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生黑玛卡多少钱一斤:中国未来30年的动力机制希望已现

        中国未来30年的动力机制希望已现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作者：张庭宾

    2009年从谨慎乐观到谨慎悲观，现在再从谨慎悲观转为谨慎乐观，这是笔者对中国未来判断的两次转变。

　　最新的转变是对胡锦涛总书记关于党的90周年讲话读后有感。该讲话冷静清醒、立意深刻、高瞻远瞩，有可能开启中国共产党进入自信地与中国国家、民族、人民共同超越的新时期。

　　该讲话抓住了两个关键要害。一是对执政宗旨的进一步明确和回归——“要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拜人民为师”，这是对“为人民服务”的更清晰深刻的回归，也是对“人民公仆”毫无异义的定位。二是“以保证人民当家做主为根本，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前者若能够得到坚决贯彻自上而下反腐败，后者若能够大胆推进自下而上地扩大民主，将村长直选扩大到镇长、县长，则中国大部分难题都将迎刃而解，未来30年的动力机制将被再造。

　　上一次的由谨慎乐观转向谨慎悲观是在2009年。2006年初，本人预警了美国未来两年很可能会发生金融危机，并指出这将是中国的机遇，能否抓住关键看改革攻坚——“扩大内需已成中国当务之急。从宏观管理层面看，急需政府转变职能，削减开支，提高效率，将财政收入主要转向教育、医疗、养老保险等社会公共开支上，从而降低民众的未来忧患，提振居民消费信心”。

　　2008年金融危机如约而至，本人年初以“我们是否要拥抱一场全球金融危机”为题更明确警告；4月以后，不断提醒货币紧缩将导致“中国的世界工厂休克”；三季度后不断呼吁救市，10月27日，预言“A股大反转只差释放流动性信号弹”。救市举措接踵而至。

　　“中国的改革攻坚才刚刚开始”，2008年12月1日，本人以此为题充满期待地写道“经过改革开放30年向世界学习的中国，需要从承担人类文明使命着眼，从战略立国层面上，全面、系统、多维度地梳理完善中国社会结构和法制体系建设，从而找到各归其位、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最终和谐共赢的出路”。

　　该文进一步指出：“应对金融危机，应分为三个阶段。‘应急阶段’是用财政货币政策救市。‘树立信心阶段’有三个标志：1.创业板推出；2.全面放开中小信贷，实施备案制；3.推出举证责任在辩方和集体诉讼制度,从根本上解决股市利益输送问题。‘全面系统改革攻坚阶段’，可以医疗体制改革为突破口，建立公共资源全民共享机制，建立科学合理的社会保障制度。金融危机恰可以成为中国改革攻坚的倒逼机制。”

　　然而，救市虽然是必要的，但事前后知后觉，事后下药4万亿又过量过猛。更遗憾的是，巨资救市又是以地方平台融资，地方政府主导，投入了“铁公基”这些效率低下的领域；房地产泡沫再度急剧膨胀；民间税负更加沉重；社会保障再度被冷落，医疗改革难有进展。

　　国际金融危机加国内粗放救市，使中国30年来增长动力模式盛极而衰。过去30年中国的动力模式主要是两个；一是外向型经济。金融危机导致外需锐减，石油价格上涨导致国际运输成本高企，美国等西方国家再工业化，外向型经济必然从峰顶衰落；二是政府主导的粗放扩张投资，以4万亿救市达到极致，也只能走下坡路。外向型经济和粗放式政府投资导向，必然以牺牲民间活力、国内需求为代价，致使“第三驾马车”——内需也每况愈下。

　　更深层次的隐患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资本能力不断自我强化，而公权力未能得到充分制约，权钱交易难以得到有效遏制，既得利益不断扩张，财富再分配不断失衡，贫富分化日益严重，越来越多的社会公众难以从发展中分享成果，乃至过去积累的财富也被类似股市大起大伏所侵蚀，甚至未来劳动收入也被高房价贷款给“透支”，社会公众承受力不断逼近底线。

　　在外部关系中，中国为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付出了重大的牺牲和代价。以廉价缺乏劳保、社保的劳动力，以廉价资源能源，以高价进口原材料，制成价廉物美的商品输出；换回的美元又购买了美国国债等，成为美国社保资金和企业资本来源，美国再印刷钞票购买中国商品，收购中国企业,获取中国市场利润。随着人民币升值美元贬值，其国家债务负担进一步向中国转嫁，中国国民的外部承受力也逼近底线。

　　内外的两个底线冲突，使得社会矛盾日益突出，这就表现为“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的考验、外部环境的考验”，而此三种考验结合起来，就对党和政府形成了“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的“执政考验”。对此，党内和社会上的不少有识之士忧心忡忡。

　　这就是当下中国的严峻挑战，旧的动力在盛极而衰，新的动力尚未发动，内外部承受力逼近底线，社会矛盾日益突出。如何打破这个僵局，再造未来30年的动力，进而在解放后30年夯实工业经济基础，在改革开放30年融入世界经济的基础上，在更加自信、自强的基础上，中国升级政治文明、社会文明和经济文明。

　　中国再造未来30年的新动力，并不缺乏思路，比如：

　　——推进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尤其是行政体制改革。中国行政成本之高、政府投资额度之大、效率之低，世界罕见。转变政府职能，由“全能、管制、投资型政府”转变为“有限、责任、服务型政府”，不仅能够大幅降低宏观管理成本，更能激活社会公众的创造力，这才是本质意义上的“拜人民为师”。

　　——将土地和矿产资源等收入收归国有，全民共享，用于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土地和矿产资源是一个国家全体公民的天赋财富，除具体开发者的合理劳动所得外，理应由全体国民共同分享。中国基本社会保障体系难以建立，表面原因是缺钱，实质是本属于全民的土地和资源财富，往往被地方政府官僚体系和少数特权者享用，前者诱发了严重的“公务员泡沫”，后者催生了“暴富阶层”，激化了社会矛盾，而权钱交易又在腐蚀干部队伍，造成了一些党员“精神懈怠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

　　——对金融体系的中下层应当全面放开，实施备案制。中国有着全世界最高的储蓄率约50%，也有着全世界最高的民间借贷利率，常年高达30%~50%，紧张时甚至超过100%。这是因为国有垄断金融体系效率低下所致。笔者以为，国有金融机构应当控制中国金融体系的核心或者上层，对边缘或者中下层应当全面放开，实施备案制，进行制度化监管。这将极大降低民间融资成本，大大增强民营企业生存活力。

　　——对教育、医疗等服务业领域，应明确界定社会主义基本公共保障与市场经济商业服务的界限。公共资源只能用于社会保障体系，市场经济商业服务不得染指；充分放开市场经济的商业服务，自主经营，实行制度监管……

　　再造中国未来30年的动力，更加成熟、自信的中国升级文明，并不缺思路，更重要的是执政者的执行动力机制。而胡锦涛的讲话恰恰在这个制高点上振聋发聩，指明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