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重生之生如夏花谁是攻:听鹂草堂轶事（续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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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父亲为人
第一节 银行巨子
从父亲在银行界的工作经历，可以看出他把毕生精力贡献给我国金融事业，在国家危难时期，为他所在的银行作出了重大贡献。到了晚年，还投身新中国的金融事业，又以特邀民主人士资格在湖南省参政议政，父亲的履历，可见其人生轨迹：
1912年毕业于湖南公立第一法政学校银行科。
1912年冬至1919年秋，在湖南省实业银行工作，率先实行新会计制度。
1919年秋至1920年冬，患重病在家治疗休养年余。
1920年冬至1921年夏，在湖南总金库任科职。
1921年秋至1927年秋，先在农商银行上海分行工作，后在北京总行管理处任会计科副科长。
1924年携全家迁居北平。
1927年冬至1930年，兼任北京坨清高线铁路债权银行团总稽核兼会计科长。1930年至1931年，担任天津分行副业庆丰面粉公司副总经理兼厂长。
1931年至1937年抗战初期，加入中央银行总行，先后在海州开办板浦分行任经理，开办石家莊分行任经理。后又任徐州分行经理和扬州分行经理。
1937年”813”之后至1938年初，率扬州分行全部职工撤退至武汉。
1938年初至1940年，开办常德分行，兼办辰溪分行。
1940年至1946年春，从中央银行辞职，任资源委员会下属辰溪煤矿总务科长。
1946年夏至1948年秋，任复兴银行武汉分行经理。
1948年11月至1949年底，任湖南省银行副总经理。
1950年2月至1957年12月，先后任建业银行武汉分行经理，武汉公私合营银行研究室研究员和房产科副科长。
1957年10月由湖南省人大任命为省参事参事。
1959年12月至1968年5月任湖南省政协特邀委员，第二届第一次全体会议和1964年第三届第一次全体会议连任。
由父亲的履历可见，从1912年进入金融界，直到1968年去世前二十天还在上班，累计工作五十七年。他于1957年从银行工作岗位上退下来，其中除了有五年在辰溪煤矿任职外，在金融界累计工作四十年。他到了七十岁之后，实际上也没有完全安度晚年，还在省参事室任职。父亲这样的人生经历在长沙金氏家族中是首屈一指的。
近年，长沙晚报登载作家李亦明的回忆听橘园文章，称父亲是“银行巨子”，这是对于他整个奉献人生的赞誉。
第二节 父亲人品
一、自立奋进
父亲从小立志，决心要为国为民有所贡献，他是早期接受启蒙思想三湘子弟之一。虽然他最推崇孔子的大同思想，但是他没有受到私塾教育的束缚，转而学习新学，考入湖南省法政学院银行科，认真学习现代金融业务。在重病刚愈之后，毅然告别老人和家小，北上谋求出路，一个南方的青年很快适应北方大城市的生活，并且能够立稳脚跟，跻身于现代金融管理行列，受到银行界的重视，自己也步入中产阶级。他的人生是一条开拓之路，这在百年之前的中国，社会那样落后的背景环境下，具有这样的志气和勇气是何等难能可贵呀！
从父亲的经历可以看出，他先后在17家银行担任负责工作，任总经理或副总经理，按照上级指示开办过好几家新银行，他独当一面，有条不紊地进行开创性工作，除了熟悉金融业务之外，认真负责、踏实工作和合作共事的准则是成功的必要条件。在国难时期，他带领银行职工进行艰苦卓绝的搬迁，交通困难，汽车经常抛锚，，头上有日本飞机进行轰炸，旅途经常遇到散兵游勇、强盗土匪，他和银行员工一起同甘共苦，行程数千里，圆满地完成搬迁任务。他回忆当时情况说“最令人担心的是运送现钞、银元和黄金，每次行动都亲自布置检查，绝对不能够发生意外。”
他的坚韧性格，从他一辈子坚持写日记可见一斑，他把宣纸裁叠成大16开，装订成本，每本大约一百页，每天写一篇，不管当时再忙、再累，都是在入睡前写完，而且把字数都算计得恰到好处，刚刚写满一篇纸。格式整齐，字迹工整，苍劲有力，原来他把一张带格子的纸片垫在下面进行书写，这一本本日记就是精美的书法作品。日记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大到世界、国家、银行、单位发生的重大事件，小到亲戚、朋友的交往，家庭情况以及对于孩子的教育，但是都是他认为最重要、最有意义的事情，并且抒发精炼中肯的评议和感慨。在日军入侵中国这一段悲惨的历史时期，他义愤填膺，经常在日记中痛骂日寇的残暴，叹息当局的无能，中国人如一盘散沙，期盼有朝一日中国能够崛起，不再当亡国奴。对于国府后期之贪污腐败、鱼肉百姓、挑起内战、民不聊生的情况，深感痛绝。解放后，看到新的政府为国为民、杜绝恶习、致力建设、生活改善，在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新中国欣欣向荣，他由衷高兴、欣慰。
受到父亲的影响，我们几乎都有日记的习惯，当我们刚上中学时，他便要求我们写日记，记录学习心得体会，加强自律，培养毅力。
二、 奉公敬业
父亲对于工作具有很强的事业心和责任心，踏实认真、兢兢业业、克己奉公，从不吝惜自己的精力。在他数十年的金融生涯中，多次开办新的分行，组织银行搬迁，发行大量票券，从来没有出过差错，更没有因为职务权力之便，谋取私利，搞贪污腐败。在光怪陆离的旧社会，特别是金融界，像这样的廉洁的高级职员真是凤毛麟角，因此得到同行的交口称赞，赞誉他为“出污泥不染”，也获得上级的信任，当然也难免被某些小人嫉妒。在常德中央银行收购黄金之事被人诬陷，他没有作申辩，把辰溪分行运作开业之后，便永远离开了央行，后来央行还传话想请他回去任要职，他婉言谢绝，这对于当时处于水深火热的中央银行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损失，但是对于父亲个人和全家而言可能也是一件幸事。倘若那样，全国解放时，父亲势必要和国府央行一起撤退，我们全家则是另外一种遭遇和经历了。因为解放后，对于在国民党政府机关工作过的人称之为“旧职员”或“旧官僚”，都是要进行反省、交代或批判的，至于在“文革”时期更不堪回首，这类人被当作黑五类管制、批斗。父亲也庆幸因当年实在看不惯中央银行的处事不公，而毅然脱离，对自己和家庭真乃幸事，使得儿女们不受牵连。
他在湖南省银行工作始末很具有戏剧性，从湖南省金库开业伊始，辗转银行界，最终仍到负责湖南省银行向人民银行办完移交，完美结业。正如他在1949年8月20日日记中记载的湖南省银行历史：“省银行虽於十八年一月成立，但其前身为湖南省金库，省金库前身则为湖南总金库。总金库之创办系由张敬尧毒湘之后，将裕湘银行倒闭所有一切席卷一空而去，曹训农先生奉省长赵炎午先生之派委，筹组湖南总金库，以经理税收。余应训师之约，赞勷其事。十五年易名省金库。十八年更易名省银行。是今日之省银行实由省金库脱胎而去。余今乃办省银行最后移交，可谓始终其事。”
父亲生性清高刚直，不善于阿谀奉承、吹牛拍马，因此也难于得到提升，只能够在分行行长的职务上勤恳工作，对于某些不公待遇，他从未发过怨言，不管到什么岗位都是一心一意把工作做好，交办的事情让领导放心，再难的任务也能够完成，令上司和同事刮目相看，忠实地履行他年轻时树立的座右铭---“服务社会”，这也是父亲在金融界信誉卓著的原因。
三、 交友诚信
早年，法政学校教师曹训农是他的恩师，父亲三十岁时，北上到北京农商银行任职，就是曹老师邀请并推荐的，使他能够比较顺利地步入中国银行界，他一直怀念曹师，感谢他指引、提携自己，使得他在后来的金融事业中有所成就。
稍后在中央银行任职时，与同事辛衡若交往甚密，后来辛升迁为分行经理，他们共事几年，直到父亲辞去常德分行行长之后才分开。抗战胜利后，辛继续任湖南省中央银行行长。我们全家回到长沙，有一次辛经理请父母吃饭，辛太太特地让他们家的人力车把先伋和先仲也接过去，辛太太见到小虎子（先伋乳名），亲爱之情溢于言表，席间，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表示要收哥哥做干儿子，父母笑而不答，辛经理说“你就想图省事，要现成的，生一个不就得了” ，原来他们一直没有小孩。到了快解放时，辛经理领着中央银行撤退，临行前还劝父亲南下避难，父亲婉言推辞。后来辛执行总行的指令，偷运湖南省的黄金和白银，在逃离长沙时被湖南省主席程潜下令逮捕，后来经过打通关系，获得保释。解放后，辛经理定居在香港，还给父亲来过信，说在那边境遇还不错云云，后来大陆的政治运动一浪高一浪，他们便天各一方，不能够书信往来了。
湖南省银行总经理李维城曾与父亲早年共事，之后一直书信往来，再度相聚也是父亲应老朋友之邀，从汉口复兴银行回省行任职，虽然时间不长约一年多，两人互相配合，艰难应对动荡时局，李在银行业务上充分信任父亲，全力依靠父亲处理困难事务，使得湖南省银行保证了整个湖南的金融稳定，在业内有口皆碑，其他银行对于湖南省银行赞誉有嘉。
解放后，父亲到省参事室工作，与同任参事的刘作衡老先生经常来往，刘老是刘少奇主席的亲哥，因为文化程度不高，解放前一直在家乡务农，年轻时杀猪、卖肉，身体好，有力气。解放后政府给以照顾，请他出任参事，他住在离听橘园不远的学功街。他到我们家门口便大声嚷“贡老在家吗” ，声音洪亮，我们便知道是刘老先生来了。父亲经常和他讨论湖南的民生问题，希望多发挥参事作用。父亲很感慨地说“共产党廉洁奉公，不谋私利，刘主席堪称典范，要是在国民党，刘老早就当大官了。”刘作衡老先生在文革时期被批斗致死。
父亲在1949年解放前长期的颠沛流离的生涯中，结识过很多人，有的甚至有相当的地位，由于他的为人及对人的真诚，很多朋友后来成为至交， “我施于人勿记，人施于我勿忘”，对父亲的教诲我们记忆犹新。父亲的这些挚友亦是值得一提的，另外再列举几位如下：
1， 谢霖甫---中国会计学的鼻祖。是父亲在银行专科学习时的老师，也是中国会计簿记创始人，在中国会计史上具有相当地位，他比父亲大几岁，原是父亲的老师，后成为父亲的挚友，在银行业务中对父亲给与了极大帮助，直至1966年去世。
2，唐伯球---湖南省桃源县人，他是一位进步的爱国人士。一位著名的实业家。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反对蒋介石发动反共内战。1946年,参加湖南省参议会竞选,当选为副议长。1948年在上海参加民革组织。1948年12月省参议会改选,当选为议长，1949年8月4日,他参与程潜等在长沙通电起义,和平解放湖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民革中央团结委员、民革中央候补委员、中南财经委员会委员、中南行政委员会参事、湖南省政府参事室主任、省政协副主席。他开办的双利公司,1950年由政府赎买,将自己的一亿元旧币股金等捐献给政府。1960年3月,在长沙病逝,终年70岁。
父亲与唐伯球结识于1938年，因性情相投，所以过从甚密，尤其是在辰溪，父亲在煤矿工作，唐老则主办第一纺织厂，因业务关系两人经常往来，在经济和燃料问题上互相帮助，解决不少问题，感情愈加深厚，后来在汉口，更是几乎天天见面，先俨随父在汉口时，经常看到唐伯球，邓介松两位老人，他很关心父亲和叔叔，使父亲很是感动。
3、沈象初---沈象初是父亲年轻时便有深交的密友，关于他们的轶事，在父亲日记中有多处记载。很凑巧的是抗战时期在辰溪避难，我们两家还是邻居，回到长沙之后也还有往来。父亲经常对我们讲述和沈老交往的故事，赞扬沈老崇高的人品。
4、邓介松---国民党湖南省政府秘书长，湖南和平解放宣言起草者，民主人士。是父亲至交。
5、肖作霖—解放前为省保安副司令并兼任长沙警备区司令。与父亲交往甚密。1949年与程潜举行湖南和平起义。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武汉市政协主席、湖北省政协副主席、中央候补委员等职。参加了武汉长江大桥一桥的建设指挥。«ÿAM??¿s¤www.xx0738.com@SPl¯ `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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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唐生明---1906年生于湖南东安县，号季澧，乃唐生智将军四弟。1930年任第四集团军第八军副军长、代理军长。1931年任军事参议院中将参议。1935年任军事委员会中将参谋。抗日战争初期,任长沙警备司令部副司令、代理司令。1938年春调离长沙,与常德、桃源警备司令酆悌对调。任常德、桃源警备司令。抗战时期父亲在常德中央银行任行长时与唐老交往甚密，解放后仍经常来往。
7、龚饮冰----又名龚再僧，湖南长沙人，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38年初至1942年9月,在上海负责组织日军占领地区的交通情报和财务工作。以商人身份创办建业银行，出任总经理。上海解放后，他任上海军管会财经接管委员会委员、中国银行总经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国家轻工业部副部长、党组书记。后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他是中共八大代表，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二、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三届全国政协常委。
1942年龚与周竹安是挚友，他通过周竹安认识了父亲，曾对周竹安说过，您的岳父金贡安是一位很开明的人士，值得敬佩。解放后，龚任建业银行总经理，诚邀父亲出任武汉分行经理，龚总非常感谢贡老挽救了濒于破产的汉口建业分行，因此与父亲交往至深。
1976年6月26日龚饮冰在北京病逝，终年80岁。
8、彭汉怀—（1876-1952年）字斗漱，号斗漱居士，湖南湘阴人,早年曾留学日本，解放后，彭任湖南省文管会委员。湖南名人，书法家，又善绘画，篆刻尤精，师法西泠诸家，参以大篆，为诸艺之首。彭与父亲至交，解放后书信频繁，交往甚密。
9、符铁年—（1886-1947年）名铸，字铁年，号瓢厂，别署闲存居士，湖南衡阳人，湖南著名书画家，父亲挚友。晚居上海，翕子。符初承家学，七岁写三尺余大字，泐于岳麓山壁，见者不知出于七岁幼童。绘花卉近徐渭、陈道复，书则融合褚、米，各擅其胜。古松怪石，苍润老劲，最为突出。
父亲在一生中能得到如此多的朋友和友人的帮助，究其原因正如他在日记中所述（第69册/2.5）：“我生平对于友人总是以诚信相交，有人有事见托尽力所能使人满意，故我亦多能得友人之力，对于同事亦向秉诚信原则相处，或初时共处不免格格不入，稍久自然融洽，同僚相处愈久愈亲，但到老年朋友逐渐凋零，少年契好缈若星辰，中年缔交者亦多物故，可叹。”上世纪五十年代之后不断的“运动”，使这些老先生自顾不暇，相互之间也不便交往，这是“朋友凋零”之社会背景。
四、 感恩图报
父亲从小就受到传统的私塾教育，后来虽在湖南省立法政专科学校接受新学教育，但一直传承中华民族之美德---感恩图报。
父亲对于父母感情十分深厚，永世不忘他们的养育之恩。他最不能够原谅自己的是祖父去世时，因公务十分繁忙，脱不开身，晚回长沙几日，未能与祖父临终见面，成为他终身的遗憾。每到祖父母的冥诞及忌日，都要进行简单而虔诚的祭奠，还记录于日记中，表示矢志不忘先辈的恩德和教诲。
住营盘街赐闲湖老屋时，民国8年（1919年）因邻居失火，殃及自家，父亲因此而得伤寒，差点丧命，所幸银行同事聂君来家看望父亲，得知病危，马上请好友黄君来诊断，黄抱着试试看想法尽力抢救，开了处方，居然见效，后聂君、黄君在长时间内几乎天天来家观察父亲病情，随机换服中药，最令人感动则属聂君，他是父亲实业银行同事，住的较远，为照顾父亲，数月的来回车费都是自负。父亲在事隔几十年后给我讲述中还唸唸不忘过去的救命恩人，这段经历，也成为他坚持日记的起因，也可以说父亲写日记是从回忆、赞颂朋友的恩德开始的。
五、 忧国忧民
父亲大半生在民族遭难、国家危亡的社会背景下度过，自己和家庭也历尽坎坷，在他的日记中记录了一些重大事件，并有感慨和评论，反映了他忧国忧民、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以强国为己任的精神境界。
辛亥革命之后他很钦佩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主张，认为这是救国之路，于1924年由李大钊的秘书方伯雾介绍参加了国民党，属于早期的国民党员。在北京时，同李大钊在一个区党部，还听过李做报告。
对于当时党国的情况父亲不时担忧，早年他出自于对国民党的爱护，担负分党部的执委，主动做好分配工作，后来对其该党“有组织，无纪律”的现状，以及投机份子利用党国进行钻营牟利实在难以容忍，叹息孙中山先生开创的国民党每况日下，作为普通党员也无回天之力，又绝不能够同流合污，便而逐渐疏离党务，专心致力于实业，希望通过自己努力，实现实业救国。到解放后，父亲评价国民党和国府如是说：腐败到这种程度，哪有不亡党亡国之道理！
解放后，他对于新中国十分热爱，一方面感到中国人民真正站起来、扬眉吐气了，另一方面也努力学习，抓紧改造自己，尽量跟上当时的“形势”。对于政府让他担任省政协参事的照顾安排，十分感谢。直到动乱初起，被“革命小将”抄家，虽然想不通，仍然尽力克制，没有流露出不满情绪。
六、 处事睿智
父亲处事谨慎小心，勤于思考，虽然忧国忧民，富于正义感，他认为对于当局应当补台，而不是拆台，这可能与孔老夫子维持正统的思想有关系。同时，他认为搞政治风险大，自己只能搞搞实业，养家糊口。他讲的一些故事也反映了当时中国动荡的社会以及普通公职人员以及老百姓的生活。
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父亲与几个同事在家中议事，已经念高中的大哥金先伊从学校回来说，明天参加游行。一个同事说，小孩子不要去，不安全。于是大哥没有参加，接着发生了警察镇压学生的流血事件，死伤了不少学生。
1927年4月，发生了举国震惊的“四一二”政变”，父亲在上海出差，到邮局发电报，邮局办事员是一位老先生，对父亲说，当局正在清查共产党分子，你的名字还叫“共安”，牵强附会的解释就是“共产党平安的意思”，当心把你抓起来！父亲灵机一动，把“共”改成“贡”，一直沿用后半生。
上世纪三十年代初，一次他从上海乘船到天津，路过大连，日军上船突击检查，幸亏负责头等舱的茶房（服务员）对于这位先生很关照，赶紧跑来告诉父亲事先作好接受搜查的准备，于是父亲把随身带的几本写有痛骂日寇的日记和国民党党员证放入垃圾桶内，装着上厕所的样子，将日记本倒入海里，躲过了一劫。
日军轰炸常德，父亲的住处被炸起火，损失了很多东西，他最感到可惜的是有两本日记被烧毁。
解放前夕，父亲在湖南省银行任副总经理时，负责发行湖南省银圆券，起到稳定经济的重要作用。此后又冒着生命危险，拖延了白崇禧索要巨额省币的时间，避免了湖南省的经济损失。解放后，他认真学习，努力改造思想，力图跟上新时代的步伐，从容应对历次政治运动，特别在震动实业界的三反五反运动中，他在放包袱的检查中交代，曾经收过xx经理送的绒衣裤一套，后来自己又给对方还了价值相当的礼物，“打虎”工作组予以甑别，定性为”不算受贿”，并且批准父亲作为打虎队副队长，专门作有问题对象的思想开导工作。就是在文革初期被抄家，精神与生活倍受煎熬时，也仍然与母亲互相安慰、鼓励，期盼着“云开日出，柳暗花明”的光明前景早日到来，可惜，年岁和健康不饶人，他未能活着见到那一天。
七、 热爱家庭
说到父亲对家庭的亲情，必然要提到父亲的元配张夫人。父亲与张夫人于清光绪丁未年（1906年）结婚，先后育有4男2女，我们只见过大哥金先伊及大姐金先倜，他们是我们同父异母的姊妹。张夫人于民国19年（1930年）7月3日因肠痨（现称为肠癌）在北平去世。父亲极为悲痛，按当时习俗为张夫人进行了隆重葬礼，在张夫人灵前亲书挽联，后将灵柩安放在当时北平法源寺，拟找机会运回家乡，直至两年后即民国21年（1932年）7月才找了机会用火车专运到家乡—长沙县安沙花桥扬金坡土葬。后来，父亲在日记中，曾多次以极长篇幅回忆与张夫人的恩爱之情，在张夫人去世之后，父亲度日如年，掐算七日周期，因为按照中国传统说法，亲人去世后，家人应当哀悼七七四十九天，在末七日的日记中，父亲写道“今日为内子末七日期，日月如流忽忽已五十日矣，余与内子结儷二十余年，除求学期间别离属年，初至上海及北京时别离两年，其余省居京居，总是形影不离相依为命，伉俪之情素称笃厚。”可见父亲对原配张夫人的情深意篤。张夫人去世后，父亲对张夫人的亲属还自始至终关爱照顾。
父亲对于我们的母亲周慧芳也是一往深情，濡沫相处近四十年，渡过了国难时期的风风雨雨，尽力支撑这个来之不易的家庭。他们从来没有红过脸、吵过架。父亲脾气比较急躁，母亲见到父亲发脾气时就不吭声，父亲马上意识到自己有点过份了，等到父亲消气后，母亲则平和地说出开导和安慰的话。由于他们的言传身教给儿女们作出表率，为了儿女的成长真的是呕心沥血。
父亲对其亲属也是尽力帮助，如对自己同父异母的弟弟（我们的叔叔）金惕安，就是一手亲自培养直至成家立业，因父亲与叔叔年龄相差较大，父亲1929年在北平大陆银行工作时，考虑到远在家乡的弟弟正值青年时期，怕他误了前程，将叔叔接到北京，父亲照顾很周到，后叔叔进北京辅仁大学读书，直至毕业，并找到一个较好的工作。
1964年叔叔调职山东工作，因生活艰难，得了急性盲肠炎不幸病逝，得知此消息父亲悲痛至极，很长一段时间都未摆脱那种思念之情。为此特将珍藏多年的珍贵的三希堂法帖原拓出卖得100元寄给婶婶作为叔叔的安葬费，可见父亲是多么执爱这位同父异母的弟弟。
八、 疼爱儿孙
父亲一生经历两次婚姻，深切体会到人生的悲欢离合，父亲对儿女极关心体贴。
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张妈妈因病去世，留下四个儿女，后来先健、先侃夭折。父亲最疼爱的应该是大哥，大哥金先伊，最早受父亲的教育及关爱，他的升学，工作都是父亲亲自安排，大哥一生命运多舛,每在困难时刻总得到父亲关心及资助，使他得以渡过难关，就我们所知：如刚刚解放时家中重大失窃，1953年三反五反时又因某些经济问题而被停职退赔达几百元，工资扣发，多子女要抚养，生活极艰难，父亲则每月接济生活费并资助了大部分退赔款。60年代困难时期在铁路农场工作时丢失购牛款600多元，无力偿还，父亲想方设法接济，这在当时是相当不易的。大哥先伊一直在铁路部门工作，享受免费乘车待遇，旅行很方便，一年有几次回来看望父亲，父母照例是好菜好饭招待，父子倆喝酒聊天，天南海北，无话不谈。解放后，大哥的待遇下降，家里小孩又多，二婚之后，又添三个孩子，全家十几口人，难免捉衬见肘，估计父亲不时予以接济，可能这就是父亲没有多少存款的原因，这是到父亲晚年我们才察觉的。
父亲因为经历两度丧明之痛，对于未能保证下一代的生命安全深感懊悔和自责，其所以1940年退出中央银行除了表示对于诬告的反击外，更重要的原因是父亲要全力照顾这个家庭和幼小的孩子，我们从他这段时间的日记中充分体会到他的慈父之爱，我们几个兄弟姐妹顺利成长充分体现了父母亲的良苦用心。
父亲对孙子们更是体贴，凡是孙儿女们的资助要求，他尽量满足，当时几个孙女的学费常是他资助的，几个孙子每到假期都在长沙家度过一段时光，祖父为他们嘘寒问暖，购衣置物，极具爱心。在1956年他专门购了十多个毛主席像章，是银质镀金的，每个价值6000元（旧制人民币），除了我们每人一个外，还寄给远在广州的孙儿孙女们，当得知小六（金泽宜）没得到像章时，他还专门为小六买了一枚寄去，说对小孩也不能失信，其认真态度令人敬佩。
1959年暑期大嫂曾带小九来长沙住近一月，父亲还特别关照母亲安排好他们生活，还让先俨带小九去游泳。
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分别在长春和武汉读大学的四侄金泽宸和五侄金泽益在寒暑假到家中短住，父亲对他们十分疼爱，详细询问学习生活情况，讲述老金家的历史故事，启发做人的真谛，叮嘱多注意身体，既然来了，就安心休息玩耍，父亲还特地让我们陪侄侄们到长沙的名胜古迹走走看看。在他们离别返校之前，父亲也照例塞给一些零花钱，两个侄侄回忆说，在爷爷这里真正感受到家庭的温暖。
九、 关照亲朋
对于处境困难的亲戚朋友尽可能地予以照顾。抗战时期长沙大火之后，常家姨妈带着表哥和表姐辗转来到湘西，投奔我家。当时，姨夫刚刚去世不久，房屋、家产被大火付之一炬，她带两个小孩，生活没有着落。父亲和母亲看他们实在可怜，念及旧情，接待了他们，姨妈也帮家里做些力所能及的家务，以便能够把年幼的孩子拉扯大。从辰溪到长沙，两家共同相处十多年，直到解放后，表哥已经自立，才搬离我们家。表哥常申球和表姐常美伦自立后也经常说，“我们是金家姨爹教育成长的。”
父亲有一个侄侄，叫金渭清，是三堂伯的孩子，也跟随到辰溪，父亲替他找了工作，他不走正道，染上了赌博的恶习，每一次输了钱，欠了赌债，便跑到我家对父亲说“十三叔，别人又逼我还债，我没法活了。”父亲十分生气地训斥他 ，然后，又不忍心看着他东躲西藏，让他写出债主名单，父亲筹了款，按照名单去还钱，他不敢让金渭清自己去还，怕他再去赌博，如此这般，搞了好几次，周围的朋友都说“这位金先生真是可以，叔叔替侄侄还赌债，世间少有。”后来金渭清参加国军的青年军，到云南、缅甸一带作战，算保住了性命，但是也受到艰苦锻炼。抗争胜利后，金渭清转到长沙裕湘纱厂工作。
父亲很看重老一辈的情分，关照老家的同乡和远亲，时值抗战时期，在家乡难于维持生活的王师傅和易师傅投奔到我们家，老王师傅和他的儿子小王师父在我们家主持炊事，都能够做一手好菜。易师傅刚到我们家还是年轻小伙，身强力壮，干一些力气活，父亲每月都发给工资，使他们能够接济家里，养家糊口。后来小王师父还随父亲去汉口复兴银行工作，便一直留在那边。
十、 生活多彩
父亲不但社会阅历丰富，而且爱好兴趣广泛，对于种菜、养鸡、养花、钓鱼、扎灯笼、扎风筝、制蜜饯、下厨烧菜几乎样样精通。文字修养高深、书法精湛。
父亲幼年时在乡下一边念私塾，一边也参加力所能及的务农，对于农事活动十分熟悉，也对大自然十分热爱。他到中年，虽然公务繁忙，但是仍然忙里偷闲，从事种花、养蜂、修理之活动。至老年，生活安定，对于自然情趣仍然不减，又有其突出特点，父亲把休闲活动与提升情操相结合，值得晚辈效法。
父亲在小时候认真学习四书五经，练习书法，课余时间，他热衷镌刻，经过几年的实践，达到相当好的水平，后来在一次雕刻中，一小片石头渣蹦到白眼球，流了不少血，加之后来公事也太忙，只得放弃这项爱好。到了我们稍懂事，父亲把他早年收藏的章石分给我们玩耍，有珍贵的寿山石、玛瑙石和鸡血石，在青色底石上散布着鲜红花纹的鸡血石十分古朴精美，父亲给我们叙说关于中华文字和镌刻的历史故事。强调“字是敲门砖”的道理，要求我们从小认真学习语文，练习好毛笔字，所以我们兄弟姐妹的写字都还可以。
大约1925年，父亲旅行路过九江等轮船，正好北伐军路过，交通受阻，闲着无事，在江边看到清澈江水，游鱼成群，他买来鱼杆、鱼线，施展钓鱼技巧，引起路人围观，以致人多使趸船倾斜，一会儿钓上几斤白条鱼，请旅店油炸，作为下酒菜。再过一日，北伐军路过此处，开饭时，吃白米饭，没有菜，父亲买了一坛豆腐乳，亲自夹到战士碗中，表示慰劳，长官当面感谢。
在辰溪逃难的几年，父亲不但策划指挥，而且亲自动手，在住房周围开荒，种菜、养猪、种果树，还在两个池塘中养了鱼，到了快过春节时，都要杀一头猪，一时吃不了熏制成腊肉。
他办事严谨，有条不紊，也体现在家务方面，春夏秋冬干什么事情都有章法，决不随心所欲。比如正月紮灯笼，三月做风筝，清明节吃荠菜煮鸡蛋，四月吃金银花煮蚕豆，端午节吃大蒜红烧肉。夏天钓鱼、钓青蛙。十月，他亲自用寒菌做菌油。天气再冷些，他和母亲做腊八豆和腐乳。元旦前和春节前都要做腊肉和腊鱼。有一年秋天，他买回来一篮大枣，用薄铁皮做成小工具，让孩子们把枣子切上道道，然后经过蒸、晒、腌几道工序，做成美味的蜜枣，并且规定每人每天只许吃两个。他种的蔬菜都收获颇丰，西红柿长满棚架，自家吃不完，拿到集市出卖。到了天凉时，他用草把草莓盖住，草莓依然不断结果；他采摘木槿花，煮鸡蛋汤。冬天种的冬苋菜，鲜美可口；为了给小孩治咳嗽，清晨，他拿着小杯子采集芭蕉树的花蜜。
他喜爱养植花卉，业余时间伺弄花草作为消遣，在听桔园时，有一年冬天，外面下着鹅毛大雪，客厅里的兰花、茶花、迎春花竞相开放，绚丽多彩，幽香扑鼻，父亲在红纸上写“瑞雪兆丰年”，粘贴在花盆上，给孩子们讲述关于这些花的故事，我们听得津津有味，实际上，他是对我们进行生动的家庭教育。
父亲那时候年富力强，心灵手巧，他经常给孩子们一个意想不到的惊喜。俗话说，”正月龙灯，二月风筝”，当春风徐来时，父亲用细竹丝和桑皮纸，做出漂亮的风筝，在山坡放飞，飞得很高，还拖着长长的红绿尾巴。夏季，池塘里成群的青蛙，一到晚上便咯咯地叫唤，这叫”虾蟆闹塘。”父亲将竹竿拴上线，再绑一小团棉花，钓青蛙，这需要高超的技巧，用手轻轻地抖竹竿，青蛙把棉花团当虫子，咬住便不松口，另一只手拿着网子去接，青蛙便掉入网中。
他在家时，中午吃饭前，要喝一小杯酒，一般是他自己泡的药酒，母亲则替他准备一点下酒菜，如花生米、腊肉、熏鱼等，我们在旁边时，他都让尝一点，有时还让尝尝带苦味的药酒。他一边品酒，一边看书，看的都是线装的古书。
十一、 清廉磊落
父亲一生经历三个时代：满清、民国和新中国，他深知旧社会的苦难，旧官僚的腐败，新社会的光明，对于共产党、新中国由衷拥护。他为人正派，坦荡待人，对于工作兢兢业业，克己奉公。
父亲在旧社会，可以说是有地位、有钱财的成功人士，长期担任银行经理的高职，手边的黄金、白银和钞票、流进流出，经过他手的何止千万，他笃行”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准则，认为这些都是国家的钱，老百姓的钱，只有负妥善保管的责任，绝对不能行自私攫取的勾当，他对于贪财的人不屑一顾。按照一般人的理解认为，贡老要想搞钱太容易了，让印钞机多转几下，成千上万的钞票便到手啦。父亲说，讲这种话的人缺乏常识，票子能够随便印吗，那要出大问题的。老年时他给我们讲故事说“成箱的钞票转运或者新钞票印出来，好多次夜里值班，我都是躺在票子箱上面睡觉的，尽管门外有拿枪的警卫站岗，还是不放心，千万不敢出问题，都是老百姓的血汗钱啊！”
抗战胜利后，全家从辰溪迁到长沙，父亲把桐湾溪的房子拆掉，将地板、梁柱、窗户、木门等有用之材随船运到长沙，用来建造听橘园的新屋，一些亲朋好友都难于理解，认为金贡老是在装穷。父亲对家里人说，我要是有那么多光洋，谁还去费这么大的劲搬运这些木头。
到了晚年，由于政府照顾，父亲出任湖南省政协委员和任职省参事，他时刻把党和国家对于他的关照铭记在心，并对我们进行教育。他说，是共产党和毛主席的关怀我才有幸福的晚年，很不容易了，没有干多少事情，却享受处级待遇，每月108元，恩重如山啦，你们能够入党、参军、上大学，都是托共产党和毛主席的福，我们不能忘记这个恩情。
他在垂暮之年身体尚可，由于文革动乱的冲击受到很大刺激，身体才每况愈下，虽然思想上十分不理解，但是从来不说对于党和国家的埋怨之言，直到临终前，依然是“笑对人生”，这应验了他常说的话，“我好歹也是国家干部呀”，他的原则性是非常强的。
当父亲去世之后，清理他遗留的财物，发现仅有的一张存折上面只有900元钱，这可是搞了一辈子银行经理的老人的遗产。周围邻居都交口称道：“像贡老这样廉洁奉公的高层人士，打灯笼都难找到。”
他遵循“非礼勿听，非礼勿视，非礼勿动”的儒家行为准则。很多有钱人三妻四妾，但是他从来不近女色，不”沾花惹草”，他认为作为一个长辈事事都应当给儿孙作出榜样，好色之徒是人格低下。他厮守爱妻，关爱儿女，使家庭亲朋和睦相处，其乐融融。
第三节 父亲教诲
一、培养习惯，严格要求
父亲注意培养我们良好的生活习惯。
首先，他教育我们热爱劳动，从小要勤快，不要懒惰。“不劳动者不得食”是他的口头禅。在辰溪桐湾溪时，他把培养劳动习惯和游戏玩耍结合起来。菜园子里青菜生虫，父亲叫孩子们捉虫子，为了提高积极性，实行奖励，十条虫子给一百元钱，当然是两位姐姐得到的奖励最多，哥哥其次，弟弟们的成绩最差。到了听橘园，父母培养小孩从小做家务，扫地、洗碗、檫桌子、洗菜、切菜、炒菜、挑水洗衣服、缝补衣物等，姐姐和我们兄弟到十岁时都能够生活基本自理，能够做简单的饭菜。节假日洗衣服、大扫除，每个孩子都负责力所能及的一部分。孩子们放学回家，只要见到母亲或外婆在忙家务，都能够主动帮忙。周围邻居说，“老金家的孩子没有少爷小姐的架子” 。
其次，他教育我们做事情要有始有终。父亲平时对我们要求很严格，无论是学习、家务、行为举止，都强调“不做则已，要做便做好” ，做事情应该“正儿八经” ，不许嘻嘻哈哈。干事情应该专心致志，不能够心猿意马。在启蒙教育时，强调念书学习的严肃性，要求“心到、眼到、口到、手到” ，应当“正襟危坐” ，不许“东歪西倒” ，亲自用手扶正我们看书、写字的姿势。在日常生活中提倡孔夫子的“食不言，寝不语”的教诲，让我们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
第三，他教育我们办事应该有条有理，按照规矩做事，强调“没有规矩不能成方圆” ，很多事情父亲都亲自动手带领我们一起做。家中某件东西坏了，他抽空找来工具进行修理，他积累了很多铁工和木工工具，比较精巧的工具放在一个铁皮箱中，随时可以方便使用。
第四，要学好样，不许学坏样。从我们稍微懂事开始，父母便谆谆嘱咐，做人应当有个好样子，不许说脏话，不许学痞子样，不许骂人，更不许打架。“骂娘”是当时长沙的粗痞歪风，有的人甚至成为口头禅，父母绝对不许我们沾染这种坏习气，一旦犯戒，必定重罚。
二、孝顺友爱，尊敬师长
父亲提倡“严父慈母，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尊敬师长”的中华伦理道德。
父亲一直对于祖父和祖母怀念敬仰，强调做人不能够忘本。祖父的遗像是父亲请工匠特地制作的瓷版画，绘画细致入微，神情逼真，用红木像框嵌装，摆放在客厅正面的香案中央。父亲经常说起爷爷、奶奶的故事以及对他们兄弟的教育。祖父饱读诗书，但是仕途不嘉，多次应试科举，只在乡试考上秀才，为了谋生，在乡下开办私塾到了知天命的年岁，在和丰火柴厂任职后，生活才过得好些，父亲追忆祖父的为人是“清廉、清高” ，使我们从小就知道爷爷一生也很不容易。
对于孩子们的待人处世，父亲都严格要求，对长辈的称呼，不许直呼名字，应当带“您老”的尊称。走路时主动给大人让路。吃饭伸筷子，不许从别人下面掏，也不许在菜碗里挑来检去。有时候看到我们兄弟吵嘴打闹，便十分严厉地制止和训斥，经常说“兄则友，弟则恭”的道理。
父亲对于小孩的学校和老师十分尊敬，教育我们在学校对于老师要有礼貌，要听老师的话，每当新学期开学，他总是要询问我们的学习情况和老师的情况，叮嘱我们要好好听老师话，努力学习。
父亲和母亲的关系亲热和谐，一辈子没有吵架红脸，父亲到老年时还津津乐道，引以为自豪说“我和你妈没有拌过嘴，主要是她的脾气好。”
对于邻里父母遵循“责己严，待人宽”的原则，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同邻居搞好关系，和睦相处，彼此客气，但不深交，主要是既没有共同语言，也害怕让小孩沾染坏习惯。因为我们家房子比较宽敞，客厅比较大，在解放后这里成为居民组活动的场所，母亲被推举为治安委员，每次会议，都是她最后强调，警惕盗贼，预防火烛。每晚拿着手电筒，由我们兄弟姐妹中的一人陪同，挨家挨户检查水缸满不满，炉子封没封好，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坚持了十多年，直到七十多，腿脚不灵便才停止活动。父亲虽然没有参加这些活动，却常常感慨一番，“共产党真了不起，能够把老百姓组织到这种程度，真是新旧社会两重天啦” ，同时也夸奖母亲为大家服务办事认真踏实。
三、 正直做人，追求上进
父亲从小教育我们“学会做人，要走正道，要做君子，不做小人” 。君子就是应当为人正直，表里如一，踏实诚恳，为国家、为社会多作贡献。
父母强调诚实，绝对不许小孩说谎话，从小就给我们讲“狼来了”的寓言故事。父亲经常口诵古人的经典名言，讲解历史典故，让孩子受到中华优秀文化的熏陶。他为了形象化教育，经常有意识地说一些亲戚、朋友的故事，如某某待人处世如何值得称道，某某人不讲诚信，而自食其果。
在辰溪，虽然我们还很小，父亲也严肃地列举xx的事例，对大家进行教育，他说“xx从小是被溺爱、惯坏的，他们家的大人就爱打牌赌钱，小时候便跟着学，他老子还夸奖他如何聪明乖巧，养成了不良习惯，走上了邪路。”还列举xx哥的例子，说他小时候看到老人抽鸦片，觉得好玩、模仿，因而沾染了这种恶习，后来费了很大周折，才戒了烟，不然，这一辈子就完了。父亲说“当时你们祖母也偶然抽一两口，她抽时，我都不到她旁边去，以免沾染。”由此教育我们如何在社会立足，对于周围事情应当区别好坏。
父亲还提醒我们交朋友应当慎重，讲述“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道理。父亲常常说“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甜如蜜”，“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旧社会情况复杂，由于职业的关系，他不得不和三教九流的各种人士打交道，而且自有一套准则：对于上峰是敬而不媚，对于同级则团结共事，对于权势不卑不亢，对于恶人敬而远之。他最不屑那种市侩气息，教育我们保持高尚情操。
四、 刻苦学习，掌握本领
父亲对于我们的学习十分重视。
对于我们的启蒙教育时间都在四岁，开始认字、写字，五岁去上学。经常说“要写好字，这可是敲门砖呀”，虽然我们上中学了，没有写字课，他还提醒：寒暑假也应该抽空练习毛笔字。
父亲高兴时拿出那只使用多年的红木算盘，给孩子们表演珠算技巧，一边念口诀，手指飞快地拨动算珠，加减乘除，随心所欲，他还用左手打算盘，右手记账。他让我们练习加法，从一加到三十六，等于六百六十六，我们几个兄弟姐妹谁也没有学出来，当然，这也与我们不搞金融专业有关。
不论在家或在外，他经常询问我们的学习情况，关心我们的进步。每次来信都要求母亲严厉管教，加紧督促，让我们把学习搞上去。当学习稍有进步，便加以表扬，辅助物质奖励。学习成绩突飞猛进时，书信中则不提学习如何，而是对于我们的身体健康关怀备至，强调注意饮食起居，保证睡眠休息，一再叮嘱不要把身体搞坏了。先伋和先仲一直在长沙上中学，远离家庭，也受到父母的关爱，每两周便写信过来，询问学习及生活情况，隔一段时间邮寄一些用品或糖果，一年大约有三、四次，使他们感受到家庭的温暖。寒暑假回到汉口，父亲都让他们先报告学习和思想情况，看到孩子成长进步，表扬有嘉，让母亲做可口饭菜，亲自下厨做红烧肉，以示慰劳。父亲经常说“一个人只要有真本事，自然会有人找你，别人都请你去，不愁没有出路。”这也是他自己人生经历的写照和悟出的真谛。
五、 克己奉公，办事认真
他经常教育我们，一定要把公家的事情放在第一位。
父亲常常讲述开办多处银行，主持银行搬迁，遇到复杂情况，如何妥善处理的故事，只要想办法，和大家一起共渡难关，就会出现“山穷水尽疑复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转机。在辰溪避难的那段日子，父亲先后在常德中央银行分行和辰溪煤矿工作，并负责开办了辰溪央行办事处，他每天早出晚归，准时上下班，兢兢业业，踏踏实实地搞好业务工作。
对于孩子们印象最深的事情就是长沙和平解放前夕，国民党的飞机连续多次轰炸长沙城，父亲安排好全家人躲警报，而他照常坚持到湖南省银行上班，当时，老百姓害怕飞机轰炸，尽量不出门，街上没有多少行人，他仍然早出晚归，母亲和我们都十分担心他的安全，他却淡淡一笑说“现在是非常时期，我和维城兄动员省银行的职工都坚持上班，一天不开业都会影响到社会安定，要是真的运气不好，除非炸弹掉到头顶上，那真的是听天由命啦，想想还不至于吧” 。他身体力行，感染教育我们，使其培养为国为民的信念。
六、 戴德感恩，传承文化
父亲经常讲述爷爷和老家的故事，为的是让晚辈明白，祖先经过艰苦创业，才有我们金家今天的生活，他从老祖宗金日禪讲起，一直到爷爷这一辈。每年中秋节和春节，由父亲主持，举行祭祀祖宗的仪式，都是在晚餐后进行，他把一条围布拿出来，那是锦缎面料的湘绣，上面是龙凤呈祥的精美图案，围在桌子上，上面摆放香烛、贡品、和水果。大家依次下跪磕头，先是父亲，然后是母亲，再就是小孩，当然只有金姓家人拜祖宗，其他人站在一旁看热闹。春节还点燃一注长寿香，一直燃到大年初一早上。仪式很严肃，不许嬉戏打闹。
在元旦那天，父亲把事先准备的红纸裁成16开大小，让我们使用砚台磨好墨，每个人都写一张“元旦发笔，万事如意”，姐姐、哥哥写的好，父亲夸奖一番，让弟弟们向他们学习。通过这些具体活动，教育孩子们感恩知报，同时也是对于中华文化的潜移默化的传承。
父亲一直保存着两个大书柜和几个大木箱的书籍字画，每年夏末秋初，都要拿出来晾晒，同时欣赏一番，给我们讲一件件“珍品”的故事。为了收集这些字画，他花了不少金钱、精力，在抗战时期逃难时也没有丢失，他回忆从扬州撤退到汉口时，搬运工人闲聊说，这位银行经理真有钱，装票子的箱子都这么沉，两个人抬都很吃力。这些话被父亲听到，在中间歇息时，父亲对这些工友半开玩笑地说，各位伙计，你们说这箱子里装的什么东西。工友们起哄说，老板，您这么阔气，这里面当然是钞票啰！父亲当场打开箱子，让大家看，只是一些书籍和字画。工友们说，没有想到您这位老板只爱书不爱钱。
父亲打开他最欣赏的珍品给我们解释，这是某位画家的杰作，那是某位朋友的题词。他最欣赏的一幅画，是叔叔为了祝贺父亲的六十大寿，请著名画家齐白石先生画的虾，一共六只，活灵活现，跃于纸上，当时叔叔托关系，还花了六十块大洋的大价钱，才得到白石老人的精绘真迹，这幅画可惜没有流传下来。还有一幅大型的中堂，挂在客厅的中央，作为爷爷遗像的背景，寓意深刻。该画的题记是“体兰石之操”，上面画的是兰花和石头，自然、飘逸、坚实，结合为一个整体，也是出自一位名画家之手，父亲经常以“兰、石”自励，也是教育培养我们高尚的情操。这幅画在文革抄家中流失。大姐夫周竹安也喜爱字画，到解放后，也热衷收藏，他对于父亲的字画做过评价，他说，你爸很爱好书法字画，他的书法很有水平，但是你爸的字画出自名家的没有几张。这也反映出父亲虽然有所爱好，但是由于经济清贫所限，没有能力收藏较多精品。父亲在文革刚刚开始不久对母亲说过，你们把那些字画、旧书都当废纸烧掉算啦，免得将来添麻烦。母亲没有敢就此办理，后来事情的发展果然不出父亲所料，由于天灾人祸，父亲的字画日记几乎全部被“扫荡精光” ，文革之后，先俨到政协参事室开了介绍信，到省市图书馆打了几次交道，索回了父亲的部分日记和于右任给父亲的亲笔题词，大部分均已经流失，十分可惜。
给孩子们印象深的还有从扬州运回来的整套红木家具，香案、桌子、茶几、椅子等，那是从一位盐商手中转买的，每件家具不但都用紫檀木雕刻制造，全部榫接，没有一颗铁钉，手艺高超，堪称精品。在三年困难时期，父亲为了全家的活命，能够不至于挨饿，发狠心卖给古董商，虽然一直感到可惜，但是他觉得只能够这样处理，一是这些是旧社会的老古董，总是带有封建官僚的色彩；二是你们几个孩子都是国家干部，在外地工作，不可能守住这份家业；三是形势变化无常，发生什么情况难以预料。到了文革抄家之后，父亲对母亲说，幸亏把那些家具卖掉了，不然，还不是被“红卫兵”一把火烧个精光。可见父亲就是这样忍痛割爱跟上“革命形势”发展的。这种具有时代烙印的案例，实在令晚辈们伤感惆怅。
七、 不信鬼神，提倡科学
父亲一生崇尚儒家学说，领会孔夫子只信天地，不信鬼神的道理，再加上新思想对于父亲的影响，他认为应当提倡科学，不能愚昧，更不能搞迷信。我们从来没有听他说过关于鬼神、宗教之事。
一次，我们从相册里翻出一张旧照片，那是一个打扮为弥陀佛的人在打坐祈祷，父亲说这个人是他早年的一个关系较好的同事，热衷于吃斋念佛，大家都以为他求佛得道，心宽体胖，称赞他弥陀转世，他自己也十分得意，没料到年纪轻轻，即得了中风，医生也无回天之术，撒手西去，苦了他一家老小。父亲说“当年还提醒他，别过分迷信，他不以为然，终于酿成悲剧。”
母亲有文化知识，也从不去庙里烧香拜佛，曾经有好心人劝母亲信奉佛教或天主教，她都是一笑了之，答曰“还是过好眼下的日子吧。”偶尔去一次长沙城东的开佛寺，还是姨妈张罗着去的，也算是领我们郊游，估计父亲跟她打过招呼，不让搞迷信活动。
外婆则按照多年习惯，每晚睡前，在屋子的东南方烧一柱香，拜观音菩萨，念一遍”大悲咒”，父亲听其自然，也不干涉。
他对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十分关心，也认为实业救国、科学救国是中国必经之路，鼓励我们学得一技之长。解放后，他对于国家的建设发展十分关心，看到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飞速进展感到欢欣鼓舞，也激励我们学习工科专业，学成之后，报效祖国。我们兄弟姐妹能够在各自专业上小有成就，和父亲的鞭策鼓励是密不可分的。
八、热爱祖国，热爱新社会
父亲在少年时期就认为中国国力贫弱，社会落后，被列强欺侮，期望有朝一日中华崛起。在青年时期走上实业救国道路，决心以实际行动建设国家，改变中国落后面貌。由于受到儒家正统观念的影响，他认为对于当局应当采取“补台”而不是“拆台”的态度。对于孙中山、蒋介石和毛泽东这些不同时期的国家领袖都是尊敬的。在抗战时期，痛骂日本鬼子的残暴兽行，坚决支持抗战，十分痛恨汪精卫等卖国贼。抗战胜利后，他在辰溪城里买回来蒋介石头像的邮票，让我们好好收藏，并教育我们说“抗战胜利了，中国终于有了出头之日，蒋委员长领导中国抗战胜利，功劳盖世。”
在解放后他对于共产党、毛主席十分钦佩，为新中国的成就感到自豪，认为人民政府真正能够为人民办事。父亲认为自己是旧社会过来的人，应当抓紧政治学习，主动进行思想改造，努力跟上新中国前进步伐。在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都是认真学习检讨，进行自我批判。他经常看报，积极参加银行和参事室组织的政治学习。后来年迈，眼力不济，便买了一台红灯收音机，每天晚上八点，准时听中央台的广播。有时他让我们唱革命歌曲给他听，并夸奖唱得好。五十年代，他曾经写信给党中央和毛主席，歌颂新社会，赞扬毛主席和党中央领导有方，把一个贫困落后的旧中国，建立成为自立自强的新中国。中央办公厅很快回信，十分感谢金老先生对于新中国的由衷热爱，希望他能够继续参政议政，发挥余热。父亲一直珍藏这封回信，不时拿出来展示给我们看，并激励我们学好本领，努力建设国家，争取早日入团、入党，我们兄弟姐妹几个的争取入团、入党都是父亲促进和支持的结果。
九、 勤俭节约，杜绝浪费
父亲提倡勤俭持家，经常教育我们：家里的条件虽说不如家财万贯的富翁阔佬，但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应该珍惜当前的生活，不要“暴殄（tian）天物。”我们听不懂，他便加以解释，就是指：不要“随意浪费上天赐给的、赖以生活的东西。”
父亲离家比较长时间回来后，一定会翻看母亲记的流水账，同时还打算盘计算，收支能否平衡，母亲则在旁边等待父亲的问话，看到不合理的花费，父亲便问母亲，这一天怎么花多了，为什么对不上账。有时母亲也不耐烦地说，家里的事情很多，买菜、做饭、打扫、洗漱、照顾小孩，忙里忙外，每天能够记账就不错了，那里还能够那么准确。父亲则严肃地说，我们这么大年纪了，确实无所谓，关键是要给孩子们作个好榜样，办事情应该严格要求，不能出差错。母亲只得点头称是。我们在一旁看到，心中暗暗发笑，认为“姆妈（这可能是保留扬州人的叫法）说得对。” 因为流水账上面记的孩子零花钱都只有四、五百元（相当于现在的四、五分钱），实际上都超过此数，母亲没有敢如实记录。
在日常生活中，父亲对我们严格要求，如吃饭不许掉饭粒，若掉了一定要检起吃了。饭菜一定要吃完，不许剩菜剩饭，更不许随便倒掉。不许讲究穿戴打扮，挑三拣四，能够得体保暖就可以。不许乱要钱、乱花钱，更不许私自拿钱，每天让母亲只给每个孩子一百元（相当于现在的一分钱），这也是担心我们吃零食不好好吃饭，影响健康。要买大一点的物件，一定要父母的许可。实际上，零用钱就放在大立柜的中间抽屉内，我们都不会自己拿钱花。
对于能够利用的衣物、用品都不能够轻易扔掉，而是修补好了再穿、再用。比如衣服、鞋袜、雨伞、胶鞋、文具等，稍有损坏，都及时修理。那些走街串巷的补锅、修伞、掌鞋的手艺匠都把我们家当作老主顾，定期来上门服务，父亲在场时，匠人都会精心做活，父亲也和他们聊聊天，了解一些修理技巧和社会底层情况。
父母也是身体力行，对于用过的纸张、线绳、铁钉、木块、瓶罐等都要集中保存，不随意丢弃，以便废物利用。家中的铁木工具，都是父亲逐渐添置的，全家从北到南大迁移，都没有丢弃遗失。孩子们稍大些，能够自己缝补衣物，修理小物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