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之再爱一次txt:谈谈中国人口问题

昨天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公布。把我2010年初的一篇文章贴出来供大家参考。
　　
　　
　　一 、人口过剩的一般理论
　　我们中国人最耳熟能详的人口理论有两个，一个是英国人马尔萨斯在18世纪末提出来的绝对人口过剩论，另一个是中国人马寅初在20世纪中期提出来的“新人口论”。
　　
　　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是绝对人口论，就是人口增长的总比生活资料增长得快，所以大多数人都只能生活在贫困之中；只有战争、饥荒、瘟疫等等才能让人口增长得到控制。马尔萨斯的人口论还与他的分配理论有关。按照他的理论，工人得到的工资比他的劳动的价值要少。所以，本来人口就已经太多了，多到大多数人都只能生活在贫困中；按照他的分配理论，工人阶级的生存状况就只能更差了。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关于资本积累的那一篇里，虽然没有以和马尔萨斯论战的形式展开（马克思对马尔萨斯评价甚低），但是马克思关于人口相对过剩的详细论述事实上驳斥了这种绝对人口论。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这样写道，“机器的采用和增加意味着成百万的手工劳动者为少数机器劳动者所排挤，机器的改进就意味着越来越多的机器劳动者本身受到排挤。” 也就是说，随着机器的采用和增加，工人阶级人口会越来越多；而随着机器的改进，工人阶级中相对过剩的人口也会越来越多。这是因为：首先，机器的使用和资本的积聚，使那些中间等级（小业主、农民、手工业者等等）中的绝大多数不断破产而沦为工人阶级，只有少数能够上升为资产阶级。其次，由于资本有机构成的不断提高，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不断成为过剩人口，也就是产业后备军。这些相对过剩的人口（相对资本对劳动的需要而言是过剩了）本身的收入就很微薄，又与就业人口不断竞争压低工资水平，使工人工资维持在一个很低的水平。如同马克思指出的那样，“产业后备军的相对量和财富的力量一同增长。但是同现役劳动军相比，这种后备军越大，常备的过剩人口也就越多，他们的贫困同他们所受的劳动折磨成正比。最后，工人阶级中贫苦阶层和产业后备军越大，官方认为需要救济的贫民也就越多。这就是资本主义积累的绝对的、一般的规律。”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的著名段落中总结到，“在资本主义制度内部，一切提供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方法都是靠牺牲工人个人来实现的；一切发展生产的手段都转变为统治和剥削生产者的手段，都使工人畸形发展，成为局部的人，把工人贬低为机器的附属品，使工人受劳动的折磨，从而使劳动失去内容，并且随着科学作为独立的力量被并入劳动过程而使劳动过程的智力与工人相异化；这些手段使工人的劳动条件变得恶劣，使工人在劳动过程中屈服于最卑鄙的可恶的专制，把工人的生活时间转化为劳动时间，并把工人的妻子儿女都抛到资本的札格纳特车轮下。但是，一切生产剩余价值的方法同时就是积累的方法，而积累的每一次扩大又反过来成为发展这些方法的手段。由此可见，不管工人的报酬高低如何，工人的状况必然随着资本的积累而恶化。最后，使相对过剩人口或产业后备军同积累的规模和能力始终保持平衡的规律把工人钉在资本上，比赫斐斯塔司的楔子把普罗米修斯钉在岩石上钉得还要牢。这一规律制约着同资本积累相适应的贫困积累。因此，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
　　工人阶级中的过剩人口（实际上过剩人口也仅仅指靠劳动获得收入的阶级人口过剩）被称为“产业后备军”。在经济形势好的时候，他们可以得到就业机会，时刻补充资本需要的劳动力。在经济形势不好的时候，自然就失去工作。如马克思所说，“工业周期的阶段变换……成为过剩人口再生产的最有力的因素之一。”而且，劳动生产率越是提高，劳动强度越是增加，过剩人口也就越多。过剩人口与就业人口竞争，使就业人口的劳动强度增加，而工资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马克思说，“相对过剩人口是劳动供求规律借以运动的背景。它把这个规律的作用范围限制在绝对符合资本的剥削欲和统治欲的界限以内。”说由于人口过多，特别是劳动人口过多，使得人口不能充分就业，也限制了工资的提高，这样的说法是完全不正确的。人口过剩始终是一个资本主义的现象，本质是相对过剩，根源是资本主义积累。
　　人口相对过剩的根本原因，是资本的不断积累，资本的有机构成的不断提高。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是不正确的。英国空想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欧文就指出过，在19世纪头20年，英国的财富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人口增长速度，但是英国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却越来越恶劣了。
　　
　　马寅初在《新人口论》中说的都是一些基本的常识。马寅初一开始就讲，“1957年10月26日发表的《1956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第二十九条第三项规定：‘除了少数民族的地区以外，在一切人口稠密的地方，宣传和推广节制生育，提倡有计划地生育子女，使家庭避免过重的生活负担，使子女受到较好的教育，并且得到充分就业的机会。’我深信有了这一项规定，5亿农民中多子多孙的思想，一定可以很快地扭转过来。”
　　所以显然，他并不是发现问题的人，中央已经提出了问题，他只是想阐述这一问题。而且他的人口论与马尔萨斯那一套是完全不一样的。他的人口论是相对过剩的人口论。《新人口论》中的要点是：第一，人口增长太快，生产能力跟不上；第二，人口增长太快，将来人口太多，要麻烦；第三，人口素质需要提高。这说的都是人口的相对过剩。
　　而且马寅初还强调了积累和消费的问题，他说人口太多，消费太多，积累就少，经济发展速度就慢。作为经济学家，马寅初还是很善于打算盘的。在《新人口论》中他都是用数字说话。马寅初说，“我国最大的矛盾是人口增加得太快而资金积累得似乎太慢。”（实际上他想说的是居民消费需求增长太快而生产积累增长速度太慢。）可见，马寅初是意识到了问题的关键，为了保证积累，必须控制消费，而控制消费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就要求控制人口数量。因此马寅初把他关注的焦点放在了控制人口数量上。可以打个比方。马克思说过李嘉图为了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赤裸裸冷冰冰的打算，让很多人接受不了；类似的，马寅初为了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利益赤裸裸冷冰冰（不惜在人口这个最触中国人霉头的问题上得罪人）也让很多人接受不了。
　　他这些论述，可以说是合理的，但也是没有什么创见的。也就是说，他的人口论其实不能称为“论”，因为从理论上没有半点建设在里边，他只是把事实摆出来。与其说是“人口论”，不如说是“论人口”。
　　马寅初始终是站在一个经济学家的立场上，靠数字打算盘来表达他的看法的，因此他的论述和意见也都是相当具体的，没有什么抽象的、逻辑的东西，因此很容易懂，也很有力。他的论述，在我看来只有一个实质性的缺点，就是提出了节制生育的要求和措施，却没有能够深入研究他的这些措施是否能够推行下去。他主要的建议，一是人口普查，二是宣传节育，三是计划生育，避孕。再就是文化科技下乡等等。
　　他的这些建议，虽然社会主义改造的推进和完成（国家全面干预到社会政治经济和居民生活中来）为之提供了实施条件，但绝对不是一朝一夕能够起到控制人口增长的作用的。此外，贫穷是造成人口增长过快的重要因素，不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就很难从根本上控制住人口增长的势头。这一点是他没有看到的。为了加快现代化建设需要加强积累（但是生活水平不提高人口增长速度就快），而为了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就要增加消费（但是这会影响积累速度），看起来这是个两难问题。这个困难的问题是历史地解决的：通过农村极端不合理的土地和生产组织方式，为工业化提供了基础、资金和原料；通过严格的城乡户口制度，控制了城市人口的增长；通过各种政治运动和工资制度，使居民消费维持在低水平。所以我们看到，历史的进程是，积累上来了，人口也上来了。
　　因此他的人口论后来被批判，从台面上的东西来看，完全没有什么道理。所以马寅初肯定会想不通。要说有问题，也是：一、他讲人口相对过剩，容易让人想起资本主义人口相对过剩的一般规律来，虽然他说社会主义社会的人口相对过剩和资本主义不一样，而且他的阐述也确实不一样。其次，他不该把自己的这些东西叫“新人口论”，除了他其实没有一点理论新贡献、这么说有自我吹捧的嫌疑之外，还在于，他这么做实在有点招风。最后，在当时那种环境下，他实在可以多引用一些马恩列斯毛的论述。
　　不过这些都是小事。我想他即使不提出人口论，早晚也是要被批判的。没有这回事，也会有别的事情。为什么在政府已经意识到并且试图解决人口问题的情况下，马寅初会被批判，这确实是个让人深思的问题。从中可以得出很多对作人有益的教训。抛开个人因素不谈，我觉得关键的原因在于：马寅初赶在了1957年这么个倒霉的年头提出这样的说法。随后几年的历史是新中国的历史转折点，是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和民族资产阶级蜜月期结束、社会主义改造深入进行、共产党政治上清理同路人、开始单独执政治国的转折点。马寅初虽然自称在1939年之后就和共产党站在一起，但是他毕竟不是根正苗红的共产党人。而反右斗争需要打倒旧的学术权威，树立新的、共产党的学术权威。事实上，马寅初肯定只是个斗争的牺牲品。否则，文革中也不会被保护起来而没有受到冲击。
　　人口问题在解放初成为问题，主要在于人口增长速度太快，比经济增长速度快很多。马寅初也是这样提出问题的。对于一个从长期战乱中解脱出来的国家来说，这是非常正常的现象。到了现在，人口增长却成了某些人所谓的人口红利了。这也真是个莫大的讽刺。其实不论人口太多还是人口红利的说法，都是不对的。
　　
　　
　　
　　二、改革开放前我国的人口增长与就业
　　首先说一下，人口问题应当与就业问题结合在一起谈，而谈就业问题就应当对比就业人口与劳动人口（或者后边要提到的经济活动人口）之间的关系。但是一时找不到很详细的数据，所以下边我只谈就业人口与总人口之间的关系。这就使得我下边的分析不是很严谨，但是在整体趋势上应当是没有大的差异的。如果有人能对我的数字提出指正，那将非常感谢。
　　就我国的具体情况来说，我国的城镇人口在1952年为7163万人，到1978年达到17245万人，增长了1.408倍。同期，城镇就业人口从2486万人增长到9514万人，增长了2.827倍。也就是说，在这个时期，城镇人口增长没有城镇就业增长得快，城镇人口与城镇就业人口的比值，从1952年的2.88下降到1978年的1.81。
　　城镇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则仅仅从12.46%上升到17.92%。这是我国在这一时期通过严格的户籍制度控制城镇人口的政策的效果。
　　同样是在从1952年到1978年这段时期，我国乡村人口从50319万增长到79014万，增长了0.570倍；乡村就业人口从18243万增长到30638万，增长了0.680倍。乡村人口增长同样没有乡村人口就业增长得快，虽然两者之间的差距不像城镇人口那么大。乡村人口与乡村就业人口的比值从1952年的2.76下降到1978年的2.58。
　　同期，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119元上升到379元，增长了2.18倍。根据1952年到1978年的数据，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结论：这段时期，工业增长快于农业，就业增长快于人口增长，而且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指标的话，经济效益还是有较大增长的（年增长约为4.56%，当然和改革开放之后的速度没法比。但是国内生产总值却并不能很恰当体现产出和效率。正确的方法应该是考察劳动生产率。）。当然，如果人口更少一些，非就业人口还会可能更少一些，人均产值可能会更高一些，人均收入也就可能更高一些。但是按照那个为工业化打基础的时代的实际情况，我更倾向认为就是人口再少一些，人均收入也不会更高。
　　
　　在全部就业人口中，按照三大产业划分来看，1952年，第一产业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83.5%，第二产业7.4%，第三产业9.1%。一直到1970年，第二产业就业人口才第一次超过了第三产业就业人口，当年第一产业80.8%，第二产业10.2%，第三产业9.0%。就是说，经过18年的工业化准备阶段，第二产业就业人口在总就业人口中的比重也仅仅上升了2.8%，和第三产业就业人口一共只提高了2.7%，第一产业就业人口比重只下降了2.7%。
　　可是从1970年到1978年，短短8年时间，第二产业就业人口在总就业人口中的比重就上升到17.3%，增加了7.1%，同时第三产业就业人口比重增加到12.2%，增加了3.2%，第一产业就业人口比重则迅速下降到70.5%，下降了10.3%。这说明从1970年到1978年我国进入了快速工业化时期。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50、60年代是为工业化做准备的时期，70年代是开始实现工业化的时期。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就是这个时候全面建立起来的。我们如今在很多方面的成就都还是要归功于那个时代打下的基础的。
　　从前边分析的城乡人口与城乡就业人口之间的关系来看，在从1952年到1970年的这段工业化准备时期，中国并未出现人口过剩现象。在从1970年到1978年的快速工业化时期，同样也没有人口过剩现象。而在1978年以后的改革开放时代里，人口过剩（主要是城市人口过剩）开始成为了问题。这总得说来，证明了人口过剩并非是普遍性的、无条件的、抽象的问题。
　　
　　人口问题是非常具体的问题，必须具体的分析。有一种说法，文革的上山下乡和为了解决城镇人口太多导致的就业压力有关。实际情况如何？
　　到了1965年时，城镇人口达到13045万人，比1952年的7163万人增加5882万人，增长了82.1%。1965年的城镇就业人口5136万人，比1952年的2486万人增加2650万人，增长了106.6%。虽然在绝对数字上就业人口没有总人口增长得多，但是增长速度要快很多。所以到1965年为止，城镇就业形势没有恶化的迹象，相反应该是向好的。城镇就业人口在城镇总人口中的比重，在1952年是34.7%，在1965年达到39.4%。全国就业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在1952年是36.1%，在1958年达到最高40.3%，然后有所下降，但是在1965年达到1958年之后、文革之前的最高点，39.5%。所以说文革的上山下乡基本上和人口自然增长以及城镇人口增长都没有什么关系。
　　而文革期间就业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也不过在40%与41.8%之间摆动，相比文革前没有大规模上山下乡的时期，并没有大幅度的增长。
　　那么虽然和人口增长没有什么关系，但是文革两年之后的上山下乡是否和就业困难有关呢？这倒是完全有可能的。但是这并非是由于人口过多。原因很简单，文革之后全国大中小学停课，与此同时，（特别在头两年）许多企事业单位瘫痪，不能正常工作。所以，社会上无所事事的人、特别是青壮年很多。怎么安置这些人，确实是个难题。但这并非是由于人口过多，而是由于社会陷入无政府状态的结果。这主要是闹革命的副产品，是政治斗争造成的。十年后知青大批回城后引起的新的就业困难，证明了没有远见的决策会造成什么样的麻烦。
　　最后再补充一点,从1970年到1978年,市镇人口增长2821万,而市镇就业人口增长3202万。市镇人口比例由1970年的的17.4%提高到17.9%,而市镇就业人口比例由18.3%提高到23.7%。可见,如果不是文革,由于城镇就业人口数量的快速增长，当时城镇人口的就业也不会有大的问题。
　　
　　三、改革开放后我国的人口增长与就业
　　从1978年到现在的改革开放时期，情况与之前有所不同。到2007年城镇人口达到59379万人，比1978年增长了2.443倍，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44.94%。城镇就业人口达到29350万人，比1978年增长了2.085倍。也就是说，城镇就业人口的增长比城镇人口的增长速度慢了，而且，在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的这个时期城镇就业增长的速度比前一个时期慢了（增长了2.085倍：增长了2.827倍）。城镇人口与城镇就业人口的比值上升到2.02。
　　有一段时间很多人讲农民的隐性失业问题。现在讲的人少了，因为乡村人口自1995年以来就一直在减少，到2007年达到72750万人，比1978年减少了7.9%，乡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下降到55.06%。同时乡村就业人口达到47640万人，比1978年增长了0.555倍。农村就业人口增长速度也变得缓慢，但是没有城镇减少得那么明显，同时由于乡村人口绝对数字减少，乡村人口与乡村就业人口的比值下降到1.53。
　　也就是说（不考虑总人口中有多少是经济活动人口<指在16周岁及以上，有劳动能力，参加或要求参加社会经济活动的人口。包括就业人员和失业人员。这个我只找到一个总指标没分别列出城镇和乡村），乡村就业形势在好转，城镇就业形势在恶化。这个结论应该是安全的，因为城镇人口在29年间从17245万增长到59379万，这多出来的42134万除了极个别的之外，应该差不多全是精壮年。资本主义城市化进程必然与城市人口过剩联系在一起，得到了新的证明。
　　
　　差不多从1978年开始，第三产业就业人口开始增加得比第二产业快了。到1994年，第三产业就业人口在1970年后又一次超过了第二产业，这一年第二产业就业人口为15312万人（22.7%），第三产业为15515万人（23.0%）。在1997年第二产业就业人口在总就业人口中的比重达到历史最高点23.7%，然后开始下降，到2002年下降到最低21.4%，而后又回升，到2007年恢复到26.8%。第三产业就业人口的比重则一直增加到32.4%。
　　就是说，从1978年到2007年，29年间第二产业就业人口在总就业人口中的比重仅仅增加了9.5%，就业人数增加了13684万人。而同一时期，第三产业就业人口在总就业人口中的比重增加了20.2%，就业人口增加了2亿多。在这个时期总共增加的就业人口中，第三产业贡献了一半多。
　　前边的就业人口、城乡人口等数据来自《2005年劳动统计年鉴》，该《年鉴》由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以及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规划财务司合编，但是其中的GDP数据与国家统计局的《统计年鉴》中的数据不符，相差还不小。不论是《劳动统计年鉴》还是《统计年鉴》，都没有按三大产业划分的工资、报酬的资料。不论是按照哪个《年鉴》的数据，都显示从1978年到1994年第三产业的经济效益（GDP/就业人数）提高速度比第二产业快，1994年到1997年间则第二产业比第三产业快，而后又是第三产业快于第二产业。基本上和就业人口的变化趋势呈相反方向变动。
　　
　　我曾经在2009年夏天的时候发过一个帖子，《就业困难为哪般》。里边有一些与经济效益和就业有关的数据。在2008年12月18日，世界银行公布了《中国第十一个五年规划——中期进展情况评估》的报告。该报告指出，1993年到2005年，资本积累占中国GDP增长的60%以上。工业增长与提高劳动生产率密切相关，但与就业增长关系不大。2005年至2007年，中国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22%。其中国有企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得更快。从1998年到2006年，国有企业职工人数从3750万下降到1800万，而国有工业企业的固定资产按实际价值在这一时期几乎翻番。同时，国有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从人均约3万元上升到人均约18万元。非国有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也从人均约4万元上升到人均约10万元。与服务业相比，资本密集型增长所创造的就业机会相对较少，而且使工资收入占GDP的比重下降，导致消费占GDP的比重下降。从1998年以来，就业岗位创造的速度远远低于产出和固定资产的增长速度。
　　根据《中国统计摘要 2009》，从1978年到2008年，我国GDP从3645.2亿元增长到300670.0亿元，按照可比价格计算增长了16.5倍。其中，第一产业增长了3.86倍，第二产业增长了25.5 倍，第三产业增长了21.6倍。如果按照当年价格计算，GDP增长了82.5倍，其中第一产业增长了33.1倍，第二产业增长了83.7倍，第三产业增长了138.1倍。但是，从1978年到2008年，就业人数（包括全部三个产业）从4亿152万人增加到7亿7480万人，只增长了1.9倍。其中，第一产业增长了1.08倍，第二产业增长了3.04倍，第三产业增长了5.26倍。三个产业的就业人数的增长速度都远远低于三个产业产值的增长速度。从1978年到2008年，职工人数增长了1.21倍，实际工资增长了7.77倍，名义工资增长了47.5倍。根据这个数据，按照可比价格计算，2008年职工实际工资在GDP中的比重比1978年下降了43%，按照当年价格计算，职工名义工资在GDP中的比重也下降了30%。
　　在1981年，我国职工的平均货币工资为772元，职工人数9499万人（1978年），当年固定资产投资为961亿元；到2008年，我国职工的平均货币工资为29229元，职工人数1亿1515万人，而固定资产投资为172291.1亿元。这期间，货币工资增长了37.9倍，职工人数增长了1.21倍，而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了179.3倍。也就是说，相比固定资本投资，货币工资减少了74%。这相对比较准确的反应了可变资本与不变资本（除了固定资产投资之外，还包括其他流动资本）之间数量关系的巨大变化，资本有机构成的巨大提高。
　　改革开放以来，就业人数增长最快的行业分别为社会服务业（3.96倍，2002年数字/1980年数字，下同），建筑业（3.92倍），批发和零售、餐饮业（3.65倍），金融保险业（3.43倍），房地产业（3.19倍）。虽然中国制造业规模几乎达到了全球第一，但是制造业就业人数仅仅增长1.41倍，制造业就业人数在总就业人数中的比重从1980年的13.9%下降到2002年的11.3%。这当然是中国制造业生产力有了长足进步的表现，也是制造业利润率低下的表现，因为低利润率是刺激提高资本有机构成的重要因素。就业人数增长最多的几个行业，要么是为居民提供服务的第三产业（这是新行业），要么是有高额利润的产业。可见，劳动者的就业数量和劳动者能够提供多少剩余价值是正相关的。
　　
　　从1978年到2007年，29年间，城镇人口增加了42134万。城镇就业人口增加了19836万。第二产业就业人口增加了13684万人，第三产业就业人口增加了20027万。总之，城镇人口就业没有城镇人口增加得快；第二产业就业人口没有第三产业人口增加得快。这必然会引起相应的人口问题。青壮年就业人口从第二产业转向第三产业，在其中不同行业的分布又有所不同。这些千差万别的种种情况在社会上体现出来，就是就业的不平衡，劳动报酬的不平衡，有些行业人力过剩，有些行业人力不足。笼统地说人口过剩，是缺少意义的。
　　综合上述数据，以及参考其他资料，从1978年以来的总的情况就是：城镇人口增长速度加快，城镇就业人口增长减缓；第二产业产值增长巨大，解决就业人口数量不多；第三产业解决了超过一半的新增就业人口，但是这部分就业者的收入增长相对缓慢；资本数量快速积累，劳动生产率大幅度上升；就业岗位增长速度远远小于资本增长速度；工资收入在GDP中比重持续、快速下降。
　　所以，目前中国的就业问题，实际上还是人口相对过剩和资本主义经济快速发展的问题，并不是人口的绝对过剩。虽然中国人口很多，但是从就业的角度来讲，并不能说中国人口绝对过剩了。
　　况且，人口是否绝对过剩是很难找到一个衡量标准的，任何有关人口是多了还是少了的判断都是相对的，唯一绝对的指标大概就是人口密度了。可是我们都已经知道，城市的人口密度远远高于乡村，大城市的人口密度尤其高，但是城市化进程不可逆转，也就是说，目前中国的城市人口密度还并不够大。
　　
　　四、老龄化
　　最近这些年来，老龄化的问题谈得很多。说是计划生育政策导致人口出生率下降，自然增长率下降，而由于人均寿命提高，所以老年人在总人口中的比例逐年提高，中国社会逐渐进入老龄化，由此带来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也面临着劳动力缺乏的问题。此外还有“人口红利”的观念。
　　其实这些都是似是而非的看法，这些看法本身倒不一定是错误的，但是有些人从这些观点基础上引申出来了一系列错误的观念。比如说，人口老龄化，导致社会负担加重，因此应该放弃计划生育政策，而是鼓励生育。但是，现在的老龄人口，正是从前的年轻人；现在生得越多，将来老年人也就越多（我们前边看到，马寅初在《新人口论》中已经预言了现在的人口老龄化）；除非是人口出生率一直增长下去，年轻人永远比老年人多，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人口出生率总是波动的，而且生活越富裕出生率就会越低。
　　说老年人多，加重社会负担，也是种想当然的说法。小孩子同样有社会负担。老年人固然医疗的负担重，但是小孩子教育、抚养和医疗的负担也不轻。老年人还能帮忙料理家务、照看小孩，减轻中年人的家庭负担。所以说算账不能只算一面。
　　社会能不能负担起越来越多的、不从事生产活动的老年人，关键在于劳动生产率有多高，社会财富有多大；在生产力很强大的前提下，最主要看社会分配方式。套用一句温家宝总理的话，不但要把蛋糕做大，还要把蛋糕分好。在2008年，我国人均粮食399公斤，仍然有很多人食不果腹；人均棉花5.7公斤，仍然有人衣不遮体；人均水果145.1公斤，人均水产品37公斤，很多人连个零头都消费不到。如今的社会，总产品足够让所有人都过上体面（当然不是奢侈）的生活了，问题在于社会产品分配方式是怎样的，而社会产品的分配方式又是由生产方式决定的。按照当今的生产方式以及由此决定的分配方式，即使中国人口马上减少一半，或者60岁以上的全部死光，仍然会有贫富差距，仍然会有人衣食没有着落，仍然会有人找不到工作，仍然会有人口过剩。或者像恩格斯讽刺地说的那样，世界上只要有一个人，就已经过剩了。
　　马克思的时代，资本主义仍然处于上升时期，所以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速度非常快，因此人口过剩的问题也就显得尤为突出。目前的中国也仍然处于资本有机构成迅速提高的时期，特别是中国的制造业发展神速，所以中国的人口过剩问题也尤为突出。发达国家到了20世纪中后期，因为已经完成了垄断资本主义进程，一方面产业资本让位给金融资本，另一方面大量资本输出，所以本国资本有机构成提高速度减慢，由于生活水平的提高出生率也随之下降，人口问题逐渐不再突出，现在甚至出现了劳动人口不足的问题。中国也将走这条老路，所以不久的将来，中国人口过剩的问题也将不突出，突出的是老龄人口过剩，青壮年不足的问题。但是颠覆传统人口过剩的青壮年不足的问题仍然是一个资本主义的问题。
　　说因为出生率减少而缺乏劳动力云云，这种说法其实只是杞人忧天，担心资本家缺少廉价劳动力。社会富裕了，劳动力成本自然就会高，出生率再高也是一样。资本家不能指望永远靠廉价劳动力积累财富。而且，如我前边所述，不同行业的情况千差万别，不能一概而论，总有一些行业缺乏劳动力，另一些行业劳动力过剩。如果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看，总体上（到目前为止）仍然是人口相对过剩。
　　所谓我国劳动力资源潜在不足的问题,发生在我国为全世界生产的大背景下，要放在这个大背景下去分析。问题的实质,是我国资本阶级力图依靠低工资保持全球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