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原广志的配音:晁盖与宋江的区别

晁盖与宋江的区别
        晁盖被众好汉推为首领，根本原因是因为阶级立场与好汉相同，都是同道人，属于同志性质。他是美丽的罪犯，因为他可以带头抢劫大贪官蔡京的生日礼物，但绝不会抢劫普通百姓，更不会抢劫下岗职工。正是由于他的行为性质与水泊梁山的“贼寇”性质形成了高度和谐，人们才放心拥戴他，应该说，晁盖做领袖，是由阶级基础决定的。而宋江则不同，宋江并不是纯粹的革命者，也从不代表无产阶级立场，只是乐善好施，黑白两道，为个人仕途发展或人生安全铺设坦途，之所以被拥戴为领袖，完全是因为有恩于大家，充其量是因为做了大量好人好事，和大家的关系性质，属于朋友，不属于同志。他的地主阶级本质没有改变，想挤入体制做官的志向也没有改变，这就与水泊梁山的“贼寇”性质形成了高度错位，使水泊梁上最终走上修正主义道路在所难免。
    两个人的根子不同，也就必然决定以下各方面的不同。
        首先是志向不同。
        晁盖意在对抗朝廷，宋江意在融入朝廷。但起初都不是很明确，也不是很坚定，都带有朦胧性和模糊性，但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两个人的不同阶级立场越来越清晰。
        两个人都好交好为，但晁盖是为了将来遇机会聚众起事，目的是反抗朝廷；宋江是为了有好人缘，为仕途铺平道路。
        两个人似乎都没有正式娶妻，《水浒传》都没有表现这一点，但根据各自性格可以断定，晁盖是怕将来一旦起事家庭跟自己受牵连；宋江是怕家庭牵扯自己精力，影响结交社会朋友和一心一意往上爬。
        两个人都好施舍，但晁盖大多是以东溪村接待过客行人，是为了准备队伍，营造组织；宋江大多是以饭店招待朋友熟人，是为了沽名钓誉，营造知名度与美誉度，扩大社会影响力。
        晁盖以江湖为主，朝廷为辅，如，以结交吴用、刘唐、白胜、阮氏三兄弟等非官方人士为主，以结交郓城县都头朱仝、雷横等官方人士为辅。宋江则以朝廷为主，以江湖为辅，如，以结交郓城县知县时文斌、都头朱仝、雷横、文案张文远为主，以结交晁盖等人为辅。
        有越轨的事，人们敢找晁盖，有困难的事，人们愿找宋江，比如：刘唐、公孙胜，原来都不认识晁盖，但劫取生辰纲，敢去找晁盖，是确信晁盖敢干、能干。这种事，他们绝对不会也不敢找宋江。但是，人们有了生活困难，都会找宋江帮忙，因为确信他能帮忙愿帮忙。
        由此可以窥见：晁盖敢担当，能带头起事，更具号召力；宋江能润滑，善和谐，更具亲和力。
两人都试图黑白两道，左右逢源，凝聚力量，但核心目的有所不同：晁盖虽有畏惧官方心态，但本根之意是对抗；宋江虽对官场很有反感和厌恶，但本根之意仍是融入。晁盖是不在乎做官，乐在逍遥法外；宋江是想委屈仕途，以便封妻荫子。
        晁盖更有激情，更有侠气；宋江更周全、更忍辱。
        比如，无论是晁盖案发后把钱财分给人们，一把火烧毁庄园，带队杀退官军上梁山，还是果断倾巢出动去江州舍命抢救宋江，以致坚决让位于宋江，都集中表现了他的冲天激情与侠肝义胆。宋江则与晁盖大相径庭，做事更多的是周全性与忍辱性，仅上梁山一事就可以体现，又要考虑名声，又要考虑将来，还要考虑父亲，可谓走一步看十步。

        其次，晁盖感性突出，宋江理性成熟。
        晁盖平生只求一个“义”字，只要与众兄弟在“一处”，就“快活”，好好的东溪村村长不干，受穷光蛋哥们的挑唆去当抢劫犯。别人不抢劫可能混不下去了，可晁盖不是，日子过得自在逍遥，是个大地主，土皇帝，犯不着干玩儿命的勾当。你抢劫“不义之财”就不犯法了？照样犯法。再说，天下贪官污吏多如牛毛，你只抢蔡京，不抢别人，对蔡京也不公平。况且，都像你晁盖这样干,社会不就乱套了吗，以法治国还怎麽落实？这些，按常规思维，似乎都带有某些冲动性。但晁盖就是晁盖，蔡京的生辰纲是搜刮民财，弟兄们的日子又过不下去，需要他抻头，他就不再考虑自己，毅然挺身而出。又比如攻打曾头市，只因一匹马被抢，就搂不住火气，非要亲自下山雪耻，说明他很感性，不够理智。到那里又身先士卒冲锋陷阵，被假冒和尚引入埋伏圈，被毒箭射杀，说明他有勇无谋，容易受骗上当。宋江则不然，遇事思前想后，仕途问题、名节问题、朋友义气问题、安全可靠问题、尤其是人生大方向问题，他无所不虑。我相信，如果是宋江是晁盖，遇到曾头市这种事，只因一匹马被抢，可能就忍了，不值得。即使去，也不会如此莽撞从事，他会兼听多方意见，经过分析，理性决断。三打祝家庄的过程，就已经证明，他至少不会象晁盖那样冲动或蛮干。

        第三，晁盖只近忧，宋江多远虑。
        晁盖摸着石头过河，缺乏政治谋略和政治远见。宋江一上山，其投降主义的狼子野心已经暴露，但他未虑及其后果，也未采取任何政治措施和组织措施，而是一味顺从宋江，只知知恩图报，任凭架空自己，等到攻打曾头市首次否定宋江意见，却为时已晚，落得个一命呜呼。尤其是死后遗嘱，不谈梁山前途，只谈为自己报仇，狭隘性、局限性自然暴露。这种遗嘱有很大的荒谬性：其一，捉得史文恭者做梁山债主，能落实吗？乱战之中，谁都可能办到，如果被李逵捉住了，能让他做债主吗？全山寨的人同意吗？其二，宋江带队去，任何人捉住史文恭，宋江都是首功，人们拥戴宋江做债主，是必然的；其三，遗嘱遭否定的可能性极大，这等于死后打自己嘴巴。我以为，晁盖最好的做法，一是不立遗嘱，因为立此遗嘱，明显把宋江伤害了。如果一定要立，那就立个实实在在的，把意图彻底落实：只讲一条，绝对不许招安，主张招安的人，不得当梁山寨主。显然，他已经根本控制不住局面了。实际上，宋江心里有数，晁盖遗嘱的本质，是发现了自己要投降朝廷，因此阻挡他当自己的接班人，不愿由他接管水泊梁山。但宋江做事心里有谱，不会因此改变自己的修正主义路线，即使自己不当一把手或当不了一把手，也决不让革命者当一把手，必须设法找个反革命分子来充当这个一把手的位置，做自己路线的代言人和执行者，自己只需当个实际上的领导“核心”即可，同样不会影响大局。于是，就炮制了由卢俊义捉得史文恭的阴谋，企图以作弊形式，达到既表面满足晁盖遗嘱，又在实际上背叛晁盖的目的。宋公明的内在卑鄙，在此暴露无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