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见证人一个个相继离去，好多真相被他们带到了另一世界。太可惜了。“亡国先亡史”“知史而后兴”，最具社会责任感和人文情怀的崔永元，在本届政协会议上的“关于尽快建立口述历史博物馆的提案。”王立平、冯骥才、张抗抗、陈道明等人都在他的提案上签了字。这是他在政协会上第二次就抢救历史发出疾呼。上次他得到了满意的答复，这次他在期待满意的答复。然而，崔永元不是坐等答复，而是与时间赛跑。从2002年至今，九年来，他率领自己的团队投资一亿五千万，采访了中外3500位历史老人，挖掘、收集、抢救了大量的文史资料，为我国口述历史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3月25日，记者在电影传奇馆见到了崔永元。此时，他刚从青岛回来。两会结束后，他就跑到青岛进行口述历史的采访。
“这次我的收获很大，我找到了老舍生前的最后一次讲话录音。他在讲《骆驼祥子》的创作体会。他是1966年1月讲的这段话，8月份就投了太平湖……这是老舍先生留在世上最后的声音，极其珍贵……”崔永元的兴奋是那样的难以抑制。
忽然，他的兴奋淡去了。取而代之的是忧虑和焦躁，他点了一支烟，说：“老舍这段讲话录音，又是日本人搞的呀……”说到这里，他的紧迫感又上来了，他按了手机上的一个号码，对他的同事说：“你们要抓紧，明天要起早去采访那个老人……”
日本人对中国历史如数家珍，激发崔永元创建抢救历史的团队（小标题）
2001年，崔永元到了日本，他采访了NHK电视台。
在那里，他看到了一个很大的资料库，令他感到奇怪的是，关于中国各个方面的史料，这里竟然也很丰富。而且，人家做得非常细致，只要在检索中输入一个人的名字，或者一个事件的名字，电脑里马上就可调出来关于那个人、那件事的全部信息。他随便问了一句：“能找找张学良的吗？”人家竟反问：“您要哪一段的？”他一时语塞，结果，人家信手调出好多张学良的影像资料，而且，居然有张学良的口述影像资料。
口述历史，是一种搜集历史的途径，这类历史资料源自人的记忆，由历史学家、记者等，访问历史现场的见证人，形成文字笔录、有录音、录影等。之后，作为日后学术分析。它是哥伦比亚大学内文斯于1948年创办的的历史学科。在我们国家，几乎还是空白。
日本人对中国历史的了如指掌，让崔永元震动，也让他感到自愧不如。他对同事说，“现在人们越来越淡忘历史。我们有过什么样的胜利，什么样的失败，什么样的灾难，什么样的痛苦，该就哪些方面的事情反思……这些问题统统都被边缘化了。现在一些年轻人，别说不能讲明白抗日战争的历史，就连"四人帮"是哪四个人都说不清楚，这样下去挺危险的！”这时，他萌生了做口述历史的想法。
本来，崔永元想在台里做，可是，当时人们并不理解他到底要做什么，甚至不明白什么叫口述历史。
2002年，崔永元因为身体的原因，不能继续做“实话实说”。他选择了一个自己喜欢做的事。这就是制作《电影传奇》。
有一回，他的记者在广州采访著名导演王为一。回来后，对他说：“老爷子特能侃，他从自己七岁讲起，一口气侃了七个多小时。并不按我们的提纲来，甚至还跑题。但是特别有意思。”他打开带子一看，确实非常好看，而且句句有价值。老人既讲电影史，也讲大历史，有丰富的人生经历，更有时代的多姿多彩。他明白了，并没有什么电影史，所有历史都是中国历史。
这对崔永元是个启发，他要做口述历史的想法到此成熟了。他对同事们说：“以后，我们不再做功利性的采访，就把这些历史老人的讲述全部录下来。”
于是，他成立了“清澈泉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准备就电影、音乐、战争、外交、留学、知青、民营企业家等系列，进行口述历史的采访。
他带着三四十个人的团队，开始工作，因为房租的原因，他们搬来搬去，最后，在企业家冯仑的大力支持下，他们驻扎到怀柔的新新小镇。远离京城的喧闹，最适合一心一意地做口述历史。
驱车奔往吉林，采访96岁的抗联老兵（小标题）
2008年8月，在长春采访的记者张钧听说吉林市有位抗联的96岁老兵，名叫阎继哲。他连忙告诉崔永元。
崔永元对他说：“快去，快去，96岁了，我害怕迟了一分钟就采不到了。”当时已经是晚上。
第二天一大早，张钧等人便整理行装，驱车从长春奔赴吉林。
8月23日上午，他走进了阎继哲老人的家。
老人的话让他十分感动，“我这把年纪了，不能再做什么了，如果你愿意听，我就讲给你。”让张钧感兴趣的是，这位老人的生日，竟是8月15日，那一天是日本投降的日子呀。
原来，这里暗藏着传奇。老人面对他的镜头娓娓道来——“1942年，因为叛徒的出卖，我和我的一个战友被日本人抓了起来，三年后，判了我们两个绞刑。1945年8月14日那天，要给我们行刑。当天中午。刽子手喝多了，先杀了我的战友。轮到我时，他的酒劲上来了，不愿杀了，就改在第二天。第二天早上，日本人投降了。我出狱后，就把8月15日这一天改成我的生日。”
老人不顾身体虚弱疲劳，跟张钧谈了3个多小时。关于当年抗日联军在白山黑水中好多鲜为人知的故事，他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张钧，也通过张钧的工作而永远地存进了历史。
张钧是2008年3月，到“清澈泉”工作的。他上班的第二天，崔永元告诉他，咱们先做抗日的，这些老人平均年纪85岁，不抓紧就来不急了。
美国飞虎队英雄率全家20口人在门口欢迎来自中国的记者（小标题）
2008年9月，张钧马不停蹄地赶到了美国。因为通过美国飞虎队协会，他们找到了一些第一批到中国参战的飞行英雄。
查尔斯·邦德少将，当时已经93岁，他是陈纳德将军手下的战斗英雄，曾在滇缅战场打下8架日军飞机，他的功绩在飞虎队里名列前茅。
听说中国记者要来采访，老人非常高兴，因为中国人救过他的命。张钧的车刚到他女儿的家门口，就见有20多人在那里等着欢迎他们。其中有老英雄的弟弟、儿子、女儿、孙子，还有他的朋友。那天，他的家族成员几乎全到了。
这位将军凝视着张钧，许久之后，他开口了——
“我们第一批到中国作战的有100人，现在在世的只剩了4人。我当时在国内是开轰炸机的。听说要去中国打日本人，我就坚决要求开战斗机。陈纳德批准了我的请求。我在那个阶段，共打下8架日本飞机。可是，有一次，我遇到了险情，要不是你们中国人，我早没命了。那一次，我被日本人打下来了。那是在日本人轰炸保山的时候，我以最快的速度上了天，结果发现，我们一方，只有我一架飞机升空，而敌人是50架。但是我没有退却，而是径直冲向敌人。日本人害怕了，他们纷纷往缅甸那边跑。我见他们跑得没了影，又驾机往回飞。在回来的路上，我遭遇了敌机，我的飞机中弹起火，我掉在了一条河里，是当地的老百姓救了我……”
老人的目光沉在久远的岁月里，张钧的摄像机把那段岁月深深地刻录在历史的记忆里。美国之行，原计划采访17人，后来，通过飞虎队协会的帮助，竟采访了34人。因为除了第一批，还有第二批，第三批……
张钧很感谢查尔斯·邦德老将军。然而，一年后，美国传来了将军去世的消息。崔永元对他说：“如果我们今年去采访，就找不到他了，幸亏我们抢在了去年，还要抓紧呀……”
时间最长的采访，三年的马拉松动员工作（小标题）
由于历史的原因，很多老人不愿意开口。但崔永元就是要苦口婆心地请他们开口讲出那些秘密。
采访88岁的作家梅娘，崔永元和张钧做了三年的说服动员工作。
2008年5月，崔永元听说有个北平沦陷时期著名的女作家梅娘还健在，并且生活在北京。梅娘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与张爱玲齐名，当时曾有“南玲北梅”之称。
梅娘早期接受革命进步思想，后来，到沦陷区寻救国之路。她的作品《蚌》《鱼》《蟹》这三部小说是她的代表作。并获日本文学大奖。三部作品描写了在日本占领下男性中心社会里中国女性抗争不屈的真实。她公开批评殖民生活，而她对妇女问题的关注有效地缓解了统治者对她作品政治内涵的察觉。她没有受到日本人的迫害，反而得到了日本文化人的高度评价。
2008年6月，崔永元派张钧去采访。老人很敏感，一小时的时间里，她只讲老家闹土匪的事。并且，她坚决反对用摄像机拍她，只说：“我们随便聊可以，拍摄不行。”
张钧知道老作家心中的痛，因为她曾一度被错误地定为“汉奸文人”。老人平了反，但她仍然心有余忌。
张钧回来后，把情况告诉了崔永元。崔永元说：“慢慢来，以后，逢年过节我们就去看她，跟她交朋友。”从那时起，张钧几乎成了梅娘家的常客。但老人不为所动。
她的女儿虽然同情张钧，也愿意帮忙，但她说服不了母亲。
2009年，张钧听说她女儿要带她去美国。就买了营养品，去看望老人。当时梅娘正坐在院子里晒太阳。张钧说：“您老什么时候回来，告诉我一声，到时候，我来看您。”老人笑笑说，谢谢。这时，保姆把她推进了屋子。后来，老人的女儿在电话里对张钧说：“你别急，到了美国，我再劝劝她。”
2010年10月，梅娘的女儿给张钧打来了电话，“张老师，您来吧，这回有戏了，我妈想通了。”
张钧走进梅娘家。这回他看到了一张明朗的脸。
连续三天，梅娘讲述了自己的一生。为了这三天，张钧苦苦地等三年。
崔永元高兴地说：“咱们干成了！”
崔永元激情永远的秘密：“我们是在为人类工作”（小标题）
崔永元当初给团队为“清澈泉”，是要打造一个心灵纯洁的集体。
他和他的同事们，在九年中遇到了太多的困难。就像梅娘说张钧那样“太辛苦了”。
采访的老人，大多在八九十岁的年龄段上。有时错过一天，人就去世了，留下永久的遗憾。崔永元最初提出与时间赛跑，但他后来发现他往往跑不过时间。有时正在采访的路上，家属就打来电话，说老人走了。有时老人答应出院后接受采访，结果却没有走出医院。吕正操将军答应接受采访，结果，15天后，他去世了。
每次成功地采访一位老人，崔永元就如获至宝，他都要像着魔了一样地反复自言自语：“我又抢回了6个小时……”或者：“我又抢回了8个小时……”他甚至怀疑自己真的病了，他看了心理医生。医生说：“你太痴迷了！”
还不止是辛苦，风言风语也来凑热闹了。有人说崔永元是作秀，有人说他不务正业。起初他还挺生气。他说：“我不想得到什么支持，别泼冷水就行呀。”后来，随着采访的深入，他发现这点委屈根本不值一提。他说：“当老人讲有五个鬼子向他杀过来，当老人讲他在战斗中失去双腿。当老人讲他成排成连的战友倒下去，我个人受这点委屈算什么，什么都不是！”
做口述历史，费用非常大，每年开资、采集要600万，回来整理、复制、数据化还要600万。
资金常常出现缺口。
2010年，有一个月开支出现了问题。前线的记者有点慌了，崔永元打电话给一个首席记者，“采访不能停，你们不要紧张，我不会让你们为难，你们是花钱的，放心地干。你们过一段回来，会发现我们有人的车卖了，有人的房子卖了。你们不要管。你们只管采访。”后来，是两个公司管理人员回家取了钱，给大家开了工资。
前线记者为了节省费用，能坐摩托的，就坚决不打的士，二人抱着共乘一台摩托。崔永元听说后，非常感动。
只要在北京有时间，他都要来到新新小镇，听他的同事们讲采访的故事，看他们采集到的珍贵资料，鼓励他们干下去。有人坚持不下去了，离开了团队，崔永元开门欢送他们走，有人走了又想回来，崔永元开门欢迎他们回来。现在他的团队，由最初的三四人，已发展到60人。
社会各界的有识之士听说了崔永元团队的困难，纷纷伸出援助之手。“小崔干的是正经事，我们不能让他为难。”著名企业家冯仑、刘会等人出手就是千万，连合同都不签。
尽管遇到种种困难，但崔永元的激情不减。他对同事们说：“清澈泉，就是要有一个清澈的灵魂。我们多幸福呀，每天在历史中穿棱往来，我们还计较什么得失？我们还要什么？我们是在为人类工作。”
在崔永元的团队里，人人脸上充满激情，要是跟他们谈评奖、评职称、提干，豪宅和名车，他们都大笑。笑完之后，登上采访车，走了。他们没时间谈这个，他们有时间还要与时间赛跑呢。
9年来，崔永元他的战友们共采访3500多位老人，收集口述历史影像300万分钟，纪录影像300万分钟。出版发行大型系列纪录片《电影传奇》、《我的长征》、《我的祖国》、《我的抗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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