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重生之爱上前夫军人:听鹂草堂轶事（续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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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长沙解放
第一节 迎接解放
当时解放战争已经开始两年，街上出现了“戡乱救国，剿共联防”的标语。国军打不过共军，想守住长江以南的半壁山河，杜鲁门给蒋介石军事援助，斯大林劝说中共到长江止步。然而，毛泽东和中共不信那个邪，决心把革命进行到底。父亲常常感叹，”这是什么世道，不停地打仗。”
1949年4月，解放军攻克南京，白宗禧部队退至湖南，准备死守。陈明仁和程潜看到国民党大势已去，准备和平起义。这一行动的策划者与组织者就是我们的大姐夫周竹安，他是当时中共湖南地下党委的主要负责人，公开身份是开设在南门八角亭的xx绸缎庄经理。每到节假日，姐夫和大姐带金湘田经常到我们家来，他们西装革履、绫罗绸缎，有钱人的打扮，名义上是看看父亲，实际上是为了收集情报和掩人耳目，可能父亲也不知道大姐夫的真实身份，只认为他不是一般人。常说对他说省里又开了会议，程颂公（省里的干部称程潜）讲话主张不要硬拼，不能再让老百姓生灵涂炭等等。
大哥金先伊自交通大学毕业后一直在铁路上工作，直到担任太原铁路局的局长。大约1948年下半年，解放军攻打太原时，他们全家逃出来，途中受阻，还被当着国民党军政人员俘虏关押，他被绑在柱子上，手上伤痕累累。费很大劲，趁机逃跑，和大嫂带着七个孩子从山西逃难到长沙。父亲忧喜交加，这是我们大家庭唯一的一次大团圆。大嫂是沈阳人，既漂亮又能干，她把金银首饰藏在南瓜里，才带了出来。大哥的遭遇也影响到父亲的看法，对于共产党、解放军产生一些疑虑。我们兄弟姐妹一下子多了这些侄女、侄侄，他们是金泽豫、金泽南、李穗、金泽宸、金泽益、金泽宜、金泽泰。三个大侄女比我们年龄大不少，她们把我们当成小弟妹看待，亲热地拉着我们问长问短。老四是侄侄，与我差不多大小，长的也有几分像，父亲打趣地说，到底是一个祖坟传下来的子孙。老五小时脾气暴躁，有时大哥生气用皮带抽打他，他竟爬到楼上站在阳台栏杆上站立，把大家都吓坏了。大哥全家住在楼上，家里顿时十分热闹，开饭时，摆两张桌子。父母为全家能够团员十分高兴。一天，全家去照了一张全家福照片，成为了永久的纪念。
大哥全家大约在长沙呆了三、四个月，大哥到南边的衡阳铁路局工作，他们全家也到了那里，后来又转到广州铁路局。不久，大哥家发生了大事情，一次大嫂在清理箱子，把细软什物整理一下，没料到隔窗有眼，被在街对面修理电线杆的人看见，便伙同其他人趁机作案，把大哥家里值钱的东西偷个精光，顿时生活拮据，大嫂受到沉重打击。不久小七得伤寒病，大嫂精心伺候，痊愈，但是她又被传染，一病不起，离开人世，几个小孩十分悲痛，迁怒于他们的父亲，因此老三改姓李，跟大嫂的姓氏。小五痛哭好几次，自责不孝顺母亲，整个人脾气大变，一改过去暴躁的毛病。
当时，谣言四起，说共产党红眼睛，绿眉毛，共产共妻。很多有地位的朋友劝父亲撤退，近则跑到香港，远则逃到台湾，最初父亲也有过想法，后来大姐说“别听人家瞎说，哪里有那种事情”，再看到流传的小报，北京和平解放，解放军进城，整齐威武，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并不是那么可怕。难道再拖家带口地去逃难，父亲终于下决心留下来，哪儿也不去，听天由命吧。
兵败如山倒，国军已经是惊弓之鸟，一天，咚咚的敲门声，母亲不敢开门，门外的士兵嗵的一脚把门踢开，一队人马冲了进来，不由分说，占住了上面的楼房，架设了天线，手摇发电机嗡嗡响过不停。一天，可能是他们的班长，在走道里抽烟，对我说，“小兄弟，我们占了你家的房子，你的父亲很生气，我们看出来了，上面的命令，没有办法啊。”父母敢怒不敢言，大约住了一个月，通信兵随大部队撤退。父亲说“国军焉能不败？。”
临近解放，全国经济滑坡，通货膨胀，中央银行发行的金元券严重贬值。一天，父亲带我到北正街买东西，这里是一条商业街，店铺和商贩很多，也有一些人在做金元券兑换银元的生意，父亲在前面一处打听行情，对方回答是五块金元券兑换一块银元，走了一段路，大约不到二十米吧，这一家要七兑一，父亲问“那边才五兑一啊”，这个人回答，“金圆券贬值飞快呀。”过几天，老百姓上街买东西，都拿着成捆的钞票，父亲给我们解释说“这就是通货膨胀。”一天晚上，父亲和母亲打着手电筒，往院子里的油桶里放什么东西，过了一段时间，学校开学要交学费，父亲让我们帮忙，将油桶倾倒过来，从里面取出一摞用油纸包裹的银元，告诉我们，“不要对别人说”，弟弟老是问“那是什么东西”，母亲说，“那是油萝卜。”
值得一提的是，父亲在长沙和平解放前夕为人民做的一件值得后人骄傲的事。1948年11月湖南省银行改组，父亲卸去武汉复兴银行经理职被聘为湖南省行副总经理。当时，国民政府中央银行发行的金圆券急剧贬值，民不聊生，怨声载道，湖南省主席程潜决定发行地方流通货币（湖南省银圆券），湖南省银行遂任命父亲负责发行工作。当时，湖南省黄金储备有限，父亲采取物资资源为货币基准，使省银行银圆券得以顺利发行，湖南经济避免了一场灭顶之灾。
1949年夏，中国人民解放军跨过长江，解放了全中国大片地域。湖南省府主席程潜和国军第一兵团司令兼长沙警备司令陈明仁将军也在秘密酝酿和平起义，白崇禧从武汉到长沙，策划在湖南组织防御，为此派副官到省银行命令父亲支付数亿元”湘币”，父亲审视当时政治军事情势，认定长沙解放在即，便先应诺支付，并称金库没有现存钞票，即便立即开印也要等三天。三天后副官来取，父亲以油墨未干为由，请他再等两天，第二天程潜宣布长沙和平起义，白崇禧没有拿走一分钱。这一举动对于稳定本省经济起到积极作用，解放后，人民政府对于父亲的评价为“长沙和平解放的有功人员”，因此，他在银行退休后，以湖南省金融界知名人士的身份被邀请任在湖南省政协参事室任参事，不久又被推选为湖南省政协第二届委员，连任第三届委员。
白宗禧部队撤离之后，陈明仁派部队维持治安，这些士兵都戴着”警备”的袖章。程潜则通过第三层关系与湖南省委联系，大姐夫周竹安利用电台向上级报告每天的进展情况。当时国民党的特务组织垂死挣扎，对于地下党和进步人士进行绑架、暗杀，欠下大笔血债。大姐夫和地下党的同志们出生入死，积极组织和平解放事宜。 革命思潮也暗地传播，老师教唱红色歌曲，如“知了歌---知了知了，到处饥荒，人人不得了，你却成天站在树梢，唱高调，喊知了。”古怪歌---“古怪多，古怪多，太阳西边出，月亮东边落，河里石头滚上坡，家里灯草打破了锅，百岁老头门前过，看见舅舅摇外婆。”这是影射国民政府官僚不顾百姓疾苦，颠倒是非，混肴黑白的。那时候，我上小学五年级，还记得班主任左竞业，他对同学们关心爱护，大家很喜欢他，解放军进城以后便到军管会工作，原来他是地下党。
1949年8月25日长沙和平解放，终于迎来了云开日出。晚上，我们全家到附近的北正街观看解放军的入城式，前面红旗开道，毛主席、朱总司令画像，马队、炮车、装甲车、整齐的队列，真是威武之师，和国民党军乌合之众完全不一样。民众举着写有标语口号的红绿小旗，欢迎解放军。随即解放军军管会控制整个长沙市，王首道任军管会主任，肖劲光任警备司令。
第二天，听到飞机的嗡嗡声，我们赶紧爬到楼上看飞机，4架轻型轰炸机从头顶向北飞过去，机翼上的国民党徽清晰可见，大约到了火车北站的方向俯冲下去，“轰、轰”几声，远处冒出浓烟，母亲叫喊，“飞机投炸弹啦，赶快下来”，我们连滚带爬躲到桌子底下，过会儿，嗡嗡声越来越大，突然，“轰”的一声，震耳欲聋，飞机在附近扔了一颗炸弹，又哒哒哒地用机关枪扫射，轰炸持续了半个小时，把我们吓坏啦。第二天，父亲赶紧把我们送到靠近湘江边的、一个朋友开的木材行躲警报，他仍然坚持去银行上班，晚上来河边看看我们。这里是木材垛下面挖的防空壕，十分安全。然而飞机每天轰炸，甚至一天两次，农贸集市停业，买不到蔬菜，靠吃点咸菜下饭，日常生活很艰苦。
表哥提出，到河西乡下暂时避难，一天，趁天上有云，估计飞机不会来，全家趁船湘江逆流而上，小木船靠岸边划行，下船又走一段旱路，到了河西乡下。这是常家姨妈的一个远亲—旷叔的家，几亩稻田、一个池塘和一个橘园，生活还过得去。他已经三十多岁，为人老实巴交，养了个“童养媳”，大约刚刚十一、二岁，比我们大不了多少，她领着我们到橘子园里，那时，橘子还没有成熟，她挑不太酸的青橘子给我们吃。母亲起早睡晚，忙着安排我们的一日三餐。这儿农村的厕所就在池塘边上，刚刚拉下去的大便，马上被鱼吃掉，我们觉得挺奇怪，味道鲜美的鱼，原来还吃臭东西。
大约住了一个星期，从城里回传来的消息说，国军飞机不来了。于是我们从河西乡回到长沙城里，仍然趁小木船，由于是顺水，很快便到城里。母亲一直担心父亲的安全，见面后才放心了。父亲说，“每天都到银行上班，眼下正是工作忙的时候，总得有人办事。虽然碰到几次轰炸，到底还是中国人开飞机，有点良心，没有往死里炸。”我们去看了看离省政府大楼不远的炸弹坑，恰恰在路口中央，把附近房屋的玻璃震碎了，没有听说有人员伤亡。这一段经历，使我们深深地感觉到战争的恐怖，儿歌唱曰“天不怕，地不怕，只怕飞机拉巴巴”，是恰如其分的形容。不久，解放军在城郊布置了高射炮阵地，白天经常练习打炮，“咚咚咚”，响声很大，天空出现一朵朵黑烟。晚上，探照灯巨大的光柱照亮夜空。父亲说“好啦，国民党的飞机再也不敢来了。要是当年有高射炮，日本飞机也不敢那么猖狂。”
第二节 明朗的天
解放军进城之后，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纪律严明。一次附近驻扎的解放军向我们家借门板，还郑重其事地打了借条，过了半个月，居然还回来。我们还看到露宿在街头的解放军，就地吃着青菜加小米饭。大家感到解放军真的和国军不一样。
军管会组织救济贫苦老百姓，对于真正揭不开锅的人家发给救济粮。把保长以上的旧官吏投入监狱，对甲长一类的“狗腿子”实行管制，管我们家这一片的李保长被逮捕，关了五年，最后死于监狱。政府严厉打击当地黑恶势力，在长沙有名的黑社会老大柳森严认为共产党也奈何不了他，军管会以他草菅人命之罪名，予以枪决，大快人心。对于嫖、毒、赌，以摧枯拉朽之势予以清除。营盘街口有一个妓院，军管会将老鸨逮捕，把妓女送劳教。军管会组织了街道居民委员会，隔两天学习一次时事政策，有时还教唱革命歌曲。父亲看到这些变化常常说，还是共产党有办法，这么短的时间摧毁了整个旧世界。
学校里唱革命歌曲，印象最深的是“解放区的天”，歌词是”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民主政府爱人民，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曲子也喃喃上口，孩子们一学就会。当时，军政大学招生的新学员班借女师附小的教室培训，他们唱“行军小调”，同学们也跟着唱会了，“长长的行列，高唱着战歌，一步步地走着，我们越过平原，我们走过山坡，我们经过村庄，我们渡过大河，炮手扶着炮，驴手牵着驴，驼粮的毛驴摇着长耳朵。炮口在笑，战马在叫，战士们的心啊，心在跳”，歌声雄壮优美。
湖南和平解放后，总经理离职，父亲乃代总经理职，并负责办理移交。虽然当时遍身疼痛甚剧，医嘱休养医疗，但因移交工作繁重，不便请假，只得坚持工作。湖南省银行被军管会接管之后，宣布上至经理下至员工属于”留用人员”，父亲每月工资由几百元降到70元，自然，电话和黄包车也由银行收回，使他的自尊心受到很大挫伤，经济也十分拮据。经过三个月时间，直到全部移交工作顺利结束后，才请假休养治疗。三个月来，虽然腰背疼痛，仍日夜坚持着办理移交，搞得心身疲惫，当时恰好朋友邀请他去汉口建业银行任经理，于是，他辞去了省银行的工作，婉谢了省人民银行的留用。变卖了金银首饰，以维持家庭生活。记得父亲是过小年那天离开家的，天正下着小雪，我们随妈妈送爸爸到听桔园巷子口，爸爸依依不舍几步一回头地离开了我们，走到老远还回过头来同我们打招呼，我们看见妈妈眼中含着泪水，我们也都喉咙哽洇。父亲总是认为，天无绝人之路，处境再困难，他也只轻描淡写说一两句。他常说，做人要诚信、做事要谨慎。他一生就是这样，所以每到关键时期，总有朋友帮忙，走出困境。
在建业银行任经理期间，他采取一系列挽救措施，很快使濒于倒闭的银行业务有了起色。其间，大约隔半年他回长沙一次，每次带回来一些好吃好玩的东西。记得有一次回来，给我们带了广东月饼、海米等没有吃过的东西。
长沙和平解放以后，人民政府面对一个“烂摊子”，真是百废待举。当时粮食缺货，一些投机商趁机囤积居奇，抬高粮食价格，军管会赶紧从外地调运粮食，等到粮价涨到两倍，政府突然以平价大量抛售，那些不法商人吃了大亏，都说，共产党实在厉害。老百姓拍手称快。长沙城北的蔡锷路，国民政府搞了三年，也没有修好，晴天扬灰，雨天烂泥。人民政府不到三个月，修建了一条柏油路。
【父亲日记，1949年，长沙】
1949年1月14日（十二月十六日）记述辛衡若密运黄金
“中央银行将所存黄金秘密赴运广州果成事实。昨晚余得李总经理惟诚兄电话告知，余初认为当不致有此事。因蘅若兄於收兑金银事结束之时，即曾密约余至其家谈及此事，谓，此事极难应付，若遵总行命必须运送出境，但此物为我湖南三千万人民血汗之资，决不能任其运走。我不必任中央银行经理，不能不做湖南老百姓，无论如何不能任其运送出境，故处境甚为困难。”
1949年1月15日（十二月十七日）劝说中央银行辛经理莫运出黄金
“蘅若兄自谓宁愿牺牲中央银行职务决不任湖南三千万人民仅有血汗所积之些须金银运送出境，余闻其说当时甚佩其卓识，并谓，现在之国民政府贪污无耻，欺骗民众，压榨老百姓，其行为与强盗无异，即无共产党之攻击似此不洽民情之政府亦决不能持久，站在人民立场决不能助桀为虐，搜括人民之资财以填贪官污吏无厭之慾壑。蘅若兄闻余言似已深受感动。”
1949年1月14日、15日页眉所记：辛蘅若运金事我所知道的情形如下：
“前几天我在省行办公时的下午接到他的电话说，请来我家吃晚餐。我因工作太忙，晚上回家还有很多事要办，直率地告诉他说，实在是没有工夫。他说要事待商务必请来一谈。我只得答应他。届时前往，他正在竹戏，见我到立即将竹戏交他夫人接手，邀我入他卧房，顺手将他房门锁上。我觉得很奇怪，什么事这样重要？他问我，打牌的人都认识吗？我说有一人不识。他说是总行派来的沈稽核，请你来就是商量这个问题。他就把库里存的三万多两黄金一事告我。说，总行派沈来表面上是查帐实际上是要我把这批黄金全数运往广州。这事我很感觉为难。如若答应他运走，省府一定不许可；若不答应他运走，又实在是总行的东西。你说应当如何办法，请帮我作一决策。我说，你的意思怎样？他说，我看蒋介石非垮台不可，这批黄金都是湖南人民的血汗。我是湖南人，当然希望不要再有战事，我不愿以此资敌。我可以不做中央银行的经理，我不能不做湖南的老百姓。我想决不能使这批金子运起走。但沈既在此坐守，我省的态度还没有明朗化，以我的处境对这事很感左右为难。请你替我考虑一下应当如何应付，我的意思是否可行？我说，你的很好办法是不要出自主动，只要你打定主意，站稳立场。当此紧要关头最要坚定意志，万不可动摇。你的意思很好应当坚持到底贯彻执行。至于对付中央总行，很有办法，不成问题。你应请程颂公立即派兵驻行。以时局严重派兵保护国家银行，这是地方政府应尽的责任，名正言顺。蒋介石虽对颂公不免疑忌，但他决不能说中央银行不必保护。你虽是中央银行经理你能阻止地方政府派兵保护吗？即令对你怀疑也决不能责你未予拒绝，这不是很好的办法吗？他听到我的话，沉默一会说，这个办法很好，但我与颂公并无特殊关系，如何去向他说这个问题呢？我说，这更不成问题，并不要你自己出马，比你自己出马还要好些。邓介老是省府秘书长，唐伯老是参议会的议长，是颂公最亲信的人也是你最好的朋友。他们若将你的意见转告颂公，当然是力予欽许的，颂公也决不会说是你的请求。这不是很自然的事吗？他听了我的话说，就一定是这样进行罢。我说，事不宜迟更不可使沈看出破绽。他说那我晓得。以上他找我的谈话。吃过饭我就走了。当时我觉得他的见界很不错。次晨，我到省行，维城兄问我，蘅若找你何事？我以谈话的情形告诉他。他说，蘅老的思想不错，一切徃省府一推，也只有颂公才好对付。我们都认为他自动如此表示。他并说当立即去找邓唐两位去商量。我亦以为这是不成问题的。我因工作太忙也未问及此事。忽於十三日晚正回家用晚餐时接维城兄电话，问我是否见到小春秋晚报的消息。我说未见，有何事吗？他说，辛蘅若把金子全部偷运走了，人亦潜逃。我大吃一驚。说晚报消息靠得住吗？他说已电询省府，确有其事，并已发电沿途截留。我饭未用完即去辛宅，入门就遇见他的太太。我问，蘅老在家否，她说去省行开会去了。越日，果然将人在南昌截获，押解来长。以后本册略有记载。但他很后悔，不该听人威胁利诱之词，改变原来的主张，致身败名裂，无以对家乡父老，真是一失足成千古恨云云。”
1949年1月18日（十二月二十日）议发行省币之事。
“。。。。。。昨晚省行假金融座谈会讨论应变问题。群主张省行应作金融上之有效准备，各方意见均集中省行发行辅币券问题。今日各报多有记载。”
1949年1月29日（农历乙丑年元旦）拟对联祭祖。
“清晨起床，循俗祀祖、敬神，旋至祠祀祖，并率儿三人前往，颇能尽礼，可爱也。祠中亲修祖龛，族众推余书联於上。余拟一联，云：秺（du）邑肇侯封伟绩丰功怀祖德，湖湘緜（mian）世泽力耕勤读裕孙谋，横额为：宣德发祥。此祠中旧匾，因余族系明代宣德年间落星沙也。”
1949年2月20日（正月廿三日）对发行省币持是慎重态度。
“发行省币之说甚嚣尘上，省府责成省行负责积极筹备，乃派湘行印刷厂经理胡学綵君赴粤采购钞纸百余令，并印刷油墨多种。程主席尚以为不足，批令加购。李总经理以此事讬余谓，请兄多加考虑。余则主张须绝对慎重，尤其准备金须有来源，且祗能发辅币券，以补筹码之不足，万不能用以弥补财政上赤字之数。余主张以不多发行最最好云。”
（同日页眉所记）：
“程主席与维城兄谈及由省银行发行辅币券应积极进行，并要我对此事多负责任。我说，大家都在这里负责，并不是谁多负责谁少负责。我们总要把事做好，各抒所见各尽所能，这是关系我省三千万人民的问题，我们总要对得起全省父老兄弟的委托。自辛亥革命以来人民苦于兵祸，同时也苦于票祸，现在全国都苦于票祸，我们今日再要发行票币，先要立定一个信念，下定一个决心，一定要使票币维持币信。发行小额辅币券，十足兑现，以便利人民，无论如何人民以一元现洋银元换去十角票币，我们一定要有现银一元入库作为准备。我们要时时刻刻准备兑现，预防发生挤兑风潮。这是我主张的一个基本原则。要我拟订发行章程，则同意我的原则我就动笔，如不同意我就敢告不敏。维城兄说，你说得很对。如果照这样做，尽管时局有如何变化，我们都是好交代的，请你拟个章程初稿，大家再来商讨何如？余接受此任务，着手进行。”
1949年2月22日（正月廿五日）梦济公。
“清晨六时许醒后复入睡，梦中仿佛至辰溪惠民煤矿公司，见张季甫等交阅一金矿内所产石英石雕成（的）吕祖像，金星闪烁有光，面部佈金，极丰腴而精美，大不过寸许，脑后有两小孔，谓将穿铁丝恐被人窃取；又有济公像一尊。正在捧观，忽见壁上有一像，高与人齐，认为济公化身，继而脱影而下，与测立一人谈，忽见余，余趋前握手，谓多年不见，济公笑相迎。谓，汝甚好，握手甚坚。济公谓，汝尚有点好处，但一切须看空些。汝甚谨慎唯太穷，或可得少许资藉以避乱。右手仍握余手未放，左手则搬余右腿。余谓，此腿甚痛，答谓，早已知之。於是力擫（ye）余腿。顿软如緜,口中唸唸有词。余忽醒。天正黎明，余觉得此梦甚奇。余固初未作，是想至今济公慈祥之像及吕祖之雕像尚在余脑海中盘旋云。余今日六十晋三生辰，戚族晚辈来祝者，晚设二席款之。（人说痴人说梦，我又做了一次痴人矣。可发一粲（can））。”
1949年2月28日（二月初一日）省辅币券成功发行。
“金圆券急性贬值，省银行资力微弱，毫无实物，情形危急，内容空虚，瞻念前途危险万状。。。。。。”
（页眉所记：）“中央银行库存白银不便流通无法利用，因此，本行铸造银元之动机，试销后成绩良好，成色合格，大受民众欢迎。对于辅币准备金得到挹注之效。”
1949年3月1日（二月初二日）大嫂去世。
“先伊自前年在晋省阳泉被俘拘禁达七月有奇，去年此时率眷回长，旋就粤汉路段长职，仍率眷赴广州，不料秋冬之交，两夫妇及幼儿小七均患伤寒重症，缠绵数月，嗣闻其妇迄未就痊，但因医药费过昂无法负担，乃将其妇抬回家中休养，余当时即虑其儿女过多，家中事繁决非养病之所，但又别无两法，果然於阴历除夕前日突起变化，三十日即不起，吁可叹已！”
（页眉所记：）“中年丧偶情最难堪，尤其自己工作繁忙顿失内助，加之儿女小的尚在襁褓，日夜呼娘，声声入耳，刺到心灵深处，令人泪下。我曾饱尝那种滋味，不料我的长儿也遭此意外，事变不能不使我旧梦重温，为我儿长太息也。”
1949年3月20日（二月廿一日）拟定发行条件。
“省府责成省行发行辅币券因须得省参议会同意，余乃拟具发行基本条件数项，携赴议长唐伯球兄处商取同意，据云，原则无问题，唯须增加准备金一条方好提出讨论云云。。。。。。”
1949年4月15日（三月十八日）记被推为发行委员会主任委员。
“省银行因省政府督促发行银元辅币券筹备已久，印制多时，今日本可有一角二角之新券问世，不料长沙绥靖公署及省政府忽发表杂洋烂板，一律按十足通用，即因此而发生多少纠纷。因军人假此说以六七折之杂板银元向商店购物，迫令找现，商店纷纷提早打烊。今晨，本行尚未开门即有多人携银侯兑，余因恐生是非决计停止发行。因余被推为发行委员会主任委员也。”
1949年4月21日（三月廿四日）民众欢迎辅币券。
“省银行今日开始发行辅币券极为民众欢迎，可见社会迫切需要。今日仅发出一二角两种，共兑入银元三万零九元。情况良好秩序尤佳，兑入之银元以光洋佔多数。果能长久如此，可以打破光洋、常洋差价之陋习。中共所提议和条件八条廿四款南京国民政府不能接受，中午广播已以中共主席毛泽东、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名义发布命令促共军部队过江进攻云。”
（页眉所记：）“省银行发行银元辅币券自二月廿日提出拟议，维城兄从省府回行以此事告余，并说兄在湖南实业银行、北京农商银行均有发行权，且有多年工作经验，我们今天这个任务虽与平日一般情形不同，但大体总差不多。这事请你多负点责，先请拟一个发行章程，把要点提出。我说，最重要的几点：（一）为本行非为发行而发行，是为便利民众而发行；（二）本行这个发行的准备金要绝对独立，无论何人何事及任何情况下不许动用；（三）发行和保管严格分开，组成辅币券发行委员会和准备金保管委员会；（四）分行领券发行必先缴十足准备金入库後再发券。总行业务部门领券应用，必须缴足六成现金四成随时可以兑现之货物；（五）准备金保管委员会有随时查核库存之权，等等。呈报省府核准实行。”
1949年4月26日（三月廿九日）自命为无产阶级。
“时局严重，各机关群筹应变之策，有询余将如何办法者。余谓，余为无产阶级，住则聊蔽风雨，田则水田数亩，年租十余担，并非自有，系支祠拨抵我祖债息者，每年除歉收及完粮外，所得无几，至於流动资金则尚负债数百元，生活则纯恃劳力收入，若应变而谋遷地为良是为资产阶级之所为。余实无能力。有人以为余服务金融界卅余年，虽非富有必可小康，但余对此则自惭笨拙，不善谋生所致，年逾六十尚不能不以劳力谋生。”
1949年6月19日（五月廿三日）记省行辅币券。
“省行辅币券自四月廿一日开始发行迄今不到两月，迭次发现伪造之二角券，复因日前时局突呈紧张状态，曾经挤兑，幸应付得宜并尽量兑现，风潮旋即平息，社会对此次挤兑风处理办法一致赞许，尤其十足以光洋随到随兑，认为非常满意。原发行将近三十万元，现在流通数额仅十一万元，但市面甚感缺乏，商店找尾补零又发生困难，又有要求复发之酝酿。”
1949年7月19日（六月廿四日）坚持辅币券准备金原则。
（页眉所记：）“程主席将赴邵阳，面嘱维城兄速将省行印好存库之五角银元辅币券十万元，立即加印“邵阳”二字，以便携邵应用。维城由省府开会回行，即告我此事。我问，准备金何来？他说，颂公未提及准备金，当时紧急关头我也不便提及，只好送去用了再说。我说，这个问题非常重要，这可不能含糊。票面上明明白白注有‘总行兑现’字样，如果带到邵阳发行，邵阳当然无法兑现。随即（会）来省总行。突然来大宗无准备金的票币，请问将有什么方法对付？我是发行管理委员会的负责人，群众打死我一个人的事小，倘因此而引起治安问题则事太大。这事我绝对不能同意，维城着急地说，主席要我回行赶急把这事办好，急如星火。首先自己内部就通不过，我如何交代！我说我们这个发行事前即已声明，只能便利市面上补零找尾，不能稍有挪用。我们规定的办法是各分行领用辅券必须先缴十足的准备金才能发给票币，因为票币发行即要预防兑现，如果先领券后缴现都恐应付不及，影响币信，引起挤兑风潮。时局严重，我们更要安定人心，若因挤兑引起一场大乱，我们就会罪该万死。他听了我的话，立即打电话叫印刷厂经理胡学銖来行。胡到，他即问胡，廿万张辅币券加印‘邵阳’二字，我限你明早八点要做好这个工作，急需应用，你马上回厂，准备通宵开夜工，多用几个钱都不要紧。胡说，加印廿万张要经过很多手续，不说不能做好即能盖完也不得干燥。维城说，一面加盖一面打粉，你就回厂去动起手来。明早见吧。胡表示很为难的样子走了，我也随同离开总经理室。胡对我说，这怎么办？如何来得及。我说，不要紧，我有办法。你暂不必动手，明早再说。次晨八时到行，维城问我，票子搞好了吗？我说，还没有动手。他急得直跳脚。这怎么办！何以还未动手？我说，是我要他缓做的。因为昨晚很多人说，中央已发表黄杰为湖南省主席，省府决迁邵阳，程颂公不能去邵将去零陵。我闻此说立即打电话找你，家里说到省府开会去了，一刻不会回来。我叫省府的电话好几次，无人接。我电胡，暂不开工。因为颂公若去零陵，票面上盖的邵阳字样，他把邵阳发行的票子带到零陵如何能用，岂不成了废纸！而且准备金问题不解决，这个辅币券我绝对不同意发行，程主席也决不能以临去之身留下一个祸根，使人民对他留下不好的印象，为他盛德之累。你可将这些情况详细说明，我想颂公是一定能谅解的。维城兄至此亦无可如何。既而黄杰的明令发表，这事也很快就解决了。如果当时把这十万元辅币券拿去，发行库内少去十万元，不问落到哪里，后来移交时都是很大的严重问题。我是负责办理移交的人不得不坚持到底。那时若稍有游移，后患真不堪设想，至今思之犹有余悸。因为我既是发行管理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又是负责办理移交的人，这个双重责任都在我身上，偶一不慎，真将是不可想象的危险。”
1949年7月30日（六月廿四日）机智处理棘手事件。
（页眉所记：）“白崇禧的经理处长孟学思向省行商借辅币券准备金卅万元，谓，他有现银元一百五十万元由广州运长发军饷，已经装车待运，但因军运太忙，运款之车无法开出，大约要缓两三日方能到长。但因时局严重，军饷急待发放，请你帮个忙，将库存准备金借用卅万，侯我款运到如数偿还，即以待运之款全数作为担保，如果尚有其它条件，如要省府保证等手续都可办到。我的款发饷之后尚可多三五十万元，拟即存在你行暂不动用。务必请你帮了这个忙，解决一个大困难，免致发生其它问题，云云。我说，我是专管发行的，准备金另有保管委员会，我无权过问，我们的发行章程前次都给你看过，我是无法帮忙的，不过现在的发行款总数不到廿万元，可以看看我的帐，全数借出也无济于事。他再三纠缠并威胁利诱，如款到存行等等。最后我说，我无法帮忙，请你原谅，我尚有事，请你同扶九兄谈谈。他说，扶九不在家，我已找过。他同扶九是同学，大约已经谈过，知道无办法故来找我。（我同扶九的分工是他主持鑄现银元的工作，我主发行。）我说，现在唯一办法只有请准备金保管委员会召集开会讨论这个问题。我即找该会秘书曹耕谷（嘉谷先生之弟）赶发通知，召集开会，但各委员多数离长，随即和平解放明朗化，孟学思也随他的主子逃跑了。
孟学思上周曾以黄金向省行押借光洋五千元，我说黄金不能拆零，无以应兑，不能同意。他乃调用镍币五千元作押。适我因事外出，扶九答应了，维城对此不谓然。我说，镍币比黄金为好，因数目不大，必要时可以应用。但为此事，维城与扶九曾发生裂痕。既而，孟送来现银元五千元，出纳上挑出内有常洋（打有记字的银元叫常洋，没有记字叫光洋）百余元，一定要他调换。因每元有三四分差价。正在准备抬走，我到出纳课看看，恰遇此事，我立即要他放下，取出镍币叫抬走。我对出纳同人说，已经送来还叫他調，岂不自找烦恼！”
1949年8月11日（七月十七日）鄙视逢迎巴结之风。
“长沙解放完全出于自动，纯为程颂公及陈子良将军念及长沙经一火四战，元气耗尽，不能再受战祸，故不惜千方百计以解除桂系势力之束缚，而毅然高举义旗参加人民革命，此种见义勇为之精神暨爱国爱乡爱人民之伟大表现，值得吾人敬佩。颂公去年竞选副总统，余大不谓然，虽同乘江宁轮由汉至京数日之久，与其亲近如邓介松、杨继荣等时常晤见，屡约往谒，余终不愿一见。船到下关同乡欢迎者如狂，余心鄙之。”
机智处理棘手事件的另一例
（页眉所记：）“长沙和平解放之前夕，程主席决定驻邵阳，维城兄拟实践虽颂公进退之诺言。由省府开会後回行召集同人开紧急会议，宣布在省府商定办法，谓将以重要文件及库存重要物资立即办理清查手续，准备悉数运邵。工作人员除留省办移交者外，愿同行者同行，不愿同行者听各自便，但各部门主管必须同去。请大家各自动手，尽快地收拾一切准备启行。大家听到这一套话，不知如何着手，面面相嘘，均默不作声。我首先发言说，我是已被指定办理移交的人可以不走，不过，即将所有的重要东西均已运走，各部门主管均已同行，要我负责办移交，将交什么东西？即令不问移交的事，请问这样多的东西，这么多的人，如何走到邵阳去？交通工具在何处？文卷、账册、传票大部分关系重要，用什么东西包装，由个人手捧吗？至于交通工具更是可怜，一部卡车久已不能动，早拟修理，因需费太多未能兴工；两部轿车在市内行走尚须时常抛锚，仅有最近装好之吉普车一辆可以应用，究将坐人还是运物？更有汽油问题如何解决？大家听了我的说法仍不赞一词。维城兄说，照你这样说尽是问题，简直毫无办法，但我们也不能坐着不动。他乃向同人说，各位有何意见大家都说。金副行长所说的确系实情。我说，不仅行的问题无法解决，即令到了邵阳，一下子去这么多人，住的吃的都将发生严重困难，不能不事前考虑一下。维城兄说，你说的都对，但我们若不有所表示，对于省府如何交代？我说，这个不成问题。我们应做的准备工作很多，首先要庶务室找修汽车工厂估价修车，限期修好；设法买汽油。一面立即请各科室负责人整理应该带走的档案、文卷、单据、传票、账册等等，估计个部门的包装数量，或买麻袋或篾篓，个需要若干。报数到庶务室购办，侭夜工作。个部门主管均在此，请各抒所见，看我所说的是否对有好的办法请即提出商讨。大家都说这个准备是必要的，总经理说怎么办？维城兄说，先没有想到这些，现在也只好是这样办。首先，陈至尹报会计科要篾篓百零五石，继而雷庶务报告汽车修理厂均已歇工，人都下乡，蔑货店也找人不到，均已关门，这就毫无办法。次晨到行，听说省府及各机关的汽车开到湘潭，过河挤近百辆，无法渡过。先已渡过的走到潭宝路上闻有被匪劫的，因而不敢前进，纷纷转回。随即和平解放明朗化，大家欢喜得了不得，银行一切丝毫未动，迄至办移交时得以顺利进行。但若不是迅速和平解放总是不免还有很多波折的。”
1949年8月20日（七月廿六日）忆湖南省银行历史。
“省银行虽於十八年一月成立，但其前身为湖南省金库，省金库前身则为湖南总金库。总金库之创办系由张敬尧毒湘之后，将裕湘银行倒闭所有一切席卷一空而去，曹训农先生奉省长赵炎午先生之派委，筹组湖南总金库，以经理税收。余应训师之约 赞勷其事。十五年易名省金库。十八年更易名省银行。是今日之省银行实由省金库脱胎而去。余今乃办省银行最后移交，可谓始终其事。”
1949年8月25日（閠七月初二日）赞共产党员作风。
“共产党刻苦耐劳之服务精神值得佩服，更值得学习。余生平以勤俭律己，虽服务金融界数十年，向以银行从业员之贪图享受为腐化可鄙，尤其国家银行职员多自视甚高傲慢无礼，为不足表现服务精神，故每以勤俭律己，谦和待人，最勉僚属，但能虚心接受者实不多，觏今见共产党员能自行刻苦，而使解放区人民风行草偃，仍当反求諸己。”
1949年9月11日（閠七月十九日）忆营盘街老屋历史。
“余家自先祖由东乡竹筒港迁居省垣卜筑住宅於营盘街，迄今百余年，先父於前清光绪卅四年因人口日繁，住宅不敷，乃与叔父析爂（biao，清脆之意），以营盘街老屋归叔父，至今尚为子翼、寿人兄弟所有；我家则迁居花硚，亦至今尚能保守一部分。余则因民国初年服务省垣，故仍以住城之时为多。十三年携眷赴北平後乃奔走南北，离乡之时达二十余年，抗战胜利后始回居长沙。”
1949年9月12日（閠七月廿日）家庭经济状况群众评定为丁等。
“余自辰溪回长仍居营盘街听桔园，以其为童时竹马游戏之乡里，情形熟悉值得眷恋，但邻人不知底蕴，以为余系新居，不免歧视。现在住经三年，邻人始渐知家为营盘街最老住户，亦因余对於邻里谦逊和蔼，故渐渐接近。此次人民政府向市民筹措六亿巨款，有人认为余为省银行副行长必属殷实，指为特户，经左右邻居迭次声明余之穷状，改列丁等。”
1949年9月13日（閠七月廿一日）老百姓为何拥护共产党。
（页眉所记：）“今日到行，住在余家极近之同事陈志尹兄见余笑谓，贡老真有民众实是难得。我问，此说何来？他说，昨晚本街居民在国际大厦开会，本人被邀参加，为本街讨论摊派借款事，逐户提名评列等级。最初有人提你应列特户，立即有好几人不同意，说，金家是纯靠工资生活的，他家一切都很省俭，我们住得很近，看他每天买菜就可以知道他的生活情形。发言的人说，他家有电话，出入有包车，当然是有钱的。他是银行的副行长，又发行票币，只要把票子多印几张，不就行了吗？大家都笑起来。有人说，你这话只能作笑话谈谈。这是正式开会，不能开玩笑。於是大家都说那位发言的人不明白情形，说电话包车都是公家的，因为他的工作很忙，早晚出入，我们都看见的。至於说因您票子多印几张真是笑话。那个发言的人没有做声了。大家就从甲乙丙丁四等逐步讨论，最后列为丁等作为初步评定。明晚当再商讨。我问，说话的是哪位？他说，我不认识。几位替你说话的都是附近邻居。我因和你同事不便说话，故未发言。晚上十点多，我正将入睡，忽有本街刘甲长来家说，你的借款，群众评定列入丁等，担当五元，是否同意？我说，实是太少，五元之数无论如何要设法提前缴纳。谢谢各位的盛意。但好几天没有下文。我乃亲到刘甲长家里，问及此事。他说，你的五元决定免缴。组织上已有指示，故未向你收取。我闻此言，真使我感动得说话不出。人民政府这样体贴人情在反动政府统治之下从来没有听说过这类的事。从前听到反动统治的宣传，总说共产党如何如何，我就不相信。我说，如果如所说，何以老解放区的人民非常欢迎红军成为军民一家，尤其社会上一些知名人士都对共产党同情，如所谓七君子沈钧儒等，以及马寅初、马叙伦之流，平日都是我们认为正派人的，均欢迎共产党，不顾政府的妒忌，一定是有原因的。今日才使我明白过来，而且证明我的看法不错，感到高兴。”
1949年10月22日（九月初一日）申请退休。移交工作被高调评价。
“余日前因省银行移交事宜已告完竣，曾具书面向人民银行方面申请退休。今日始接廖副处长生东通知约谈，对余退休一层予以谅解，并谓人民银行现尚未十分展开，须待改进之处甚多，希望老前辈多多指教，不要客气，至於以后如有需要行方帮助之处，自当尽量帮忙。且省行此次移交事宜办得极其完善，此实对人民服务之伟大功绩云云。”
1949年10月23日（九月初二日）记办理退休手续。
“余退休事昨日已将手续办妥，由人民银行发给长沙市军事管理委员会退职证书一纸，学习期满证书一纸，并发薪津等项四万六千七百七十元。余自去年九月一日就湖南省银副总经理迄退休日为一年又一个月廿二天，遂将省行经手事件全部移交清楚，省行名义至此告终，而余此一年余之时间悉消磨於应付纠纷，整理移交诸事，伤尽脑筋，幸能摆脱。”
1949年11月7日（九月十七日）记皖田离乡进京。
“外孙高皖田自沪来信，系其母赴贵池将其挈出准备带其赴北京读书，高氏家原清贫，闻此子在家失学终日挑水砍柴，工作甚苦，虽劳作不妨使之习惯，但无求学机会，则未免可惜。因其资质尚佳 年正十四，应为求学时期，今能携其至京读书。京师为全国文化中心，学校林立，较在各省任何地方求学均觉优越，是子将来当可有成，足慰母氏劳苦矣。”
1949年11月11日（九月廿一日）忆筹办大公报。
“余於民国四年与易策勲、李晋康诸友发起大公报，因为避免时局变迁之损失，以印刷部分之资产另组彰文印刷局，迄今卅余年。人事之变动固然甚大，而时局之演变尤巨。大公报因迭经变乱，无法维持，屡次停刊终难支持到底，彰文机器及铜模等件原属不少，但经迭次损失，尤以文夕大火，烧得最惨，後经沦陷时期被人偷窃，现在仅余有铜模三副、铅字廿余担，拟设法处分之。”
1949年11月18日（九月廿八日）记变卖糊口度日。
“余因现赋闲居毫无收入，而物价日日高涨，数口之家日常生活不易应付，正在苦闷，适彰文印刷局十年前旧存铅字忽有人洽购。李君晋康约至其家商量售价，如果售脱，大约每股可分得廿余万元，余家用素省或可维持相当时期。此所谓绝处逢生。余生平遭遇，每每如此。旋至文延君处谈及我等日前合伙所做之盐生意，大约亦可获相当利润，是亦可自慰之事。”
1949年11月29日（十月初十日）记仲弟接济。
“仲弟对于家中各人甚为关切，对余尤为公瑾，对四嫂、八嫂等均时常存问，或寄赠零用。今日忽接上海银行汇款通知，接其汇寄四嫂、八嫂各二万元，并给虎儿二万元。大约因虎儿日前去信，谓甚想多读书而苦于无钱买书，故寄二万元为其买书之费。儿辈得此，足资鼓励。仲弟之有今日，固然由余一手扶植，但余亦因友爱关系，藉以慰先父之心。仲弟今能如此待余，亦可谓不负余之期望。至慰、至慰。”
第三节 政治运动
解放以后，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1950年，湖南农村开展土地改革，声势浩大，如火如荼。城里到处贴着宣传土改的大标语，学校里也唱“谁养活谁，大家想一想，，，，地主不劳动，粮食堆成山”，老师讲地主如何欺压农民的故事，还组织学生们看歌剧“白毛女”，小学生十分痛恨地主黄世仁，同学相互口角时，常常骂对方是黄世仁。一天下午，我放学回家，走到离家不远的地方，表姐慌慌张张把我叫住说，农民协会的人在我们家里闹退租，还说不退租便抓人，先不能回去。接着，把我带到邻居家躲起来，母亲、姥姥、姨妈都在那里。过一会儿，在广益中学初中上学的哥哥放学回来，表姐叫他别回家，他说，要回家拿一本书。他到家便被农民协会的人带走啦，被关在城北区公安局，让母亲和外婆着急得流泪。原来这是老家花桥乡农民协会的人拿着地契来退租，金家祠堂有几十亩地产，折算一百多担租，要求退七、八十块大洋，按理这是金家的公产，别的族人家庭情况不好，也只有找我家了。后来，母亲和表哥赶紧商量，东凑西借，到第二天下午交纳了“地租”，哥哥被放出来。母亲问他，挨打了吗？他说，没有，晚上睡大统铺，还听其他被抓的人讲各自的故事，挺有意思。外婆称赞哥哥，还是“小老虎”（哥哥的乳名）有出息，出这么大的事情都不害怕。从此以后，小孩子再也不敢到营盘街上的湖南农民协会的院子里玩耍了。
与土地改革同时，城市里建立严格的户籍制度，对于各类人员划定家庭成分，解放前一个保的范围相当于派出所，一个甲的范围相当于居民组。因为父亲一直在银行工作，只靠工资为生，没有股份资本，退租的田地是金家祠堂的公产，银行的政治部门通过调查，划定我们家的成分为高级职员，父亲的出身为学生，母亲是家庭妇女。父亲感叹道“共产党的严格组织，真的使人民江山坚如磐石。”也庆幸快解放时，和几个朋友合伙筹划办农场的事情亏得没有搞成，否则不是地主就是资本家。同时也对于有的人原来是有钱人，甚至有劣迹，因为解放前破产而划定为“贫民”也颇有微词，说“某某人是漏网之鱼。”
有一天，父亲从放贵重物品的小铁箱里拿出一张纸，向常家姨妈说了几句话，姨妈和表姐躺在床上，用被子蒙着头大哭起来，也不吃饭，外婆和母亲好言相劝，也不听，直到晚上，表哥回来，他们三人商量到很晚，第二天，表哥去外面看房子，过了几天他们家搬到不远的租房，另立门户。临搬家时，我们几个小孩也跟着帮忙，搬东西，推车子，常家姨妈、表哥、表姐，情绪恢复正常，对父母说了很多感谢的话。过两天，母亲带我们去他们家去走走，彼此都还客气，好像没有发生过什么事情。后来才知道，父亲拿出的纸是当年常家姨夫在世时留下的借据，大约几百块大洋，母亲有点埋怨父亲，“过去的事，提它干什么”，父亲也不高兴地说“你们妇道人家，不明白道理。”不久，表姐常美伦参军，表哥常申球调到常德人民银行，他们全家也定居那里。后来表哥、表姐一直说“我们是金家姨爹待大的。”表哥常常给父亲来信，谈谈他的情况。前些年，八十高龄的表哥给我们兄弟姊妹分别写了热情洋溢的信，寄来照片，回忆当年在一起生活的情形，并且感谢父母对他们的照顾，也使我们难以忘怀，毕竟在一起生活了十多年啊。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在长沙招聘，总部设在营盘街68号，在我们家附近。先仲快要从长沙女师附小高小毕业，于是有的同学提议也去试一试，谁知那里的工作人员一看到几个小孩就笑起来，“你们这么小，不合要求，更何况你们又是男孩，不收。”后来才知道，当年，王震将军在新疆负责农垦，成立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为了稳定军心，写信给湖南省负责人王首道，因而招聘了8000名十多岁的女孩，到新疆安家落户，成为那里的骨干。2005年，她们在湘江边树立了纪念碑，成为感人的乡恋故事。
1950年10月，抗美援朝开始。政府组织学生们上街游行示威，早上五点起床，到学校集合，去北门的体育场开会之后游行，举着写有标语的红绿小旗，喊口号，唱“志愿军军歌”---“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到南门口散队，大家各自走回家，整整一个上午，路程也不算近，已经饿得饥肠辘辘。到家吃饭，狼吞虎咽。有的同学提问，“我们游行会使美国鬼子发抖吗” ？
还有政府发动的和平签名运动，先是学校里组织，每个老师和同学都在一张大红纸上签了名，后来大街上也摆出长桌子，铺上红纸，让各个居民委员会的老百姓签名，大喇叭里播送歌曲“王大妈爱和平”“---王大妈爱和平，爱呀么爱和平，她东奔西跑动员妇女来签名，说服了东家张大嫂，动员了西家李大娘，来呀么来签名。”一次，哥哥带我上街去，路过文化馆门口，一些人在那里搞和平签名，我们凑上去看热闹，主事的人招呼我们“小朋友，快来签个名吧”，我们都签了，我一边走一边问哥哥，“是不是只能签一次”？哥哥说“碰到了就签呗，人多力量大，战争贩子便害怕。”
1951年全国开展镇反肃反运动。城里搞镇反肃反运动也如火如荼，街上刷出大标语，“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首恶必办，协从不问，立功受奖”等。一天晚上，我们兄弟和邻居的小孩一共六个人，去附近又一村的青少年宫玩耍，看到几个形迹可疑的人，大家认为他们鬼鬼祟祟，肯定不是好人。于是分头跟踪，跟踪最远的一个人被跟到南门口，当时南门口正在兴修马路，前面一片漆黑，他们也被黑暗吞噬，仍然不见了。大家很晚才回家，自我称赞这一次冒险是六个小英雄抓特务，因为，当时报纸上发表过七个小孩抓特务的事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