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雷装巡洋舰:席酉民：文凭只是在校学习的副产品

席酉民：文凭只是在校学习的副产品

2011-04-27 10:33

       “文凭只是在校学习的副产品”，“目标是将学生培养成具有国际视野和竞争力的世界公民”——敢于这样宣称的学校是什么样的，那里的一切和传统的中国大学又有什么不同？《苏周刊》本月请来西交利物浦大学执行校长席酉民，为您讲述这所“中英混血”的新锐高校的远大理想和努力实践。


       人物简介：席酉民，陕西长安人。现任西交利物浦大学执行校长，英国利物浦大学副校长，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评议组成员及召集人，教育部工商管理教育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曾任西安交通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

       席酉民教授主持和参加科研课题60余项；获部、省级以上科研成果奖10余项，出版著作20余部，发表论文300余篇。席酉民教授为我国大陆第一位管理工程博士，早在二十年前即创建了“和谐管理”理论，先后荣获“中国青年科学家”管理科学奖、“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等众多殊荣，入选 “百千万人才工程”，获评“陕西教育界十大新闻人物”、2009年度中国“十大影响力教育人物”等。


       本科学的是物理，研究生阶段读了系统工程，1987年获得中国大陆第一个管理工程博士学位，席酉民的学科背景横跨了理工、人文。他说，本科阶段的逻辑训练、硕士阶段的系统训练、博士阶段更多的人文训练，使他对整个社会的理解和关注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管理视角。而多年的管理实践让这位管理学家的理论更贴近实际。两年多前，他放弃了在老牌知名高校担任正职的机会，来到苏州，在西交利物浦这所年轻的学校中践行他的教育理想。“我们的愿景是成为一所研究导向、独具特色、世界认可的中国大学和中国土地上的国际大学”，席酉民说，“她将为中国的高等教育改革探索一条适应时代发展的道路”。

办独特的大学，努力影响中国甚至世界的高等教育

       苏周刊：作为一所办学模式非常新颖的高校，西交利物浦大学创办几年来在各方面都有不错的成绩，可喜可贺。请您介绍一下这所学校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席酉民：西交利物浦大学的办学模式即使在世界范围来说也是很独特的。我们的独特性表现在很多方面，育人理念、教学模式和方法，还有对大学的看法，以及大学的组织架构及大学文化等。尽管全球国际合作大学有100多所，但就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研究专家也表示，国际合作办学要办成像西交利物浦这样研究导向型的大学是凤毛麟角的。因为大部分的国际合作办学机构都是营利性的，大部分都是以语言、人文等“便宜”的学科开始的，而西交利物浦定位为非营利性大学，并且从理工科开始办，这都是很需要花钱的。

       而且，我们还给自己界定了一个任务，就是探索办学新模式，不仅是学习国外经验，而且我们要创造经验。这是很大的不同。因为世界不同国家的教育各自都有各自的优缺点，像英国是严谨但僵化；像美国是自由、给学生很多机会，但有时过于放松；像中国是传统，但对学生的创造性和知识整体运用能力的开发又比较差。所以，我们不仅要办独特的大学，而且试图通过这个独特的大学的举办，对中国的高等教育甚至世界的高等教育产生影响，这是我们一个很大的理想，也是我们这几年努力实践的。好在我们的教学过程以及我们的教育结果已经初见成效，也就证明我们所走的路是可行的，结果也比预期的还要好一些。当然，一个新学校还刚刚开始，我们的路还很长，需要在各方面不断完善和提升。

       苏周刊：当时西安交通大学和英国利物浦大学怎么会想到这样合作办学，并选择把合作兴办的新校放在了苏州？

       席酉民：我经常跟人开玩笑说西交利物浦大学本身的成长过程不具备可复制性，有她的独特性，但她对教育的探索、教学模式上的改革，教育过程包括学生和学校、学生和老师的互动过程这样的变革等等是可以分享的。

       西交利物浦大学的成立跟历史大背景有关，跟中国社会的进展有关，也跟特别的一些小事件有关系。大家都知道，中国经济发展正从粗放式转向精细式，从外延式转向内涵式，由低技术含量向高技术含量发展，这样一些转化都有很高的人才要求和技术创新要求。苏州应该说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速度比较快、质量比较好的城市之一，又地处“长三角”，她在前期经历了几十年的快速发展后，要真正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需要更多的高科技人才和更好的生态环境去吸引投资和研发力量，于是多年前和西交大联系有了初步合作意向。

       2001年，我们国家加入了WTO，中国政府承诺向世界开放教育市场，也颁布实施了《中外合作办学条例》。在这样一种机会下，刚好英国利物浦大学访问西安交通大学，而西交大和利物浦大学又有比较长的合作基础，所以两校一拍即合，决定利用苏州和“长三角”这种很好的经济发展生态和需求，利用两校原来的合作契机，借助新的《中外合作办学条例》颁布的机会，去尝试创建一所国际合作学校。这是2004年时的事，两校在那年9月签订协议合作成立西交利物浦大学。

       苏周刊：像这样中外两所名校强强联手，集中大量资源合作办学的先例并不多吧？

       席酉民：国际合作办学是个新兴事物，尽管以往合作办学的项目很多，但两所名校联合起来成立一所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可以颁布自己学位的新的大学，我们到目前为止都还是唯一的。目前在中国的其它一两所国际合作大学更像国外大学分校，不授中国学位。

       苏周刊：国外有这样的合作办校形式吗？

       席酉民：国外很多都是发达国家的学校去别的国家和地区办分校，授的还是原来那个学校的学位。对分校所在国来说，是一种引进教育，就像中国早年的来料加工或者说是贴牌。而我们是要去创造，想一步走到创建自己品牌的阶段，根据世界发展对人才的需求和对传统大学的挑战大胆创新，这样做才更有价值，否则只是国外大学在中国土地上的一种延伸，价值有限。

       苏周刊：就因为这样，所以西交利物浦肩负的责任更大，探索的空间也比较大？

       席酉民：应该说探索的空间是很大，可以说是没有什么限制，但是难度、挑战会更大。因为是国际合作办学，国家对于到底怎么办还没有太多具体的规定。但因为我们是中国的大学，所以还得遵守有关中国大学的法律制度和相关规定。假如这其中有些法规已经过时，它就会给探索带来很多制约。这也是我们国家很多体制、机制需要不断改进和改革的原因。

多元是创新的土壤，自由是创新的养分

       苏周刊：因为是国际合作办学，师资队伍的国际化程度很高；因为在中国的土地上，作为一所有着外国血统的新学校又需要适应中国的法规制度等，那西交利物浦在发展过程中肯定会遭遇一些矛盾、冲突，您作为管理者是不是需要处理很多这方面的事情，需要经常和您的外籍同事进行这方面的沟通？

       席酉民：这实际上跟整个经济社会发展、改革开放是一样的。因为一个新生事物来了，大家开始看着新奇，都会去围观，也会保持距离，等等。所以在中国进行中外合作办学，作为一所初创的新校，我们需要融入已有的文化体系、传统、制度中，又要保持自己想进行创新和改革的独特性，冲突在所难免。这种冲突来自于很多方面。第一个是新的制度探索跟已有的制度体系、文化体系和社会习惯的冲突，第二个是东西方文化的冲突。换句话说，对这所学校来讲，有制度环境、文化环境和学校模式的冲突；在学校内部，办学过程中，合作伙伴之间肯定有东西方文化的冲突，在行为习惯上也有差异，而且我们不只是简单地来自东方或西方，不管东方人还是西方人又都有多样性，那这实际上就是来自多元文化的冲突。

       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你怎么看待冲突。就发展的过程来讲，冲突既有积极的意义也有消极的意义。如果是建设性冲突，比如说多元，大家文化观点的不同，它是建设性的，有利于创新，有利于以多种视角来看待社会，也正是这种建设性冲突才有利于推动教育改革、社会进步、科技创新。还有一类冲突则是消极的，比如人际关系的有些问题，像是种族歧视等等，这是我们要防止的。冲突应该是种客观存在，也是我们必须面对的，关键是你怎么利用它。

       苏周刊：您能举些例子来分析说明吗？

       席酉民：这方面的例子有不少。先说积极的方面，比如多元文化，这是我们所鼓励的。我们全球招聘员工，老师们来自不同国家、不同大学，我们力争员工国籍、背景、个性的多元。与此同时，我们不断增加国际学生，且人数和国籍越多越好。因为只有这种多元才可能带来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特色、不同的创新思想，才可能相互碰撞、相互学习。多元是我们很好的一个发展基础，我们鼓励积极的冲突。

       我们校园文化也是鼓励国际化、多元化。其核心价值观可用DRIFT来描述。第一个字母D指Diversity，也就是多元。我们尊重个性、崇尚多元，保持师生员工和文化的多元结构，鼓励相互尊重、共生共荣。接下来，多元后怎么才不会形成混乱，那必须要有规则，就是第二个字母R所表示的 Regulation。实际上这也是和谐社会最基本的要求：多元、规则。紧接着的I是Innovation创新。只有多元、有规则、有秩序，才会产生积极的创新，而不是破坏性的创新。而真正想要实现创新，对大学来说必须要有Freedom也就是学术的自由，这是很重要的。多元是创新的土壤，自由是创新的养分。最后一个字母T是Trust、信任。因为无论学习、研究，需要互动和合作，只有相互信任，才可能持续碰撞、激发真正的创新。而且，信任是我们核心理念 “幸福生活、成功人生”的基石。

       当然，也有一些无所谓积极或消极的中间层次的冲突，主要是解决一些中西文化差异的问题。像西方特别是英国其体系很严谨，他们做一个行程、一个计划或一个会议，要求所有环节都准备得非常充分和牢靠，因而做事很有秩序。但在这个快速发展的世界里特别是在目前的中国，这样做往往会失去机会。在中国，常常是还没准备好就起步了，不然就会落后、就会失去机会。这样可能就会产生冲突。有些事情在中国的情形下我们必须立即办，但按西方人的习惯就不能办，因为很多东西还没准备好。那我们必须说服西方人这事情为什么可以做、且须立即做。再比如，英国人开个董事会要提前一年就确定时间地点等，越早越容易确定，因为他们是事先排日程的。而在中国很多事要到最后一分钟才能确定，明天开会，今晚决定的东西可能明天一早还会变。这些文化上的差异、行为习惯的差异，需要让西方人去理解，对于中国人来讲，也需要随着国际化不断改进我们做得不对或不到位的。另外，西方人的特点是文字性、合同性，一切都要写成书面的东西，还最好找律师来确定，这是西方人的习惯。而在中国，我们都很习惯有些事情能说但不能写下来，有些东西能做但不能说。西方人就会说你连写都不敢写你怎么能随便说，你连说都不敢说怎么能做呢，就不能认同。这些差异在我们的管理工作中就需要去磨合，磨合久了大家慢慢就习惯了，知道怎么去组织一个有秩序的机构。

       苏周刊：您和您的管理团队需要在其中做很多沟通和协调工作。

       席酉民：是的。到目前为止，我们学校本身跟社会制度和社会文化之间有一些冲突，但我们都恰当地进行了处理，我们的生存、发展基本没什么太大的问题；我们双方合作的这种文化差异和制度冲突经过五年的发展，大家在很多问题上达成了共识，相互认同了很多事情；我们校园的多元文化已具雏形，应该说正在健康有序地向着目标发展，当然我们也还在继续着我们更深入的尝试和创新。

国际化社区建设需要和谐文化

       苏周刊：西交利物浦大学的师生来自多少个国家和地区呢？

       席酉民：现在大概是近三十个国家和地区，今年又会迎接近百位不同国籍的员工，也会新招一批海外学生，所以这个数字还会增加。我们教学楼的公共区域里摆了很多国旗，我们的师生来自哪个国家就会有一面那个国家的旗帜。我想我不满足于现在的二三十面旗，希望将来有六七十面甚至是百面，真正实现我们学校国际化的诉求。

       苏周刊：西交利物浦大学在应对多元文化冲突等方面有一些很好的经验，这对于苏州这个日益国际化的城市来说也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席酉民：在未来世界里，不仅是一个学校，任何单位、社会、国家都会面临这个问题。因为全球化以后，通讯、交通的便利给大家提供了和不同国家的人交流、生活的机会。有些地区可能稍微慢一点，有些地区可能早一些，都会成为国际社区。苏州就是个比较国际化的社区，那怎么处理多元文化，怎么处理一个国际化社区的和谐、稳定、发展？我曾经向国家提过一个建议，把苏州工业园区建成和谐社会建设示范区。我专门写过什么是和谐社会，和谐社会的机制是什么？实际上苏州工业园区已经做得不错，整个苏州也做得不错。

       我们应该正确地理解和谐社会，而不是一般意义上随口说说和谐就是“你好我好大家好”、就是平均，这是不对的。像我们西交利物浦尊崇一种和谐文化。什么是“和谐”？简单地说就是多元统一。只有多元才能丰富多彩、才能稳定，但多元又不能产生混乱，所以一定要有相处的规则。我们国家真正要实现有规则，那法律、法制就必须规范、严谨。具体到苏州来说，这样一个国际化的社会，你的法规不仅要能处理中国传统的事务，还应该扩散到国际事务，扩散到不同国家的事务、服务，要了解她的文化、了解她的习惯，才能形成相处的规则。“多元”、“规则”之后，就是“创新”，而有秩序的创新才能带来财富，才能变得富有。“多元、规则、创新、富有”，这就是和谐社会的表现。而这也是一个国际化社区所应有的。

       再来具体说说“规则”。一个社会要有秩序地稳定运转，一定需要机制的保证，和谐社会建设至少应该形成“机会均等、竞争公平、理念公正、执政透明”的机制。这样的机制也适合用于一个国际的、透明的社区和公共文化的建设。这些是我“和谐管理理论”的一部分思想。像我们西交利物浦基本上是把“和谐管理”作为我们主要的哲学和方法论。苏州工业园区如果能依据这样一些原理，再丰富和完善它，就能成为一个很好的国际化社区。如果苏州市能在这方面学一学，就能变成一个真正的国际化城市。

       苏周刊：您为什么会去建议把苏州工业园区建成和谐社会建设示范区？

       席酉民：中央提出“和谐社会”后，可以说大家都大谈和谐社会，但我认为社会上百分之八九十对和和谐社会的认识是有误解、不全面或者是扭曲或不正确的。很多地方政府都在大喊和谐，但他不知道到底怎么样进行和谐社会建设。苏州工业园区尽管也有很多地方有待改进、需要完善，但已经是很不错了。如果把它作为一个示范区，很多地方政府来这儿学习学习、了解了解，取一些经，那它对整个中国的和谐社会建设将是一个巨大的推动。这就是我当时提这个建议的初衷。

用制度保证和职业精神让校园清静下来

       苏周刊：现在的社会风气比较浮躁，在这种大环境下想要办好一所研究导向型的大学是不是更难？

       席酉民：按理讲像我们这样的学校做研究导向是一个很大的挑战。首先，它跟我们的使命有关，我们想办一个在世界上有影响的大学。那如果你不做研究就没有好的师资进来，你不做研究就不能办成高水平、有影响的大学。而且我们的使命不仅是教好学生，还希望在人类生存面临严重挑战的领域有特色地开展研究，为提高人类生存质量有所贡献。所以我们确立了研究导向的定位。

       第二，真正要实现研究导向，在中国目前最大的问题就是社会浮躁，这可能是经济转型期无法回避的。那我们怎么样来实现研究导向，保证我们的师生能清静地、真正静下心来做研究呢。可以从制度保证和职业精神两个方面入手。中国社会目前的浮躁，既有人们在转型期的不安，另外很重要的一点是制度不到位。因为我们从上到下都希望快速发展，同时我们的资源又是以项目、以工程等来配置的，资源配置过程不透明，“跑部钱进”等现象很普遍。我们把有效的资源和能量都用在了资源的配置过程，而没有用在利用资源的创造过程中，这是很大的问题，所以才浮躁。而我们学校恰巧在这一点上有所不同，因为我们没有从其他渠道获得资源的途径，我们的老师不需要去运作资源，那是学校管理层的责任，我们的师生可以静心地利用管理层运作来的资源进行有效的创造。所以我们的老师尽心教学、尽心研究，下班后甚至晚上、周末时，你都能看到老师们要么在做研究，要么在备课，或者就是在跟学生交流，这是跟国内其他大学很不同的地方——清静。

       其次是职业精神，这是中国现在所短缺的。我们很多老师做一些事情，在国内很多人就会说“这人太敬业了”，我们的外籍教授还被评为劳模还有荣誉市民什么的。西方人会觉得奇怪，他的理解是“我在做我该做的事情啊，这就是我的职业，我应有的态度啊”。而在我们这个浮躁社会里，之所以把一个很正常的事情看得很不一样，因为它稀缺。我们的老师来自于全世界知名的大学或机构，所以他们的职业精神、职业习惯已经形成，他们一旦到这儿就会做他们的职业习惯做他们该做的事，你让他不做，他会觉得违背他的道德和规则。这是保证我们学校清静的另一点。我们学校的行政人员是中国人偏多，我们也一直在行政人员中倡导这种职业精神。

       苏周刊：老师们能清静地做研究，学生也会静下心来。

       席酉民：是的。你可以想像，既然老师可以静下来，校园文化就会静下来。你看我们的学生都在干什么？——学习改变自己，创新，自由探索……包括学校也给他们提供很多机会。像刚刚结束的全美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国内很多大学为此花很多资源进行校内竞争、筛选、淘汰，派老师去辅导，然后选出最优秀的学生去参赛获得一个好名次，这在某种意义上就有些浮躁的感觉了。这跟竞技运动和全民健康的矛盾是一样的，西交利物浦不希望这种竞技运动，尽管它对学校打品牌会有好处。但我们觉得参加任何一个活动都不能失去我们的宗旨，不能背离我们的使命。我们的宗旨就是让学生健康成长。所以，我给我们学校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把各种竞赛作为学生课余时间一种重要的自我训练、自我兴趣释放的过程，只要你有兴趣，只要是健康的活动，都鼓励学生去参加。我们喜欢好成绩，但不会为了获得好成绩而去扼杀学生的兴趣。像美国的数学建模竞赛，我们学校不组织选拔，有兴趣的学生都可以报名参加，今年报名参赛的85%都是大二学生，这些学生甚至连大学物理、大学数学都没学完就出去参赛，凭借着极强的团队合作精神和自我探索能力，他们的成绩在国内甚至是全球范围内都是出类拔萃的。

培养有尊严、有人格、有能力的世界公民

       苏周刊：听说西交利物浦大学在培养学生方面有一个五星育人模式，您能介绍一下吗？

       席酉民：“五星育人模式”是我们总结提炼出的一种符号化的表述，比较容易记忆。一个模式要深入人心，才能真正起作用。“五星育人模式”的产生基于很多研究。第一是对未来世界发展趋势的研究，比如全球化、计算机化、信息化，人的生活方式、学习方式、行为方式也随之改变。在这样的时代，我们培养的学生要具备什么样的能力、素养、知识体系才有竞争力？第二是对全人类智慧的研究。我们试图把东西方智慧进行融合，集中双方的优势，由此来探索什么样的知识体系才能应对未来。第三是比较、研究怎么来教，也就是研究各国教育的特点，寻找全世界最优的教育方法是什么，整合东西方教育的优势。根据这些分析和整合，形成了我们的定位，再研究要使我们的学生成为什么样的人，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世界公民。而要成为对民族、国家和世界有所贡献、具备国际竞争力的世界公民到底需要什么，我们提出了三个体系，也就是素养体系、能力体系、知识体系，每个体系又包括五方面内容。为了实现这五个素养、五个能力、五个知识体系，我们把东西方教育模式进行整合后形成五个方面的综合教育策略和五个方面的支撑系统。

       苏周刊：这些体系、系统具体都包括哪些内容呢？

       席酉民：“五星”育人模式的素养体系包括：以“快乐生活、成功事业”为核心思想，以“创新和贡献”为核心价值观，以“提高人类生存能力”为核心目标，以“和而不同”为核心伦理原则，以“全球视野与练达”为核心世界观。素养体系也是学校教育理念的具体落实和体现。

       能力体系包括：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扎实的整合与运用知识的能力，主动的态度和坚实的执行力，积极探索与创新精神及终身学习的能力，互动合作的精神与行为能力。

       知识体系包括：哲学与智慧，实务与经验，艺术与技巧，科学与知识，技术与工具。

       为了全面培养学生上述素养、能力与知识体系，学校探索和尝试一系列综合教育策略。综合教育策略包括：职业规划与创业教育，主动型学习与教授，强调知识整合和执行力的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国际交流与合作，导师制与实习实践。

       支撑系统包括：校园文化建设，学术支持系统，学习支持系统，学习与教育资源共享平台与学术共同体，国际先进水准的基础设施。

       苏周刊：您在致新生的一封信里说：“获中外两个文凭只是在校学习的副产品，而终生受益的收获是利用学校国际化的环境、全球整合的教育资源，充分提高你们终身学习的能力、整合和应用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创新、合作及执行的能力等”，相信这样的话会让很多学生和家长大受鼓舞。

       席酉民：在西交利物浦大学，不但文凭是副产品，知识也是副产品。西交利物浦大学让学生认识到自己是个独立的成人，要承担起你的责任。大学四年，通过知识学习的过程使你成为一个有尊严、有人格、有能力、能够独立决策、能与别人合作的人，所以我们学校是以学生的健康成长为导向，以学习为中心。我们的学生的健康发展已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