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养的都是狼:罗天昊：投资增长势成强弩

罗天昊：投资增长势成强弩

　　中国持续多年的投资高增长势头，并未因经济结构调整而明显下降。对此，经济学家吴敬琏近日撰文认为，中国将重现“大跃进”的危险。吴先生此论一出引起高度关注和争议。

　　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今年一季度数据为例，其中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仍高达25.6％，是同期GDP增速的3倍多。可以说，虽然经历了宏观调控，但中国历时多年的固定资产投资疯狂增长的势头仍在蔓延，难怪有学者认为，新的“大跃进”的确很疯狂。

　　仔细对比，本次的“大跃进”与建国初期的“大跃进”，存在本质的区别。此前的“大跃进”是在国家草创时期，为了尽快建立工业体系而不得不实行的短期超极限的赶超战略。而本次“大跃进”，则对正常产业体系造成了巨大的破坏，恶化了地方和中央的无序竞争，对于中国未来的持续发展危害巨大。

　　破纪录的高投资

　　2010年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高达278140亿元，同比增长23.8％，而2009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8.7％，同期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达到30.1％。

　　事实上，从2003年起，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的平均增长率，即达到改革开放以来的最高水平。从此之后，固定资产投资肆意增长，毫无节制，极尽涸泽而渔之能事。从2003年至今，固定资产投资年增长均超过20％，其中，2003年至2010年，资产投资增长率分别为26.7％、25.8％、25.7％、24％、24.8％、25.5％、30.1％、23.8％。

　　如计算绝对数据，自2002年以来，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从43202亿元增长到2010年的278140亿元。八年间增长6.4倍，年均增长超过25％，2009年更达到创纪录的30％以上，而同期的GDP增长速度，不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的三分之一左右。

　　从全球考查现代国家的高速发展期可以发现，经济腾飞确实要经历高投资的阶段，但是，从目前西方发达国家与亚洲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历史看，均未达到中国2002年以来的近十年的高度。日本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十年大约为20世纪60年代－80年代，固定资产投资率在1961年－1971年间为32.6％，1971年－1980年间达33.2％。韩国在70年代到80年代创造“汉江奇迹”的时候，固定资产投资率平均增长也不过7％。

　　反观中国，2003年至2009年固定资产投资率不仅年均增长25％以上，而且从2006年起，固定资产投资率连续五年超过50％。2009年起，固定资产投资率连续两年超过67.7％，而全世界一般正常国家大约在20％左右的水平。而如果连续超过20％，则可能会出现严重的经济问题。

　　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不仅远远高于现代国家的平均水平，作为一种赶超战略，中国在赶超期的固定资产投资，亦远远超过曾实行赶超战略的日、韩、美、德等国，固定资产投资率和增长率，均为全球历史之冠。

　　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从2002年至2010年，中国的经济发展是以更为疯狂地透支未来为代价。而这种疯狂程度，为人类历史以来前所未有，已经突破了人类发展的所有经验。近年来日益加剧的环境污染、消费不振，以及“带血”的GDP等怪象的发生，均与此有关。

　　高投资的危害

　　高投资的背后，是各级地方政府和中央强力部门大规模的投资“军备竞争”。

　　近期有消息说，金融监管部门准备清理大约2万亿－3万亿元可能违约的地方政府债务，做法是将部分债务转入数家新创设的公司，并解除省级及市级政府机构出售债券的限制。也就是，银行承担部分损失，同时开放民间投资。而来自中央有关部门的统计表明，中国的地方政府债务约达10万亿元之巨。

　　由于投资拉动经济的短期效应，地方政府对于投资的依赖无以复加，纷纷上马各种项目。展开了投资方面的竞争。而其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湖北，去年，湖北宣布了12万亿元投资计划，震动全国，其投资总额大约相当于湖北当年GDP的10倍。显然，这是一个巨大的无底洞。更为严峻的事实是，全国并非湖北一地头脑发热，各个省区纷纷公布了至少高达数万亿元的投资计划。

　　在地方债务之外，中央亦有将近5万亿元的巨额债务。而这些债务，主要集中在一些强力部门，亦主要因为过度投资造成。

　　最典型的领域就是铁路部门。据审计署的审计报告，铁道部负债总额已经超过1万亿元。而这些负债，与高铁的疯狂上马不无关系。最近几年来，中国的高铁突飞猛进，在四横四纵的庞大计划下，各地争抢高铁。中国高铁在几年内，里程竟然达到数千公里。而对于是否需要高铁，高铁的效益能否保证，民间存在巨大争议，但是，在投资冲动下，铁路部门已经顾不上这么多了。除铁路外，其他如公路、石油等行业，虽然有的并非负债，但亦投资巨大。

　　前段时间，关于广州亚洲投资是否赔本的问题，引起了广泛的争议，事实上，在中国，由于“形象工程”的普及，很多重要的由中央拍板的国家战略性投资，多数都是亏本的。如天文数字投资的三峡工程、奥运会工程、世博会工程等。在某种意义上说，这种维护虚幻的荣耀而进行的投资，亦耗费了大量的国家财富。

　　疯狂的投资，不仅没有给中国产业经济带来转机，从某种意义上说，还恶化了中国的产业结构，使中国的工业体系出现了过度重工业化的倾向。

　　从2008年的4万亿元投资计划至今，各级投资几乎都流向了建筑、钢铁、铁路、公路等基础行业和重工行业，而一些轻工行业则危机重重。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的纺织、玩具等大量生活消费型企业纷纷倒闭，而“铁公基”和“重石化”重新占据主导地位，而此前几十年，中国一直致力于优先发展轻工业等满足基本需求的行业，国家性的经济计划，几乎使改革前期的努力方向发生了逆转。

　　更为严重的是，这轮投资的资金安排，基本上是按照“身份”来站队。获得多少资金支持，不是看效率和重要性，而是看级别。

　　毋庸置疑的是，本次的大规模投资浪潮，主要偏向了各种中央垄断企业以及地方性国有企业。最后的结果，造成了对于民营企业的挤出效应，伤害了中国经济的元气。

　　比如航空业的补亏就达200亿元以上，而同期，很多效率不错的民营航空公司不得不倒闭。而民营企业资金的来源，也逐步被堵死。吴英被判死刑，客观上对于浙江的民间金融借贷造成了挫伤，最近，浙江众多中小企业都处于倒闭的边缘，形势异常危急。

　　不仅从固定资产投资的资金来源来讲，中国未来的高速增长无法持续，就是从国家的发展历程来看，也是如此。

　　高速神话的诱惑

　　中国的高投资，与经济的高速增长命同一线。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已经保持了30年年均10％左右的高速增长，高速增长的经济，不仅是中国崛起的象征，对于执政者更是意义重大。保持经济高速增长，已经成为执政者维持执政合法性，获得国民支持的决定性因素。

　　不仅如此，整个民间，亦存在对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惯性。在此情况下，任何一任政府都不敢在其任期内降低经济增长预期，以免引起人心浮动。如此，首先中央层面就有对于高速增长的追求。

　　而在现行的考核和官员升迁机制下，地方对于高速增长，亦存在着强大的动力。相对同级别其他区域的高速增长，是对于地方主政者能力的肯定。在此情况下，任期内加快发展经济，以在同级竞争中胜出，促使地方主政者将经济增长速度，看做最为主要的衡量政绩的指标。张五常说中国的经济发展动力在于县域竞争，其实还不全面，不仅是县域，市级和省区级竞争也是一样。

　　在急功近利的驱使下，从中央到地方，都将经济增长速度看成命根子，造成了普遍的GDP崇拜。

　　而要发展经济，进行产业培育，等待合理的成长，显然并非各地政府首选。而依靠投资驱动，迅速做大经济总量基数，自然成为首选。如此，疯狂投资成为从中央到地方的潮流。至于以后何以为继，由于中国的任期制，则不为主政者考虑，因为很有可能其时已经升迁调任，或者是光荣退休，实现了安全着陆。

　　最近几年，天津和重庆这种依靠巨额投资而崛起的城市成为中国城市发展的典范，绝非偶然。以天津为例，最近三年其经济复合增长超过15％，但其固定资产投资，复合增长则在40％左右。固定资产投资率超过75％。而重庆去年的固定资产投资率更是超过了80％。

　　相对而言，以内生性发展为主的浙江，最近几年表面经济增速放缓，甚至在低潮期的2009年不足9％。但是，其固定资产投资率一直很低，为国内不足50％的少数省份之一。而其民营经济最发达的宁波市，固定资产投资率只在40％左右。天津、重庆与宁波，到底谁的真实效率更高？答案显而易见，但是，中国的各个地方政府，仿效天津和重庆模式的，绝对要超过宁波，这就是天津热最近几年在中央到地方都受到青睐的根源。

　　不过，尽管中国一直依靠高投资维持表面的高速增长，但从国家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看，任何一个国家的高速增长期，都不可能无限长久。

　　中国改革开放30年，保持了年均近10％的年增长率。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种制度红利，是国家从垄断走向市场开放、大幅度降低制度成本的必然。而这种飞跃，只有在国家重大变革的转型期才会出现。

　　美国从内战结束后的19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初期的崛起，以及“二战”后到60年代的所谓黄金时代，两次持续繁荣期，均不过二三十年。而英、法等国只出现过一次，日本大约是30年左右。同样，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也不可能永远持续。

　　从高速期向平稳期过渡，是现代国家成熟之后的普遍经济走向。可以预见，未来中国也将进入一个中速发展期，而这才是国家发展的恒定期。预计这个时期，将比前30年高速增长的时限更长。具体是30年，还是50年，甚至是100年乃至数百年？目前尚未可知。

　　需要寻找新动力

　　虽然去年勉强实现“保八”成功，但从2008年至今，中国经济增速连续几年跌破10％，更像是高速时代终结前的回光返照。

　　如果不能及时调整经济结构，实现从投资到消费、从官营到民营、从垄断到自由竞争的三大转变，中国经济有崩溃之虞。

　　在全球发达国家中，无论美国、俄罗斯还是澳大利亚等国，均是内生性大国，即以内需为主导。同时，发展主要依靠大众消费驱动，而非投资。而中国不然，由于处于后发劣势，中国的崛起过程中，大规模的投资支持，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但是，这种模式不能长久。高额投资，以透支未来为代价，低碳时代，中国的发展，必将受到各种约束，击鼓传花式的地方和中央相关部门债务，也终将有一天必须兑现。投资枯竭的情况即将出现。在此情况下，大力发展大众消费，将成为中国未来振兴的希望。目前，全球发达国家国内消费对于经济的贡献均达70％以上，而中国还不到40％，差距巨大。

　　更为严峻的是，中国目前贫富分化严重。据美林机构研究表明，中国富豪人数已经排名全球第四，中国不到1％的家庭控制了高达60％的社会财富。形成了畸形的社会结构，并由此形成了畸形的消费结构，大量的富有阶层，主要消费高端产品和奢侈品。而数量庞大的穷人，只能消费低端产品。由于中产阶级的缺乏，中间和主流产业的消费市场乏力，这将最终导致中国在主流产业领域落后于全球。

　　同为亚洲国家，日本的崛起与其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大有关联。在此计划中，不仅要提高公民的收入，更需要造就合理的社会结构，并且鼓励大众消费。未来中国的崛起，亦需合理的社会结构以及合理的消费结构。

　　持续多年的“国进民退”逆流，亦需要紧急制动。大型国有企业的重新膨胀，不仅造成了中国经济结构的失衡，更造成中国社会结构的畸形。中国社会出现严重的两极分化，并且以身份而非努力决定人的命运的苗头，如僵尸复活，在体制内和国有企业，成为大众的普遍追求。曾经激扬的社会活力正在逐步丧失。

　　最为可怕的，不是未来的发展不可能靠持续的固定资产投资拉动，而是在未来将不再有勇于追求的国民，也再无相信靠奋斗而非“体制内身份”赢得财富和尊敬的国民。如此，才是中国未来的久远祸害。

　　国家飞速发展的内在驱动力，一为全面深刻的社会经济变革，中国的高速发展就是典型的革命性的社会变革所致；二为技术革新或者新兴产业勃兴，如英国当年的崛起就是拜工业革命所赐，美国最近20年的亚高速发展就是得益于以计算机为代表的新技术、新产业的兴起。

　　而与这些遥远的预测更为迫切的事情，是中国目前第一次社会变革的动力已基本释放完毕，如果不能完成新的重大社会变革，则将神话不再。如果中国不能尽快完成从投资到消费驱动模式的转变，不能驱逐官营垄断而壮大民营经济，不能造就普遍的社会公平，则可能发生持久的社会动乱，陷入拉美化的泥潭。而留给中国的时间，也许最多只有10年到15年。

　　中国未来的希望，在于继续深化变革，从社会结构、权力运作模式、经济结构、文化等领域进行广泛改革，而并非目前只敢改革经济领域，从而告别“跛足巨人”。如此，方有可能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期后，迎来另外一个高速时代。

　　未来时代的改革，任重道远。

　　作者为北京大学企业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