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猪桃桃宝胸:方绍伟：究竟谁才是苏联的掘墓人？

    最近读了梁小民先生写的“谁是苏联的掘墓人？”（《东方早报》，2011-6-12）一文，对该文的概念混乱和观念矛盾我深感吃惊。梁小民排除了列宁、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为苏联的掘墓人，然后在斯大林、勃列日涅夫、苏联人民、斯大林体制和外交政策哪个是苏联的掘墓人上，陷入了不可自拔的自相矛盾。

　　1，梁小民的苏联掘墓人逻辑

　　首先，梁小民说：“苏联崩溃的第一负责人，当然应该首推斯大林。他歪曲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建立了与科学社会主义风马牛不相及的斯大林模式，……最终使苏联灭亡的，还是这种发展模式的建立者”。

　　话音刚落，他马上又否定了自己：“如果斯大林以后的历任接班人能够走上改革之路，以渐进的方式来改变斯大林模式，那么苏共和苏联仍然可以存活下去，……所以，苏联的掘墓人还要从斯大林之后的接班人中去找”。

　　梁小民读了几本勃列日涅夫的传记后，终于发现“为苏联掘墓的，正是勃列日涅夫！他才是苏联灭亡的罪魁祸首。他以宫廷政变的方式夺取了赫鲁晓夫的权力，但并没有把改革推进到一个新时期，而是力图再造斯大林模式，重现斯大林的个人集权。这就加剧了苏联社会固有的矛盾。当苏联人民无法忍受这种制度时，墓也就挖好了，何时下葬只是时间问题，谁来埋葬也不过是历史的偶然。……面对这样一个大墓，任何天才的继任者都无法挽救苏联灭亡的命运”。

　　又是话音刚落，梁小民马上觉得：“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之一，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任何一个制度的崩溃都植根于它的经济制度和由这种制度所决定的经济状况。一种制度或者模式，无论政治如何集权，文化如何受管制，官员如何腐败，只要人民生活满意，它就可以维持下去。……斯大林模式的核心是计划经济体制。它的政治集权、文化管制、官员腐败，都是以这种经济制度为基础的”。

　　梁小民似乎又害怕漏掉其他因素，所以，与“当苏联人民无法忍受这种制度时，墓也就挖好了”对应，他又补充说：勃列日涅夫“出兵阿富汗进行扩张，使自己陷入了泥潭，……外交政策成了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2，苏联崩溃的责任与动力

　　读了梁小民的分析，我们根本无法弄清，他到底是把苏、联的掘墓人定为斯大林、勃列日涅夫、苏联人民、斯大林体制，还是勃列日涅夫的外交政策。即便排除苏联人民和勃列日涅夫的外交政策，我们还是弄不清到底是斯大林、勃列日涅夫，还是斯大林体制导致了苏联的崩溃。

　　问题出在哪呢？问题在于，梁小民完全没能把苏联崩溃的责任、原因与动力清楚地区别开。区分历史事件的责任、原因与动力，是分析历史问题的基本功。事件的责任涉及的是事件的当事人，是具体的个人或组织，讨论当事人的责任为的是追究当事人的过错，其目的在于寻找惩戒的办法或启示的意义，其要点是分清直接责任人和间接责任人。

　　可梁小民对苏联崩溃的责任分析，完全是眉毛胡子一把抓。明明是政权丢在了戈尔巴乔夫手里，他却认为戈尔巴乔夫不是直接责任人，甚至连间接责任人都不是。可正是因为这个明显的低级错误，导致了梁小民的分析出现了一系列的自我矛盾。

　　第一是“苏联崩溃的第一负责人，当然应该首推斯大林”与“为苏联掘墓的，正是勃列日涅夫”之间的自我矛盾。第二是为列宁开脱，把斯大林体制的缔造者完全归于斯大林一个人；可事实是，列宁式的“先锋党”和“战时共产主义”实践，已经完全为斯大林模式打下了基础，斯大林模式只不过是列宁主义的延续。第三，在把责任推到勃列日涅夫身上时，梁小民说：“面对这样一个大墓，任何天才的继任者都无法挽救苏联灭亡的命运”；可梁小民没能意识到，这句话也可以在把责任推到列宁或斯大林身上的时候说出，以此排除戈尔巴乔夫的责任显然违背简单的逻辑。事情出在戈尔巴乔夫的任内，怎么能说没他的责任呢？借车撞了人，难道撞人的直接责任是借给你车的人？

　　这三个自我矛盾包含了一个明的错误和一个暗的错误。明的错误是，梁小民没法看到，戈尔巴乔夫才是苏联的直接掘墓人，而列宁、斯大林和勃列日涅夫只是苏联的间接掘墓人。暗的错误是，“掘墓人”一词的使用，模糊了“事件责任”与“事件动力”的区别，因为，我们也完全可以说，苏联人民和叶利钦都是苏联的掘墓人。可当我们这么说时，我们显然是在“事件动力”的意义上进行分析的。

　　可见，梁小民的文章把苏联崩溃的责任分析，完全引向了混乱不堪的境地。梁小民是中国资深的经济学教授，可坦率地说，在读他的文章时，我感觉完全像一个阅卷人在读一篇高考作文：文章成文仓促，条理不清，基本功极其欠缺。表面看来，梁小民兴之所致的史书读后感，缺乏的是对问题的深入思考；可在背后，它反映的是这位资深的经济学教授，似乎完全没有能力分析苏联崩溃这样一个重大历史问题。

　　3，苏联崩溃的责任与原因

　　不幸的是，责任与动力分析上的错误，还根本不是梁小民的最大错误。梁小民的最大错误，是把责任与原因的分析卷在一起，并对苏联崩溃的原因作出了完全错误的判断。

　　我们先来看看梁小民在分析“镇压异端”问题上的一个自相矛盾。梁小民说：“斯大林的关键错误还不在于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大清洗，而在于他所建立的计划经济体制，以及在此基础上的集权政治”。这个判断看上去似乎没什么问题，可他接着又说：“对异见者，越是镇压他们就越坚强，越是想扑灭，他们的声势就越大。甚至原来一些本来没有引起人民重视的异端思想，越是镇压，知道并接受的人就越多。勃列日涅夫对异见者的种种打压，最后使他们成为日后推翻苏联的强有力的力量。打压异见者岂不是在给自己掘墓吗？”

　　奇了怪了，斯大林镇压异端不是“关键错误”，怎么到了勃列日涅夫那，镇压异端就变成了“给自己掘墓”了呢？合理的出路显然是，斯大林和勃列日涅夫打击异端，都是在给自己和苏联掘墓。梁小民不能看到这个解决自相矛盾的出路，因为，他已经认为勃列日涅夫比斯大林更是苏联的掘墓人。可实际上，勃列日涅夫和斯大林都只是苏联崩溃的间接责任人。

　　这只是个明显的小错误，当然还不是我所批评的指向，我要批评的是这个明显的小错误所包含的那个暗藏的大错误。大家可以注意到，在“镇压异端”的分析中，梁小民实际上已经把苏联崩溃的责任分析，无意识地引向了苏联崩溃的原因分析。因为，他已经触及了“计划经济体制，以及在此基础上的集权政治”。

　　如上所述，责任分析涉及的是事件的当事人，原因分析涉及的则是事件的诱发因素，它可能涉及当事人，也可能涉及当事人的制度文化环境或外部自然环境。讨论事件责任，为的是追究当事人的过错、寻找惩戒的办法或启示的意义，而讨论事件的原因，为的则是分析事件的因素、寻找避免事件重复的可能性。简单地说，责任分析主要是个人组织分析，原因分析主要是制度文化分析。

　　梁小民的文章本来是要分析“苏联的掘墓人”，但他在分析掘墓责任时，也含糊而不交代地把崩溃原因混入了讨论。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梁小民分析苏联崩溃原因的工具，却竟然还是苏联的“政治经济学”。让我再引述一遍，梁小民说：“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之一，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任何一个制度的崩溃都植根于它的经济制度和由这种制度所决定的经济状况。一种制度或者模式，无论政治如何集权，文化如何受管制，官员如何腐败，只要人民生活满意，它就可以维持下去。……斯大林模式的核心是计划经济体制。它的政治集权、文化管制、官员腐败，都是以这种经济制度为基础的”。

　　梁小民的经济基础指的是计划经济体制，梁小民的上层建筑指的是政治集权体制，计划经济体制决定政治集权体制，这就是那个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在他看来，苏联的崩溃都植根于苏联的经济制度，只要经济制度没问题，“它就可以维持下去”。

　　这就是我所一直批评的“苏式政治经济学”，它已经毒害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连以教授西方经济学著称的梁小民也未能幸免。在我看来，问题再清楚不过了：明明是列宁、斯大林在专制文化的背景下，靠个人意志硬建立起一个专制政权，这个专制政权又硬搞了计划经济，哪来的什么“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明明是独裁意志决定专制政权，专制政权决定计划经济，还谈什么“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所以，从经济制度去寻找苏联崩溃的原因，根本就是一个错误的思路。苏联崩溃的原因不在别处，就在苏联的专制政权中；找苏联崩溃的原因不在苏联的专制制度中找，那就必然误入歧途。我在“残暴专制导致苏联解体吗？---'愿望型学术'的低级循环与'统治商数'的新观念”一文里已经指出，苏联崩溃的根本原因，在于专制政权的首脑继承制度所不可克服的统治能力危机。

　　但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荒谬却在于，信奉者永远弄不清作用力和反作用力到底哪个大；而破此迷津的唯一出路，就是把“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理论”还原为宏观的大历史哲学，它可以用于解释大的历史阶段，但在微观上，生产关系完全可以决定生产力，上层建筑也完全可以决定经济基础。不过，中国人中苏联的毒中得太深，现在似乎还没有走出这个迷津的希望。

　　（方绍伟：“中国选举与治理网”专栏作家；点击这里查看作者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