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电影西施:漫谈做人做事做学问

严校长邀请我来做“做人、做事、做学问”的报告，我欣然同意了。同意的原因是我喜欢与年轻人交流，也可以说我有点乐为人师。我有好多称呼，有人叫我“李所长”，在公司里大家叫我“李总”，我当了5年公司总裁，可我不爱听别人这么称呼我。一般的人都叫我“李老师”，我高兴接受这个称呼，因为现在我还是中科院研究生院的终生教授，也在北大讲过课，当老师还是称职的。我来宁波开会，没有充裕的时间准备报告，昨晚花了大概1个小时写了个提纲，我就按照 “做人、做事、做学问”的讲座主题，分三个方面来讲。第一，讲讲“做人”。我把自己成长过程中的经历以及自己悟到的道理,和大家交流一下。我的第一个体会是：个人的成功离不开社会的大环境、大形势。有句老话叫“时势造英雄”，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国家的方针、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个人的命运。用比较时髦的话来说，就是个人价值必须融入到国家的建设事业中去。这话讲起来有点空洞，我结合自己的经历给大家讲讲。 我曾受过两位伟人的恩惠，一位是刘少奇，一位是邓小平，得益于他们制定的正确政策。我1960年高中毕业参加高考，那时候高考要考6门课，每门课满分是100分，总分600分。我六门课的平均成绩是92.6分，按现在的750分折算，我的成绩大概相当现在的695分，成绩不错。但我不敢报清华、北大，因为我家庭出身不好，我父亲1958年被错划为“右派”。我报的是北京师范大学天文系，那时候我以为天文系是搞人造卫星什么的，后来才知道实际上是搞历法等传统天文学。我读高中的时候，学校把学生分成三类。第一类是出身好的，可以就读外省的重点学校。第二类是中等的，可以进湖南大学、湖南师范大学一类的学校（我是湖南人）。像我这样属于第三类，最好也只能考当地的专科院校。因为我的成绩很好，所以就分配我去一个当时正在筹办的大学，叫湖南省农业机械化学院。当时，湖南省准备造拖拉机，需要一批教师，培养造拖拉机的人才。因为学校还没有建好，就把我们送到湖南大学机械系去代培。1960年冬天，正赶上国家的困难时期，连耕地用的牛都杀了，更不用说造拖拉机。1961年7月，接到通知，由于省农业机械化学院停办，在湖南大学代培的学生绝大部分要下放提前分配工作，我就被扫地出门了。我实在未曾想到，也不愿意中断学习，但无法决定自己的命运，被分配到冷水江钢铁厂工作，在工厂被作为中专生分到厂内铁路机务段做机修工。到1962年，我已经当了一年的工人。钢铁厂是部队办的，厂领导曾是一些团长、师长，他们对我说：“小李啊，你年纪这么轻，在山沟沟里头，有什么出息，还是考大学去吧！”我就写信去问，像我这样的情况，能不能再考大学，得到的答复是可以。但那时离考试只有一个星期了，一门课只能复习一天，我肯定考不到像第一次那么高的分数。1962年，刘少奇主持工作。刘少奇制定的政策是“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北大派到湖南招生的老师是按分数取人的。我的分数虽然比第一次可能少了一些，但还是不错的，在北大的录取分数线之内。就这样，我被录取到了北大物理系。我至今仍感激那位到湖南来招生的老师，他忠实地执行了当时的政策。“文化大革命”把这条政策作为“修正主义”路线批判，可我却是沾了这个政策的光。北京大学绿树成荫、湖光塔影，环境宁静。但从1963年起，学校就未安宁过，学“九评”、搞“社教”、“四清”、“五反”，运动一个接一个。1966年6月，我们从四川参加农村“四清”运动回校，又赶上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彻底地停课“闹革命”了。1968年，我又一次被扫地出门。毕业分配的时候，我们物理系的分配指标是可以和生物系对调的。我先被分到了贵州，后来又调回到湖南邵阳市无线电厂（后改名为邵阳计算机厂），当了一年的电镀工。电镀工的工作，一上午就做完了，下午就开始看计算机方面的书，空余时间还可以搞点技术革新。1974年到1976年，我参加了电子部在清华大学组织的140计算机联合设计工作，一边工作一边学习一些计算机知识。这时，邓小平开始主持工作，恢复研究生制度。我在偏僻的小城市里，不知道这个情况。等我到北京出差，知道这个情况的时候，已经快开始考试了。我拿不准报哪个专业的研究生，就翻报考指南，看到中国科技大学计算机系招研究生要考物理，就决定报考科大计算机系，20人取一个，我幸运被录取了。我这两次走运，都和国家大形势有关系。一个是刘少奇制定的“分数面前人人平等”政策，没这个政策我是上不了北大的。第二个是邓小平主持工作后恢复高考，招收研究生。后来派人出国的政策，也是在邓小平主张下制定的。以前出国是一件很难的事，都是公家派的，要审查你的祖宗三代。1980年，普渡大学黄铠教授来北京讲学，要招一名博士研究生。我的导师夏培肃先生对我说：“我想推荐你到美国去读书，你愿不愿去？”当时，我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想法也与现在的学生不大相同。我回答说：“要是两年左右能拿个博士学位就去，如果长了就不想去，我都30多岁了。”我是想年轻的时候不做事，读书都读老了。从小学到研究生，到出国留学，我总共读了26年书。一个人一生有多少时间？所以，我极力想把丢失的时间捞回来。在导师的鼓励下，我出国用4年时间拿到了博士学位。如果没有邓小平的开放政策，哪能轮得上我出国，根本没有这个机会。我从自己的经历得出结论：一个人的成长与整个环境、国家的大政策有密切的关系。我们国家现在有这么好的形势，让大家可以按自己意愿体现自身的价值，真是来之不易啊！不提过去有多少人抛头颅洒热血建立新中国，就是新中国建立以后，还有很多人受过很多委屈，走过很多弯路，才有今天的好形势。所以，大家要特别珍惜现在这个机会，不要生在福中不知福！下面，我讲一讲对我的成长有影响的古人、今人说过的一些话和做过的一些事。我在读小学的时候，就受到过一句话的影响。那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作者奥斯特洛夫斯基的一句话：“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属于我们只有一次。一个人的生命是应当这样渡过的：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这样，在临死的时候，他就能够说：‘我的整个的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这段话，我从小学开始就记在心上了。我的俄文忘得差不多了，唯独这段话的前面几句，我还可以用俄语背出来。这段话告诉我们，人的一生不要碌碌无为，不要虚度年华，要有所追求。我在网络上看到一个故事。有人问陕北放羊的小孩，“你放羊为了什么？”“放羊为了挣钱。”“挣钱为了什么？”“挣钱为了盖房子，找老婆？”“找老婆干什么？”“生孩子。”“生孩子干什么？”“放羊。”又回来了。同样的故事，还有海滩上的渔夫版。有追求和没追求是不一样的。你可以过一个没有追求的生活，但有追求的生活就会大不一样。放羊如果不是完全为了谋生，也可以做成一番大事业。为国家的富强而奋斗是一个事业，为浙江省的富强而奋斗是一个事业，为宁波市的富强而奋斗也是一个事业，哪怕只是为一个单位而奋斗，这也是一个事业。我们不能完全为个人而活，小我和大我要有一个融合。一个人的一生，如果只是为了给自己挣钱，就不会有太大的动力。小时候我写作文，动不动就说要做祖国的栋梁。我的父亲是学教育出身的，他是一个很正直的知识分子，看完我的作文后，他对我说：“你知道什么是栋梁吗？栋梁一定要是直的，如果是弯的，就做不成栋梁了。一棵树如果长得不是很直，不是很粗，长出来有点弯，当不了房梁，没有关系，还可以做犁，或者做牛轭。”牛轭就是牛犁田的时候，挂在脖子上的东西，它的形状是弯的，直的树木做不了牛轭。当时，我就傻了，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并因此懂得了一个道理：一个人要有自知之明，要根据自己的才能去做事，不要一味地想着去做栋梁。这些事情在潜移默化中，对我的影响还是很大的。我父亲一生的路，可以说走得不是很顺。解放前他在师范大学学教育，大学毕业后当中学老师，解放后被派到一个县的中学当校长。本来还是很受共产党器重的，反右的时候，他提了一些意见，这些意见现在看来完全可以接受，比如应该发挥老年教师的积极性，应该重视改善农民的生活。但就是因为这两句话，他付出了20多年的代价。父亲话不多，也不怎么管我的学习，不像其他家长整天催着你去做作业，但像刚才讲的话，却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1960年，我高中毕业刚满17岁，当我读北大的时候，已经19岁了，比班上多数同学大一岁。所以，我特别珍惜在北大读书的机会。我在我床边的墙上，贴上自己画的一盏窗口内的桐油灯，底下写了一行字：“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这是我的真心话。在北大期间，我觉得我确实比别人付出了更多的劳动。我在北大读了六年半书，只回了两次家，当然一方面也是因为没钱。很多知识分子都有午睡的习惯，大部分同学中午要回宿舍睡觉。大学几年，我中午从不午睡，基本是在报刊杂志阅览室渡过的。当时北大有个第五阅览室，里面都是一些杂志。北大还有间小书店，因为没钱买书，很多书我都是站在书店里看完的，好几次都被老师碰上。我是喜欢看书的人，文学、历史、经济、哲学等方面的书，我都看了不少。理工专业的学生多读些文科方面的经典著作是有益的。《红楼梦》大家都读过，各人的理解可能不同。毛主席对《红楼梦》有过评价，说《红楼梦》的主题就是“好了歌”。 “好了歌”我还能背下来：“世人都晓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金银忘不了；终朝只恨聚无多，及到多时眼闭了。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姣妻忘不了；君生日日说恩情，君死又随人去了。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儿孙忘不了；痴心父母古来多，孝顺儿孙谁见了。”“好了歌”确实令人深思，但我和别人的看法可能不一样。多数人是从消极的方面来解读，我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它与“淡泊明志”的思想有关系，就是不要太看重金钱、功名、美女等。这点对我的一生都有影响。还有两幅对联。一幅是林则徐的，“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这幅对联包含很值得深思的道理。越能包容，心胸就越宽阔；你没有过分的欲望，就可以成为一个很刚强的人。我们计算所曾经开展过“扩胸运动”，就是这个意思。还有一幅，是诸葛亮的“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我写给工程院的院士自述文章，题目就是“宁静而致远”，这不是装出来的。我有一位大学同学，在合肥工作，有一天晚上，我住在他家里，聊起过去的事情。他问我：“李国杰，你现在追求的是什么？”我说：“我现在追求宁静。”他听了之后，一愣，然后说：“这是最高境界了。”“宁静”是什么概念？当时，我是曙光公司的董事长兼总裁。上午要见公司的经理，谈生意，下午要找研究生谈话，写论文、做学问。一天下来非常疲惫，只有礼拜六、礼拜天的时候，我才感到比较宁静，可以看自己喜欢的书，做自己喜欢的事。我从心底就不喜欢进歌舞厅、请吃请喝拉关系什么的。很多人把它当乐趣，我却感到非常痛苦。所以，当了5年总裁，我就不当了。回到计算所之后，我非常坦然，非常高兴。不是说我没有本事，现在公司已经上市，还在不断壮大，很多年轻人也起来了。这里面有一个个人爱好问题，我对生意场上的应酬就是不太感兴趣。我们计算所每年有一批博士生、硕士生毕业，在毕业典礼上，我每年都要讲话。我经常要引用陈毅元帅写给他儿子的诗里的两句话，“应知天地宽，何处无风云？应知山水远，到处有不平。”为什么要讲这两句话？现在社会上，有很多不好的现象。我们对社会，应该要有自己正确的看法。社会在向前发展，有“风云”、有“不平”是常事。在他们走向社会之前，先给他们打一支预防针，要他们知道走上社会之后，会遇到很多不公平的事，要学会正确对待。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经常用的有两句话。一句是“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那时候，经历的事情太多了，因此现在我能应对各种事情，能识别一个正直的人。另外一句是，“河出潼关，因有太华抵抗，而水力益增其奔猛。风回三峡，因有巫山为隔，而风力益增其怒号。”这句话的意思是，一个人做事的过程中，如果完全是一帆风顺的，他的力量会变小，而遇到一些困难，反而会使他更加有力量。我经常跟我的学生讲，人才是逼出来的。我们计算所的“基本法”中也讲到困境出人才。我们做曙光机、“龙芯”CPU，都是在别人认为不可能的情况下做出来的。“文化大革命”期间，我经历了一些你们未经历的事情。红卫兵大串联时坐火车不要钱，一节火车108个座位，坐了200多人。我没坐火车，而是10来个人，打了个小旗子，从北京走路走到延安，一共走了50多天。中间每隔一两天就要做宣传，做调查采访。真正走的时候，一天要走100多里地。在步行串联的过程中，我发现了很多我原来从不知道的事情。我们到了狼牙山、延安，发现越是革命老区越是穷。那些地方的农民，一天工作下来，只能挣到8分钱。我们走了2个月，连一点油水都没沾过。这还不算什么，主要是我们碰到的一些社会上的情况，对我们刺激非常大。过了黄河以后，到了一个县城，叫瓦窑堡，我们进了瓦窑堡的一个煤矿。小时候，我看过一个电影叫《燎原》，对矿工的生活记忆犹新，总觉得矿工是最悲惨的。我们去的那个煤矿，里面连支撑的木头都没有，整个煤层只有1米厚，在里面根本没法坐起来，只能爬。当地政府的政策是挖出煤来就有工资，挖出石头不给钱，所以坑道越挖越窄。那还是国营的煤矿，况且已经解放20年了。当时，我们就把县长请来了，请他和我们一起下一趟煤窑，让他亲自体验一下工人们的生活。工人们非常感激地说，这么多年来，还没有一个县太爷来看过他们。走过这些地方以后，你就会深刻地感受到，在中国这块有5000多年文明历史的土地上，我们的农民、工人的生活，还是非常贫困。一路走来，我感到一种深深的震撼。我在美国读博士的时候，产生了一个非常强烈的疑问：我们中华民族有5000年的历史，我们那么辛苦地工作，为什么还赶不上人家只有200多年历史的美国？有的人会因此而产生逃避的心理：我为什么要去过这种日子，干脆跑到美国去好了。但也有一些人不是这样的，他们看到这种情况，会产生一种责任感，觉得自己有责任让这片土地上的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我觉得自己属于后一种人。我在美国的时候，总想着自己能早点回来，想着让自己的国家能够变得更好一点。每个朝代总有一些人有忧国忧民之心，这是我们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以上讲“做人”，下面讲讲“做事”，“做事”讲两点，第一，要有信心，第二，要有拼搏精神。做事，一定要有自信心。我要在“自信心”前加个定语，就是要有“自知之明”的自信心。为什么还要加个定语呢？我在计算所当所长的时候，经常接到一些很有“自信心”的人的来信，说他们发明了这个发明了那个，非常执着，和爱人离婚了，房子也卖了，还要继续干。其中有很多人缺乏自知之明。但现在很多情况下，我们没有把事干成，不是因为自信过头，而是因为没有自信。我们做“龙芯”芯片，网上有人讲，美国人几十亿的投入，有几万人在做芯片，你们才投了几千万，只是几十个人在做，你们也想做芯片？不过只是玩家家而已嘛。这些人就是没有自信，认为通用CPU中国人不可能做得出来。按这个逻辑，无法想象当年我们怎么能用小米加步枪打败飞机加大炮。我们不能跪着做事，基本条件是要先站起来。但是非常遗憾，有很多人现在还是跪着的。几年前，我参观上海市的一个飞机设计所。所里有个大的展览厅，进门的地方有幅非常醒目的题词，这是我们工程院的院长宋健题的。一般的题词都喜欢讲好话，惟独这个题词，我看了以后感到震惊，他题的是“站起来吧”四个字。后来，宋院长在工程院院士大会上也讲过这件事。他认为我们国家的飞机搞了50年，还是大量地买“波音”飞机，造不出我们自己的大飞机，就是因为我们没站起来。这样的情况比比皆是。自信心不光是对个人能力的自信，更重要的是要有对国家的自信。在《文明的冲突》这本书中，提到1820年前后，中国的GDP占世界GDP总值的32%。我是全国人大代表，在人大会议讨论的时候，我发言时讲了这个统计数据。有人问我，这个数据是否有根据？我说这个数据是从书上看到的，根据当时人们使用的劳动工具，比如铁器、纺织工具等，以及国外的有关贸易统计资料，经过科学的经济分析方法得出的。不管怎样，世界上都承认，当时中国占世界1/4—1/3的产量，但后来就不行了。现在国外一些权威的经济学家都预测，大概到2050年左右，中国的GDP又会恢复到1820年左右的水平。也就是说，资本主义在风光200年之后，将衰落下去，到那时，现在所谓 “七强” 的GDP加起来，占世界GDP的比例可能又会回到1820年的水平。在建立自信心这个问题上，我们应学习两位伟人。一位是毛泽东，他在年青时就讲过一句话，“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击水三千里”。所以，无论日本人还是国民党，他都不怕。现在，我们也得要有这种自信心。另一位是马克思。英国剑桥大学在2000年底，做了一个民意测验，调查大家认为“谁是上个一千年中最伟大的思想家”，投票结果第一名是卡尔·马克思，第二名是爱因斯坦。后来，BBC电台对所有西方国家做同样的调查，结果仍然第一名是卡尔·马克思，第二名是爱因斯坦。你们可能认为对西方人来说，马克思是他们的敌人，会觉得这个结果很奇怪，其实外国人是敬仰马克思的。马克思帮了资本主义一个很大的忙。他在他的学说里头，为资本主义开了三套药方：第一实行累进所得税，第二实行遗产税，第三实行对工人的失业补助。正因为如此，资本主义才可以延续到现在，还没垮台。当然这个观点还有争议，但不管怎么说，资本主义国家是非常尊重马克思的。我在普渡大学读书的时候，发现学生可以选修一门课叫Marxism，就是马克思主义或马克思学。了解西方人民对马克思的崇敬可以增强我们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自信心。有自信心是取得重大科研成果的前提，我们研制成功曙光机就是一个例子。我那时刚从美国回来，出国之前我研制过计算机，回国的时候已经在国外发表过很多计算机方面的文章。当时，我担任了智能中心主任，主要任务就是研制高性能计算机。开始我花了近两年时间找合作伙伴，没找到。有人说，找什么合作伙伴，把钱给我，我给你造出来就完了。我们没那么做，找了一批年轻的学生，大多数都没有造过机器，都是搞应用的一些人，像现在计算所副所长樊建平，以前是搞计算机辅助汉字字型设计的。如果我当时有一点犹豫，机器肯定造不出来。经过一、两年的准备，主要是分析UNIX操作系统源码，国家智能机中心在1992年3月11日开了个誓师会。会上我非常明确地讲，我们要派出一支精干的小分队到美国去，并不是进美国的企业，而是到那边租间房子来住，研制曙光一号并行机，因为美国大环境比国内好。我斩钉截铁地对他们说：“派你们去，就相信你们一定能把机器造出来。”我看到他们的眼里含着泪光。我的一个学生对我说：“李老师，如果我们不把机器造出来，就没脸见江东父老。”他们就是怀着这样一种心情出去的。我去美国看过他们好几次，他们租了美国的一间民房，在地上摆两个床，在客厅里摆个电脑搞设计。每天基本上工作十五、六个小时，也不太出去，困了就躺一下，醒了继续搞设计。不到一年，他们就把机器设计出来了。当年做完“曙光一号”的时候，当时的科委主任宋健到智能中心视察，给我们做了一次激动人心的讲话，至今我仍记忆犹新。他说“黄埔军校有什么了不起，不就是三个月或六个月的培训，培训完了，出去就可以当个团长、师长。，你们这些人都干了一、两年了，你们还不可以杀出一条血路来吗？像当年刘、邓大军一样冲杀出去，你们就是新世纪的黄埔军校嘛。”当时，我们这些人就热血沸腾，凭着这么一股热情办了一个曙光公司。我想，这一点上，就体现出干事情，就必须要有很强的自信心。我们做“龙芯”时，也面临这个情况。当时计算所的人大多是做计算机的，真正懂芯片设计的人并不太多。因此，当时几乎没有人认为计算所能造出通用CPU来。谁领头干这个事呢？当时也有些犹豫，开始想找一些有点经验的老同志。这时候跳出一个人来，一个30岁出头的研究员，叫胡伟武，中国科大毕业的。当时，他跑到科大，发现他读书的时候用一个个小元件堆出来的8086印制版还在，感慨万千。他信誓旦旦地打电话回来说：“如果我不把龙芯一号造出来，我提头来见。”你说这样一个敢拿生命来做担保的人，你能不相信他？这不是开玩笑，他确实有这种激情。所以，我们就把任务交给他了。他当时带了一队人，有许多还是学生。有人觉得很奇怪，这么一支没有做过CPU的年轻队伍怎么可能造出芯片来。其实，他们对CPU的工作原理有非常深入的理解。除了他们的技术积累外，他们的自信心和拼搏激情是获得成功的保证。他们的信心和我后面要讲的拼搏精神是有必然联系的。当年智能中心开誓师会时，我叫人在黑板上写了几个字：“人生能有几回搏”，这是容国团的一句名言。后来，做“龙芯”芯片的时候，胡伟武他们又把这这几个字贴在墙上。实际上，做“曙光”和“龙芯”不是一队人马，但是这种拼搏精神是一脉相承的。我体会到，艰苦奋斗不完全体现在生活上，主要体现在思想上，这里面有一种敢于闯关敢于奋斗的思想。当年科技部高技术司司长，后来调到联合国去当科技参赞的冀复生，是一直看着我们成长的。他去联合国之前，做了一个背靠背的调查，没有找我们，而是找曙光的用户，采访他们对曙光的看法，最后他写了一个报告，报告上有一段话使我很感动。他说“曙光”这支队伍，很像芦沟桥事变后奋勇抗日的十九路军。最近，冀司长要回来了，他写了一封信给智能中心，这封信又使我们很受鼓舞。他说，他当年在国内的时候，作为高技术司司长，看到我们这批人在搞曙光机，当时的感受就像在岸边看着红军抢夺卢定桥的时候一样。现在虽然不用打仗了，但在高科技领域，像卢定桥一样的阵地还等着我们去夺取。你们可以去看一下胡伟武写的两篇文章，一篇叫做《我们的CPU》，另一篇叫做《我们的“龙芯一号”》，计算所的网站上能找到。许多人看了以后都热泪盈眶，因为他的文章写得非常真实，他就讲他自己怎么去做这个芯片。后来这片文章被贴到美国MIT大学的BBS上去了，那是一个英文版的全世界留学生的BBS，自从他的文章贴上去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大家都用中文写了。有的人说，这个东西也没什么了不起，胡伟武就跟他叫板，说“就算是MIT里的博士，如果能在一个学期里做出龙芯一号芯片里的某个部分，我就给你发奖金”。龙芯一号的研制真是令人感动。当你早上8点钟上班的时候，看到有些工作人员手里拿着鼠标，坐在屏幕前面，屏幕开着，但人已经睡着了。看到这种场景硬汉子也会流下热泪。没有一种拼搏精神，就没有“龙芯”今天的成果。所以说，我觉得我们做事情要有两点，第一要有自信心，第二要有拼搏精神。下面，我讲讲关于做学问的事情。讲三点做学问的体会。第一点，我想问问大家，做学问如果想要成功，你们认为最重要的是什么？是天赋？是勤奋？是耐心？是执着的追求？是团队精神？是好奇心？或是激情？（听众回答有勤奋、激情、执着追求等。）和你们的看法不同，很多诺贝尔奖获得者认为最重要的是好奇心。作为理科学生，尤其是做基础研究的，好奇心或者叫童心是极为重要的。我想讲讲我小时候与计算机、人工智能的一点缘分。我读初中的时候，我们市中心有个小阅览室，我常去看书。我曾在那里借阅了一本解放前出版的旧书，书页都泛黄了，我记得书名叫《科学概论》。书中讲到一有趣的故事，讲的是很久以前埃及有个残暴的国王，他每天都要杀一个人，杀人之前要被杀者讲一句话，如果讲的是真话就要被砍头，如果说假话就要被绞死。一句话非真即假，因此没人能逃脱被杀的命运。然而有一个聪明人，他讲了一句话：“我是被绞死的。”国王拿他没办法，因为如果砍头，他讲的就是假话了，讲假话应绞死他，但真绞死他，他讲的话又变成真话了，砍头也不行绞死也不行，只好把他放了。这个故事讲的是“数理逻辑”，我看了以后觉得太神奇了，我就想将来长大了一定要研究这门学问。后来我几经波折终于还是做计算机与人工智能研究工作，和数理逻辑有很密切的关系。所以，我认为小时候的兴趣好奇可能会受用一辈子。钱伟长有一篇文章讲，大学毕业的时候不要带着你的成绩单出去，要带着一大堆问号出去。我觉得他讲的话很有道理，没有好奇心就不可能有一大堆问号。爱因斯坦晚年有一部文集，里面说到教育就是把老师课堂上教你的东西全都忘掉，剩下的东西就是教育给你的。说的是一样的道理，告诉你不光要学知识，更要培养发现问题的本事。第二点，做学问要学会选题。记得几年前，我在《科技日报》上发表一篇文章，讲技术创新的关键在于选题，我的观点是对计算机研究而言，选择做什么比知道怎么做更重要。写这篇文章时，我想起我和我朋友的一次对话。我有一位老同学，叫李凯，在普林斯顿大学当教授，他可能是我们国家留学生中在计算机界比较有名气的一个了。我问他，“学计算机的人和学数学、物理的人是不是需要不一样的智商？如果你要招学生，是希望招很聪明的还是招不怎么聪明但很有耐心的？学计算机的人是不是要求更有耐心？”讨论这个问题的起因是当时普渡大学对大学里学计算机的优秀学生做过一个调查，调查结果出人意料：跟他什么时候开始玩计算机无关，而是跟他中小学的数学和语文成绩有关。因为计算机是讲逻辑的，学好语文可以得到逻辑训练。李凯认为学任何学科都要耐心，有耐心不是计算机人才的主要特点。他说，“做计算机研究，最大的本事不是找答案，而是找问题。”当年日本人研究五代机，美国计算机专家就问，“如果五代机是答案，那么它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这是批评日本科学家没有找到需要解决的问题。做技术研究一定要问研究的动机（motivation）是什么？究竟想解决什么问题？不能仅仅为了证明自己的能力而研究。中国的科研成果转化率不高，常常有人问为什么我们学校的科研成果转化不出去。其实，原因很简单，许多所谓研究根本就不应当做，一开始就没找准要解决的问题。计算机研究不同于陈景润搞的数论研究，哥德巴赫猜想问题是早就有的，只要做出答案就是大数学家，计算机研究做出大贡献的科学家靠的是发现问题。搞工程科学的人，不仅要有好奇心，还要关注你的动机，关注要解决什么问题，千万不要为写论文而做研究，不要为职称而做研究，不要把这些事情看得太重。最后，我给在座的要写论文的同学一个判断论文好坏的标准。标准之一就是在你的论文写作过程中有没有一个茶饭不思的阶段。如果你的论文是一帆风顺而成的，想必你的论文水平不太高。研究的过程中总要走一段弯路，如果知道这段路怎么走就不是研究了。这就相当于王国维在《人间诗话》里引用的一段话：“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就是我刚才讲的发现问题；再就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那个时候你就茶饭不思，睡不着觉，吃不下饭。最后才是“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栅处”，那就是经过一段痛苦的探索之后突然灵机一动，找到解决问题的答案或思路。如果你有这个体会的话，你的论文就可能是好论文！谢谢大家！2002年11月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