铃木的发动机怎么样:吴德：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

    １９９３年夏天，我们到了北戴河，经人介绍，与吴德同志联系上，对他进行访谈。他就住在国务院系统的临海边不过几十米远的一座小别墅里休夏。

    对老同志进行访谈，是当代中国研究所的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内容。这项工作我们就叫它为口述史，是一件带有抢救性，即抢救历史资料的工作。这是因为许多老同志大都不能写作，或因年迈病弱已不能亲自动笔，需要有人帮助把他们所经历的重要历史写下来，如果不是这样，这些重要的历史资料和历史见证就会湮灭。这不能不给人一种紧迫感。

    我们第一次去吴德同志那里，他早已在门外等候，老人十分谦和，彬彬有礼。我们在门外坐下谈了一会儿，感觉外面有些凉，怕他身体受不了，请他还是到室内去谈。重新安排了桌椅，各自坐定，很快谈入正题。老人细声慢语，说话非常平稳，用词很讲究，有长者风度。他有一个几乎是习惯的动作，不时地用他那苍白的手去抚摸自己的头顶。清癯的脸上虽两眼炯炯有神，但总让人觉得是一个病人。谈到个把小时，中间略为休息。这时就清晰地听到，海潮一阵阵很有规律的推动的声音，不过因为这声音是关在窗外的，竟同主人公的絮絮话语是那样地协调有致。

    我们的话题是由近及远、从后向前，是由谈最近、最重要、记忆最为犹新的事开始。第一次谈的就是动人心魄的关于粉碎“四人帮”的斗争。在１９９３年的这个夏天里，我们前后一共谈了１４次，也就是１４个半天，大致都是隔天谈一次。最后，我们还约定回北京如有空再谈下去，明年夏天如再到北戴河来则如法进行。

    可惜得很，回北京后除对原来的一些谈话做了一些订正的工作外，由于他的身体状况愈来愈差，未能继续其他话题。１９９４年的夏天，我们都如约到了北戴河，但是，老人才住下一个星期，便因感冒即回京进了北京医院。我们寄期望于１９９５年的夏天，但是这一年他就没有去成，北戴河的访谈从此不再。后来他几乎都是在北京医院里了，直到他在该年１１月２９日去世（享年８２岁）。临终前，他非常想见我们，好像还有一些重要事要谈，因为考虑到他的身体状况，他的秘书没有传我们。这就使我们更抱着了遗憾。

    吴德同志原是中共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兼吉林省军区政治委员、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处书记。１９６６年调北京后，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兼市长、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１９６８年在中共第八届十二中全会上递补为中央委员。１９７２年后，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北京卫戍区第一政治委员，北京军区政治委员。１９６９年、１９７３年分别在中共第九次、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是第十届中央政治局委员。是第四届、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现在根据１９９３年的访谈整理出来的这本吴德口述史，一共集有１３篇，并不是依谈话顺序的先后，而中所经历的一些重大事件。我们整理出来后都经吴德同志看过，并在大多篇章上留下了他的修改文字。作为历史工作者，我们希望这本口述史，能为国史研究者提供严谨和宝贵的一方记录。

    一、动荡的北京市委（见本刊ｚｋ０４１０ｂ吴德：“１９６６年的北京市委”）

    二、当政府失去权威的时候

    上次已经谈过一些北京市委的情况。我的记忆不行，再讲一些那时候的情况，只能想到什么说什么。

    １９６６年的１１月至１９６７年１月，新市委已经瘫痪，我们不能在市委正常办公了，就搬到京西宾馆办公。这样，又遭到中央文革小组的指责，他们说市委怕群众，已经变成地下市委了。

    我讲一讲市委几位书记的情况，一个个惨得很：

    李雪峰，主席要他避风头，暂时到天津去了。

    郭影秋，被人民大学的造反派揪回人大，关在地下室里，天天遭到批斗。郭影秋有病，我们好不容易和造反派谈判后才把他接出来。

    陈克寒，自杀了两次。一次在万里的办公室里服了大量安眠药，被发现后抢救过来。另一次他被商业学院的造反派抓走，遭到揪斗后，他从二层楼上跳楼，没有死，很多地方骨折。市委得到消息后，组织人把他很快送到医院抢救，这一次他又被抢救过来了。有人为此竟批评我右倾，我想总不能见死不救吧！粉碎“四人帮”后，陈克寒同志病逝了。

    万里，也被揪斗得很厉害，屡经凶险，后来中央采取措施将他监护起来，由卫戍区执行。

    赵凡，被整得死去活来，后来是否被下放到二七车辆厂了，我记不清，起码被关了“牛棚”。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

    高扬文，在市革委会成立之后，被冶金部的造反派揪走的。当时，曾经请示了谢富治。谢富治说：把高扬文交给他们，与冶金部的造反派谈一下，告诉他们不准武斗、打人，把问题交代完后要把人放出来。以后，我还派了一位由部队到北京市帮助工作的同志去看望了高扬文。高扬文是比较晚一点被冲击的，前边的几位遭冲击早一些。

    这样，新市委的领导陆续被整了下去。我还算幸运，继续艰难地工作着。以后，市委又补进了刘建勋、雍文涛。刘建勋是从河南调来的，他任华北局书记，李雪峰走时，我提出我实在干不了，李雪峰就把刘建勋调到市委，事实上让他负责市委的常务工作。雍文涛是从广州调来的，他是广州市委书记，“文革”前调到国务院任文办的副主任，好像兼任了中央宣传部的副部长，然后又兼任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负责学校、学生工作。还从外交部调丁国钰同志到大学工作委员会工作，外事口先是调李清泉负责，后来改为丁国钰负责，大学工作委员会撤销后，丁国钰被留下来了。又从北京卫戍区调黄作珍任市委书记处书记。

    刘建勋后来被调回河南，雍文涛被揪斗后提出回广州，这时没有办法了，又调卫戍区的政委刘绍文任书记。

    北京市没有市委时，有党的核心小组，核心小组的组长是谢富治，温玉成任第一副组长，我是核心小组的成员，温玉成调走后，我任核心小组的副组长，谢富治还任组长。

    “杨、余、傅事件”后，调温玉成任卫戍司令。“九大”以后，温玉成调走，吴忠任司令。吴忠是驻锦州的四十军的军长，他调到卫戍区任卫戍司令后，又任市委书记处书记，分管政法工作。

    当时，刘绍文、黄作珍、吴忠、杨俊生这四位军队同志都曾进过北京市委书记处。

    那时，上边有规定，卫戍区不搞“四大”，因为卫戍区搞“四大”，警卫工作就会出问题。

    以后，军队“支左”，“支左”的同志不由卫戍区管理。

    １９７２年，我任市委第一书记，又调了倪志福同志任第二书记。“文革”期间，市委的领导情况大概这样。

    １９６６年８月，中央召开了工作会议。中央工作会议结束，我们组织市委的干部到民族饭店听传达。但情况很乱，造反派占据了会场，会议未能开成。

    这以后的一天，我在李雪峰家里谈工作，少奇同志来了，他提出要到下边蹲点，取得感性知识和经验。少奇同志选择了建工部的北京建工学院，那个学院的学生比较少一些，学生也还没有分成派。

    我不知道少奇同志去了多少次，我们北京市是由李雪峰同志陪他去的，中央文革小组指定戚本禹陪同。后来，建工学院也分成了两派，“八一”派的造反派围攻了中南海。

    邓小平同志在人民大学蹲点，我陪着小平同志开过一次全校大会。会议是辩论郭影秋有没有错误，同时去的有陶铸同志。小平同志在这次会议上针对正在盛传的“二月兵变”进行辟谣，说没有这回事。

    这段事情太多，我记不清，谈几件事。

    新市委成立后，李雪峰让我找刘仁谈一次话，问一问刘仁还有什么问题要交代的。我和马力一起去的，马力当时任市委的秘书长。我和刘仁原来很熟悉，我们曾在晋察冀一起工作过。见面后，我问他还有什么问题需要说的，他说没有什么要说的了，彭真犯什么错误我就犯什么错误。谈话不多，我也没有说什么就走了。

    当时，叶帅是中央首都工作组的负责人，他看到北京很乱，提出要我们将刘仁和其他市委领导同志送到外省监护。我对叶帅说：送到外省需要中央通知，北京市不好出面直接与各省联系。为了避免意外，我决定先将刘仁等同志送到昌平清华大学的分校，建一个伙食单位，实际上保护起来，防止被造反派揪斗和乱打。

    有人直接给江青写信，将这两件事情报告了。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的人把我找去，江青说有人来信揭发我和刘仁密谈，她问我与刘仁都谈了些什么。我说没有谈什么。她就我把刘仁等人送到昌平一事作了一顿训斥，指责我包庇“黑帮”，保护“黑帮”。中央文革小组立令我们第二天将这些人弄回来，交给群众，不许有误。

    第二天，刘仁等人被狼狈带回市委。刘仁回来后，造反派就吩咐他搞卫生、刷厕所，累得他团团转。过了几天，刘仁忽然不见，后来才知道被拘捕了。看到刘仁朝不保夕的情况，对郑天翔，我也十分担忧，怕出问题，便写了报告。小平等同志批示监护，由卫戍区经办了。

    据杨成武同志后来告诉我，在一次会议上，江青、王力、关锋、戚本禹说我是坏人，说我包庇“黑帮”。周总理便问杨成武认识不认识吴德。杨成武说：在晋察冀时就认识了，他不是坏人。周总理说这个问题以后再研究。江青等人的文章没有做成，我逃过了一关。

    谁知粉碎“四人帮”后，市委有些同志据此来批判我，说我搞了个“反修堡”。这件事，前后都被人批判了。

    那时，刘仁同志被整得很惨，家也被抄了。刘仁同志是很坚强的，他只是说彭真犯了什么错误他就犯了什么错误，别的没什么可说的！刘仁同志有心脏病，后来死在狱中，宁折不屈。

    “八一八”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后，“破四旧”迎风而起。这件事到现在我也不明白。那时，已经产生了“西纠”，说“破四旧”是他们发起的，我怀疑。我估计是中央文革小组发动的，北京市委并不清楚，我问过李雪峰，李雪峰说他不知道。

    “破四旧”超越了常规。在它的名义下，抄家、伤人、打死人的情况出现了。到处破坏，甚至破坏到了中南海里头。中南海北院紫光阁后边的武成殿房，康熙题写的一块“下马必亡”的碑石都被红卫兵抬走了，后来四处找寻才找回来。红卫兵还把中南海院子里的一些石狮子抄走了。堂堂的国务院也在劫难逃。

    首都一带头，“破四旧”运动便发展到全国，演变成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打、砸、抢”，涂炭生灵，涂炭神州。

    １９６６年“破四旧”后，一天，毛主席找我去汇报“破四旧”的情况。当时，林彪等人也在场。我在汇报前的想法是想向毛主席反映一些真实的情况，刹一刹这股风。我汇报说市委没有力量控制局面，解决不了“破四旧”产生的混乱局面。

    我的期望落空。雄才大略的毛主席，以他超乎常人的思维方式缓缓说：北京几个朝代的遗老没人动过，这次“破四旧”动了，这样也好。林彪也说：这是个伟大的运动，只要掌握一条，不要打死人。

    然而，毛主席哪里知道，运动的发展由不得愿望，岂止是动动而已，动刀动枪了。

    北京市是在１９６７年春开始武斗的，那时武斗死亡最多的一天，根据火葬场的统计是七十多人。李雪峰可能到天津去了。面对这种情况，我很紧张，寝食不安。我去找公安部部长谢富治。我谈情况时，谢富治也显得很紧张，神色惊疑。我们认为要制止这种情况。谢富治说：由公安系统、市委分别发出通知，要求不准打死人。

    我从谢富治处回来，就开始起草市委通知。公安系统的通知由谢富治打电话，让市公安局来拟。

    我们市委的稿子还没有发出去，当天夜里二点钟，谢富治打电话找我去。我去后他对我说：公安系统拟的稿子送给毛主席了，毛主席批评了。大意说：你们还是想压制群众，文化大革命刚开始发动，你们不能像消防队救火一样。

    这样，混乱的局面就无人敢加以制止了。

    然而，不断传来打死人的消息使我发愁。１０月份，我又找到周总理和中央文革小组，我还找过陈伯达一次，提出是不是可以发一个通告，制止打死人等无法无天的行为。中央文革小组不同意，还是说，这样会约束群众的革命活动，影响发动群众。

    一直到１１月１８日，我们当时都搬到京西宾馆办公了，中央文革小组才同意市委发布《重要通告》。《重要通告》说：“任何厂矿、学校、机关或其他单位，都不许私设拘留所、私设公堂、私自抓人拷打。这样做是违反国家法律和党的纪律的。如果有人在幕前或者幕后指挥这样做，必须受到国法和党纪的严厉处分。从今天起，如有再犯以上罪行的，要立即处理。”

    这个通告的措辞是严厉的，但实际没有管用。江青在以后又大讲“文攻武卫”，她接见河南造反派还是安徽造反派时就宣传“文攻武卫”。这样，武斗从“文攻武卫”的口号中找到了护身符，两派都说自己是“左派”自卫，对方是挑起武斗的罪魁祸首，武斗问题非但不能制止，而且愈打愈激烈。

    １９６７年至１９６８年期间，全国武斗很厉害，不少地方具有相当规模，动用较大杀伤武器。相比之下，北京成了不算最严重的，但我估计，在武斗中死亡的人数大概不下千人。

    这是“破四旧”，先是发布通告发不出去，等通告发出去了，又来了一个“文攻武卫”。当时，水龙头总赶不及点火的。

    再说一说“大串联”的情况，我一个片断一个片断地说。我调到北京来后，１９６６年７月下旬就犯了“资反路线”的错误，开始检讨。市委就不灵了，以后就瘫痪了，可是，我还要工作。毛主席接连八次检阅红卫兵，大概接见了１３００万到北京的红卫兵。全国大串联，坐火车不要钱，到处可以吃饭。当时都叫红卫兵，手臂上套一块红布就行，这给组织接见工作带来很大困难。

    第一次是在天安门举行的。毛主席原想坐在汽车上绕天安门广场一圈。但毛主席的车一出来，争着和毛主席握手的人就把汽车包围了，进不得，退不得。谢富治、汪东兴都在毛主席的车上，他们都急了。我在后边的另一辆车上，一看要出事，赶紧下车向前挤，但根本挤不过去，我被挤得前心贴后背，喘不过气。

    后来是组织了部队手拉手把群众分开，才把毛主席硬接出来。我也挤不出去了，亏得一批中学生开出一条道，方走出重围。

    我出来后，看见毛主席和刘少奇都在上天安门的电梯口处坐着，我上气不接下气地向他们说，应该检讨，我组织得不好。

    接受这次教训，以后的检阅改为红卫兵坐大卡车经天安门受毛主席检阅。结果也不行，很多人坐不上车。又改为像游行似的，从天安门前走过，但秩序也很乱。很多人一走到天安门就停住不走了，都想看毛主席，只顾喊“毛主席万岁”的口号，热泪盈眶。

    每次都出现一些问题，特别是在西苑机场的检阅，那次可能有一百多万人，当时踩死了两三个人，大家都没命地往前拥，形成不由自主的强大人潮。

    八次检阅，每次都是周总理找我们亲自布置，当时真是刻刻提着心，怕出事。

    红卫兵在北京，包括新到和原来没有离开的，人数最多的一天达到３００万。当时北京市区的居民也就是３００多万，不到４００万人，一时增加了这么多人，吃、住、行都很困难。南方的人要吃大米，北方的人要吃白面，尽量调剂。其实不止是食、住、行，衣也摊上，天凉了，南方来的人还得给他们发御寒军衣。北京市委红卫兵接待站设在先农坛，负责人是国防科委的一位同志，他很好，还有一些军队“支左”的同志在做招待工作，大家忙得不可开交，昏头昏脑的。这些吃、住等问题是不好解决的，接待站的同志解决不了问题，红卫兵就打骂他们，甚至抓他们去游行，做“喷气式”来批判。这些同志很苦，见到我时委屈得哭，提出不干了。那时，我也被揪斗，但还要劝这些同志，说工作是党交给的任务，不能不干，而且要干好。

    有一天，来的人特别多，前门那一带都挤满了，人山人海。实在没办法了，我去找周总理，说北京市各机关容纳不了了，中央各机关我动员不了，如何是好？周总理说通知中央各机关和市委各机关开一个会。于是，马上在工人体育馆开了个万人动员大会。大家都到了，我一说话满场起哄，没人听。无法，我就打电话报告周总理。周总理来了，他要求各机关派人去市委接待站领人，各机关能住多少就领走多少人，管吃管住。中南海也腾出一些地方住红卫兵。

    以后按这个办法，一来就通知各方面来领人安排住宿。那时，北京差不多家家户户都住了红卫兵。上上下下，一片沸腾。

    后来陶铸提出，这样串联影响铁路等交通的正常运输，听说把火车的窗户都挤坏了，号召走路串联，不坐车乘船，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这才有效，慢慢来的人就少了。

    再讲一个事情，“西纠”后来变成“联动”，“联动”被中央文革抓了一百多人，包括董老的儿子董良翮都在内，“西纠”后来不行了。然后起来的是哪一派呢？起来的是中学红代会的头头李冬民。这个案子后来还通报了我一次。

    李冬民组织了一个造反派组织“首都兵团”，江青说真正的左派是“首都兵团”，中央文革小组要市委支持它。

    中央文革小组真是支持，在“首都兵团”的成立大会上，中央文革小组的那些“左”得发紫的人都参加了。周总理也在场。北京市是我和丁国钰、雍文涛参加的。国务院的秘书长周荣鑫也陪了周总理来。这个大会主要是批判“西纠”。我记得“西纠”是北京３１所中等学校的红卫兵组成的西城区红卫兵纠察队。在大会批判过程中，江青故意提高嗓门，问到会的人知不知道谁是“西纠”的后台？参加会的红卫兵说不知道。江青铁青脸说：就是周荣鑫！要大家看一看他，让周荣鑫站到台子的前边。江青接着又声嘶力竭地说：还有雍文涛！这样，当场就把周荣鑫、雍文涛揪走了。

    我看周总理的样子，他并不知道江青要点周荣鑫的名字，周总理也紧张了，但镇静地控制着。陶铸从中南局调到中央任常务书记后，从中南局调了一批人，雍文涛就是其中的一位，江青他们的矛头是对着周总理和陶铸的。

    我和丁国钰在后边坐着，真有些如坐针毡，坐不住了。丁国钰低声说：他们都点完了，就该轮到我们了。

    天知道，一直到散会，也没有点我们的名字。散会时，中央文革办事组的人来说，江青让我去。江青问我雍文涛是什么人。我说：雍文涛是中央派到市委工作的，他没有问题，他分管中学工作，他去“西纠”做工作是市委派去的，责任在我。如果雍文涛有问题，罢了我的官算了。江青很生气，让我回去写检查。

    我的检讨送去后，江青在上面批了，大意是说吴德还比较谦虚，但不能不讲原则，雍文涛是有错误的。

    周荣鑫、雍文涛被揪走后，好几天都未放回来，我们就派人想办法去找。周荣鑫找回来后，周总理让他在国务院烧锅炉，红卫兵再找他时，就说周荣鑫已经参加劳动去了，实际上把周荣鑫保护起来了。雍文涛被找回来后，在国务院的文办躲了几天。后来，雍文涛提出在北京危险，要回广东，他在广州市还有办法躲避。这样，就采取了一个办法，让广州来的造反派把他揪回去了。雍文涛后来参加了广州市的“三结合”。事前广州还派人来向我作调查，我写了一个证明，说他到“西纠”是受组织派遣的，没有问题。

    成立市革委会后，中学红代会的头头李冬民参加市革委会，任常委。

    那时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叫做“打闷棍”，一点没错，一个闷棍接着一个闷棍，弄得人晕头转向。

    说一说彭真的事情。彭真在他住的台基厂７号，被不知什么人抓走了，是１９６６年下半年，具体月份记不准。周总理在大会堂找我、汪东兴、傅崇碧、周荣鑫谈话，让我们去把彭真找回来。周总理提出弄清楚彭真的下落，再弄清楚是什么人把他揪走的。我们派人去，茫无头绪，找也找不到。傅崇碧对周总理说，这件事要找戚本禹。周总理就找戚本禹，要他把彭真找回来。实际上抓彭真是在中央文革小组操纵下搞的，戚本禹一找就找着了。好像把彭真关在了戏剧学院。是谁直接搞的呢？后来知道是叶向真、刘诗昆他们。当时，造反派都要抓“资本”，彭真也是一个“资本”啊！我到现在都不明白，彭真的住地都有门卫，他们是怎么进去的？

    知道彭真的下落后，周总理叫我们负责要回来。我提出我去可能要不回来，最好是由傅崇碧、卫戍区出面交涉，把彭真放在卫戍区监护，他们什么时候要批斗，卫戍区什么时候就送去。这样，才把彭真要回来，放在五棵松的卫戍区的一个师部了。

    中央文革小组支持斗争彭真，造反派就提出要开大会斗争。那次大会斗争了很多人，有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林枫。

    造反派当时都在抢这些人，哪一派抢到了就有了“资本”，各派有可能为此打起来。周总理让我去和造反派商量，由各个造反组织联合起来召开批斗大会。我去找戏剧学院的造反派，提出他们是否和北航红旗、地质学院东方红、师大的什么组织联合起来召开大会，避免发生冲突。戏剧学院的造反派不同意联合批斗。

    我又去找地质学院的朱成昭，他住在地质部或是地质学院的四楼上。我和丁国钰去后，但见朱成昭的楼层层设置了他的警卫。我说找朱成昭谈事情。这些警卫让我们等着，他们去报告获准才让我们上去。我向朱成昭谈了联合召开大会斗争彭真的方案。朱成昭同意联合开会，但他提出条件，这个大会要由他们来主持。我提出让他问一问北航的韩爱晶同意不同意。朱成昭当场打电话把韩爱晶和韩的一个女秘书小朱请来了。韩爱晶来后，我告诉他们说，周总理的意见是各派联合起来开大会，至于你们谁主持，你们自己商量，也可以轮流主持。

    说通朱成昭、韩爱晶，又找戏剧学院的造反派。经他们反复商量，决定联合开大会，先由地质学院东方红主持，然后是戏剧学院的造反派主持。

    这个会还没有开，这些造反派又为由谁主持批判会吵架了，我又去劝架。在劝架过程中，这些造反派忽又钻出一个念头，他们说斗彭真是为了转移对北京市委“资反路线”的视线，这是北京市委在捣鬼，是北京市委的阴谋。矛头对着我来了。我分辩说：这不是由我决定的，这是由中央文革小组决定的，不信可以给中央文革小组打电话。我挂起电话，好像是陈伯达的秘书接的。我说：他们说我们在搞阴谋，转移视线，我们说服不了这些造反派！

    中央文革小组决定派人到会。来的人好像是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他们表示支持召开联合批斗大会，并说这不是市委的阴谋，是中央文革小组的决定。戚本禹没有说几句话，他们就同意开会了。

    这个时候就发生了武斗打死人的情况，城外开始是大兴、昌平发生了乱打乱斗，一夜之间打死了几十个人。先是大兴的哪个公社我记不住了。听说以后，我们立即派人去制止，结果，派去的人进不了村子，村子边都站了岗，不让进，就像禹作敏一样。我们说市里派人去不行，让卫戍区派人去。被派去的是卫戍区的政委刘绍文、张益三和市委的秘书长马力。村子里的人看到解放军来了，就让进去了。他们进去后，就做工作。见情况很惨，小孩都遭毒手，村子里的人就是用锄头、镐把等东西武斗。调查后知道，村子里的支部书记为了避免斗争他，就反过来提出斗地富，群众一起来，就打死人了。接着，昌平也出现打死人的事情，我们也是马上派人去制止了。

    后来，形势稳定以后，我们把这两个村子的支部书记都抓起来了。

    市里第一次武斗在地质学院，大概有“东方红”这一派参加，我忘记另一派是什么组织。一派保地质部的何长工，另一派反对。发生武斗后，因为是北京市内发生的首次武斗，大家都惊得什么似的，我们就火急火燎地报告周总理了。周总理找我、郑维山、丁国钰去，让我们三个人出面与两派谈判，传达周总理停止武斗的指示，要文斗不要武斗。周总理还叫郑维山从北京军区派一支徒手部队把双方分割开。周总理派地质部的一位副部长邹家尤和我们一起去，他做“东方红”对立面那一派的工作，我们做“东方红”这一派的工作。

    我们到地质学院后，就找两派的头头来谈，我们一再派人去叫，两派的头头都不来，只让他们各派的参谋长来了。我们提出要文斗不要武斗，让两派罢兵。谈不拢。我说，这是周总理的指示。但他们根本不听。

    夜晚时，有人送给我一张条子，条子的内容大意说，派关锋、戚本禹同志为联络员来解决问题，条子的署名是陈伯达。又过了一会儿，又有人送来一张条子，叫我们与戚本禹谈谈。我对送条子的人说：不知道戚本禹在哪里。这个人便领着我找到了戚本禹。我向戚本禹传达了周总理的指示。戚本禹听完后说：这个办法不行，你们要支持“东方红”，他们是左派，中央文革小组支持他们。戚本禹还说：你们是站在支持中央文革小组一边，还是站在另一边？口气相当无理。

    戚本禹又说是否可以这样，“东方红”今晚有个大会，你代表市委主持“东方红”今晚的大会，把那个姓邹的地质部副部长交给他们批斗一下就回去，他们只批斗半个小时。

    我说是周总理让这位副部长和我们一起来的，怎么好来批斗呢？

    戚本禹说批斗的时间不会长，不然解决不了。

    我叫丁国钰先回去了。郑维山看到这个势头也借口走了。我留下参加“东方红”的大会。他们说你先说几句，然后批斗一下地质部副部长，最后由关锋宣布中央文革小组的意见。当时，朱成昭还不同意由我主持会议。我看见戚本禹与朱成昭嘀嘀咕咕地商量了一阵，最后，戚本禹对我说，你来主持。

    开会后，他们派了两个人先批判了邹副部长，然后把他送回去了。以后，关锋念了中央文革小组起草好的稿子，大意说：“东方红”是革命造反派，中央文革小组支持“东方红”这一派。关锋念后，宣布大会结束。

    我回来后，很不是滋味，强打精神向周总理汇报说武斗已经停下来了。周总理听后说那好，就没有再说话。

    事实上，北京的武斗大都是中央文革小组操纵的。清华、北大、地质学院、七机部、文化宫、西单商场、棉纺厂、水泥厂的武斗都很厉害。

    当时，我说话没有人听，但一有武斗，谢富治就让我和黄作珍去制止。

    西单商场武斗，我们正在现场。武斗起来了，有人用弹弓夹着钢球打到黄作珍的腰上，黄作珍的腰好几年都没有好。一个老工人推了我一把，把我推到角落里，保护了我。这次武斗是由“财贸尖兵”头头洪振海现场指挥的，后来把他抓起来了。实际指挥武斗的人就在市革委会，叫周景方，是学部（即当时中国科学院“哲学和社会科学部”，今天社会科学院的前身——编者）的人，这些人和戚本禹有关系。百货大楼的武斗也是这样。

    民族文化宫发生武斗，谢富治让我带着“五大领袖”去制止。一到民族文化宫，“五大领袖”都溜走了，武斗实际上是他们操纵的。结果，武斗没有被制止，我反而被困在那里了。我看到武斗的人员在集合。这时，戚本禹的秘书出现在我身边，他说他正好经过民族文化宫，就来了。这位秘书是位军人，很年轻。我对他说我处理不了武斗，我本人也出不去了。这位秘书说，他帮我出去。他找了两派的人，说他是戚本禹的秘书，是中央文革小组派他来的。他找两派一谈就解决了。

    我不由暗叹，我一个北京市委第二书记，说话还不如人家的一个秘书顶用。

    三、“一月风暴”以后

    “文化大革命”愈来愈带上它的疯狂性，它要“更加深入”地发展。１９６７年伊始，党的主要喉舌《人民日报》发出了“１９６７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的号召，要求对党内的所谓“走资派”展开总攻击。在上海便发生了“一月风暴”，用张春桥的话来说，“基本问题是把领导权从走资派手里夺回来”。

    １９６７年１月上海“一月风暴”之后，北京的新市委也被中央文革小组所支持的造反派于１月１８日夺了权。

    前面说过，在这之前，华北局内部造了李雪峰的反，他在北京市派工作组的问题也被揪住不放。毛主席叫李雪峰暂时到天津避一下，在天津指导天津、北京的工作。李雪峰让我暂时主持北京市的日常工作。我提出干不了，李雪峰就让从河南调到华北局工作的刘建勋帮助我，刘建勋实际是常务书记。

    造反派夺权后，成立了夺权委员会。对此，中央并没有正式表态。但我给周总理打电话已不接，或者周总理对这时候的事态一时也无能为力？

    我和高扬文、丁国钰等几位书记被造反派定为走资派，和市委常委们一起被关押、批斗了四个多月。造反派开始把我们关在虎坊桥北京市工人俱乐部里，一天只给吃一顿饭，后来把我们分散到各个工厂。

    其间，中央文革小组把我要出来，要我与造反派商量共同夺权，组织北京公社，召集各造反派头头开会。造反派的头头们说我已被夺权，没有资格谈此事，把我轰下台来。我到人民大会堂找到周总理，周总理带我到中央文革小组那里和他一起接见学生、工人造反派的头头。这些人问：吴德是个什么人，有没有问题？周总理就说：他来北京不久，执行了“资反路线”，执行“资反路线”错误也有轻有重嘛！但江青说：吴德这个人不认识，有错误可以批判。

    这样，我又回到了被关押的地方。这期间，我们经常被揪斗，高扬文挨斗最多。他原在冶金部工作，主要是冶金部的人斗他。斗争我的人主要是吉林来的人。看管我的人是北京市第一机床厂的工人，他们对我不错。有一天早晨５点多钟，吉林来的造反派跳墙进来揪我，被一机床厂的工人看到了，双方差点打起来。一机床厂的工人们说：我们也是造反派，没有中央和中央文革的信不能揪走，他欠北京的债我们还没有算清。要动手你们不行，我们一个电话就可以调来一两万人。这样，才把吉林来的造反派挡走了。

    这样的情况多次发生，看管我的工人让我自己找个地方躲起来。我想来想去，想到我还兼任北京卫戍区的政委，就找到了定阜大街卫戍区机关。刘绍文政委让我住下来了。卫戍区机关的驻地是清王朝的庆王府，刘绍文安排我住在王府绣楼里。傅崇碧同志知道后报告了中央文革小组，中央文革小组指示不准我在军队避风，我只好又回到被关押的地方。

    新市委被中央文革小组支持的造反派夺权后，１月份，中央决定成立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谢富治任组长，郑维山、傅崇碧、刘建勋等人都是“革筹”小组成员。我们那时还被关着，我们是怎么知道的呢？刘建勋那时虽然被关着，但他是“革筹”小组的成员，他有进出的自由，我们就从他那里听到了一些情况。

    １９６７年４月２０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主任委员是谢富治，副主任委员有我、郑维山、傅崇碧和聂元梓。成立之前，刘建勋告诉我先曾开过工代会、农代会和红代会。谢富治到关押我的地方对我说：毛主席认为北京市夺两次权影响不好，中央叫你们出来工作。我说我们出去也不好工作了。谢富治说：你、刘建勋、高扬文几个人出来先亮亮相。

    那时的所谓亮相，就是要我们再检讨。于是，我们三个人在千人的会、万人的会上检讨了个把月，牵来牵去检讨了十几次。最后一次是在东郊体育馆召开的市机关造反派代表万人大会上，我们三个人又进行了轮番检讨。大概是谢富治和造反派已经说好了，允许我们出来工作，聂元梓就在大会上代表造反派讲话，说我们的检讨基本上可以了，但还不够，以后要继续检查。聂元梓给我们拖了个尾巴。

    我们的“亮相”告一段落。事实上，这是毛主席说要让我们出来工作，他们不得不让我们出来工作。但是他们总要抓个辫子在手里，留个尾巴不放。

    那时，我的心情十分矛盾，不太想出来工作。我考虑过干不干。干吧，我是被造反派视为有所改悔的走资派被结合进来的，说话没人听，挂名而已；不干吧，又是毛主席说的、中央决定的，个人应服从组织。衡量再三，我最后还是当了北京市的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参加了党的核心小组。

    北京市党的工作由核心小组负责，核心小组的成员也是革委会的这些人，组长是谢富治。

    北京市革委会刚成立，刘建勋开始还参加了几次会议，以后就不参加了，不久就调回河南去了。

    早些，中央文革小组决定把原市委各部、各办的人全部下放到工厂、农村劳动。我出来后第一次到市委机关，一个人也没有，我还想市委怎么都空了呢？

    新进来的人大都是王、关、戚支持的学部的那一派，约有二十多人。哲学所的造反派头头周景方担任了市革委会的秘书长，杨远担任了办事组的组长。办事组等于市委的办公厅，一切机要都由杨远控制。当时，各部、口都取消了，新成立的各组都被学部来的人把持。《北京日报》在新市委时就已经停刊了，造反派反对我们从河北调来的翟向东、山西调来的吴象、天津调来的林青，林青后来自杀了。造反派一闹，就出不了报纸了，我打电话向陈伯达请示如何处理。陈伯达说：北京市这么多报纸，《北京日报》可以停刊。这样《北京日报》就停刊了。革委会成立后，《北京日报》恢复出版，学部派来的屠武生控制了《北京日报》。实际上，真正控制的是吴传启，吴传启背后操纵屠武生，所有的社论、消息都要经过吴传启看过。

    市革委会又从中央各部、各学校调进来一百多人，这些人都是中央文革小组支持的造反派头头。“五大领袖”除聂元梓任革委会副主任外，蒯大富、谭厚兰、王大宾、韩爱晶都成为了革委会的常委，中学红代会的李冬民、第二机床厂的鲁文阁、光华木材厂的刘锡昌等也都是常委。其他的造反派都分到各组去了，北京市的权力实际上是中央文革小组一手控制，戚本禹直接抓的。

    这就是当时的情况，老市委的人和新市委的人统统下放了，进来的一批人成立了“红色政权”。１９６７年４月２０日召开了市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大会，有十万人参加。

    但是，红是“一片红”了，可并不是铁板一块。造反派头头都有自己的野心。由于权力分配的问题，学生造反派分裂为“天派”、“地派”，相互争斗。“天派”以聂元梓为首，反对谢富治；“地派”保谢富治。蒯大富、韩爱晶动摇在两边。一时间乌烟瘴气。

    虽然我已经出来了，但实际上是靠边站，说话没有人听，连住还是住在被关押的地方，我到大会堂开会，后面还有几个造反派来押送、监视，根本无法工作。

    这以后的情况比１９６６年至１９６７年我们被夺权时更热闹了。

    比较大的事情，包围中南海、火烧英国代办处、大型武斗，接连地发生了。

    １９６７年７月发生的包围中南海，我看是中央文革小组直接插手的，戚本禹与操纵市革委会的周景方直接发生联系的。包围中南海是由北京建工学院开始的。１９６６年８月，少奇同志曾在作为他的一个点的建工学院讲过“文化大革命”问题，建工学院的学生以此为由头大造刘少奇的反。当时，建工学院的学生已分裂成“老八一”和“新八一”两派，两派都要揪斗刘少奇，都要刘少奇交出所谓“认罪书”。刘少奇迫不得已交了由王光美笔录的检讨后，被操纵的学生造反头头非但没有就此罢休，反而煽起更大的火，串联各校到中南海西门外召开揪斗刘少奇的誓师大会。由此开始，许多造反组织便在中南海西门外“安营扎寨”，包围中南海，狂呼“刘少奇滚出中南海”。由于毛主席不在北京，中南海里造反派也起来配合，不仅批斗了刘少奇，强使低头弯腰，还抄了刘少奇的家。包围过程中，周总理一直在中南海，也有人劝他离开中南海，周总理说毛主席不在，我不能离开。

    一直闹了很长的时间。我去看过两次，一次是乘着汽车转了一圈，第二次是去找了建工学院的人，我说：你们这是怎么回事。

    火烧英国代办处，是在８月里的事。闹得最厉害的是外语学院、外交部的人，加上一些学校。火点着后，我对周景方说：这个要去看一看，想法怎么样制止。周景方不去。我又说：你不去不行，你是市革委会的秘书长，我和你一起去。

    火烧英国代办处时，在代办处的外边由卫戍区的部队把英国外交人员保护起来了，部队的战士围成了很多层的保护圈。我看到英国的代办好像很害怕地在地上蹲着。

    我们去后找那些组织的头头。找不到，人们都说不知道。实际上周景方可能知道，他就是不配合。我没办法，就回来了。

    第二天夜里，周总理召集外语学院两派开了一夜的会，中央文革小组的陈伯达参加了，谢富治也参加了，我和丁国钰去了，坐在后边听。周总理、陈伯达、谢富治坐在上边，周总理批评火烧英国代办处是错误的，要求外语学院的两派停止这些行为。外语学院闹得很厉害，两派在会场上还打架，不同意周总理的意见。陈伯达阴阳怪气地说：外交部、外交方面的事情是由周总理管的。便没有说别的，既没有表示支持周总理，也没有批评造反派。

    接着是百货大楼、西单商场的武斗，清华、北大的武斗，民族文化宫等一系列的武斗。内幕我不知道，但我知道这一定是中央文革小组的某些人布置的。我曾问过谢富治怎么处理？他说这个要请示中央文革小组。谢富治那时根本没有要去制止的积极态度，也不愿多跟我谈，任凭连着发生了很多的事情。

    外交部闹得很厉害，姚登山夺了外交部的权，他曾是中国驻印度尼西亚的代办。外交部的会我们不参加，听说周总理给他们开了一夜的会，姚登山操纵这个人讲完那个人讲，就是不散会。我听当时周总理的秘书周家鼎告诉我，周总理的心脏病发作了。周家鼎找姚登山说：如果周总理要发生问题，你负责任。最后，把姚登山监视起来了，姚登山没有办法才宣布散会。姚登山与中央文革小组有一定的关系，过了几天，他就成了外交部的大红人物。不过他也昙花一现。

    最有意思的一个事情说一下。那时我已经出来了，谢富治、王力作为中央代表团带着北航“红旗”和其他学生造反派到四川去解决四川问题，以后到武汉。谢和王支持了与武汉群众组织“百万雄师”的对立派，把“百万雄师”称为保守组织，激化了矛盾。拥护陈再道的“百万雄师”这一派，包围了王力，抓了他、打了他，把王力揪走了。中央代表团的人被打伤、被架走了，这可不得了。周总理亲自到武汉，找了陈再道谈，把王力弄了出来。

    中央决定北京组织一万人到西郊的西苑机场欢迎谢富治、王力。这时，我才知道谢富治和王力的去向。因为是临时通知，到机场的人不足一万，都是陆陆续续去的。我到时，王力这些人已经下了飞机，好像是用轮椅推着王力的。

    然后通知北京市组织在天安门召开百万人大会，说要由林彪讲话。我记得天安门城楼上没有很多人，王力的腿上还打着绷带，说他是人民英雄。林彪在讲话中提到军队一小撮走资派问题。

    从此，提出了“抓军内一小撮，在部队中揪走资派”的口号。陈再道、钟汉华的职务被撤，刘丰升任为武汉军区第一政委。陈再道被弄到了北京，住在京西宾馆，不时挨斗。

    谢富治在市革委会讲话，说了过程，吹捧王力。看谢富治样子，在尽量靠拢。

    林彪讲话提出揪部队中的走资派问题后，就把它具体化了。新华社和党的主要报刊提出了“打倒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口号，全国掀起揪斗军内干部、冲击军事机关的浪潮。以后又否定，毛主席提出“还我长城”。这样，又说不是林彪讲的。陈伯达也不承认是中央文革小组提的。当然这是赖不掉的。林彪支持中央文革小组、王力，要把所谓军队走资派揪出来，也有他的目的。

    １９６８年３月又发生了一件比较大的事情——“杨、余、傅事件”。那天晚上，傅崇碧同志在市委我的办公室和我闲谈。傅崇碧和我都曾在晋察冀工作过。他是六十三军的。他看着手表说：快到时间了。我问他干什么去？他说通知去大会堂开会。说完，他就走了。第二天，市革委会开会，没见谢富治、傅崇碧、郑维山等来。我想谢富治在公安部忙，不来，傅崇碧、郑维山应该来。我打电话给卫戍区找傅崇碧，卫戍区说不在。我又打电话给谢富治，说会是不是由你主持？傅崇碧没有找到，他到哪里去了？谢富治说：你不要问，过几天会开会的。我纳闷。

    我是卫戍区的人都不知道，不过我对这种事也习惯了，不要问的事就不再打听。过了两三天，到大会堂开会。我的旁边坐了卫戍区的副政委刘福，他偷偷地告诉我：傅崇碧出事了。我问出了什么事？他不好多说，也许他也不完全清楚。“文化大革命”中没头没脑的事太多了。一些人都战战兢兢，朝不保夕，谁知道会飞来什么横祸。

    这时，就看到会场的台上忙碌起来，一会儿搬上来几把椅子，一会儿又撤下去几把椅子，搬上来和撤下去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又过了一会儿，我看见叶帅、李富春等都从旁门进来，坐在了第一排。我想：这些人怎么都坐在第一排，没上台去坐呢？这时，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的人就大摇大摆地进来了，周总理也在，他们都坐在台上了。黄永胜一进来就吼起嗓子呼喊“打倒杨、余、傅”的口号。

    我们坐在中间，看到这情景，觉得问题大了。接着林彪讲话。他讲话的主要内容是说“杨、余、傅”是华北的山头，要粉碎这个山头。他讲了不短的时间，恶声恶气。林彪正在讲话时，毛主席出来了，大家就鼓掌，毛主席向大家招了招手，没有讲话就又回去了。这场面就更使人紧张了几分。

    但我们不清楚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中央文革小组要卫戍区抄傅崇碧的家，找他所谓冲击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地点所带着的手枪。

    以后开了十万人的大会，周总理、康生、陈伯达、江青都讲了话。陈伯达讲了这是第五个回合的斗争。我们是组织大会的人，都不让我们进主席台，我们躲在体育场的一个打电话的小房子里。

    后来知道杨成武是经常跟着毛主席出去的，为林彪所忌恨。杨成武找我谈事情的经过时说，他家为此死了三口人，一个是女儿自杀了，一个是他夫人赵志珍的哥哥还是弟弟，被押到河南，在那里死了……

    傅崇碧是华北的。余立金与吴法宪不对头。余立金，我不认识，放出来后才看见他的样子。

    抄傅崇碧的家，这时是温玉成任卫戍区司令。我听吴忠告诉我，没有在傅家抄出来什么东西。

    江青在十万人大会上说傅崇碧的罪状是冲击钓鱼台。傅崇碧放出来后跟我谈了这个事情的过程：许广平跟江青还是别的什么人说，鲁迅的手稿被人拿走了。中央文革要傅崇碧找，他查到了经手的这个人，这个人是四川部队的，说鲁迅手稿就是中央文革小组让拿走的，就存在钓鱼台的楼里。这个事情弄清楚后，傅崇碧便带着他的秘书到中央文革小组去汇报。一开始还不让进去。傅崇碧打电话给陈伯达的秘书王保春，才让进去。江青、姚文元参加了，陈伯达参加没有不知道。傅崇碧就汇报了查找的情况。开始，大家还在听，当傅崇碧说是中央文革小组从许广平处取走了鲁迅的手稿后，江青一家伙就发火了。傅崇碧的秘书有病，江青一闹他就晕了。傅崇碧的秘书好像姓邵，他拿着傅崇碧的皮包，这个秘书紧张、害怕，手忙脚乱，把皮包扔到了地上。于是，江青就说是用皮包向她砸去，姚文元后来还证明，说他当时看到用皮包砸江青，皮包里有两支手枪。

    “杨、余、傅”问题，大概是林彪向毛主席讲的。林彪逃亡之后，毛主席批示：“杨、余、傅”一案有错，我听了一面之词。毛主席的这个批示在政治局传阅，我们都看过。

    “杨、余、傅”很惨：杨家死了三口；傅崇碧调到沈阳军区后，一到沈阳就被弄到辽源的煤矿囚禁起来了。傅崇碧说宣布他任沈阳军区副司令前，把他警卫员的枪和皮包都下了，进去就宣布他调任沈阳军区副司令员，而且连夜立即走。

    在“文化大革命”的风暴面前，许多的人遭受了不幸！

    “文化大革命”中还有一个重要的口号，是“砸烂公检法”。我出来前，市公安局让政法学院的造反派进驻，这些造反派就驻进去了，代行了公安局的职权。他们进去后，打了不少的人、抓了不少的人，而被抓和被打的人都是他们这些造反派的对立面。社会秩序一下就乱了。在这种情况下，市公安局实行了军管，开始负责的两个人，一个叫牟立善，另一个人的名字我忘了，后来他们调到二炮和山西去了。接他们的人是刘传新、王更印。后来一翻过来，王更印被判了十年徒刑，太重了，冤枉的。刘传新是一个军的副政委，王更印是一个师的政委。

    我出来时已经军管了，快实行“三支两军”，军队要“支左”了。北京市最多时有三万人“支左”，海、陆、空都有。“支左”的人的关系是双重领导：一方面归卫戍区，由卫戍区组织一个办公室来管；同时海、陆、空三大总部也设有“支左”办公室，又归北京市革委会谢富治来管，谢富治是通过卫戍区来管的，但卫戍区管不了。市革委会的决定，这些军队的人员先要回去向他们所在的各部请示，如果请示同意了，他们才照办市革委会的决定。那时，造反派夺权了，各方面都瘫痪了，很混乱，只有军队还有威信。

    军队“支左”，他们不了解情况，就对生产、地方工作瞎指挥，犯了不少错误，对军队有不好的影响，但是应该说，在当时的情况下，如果没有军队“支左”，局面就更难收拾了。揪军队走资派，砸烂公检法，包围中南海并安营扎寨，火烧英国代办处，武斗蔓延，都是这个时候。后来发展成了清华、北大的武斗，打死不少人。在清华，一边是“井冈山兵团”，一边是“四一四兵团”，怎么也解决不了，谢富治去也不灵。

    军队“支左”也是波折很多，一开始是不知道群众组织的情况，都支持了。突然间，中央文革小组批评“支左”支错了，让“支左”人员掉屁股。

    这个掉屁股的过程，军队犯了很多错误。后来又批评把屁股又掉错了。军队那时很难办，没有一个大军区不检讨的。

    然后才撤出“支左”，我记得纪登奎他们起草了这个文件。

    清华、北大的武斗制止不下来，毛主席决定同时组织工宣队、军宣队进驻清华、北大。后来的军宣队是由８３４１部队的人组成，迟群、谢静宜就是以军宣队的面目出现的；工宣队是由北京新华印刷厂发起，动员了三百多名工人组成的，拿着毛主席语录的小红本，开进清华宣传。

    决定以后，谢富治让我赶快找蒯大富，让他表态服从这一决定。我派人找蒯大富，等了很长时间才把他找到，他不在清华，跑到北航去了。他来后，向他宣布了这个决定，要他拥护、执行这个决定。蒯大富答应得很好，说一定执行。

    当时，想不让蒯大富很快回去，拖住他，利用谈话的时间使工宣队、军宣队顺利进去。我们在谈话时，工宣队就进去了。蒯大富提出他要回去了，就让他回去了。

    哪知道蒯大富回去后，让“井冈山兵团”拒绝这个决定，并且用他们自己制造的土武器和手榴弹打死了四五个进行劝导的工宣队的成员，同时还打伤了几个。

    组织进驻工作的是卫戍区的政委刘绍文、副司令员李钟奇，他们就在距清华不远的一个公园里指挥。李钟奇坐车进到学校后，“井冈山兵团”把他包围了，把他坐的汽车掀翻了，把他的文件包也抢走了。李钟奇回来后连说糟糕。我说，想办法把文件包要回来。

    工宣队进驻，遭到了“井冈山兵团”的武力对峙。这样不行，毛主席就召见“五大领袖”。参加会议的人有江青、谢富治、温玉成。我做具体找这些人的工作，会议开了不长的时候，就允许我参加了。

    蒯大富也是后到的，找了他很长时间。蒯大富一进去就放声大哭。毛主席主要是说服他们要文斗不要武斗，同时也安慰了几句。蒯大富这一哭真还起了作用。江青好像也抹泪了。谭厚兰有这个谈话的详细记录，谈话的全部内容我记不准了。

    毛主席当着他们的面，派谢富治和我到清华去。

    我和蒯大富、韩爱晶三个人，便坐同一辆车去清华。那时，很紧张，在清华的外边也聚集了众多的校外的两派群众，火药味儿都很浓，一派支持“四一四”，一派支持“井冈山”，特别是体育学院的，腰圆膀粗。支持“四一四”这一派的人要抓蒯大富。我一面说这怎么办？一面就让蒯大富和韩爱晶坐在后排。我坐在司机旁边的座位上，把头特别伸出窗外，汽车一边走，我一边向两边的人打招呼，吸引了他们的注意力。我们就进去了。到了“井冈山兵团”以后，说明来意，开始很多人不同意，哭哭啼啼的。我说他们真没出息，哭什么！这是毛主席的决定，要放下武器。

    这样，慢慢地把武器放下了。

    以后，谢富治来了，召开了大会，“井冈山”开了会，“四一四”也开了会。工宣队和军宣队终于进去了。后来，北大也派了工宣队和８３４１部队进驻，再没有阻挡。清华和北大的武斗才停止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