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之贱受逆袭 百度云:叶匡政：“大仙书记”的腐败新样本

叶匡政：“大仙书记”的腐败新样本

      读近期的《精品阅读》，一个外号叫“大仙书记”的事迹，很是让人震撼。这位“大仙书记”，名叫齐百红，是河南济源煤业有限公司的党委书记兼董事长。因常率属下干部拜大仙，并带巫婆神汉到所属矿场跳大神，获此外号。此人还有一个外号，叫“矿难瞒报大王”，几年间连续瞒报12起矿难，死亡17人。虽经《法制日报》多年追踪报道，也引起了国家安监总局局长的重视，但在漫长的调查确证之后，当地政府对其所作的“严肃处理”不过是给了个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至今对其毫发未伤。

      可以想见，这种处理结果，会在当地民众中滋生怎样的积怨。早在2007年，最高法与最高检就发布司法解释，明确了瞒报矿难应追究刑责，国内早有相关的刑事判例。国家安监总局也有规定，对逃瞒报谎报者要从重处罚，标准要选择处罚幅度内的较高值，甚至最高幅度。比如河北蔚县今年初就对一起瞒报矿难追究了刑责，从县委书记到县长、副县长均获10年以上徒刑。为何同样的事故，发生在河南结果就完全不同呢？对瞒报矿难者处罚过轻，它的社会危害是显而易见的，让今后的事故责任人仍然心存侥幸心理：发生事故上报会处罚，瞒报还有逃脱的可能，即使逮住也只是象征性处罚。我想每个与事故相关的责任人，都会在心里打一打这样的小算盘。监察不力和执法不严的结果，等于在本地区公示瞒报矿难的“收益”依然大于“成本”，等于变相鼓励矿难的瞒报。在我看来，它的危害不亚于一场新的矿难。

      很显然，对“大仙书记”齐百红处罚如此之轻，是因为他背后的利益链和保护伞。各地对官员的考核，均有安全指标这一项，为了不影响自己的乌纱帽，纵容甚至要求瞒报，便成了一些地方官员而对矿难的惯用伎俩。于是，就像矿主要给死难矿工家属“封口费”一样，从轻处罚也成了官员们给矿主的“封口费”。仅仅济源一家公司几年间就瞒报了12起矿难，可以想象当地对瞒报“机制”操练得多么游刃有余。让人们不能不怀疑，这些矿难是否只是河南省被瞒报矿难的冰山一角？从前些日子河北蔚县被曝光的资料来看，很多地方官员就参与策划了瞒报。不仅组织所谓的调查组搞假调查、造假材料、写假报告，而且在有关部门核查时，官员们还主动弱化问题、转移证据，并试图贿赂核查人员。对“大仙书记”的从轻处罚，让人不难想象背后也可能隐藏着同样的问题。

      在瞒报者眼中，矿工的生命是可随意抹去的，矿工家属所蒙受的苦难也能随意用钱摆平。可以肯定，矿难瞒报的背后必有权力腐败和钱权交易，而且往往是法人化贿赂和跨部门的联手腐败。这种腐败对社会造成的破坏早已昭然若揭。它影响的不只是安全管理这一项公共政策，使一小部人获益和逃脱处罚。它还从内部破坏与扭曲了一个社会的市场规律与竞争制度，使那些积极投入安全成本的矿主，因成本过高，在市场上失去竞争力。当利益和好处都流向与权力相关的极少数人时，就是在牺牲与剥夺大多数人的利益。最后会迫使越来越多的矿主，宁愿支付与官员贪腐的费用，也不愿为安全生产支付成本，从而威胁到更多矿工的生命。

      在体制内，它也会对其他官员造成一种侵蚀效应。即使少数官员有较强的公共道德感，想依法行政与办案，也会力不从心。因为任何一个官员，只有完全服从当地权力集团的整体利益，才会被权力集团接纳，否则就会遭受失败。因为这个缘故，没有善恶标准的无耻之徒，反而更容易臣服于权力的利益链，变得如鱼得水，像这位“大仙书记”一样获得越来越多的权力与金钱。这种侵蚀效应，会让权力和财富交织成一个相互庇护的关系网，民众的任何监督反而会充满风险。而那些重要的权力和经济部门，将慢慢落入腐败官员和亲信手中，不再受到法律的控制。这一切又会反过来助长腐败，使少数权贵越来越富有，比如这位“大仙书记”名下的公司总资产就有6.5亿元。财富的集中将使反腐变得越来越艰难，使民众有怨无处发，最终影响到社会稳定。

      这些应当说都是权力腐败的常理和必然导致的结果。这位“大仙书记”的腐败之新，主要在于他对大仙的公开供奉与崇拜。他不仅让公司投入巨资修造大仙庙，还要求下属单位设置大仙室；他不只自己信奉巫婆神汉的跳大神、作法事，还要求手下员工与他一起下跪磕头。作为一个党委书记，竟然利用权力强制别人的信仰，这种作法确实让人匪夷所思。有意思的是，当地纪检官员为保留齐百红党籍所陈述的理由：“开除出去，党就没法管他了。”这位纪检官员就不曾想过，留下这位臣服于巫婆神汉的党委书记，在民众中会有怎样的说法？

      这倒是我看到的一个腐败新样本。一个公开信奉“大仙”的党委书记，竟然能屡屡逢凶化吉、遇难成祥，连民众也只好相信这位“大仙书记”真有通天神力了。只怕这“神力”的来源并非天上的大仙，而是用钱一路买通的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