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重生之将门弱女结局:朝堂之外：北宋士人走访与雅集——以苏轼为中心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4/28 04:50:05
摘要：交游为士人在朝堂之外的重要活动。东京在北宋士人的交游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以住宅与庭园为载体，士人之间多有走访与雅集。苏轼、范镇、王巩、王诜、王棫以及
关键词：北宋士人 东京 走访 雅集 宅园
宋代为士人的主体意识高度觉醒和士大夫政治文化相当发达的时代，士人的活动无疑构成了宋代历史的核心内容之一。对于宋代士人社会，学界以往的研究有所涉及，其中不乏力作，但多从属于政治史、文化史或人物个案的范畴；而对于士人群体的活动，尚缺乏专门关注和深入探讨，这必然影响甚至防碍了对这一时期的诸多社会现象的确切把握。具体而言，对于士人在朝堂之内的重大政治活动还研究较多，而对朝堂之外的活动则关注不够。虽然前者直接影响到朝政大纲、时代走势，但也并非士人生活内容之唯一。士人的完整生存状态并不仅限于朝堂之内，士人在朝堂之外的活动空间更为广阔，内容更为丰富。交游即为士人在朝堂之外的重要活动。
对于北宋时期士大夫之间的党派斗争，有过不少研究。[1]如果说党派纷争构成了紧张沉重的时代主旋律，那么，同道友好之间的游从往复则犹如轻松舒缓的和弦音。这两大主题交汇相伴，才共同展现出北宋东京士人社会人际往还的完整面貌。本文即侧重考察学界以往关注较少的后一种情形——士人的交游，藉以凸现士人社会温馨愉悦的和谐氛围。关于士人及其家族的交游问题，以往有过不少个案的考述，代表性的论文比如
北宋一代活动于东京的士人不计其数，囿于篇幅，本文只能基于现存史料，选择一些代表性的人物，试图透过个案来综观整体。[4]具体而言，本文主要择取与苏轼过从甚密的范镇、王巩、王诜、王棫以及
一、“独向城西寻隐君”
苏轼一生宦途坎坷，时常奔波于京城内外。苏轼在东京的住所位置，在不同时期也多有换易。这些住所无疑是苏轼在京城交朋会友的重要场所。熙宁九年（1076）、十年，苏辙、苏轼先后进京，都寓居在范镇的东园。在此，我们就从范镇说起。
范镇，字景仁，华阳（今四川成都）人，是苏氏兄弟的前辈乡贤。范镇热衷交游，在京为官时，与朝中友好多有往来。范镇位于城南的宅第多有友人前来造访。皇祐五年（1053）
朝中士大夫之间相互走访，很容易让人想起当时的“谒禁法”。早在宋初，大臣多无私第，私谒活动较为少见。之后大臣陆续拥有私第，在其中接见宾客的情形也随之而来。在宋廷看来，官员在朝堂之外的私人交往并非无关紧要之事。为了防止官僚趁着出谒、受谒其他官僚之际而植党结派，宋廷不断颁布“谒禁法”，试图予以禁止或限制。[14]对于谒禁法，当时的朝臣意见并不统一。比如庆历三年（1043）九月，诏“执政大臣非假休不许私第接见宾客”。[15]此举即遭到以范镇为代表的一些大臣的强烈反对。文彦博、富弼入相，“诏百官郊迎”。范镇曰：“隆之以虚礼，不若推之以至诚。陛下用两人为相，举朝皆谓得人。然近制，两制不得诣宰相居第，百官不得间见，是不推之以诚也。愿罢郊迎，除谒禁，则于御臣之术为两得矣。”[16]其后，谒禁法时有废罢，总的趋势是不断扩大禁谒的范围，使谒禁法更加严密完善。另一方面，谒禁诏令的不断颁布，也正反映出官员私谒现象的屡禁不止。
范镇不仅对谒禁法持反对意见，而且不管在任官之时，还是在致仕之后，他都毫不避嫌地与人过从往来。神宗时，范镇为翰林学士，论新法，与王安石不合，荐举苏轼、孔文仲，又不用，遂致仕，苏轼前往恭贺，曰：“公虽退，而名益重矣！”镇愀然曰：“使天下受其害，而吾享其名，吾何心哉！”范镇致仕后，“犹居京师者三年”，“日与宾客赋诗饮酒”，有人劝其“称疾杜门”，镇曰：“死生祸福，天也，吾其如天何！”[17]时王珪为执政，与范镇“久同翰林”，镇“每从容过之道旧，乐饮终日，自不以为嫌，当权者亦不之责。”[18]显然，当权者对其造访王珪未曾责罚，只能算是网开一面，而前往执政官私第看谒的行为仍然不合朝廷法度。不过，从“谒禁法”的执行情况来看，这一制度并不易操作，当权者对此也颇感无奈。
严格说来，私谒主要指为了某种目的而私下拜谒请托的行为，即宋代奏章中常常弹劾的“奔走权贵”、“出入权门”、“结托权要”、“游走于公卿之门”等等。私谒活动的当事者双方在地位上存在落差，一般是地位较低者怀有较为明确的功利目的前往拜谒地位较高者。而走访则是人际交往中近距离、小范围的个体接触，其参与者大都为主人的至亲、密友、同道、同调。宾主双方即使在政治、经济地位上有所差异，但在交游中则基本处于平等的地位；反映到心态上，双方都比较积极、轻松。虽然私谒与走访这两种交游活动有着本质上的差别，但是，从形式上来看，朝中大臣宅中的私谒与走访的界限往往并不分明，外人也往往不易辨别，因而朝廷也难以具体操控。我们从史料中可以看到，士人之间多有日常的交际活动，也并未见遭到谒禁法的严格处罚。
熙宁九年，苏辙先于其兄来到东京，骑马前来投奔范镇，在东园得到盛情款待，并寓居其中。多年之后，他还有诗《寄范丈景仁》，追忆当年的情景，诗云：“敝裘瘦马不知路，独向城西寻隐君。”[19]熙宁九年，范镇已经致仕闲居，故苏辙称其“隐君”。这年寒冬飘雪之时，苏辙身居温暖的东斋，对主人范镇的感恩之情油然而生，赋诗云：“羁游亦何乐，幸此贤主人。东斋暖且深，高眠不知晨。”[20]除夕，范镇与苏辙饮酒谈心，赋诗唱酬，以解苏辙羁旅异乡的孤单。[21]
在东园生活的这一时期，苏辙也自然地参与到范镇与其友人的酬唱往来之中。熙宁十年正月，范镇招请宋温之小饮，又在温之南轩饮酒，均曾赋诗。苏辙皆次韵。[22]十二日，范镇造访吴缜，有诗唱和，苏辙亦次韵相和。[23]（是“熙宁十年”吗？）
由于和苏轼平日的交游甚密，范镇在乌台诗案中亦受牵连，被罚铜二十斤。范镇比苏轼、苏辙大约年长二十岁，既有恩于苏轼兄弟，又共同经历了政治波澜的冲击，他们之间结下的深情厚谊非同一般。范镇身后的墓志铭即为苏轼所作。[27]苏辙所作的挽词中云：“高斋留寓宿，旅食正萧然。”[28]对于范镇的眷顾，依然念念不忘，多年之后，苏轼兄弟还都曾为范镇写有祭文寄托哀思。[29]
二、“四方宾客坐华堂”
在乌台诗案中受到牵连的还有驸马王诜。宋廷对于戚里之家的活动多有限制，其中“不许通宫禁、不许接宾客”这两种最为重要。[30]比如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诏：“驸马都尉等自今不得与清要权势官私第往还。如有公事，即赴中书、枢密院启白。仍令御史台常切觉察，如有违犯，纠举以闻。”[31]宋朝皇亲戚里的权力虽然受到严加防范，在政治上少有作为，但其尊贵的地位依然存在。能够成为皇帝的东床快婿，其家世背景往往非同一般，其人脉资源自然较为丰富，其自身素质也应相对较高。缘于这些优越的背景，朝中的“清要权势官”自然乐于与之结交。即使他们的交游只是出自个人行为，并不一定具有明确的政治意图，但这业已触动皇权的敏感神经，引起皇帝的警惕，禁止双方私第往来显然存有防范之意。此外，戚里之家以其特殊的身份有机会步入皇宫大内，接触到政治权力的核心层；因而他们也成为朝士获取高层政治讯息的一种渠道。这也当是朝士积极结交戚里之家的潜在动机之一。景祐元年（1034）五月，诏“如闻戚里之家，多与朝士相接，或漏禁中语，其令有司察举之。”[32]他们与朝士之间私相交游之时，难免会涉及宫内的谈话内容，所以朝廷要对此予以限制。
王诜，字晋卿，功臣王全斌之后，尚英宗女魏国大长公主。[33]他与苏轼常相游从，而且被视为苏门的成员之一。《东坡乌台诗案·与王诜往来诗赋》载：“熙宁二年，轼在京授差遣，王诜作驸马。后轼去王诜宅，与王诜写作诗赋，并《莲花经》等，本人累经送酒食茶果等与轼。当年内王诜又送弓一张、箭十只、包指十个与轼。”[34]苏轼则为王诜所藏《莲华经》作跋。[35]熙宁十年二月，苏轼到京，寓居范镇东园，[36]王诜为苏轼“送到茶果酒食等”。[37]至
不仅仅是苏轼，王诜与京城的众多文人雅士多有交往，其宅园在京城交游圈闻名遐迩。宋朝驸马尚公主，例有赐宅。王诜的宅第座落于“安远门外永宁坊”，[43]属于浚仪县（治所在今河南开封县）外城城北左军厢，为神宗所赐，有园林之胜。在绘画史上卓有影响的《西园雅集图》即是以王诜的西园为背景，这幅画的广为流传，引起了后人对这次雅集的浓厚兴趣。虽然这次雅集的具体举办时间以及与会人员等情况尚存诸多疑点和争议，[44]但作为后人对北宋东京士人雅集盛况的回忆和追念，也正反映出这一文化现象对后世的久远影响。从现存史料来看，王诜的宅园确有频繁的文人聚会，西园雅集应该有其真实的历史根据，而非完全杜撰。
正如《西园雅集图》所展现的那样，王诜宅园常常宾朋云集，包括苏轼兄弟及其门生，[45]堪称当时京城士人交游的一大中心。比如，曾诚有诗写到与同舍诸公在王诜宅中饮酒赋诗，[46]还有一诗，题曰：“七夕王都尉邀同舍置酒听琵琶”。[47]欣赏文艺表演是士大夫宅中常见的娱乐活动。在友人前来宅中聚会之时，王诜常以婢女表演器乐来助兴。元祐三年（1088），黄庭坚也曾在王诜宅中水阁听侍女昭华吹笛。[48]
王诜宅中的宾客多为富有才学的清贵之士，深得王诜的欣赏和仰慕。王诜的出身背景与这些远道而来、凭借科举和才学得以显达的地方士迥然不同。然而，他们不仅过从甚密，而且从其交游中能够明显感觉到王诜的积极主动。王诜如此热衷于交游，其中固然有志同道合的友情，但也折射出当时的社会背景。以王诜为中心的交游圈反映出功臣外戚这样的显贵与出身科举的新兴士人精英之间的往还互动。这其中凸现出北宋社会政治结构的鲜明特征，即名门戚里不再固守门第的优越感，而是采取较为低姿态的方式，与出身科举的新兴士大夫阶层建立友善的关系，并藉此维系自身在士人社会的影响。时至北宋，官宦之家的显赫地位仅凭世袭难以持久，而更多的寒门士子藉由科举上升到上层社会，甚至成为文化名流、政坛巨擘。前者不能不对此感到焦灼，他们要维持家世的显赫，一方面是从根本上顺应时代潮流，提高子孙后辈的竞争力；另一方面，主动结识新兴的士人精英，并融入其行列，这也是维持自身社会影响力的重要途径。
王诜能够招集到众多时贤举办雅集，从一个侧面也体现出他在京城士人社会的巨大号召力和影响力。这既与其家世背景和身份地位有关，也离不开其宅园所能提供的交游场所。毕竟身为功臣之后，又贵为驸马，王诜的宅园给人扑面而来的感觉是富贵气派。宋朝皇亲的政治权力虽然受到限制，但其经济上的富足自非庶民可比。李之仪有诗，题曰：“晚过王晋卿第，移坐池上，松杪凌霄烂开”，从诗中的“华屋高明占城北”可见豪宅之方位，“万盖摇香俯澄碧”可见池沼之清澈，“阴森老树藤千尺”可见花木之秀茂，“刻桷雕楹初未识”可见建筑之精美，“乱点金钿翠被张”可见陈设之富丽。[49]如此华贵幽雅的环境，正能为京城的文化名流提供理想的交游场所。
王诜在私第之东筑有一堂，名曰“宝绘”，专藏古今法书名画，其风流蕴藉，大有王谢家风。王诜之所以能够邀请到众多的文人雅士，其宝绘堂中的书画藏品也是重要因素之一。苏轼为其所作的《宝绘堂记》云：“驸马
不过，王诜单凭这些豪奢的外在物质条件，并不足以吸引如此众多的文化名流前来赴会；因为在交际活动中，宾主双方还需要精神上的内在认同。一般而言，相同背景的士人有着更多的接触机缘，也更容易达成身份的认同，而认同的程度则与身份中共同点的多少直接相关。比如基于共同的士人身份，士人彼此之间较之士人与商人等其他群体更易于认同并建立交游关系。在士人群体内，有进士出身者之间更易于互相认同。在有进士出身的群体内，同年及第者，即同年之间更易于取得认同。士人的社会身份可以区分出很多层次，也没有绝对的划分标准，而多是基于彼此之间某一方面的共同相通。除了共同的经历、出身、地位等等因素之外，共同的志趣也非常重要，这样也能够产生共鸣，形成心理上的认同。对于王诜来说，他不是科举出身，却能与进士出身的文化精英相得甚欢，这与他相当高的文化素养不无关系。米芾在《书史》中云：“王诜，每余到都下，邀过其第，即大出书帖，索余临学。”[52]这些书画也是王诜与其他士人交游的重要媒介。性之相近，遂以为友。史载，王诜“能诗善画”，[53]又工弈棋，故而京城的馆职词臣、风流雅士多与王诜情趣相投。
王诜宅园的这些雅集活动虽然没有明确的政治意图，但其中的宾朋也都有一定的政治倾向。比如李之仪在政治上倾向于元祐之政，与苏轼也交游甚密，又是范纯仁的门生。权臣蔡京看到李之仪的《代范忠宣公遗表》中有“若宣仁之诬谤未明，致保佑之忧勤不显；本权臣务快其私忿，非泰陵实谓之当然”诸语，[54]遂忌恨在心，兴治“遗表狱”对其实施打击报复。王诜宅园的歌舞诗酒活动虽然不涉及政治问题，但其中活跃的人物有着大致相同的文化旨趣，亦有比较接近的政治倾向。也正因此，在遇到政治风波时，往往会彼此牵连。但彼此的情意经受了政治波澜的考验，事后依然常相游从。
三、“径走城东求故人”
士人交游虽属个人问题，但也难以超脱当时的社会背景，具体到交游的形式、内容等等，无不如此。特别是身处王朝的政治中心，东京士人在朝堂之外的游从往来，有意无意之中都处于朝堂风云的笼罩之下，从而也折射出世态人情的万千变幻。[55]
关于乌台诗案的政治背景与来龙去脉，以往研究北宋党争的学者多有阐述。但是，这些研究多是着眼于朝堂之内，所注意到的也多是人际关系所存在的事实或结果，而对于这些关系所赖以生成的交游场景却少有关注。如果不是乌台诗案的爆发，苏轼诸人的交游关系也许并不会引起关注。实际上，政治史上的激烈冲突所关涉的人际关系，其结成并非一朝一夕，而是蕴涵在一系列波澜不惊的日常交游中。查考此案中被贬逐和责罚的诸人，除了前文所述的范镇、王诜以外，王巩与苏轼兄弟在平日里也常相往来。
王巩，字定国，出身世家，曾祖王祜“创居第于曹门外”，[56]其祖乃名相王旦，因所居城东曹门外有牛行巷，人称“
熙宁九年冬天，苏辙寓居范镇东园时，王巩曾邀其至宅中清虚堂饮酒。这次相聚，二人均有诗作。不久下雪，苏辙果然与孙洙会饮于王巩西堂，“戏成三绝”。[60]孙洙、苏辙住在城西，距离王巩城东的宅第较远；而且夜深雪大，当晚就醉卧王巩家中，次日乃返。十二年后，苏轼兄弟再访王巩，故地重游，感慨万千，苏辙赋诗《雪中访王定国感旧》，回忆了当年的情形。[61]
熙宁十年正月八日，应王巩之请，苏辙为其清虚堂作记。[62]苏轼则为之作《跋所书清虚堂记》。[63]时人的亭堂园苑得到苏轼的作文题记，无疑被赋予高雅的文化蕴涵；对于主人而言，更重要的是，这一行为本身即体现出自己与文坛巨擘苏轼之间非同一般的交情，而这也在无形中提升了主人的身份和品位。
王巩在与苏轼的“诗赋往还”中，看不出存有明确的政治意向；但在元丰二年的乌台诗案中也遭受牵连，朝廷命其“监宾州盐酒务，令开封府差人押出门，趣赴任”。[64]
不过，这场政治风波并未影响到双方的感情，甚至产生患难与共的情谊，依然常相游从。元丰八年十二月上旬末，苏轼再次回到京城，[65]“居阊阖门外白家巷中”。[66]这月下旬，苏轼与王巩、王震叔侄有酬唱。[67]
元祐三年十二月七日，苏轼兄弟前往牛行巷造访王巩，会饮于清虚堂。苏轼有诗，题曰：“兴龙节侍宴前一日，微雪，与子由同访王定国，小饮清虚堂。定国出数诗，皆佳，而五言尤奇。子由又言昔与孙巨源同过定国，感念存没，悲叹久之。夜归，稍醒，各赋一篇，明日朝中以示定国也。”[68]王巩即兴赋诗，苏轼兄弟均次韵酬答，诗题分别为《次韵王定国会饮清虚堂》、《次韵王定国见赠》；苏辙还有诗《雪中访王定国感旧》回忆十二年前与孙洙雪中造访王巩的情形，[69]而此时孙洙已经去世。元祐四年正月，苏轼再次造访王巩，并为其所藏的王诜着色山绘画赋诗二首。[70]
历史乃绵延、持续的过程，重大事件并非历史的全部，其爆发往往是众多细小因素的日积月累，最终得以促成。具体到某一历史事件，其背后往往伴生着一系列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而这些关系的维系、感情的培养正是在平淡的日常交游中得以实现。不仅仅范镇、王诜、王巩，乌台诗案的其他受牵连者，日后与苏轼也都情深意笃。比如刘攽，元祐（1086－1094）年间与苏轼同朝为官，二人相交甚密，常互谑为乐。刘攽曾在苏轼家观其堂中画松图，并赋诗艳羡不已。[71]元祐四年三月刘攽去世，苏轼在《书黄州诗记刘原父语》云，攽兄敞（原父）卒久，“尚有贡父（刘攽）在。每与语，强人意，今复死矣。”[72]
乌台诗案可以被视作王安石变法以来党派政争大背景下的突发事件。直到元祐三年十二月，苏轼在上疏时还指出，元丰台谏炮制乌台诗案，“以倾陷善良”，“王安石实为之首”。[73]苏轼与王安石政见的不合，应该说与乌台之勘难脱干系。由于此案关涉众多士人的日常游从，这也在无形中警示当时的士大夫，政治风云时时笼罩着朝堂内外，即使在朝堂之外进行私人活动，也要对朝政保持距离和警惕。
王安石变法在东京士人交游中所造成的影响并未随其结束而散去。元祐三年上元节，韩绛在致仕一年之后重返东京，门生故人前来探视，会聚宅中。赵令畤《侯鲭录》对此事有生动记述：
韩康公绛子华谢事后，自颍入京看上元。至十六日，私第会从官九人，皆门生故吏，尽一时名德，如傅钦之、胡完夫、钱穆父、东坡、刘贡父、顾子敦皆在坐。钱穆父知府至晚，子华不悦。坡云：“今日为本殿烧香，人多留住。”坐客大笑。[74]
查考这次韩绛宅中与会诸位的生平资料，可以发现他们在那场政治运动中有着相似的政治主张。宅主韩绛虽然早年与王安石相得甚欢，但在安石第二次拜相后，二人政见颇异，并最终激化，以韩绛离京，出知许州（今河南许州市）告终。[75]前来造访韩绛的诸位：傅尧俞（字钦之）、胡宗愈（字完夫）、钱勰（字穆父）、苏轼、刘攽（字贡父）、顾临（字子敦），也均与王安石的个人关系存有裂痕，或者政见有所不合。对于交游对象的选择，大都是出于个人的自愿；故而，藉此可以体察到士人之间的亲疏爱憎。
透过这次看似平常的士人交游，结合与会者的身份背景与社会关系，可以发现这些交游背后所潜藏的诸多政治事件的蛛丝马迹。虽然这次聚会距离王安石变法已经十多年，王安石本人也已过世；但从与会诸人与安石的关系来考察，也可以感受到那场政治运动对士人交游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四、“冠盖城南高会”
随着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等人的先后辞世，苏轼及其众多门生的出现，成为北宋东京士人交游舞台上的最后一抹亮色。他们主要以文事为机缘，彼此之间诗酒往还。通过他们留下的丰富诗作，我们可以感受到他们游从聚合的一幕幕鲜活场景。居于城南的王棫父子热衷交游，其宅园乃当时士人雅集的重要场所之一。他们日常的诗文酬唱、扶危济困，营造出士人社会的雅致情怀与脉脉温情。
王棫，字才元，[76]其子名直方，字立之，父子在《宋史》均无传。王家的祖上在宋初还算显赫，王棫的曾祖王显，在宋太宗时为枢密院使，太平兴国八年（983）七月受赐开封府（今河南开封市）道德坊宅第一区。[77]宋太宗淳化中，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知定州（今河北定州市）。契丹入寇，显大破之，枭获名王贵将十五人，改河阳三城节度。王棫的祖父王希逸以荫补供奉官，好学，尤熟唐史，聚书万余卷。咸平初，改殿中丞、直史馆，预修《册府元龟》，加祠部员外郎。[78]不过，至王棫之父王仁，官位即已不显。王棫也官职不高，且年未四十即辞官。[79]据晁说之为王直方所作墓志云，王棫曾“任供备库副使，赠金吾卫大将军”。[80]供备库副使仅是从七品，赠官金吾卫大将军才是正四品。同为功臣之后，如果说王诜家族至北宋后期还维持着表面的盛况，王棫家族则难掩日薄西山的颓势，因而呈现出士人交游的另一种情形。即使如此，“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王棫家族的声望由其联姻还可窥见一斑。王直方先娶宗室赵宗绛之女，王直方的长女又嫁给宗室赵士德，这种联姻自然与其祖辈的亲缘关系有关。直方后来再娶宋莒公之孙女。[81]需要注意的是，宋氏兄弟乃出身寒门的新兴显宦。王棫父子的官位虽然已不显赫，但其在当时士人交游圈中享有盛名，因而在京城社会依然有着相当的影响力。父子二人均喜好交游，也正是因其与名公钜卿的广泛交游而名留史册。
王棫父子的宅园位于东京城南，对此多有史料印证。晁说之在《王立之墓志铭》中即称其“城南王立之直方”。[82]晁冲之有诗《感梅忆王立之》，方回注云：“王立之名直方，居汴南。”[83]谢逸《王立之园亭七咏》之《潄醉亭》云：“谁知城南园，有泉白如乳。”[84]
同样驰名于当时的士人交游圈，王棫的宅园不同于驸马王诜那样的富丽奢华，而是以花卉闻名。以花为媒，丰富了王棫父子与友人的交际内容，增进了彼此的感情。王棫曾许黄庭坚牡丹以求其诗。[85]张耒曾有诗写到与李廌醉饮王棫家的牡丹园。[86]饶节亦有诗，写到春日里在王家饮酒赋诗，观赏牡丹。[87]不仅仅是牡丹，王家的梅花在京城亦负盛名，时人对此多有歌咏赞叹，比如饶节的《赋王立之家四梅》、《为谢无逸赋梅花二首》等等，其中有诗注曰：“王立之家梅品甚多。”[88]王棫“尝以腊梅花送晁无咎，无咎以诗五绝谢之”。[89]晁冲之对王家的梅花也印象深刻，时隔多年，适逢梅花盛开，曾赋诗《感梅忆王立之》，云：“王子已仙去，梅花空自新。江山余此物，海岱失斯人。宾客他乡老，园林几度春。城南载酒地，生死一沾巾。”[90]回首往事，城南的王家梅园以及其中的文酒诗会已经凝成美好的东京意象。
王直方命其园中之堂曰“赋归”，“一时文人多为之作赋归等诗”。[91]崇宁二年（1103）
王家的宅园之中多有文人雅士的诗酒赏花之事。饶节曾约方元修、杨信祖二人同过王家，观直方所集前辈诗文，并各以姓赋诗。[93]苏门的诸位成员也为其座上常客。张耒有诗写到城西的文及甫邀请他一起到王棫花园饮酒。[94]晁补之有和诗，题曰：“次韵张著作文潜，饮王舍人才元家，时坐客户部李尚书公择、光禄文少卿周翰、大理
自年少时，王直方即继承父亲喜好交游的特点，积极利用祖上的人脉资源，加入名公钜卿的交游圈，从中不仅增广了见闻，而且博得了赞誉，提高了声名。晁说之在为其所作的墓志中云：“立之少知自好，乐从诸丈人行游，其闻见日博而日励，欲自置于闻人中，其得四方朋友日益加盛，且多喜称誉立之者，立之于朋友之善固自一毫不掩也。”[98]王直方曾从陈师道游，又属于黄庭坚亲传且为后学者之一。王直方厕身于这些文化名流之列，而其自身并无科举及第的身份，也不以文学才华著称于世。也许直方自己也意识到这一点，因而在继承父辈的人脉资源的同时，积极弥补自身文化修养的不足，“无他嗜好，唯昼夜读书”，如此以助于和交游对象的沟通共处。
王直方又好客仗义，在士人交游圈树立了良好的形象，因而能够广交四方宾朋，其交游圈不断扩大。“立之虽有先人园以居，而衣食才自给耳。每有宾客至，则必命酒剧饮，抵谈终日，无不倾尽，若其大有力而饶于用者。由是立之好事之名得于远迩，客有游京师而不见立之，则以为恨已。”[99]直方的好客之名远播京城内外，就连地方士人进京，也多要前往造访。
王直方在士人交游圈享有广泛的美誉，这与他扶危济困的道义之举密不可分。晁说之云：“立之视朋友疾病死丧，力竭势穷而无厌倦意”。建中靖国元年（1101）陈师道卒于京师，“立之赙吊而割田十顷以周其孤，多此类者。”[100]在友人疾病死丧之时予以扶助，这最能体现出交游关系中的道义和温情。正如欧阳修那样“笃于朋友，生则振掖之，死则调护其家。”[101]在京城士人社会，类似的事例还有很多。
王直方卧病在床之时，晁说之从关中归来前往探视。当时直方已经病入膏肓，说话困难，但还是嘱托说之：“我有所作诗文，他日无咎序之，死则以道铭我。”无咎乃说之从兄补之的字，直方与晁氏兄弟平日多有往来，情谊深厚，临终之时托付二人分别为之诗文作序和墓志铭，说之以为这个要求义不容辞，“是不可不铭”。[102]如果说王直方生前在京城社会的影响力是通过其广泛的交游得以维持，其身后则正是经由晁说之所作的这篇墓志名留后世。
士人之间的交游存在着复杂多样的因素和机缘，不同的个体有其令人欣赏的闪光点，或者是显赫的出身背景，或者是尊贵的身份地位，或者是超人的才学技艺，或者是高尚的德操人格，诸如此类的个人优势资源都能成为人际交往中的吸引力，藉此博得对方的认可和接纳，从而立足于公众交游圈。具体就王直方而言，其曾经显赫的出身背景业已成为过去，不足以成为立身之本；他又不曾科举及第，也没有馆职词臣那样的清贵身份；虽然也通诗文，但也仅停留在应酬唱和的水平；其最为突出的优势资源即人格魅力，而这也正是通过他在长期的交游中长养而成。
五、
东京是北宋士人最重要的遇合地。虽然苏轼与其门下成员的交游，大都可以追溯到元祐之前，结识的时机和地点也各不相同，但苏门的正式确立还是被认定于元祐年间的东京。这一时期，苏门的主要骨
从现存史料，我们可以考订出这一时期苏轼及六君子的大致住址，进而可以再现他们走访的路线与场景。苏轼这次到京居于“阊阖门外白家巷中”；[105]黄庭坚住在京城西北的酺池寺；[106]秦观“居于东华门之堆垛场”；[107]张耒与晁补之在城南毗邻而居；陈师道“寓居陈州门”；[108]李廌则寓居“龙兴仁王佛舍”，[109]即太平兴国寺。从他们的住址方位来看，黄庭坚在城北，秦观在内城的中部偏东北，张耒和晁补之在城南，陈师道在城南偏东，李廌在内城的中部偏西。铺开宋代东京的地图，发挥我们的想象力，眼前可以浮现出六君子从各自的住址，沿着不同的路线，在城中相互走访的生动画面。对于这些名人雅士的住所位置的考订，也有助于后人构筑东京开封鲜活厚重的历史人文景观。
元祐二年的一个暇日，六君子齐聚苏轼宅中。苏轼时任翰林学士，忽有旨令其撰《赐奉安神宗御容礼仪》，使吕大防口宣茶药诏，东坡就牍书云：“於赫神考，如日在天。”然后问诸位：“能代下一转语否？”各辞之。东坡随笔后书云：“虽光明无所不临，而躔次必有所舍。”六君子“大以耸服”。[110]
除了这类集体性的聚会之外，苏门诸人也有单独造访的情形。元祐元年的一个雨后，黄庭坚曾独自来到苏轼家中。[111]元祐三年四月，李廌欲离京返乡，前来苏轼宅中作别，苏轼馆之于东斋，又怜其贫寒无以为生，将所得天厩马相赠，又亲笔作马券为据。[112]黄庭坚则为之作跋，跋文中设身处地地考虑到李廌当卖掉此马，并指出马券上苏轼的墨宝将使之大大增值。[113]李廌临走时，苏轼又“作诗送之”，[114]黄庭坚亦有和诗。[115]在这年的礼部试中，黄庭坚为参详官，与苏轼共同参与了录拔工作，因而二人对于李廌的意外落第都深表愧疚，于是在送行诗中既肯定其才华的出众，又鼓励其继续努力。[116]
不仅
寺观也是士人游赏、雅集的重要场所。元祐三年（1088），苏轼闲暇之时前往太平兴国寺浴室院游观，发现中书舍人彭汝砺“亦馆于是”。原来，早在嘉祐年间，苏轼即曾与父亲、弟弟居住在太平兴国寺。苏轼曾云：“予嘉祐初举进士，馆于兴国浴室老僧德香之院。”[123]弹指三十一年，岁月沧桑，物是人非，“院中人无复识予者。独主僧惠汶，盖当时堂上侍者，然亦老矣。导予观令宗画，则三祖依然尚在荫翳间。”[124]旧地重游，拜访故人，年少时在此居住的那段往事已凝结成一份特殊的情愫。之后，苏轼又携秦观来此拜访僧惠汶。秦观得以“始识汶师”，“后二年复来，阅诸公诗，因次韵”。[125]此时，陈慥“寓棋簟于”太平兴国寺，苏轼与范百禄“数来从之”。[126]李廌这次在京也寓居于此，也许与苏轼的推荐介绍不无关系。李廌有诗，题曰：“廌寓龙兴仁王佛舍，德麟、公定、道辅、仲宝携酒肴纳凉，联句十六韵。”[127]浴室院本是一处为羁旅之人提供客房的普通僧舍，多年之后曾居于此的士子成为名扬天下的社会名流，与其有关的陈年旧事也传递出独特厚重的文化底蕴。
文人雅士，特别是名公钜卿的足迹，也为寺观增添了人文景观，延续着历史文脉。据周密《癸辛杂识》所载，相国寺佛殿外有石刻，上题“苏子瞻、子由、孙子发、秦少游同来观晋卿墨竹，
透过苏轼与其门生的交游可以发现，某一文学团体之所以能给人鲜明的群体形象，正是经由日常的交游在潜运默移中凝聚而成。苏轼在当时业已誉满天下，这些门人还多是初出茅庐，不过他们在诗、词、古文等方面各有专精，并以此受到苏轼的赏识，从而常相游从，义兼师友。通过与苏轼亲密而经常的交游，这些门生也引起时人瞩目，并被视作以苏轼为核心的文学群体的重要成员。“苏门四学士”或者“
缘于文学、艺术上的多才多艺，能与苏轼在某一方面情趣相投者自然很多，苏轼的交游对象颇为广泛，并不限于以上所论及的这些门生。据胡应麟所列举，“与子瞻善者”18人，“从东坡游者”23人。[129]实际上，这个名单也多有遗漏。比如石康伯，既非进士出身，又无一官半职，经济状况也不优裕；但他酷爱书画，宁愿节衣缩食也要致力于书画的收藏。以石康伯的经济状况，他这样做自然不是为了附庸风雅，而是源于对艺术的挚爱。这也也打动了当时一流的书画家苏轼与文同，从而与之交游甚密，情如兄弟。遇到这样的知音，即使对方身份低微，苏轼、文同也情愿以作品相赠，分文不收。元丰三年十二月二十日，苏轼还为其作《石氏画苑记》。[130]
在苏轼的周边，其众多门生彼此之间也多有往来。元祐年间，晁补之与张耒同居馆职，于城南僦舍，毗邻而居，或诗文相酬，或把酒论诗，或联辔同游，或对榻夜语。[131]张耒有诗云：“昔者与兄城南邻，未省一日不相亲。谁令僦舍得契阔，此事我每愧古人。”[132]有一次，张、晁二人相约并辔，从城南逶迤而北，来到黄庭坚寓居的酺池寺，庭坚有诗云：“北寺锁斋房，尘鑰时一启。晁张跫然来，连璧照书几。”[133]张耒也曾前往黄庭坚斋中，赋诗唱和。[134]
此外，苏轼的门生也与苏门之外的其他士人游从过往。李廌曾与史次仲、钱子武在报恩寺纳凉，分别以己姓为韵题诗。[135]晁补之与张耒、黄庭坚曾在杜纮家中饮酒作乐、赋诗唱和。[136]晁补之还和张耒到钱勰家中饮酒。[137]晁补之家海棠花开之时，也曾邀请张耒等友人前往其家赏花饮酒。[138]晁补之的兄弟说之与韩忠彦多有往来，曾一起到李德充家宴会，并赋诗酬唱。[139]治平四年（1067）英宗去世，神宗继位，九月曾赐韩琦“兴道坊宅一区，擢其子忠彦秘阁校理”。[140]兴道坊与晁家赐第所在的昭德坊均位于东京内城左军第一厢，晁、韩两家距离很近，又都是京城世家，加之忠彦与说之又都是进士出身。这些共同之处都构成了二人常相游从的潜在动因。
像苏轼这样的名公钜卿，大都有着众多的门生，以师生关系为纽带，这些门生也易于融入恩师周边的交游圈中，进而在日常的雅集、走访中结识更多的士人。以某一名宗宿儒为核心，众多的门下士之间又以“同门”相称。这一社会关系如同一个巨大的磁场，将众多的一盘散沙似的士人团结在某一学术或文学领袖周围，聚合为一个带有鲜明特质的学术或文学群体。他们以道义相砥砺，以学问相切磋，游从聚合，凝聚成一股气势磅礴的合力，激荡起学术、文学乃至政治的波澜，显示出恒久而顽强的生命力，在历史的舞台上凸现出重大而深远的影响。[141]
基于特定的机缘，士人的交游活动承载着不同层次的社会关系。大致来说，社会关系的生成可分为两种不同的性质，一种是“先赋性”的关系，伴随着一个人的出生业已存在，比如血缘、[142]地缘等关系；另一种是个人后天主观经营所生成的“自致”关系，比如门生关系，以及由学统、业缘关系派生、衍展出的同年、同门、同僚关系等等。[143]无论哪一种社会关系的生成都伴随着身份认同的实现。身份现象是中国社会的一种传统行为，身份是人类社会最初形成的最基本要素，也是一种社会的基本结构、一种社会资本。同乡这一基于地缘的关系有其特殊性，它既有“先赋性”的一面，也有赖于后天的彼此“认同”。其他的社会关系也有类似的情形，也就是说，身份认同的实现既需要一定的制度、环境所提供的客观性条件，还有赖于士人自身创造出“认同”的基点，并通过一定的交游活动来获得有效的互动。身处东京的士人，大都远离故土，他们的交游对象更多的是基于后天的机缘和选择，而互相的认同既是选择交游对象的基础，也是交游过程中不断强化的内容。作为具有社会属性的士人，他们依托于一定的社会关系而存在；士人社会的发展，也是各种社会关系不断生成、积累与丰富的过程。本文所讨论的“交游”即为一种广义上的人际关系之互动。走访与雅集乃士人退朝之后最为常见的交游方式。经由这些活动，同在东京而籍贯、家世、世宦背景各异的士人，实现着身份的认同，维系着各种层次的社会关系，生成结构松散而相对稳定的交游圈，共同营造出富有时代和地域特色的社会文化氛围。
余 论
苏轼在诗、文、词、书、画等方面都颇有造诣，以这些文事为机缘，其交游对象人数众多，涉及类型多样、层次丰富的士人群体。苏轼在政治上又饱经沧桑，其交游内容也能反映出广阔的社会面相与深刻的历史问题。本文主要考察了与苏轼过从甚密的范镇、王巩、王诜、王棫以及
以苏轼诸人为代表，北宋东京活跃着众多士人。这里会聚的政界要人，往往也是名宗宿儒；因而东京也是士子游学的理想之地。作为科举考试和官员调集的场所，很多北宋士人都有过在东京生活的经历。他们在帝都追求着仕宦梦想，上下左右交际过从，这些活动透射出世态人情的万千气象。
正如
宋代士人不仅“以通经学古为高”，而且“以救时行道为贤”，而东京能够为他们提供经世致用的广阔舞台。被称为“宋学先驱”的胡瑗、孙复、石介，还有李觏都曾有进京求学、讲学的经历，他们投身于“庆历新政”的主持者范仲淹的门下，积极参与社会改革。王安石虽然早在地方为官时即已开始酝酿新学的创立，但直到熙宁八年在东京将《三经新义》颁行于太学，才标志着“荆公新学”的创立完成，并很快被大部分士人接受，成为当时影响最大的学派。即使其他以地方为活动重心的学派，其代表人物也多有东京活动的经历。宋代士人的政治与学术追求往往并行不悖、相辅相成，因而政治中心的东京也凝聚着浓厚的学术气氛。
文学、绘画以及书法等艺术门类在北宋的革新也多是以东京为背景舞台。古文运动中的杨亿、刘筠、柳开、穆修、欧阳修、王安石、苏轼、曾巩等，诗坛的欧阳修、王安石、苏轼、黄庭坚，词坛的柳永、苏轼，书法界的“苏、黄、米、蔡”四大书法家，文人画派的创始人文同以及其他代表人物米芾、李公麟等等，这些在当时不同艺术领域中各领风骚的时代精英，大都有过东京的生活与创作经历。他们在东京从事艺术创作的同时，也彼此往来过从，一起鉴赏、切磋、讨论、磨砺，这些活动必然成为文化繁荣的助推剂。很容易发现，他们在东京的创作活动往往与日常的交游相伴共生，水乳交融，互为一体。
士人在朝堂之外的交游渗透、弥漫于各种类型的都市空间，既有衙署、寺观、酒肆、茶坊等公共空间，又有住宅、庭园等私人空间。特定性质、类型的空间所提供的交游环境、所烘托出的交游气氛，都为士人的交游定下了基调。不同的交游空间所发生的文化活动又各有特点，也为士人进行文学艺术的创作提供着相应的平台。从空间的角度来考察，有助于对士人的文化活动获得新的理解和认识。文学史对于诗社、文社等士人集会现象的探讨，也都在不同层面上涉及到宋代士人之间的诗文酬唱。[145]但是，目前尚少有从空间性质这一角度对士人的交游现象予以探讨。[146]
以往对于士人的研究，虽然多未明确提及空间的概念，但所关注的多属公共空间的活动；而对于宅园等私人空间，不仅位置的考订还很不够，而且其中的士人活动更是少有探讨。实际上，士人的交游更多则是发生于住宅、庭园之中。这类活动由于带有近密、私密或亲密的性质，不容易留下公开的痕迹，也不容易受到研究者的关注和重视；而对于这些活动的考察，因其兼备公共与近密二重性，将会丰富我们对于北宋东京士人交游的认知。
相对于公共空间而言，住宅与庭园在交游上自有其优越之处。住宅一般是封闭独立的私人空间，其中交游内容的私密性在拜谒活动中得到明显的反映。在交游对象以及活动时间上，宅园基本没有公共空间那样的限制。相互登门走访带有明显的自愿性、随意性与互动性，因而也反映出士人社会中最为亲近、私密的关系。雅集是文人雅士吟咏诗文，议论学问的集会。严格说来，雅集的活动场所虽然并不限于私人的宅园，但是，东京士大夫精心营造的宅园无疑是举行雅集的理想场所，因而也最为常见。由于雅集的参与者往往较多，所以也呈现出私人空间公共化的现象。当然，同为私人宅园内的人际交往方式，士人的走访与雅集在活动内容等方面往往也并不是界限分明。
士人在雅集乃至走访之时多有诗文酬唱，住宅与庭园以其特有的氛围营造着贴近生活而相对自由的创作环境。不同身份、境遇的士人，其宅园场景各具特色，宾主在其中所作的诗文内容也相应地各有千秋。这也从一些侧面呈现出立体鲜活的社会面貌，折射出复杂多样的政治、文化现象。（本文的撰写得到邓小南师的悉心指导，2008年8月曾在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举行的“传承与创新：九至十四世纪中国史青年学者研讨会”上宣读，平田茂树、黄宽重、柳立言、梁庚尧、刘静贞、
作者梁建国，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北京 100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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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邓广铭：《辛稼轩交游考》，原载《复旦学报》复刊第1期，1944年10月；后收入《邓广铭全集》第8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486—557页。
[3]邓小南：《北宋苏州的士人家族交游圈——以朱长文交游为核心的考察》，《国学研究》第3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451—487页；邓小南：《龚明之与宋代苏州的龚氏家族——兼谈南宋前期昆山士人家族的交游与沉浮》，《中国近世家族与社会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8年，第81—109页；黄宽重：《宋代四明士族人际网络与社会文化活动——以楼氏家族为中心的观察》，《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0本第3分，1999年9月，第627—669页；邹重华：《士人学术交游圈：一个学术史研究的另类视角（以宋代四川为例）》，《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2000年新第9期；后收入邹重华、粟品孝主编：《宋代四川家族与学术论集》，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93—456页。
[4]参见卢晖临、李雪：《如何走出个案——从个案研究到扩展个案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第118—167页。
[5]刘敞：《公是集》卷9《和江十饮范景仁家晚宿秘阁睹伯镇题壁记番直日月感之作五古》，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095册，第477页；梅尧臣：《宛陵先生集》卷18《依韵和江邻几癸巳
[6]韩维：《南阳集》卷4《和邻几馆宿观伯镇题壁有作》，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01册，第540页。
[7]苏颂：《苏魏公文集》卷7《二月晦日过范景仁舍人留饮联句分夜而归》，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83页。
[8]梅尧臣：《宛陵先生集》卷21《次韵景彝三月十六日范景仁家同饮还省宿》，第145册，第1页。
[9]苏颂：《苏魏公文集》卷5《次韵君实内翰同游范景仁东园》，第47页。
[10]梅尧臣：《宛陵先生集》卷18《醉和范景仁赋子华东轩树次其韵（
[11]刘敞：《公是集》卷8《与景仁圣俞饮景彝西园》，第1095册，第467页。
[12]刘敞：《公是集》卷22，第1095册，第589页。
[13]刘敞：《公是集》卷23，第1095册，第595页。
[14]关于谒禁制度，前人多有论述，在此不多赘述。可参见史继刚：《宋代宰执的谒禁制度》，《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3期，第100—102、119页；《宋代官吏谒禁制度述论》，《青海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3期，第80—87、107页；朱瑞熙：《宋代官员回避制度》，《中华文史论丛》第48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55—172页；虞云国：《宋代台谏制度研究》，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年，第72—75页。
[15]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卷143，“庆历三年九月丁丑”条，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3449页。
[16]《宋史》卷337《范镇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0785页。
[17]《宋史》卷337《范镇传》，第10788—10789页；杜大珪编：《名臣碑传琬琰集》中卷18《范忠文镇墓志铭》，台北：文海出版社，1980年，第666—675页，韩维：《南阳集》卷30《范公神道碑》所载均略同，第1101册，第761页。
[18]叶梦得：《石林燕语》卷5，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66页。
[19]《苏辙集·栾城集》卷8《寄范丈景仁》，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138页。
[20]《苏辙集·栾城集》卷6《雪中呈范景仁侍郎》，第117页。
[21]《苏辙集·栾城集》卷6《次韵景仁丙辰除夜》，第117页。
[22]《苏辙集·栾城集》卷6《次韵景仁招宋温之职方小饮》，《次韵景仁饮宋温之南轩二首》，第118页。
[23]《苏辙集·栾城集》卷6《次韵景仁正月十二日访吴缜寺丞二绝》，第118页。
[24]《苏轼诗集》卷15《送鲁元翰少卿知卫州》，题下“施注”，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725页。《苏轼年谱》卷16，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352页。东京开封府祥符县有陈桥镇，在东京城东北45里。
[25]《苏轼诗集》卷15《送范景仁游洛中》，第717页；《苏辙集·栾城集》卷7《次韵子瞻送范景仁游嵩洛》，第121页。
[26]《苏辙集·栾城后集》卷1《鲁元翰中大挽词二首》，第876—877页。按：“彭城”为“密州”之误。
[27]《苏轼文集》卷14《范景仁墓志铭》，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435—443页。
[28]《苏辙集·栾城集》卷16《范蜀公挽词三首》，第311页。
[29]《苏轼文集》卷63《祭范蜀公文》，第1950页；《苏辙集·栾城集》卷26《祭范蜀公景仁文》，第435页。
[30]参见张邦炜：《宋代皇亲与政治》，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53—262页。
[31]《宋会要辑稿·帝系》8之48，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第186页；《长编》卷101，“天圣元年十二月丙子”条略同，第2344页。
[32]《长编》卷114“景祐元年五月庚午”条，第2676页。
[33]《宋史》卷248《魏国大长公主传》，第8779页，云：“魏国大长公主，帝第二女，母曰宣仁圣烈皇后。嘉祐八年，封宝安公主。神宗立，进舒国长公主，改蜀国，下嫁左卫将军王诜。”故《宋史》卷255《王全斌传》，第8926页，云：王诜“尚蜀国长公主”。
[34]朋九万：《东坡乌台诗案·与王诜往来诗赋》，丛书集成初编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39年，第6页。
[35]《苏轼文集》卷69《跋王晋卿所藏莲华经》，第2195页。孔凡礼：《苏轼年谱》卷8，第169页。
[36]《苏轼诗集》卷15《送鲁元翰少卿知卫州》，题下“施注”，第752页。
[37]朋九万：《东坡乌台诗案·与王诜往来诗赋》，第9页。
[38]朋九万：《东坡乌台诗案·与王诜往来诗赋》，第9页；《纪年录》谓会四照亭为初一日事。
[39]《苏轼诗集》卷15《书韩幹<牧马图>》，第721—723页。《纪年录》谓送韩幹画为本月二日事。
[40]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41引《王直方诗话》，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279页。
[41]朋九万：《东坡乌台诗案·与王诜往来诗赋》，第9页。
[42]《长编》卷301“元丰二年十二月庚申”条，第7333页。
[43]杨亿：《武夷新集》卷14《代驸马王都尉谢赐宅表》，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086册，第519页。
[44]参见王水照：《走近“苏海”》，《苏轼研究》，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13页。
[45]参见王水照：《走近“苏海”》，《苏轼研究》，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5页。
[46]厉鹗辑：《宋诗纪事》卷35《与同舍诸公饮王诜都尉家有侍儿辈侍香求诗求字者以烟浓近侍香为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905页。
[47]张邦基：《墨庄漫录》卷6《曾存之与王诜都尉游晏赋诗》，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185—186页。
[48]《黄庭坚全集·宋黄文节公全集》别集卷1《大暑水阁听晋卿家昭华吹笛》，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472页。
[49]李之仪：《姑溪居士后集》卷1，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20册，第629页。
[50]《苏轼文集》卷11《宝绘堂记》，第357页。
[51]《苏辙集·栾城集》卷7《王诜都尉宝绘堂词》，第127页。
[52]米芾：《书史》，《全宋笔记》第二编（四），郑州：大象出版社，2006年，第260页。
[53]《宋史》卷255《王全斌传》，第8926页。
[54]李之仪：《姑溪居士前集》卷13，第1120册，第446—447页。
[55]关于朝堂内外的关系，笔者另有专文探讨，在此不拟赘述。
[56]叶梦得：《石林燕语》卷7，第102页。王祜，原作“王祐”，径改。
[57]《苏轼诗集》卷15《送颜复兼寄王巩》，第743页。
[58]《苏辙集·栾城集》卷24《王氏清虚堂记》，第407—408页。
[59]李濂：《汴京遗迹志》卷8，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119页。
[60]《苏辙集·栾城集》卷6《雪中会孙洙舍人饮王氏西堂戏成三绝》，第117页。
[61]《苏辙集·栾城集》卷16《雪中访王定国感旧》，第309页。
[62]《苏辙集·栾城集》卷24《王氏清虚堂记》，第407页。
[63]《苏轼文集》卷69《跋所书清虚堂记》，第2186页。
[64]《长编》卷301“元丰二年十二月庚申”条，第7333页。
[65]孔凡礼：《苏轼年谱》卷24，第695页。
[66]李廌：《师友谈记》，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12页。
[67]《苏轼诗集》卷26《次韵王定国得颍倅二首》，第1394—1395页；《次韵王震》，第1398页；《次韵王定国谢韩子华过饮》，第1398—1400页。
[68]《苏轼诗集》卷30，第1612页。兴龙节，乃十
[69]《苏轼诗集》卷30《次韵王定国会饮清虚堂》，第1611页；《苏辙集·栾城集》卷16《次韵王定国见赠》、《雪中访王定国感旧》，第309—310页。
[70]《苏轼诗集》卷31《书王定国所藏王晋卿画着色山二首》，第1638—1639页。
[71]刘攽：《彭城集》卷7《苏子瞻家画松图歌》，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096册，第64页。
[72]《苏轼文集》卷68，第2167页。
[73]《苏轼文集》卷29《论周穜擅议配享自劾札子二首》其二，第833页。
[74]赵令畤：《侯鲭录》卷4，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100页。
[75]《宋史》卷315《韩绛传》，第10304页。
[76]方回选评：《瀛奎律髓汇评》卷20，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761页。
[77]《宋会要辑稿·方域》4之22，第7381页；《宋史》卷268《王显传》，第9230页。
[78]《宋史》卷268《王显传》，第9233页。
[79]晁补之：《济北晁先生鸡肋集》卷7《次韵张著作文潜饮王舍人才元家时坐客户部李尚书公择光禄文少卿周翰大理杜少卿君章黄著作鲁直》：“宴坐二十年，非痴实难量。”自注曰：“王才元未四十休官。”（四部丛刊初编本，上海：上海书店，1989年，第171册，第1—2页）
[80]晁说之：《嵩山文集》卷19《王立之墓志铭》，四部丛刊续编本，上海：上海书店，1985年，第60册，第41页。
[81]宋庠、宋祁兄弟均曾封莒国公。
[82]晁说之：《嵩山文集》卷19《王立之墓志铭》，第60册，第39页。
[83]方回选评：《瀛奎律髓汇评》卷20，第761页。
[84]谢逸：《溪堂集》卷1《王立之园亭七咏》，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22册，第482页。
[85]《黄庭坚全集·宋黄文节公全集》正集卷10《王才元舍人许牡丹求诗》，第251页。
[86]《张耒集》卷21《同李十二醉饮王氏牡丹园二首》，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380页。据邓子勉考证，李十二，乃李廌，与张耒、黄庭坚同为苏门成员，故而他们醉饮的“王氏牡丹园”当即王棫之园。参见邓子勉：《宋人行第考录》， 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95页。
[87]饶节：《倚松诗集》卷1《春日饮王立之家同赋三头牡丹依次定十韵节得牡字》，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17册，第214页。
[88]饶节：《倚松诗集》卷1，第1117册，第214页；卷2，第1117册，第233页。
[89]张邦基：《墨庄漫录》卷9《晁无咎诗赞素儿》，第250页。
[90]方回选评：《瀛奎律髓汇评》卷20，第761页。
[91]晁说之：《嵩山文集》卷19《王立之墓志铭》，第60册，第40页。
[92]阮阅编：《诗话总龟》卷8，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第88页。
[93]饶节：《倚松诗集》卷1《约方时敏杨信祖二子同过王立之观立之所集前辈诗文各以姓赋诗》，第1117册，第217页。
[94]《张耒集》卷11《文周翰邀至王才元园饮》，第182页。
[95]晁补之：《济北晁先生鸡肋集》卷7，第171册，第1页。
[96]黄庭坚撰：《黄庭坚诗集注·山谷诗集注》卷6《次韵文潜同游王舍人园》，任渊、史容、史季温注，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236页。
[97]郑永晓：《黄庭坚年谱新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196页。
[98]晁说之：《嵩山文集》卷19《王立之墓志铭》，第60册，第39页。
[99]晁说之：《嵩山文集》卷19《王立之墓志铭》，第60册，第40页。
[100]晁说之：《嵩山文集》卷19《王立之墓志铭》，第60册，第40页。
[101]《宋史》卷319《欧阳修传》，第10381页。
[102]晁说之：《嵩山文集》卷19《王立之墓志铭》，第60册，第41页。
[103]可参见马东瑶：《苏门六君子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104]王水照：《“苏门”的形成与人才网络的特点》，《王水照自选集》，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0年，第 374—391页；《论“苏门”的词评和词作》，《苏轼研究》，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227页。
[105]李廌：《师友谈记》，第12页。
[106]《黄庭坚诗集注·山谷诗集诗注》卷4《奉和文潜赠无咎篇末多以见及以既见君子云胡不喜为韵其四》云：“北寺锁斋房，尘钥时一启。”任渊注云：“北寺谓汴京酺池寺，山谷寓几研于此。”（第155页）乐史：《宋本太平寰宇记》卷1云，酺池在开封府浚仪县“西北七里古大梁城，梁孝王作”。（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16页）
[107]阮阅辑：《诗话总龟》卷29，第297页。
[108]黄?（？）：《山谷年谱》卷21载：“元祐二年丁卯，次韵秦觏过陈无己书院观鄙句之作。按蜀本诗集注云：无己来京师，寓居陈州门。”（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13册，第891页）陈州门乃东京外城南面偏东的一座城门，正名曰“宣化”，陈州门乃其俗称。
[109]李廌：《济南集》卷2《廌寓龙兴仁王佛舍德麟公定道辅仲宝携酒肴纳凉联句十六韵》，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15册，第729页。
[110]王明清：《挥麈录·后录余话》卷1，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288页。
[111]《黄庭坚全集·宋黄文节公全集》外集卷18《雨过至城西苏家》，第1295页。
[112]王昶辑：《金石萃编》卷139《赠李方叔赐马券》，券文后录苏辙《方叔来别子瞻馆于东斋将行子瞻以赐马赠之方叔作诗次韵奉和》，北京：中国书店，1985年，第12页；此诗见《苏辙集·栾城集》卷16，诗题略有不同，第310页。
[113]《黄庭坚全集·宋黄文节公全集》正集卷25《题东坡所作马券》，第646页。
[114]《苏轼诗集》卷30《余与李廌方叔相知久矣领贡举事而李不得第愧甚作诗送之》，第1568页。
[115]《黄庭坚全集·宋黄文节公全集》正集卷4《次韵子瞻送李廌》，第98页。
[116]马东瑶：《苏门六君子研究》，第29—31页。
[117]《黄庭坚诗集注·山谷诗集注》卷9《题子瞻寺壁小山枯木二首》，题下注文：“张方回家本云：题子瞻酺池寺予书斋旁画木石壁两首。”（第347页）
[118]《黄庭坚诗集注·山谷外集诗注》卷16《避暑李氏园二首》，第1359—1360页。诗中有云：“题诗未有惊人句，唤取谪仙苏二来。”苏二盖指苏轼。
[119]王应麟：《困学纪闻》卷20，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374页。
[120]孔凡礼：《苏轼年谱》卷27云：“元祐三年正月辛酉，司马光葬于夏县，作安葬祭文。作光之神道碑，黄庭坚盛赞其文。”（第811页）
[121]李合群：《北宋东京内城里坊布局初探》，《中原文物》2005年第3期，第92页。
[122]朱弁：《曲洧旧闻》卷3，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124—125页。
[123]《苏轼文集》卷二一《兴国寺浴室院六祖画赞》，第622页。
[124]《苏轼文集》卷21《兴国寺浴室院六祖画赞（并叙）》，第622页。
[125]秦观撰、徐培均笺注：《淮海集笺注》卷11《元祐三年余被召至京师从翰林苏先生过兴国浴室院始识汶师后二年复来阅诸公诗因次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477页。
[126]《黄庭坚全集·宋黄文节公全集》正集卷27《跋浴室院画六祖师》，第727页。
[127]李廌：《济南集》卷2，第1115册，第729页。
[128]周密：《癸辛杂识》别集卷上《汴梁杂事》，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219页。
[129]胡应麟：《诗薮·杂编》卷5载：“王平甫、王晋卿、米元章、张子野、滕元发、刘季孙、文与可、陈述古、徐仲车、张安道、刘道原、李公择、李端叔、苏子容、晁君成、孔毅父、杨次公、蒋颖叔等，皆与子瞻善者。黄鲁直、秦少游、陈无己、晁无咎、张文潜、唐子西、李方叔、赵德麟、秦少章、毛泽民、苏养直、邢惇夫、晁以道，晁之道、李文叔、晁伯宇、马子才、廖明略、王定国、王子立、潘大观、潘邠老、姜君弼，皆从东坡游者。”（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311页）
[130]《苏轼文集》卷11《石氏画苑记》，第364—365页。
[131]关于晁补之与张耒的交游，可参见刘焕阳：《宋代晁氏家族及其文献研究》，济南：齐鲁书社，2004年，第124—138页。
[132]《张耒集》卷14《赠晁二》，第249页。
[133]《黄庭坚全集·宋黄文节公全集》正集卷1《奉和文潜赠无咎篇末多见及以既见君子云胡不喜为韵》其四，第14页。
[134]《张耒集》卷6《次韵鲁直夏日斋中》，第71页。
[135]李廌：《济南集》卷2《史次仲钱子武与余在报恩寺纳凉分题各以姓为韵》，第1115册，第728页。据孟元老撰、伊永文笺注：《东京梦华录笺注》卷3所载，报恩寺，位于卸盐巷。（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309页）
[136]晁补之：《济北晁先生鸡肋集》卷13《同鲁直文潜饮刑部杜君章家次封丘杜观仲韵》，第171册，第1页。
[137]晁补之：《济北晁先生鸡肋集》卷13《至日同文潜舍人饮钱京兆穆父家》，第171册，第7页。
[138]《张耒集》卷30《晁二家有海棠去岁花开晁二呼杜卿家小娃歌舞花下痛饮今春花开复欲招客而杜已出守戏以诗调之》，第519页；晁说之：《嵩山文集》卷7《九日陪韩三十六丈大夫集李德充家再蒙赋诗相似谨次韵攀和》、《李德充再赋九日期字韵诗辄亦复作》、《重蒙三十六丈大夫德充中大赋九日诗期字韵诗輙复以致谢遂及阁笔之域》，第59册，第26—27页。
[139]晁说之：《嵩山文集》卷7《九日宴李德充中大家次韩三十六丈韵作》，第59册，第26页。
[140]《宋史》卷312《韩琦传》，第10226页。
[141]参见拙作《北宋东京的士人拜谒——兼论门生关系的生成》，《中国史研究》2008年第3期，第67—90页。
[142]“先赋性”的血缘关系以家庭为纽带，不是本文所要讨论的士人交游的范畴。
[143]姻亲关系也是主动经营而生成的一种社会关系，并进而扩展、派生出新的血亲关系。由于本文未多涉及，此处不多赘述。
[144]葛兆光：《洛阳与汴梁：文化重心与政治重心的分离——关于11世纪80年代理学历史与思想的考察》，《历史研究》2000年第5期，第24—37页。
[145]欧阳光：《宋元诗社研究丛稿》，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年；郭英德：《中国古代文人集团与文学风貌》，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史江：《宋代会社研究》，四川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2年；周扬波：《宋代士绅结社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周裕楷：《诗可以群：略谈元祐体诗歌的交际性》，《社会科学研究》2001年第5期，第129—134页；陈元锋：《北宋馆阁翰苑与诗坛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熊海英：《北宋文人集会与诗歌》，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年。
[146]平田茂树《宋代城市研究的现状与课题——从宋代政治空间研究的角度考察》（载中村圭尔、辛德勇编：《中日古代城市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07—127页）以及《政治史料から読み解く宋代の都市空间》（载《ァヅァ遊学》第78号，特集：中国都市の時空世界，日本东京：勉诚出版社，2005年，第85—103页）均阐述了如何从政治史料的角度来解读宋代的都市空间，通过政治事件中具体的人物、时间、地点等问题来探讨都城的政治空间。将政治史的研究与都城空间相结合，这一思路为士人交游的研究也颇有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