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之非他不可by连痕(:中国人为何“有点躁”?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5/10 09:26:37

 大道国学:中国人为何“有点躁”?

大道国学者夏商先生曰:所谓有无相形阴阳相生,所谓循环往复否极泰来,所谓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事物发展周期性重复与回归的表象,往往蕴含着质的变化与飞跃。就哲学意义而言,所谓的“倒退”与“走回头路”,正是反映了这看似相同而实则不同的重复与回归。日前,有关“中国进入大争论时代——国家何处去?”的网络话题,正在个人微博和公共论坛上被频频转发和热议。这个话题的引爆点,据说是源于《环球时报》头版上题为《中国进入大争论时代》的社论。“是回到毛泽东时代,还是走向现代民主政治?”这个很抓眼球的论题,似乎是这场网络论战的聚焦点。鉴于这涉及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第四轮大讨论”和“左派和右派之间正在进行的一场轰轰烈烈的思想大论战的核心问题”,为慎重起见,网闻博报小社员特寻根溯源,找到了这篇传说中的《环球时报》文章原文。
事实上,网络时代的言论自由与信息公开透明,也同样是利害相伴泥沙俱下,有时甚至是以讹传讹的子虚乌有或借题发挥。为了正本清源以正视听,本文先将《环球时报》这篇引发争论的文章原文转录如下,以供大家一起阅览查证,然后再继续讨论。
    【1】中国人变得有些焦躁:用欧美标准要求社会,对现实问题缺少容忍
    据《环球时报》2011年06月23日报道,引题:《用欧美标准要求社会  对现实问题缺少容忍 》,主题 《中国人变得有些焦躁》:
    “ 我们的经济已经世界第二了,为什么过得还不如世界第十?”这个看似形同“1+1难道不等于2”的问题,正让不少中国人变得烦躁不堪。在韩国《文化日报》看来, “慢慢的”曾经是中国人的一种支撑,从愚公移山到万里长城,即便说中国人所取得的业绩都建立在“慢慢的”基础上,也不为过。但如今,在表达情绪最方便的微博上,抱怨成为主题曲。超标使用个人权利意识者,为自己的权利没能得到保护而委屈;雏形中的反对派则因 “反对一切”而反对。不可否认,中国社会的确还有太多问题需要解决,就如法国《新新闻》杂志所说,如此多的人口和如此辽阔的国土本身,就是个无法回避的大问题。但怎么办呢?很少有人有耐心听懂一份具体怎么办的计划书,不耐烦地高吼几声,斥认真想弄个究竟者是“脑残”,常常被当成有风度的“范儿”。
“失去缓慢美学的中国”

浙江省眼下正经历一场严重的洪灾,据官方消息称,洪水导致全省8400座房屋毁坏,经济损失达12 亿美元。在兰溪受灾最严重的洲上村,另一场考验同时悄然上演。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 22日报道,在洪灾中损失了所有棉花和花生的村民邓江毅(音)表示,“有国家管我们,我相信政府会补偿的”。但另一些村民就没那么肯定 。他们抱怨政府排洪工作迟缓,说全村至少还要遭殃一个星期。CNN 称,浙江全省已经转移29.2万人,洲上村的一半村民在政府组织下得以撤离。

在灾难中,这样的焦急很容易被理解,但在另一些场合,事情则变得有点危险。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称,中国民工因感觉受到不公平待遇而骚乱的事件正不断增加,他们或举行抗议,或与警方直接冲突。“中国面临民工积怨大爆炸的危险”。

20日,中国总理温家宝表示,几千年来中国人“老有所养”的愿望,在可预见的未来几年里就能初步实现。他要求任内实现城镇养老保险和新农保基本实现制度全覆盖。在被称为“中国言论自由平台”的微博上,有人为这条勇敢的“军令状”鼓掌,但也有人抱怨“怎么现在才做”。香港《领导者》杂志下属的共识网的文章评论说,大批社会成员为家庭基本生活计,为自己前程计,致使社会焦虑现象成为如今中国的时代标识。

前不久刚访问过中国的德国柏林社会学家马塞尔对《环球时报》记者说,这是他第二次去中国,与20年前去时感受完全不同。在他的印象里,中国虽然不富裕,但很东方。现在,中国大城市成了“东方版美国”,而且比美国更嘈杂,中国人似乎只对经济感兴趣。在中国待得越久,英国媒体的记者们就越多“中国人变急了” 的个人体会。在英国《每日电讯报》的网页上,记者输入“中国人”、“急躁”等关键词后,弹出近2000条新闻。记者们在议论时下中国人心态时说,南海局势让中国人发出“还愣着干嘛”的言论,而食品价格上涨则令他们干脆断言“日子没法过了”。

“我认为中国人有点急躁”。日本著名管理学家大前研一曾对媒体发出这样的感慨。他举例说,在一家中国书店看到一本《西方百部管理经典》,竟然浓缩在200 页的篇幅,“只想阅读管理书籍的摘要,只想在5年之内就赶上日本花了50年所学的,这正是中国打算做的”。

去年,一项关于“全球最着急的人”的调查显示,中国人在世界上最没耐心。有台湾媒体针对此项结果发表评论说,进入世博会时代的中国每天建成8层楼房,中国用l5年就完成了英国伦敦建设了150年的地铁工程。中国真的失去慢的能力了吗?

19世纪末,美国传教士雅瑟? 亨?史密斯曾在名为《中国人的性格》一书中,用一章专门阐述“漠视时间”。他写道,“对中国人来说,盎格鲁一撒克逊人经常性的急躁不仅是不可理解的,而且完全是非理智的。很显然,中国人不喜欢我们人格中的这一品性。”然而现在,情况好像反了过来。

韩国《文化日报》题为“失去缓慢美学的中国”的文章说,说起中韩两国人最大的文化差异时,许多人会提到“速度”:中国人的特点是 “慢慢的”,韩国人则是“快点快点”。对中国人来说,“慢慢的”是一种支撑。古往今来,中国人所取得的业绩都建立在“慢慢的”基础之上,这样说并不为过。中国人“慢慢” 文化的代表故事“愚公移山”还被写入外国入学习汉语的教材中。但在记者与中国人接触后发现,他们变得非常急躁。

香港《亚洲周刊》资深特派员纪硕鸣22日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中国目前进入改革开放以来的第四轮大讨论,也是中国社会第四次站在十字路口。第一轮讨论的是 “两个凡是”,第二轮讨论姓“社”还是姓“资”,第三轮讨论姓“公”还是姓“私”,现在讨论的则是“往前走还是向后退”。参与讨论的声音不仅有“新左派”,还有“极左派”。从正面讲,我们正处在一个活跃的时代,从负面说,这个社会显得非常急躁。

是什么让中国人这么焦躁?

“我们的经济已经世界第二了,为什么过得还不如世界第十?”这个看似相当有道理的质疑,困扰着不少抱怨满腹的中国人。北京大学学者张颐武22日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中国崛起得太快,民众对国家和社会的期待提高了,对福利等诸多问题提出了很高要求。和欧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存在很大差距,但客观基础是,美国人均CDP是4万美元,中国才4000 美元。同济大学德国问题研究所郑春荣教授说,中国社会到处讲绩效,要求立竿见影,每个人的心理压力都在无形中增加。

法国《论坛报》的评论文章称,在国际社会上,当中国人感到自己今非昔比,却得不到似乎理所当然的尊重时,也产生类似的强烈情绪和相应动作,包括盲目追逐一些国际奖项,或者不惜代价收购企业。其实,每个国家都要经历这样的阶段,一旦中国像欧洲曾经历过的那样了解了自己,判断就会变得更理性和客观。

法国《新新闻》杂志分析中国人的焦躁心理说,中国是个发展迅速却不平衡的社会,一方面经济飞速发展,社会面貌日新月异;另一方面许多问题十分突出,环境问题、社会福利不健全、贫富差距和社会公平问题都亟待解决。或者干脆说,如此多的人口和如此辽阔的国土本身,就是个无法回避的大问题。这种复杂性很容易造成社会不同阶层的情绪偏激和思维偏执。可怕的是,他们所偏的方向还经常各不相同。

法国《外交世界》杂志也认为,在中国大部分人都认同“社会需要改革”,但怎样改革,改革向何处去,答案却大相径庭,加上贪腐、社会不公和种种民生问题的存在,令不少人因丧失未来的方向感到焦躁。张颐武说,在寻求问题答案的过程中,中国人个人权利意识前所未有的高涨,“超标”使用这种权利,并动辄为自己的权利没有得到保护和实现感到委屈。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专家雅科夫?别尔格尔对俄《独立报》表示,西方国家的宣传同样是导致中国人,特别是中国年轻人焦躁不堪的原因,甚至有一些人在外国情报机构操纵下对政府表达不满。张颐武说,互联网等现代信息交流工具,让人们对世界了解多了,但并不是很全面,有的中国人甚至放大了西方的好,而将自己国家的好通通屏蔽掉。以周六周日服务业照常营业为例,西方很多国家都做不到,中国如果银行周末不开门,公众是不会答应的。

香港《大公报》评论说,无论排队还是插队,都是为了确保自己不被社会抛弃,然而可惜的是,大多数人在追求快乐时急得上气不接下气,以至于和快乐擦肩而过。生活越现代化,焦躁情绪反倒越重。
“如果干得太快,很多事都无法做到完美”

美国《福布斯》杂志近日的一篇亲历文章称,作者艾瑞克?杰克森感受了中国人在飞机晚点后的焦躁不安。这令曾在美国飞机上等了5个小时,却几乎没听到任何人讲话的艾瑞克吃惊。他说,这场景让他开始冷静思考:一旦这些人真的为食品价格、工作或养家糊口而犯愁……若被激怒,中国人将以50倍于任何美国人的速度武装起来。所以,当你听到中国政府希望确保“社会稳定”或“社会和谐”时,其目的就是管好与他同机的这类中国人并让他们感到开心。

韩国《文化日报》记者韩康佑在文章中写道,他想给经历过“大跃进”这样历史的中国人讲个故事:一个外国人将自行车送去修理,埋怨修得太慢,修理工却对他说: “如果干得太快,很多事都无法做到完美”。郑春荣也表示, “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是运动员,不是只有心态放松下来,才能取得更好的成绩吗?”德国社会学家马塞尔认为,作为一个正在崛起中的大国,中国国民尤其应该具有冷静的情绪。

纪硕鸣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中国社会的焦躁感,首先缘于价值观的缺失,我们为什么而生活,为什么而富裕?其次是理论的缺位。所以要解决中国社会焦躁的问题,要从这两方面下手。但每一次讨论都不一定是坏事,中国社会会自我调节,最终走出一条路。这是条什么样的路,广州的路,还是重庆的路,或者上海和北京也走出自己的路。也可能最后中国变成一个多元社会。

张颐武则表示,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经历了“进步主义时代”、“黑幕揭发运动”,同样是在快速发展时期遇到社会焦躁问题,日本在上个世纪60年代也出现过类似问题。这两个国家的此种状态持续了二三十年才过去。现在,中国社会的焦躁才刚刚开始,解决它,尚需时日。
【2】网闻博评:中国进入大争论时代?
对照《环球时报》的这篇文章原文及网络上的相关评论,内容和观点出入是非常之大。首先,用新闻媒体的专业语言来讲,这篇文章的刊发位置是在《环球时报》的头版头条,应是确定无疑的。其次,就标题来看,《中国进入大争论时代》这个文章标题,则显然是张冠李戴了。第三,就文章体裁来看,这是一篇新闻综述性质的通讯,而不是传说中的“社论”。第四,也就是被重点放大的“第四轮大讨论”内容,则是源自香港《亚洲周刊》资深特派员纪硕鸣对媒体发表的个人观点。
就整篇内容来看,这是《环球时报》对海外媒体有关“中国人变急了”的报道综述及补充采访。文章的主题,也正像是《环球时报》的调查结论,因为大家“用欧美标准要求社会”和“ 对现实问题缺少容忍 ”,所以才导致《中国人变得有些焦躁》。
从文中可以看出,即便是香港《亚洲周刊》资深特派员纪硕鸣及北京大学学者张颐武等人的个人观点,也同样有“用西方视角”和“用欧美标准要求社会”之嫌。

香港《亚洲周刊》资深特派员纪硕鸣22日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中国目前进入改革开放以来的第四轮大讨论,也是中国社会第四次站在十字路口。第一轮讨论的是 “两个凡是”,第二轮讨论姓“社”还是姓“资”,第三轮讨论姓“公”还是姓“私”,现在讨论的则是“往前走还是向后退”。参与讨论的声音不仅有“新左派”,还有“极左派”。从正面讲,我们正处在一个活跃的时代,从负面说,这个社会显得非常急躁。

纪硕鸣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中国社会的焦躁感,首先缘于价值观的缺失,我们为什么而生活,为什么而富裕?其次是理论的缺位。所以要解决中国社会焦躁的问题,要从这两方面下手。但每一次讨论都不一定是坏事,中国社会会自我调节,最终走出一条路。这是条什么样的路,广州的路,还是重庆的路,或者上海和北京也走出自己的路。也可能最后中国变成一个多元社会。

有关这个“中国进入大争论时代”的消息出处和论据,大约主要就体现在以上报道。而相关的网络评论焦点,“是回到毛泽东时代,还是走向现代民主政治?”这种非黑即白的“二选一”,则本身就有预设前提和误导舆论之嫌。

“回到毛泽东时代”,从时间发展逻辑上,本身就是一个虚拟的不可能发生的假设。那么,便只能选择“走向现代民主政治”了。把一个时间状态和一个政治形态相比较,这不是偷换概念瞒天过海又是什么呢?试问,中国“辛亥革命”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时代,相对于清王朝封建统治形态难道不是“走向现代民主政治”吗?而“毛泽东时代”建立的“人民民主”,难道不是中国从半封建半殖民地时代“走向现代民主政治”吗?若“现代民主政治”只能是特指“三权分立”欧美标准模式,那么在当年孙中山大总统向袁世凯大总统“交棒”之际,中国的“现代民主政治”不就已经达标了吗?那为何孙中山先生本人还要主张联合共产党搞“北伐革命”呢?

历史不容假设,但历史的经验教训可以给我们以智慧的启迪。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民族苦难告诉我们,中国人民要实现生活幸福和国家富强的理想目标,就必须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就必须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大山”。而要推翻这“三座大山”,就必须结束“一盘散沙”的分裂状态,就必须团结起来并发挥集体主义的力量,就必须走公有制的社会主义道路。要保证社会主义红色江山传万代,要使中国人民避免再次遭受“三座大山”压迫的“二遍苦二茬罪”,就必须继续坚持、改进和完善社会主义人民民主制度。

从历史上来看,到底是谁在“搞复辟”,到底是谁在“走回头路”,恐怕恰恰是首先要弄明白“我们为什么而生活,为什么而富裕?”首先是急需从理论上澄清,我们这个“价值观的缺失”是怎么发生的?而绝不应该是,继续在“现代民主政治”的欧美标准“普世价值”上争论纠缠。所谓“改革开放以来的第四轮大讨论”,其实仅仅只是涉及一次“价值观的缺失”与“理想信仰的恢复重建”。
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光荣和正确,并不意味着共产党不会犯“左”的或“右”的错误,而是体现在共产党人能够以国家民族根本利益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为依归,在不断自我修正错误中走向成熟和进步。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地“左转”或“右转”,也是客观的存在和历史规律的必然。

【3】中国社会的焦躁与欧美社会的焦躁史不可“同年而语”

张颐武则表示,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经历了“进步主义时代”、“黑幕揭发运动”,同样是在快速发展时期遇到社会焦躁问题,日本在上个世纪60年代也出现过类似问题。这两个国家的此种状态持续了二三十年才过去。现在,中国社会的焦躁才刚刚开始,解决它,尚需时日。

亦如网闻博报小社员在此前的《大道国学:美国军事进逼底气何来等》、《大道国学:五百年世界风云五千言》及《大道国学:民歌情歌与“红歌”》等《日出西边/风动中国》系列文章所述,当今西方欧美社会的富裕发达,是建立于海盗式“财富战争”的对外殖民掠夺基础上。今天非西方世界国家的贫穷和落后,正是西方社会保持富裕发达的成本代价和结果。西方强势主流话语权所创造的诸如,“野蛮与文明”、“专制与民主”、“传统与现代”、“落后与发达”等等,这些文化概念本身就是“强盗逻辑”的“精神鸦片”。西方资本买办文化精英的“现代国家”与“发达国家”云云,更是以“欧美标准”或“普世价值”对中国人的欺骗与忽悠。

试想,即使是拿同一物质技术和生活水平历史阶段来比较,强盗集团的“急躁”发迹史和“愚公移山”的“慢慢”发展史,过程能相同吗?能有可比性和参照性吗?
   西方资本列强,最早因自私和贪婪而“焦躁”,并因“焦躁”和野蛮而暴富发迹。今天的西方资本列强,可以凭借掠夺来的“第一桶金”做资本,通过市场经济国际惯例“稳赚不赔”地继续剥削被掠夺者。这种以美元债券“白条”而享受廉价商品服务的尊贵生活,自然可以是优雅而浪漫的。而一旦中国人被市场化私有化“国际惯例”忽悠上道,一旦中国人也因自私和贪婪而“焦躁”,并因贫富两极分化和个人表达权利盈亏不均而“急躁”,那么中国人还能静下心来“慢慢地”找到“信仰缺失”的归途吗?

若找不到“我们为什么而生活”和“为什么而富裕”这个精神信仰归途,只强调“民主”和“法制”这些“看起来很美”的“欧美模式”,那么中国社会的公平正义和共同富裕与幸福,将永远会是“文化洋跃进”式的“海市蜃楼”!

大道国学:中美物价差“晒”出了啥 刷新          

大道国学者夏商先生曰:长期以来,同样是“世界工厂”的产品,在中国国内的价格却比美国市场的价格高得多,这早已是公开的秘密。这种市场经济“国际惯例”全球化接轨所产生的世界奇观,不仅让中国的普通大众看不懂,就是连很多市场经济专家也都感到困惑。正是由于这样的困惑与好奇,中美物价对比的话题便一再引发出热烈的大讨论。

我们不妨先看两条相关时讯,然后再继续讨论。

【1】中国人挣得比美国少物价比美国高引发大讨论

据中国青年报2011年06月29日报道,近日,一条微博在互联网上疯狂流传:中国,工资5000元,吃次肯德基30元,下馆子最少100元,买条Levis牛仔裤 400元,买辆车最少30000元——夏利;美国,工资5000美元,吃次肯德基4美元,下馆子40美元,买条Levis 20美元,买辆车最多30000美元——宝马。

孙笛毫不犹豫地转发了这条微博。

一周前,她刚刚结束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一个学期的研究生课程,特意穿着崭新的行头回国——9.9美元的Crocs鞋,39.9美元的Levis牛仔裤,30美元的Tommy Hilfiger牌T恤衫。孙笛发现,这些东西在国内的价格分别是499元、799元和799元。

“真不知道是美国太便宜还是中国太贵了!”孙笛向记者感叹。她清楚地记得,出国前她和朋友在汉拿山餐厅吃了一顿烤肉,点了3个菜,一共120元。回国后还是在同一家店,点同样3个菜,价格却变成了240元,“盘里的肉还少了”。

这个,这个和这个,我不要,其他的都包起来

著名财经评论员时寒冰与孙笛有同感。他最近还养成了一个新习惯——托人从海外买东西。最新的成果是一台折合人民币24000元的尼康单反相机,在国内,这台相机的价格是4万元。

事实上,尽管经常在各大电视台评点财经大事,但在去年的美国之旅以前,他从没想过中国的物价居然比美国还高。动身之前,一个因生意原因多次往返美国的朋友提醒他:“去美国除了钞票什么也不要带,东西很便宜。”

对此,时寒冰半信半疑,毕竟,他常常挂在嘴边的一个数据是,“美国的人均收入是中国的34倍”。但很快,时寒冰就受了“第一次刺激”。在洛杉矶一家叫“小台北”的中餐馆里,他们4个人点了份量很足的鱼、虾、蟹,结账的时候却只有49美元,“比上海便宜得多”。

时寒冰以为老板算错账,特意又问了一遍,结果朋友笑他说:“这有啥奇怪的,你要是去商场,就更觉得离谱了。”这句话让偏爱实证调研的时寒冰“决定改变行程”,他推掉所有游山玩水的安排,专心观察、对比中美物价。

对比的结果让时寒冰大吃一惊:国内一套3万元左右的阿玛尼西装,在这里只要500美元就可以买到;国内标价4.6万元的劳力士手表,在美国不到4000美元;一台国内50万元左右的宝马Z4标价只有21000美元。

如果换一种比较方式,差距或许更加显眼:一杯咖啡只要2美元,看一场电影只要10美元,分别占美国人平均月收入的万分之六和千分之三。而在国内,同样的比法得出的数据是百分之一点三和百分之三点五,相当于美国居民负担费用的45倍和12倍左右。

在美国的商场里,最人满为患的地方往往是卖箱子的地方。时寒冰说,在新秀丽的柜台前,几乎每个外国服务员都会说几句简单的中文,在国内售价为1500元左右的箱子通常标价70多美元。

“我前面的一个大哥一口气买了12个箱子。”回忆至此,时寒冰忍不住笑了。不止于此,因为商场里的化妆品价格“过于便宜”,仅相当于国内同类产品的30%~40%左右,时寒冰还一度被夫人怀疑“是不是买了假货”。

更为夸张的情景出现在LV这样的奢侈品店,时寒冰记得朋友给他讲了一个亲眼所见的笑话,因为LV箱包这样的奢侈品在美国可以便宜3成左右,往往遭遇到中国顾客的疯抢,一名中国客人曾指着店里的三款LV包说:“这个,这个和这个,我不要,其他的都包起来。”

通过这次为期半个月的走访,时寒冰的调查结果是:除非涉及到人工服务,比如理发,或涉及知识产权,比如图书音像外,美国商品的价格普遍低于国内,即便“MADE IN CHINA”的商品,常常也比国内便宜50%以上。

即使去买每平方米两万元的商品房,这个30岁的副教授也要奋斗到60岁才能拥有一套100平方米的房产

回国后,时寒冰接连更新了十几篇博文,专门记录美国物价。事实上,在这段对价格格外敏感的年月,越来越多的国人开始关注这一现象。在美国生活的中国记者高娓娓在年初出版的新书中特意记录下这样一组数字:在华人超市,海蟹一打12只任你挑,价格从5.99美元到12.99美元,根据季节质量而变。猪肉、猪排骨0.99美元一磅(0.4536 公斤)。泰国米50磅装的,18美元左右一袋。大白菜,每磅0.50美元。西红柿1美元1磅。葡萄0.99元1磅。6瓶百威啤酒7美元。5个橙子1美元。

高娓娓告诉记者,在美国,即使算上房租,一个人的正常工资(月薪两千美金)足够养活一家3口人。

有趣的是,在对此现象困惑不已的群体当中,还不乏经济学家。同样是在去年,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聂辉华赴美国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后。相比于其他留学者,这个从江西农村考入中国人民大学的年轻教师把更多目光投到了房价的对比上。据他观察,在美国的二线城市,200平方米左右的房子价格40万美元左右,这200平方米指的是使用面积,不包括附赠的前后院。

“换句话说,美国人所说的房子放在中国其实就是别墅。”聂辉华略显遗憾地说,“而且一个中产阶级奋斗七八年就能拥有一套自己的房子。”事实的确如此,据国际不动产代理商戈登·罗克(Gordon Rock)最新研究显示:美国人买房不需要太长时间,迈阿密需要4年,纽约需要5.7年,洛杉矶需要5.9年。

而在北京,面对校园周边每平方米超过4万元的房价,聂辉华按照现在的工资计算了一下,即使去买每平方米两万元的商品房,这个30岁的副教授也要奋斗到60岁才能拥有一套100平方米的房产。

“很多中国学生读完博士不想回来不是因为不爱国,”聂辉华说,“他们是怕30岁读成回来后买不起房和车,失去尊严。”聂辉华还记得,在哈佛读书的时候,花70多美元为自己买了一件哥伦比亚牌冲锋衣,在国内,这件衣服要卖1500元。有感于此,他随手写了一篇博文《为什么中国制造在美国更便宜》。结果,一段时间后,有学生提醒他,“聂老师,你写中美物价的文章在天涯论坛上被点击了30多万次,排在第一名。”

商品在出厂之前没有区别,真正的区别在于出厂之后

聂辉华发现,在繁复的物价比较当中,两组统计数据在有意无意中被忽略了。一组数据是,自1990年到2000年,美国几乎实现“零通胀”,自2000年至2010年,其CPI(消费者物价指数,通常作为观察通货膨胀水平的重要指标)一直在2%上下浮动,换言之,在经济高速发展、个人收入逐年提高的同时,“低通胀”也始终相伴左右,其物价之稳定从一个细节就可见一斑:自美元诞生百余年来,美分作为最基本的货币单位,始终在市场上流通。

另一组数据是,近30年来,中国经历了1988年、1994年、2007年和2010年至今的4轮通胀,通胀高峰CPI的涨幅分别为18%、21.9%、8.7%和当前的6.5%,这意味着货币的购买力在不断下降。

那么,当今中国物价是否已经比美国还贵?在这一问题上,几位接受采访的专家给出的结论是:相对于购买力和人均收入水平而言,中国物价明显高于美国,在绝对价格上,也在局部商品上出现了中贵美贱的情况。

究其原因,一个被广泛提出的观点是:在过去两年多时间里,政府主导的大规模投资导致商业银行贷款急速膨胀,致使国内广义货币供应量已经超过美国20%多,从而导致同样的商品在中国所对应的货币量远远大于在美国所对应的货币量。同时,在常年实行出口拉动经济的增长战略下,中美贸易顺差不断拉大,在现行的货币发行制度下,外汇储备的增加必须要以基础货币增发来对冲,从而再次增加了货币流通量,推动物价上涨。

但在这样立足于宏观经济角度分析的声音中,一些疑问也随之产生。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左小蕾3天前刚刚从欧洲、美国参与交流活动归来。她告诉记者,在美国,不仅中国制造的产品远比国内售价便宜,即使是美国制造,也出现了相同的情况,比如她曾在美国加州一个机场商店购买的美制风衣,价格不到北京赛特商场里同款风衣的五分之二。

左小蕾连续提出两个问题。同样的成本,同样的产品,如果产自中国国内,即使算上“出口退税”的部分,也不该出现高于国外市场两倍的情况。反之亦然,如果产品来自国外,在WTO框架下,即使是制裁性关税,也绝对不可能出现超过一倍的价差。“这完全不符合基本的国际贸易规律,价格差有点过分了。”左小蕾说。

长期观察中美物价关系的时寒冰对此现象的解读是,“商品在出厂之前没有区别,真正的区别在于出厂之后”。他认为,国内商品价格被推高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于,藏在商品里由消费者买单的额外交易成本。在他看来,最大的交易成本就是税负。

据中国社科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高培勇所作的统计,自1994年实行分税制改革以来,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增速几乎每年都是GDP增速的两倍。而在中国现行的税制格局下,70%以上的税收来自于增值税、消费税和营业税等流转环节。剩下不足30%的税收来自于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等收入环节。这就意味着,无论是哪国制造,只要流入中国就将背负上这些处于流转环节的间接税。

一个引人注目的数据是:依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政府财政统计年鉴(2007)》公布的2006年数据计算,倘若国家征税的总量均为1000元,“排除其他方面要素的影响不论,那么,作为价格构成要素之一、直接嵌入各种商品售价之中的税收数额分别为:中国700元,美国168元,日本186元,欧盟15国300元。” 其中,中国商品中所含的税比任何一个发达国家都高:是美国的4.17倍,是日本的3.76倍,是欧盟15国的2.33倍。

而且,相比于美国的商品价格往往会标明价外税,中国的商品实行价内税的方式,换言之,消费者只能看得到最终价格,却看不到价格中有多少隐身却逃不掉的间接税。“这样消费者心里也许会好过一点,但是糊涂啊。”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韦森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

比如,在目前中国商场里出售的100元女性化妆品中,会有14.53元的增值税,25.64元的消费税以及4.02元的城建税。单这三项,就占整个女性化妆品零售价格的44.19%,如果再加上生产和运输环节的间接税收,保守地说,政府税收对女性化妆品的最终价格至少“贡献”了50%以上。又比如,一块在内地售价为2700元的瑞士进口手表,将包含17%的增值税392元,30%的消费税623元,11%的关税267元。显然,政府税收对国外制造最终价格的贡献也将近6成。

“或许政府还没有意识到,自己也成了物价上涨的推手之一。”韦森说,“你顺着这个逻辑推演,就知道这种价格的高企是如何转嫁给消费者的了。”

在他看来,一个中国制造的产品,尽管不需要承担远渡重洋的交通成本,却要在国内一路承担重重收费甚至罚款。一个统计数字显示,1千克货物从上海运到纽约只需1.5元,而从上海运到贵州却需要6~8元。旅程还没有结束。商品进入超市、商场后还要面临上架费、月返费、广告费、促销费、年节费以及无孔不入的暗箱操作费用。

“总之见者有份,然后转嫁给消费者。”时寒冰告诉记者,“但有钱人对价格不敏感,真正利益受损的还是广大低收入群体。”

在韦森看来,物价背后更深层次的问题是国家经济发展路径的选择,“一种路径是选择政府主导投资拉动为主的发展策略,税负的增加无可避免,另一种路径则是通过减税的方式藏富于民,同时走上降低物价刺激内需的发展道路”。“买自己的东西能买得便宜点,这个要求高吗?”韦森反问道。

24岁的孙笛并不了解这些国家战略上的分歧,她只是觉得“不敢再在国内买好东西了”。离回美国还有一个多月,闺蜜们便忙不跌地给她拟好了长长的代购单,其中,最抢手的东西是被很多中国人视为奢侈品的Coach包,在美国,它的价位在200~300美元左右。

如今,已经有7个闺蜜预订了这款包。

【2】外媒:中国低工资高物价的惊人秘密

据国际在线2011年03月22日消息,据新西兰《先驱报》刊发经济学家郎咸平文章指出,把中国的低工资和高物价结合在一起,把美国的高工资和低物价结合在一起,这就使中美两国实际收入之间的差距,远远高于货币收入之间的差距。在实际生活中,美国工人仍然能够独自一人养活一家四五口人,而中国的工人夫妻,两人一起没日没夜地干,养活一个孩子都困难,还时常需要爷爷奶奶来接济。

为什么中美两国工人货币工资之间的差距在缩小,而中国工人供养家庭的能力在下降?甚至下降到了夫妻二人做工养活一个孩子都困难的状况。

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样的现实呢,答案十分简单:中国财政。

首先,就美国低物价来说。中国财政补贴一是通过出口退税的方式按商品发放;二是通过亏损补贴的方式对企业发放。

其次,就中国高物价来说,则是中国实行高额税收和通货膨胀的结果。中国税收占消费品价格的比重竟然高达64%,而商品本身的比重只有36%,中国老百姓每购买100元的商品中就包含有64元的税收,超过商品本身近1.8倍。如此高额税收加到商品价格里面,自然会造成物价高高在上。

此外,中国老百姓同时还要承担因出口商品造成的巨大通货膨胀的损失。

中国每出口1美元商品,国内就要按照汇率比大约1比7来增发7元人民币来平衡。目前中国外汇储备大约2.3万亿美元,国内由此增发的人民币超过16万亿元,相当于2008年3.4万亿市场货币流通量(M0)的近5倍。这些由出口结汇投放的巨额货币,全部以通货膨胀的方式转嫁到了老百姓头上,造成老百姓手中货币的大幅度贬值,物价自然会相应大幅度上涨。

在此我们看到了一个荒谬现象:中国出口商品越多,赚取外汇越多,老百姓就越困难。

反观美国情况恰恰与中国相反,美国市场上的货币流向了中国,中国的商品流入了美国市场。由于市场上货币减少商品增加,必然导致物价下降,美国老百姓手里的钱便能购买更多商品。

再加上流向中国的美元又通过中国购买美国国债的方式回流到了美国财政部,美国财政部可以用中国的这些钱来增加公共品的供给,能够进一步起到降低物价的作用,提高美国老百姓货币的购买力。

如果是站在中美两国老百姓的立场上看待这个问题将更加清楚,中国老百姓生产的商品,被美国老百姓用美元买走了,美元被中国政府拿走了;美国老百姓得到了商品,中国政府得到了美元,而中国老百姓得到的,就是手里现有货币的贬值。

结果就是,美国给中国印发美元纸币,中国给老百姓印发人民币纸币;美国用这些纸币为美国老百姓换来了所需要的各种商品,中国则相反,用这些纸币从中国老百姓手里换走了所生产的各种商品。

而形成这个财富魔方中最关键的环节,就是货币增发和商品增加之间的分离:新增加的商品流向了美国等西方国家,新增发的货币却留在了中国市场上,不断稀释着老百姓手里货币的购买力。

这就是美国高工资低物价,而中国低工资高物价的秘密。

【3】网闻博评:中美物价对比的话题为何会“冷饭”再“炒”?

从以上媒体公开报道可以发现,所谓“美国高工资低物价而中国低工资高物价的秘密”,早在今天《中国青年报》相关报道的三个多月前,就已经被国内外媒体所关注。而且,著名经济学家郎咸平,也已经对此进行过比较透彻的分析和解读。这个问题的要害点,其实就是在于“美国高工资低物价”与“中国低工资高物价”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而言之,也正是因为中美之间的市场经济体系“国际惯例”接轨,才使这种专业理论上的因果关系成为活生生的现实。

更深层的奥秘还在于,难道美国的主流市场经济专家们会不懂这个因果效应机理吗?甚至,他们其实已经提前进行过这场“货币战争”的沙盘推演?包括鼓噪中国进行市场化私有化“国际惯例”接轨,包括施压中国扩大市场开放特别是金融市场的进一步开放,包括施压中国进行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改革等等,会否都是这场“货币战争”的一整套“组合拳”?

而中国的主流市场经济专家精英们和中国财税货币管理专业机构的主事官员们,究竟是因不懂这门市场经济学问而被忽悠上套呢?还是心领神会半推半就的“配合演出”?郎咸平教授曾遭中国的主流市场经济专家精英斥责为“不懂经济”,会否正是因为敢讲真话而点中了这个市场经济体系的命门“要穴”?

至于今天中美物价对比话题的“冷饭”再“炒”,固然与时下中国“输入性通胀”的加剧和普通百姓对物价感受的敏感有关。但相关专家们的观点,除了与普通大众一样发泄一些牢骚和不满外,对此现象的分析解读距离问题的实质要害似乎还差得很远。

【4】“发达国家”与“藏富于民”都是可疑的伪命题

亦如网闻博报小社员在此前的《大道国学:民歌情歌与“红歌”》、《大道国学:中国人为何“有点躁”?》及《大道国学:时势风云“五色谱”》等《日出西边/风动中国》系列文章所述,中国当今所遭遇“输入性通胀”的经济危机,所面临贫富两极分化与官商勾结腐败的社会危机,以及所出现“黄赌毒黑腐假”沉滓泛起“道德滑坡”的文化危机,本身都是美国所鼓噪的市场化私有化“国际惯例”接轨的必然结果。

当今西方欧美社会的富裕发达,是从15世纪开始以来,建立于海盗式“财富战争”的对外殖民掠夺基础上。今天非西方世界国家的贫穷和落后,正是西方社会保持富裕发达的成本代价和结果。西方强势主流话语权所创造的诸如,“野蛮与文明”、“专制与民主”、“传统与现代”、“落后与发达”等等,这些文化概念本身就是“强盗逻辑”的“精神鸦片”。西方资本买办文化精英的“现代国家”与“发达国家”云云,更是以“欧美标准”或“普世价值”对中国人的欺骗与忽悠。所谓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与“先进”,科学技术与物质生活水平的领先只是表面现象,其“发达”与“先进”的“核心技术秘密”,正是在于这个市场经济“货币战争”机制的“先进”。

西方资本买办文化精英的“自由民主”和“国进民退”之说,其所谓的“民”仅是特指私人资本阶层,而绝非字面意义上的人民群众。有意将“国”与“民”的利益进行对立表述,其实是在分离和瓦解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种看似“为民请命”的呐喊,往往隐藏着险恶的用心。

而时下“藏富于民”的口号,其所谓的“民”,真的会是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吗?诚若是,则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共同富裕“经济发展路径”,才是加快发展方式转变的唯一正确选择。中国经济发展的目的,绝不是为了外向型地给美国人“打工”,更不能继续维持“美国高工资低物价而中国低工资高物价”这种不合理关系,而是首先要为满足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求服务。

这一点,才应是这场“中国人挣得比美国少物价比美国高”大讨论的出发点与最后归宿。

大道国学:时势风云“五色谱”

大道国学者夏商先生曰:所谓有无相形相生相克,“天人合一”的宇宙自然法则早已昭示我们,世间万事万物的变化都不是偶然的孤立现象,而是有着内在本质的必然联系。只有系统性地观察宏观世界的全貌,才能正确把握社会大势与个人时运的机遇选择。

我们不妨先看几条相关时讯,然后再继续讨论。

【1】中国地方政府债务突破10万亿   政府性债务最早可追溯到1979年

据新京报2011年06月28日报道,截至2010年底,全国省、市、县三级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共计107174.91亿元,审计署审计长刘家义昨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所作审计工作报告首次披露我国地方政府债务情况,这一债务总额占2010年GDP的1/4,超过当年全国财政收入。审计署相关负责人表示,地方政府债务负担尚未超过其偿债能力。

中国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到底有多大?这是关系国家经济安全的一个重大问题,也一直备受关注。此前,根据央行和银监会的相关数据,有媒体推测出中国的地方债规模分别为14.4万亿和9.1万亿。为了得到准确的数据,审计署投入4万多人,花了3个多月时间进行摸底调查。报告显示,到2010年底,除54个县级政府没有政府性债务外,全国省市县三级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共计107174.91亿元。数据显示,2010年,全国GDP总量39.8万亿元,全国财政收入8.3万亿元。

其中,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率,即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余额与地方政府综合财力的比率为52.25%;如果加上政府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则为70.45%。从偿债年度看,这两年将迎来还债的高峰,2011年、2012年到期偿还的占24.49%和17.17%,2013年至2015年到期偿还的分别占11.37%、9.28%和7.48%,2016年以后到期偿还的占30.21%。

两成政府负债超安全警戒

刘家义表示,部分地区和行业偿债能力弱,存在风险隐患。从地区看,有78个市级和99个县级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率高于100%。这已经超过国际公认安全标准。分别占两级政府总数的19.9%和3.56%。由于偿债能力不足,部分地方政府只能通过举借新债偿还旧债,截至2010年底,有22个市级政府和20个县级政府的借新还旧率超过20%。还有部分地区出现了逾期债务,有4个市级政府和23个县级政府逾期债务率超过了10%。

2.5万亿债务打算卖地还

同时,部分地方的债务偿还对土地出让收入的依赖较大。2010年底,地方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余额中,承诺用土地出让收入作为偿债来源的债务余额为25473.51亿元,共涉及12个省级、307个市级和1131个县级政府。从行业看,高速公路、地方所属普通高校和医院90%以上的债务余额为担保债务或救助债务,借新还旧率较高。2010年,全国高速公路债务的借新还旧率为54.64%。

融资公司违规金额两千亿

三级政府设立的融资平台公司6576家。融资平台公司2010年底的政府性债务余额为49710.68亿元,占全国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的46.38%。部分融资平台公司管理不规范,盈利能力和偿债能力较弱,审计的6576家融资平台公司中,有358家存在借新还旧问题,借新还旧率平均为55.20%;有148家存在逾期债务80.04亿元,债务逾期率平均为16.26%;有1033家存在虚假出资、注册资本未到位等问题,涉及金额2441.5亿元。

债务增大是否因金融危机?

审计署相关负责人指出,我国地方政府性债务并不是最近几年才有的,最早可追溯到1979年。此后,各地开始陆续举债。至1996年底,全国所有省级政府、90.05%的市级政府和86.54%的县级政府都举借了债务。至2010年底,除54个县级政府没有政府性债务外,全国其他地方政府均有政府性债务。地方政府性债务是多年累积形成的,不能将其片面理解为主要因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而产生的。

中国社科院财贸所税收研究室主任张斌则表示,近两年地方债发行量大,主要是在2008年经济危机发生后,中央出台了4万亿刺激经济计划。在这种背景下,对于项目落地,地方政府需要有一些配套资金,而在本身财力有限的情况下,必然会采取多种渠道进行融资。

【2】国资委规定央企负责人必须对海外投资失误买单

据中国新闻网2011年06月28日报道,针对央企海外资产监管的两份重要文件,近期在国务院国资委的主导下“重磅”出台。根据要求,中央企业及其各级独资、控股子企业(以下简称各级子企业)在境外(包括香港、澳门)以各种形式出资所形成的国有权益都将受此文件约束。最值得关注的是,在《境外资产监管办法》和《境外产权管理办法》中均明确了中央企业是其境外国有资产管理的责任主体,其中对于境外企业管理失控、越权投资、内部控制和风险防范存在严重缺陷、未建立境外企业国有资产和产权监管制度,并造成国有资产损失的情况,国资委将按照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有关规定,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

“央企集团成为责任主体,就意味着今后负责人必须要对海外投资失误‘买单’。”在很多业内人士看来,这两份酝酿已久的文件出台,犹如一把利剑直击热情高涨的央企海外投资“软肋”。值得注意的是,和海外投资速度不相匹配,我国在海外资产的管理机制发展上却略显滞后。此前,中国对于境外国资的管理主要是依据《境外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境外国有资产产权登记管理暂行办法实施细则》等规定。正因为如此,在央企“大踏步”前行过程中,境外资产风险也开始日渐凸显。大多数央企的境外资产的安全和增值都存在隐忧,央企境外资产流失已成为国资保值增值的大敌。

“特别是央企投资衍生品,确实吃了不少苦头。”一位央企的内部人士这样对记者说。据了解,因为将原本用来对冲风险的套期保值业务异化为高风险的外汇衍生产品投机,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就有68家央企曝出114亿美元的海外业务巨额浮亏。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中钢集团等央企都曾榜上有名。

“有了明确的责任主体再加上严格的境外资产管理制度作为约束,央企海外投资之路势必得到有效规范。”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国资委人士这样对记者评价道。但必须看到的是,由于我国企业“走出去”仍处于探索阶段,境外资产投资暴露出的问题非常复杂,涉及文化、人才、甚至包括国有企业制度等方面,因此,央企真正“消化吸收”仍需要很长一段时间。

【3】谁偷了经济数据:国家统计局副局长秘书孙振被查

据《财经》杂志2011年06月28日报道,每月的11日,是国家统计局公布上一月度经济数据的日子。“一般在前一天晚上写稿时就能收到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具体数值。”一位不愿具名的经济记者说。第二天,在他所供职的报纸上,预测的数据通常与官方数据仅有细微的差别。而这也是为了掩人耳目、刻意调整的结果。像一张从讲台被传递至课堂的小纸条,到达记者们手中时已是教室的最后一排;那些活跃在市场一线的投资机构、券商,正是坐在前排的人。

直到2011年4月15日,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盛来运在第一季度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发布会上表示,谴责提前泄露还在保密期的数据的行为。“国家统计局正在按照相关的规定和程序进一步了解和处理这件事情。”他说。几乎没有人把盛来运的表态当真,因为他在去年,甚至包括他的前任李晓超,面对屡屡泄密的经济数据,均发出过类似的声音。但风暴确已来临。6月14日,盛来运通报,国家统计局办公室一名秘书因此接受调查。几天之后,北京市检察院反渎职侵权局局长张华伟表示,目前已对涉及国家宏观经济数据泄密事件的五人进行立案侦查。

接近此案的人士向《财经》记者透露,该案正由北京市检察院一分院和海淀区检察院侦办,并反复提示,“涉密很深,国外机构也有牵涉”,上述五人来自五家不同的机构,这也表明“经济数据反腐”已席卷多家经济决策部门。实际上,一些国外机构提前拿到数据,但并不公布,而作为媒体的路透社是一个例外。

在近两年中,路透社曾七次精确“预测”到中国CPI数据。这七次报道中,路透社均使用了“消息人士”“官方消息人士”“官员”或“一位关键部门的中国政府官员”等语言来显示其数据来源,而6月8日的CPI数据报道中,首次使用“路透最新调查显示”的消息来源。

外资机构“精准的预测能力”同样令市场侧目。2007年5月下旬,有关提高印花税的传闻由外国投资机构提前透露,精确到“证券交易印花税率由1‰提高到3‰”。5月30日,财政部公布的印花税调整信息证实了这一传闻。

另一著名的“预测”案例发生在2008年8月。摩根大通经济学家在发给客户的报告中称,中国的政策制定者们一直在考虑一项总金额为人民币2000亿元-4000亿元的经济刺激方案,并可能于年底前放松货币政策。此后,中国的经济刺激政策如期出台。

曾供职摩根士丹利的经济学家谢国忠表示,国有投资机构不要与海外投行交手,“因为投行在某些方面比摩萨德还厉害,能拿到摩萨德拿不到的东西。”此次宏观经济数据泄密事件,亦不乏外资机构的影子。接近办案人员的人士透露,此案泄密很深的原因之一,即有国外机构牵涉。

澳新银行一位不愿具名的中国分析师透露,债券市场和外汇市场对于经济数据相当敏感。尤其是CPI等经济数据,直接关系到债券市场收益率的变化,如果提前得到经济数据,就创造了一个投机性交易的机会。据其介绍,投资者可以利用提前获得的数据,在与市场预期的差异间获利。可以观察,在宏观数据将要公布的前三四天,交易员、券商就可能依靠他们的渠道拿到数据,并在内部流传。“有些数据甚至来自海外,有时候通过邮件、短信,有时候通过博客或者与客户联络的内部信息系统。”

可资参考的市场现象是,当月宏观利好数据发布之时,股市反会下跌,宏观数据差了,股市反会上涨。有分析人士认为,这是“利空出尽”或者“利好出尽”,其实不是,而是投资者等消息明朗之时已经出局,等数据一出来,赚一笔提前撤退。另外,国外数据一发布就有公开的权威解读,政策和市场的方向就明朗了。而中国的数据出来,少有权威人士和机构公开解读,反倒成了“政策市”。

事实上,不仅统计局内部工作人员能提前接触数据,需要提前“过目”数据的部门还包括国家发改委、工信部、商务部、财政部等多个部委,另包括国家信息中心、财政部研究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具有政府背景的研究机构的学者。一旦发生泄密事件,需要追踪的环节既多且杂。

相较而言,美国对CPI、失业率等重要宏观数据的保密环节控制更为严格。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信息中心副主任余芳东曾撰文介绍,除了联邦统计机构外,明确可以提前获得数据的只有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和总统,其他人员如要提前获得信息,则需要经过一系列严格的程序,证明其提前获得数据仅仅是为了“有序地评论”,并承诺不会提前公布或者使用数据。但即便如此,其亦只能在官方公布之前半小时获取数据。

【4】阿富汗央行行长逃亡美国   暴露出资本主义裙带关系

据凤凰网财经2011年06月28日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阿富汗央行行长因担心生命安全而逃离了阿富汗,此前他指认了从阿富汗最大银行——喀布尔银行丑闻中获益的一些头面人物。阿卜杜勒-卡迪尔-菲特拉特在美国弗吉尼亚州北部某地表示,为保证自己的人身安全,他已经辞职,并在一周前逃到美国。菲特拉特的逃离是这桩银行丑闻的最新转折,揭示出阿富汗总统哈米德-卡尔扎伊主政下裙带资本主义猖獗,并导致喀布尔方面与西方关系紧张。

2007年就任央行行长的菲特拉特表示,4月份电视直播他在议会宣读一份据称得益于喀布尔银行贷款的人员名单,此后他听到风声,称他的生命“处于迫在眉睫的危险”。曾向一群神通广大的商人、官员和卡尔扎伊亲戚发放巨额贷款的喀布尔银行,在被央行更换高层经理后,在去年9月遭到挤兑。人们指控该行存在腐败。菲特拉特表示:“那是个庞氏骗局。”这个危机可能引起阿富汗金融体系出现大范围崩溃,同时暴露出银行部门腐败猖獗。

【5】美证实越战时曾在韩“洒毒”   韩政府恐进退两难

据中广网2011年06月27日消息,据中国之声《新闻纵横》报道,40年前,美国在越南战场使用的化学武器“落叶剂”曾经给越南人民造成很大的灾难。40年过去了,落叶剂的阴魂不散,再次掀起波澜。最近几名曾经在韩国驻扎的美军在电视节目中公开承认,他们曾经按照命令,将一些越战剩余的落叶剂埋在了韩国。消息一出现,韩国舆论哗然。落叶剂的有效成分是“二恶英”,二恶英是一种剧毒物质,至今越南一些地区还受落叶剂的影响。美国不在自己本土处理这种剧毒物质,而是埋在了韩国。更重要的是美国这么做根本没有告知韩国政府,这一瞒就是40年,直到最近才通过大众传播媒介让韩国知晓。

韩国社会对此虽然心怀愤怒,但至今还未出现大规模的示威和游行。之所以这样,是鉴于驻韩美军对韩国在军事保护方面的力量巨大。在目前南北韩政局紧张的情况下,驻韩美军退出韩国的口号对韩国人来说似乎是一个很难说得出口的愿望,政府和民间都可谓进退两难。虽然韩国国民希望美军能够诚信合作,把事情的真相告知韩国人民,但是此事对美国来说也是非同小可,影响到美国在东北亚乃至其他亚洲国家的军事方面的影响力。因此据有关人士估计说,此事何去何从很有可能成为一个长期的悬而不决之案。

1967-1971年,越南战争期间,美国军方在越南丛林地带大量使用落叶剂,以破坏北越战士的埋伏地点。然而落叶剂并没有扭转战争局势,反而造成大量人员死亡、致残。至今仍有数千名越南儿童因落叶剂间接造成先天畸形。

另据新华网消息,韩国一名议员3日发布的报告显示,韩国和美国部队1968年至1969年在朝鲜半岛军事分界线非军事区喷洒“橙剂”和其他除草剂,面积超过6840公顷。执政党大国家党议员尹相铉(音译)在报告中说,1968年,韩美向朝韩非军事区喷洒2.035万加仑“橙剂”、3.4375万加仑“蓝剂”和180.4吨“灭草隆”;1969年,再次喷洒3905加仑“蓝剂”和30.7吨“灭草隆”。报告说,韩国与朝鲜围绕南北军事分界线划定、宽4公里、长249公里的非军事区内,韩方一侧大约14%区域受除草剂污染。

韩国和美国先前均证实,上世纪60年代在韩国境内广泛使用“橙剂”。

【6】美国派两艘最先进神盾舰赴南中国海参加菲律宾海军演习

据中国新闻网2011年06月28日电,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美国海军和菲律宾海军周二(28日)将在南中国海争议海域举行长达11天的联合军事演习。美国海军两艘最先进的神盾级导弹驱逐舰“钟云”号和“霍华德”号,以及潜水救援舰均将参加在菲律宾西南巴拉望岛附近海域举行的军演。双方并没有透露举行演习是在巴拉望地区的哪些水域。但英国广播公司称,巴拉望的西岸面临涉及主权争议的南中国海南沙群岛。

与此同时,菲律宾外长罗萨里奥上周走访华盛顿,希望美国帮助菲律宾实现军事现代化。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华盛顿与来访的菲律宾外交部长罗萨里奥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说,华盛顿已经准备好向菲律宾军方提供军备。

【7】网闻博评:强势“话语权”与信息“潜规则”

从以上来自媒体公开报道的信息可以看出,每天撞击着我们大脑神经的信息冲击波,包括军事外交消息和经济数据信息,其内容的制造加工和发布渠道与时机的选择,都不是自然客观地随即发生,而是有“看不见的手”人为性主观操控。即使是在当今“地球村”看似人人自由机会平等的网络时代,个人博客及微博的“话语权”与“声场”传播影响力强弱也照样是天差地别。由此可见,我们实际上一直是在强势“话语权”下处于被信息“潜规则”状态。

在今天所谓市场经济“国际惯例”接轨的全球化时代,美国所主导的西方强势“话语权”,实际上也主导着对世界的信息操控和影响。包括对世界大事动态信息的过滤屏蔽与放大炒作,包括对事件现象正义与邪恶的价值评判等等,“美国标准”俨然便是“国际社会”的“普世价值”。但只要稍微思考一下,操控着美国社会主流舆论的私人资本寡头集团,真的会不以自己的私利为出发点制造和传播信息吗?真的会以人类的公共利益为价值准绳吗?美国真的会是世界上“大公无私”的典范和榜样吗?最起码,从“朝鲜战争”到“越战”,从向中国进行“输入通胀”的“货币战争”到目前的“南海危机”,美国绝对是以牺牲和侵犯中国利益为目标的。

事实上,美国以“反恐战争”为名,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及利比亚等地推广的自由民主和法制文明市场经济“普世价值”,也并没有给这些国家人民带来稳定和幸福,反而是制造出了更大的“人道灾难”。阿富汗央行行长的逃亡,则更进一步暴露出资本主义裙带关系的腐败与黑暗。

亦如网闻博报小社员在此前的《大道国学:美国军事进逼底气何来等》、《大道国学:五百年世界风云五千言》、《大道国学:民歌情歌与“红歌”》及《大道国学:中国人为何“有点躁”?》等《日出西边/风动中国》系列文章所述,中国当今所遭遇“输入性通胀”的经济危机,所面临贫富两极分化与官商勾结腐败的社会危机,以及所出现“黄赌毒黑腐假”沉滓泛起“道德滑坡”的文化危机,本身都是美国所鼓噪的市场化私有化“国际惯例”接轨的必然结果。

试想,在当前美国资本大鳄“做空中国”和加剧中国内外危机的时候,当世界的目光都在聚焦中国经济如何应对“软着陆”与“硬着陆”的时候,为何美国自身债务危机及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却忽然被世界给遗忘了?而一旦当我们能够看清这个世界危机的全貌和真相时,中国目前面临的所有危机的根源与应对答案,也便会豁然明朗了。

【8】解密时势风云的“五色谱”

亦如前文所述,对于事物的观察和色彩感受而言,世界上各个民族会有不同的审美观。就是对同一民族而言,在色彩强度好恶等方面,也照样会表现出个性的差异。在这方面强求普世统一接轨,显然是极不人性且极不现实的。而对属于听觉范畴的歌曲艺术,竟也会有视觉色彩标识的取向。这种跨维度的审美意识,恐怕是惟独中国文化才具有的特性。时下正澎湃如潮的“红歌”,便是属于这种情形。

那么,中国人对于声乐五线谱和物理光学五色谱,究竟为何会产生这种跨维度的意识关联呢?这就要追溯到中国易理大道传统文化的“阴阳五行论”。而这一点,也有助于我们破解对于当前现实世界的认识迷惘。

这里的“五行”,是指金、木、水、火、土这五种元素或物质,它们象征和代表着自然与社会的一切。“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它们之间相生相克的阴阳循环转换关系,蕴涵着宇宙万物生生不息的基本原理。其中,既有时空与方位的对应关系,也有色彩与能量的对应关系。先哲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这里面的数理概念,也正好可以用来解释宇宙万物的起源和色彩机理。

所谓“无极”生“太极”,是说“有”生于“无”,“大”生于“小”,“强”生于“弱”,“形”生于“气”,“色”生于“空”。代表中国人基本宇宙观和世界观的太极八卦图,就是黑与白阴阳对立转换关系最原初最质朴的形象表达。进而由赤青黄“三原色”衍生出“五光十色”,人们对世界万物的认识才变得多姿多彩了。

所谓的宇宙世界,实际上是时间与空间的交合维度概念。存在于同一时空维度的事物,就组成了同一个世界。否则,便会是“隔世”与“界外”了。而所谓同一时空维度的事物,实际上就是时间与空间相对位移速度的映像。现代物理学和量子力学的“相对论”,其实是从技术上验证了这种速度与能量及时空的转换关系。所谓人文哲学对自然科学的指导和启迪意义,也便在于此。

所谓有形与无形,所谓见所未见闻所未闻和触不可及,都是源于此阴阳五行的变化多端。

所谓见微知著而见著知微,从粒子世界到基因世界直到宇宙太空世界,众妙之门其实就在阴阳相形相克相生的玄乎其玄。我们常说“看似偶然而实属必然”,但何为必然?此必然者,自然也。而何为自然?自然者,大也,道也,自然而然也。知人之无为而无所不为,方可感悟“道法自然”之奇妙。

自然世界正离子与负离子的时空运动,是为“气”之“象”。其受应力作用从无序到有序的高速运动,即可聚合为有“形”之“物”。再受应力作用发生从有序到无序的运动,则“物”之“形”散而复为“气”之“象”。“缘”来“缘”去,聚散所依。而所谓的时空运动,即在于“时”与“位”相对运动的速度与方向。在特定应力场中,这种速度与方向,就产生了“势”与“能”的转换。所谓系统元素的“顺势”与“逆势”,便是自身能量在获得增加或损耗衰减。

这里的运动方向,是决定事物性质变化和未来趋势的根本因素。而运动速度,仅仅只是决定事物兴衰变化的效率。所谓“其兴也勃也其亡也忽也”,不是在强调运动速度问题,而是在拷问运动方向与性质问题。

亦如现在的经济发展问题,美国现代市场经济的“金融高杠杆率”负债豪赌,产生虚拟GDP的速度与效率的确是世界领先,但产生泡沫与危机的速度与规模也同样是世界定级的“全球金融海啸”。中国现在也已经不再以高速增长的“经济奇迹”而自豪,而是在强调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其实,更确切地说,要强调和注重发展方向才是根本,这便又涉及到“资”与“社”和“私”与“公”的本质取向抉择。

而一旦我们抓住了事物运动的速度与方向问题,也就会激发出“阴阳五行”的色彩审美和跨维度思考。据此,对于时空方位相生相克的社会大势与个人“时运”的机遇把握,也便会不断获得新的智慧和感悟。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贵在识大势而务时之当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