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之补刀系统百度云:卫生部有权建“记者黑名单”吗？

卫生部“记者黑名单”（图/王成喜)

　　“记者黑名单”能否换来食品安全

　　在日前举办的“科学认识食品添加剂”座谈会上，卫生部新闻宣传中心主任毛群安表示，正在打造一个健康的媒体报道平台，对极个别的媒体记者建立黑名单，以此打击他们有意误导人民，传播一些错误的信息的势头。毛群安称有关食品安全的报道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给国家的食品工业发展造成负面影响。

　　对媒体记者建黑名单，这样的举措又将卫生部置于舆论质疑中。其实，“黑名单”是有前提的，那就是“误导公众传播错误信息”。至于媒体为何会“传播错误的食品安全信息误导公众”，在卫生部官员的认识里，“大多数问题出在了沟通不充分，并非有意传播错误知识，但有个别媒体就是有意的，就是为了新闻性。这和当前整个媒体环境有关系。”

　　先不论卫生部官员的分析是否准确，但可以肯定的是，一些媒体在食品安全的报道方面确实误导过公众。比如2007年3月媒体报道“毒香蕉”事件时，使用了“蕉癌”、“灭绝”、“致命”等词语，给民众带来恐慌，南方各地的香蕉纷纷滞销。受“毒香蕉”报道的冲击，海南蕉农每天损失1700多万元。而事实上，所谓“毒香蕉”只是一种由植物病原真菌侵染引起的病害，学界称“巴拿马病”，对人类有致癌作用的报道没有任何科学依据。

　　食品安全不仅事关民众切身健康，而且关乎产品市场走向，所以媒体在报道时必须科学客观，必须把握好分寸，尽量避免出现“误导公众”的情况发生。但是，“拟对个别误导公众的媒体记者建黑名单”的做法是不合适的。媒体不仅仅是食品安全信息披露的承担者，更应该是食品卫生安全的监督者、批评者。尽管有媒体由于各种原因在报道食品安全问题时误导了公众，但必须看到，误导公众的“诱因”是因为食品安全监管方面出了问题。

　　建黑名单，于打造“健康的媒体报道平台”并无多大好处。在食品卫生安全报道方面，如果媒体报道的信息不够准确，政府部门出来辟谣澄清就好。现在的问题是，民众若是坚定地相信相关部门的辟谣，不实报道哪里还有市场呢？何况，卫生部官员也承认，误导公众的信息出现，也与卫生部和媒体沟通不够大有关系。

　　既然如此，打造健康的媒体报道平台，一方面要努力锤炼自身权威性和公信力，另一方面要加强与媒体沟通，及时披露真实信息，在这样的良性互动中才能为民众健康利益保驾护航。良性互动，比“建黑名单”有效很多。

　　从报道中可知，毛群安透露的信息是，相关部门“正在打造一个健康的媒体报道平台”，将要建立“记者黑名单”——好在目前为止，这只是一个设想。但简单分析不难发现，建立“记者黑名单”之说，不像是在开玩笑。这份“记者黑名单”一旦建立，那只能会是这种结局：一不小心进入“黑名单”的记者，要么改行，要么转做别的层面的新闻报道。

　　对虚假报道、记者敲诈勒索，从宣传主管部门到相关司法部门，都有一套制度和机制去管理和约束。比如2009年4月新闻出版总署发布的《关于采取切实措施制止虚假报道的通知》就规定：对经查实采写虚假、失实报道的记者，要给予警告，并列入不良从业记录名单，情节严重的要吊销其新闻记者证，五年内不得从事新闻采编工作，情节特别严重的，终身不得从事新闻采编工作。也就是说，只要是如实报道，即便是针对食品安全事件，记者和媒体应该遵循的，也只能是新闻本身固有的规律：公布真相、反映事实、发出质疑、进行追问，如此等等。

　　况且，如何制定记者撰写的新闻“误导公众”的标准？出现了哪种情况进入“黑名单”？公众期望从记者的新闻中获知有价值的信息，记者需要调查追问真相。但经验告诉我们，在事件尚未彻底澄清之前，记者的报道只能有限地接近真相。如果“接近真相”便被判为“误导公众”，那么，写食品安全的记者们，恐怕会人人自危；如果别的部门也建立“记者黑名单”，媒体的存在还有什么意义？

　　个别媒体在食品安全报道方面确实存在传播错误信息等问题，就像该发言人所说，“很多媒体将食品添加剂就等同于非法的食品添加物”。但因此说是媒体主观上“有意误导”，让人难以苟同。

　　一个媒体经常做虚假报道，传播错误信息，无异于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是自砸饭碗。媒体记者确实应该自律，抵制虚假报道。如果有记者做了虚假报道，自会受到新闻主管部门的处理，无须劳卫生部的大驾，建立什么黑名单。

　　而且，卫生部也无权给记者建黑名单。卫生部既非新闻媒体的法定主管部门，也不是对记者作为消费者进行某种权利授予的组织，也非对媒体监督具有高度公信力的第三方组织。相反，作为有拟定卫生工作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以及制订技术规范和卫生标准并监督实施等重要职责的行政部门，面对新闻媒体这一社会公器时，有义务接受记者采访，理由有二。

　　首先，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规定，行政机关对以下政府信息应当主动公开：(一)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切身利益的；(二)需要社会公众广泛知晓或者参与的；(三)反映本行政机关机构设置、职能、办事程序等情况的；(四)其他依照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应当主动公开的。

　　食品安全关系民众的生命安全，涉及公民的切身利益，公众需要从卫生部门获得必要的食品安全信息，当媒体对卫生部门进行采访时，卫生部门没有不接受采访的理由。

　　其次，舆论监督是民众监督的一部分。新闻出版总署新修订的《新闻记者证管理办法》规定，记者的合法采访活动受法律保护，“各级人民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工作人员应为合法的新闻采访活动提供必要的便利和保障”，“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干扰、阻挠新闻机构及其新闻记者合法的采访活动”。

　　“不正确的知识信息传播可能会演变为我国真正的食品安全问题”——对于始终关注食品安全的媒体记者而言，这实在是一顶很大的帽子。不能否认，确实有些记者缺少专业知识又不够严谨，会在报道中出现一些纰漏；但是，其中有多少真正属于“有意误导人民”，以至于并无监管新闻媒体之权的卫生部都要为此建立黑名单，显然言过其实。

　　“没有关注到真正造成食品安全事件的因素（微生物对食品的污染），而误把食品添加剂当成我们国家食品安全事件中最重要的问题。”关于这一点指责，公众恐怕会有不同的看法。放眼所见，“微生物对食品的污染”似乎还不是恶性食品安全事件的主要因素；恰恰相反，恶性食品安全事件大多离不开人为恶意以及监管失职。

　　与媒体保持更好沟通，尽快澄清失误报道，是有关部门一项重要工作，而不应该是站在权力的制高点，动不动就建黑名单就搞封杀——如果这样就能减少食品安全事件的发生，媒体记者被列入黑名单倒也有必要，问题是，有这种可能吗？

　　治理食品安全反拿记者开刀，无权监管媒体却要建立黑名单，说白了就是选择性接受舆论监督。权力应该有宽容美德，宽容媒体报道的过失，并保持良好的沟通，同时以更大的问责力度严于律己，更好地履行保障食品安全的法定责任，这才是提高食品安全水平的正途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