美和逻辑上的优美。现代主流经济学催生出的，就是这样一个美丽的怪胎，一个只有科学化之形而无科学化之实的形式逻辑怪胎。
　　　　
　　伪科学，比科学更像科学，只有一样学不像：可重复、可检验！
　　　　
　　可怜的，是那些盲从者，尤其是不明白主流经济学中哪些是脏水、哪些是孩子的西饭。我们知道，如果前提出了问题，则后面所有的论证、模型、推导等，都是在做无用功，譬如争论50年的“针尖天使”问题，那些虔诚的信徒，竟无一人突破思维的禁锢，追问一句：到底有没有天使？
　　　　
　　所以，他们只是可怜的糊涂虫。
　　　　
　　随便说一句：博主不辩论，“真理越辩越明”，这是文人的幼稚想法，没有事实为依据，所谓的辩论，纯粹就是耍嘴皮子。
　　-----------------------------------------------------------------------------
　　[1] 保罗·克鲁格曼．兜售繁荣[M]．胡苏云，赵敏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81．
　　　　
　　[2] 转引自张宇燕．说服自我：经济学杂文集[M]．三联书店，1997：前言．
　　　　
　　[3] 贾根良．新政治经济学：范式革命与异端的综合[EB/OL]．http://www.gjmy.com/html/jingjixuelunwen/2008/11/18815.html，2008-07-23/2008-10-20．
　　　　
　　[4] 王曙光．理性与信仰——经济学反思札记[M]．香港：新世界出版社，2002：68．
　　[5] Knight, F. “What is Truth” in Economics[A]. In: William, L. & J. Alexander (eds.). On the History and Method of Economics: Selected Essays [C].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6: 151-178.
　　
作者：第五交响乐　回复日期：2009-04-26　00:07:18　

回复 

　　　　上海计生委官员称“生二胎”政策或可放开
　　　　　　　　
　　　　2009-04-20 17:53:51　来源: 中国新闻网(北京)　
　　　　　　　　
　　　　　　　　　　核心提示：20日在上海举行的东方讲坛讲座上，上海市人口和计生委副主任、上海市老年学会副会长孙常敏提出，中国或可放开生育二胎的政策。许多城市区域人口老龄化趋势日益加剧，传统的计划生育政策已经不再适合中国的国情。
　　　　　　　　　　
　　　　　　　　　　
　　　　　　　　　　中新社上海四月二十日电 (李佳佳 彭晓华)二十日在上海举行的东方讲坛“和谐社会的老龄问题”讲座上，上海市人口和计生委副主任、上海市老年学会副会长孙常敏提出，中国或可放开生育二胎的政策。
　　　　　　　　　　
　　　　　　　　　　据统计，截至二00八年年底，中国六十岁以上老年人已达到一亿五千九百多万人，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十二。上海是中国大陆较早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城市之一。
　　　　　　　　　　
　　　　　　　　　　来自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的信息显示，上海在一九七九年已进入老龄化社会。到二0三0年，上海市户籍人口中，将有一半是六十五岁以上老人。积极发展老年服务并增加老年社会保障，已成为上海社会发展中一项非常紧迫的任务。
　　　　　　　　　　
　　　　　　　　　　伴随“老龄化”而来的是日益增多的“空巢化”、“少子化”现象。孙常敏在提交的报告中指出，当前，许多城市区域内长时期地呈现人口自然变动的负增长，人口老龄化趋势日益加剧，传统的计划生育政策已经不再适合中国的国情。针对不同的家庭情况和个人的社会经济状况，指导构建合理的家庭规模，将是当前最为紧迫的要求。
　　　　　　　　　　
　　　　　　　　　　报告还说，如果每个家庭生育两个孩子，正好达到了人口学意义上的替代水平，并不会产生新的生育高峰。此外，随着养育成本的提高，人们的生育愿望已明显下降，只要经过仔细的研究和测算，全国范围内可以普遍放开生育两胎的政策。孙常敏说，这个政策不仅可以平衡人口的更替，减缓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加速趋势，也可以有效治理人口性别问题。
　　　　　　　　　　
　　　　　　　　　　华东师范大学人口研究所终身教授桂世勋也认为，在二0一0年后选择适当时机调整中国现行生育政策，普遍允许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两个孩子，对促进中国人口城市化的有序和健康发展有益。
作者：猫扑警察　回复日期：2009-04-26　00:18:51　

回复 

　　经济双螺旋群创建于2005年，是至今为止历史最悠久的经济类QQ群之一，其中4个群成员最多的时候达到过700于人，日发言量突破10000条
　　　　　　　　　　　　　　　　　　　　　　　　　　　　　　　　　　　　，成员大多来自天涯和剀迪等论坛，算是有点技术含量的，但前几个月群主的QQ被盗号，QQ群被解散，而后居然被改做劲舞QQ群！太不可思意了，群友们极度不满，不得已之下，群主只好花费10元钱，做QQ绑定，才要回QQ群，不过群友已经散失殆尽了，现在只好重新组建，希望看见这个声明的新老朋友们都来参加讨论，希望大家能够再次聚首共论发展 经济双螺旋 5515852
　　
作者：rd21g　回复日期：2009-04-26　00:24:19　

回复 

　　易富贤的好贴，顶！
作者：rd21g　回复日期：2009-04-26　00:44:21　

回复 

　　　　主流经济学更无赖，那个供在神龛的“经济人——最大化——均衡”逻辑主干，起点干脆不是普遍事实，而是一个假设——“经济人”假设，既然只是假设，似乎无需事实检验，不过，话说回来，既然只是假设，结论自然也是假设，可你见过哪一个主流经济学家会宣称自己的结论仅仅只是假设，只是“空想资本主义”吗？！至于其逻辑本身，更是流氓至极，干脆昭告天下：我拒绝用事实检验[5]，我就无赖，你能怎么着？！
　　　　　　
　　　　必然地，为了维护“经济人——最大化——均衡”这一逻辑主干的神圣和纯洁，事实便在主流框架中被排斥、被阉割、被颠倒、被扭曲，以此求得形式上的完美和逻辑上的优美。现代主流经济学催生出的，就是这样一个美丽的怪胎，一个只有科学化之形而无科学化之实的形式逻辑怪胎。
　　　　　　
　　　　伪科学，比科学更像科学，只有一样学不像：可重复、可检验！
　　----------------------------------------------
　　
　　确实如此，现代经济学的运用了大量的数学知识，甚至比物理学用的还有过之而无不及，形式非常优美，但是，她是建立在N种假设之上的，而不是建立在N种事实之上的。
　　马克思的经济理论除了数学用得少之外，本质也是如此。
　　许多人不得不学经济学，也不过是混口饭吃而已。
作者：中山水寒　回复日期：2009-04-26　02:23:56　

回复 

　　人口学必须浴火重生，要勇于欺师灭祖（中国人口学的祖师是马尔萨斯、马寅初、宋健等人），
　　而不能抱残守阙。
　　
作者：中山水寒　回复日期：2009-04-26　05:43:53　

回复 

　　“我学习经济学，是为了不受经济学家们的骗”——琼·罗宾逊
　　----------------
　　请大家也学点人口学，免得受人口学家的骗
作者：he724160　回复日期：2009-04-26　06:23:48　

回复 

　　作者：中山水寒 提交日期：2009-4-25 12:18:00 访问：1405 回复：55
　　　二、计划生育导致就业压力加大
　　　　
　　　　其实“人口多导致就业压力”的观点与亚里士多德的“落体速度与其重量成正比”的理论一样荒谬。2007年美国人口3亿，失业率为4.8%；巴西面积相当于美国的91%，人口1.9亿，只相当于美国的63%，但是失业率却高达9.6%。阿根廷面积是印度的84%，人口只有印度的3.5%，但2007年阿根廷失业率为8.5%，印度为7.2% 。
　　　　
　　　　有人说，日本人口只有1.27亿，购买力却超过4万亿美元，比人口11.4亿的印度还要多，因此消费取决于人均收入而非人口数量。其实作为一个国家，有什么样的生产水平，就有什么样的消费水平，就业机会更取决于人口，而不是人均收入。一个萝卜一个坑，有多少的人口，就有多大的消费市场，就有多大的需求，就有多少就业机会。减少人口之后减少消费，哪里还有就业？比如，穷人买件衣服，可以提供一个低工资裁缝一天的工作机会；富人买件衣服，可以提供一个高技艺、高工资裁缝一天的工作机会，富人总不至于里三层外三层穿一大堆廉价衣服吧？日本4万多亿美元的购买力只能提供0.67亿个左右（总人口的50%左右）的就业机会，而印度3万亿美元的购买力却能提供5.1亿个左右（总人口的50%左右）就业机会。日本对低附加值的产品需求有限，而单位消费量的高附加值产品和服务所提供的就业并不多。以购买力计算，印度2007年人均GDP为 $2,600，这个购买力大概可以提供一个餐馆服务员的一年就业机会；日本2007年人均GDP为$33,500，但是也只能提供一个餐馆服务员一年的就业机会。日本即使消费饱和，所提供的就业机会也不过是满足日本本国的就业而已。伽利略用“两个铁球同时落地”的试验推翻了亚里士多德的理论。但是中国不少人口学家和经济学家至今不能理解“两个铁球”原理
　　###############################################
　　
　　我声明我是捏着鼻子大概看了一小部分中山所谓的文章.
　　
　　首先什么两个铁球的理论我认为没错 只不过是一句并不高深的废话.不过我有一句话想问 如果人类只要就业率 而不去追求就业的质量的话 那为什么不重新回到计划经济中去.三十年前中国可以说基本上是全民就业.
　　中国八亿农民的农业产出比美国几百万农民的产出高不了多少.很多一个美国家庭的耕种面积相当于中国一个中等乡的耕种面积{二三万人},中国农民一年收入几千人民币 美国农民一年几十万美金.这就是本质的区别,虽然两者都是就业人口.
　　
　　我们为什么仅仅只需要一个只能糊口的就业机会.我们为什么没有追求幸福的权利.过上更体面更有尊严的生活?
　　
　　事实上 一定比例的失业率有利于市场的健康.劳动力不足通常只是短时现像 当政者主要是为高失业率头痛.历史经验表明 就业率跟人口数量和人口繁殖率都没有关系 它只是经济规律下的产物 是人类生产力和消费力相互影响下的结果.中山先生把风牛马不相及的就业率和生育率硬拉到一起实属无稽之谈.
　　
　　百年前 纺织机械的发明和效率的提高并没有减少纺织工人的就业岗位.反而成倍增长.三四十年前 电脑的发明在提高人类工作效率的同时也并没有减少人类的就业机会.反而因此出现了很多新兴产业 制造了大量新的就业岗位.
　　
　　所以一个社会想制造更多就业机会最根本最好的办法是科技进步 通过技术进步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同样劳动力不足也是科技进步的动力.两者并不矛盾.过高失业率和过低失业率随着时间相互转换.也可能在同时段内 某个行业劳工不足 而另一个行业却劳工过剩 你只能用动态的眼光去看.
　　我大概说下 只想说明失业率只是经济学上的范畴 和人口学没有多大关系.如果我们想靠多生人口来解决就业问题 那实在是在污辱我们的智慧.事实上老龄化最严重的日本和北欧的人口就业率最高 而最符合中山的观点 人口结构的最好的穆斯林国家和非洲却是失业率最高的.这可能也是对中山的一种讽刺吧.
　　
　　我很随便就中山的一段文字指出他的荒谬,如果我再耐心点可以就他的这篇文章说出十处甚至二十处的错误.如果中山的粉丝们不信 可以和我当面辩论.我绝不回避问题.对于这一点 相对于中山,我有绝对的自信.
作者：中山水寒　回复日期：2009-04-26　07:38:52　

回复 

　　作者：he724160　回复日期：2009-04-26　06:23:48　
　　我很随便就中山的一段文字指出他的荒谬,如果我再耐心点可以就他的这篇文章说出十处甚至二十处的错误.如果中山的粉丝们不信 可以和我当面辩论.我绝不回避问题.对于这一点 相对于中山,我有绝对的自信.
　　----------------------
　　我隔壁一个五岁的小孩也说绝对有信心与我辩论，但是他的父亲没有信心。
作者：我是世界公民　回复日期：2009-04-26　08:33:37　

回复 

　　真正的专家！　　　不过这句话好象不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19页）而且，就业手段并不就是生活资料，
　　　　　　　　　　　　　　　　　．．．．．．．．．．．．．
作者：我爱辣辣辣　回复日期：2009-04-26　08:47:27　

回复 

　　中山兄,你这种忧国忧民的情怀和坚持不懈的精神确实令人敬佩，但是没有人能听进去你的肺腑之言呀，普通民众尚不理解更何况政府高层，近段时间政府部门发言人频频发言，中国人口政策暂时不会有重大调整就是对你人口理论的最好回击，但是你仍然不灰心不放弃，实在是佩服至极！
　　我想问一句，是什么支持你这样坚持下去的？
　　我知道我自己对这个国家和民族已不抱什么幻想和信心了（原来也是一愤青呵呵）。
　　
作者：中山水寒　回复日期：2009-04-26　08:51:09　

回复 

　　作者：我爱辣辣辣　回复日期：2009-04-26　08:47:27　
　　　　中山兄,你这种忧国忧民的情怀和坚持不懈的精神确实令人敬佩，但是没有人能听进去你的肺腑之言呀，普通民众尚不理解更何况政府高层，近段时间政府部门发言人频频发言，中国人口政策暂时不会有重大调整就是对你人口理论的最好回击，但是你仍然不灰心不放弃，实在是佩服至极！
　　　　我想问一句，是什么支持你这样坚持下去的？
　　　　我知道我自己对这个国家和民族已不抱什么幻想和信心了（原来也是一愤青呵呵）。
　　----------------
　　计划生育是千年一毁，其后果远远超过任何一场战争。面对空前的民族危机，每个人都不是无辜者！
作者：mordenite　回复日期：2009-04-26　09:04:08　

回复 

　　选择性阉割我汉族的计划生育政策，还在一帮噬人血的寄生萎的主持
　　
　　下大行其道
作者：cenqingsong　回复日期：2009-04-26　09:05:03　

回复 

　　一.人口多是中国落后的原因吗
　　有的人认为,中国贫穷就是因为人口多,这太荒唐了。财富是靠人去创造的，又不是天上掉下的馅饼，人多分的就少了，人少分的就多了。财富是靠人去创造的。中国的自然资源不够中国人用吗，当然也不是。中国到底能养活多少人谁也不知道，地球能养活多少人谁也不知道，因为谁都无法预知科学技术的发展。就算中国的自然资源不够用也可以进口啊。你看日本的工业原料不就基本靠进口吗？人家现在可是世界第二大富国，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也就是日本的1/3左右，人口密度比中国还大呢。象日本这样人口密度大人均自然资源少的国家还有不少，人家可不比我们穷，也不搞计划生育，当然就是搞也搞不来，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侵犯人权的，是法律严格禁止的。
　　 马克思也认为人是生产力的因素，人多当然生产力就大罗。中国之所以穷是因为生产力落后，导致生产力落后的当然不是人多。而是建国后一系列失误造成的。如：人民公社啊、大跃进、文化大革命以及公有制计划经济的弊端造成的，这些都严重限制了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违背了客观规律，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现在改革就是废除原来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旧体制，是这些错误的东东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是人多导致的。
　　 有人说现在搞计划生育少生了3亿人就业都这么困难，再多人就业不是更困难了吗？当然不是这样的，人多社会需求就多，就业机会也就多。就业机会当然也跟投资有关系，资本少就业就少，资本多就业就多。可是资本是靠人去创造的，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人多创造资本就多，不过前提是不能违反客观规律。如果再来个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运动，那就难说了。就业机会跟人口数量应该是吃正比的。中国搞计划生育表示说少了3亿人吗，难道给我们创造了3亿个就业机会？我说一个都没有。这3亿不存在的人也没有为社会主义添砖加瓦，也没有给我们现在活着的人带来什么利益，除非把现在的13亿人杀掉10亿人，剩下的人瓜分他们的财产，这样中国就可以进入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了。人是自己养活自己的，还有养活政府官员呢。中国的财富是活着的人创造的。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这么快，现在又成为什么“世界工厂”，不就是因为人多吗？没这么多人怎么能养活庞大的政府呢？
　　
　　二．没计划生育人会拼命生小孩吗
　　以前中国人口增长快是有原因的。如没有避孕措施、吃大锅饭、人多分的田地也多、养儿防老等。现在这些因素除了养儿防老外，基本上不存在了。自己的小孩只能自己养，养不起不可能多生，你就是要人家生人家也不会生。谁愿意看到自己的孩子受苦受难。如果实行象外国一样政府养老的话（当然是用纳税人的钱或国有企业利润），中国的人口我看要负增长。据说中国现在少了3亿人，并不是计划生育的功劳，有很多原因的。
　　现在搞的什么社会抚养费真让人纳闷，自己的孩子难道不是自己养大的吗？
　　三．计划生育该废除了
　　计划生育除了被老外们认为是侵犯人权外，好象没什么作用了。记得我们那里搞计划生育时，计生干部们把那些怀孕妇女一个个抓上车去流产，有的过几天就要生了也要抓去打什么毒针打死，有的生下来还是活的，就掐死。
　　在农村的人家不就想要个儿子养老吗，人家可没有退休金。在农村主要是靠儿子养老的，这可是我过的传统啊，不是一空洞的法律就能改变的。
　　我们那里出来没进过学校的人都认为计划生育是不违法的，否则她们怎么哭着大喊“还有天理吗！还有王法吗！”人家生孩子自己养，养大了还要交税，怎么不让人家生呢。人家愿意啊。
　　那些为躲避计划生育而逃掉的人也惨，家里的财产全部充公，包括牛、猪、鸡等，有的房子还要破坏。无家可归只好躲进深山老林。可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总得给孩子上户口吧，没户口怎么读书呢。于是要到处借钱交罚款，交了计生办还要交派出所。真是任人宰割啊！有人好不容易借交清了罚款上了户口，可孩子得病了，结果没钱去医院死掉了。还有很多做了节育手术感染了的，甚至有疯掉的！唉！
　　计划生育又让中国在人类的愚昧史上写下“光辉”的一页。
　　
作者：诗之志　回复日期：2009-04-26　09:10:31　

回复 

　　沙尘暴已进入四川，华北、西北的生态令人担忧，这都是人口过载之祸。
　　
　　中国人口已经过载，如果人口再大量增加，会危及自身的生存，如水资源匮乏，恐怕会面临（没水喝——北京，喝脏水——上海）的境地。人类的活动，使西北、华北沙化面积扩大，如果中国人口再翻一番，西北、华北没水喝，黄河两岸尽是沙漠，沙漠将逼近长江一线。我经历过2006年春天北京的那场大沙尘暴，真的很恐怖。再者人口激增，中国土地上产出的粮食不够国民食用，污染将无处不在，贫富差距更加拉大，失业者大量增加，黄赌毒偷盗凶杀案时刻相伴、造成永远无法治愈的社会顽疾。所以说计划生育是中国的基本国策是正确的，基本的即最重要的。很多人都说过：在1978年之前，唯独没控制人口的政策，造成许多社会问题，且以后许多年都没法治愈，经济是很容易恢复和发展的。
　　
　　人口再生产速度是很快的，70年代7亿人，90年代13亿人，20年间人口总数翻了一番，所以根本无需担忧亡国亡种之谬论。
作者：我爱辣辣辣　回复日期：2009-04-26　09:29:25　

回复 

　　我不知道英明的胡主席和温总理为何不知道这个事情？
　　是有人阻碍圣听？还是官僚势力实在太强大？
　　为什么好的政策好的制度总是在中国实行不了？为什么学习别人的先进制度总是学的四不像，总是弄成中国特色了？你说这个民族在阉割自己的问题上都犹豫不决无法达成共识（文化和生理上的阉割），还有什么希望？
　　难啊。。
作者：风和火　回复日期：2009-04-26　10:10:41　

回复 

　　专家称中国经济2020年起或步入长期衰退
　　　　　　　　　　　　　　　　
　　　　　　CCTV.com 2008年07月29日 10:38 来源：广州日报
　　　　　　　　　　　　　　　　
　　　　　　　本报上海讯 （记者周裕妩）“通过对中国人口结构的了解，我有一个这样的发现：中国经济很可能从2020年开始步入长期的衰退。”在26日于上海举办的“银行业如何应对全球金融改革”论坛上，上海交通大学国际金融研究中心主任潘英丽做出如此判断，她认为，从中国的人口结构可以看出金融改革的紧迫性。
　　　　　　　　　　　　　　　　　　
　　　　　 潘英丽表示，通过对比数据发现，日本的人口年龄结构和中国非常的相似，欧洲的德国和法国也比较相似，这主要是受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人口结构的干扰造成的。“通过对这样的人口结构的了解得出这样的判断，中国和日本人口结构的唯一差别是我们比他们年轻30年，这是因为日本是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发展的，而我们是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发展，日本从1990年开始经济出现持续的衰退，所以我推测，从人口红利，也就是一个国家的劳动力和资本的供给来看，中国很可能从2020年开始步入长期的衰退！”
　　　　　　　　　　　　　　　　
　　　　　　潘英丽认为，这意味着在2020年之前中国面临两大挑战，一是如何实现劳动力与资本不足条件下的可持续增长；二是如何在人口老年化之前进行未老先富。目前人均收入与居民的人均财产都是在3000美元左右，而美国是中国的17倍和80倍。……
　　　　　　　　　　
　　　　　　　　　　//////////////////////////////////////////////////////
　　　　　　　　　　
　　　　　　　如果等到5年、10年、15年后再去调整现行生育政策，新增婴孩在2025年后相当一段时期内仍是需要抚养的少年儿童，与其时的老年人口比例迅增及劳动力资源萎缩叠加在一起，则可谓雪上加霜，悔之晚矣！！！
　　　　　　　　　　　　　　　　　　　　　　　　　　　　　　
　　　————　曾毅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美国杜克大学老龄与人类发展研究中心与人口研究所教授；北京大学老龄健康与家庭研究中心主任，杜克大学中华人口与社会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著有《中国人口分析》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