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凡蜘蛛侠3百度云:项苏云：父亲项英在皖南执行中央决定反遭到中央的批判1

 父亲项英在皖南执行中央决定反遭到中央的批判 项苏云        皖南事变中，所谓父亲贻误战机，未及时带部队转移，是不折不扣地执行中央决定。而在父亲生死未明的情况下，毛主席起草了“项英、袁国平对于中央指示阳奉阴违，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的决定。 　　原载《活在别人的历史里》，李菁/著，文汇出版社/出版 　　关于皖南事变的是非曲直，现在也是许多学者研究的重点。我是学工程的，之前对党史并无多少研究，只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才开始了解这段历史。皖南事变中，父亲肯定有指挥失误的地方，但所谓贻误战机，没有及时带领部队转移，却是不折不扣地执行中央的决定。军事科学院有位专门研究项英的专家王辅一，他是用白纸黑字的电文来研究这段历史的。中央发了什么电报、项英是怎么回的，当时都有记录在案。从他的研究中可以看出，1940年10月底，国民党大军包围，毛泽东对项英交代一直是要交涉。1940年11月30日，毛泽东给新四军发了这样一条电文：“日蒋决裂，日汪拉拢，大局从此有转机，蒋对我更加无办法，你们北移又让他一步，以大势判断，蒋、顾（祝同）是不会为难你们的，现在开始分批移动，12月底移完不算太迟。”在事变前13天，中央仍给他和叶挺发来“以拖为宜”的电报。所以，说项英赖着不走是不对的，是中央一直让他拖着的。可惜原新四军秘书长李一氓去世了，中央重要的电报都经过他的手。 　　1941年1月，父亲带着一拨人马突围后，藏身在一个石洞里。据父亲身边的人回忆，父亲在山上时还很痛心，觉得新四军遭受这么大的损失他有很大责任，决定出来后先好好检讨，东山再起。打死他的人叫刘厚总，3月23日晚上，父亲、周子昆与警卫员黄诚住在石洞中，刘厚总在凌晨开枪打死了父亲与周子昆，抢走了父亲与周子昆随身携带的作为军费的黄金、银元，又抢走了手表和枪支，身中两枪的黄诚死里逃生。 　　刘厚总并不是电视剧《新四军》里描述的那样，是项英的贴身副官。据父亲的秘书顾雪卿回忆，刘厚总是军部副官处负责管理马匹的副官，平时与项英没有联系，是在皖南事变突围时在山沟里跑到一起的。刘厚总个子高、力气大，枪法比较准，是个打游击的好手，所以当他要求留在父亲身边时，父亲也很自然地答应下来。父亲带着几个人突围出来后，刘厚总自认前途无望，情绪低落，一直念叨着“完了完了”，所以才起了杀人劫财的邪念。可怜父亲英雄一世，没有倒在敌人的枪口下，却死在自己人手里。 　　刘厚总下山时被国民党捉住，国民党也并未给他什么优待，在长期关押后释放了他。全国解放后，他隐姓埋名，到处躲藏，但听说在1952年8月初在江西南昌被抓获处决。 　　现在一直有人写文章说叶挺与项英不和，将皖南事变的原因归结为项英与叶挺的矛盾，说党内机密会议，叶挺都被排除在外，叶挺儿子在回忆录里提到叶挺有时无所事事，背个相机到处走，显得很孤单。总的感觉是叶挺在新四军很受孤立。 　　我很奇怪有人拿这一点做文章。因为从当时的历史看，叶挺早期脱过党，虽然在皖南事变后的表现证明他是经得起考验的，但在当时，项英对他有戒备是不奇怪的。而且中央也曾向项英透露“叶挺是党外人士，要有所提防”之意。直到现在党内和党外还是有区别的，何况在那个非常时期？如果说父亲有什么问题，在我看，只能说他太忠实于党的路线了。 　　由于叶挺当时已经脱党，没署他名的文件不能让他看，作为政委的父亲还主动要求中央来文来电时添加叶挺的名字，以便共同指挥新四军。父亲对叶挺生活上也很照顾，那时候他们真是同甘共苦，叶挺曾几次萌生离开新四军的念头，不可能全是因为与父亲个人的矛盾。项英突围出来后还担心叶挺，又回头找他，结果叶挺下山去谈判被蒋介石扣押。 　　叶挺的儿子叫叶正大，是我在苏联留学时的同学。我们俩关系不错，他不止一次拍着我的肩膀说：“父辈的事情随他们去吧，我们俩永远是好朋友。”甚至在我们聚会的时候，他还站起来大声宣布我们的“友谊”。 　　而在事变发生的当时，在与父亲等人失去联系、父亲生死未明的情况下，毛主席起草了“项英、袁国平对于中央指示阳奉阴违，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的决定——“文革”前，我还在军事博物馆的展览中见过这份决定。后来还是陈毅到延安筹备七大时，把皖南事变的经过向中央作了汇报，中央仓促中形成的“项袁决定”才没被七大通过。这也说明，有人所说的项英与陈毅的“重重矛盾”也是毫无根据的。1945年陈毅去延安开会时住在李富春家的窑洞里，对我和弟弟特别好，正逢过年，蔡畅妈妈拉着我和弟弟给陈毅拜年，说我俩都是新四军的子弟，要给压岁钱。陈伯伯一边说“要得要得”，一边掏钱，每人给了1万边区币。1956年我从苏联回国时，听说陈毅伯伯在北京饭店参加一个舞会，我特地去见他。陈毅伯伯看到我，立即抛开舞伴拉着我在舞场上转圈，然后特别兴奋地逢人就说，“这是老项的女儿，这是老项的女儿”，对我的疼爱溢于言表。旁边的一个女的不解地问他：“谁是老项？”陈伯伯用很重的四川话回答：“老项，就是项英嘛！”我想陈毅伯伯如果活着，一定不会同意挑拨他和父亲的那些言论。 　　尽管当时毛泽东起草的决定没获七大通过，只在新四军内部传达，但它却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对父亲评价的依据。解放后，对项英的评价跌入了低谷，而且很奇怪的是父亲参与的革命活动只字不提。父亲是参加中共二大的12个代表之一，但介绍中只提其他11位；父亲是“二七大罢工”的重要领导人之一，但电影里只演了施洋和林祥谦，却不提施洋还是项英给介绍入党的。陈丕显任河南省委书记时，有一次去参观二七大罢工纪念馆，特地纠正他们不提项英的错误。“文革”中，全上海都贴了“项英是大叛徒”的大字报。几年前有位作家写了《皖南事变》的小说，把项英写得糟糕透顶，我没有资料反驳无力，是新四军的100多位老干部写信提出反对意见，这部小说才最终被禁止再版。我相信对父亲的评价，自有历史公论。 　　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我只知道父亲下落不明。直到1945年，陈毅去延安开会时通报给大家，我才知道父亲已经牺牲了。好像也没有特别的悲痛，跟父亲一起也就12天，坦率地说，感情会有多深？另外，周围同学也经常有父母牺牲的，这在那个年代也是平常事。但是皖南事变之后，我把名字从张苏云改成了“项苏云”，我告诉自己，也告诉大家：我是项英的女儿。        项苏云：父亲项英还有很多事没搞清楚        来源：《纵横》杂志2009年第7期    [导读]长大之后的项苏云，渐渐开始觉得，作为女儿，对于父亲，自己了解得还是太少了，特别是在渐渐接触了一些其他方面的历史材料之后，项苏云更觉得其中还有很多事情没有搞清楚。

　　1941年年初，抗日前方，战事正急。而国共两党突如其来的一场纷争，却让人们在震惊之余，嗟叹不已。这就是皖南事变。十天之内，国共双方兄弟阋墙，新四军9000余人的部队一战殆尽，军长叶挺被俘。至今留下的是周恩来“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慨叹。而从此之后，人们关于皖南事变的回顾和反思里，再也少不了他的名字，时任新四军副军长的项英。尽管在皖南事变中，他死于国事，是死难者中新四军方面最高级别的将领。但关于他，关于皖南事变，留给今人的仍是种种疑云。

　　一

　　项苏云，项英的女儿，和其他很多革命子女的后代一样，母亲十月怀胎时，就已经与项英分别。而她的幼年记忆中，从不知父母是谁，她在陶行知开办的上海劳工幼儿园里长大，抗战爆发后，她被一位老师辗转带到延安，作为干部子女，进入“保小”学习生活。

　　项苏云(以下简称项)：我们白天在学校上课念书，那个时候延安的生活都是集体的，吃住都在一起，单位、学校都是这样，大家过着“军事化的共产主义”生活。我们那时候吃饭分小组，每天吃饭的时候一个组给一脸盆菜，每个人分两个馒头，大家都蹲在脸盆旁边盛菜，挺好的。

　　在延安“保小”，项苏云结束了颠沛流离的生活。在大人们的谈话中，她逐渐开始了解自己的身世。她的父亲就是新四军的重要将领、大名鼎鼎的项英。但也仅此而已，父亲在当时幼小的项苏云心里，也只是个陌生的名字。直到1938年9月的一天，有人告诉他，父亲来了。

　　项：忽然有一天，我们正蹲在地下吃晚饭，郭老师就走到我跟前说：苏云，你爸爸来了。我一听吓了一跳。他说：苏云你过来，你不是要找你爸爸?我说对啊。他把我领到朱老总旁边坐着的一个穿军装的人跟前说：老乡，这是你的女儿。

　　多年之后，项苏云回忆起第一次与父亲相会时的情景。她说当时也许是因为年纪太小，也许是因为还不习惯，她一时怎么也无法把眼前的这个风风火火的军人和爸爸联系在一起。直到一双有力的大手，一把把她抱了起来。

　　项：我父亲很高兴，就把我抱在他腿上。我看着他，很好奇，我没见过。他就问我：“你叫什么名字?几岁了?现在念书了吗?……”他问什么我答什么，老看着他。

　　当时的项苏云并不知道，眼前的这个陌生人、自己的父亲已经是中共党内资历显赫的大人物。他1922年入党，领导过“二七”大罢工，1931年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第四次反“围剿”之后还曾代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在红军主力长征之后，他受命以中央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之职，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坚持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并且在抗战开始后，带出了一支威名赫赫的队伍——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并担任副军长。而这次和女儿的相聚，也是他作为新四军副军长第一次来到延安。

　　项：头几天里，由于白天他办他的事，我上我的学，我们交谈得很少。他对我特别耐心，特别慈爱，穿衣服、脱鞋、穿袜子、洗脚，什么都替我干。有一天，我去躲飞机轰炸回来，郭老师对我讲：今天你爸爸来看你，他有任务走了。我也就是7岁，后来过了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郭老师就告诉我说，西安有人来给我送来了一筒金鸡牌的饼干、一双毛线手套、一封信，是你爸爸托人给你带来的。

　　从最初的相认，到父亲的不辞而别，项苏云回忆说，这其间她和父亲只有12天的相处，然而就是这12天的相处，却成为他们父女唯一一次，也是最后的记忆。

　　项：皖南事变后，我在“保小”的安塞那里听到消息，人家告诉我说我们牺牲了好多人，你爸爸下落不明，叶挺被捕。当时我听到这个消息以后，也不是很难过，因为我们那个学校好多孩子家长都在前线打仗，说牺牲就牺牲了。

　　二

　　1941年1月4日夜晚，新四军军部和皖南部队9000余人，由安徽省泾县云岭地区出发，经江苏南部向长江以北转移。5日，部队行军途中，遭到国民党顾祝同、上官云相等部包围和袭击。战况迁延至1月12日晚，叶挺等人在石井坑亲自组织突围。双方火线冲突进行了七天七夜，新四军因兵力薄弱陷于绝境。叶挺赴敌处协商时被扣押。新四军全军约9000人，除2000人突围成功外，大部被俘、失散或阵亡。而项英，却连他的生死都是扑朔迷离。

　　项：我父亲第一次突围出来后，听说叶挺没突围出来，他想回去救叶挺。得知叶挺已经被国民党拘留了，他又突围出去，带了一些警卫员，和周子昆一起躲到安徽云岭的蜜蜂洞，在那待了一个多月。一边了解军情，一边跟当地的地下党联系。我父亲说再重新建立起根据地打游击，天天派警卫员下去了解地下党的情况，一些警卫员下去了，在他跟前还留有警卫员，一个姓黄的，是周子昆的警卫员，另外一个叫刘厚总。

　　关于刘厚总，有人说他是项英的副官，也有人说他只是一个警卫员。但有后人考证，刘厚总1926年便参加革命，以勇武著称，也以彪悍和不服管教闻名。项英曾对别人说过，刘厚总这个人力气大，个子高，枪法准，是个“打游击的好手”。可当时谁也想不到，他会做下一桩惊人之事。

　　项：这个人是军部原来的一个马夫，当时跟他们一起突围出来。他个子很高大，据说上山的时候刘厚总扶着我父亲。当时他们就反映他情绪有些波动。

　　皖南事变之前，新四军部队所辖9000余人。而自1941年1月12日的那场7昼夜的大战之后，战况惨烈，主力部队除2000余人突围之外，大部损失殆尽。副军长项英仅率副参谋长周子昆等十数人躲入皖南石井坑一处山洞中。

　　项：我父亲和周子昆带了一点金子，说带点军费要重新建立根据地的时候，就作为费用。他们有时在外头晒太阳、捉虱子，叫刘厚总看见了，刘厚总就起了图财害命的歹意。有一天他趁着只剩下周子昆、项英、姓黄的警卫员和他四个人的时候，他就开枪先打死我父亲和周子昆，再打伤姓黄的警卫员，把金子抢走了。下山的路上，碰到有警卫员上来，就问他：怎么山上有枪响?你干嘛去?他说：首长派我有任务，大概首长在上头打狼吧。警卫员一回来，看见三个人都倒在血泊里，姓黄的警卫员没有死。刘奎和几位警卫员把周子昆和我父亲的遗体掩埋，抬着姓黄的警卫员离开。

　　皖南事变发生之后，新四军的高级将领都成为国民政府悬赏通缉的对象，一时间，皖南山区传遍了蒋介石的手令：活捉新四军军长叶挺奖十万元，活捉副军长项英、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各奖五万元。项苏云认为，刘厚总希望以项英的首级铺他发财之路。

　　项：听说后来刘厚总还带了国民党的队伍来找我父亲的尸体，但没找到，因为他跟国民党去报功，说他杀了项英，人家要看到尸体。他没找着。我父亲的遗体能移到南京烈士陵园，就是因为刘奎。他以后在安徽做警备师师长，听说现在也去世了。他带着我弟弟，受刘伯承元帅的委托，把周子昆和我父亲的尸体搬到南京去，在雨花台烈士陵园下葬。

　　三

　　项苏云回忆说，确切得到父亲牺牲的消息，还是在陈毅回延安时才知道的。项苏云对于父亲项英的印象，更多的来自父亲战友们的叙述，陈毅、李富春、蔡畅。长大之后的项苏云，渐渐开始觉得，作为女儿，对于父亲，自己了解得还是太少了，特别是在渐渐接触了一些其他方面的历史材料之后，项苏云更觉得其中还有很多事情没有搞清楚。

　　项：“文革”期间，上海贴满了大字报，骂我父亲是“大叛徒”，我被斗了，靠边了，但是还没开除我党籍。周恩来讲了一句话，他说上海说项英同志是“大叛徒”，这是不对的，项英同志还是我们革命的好同志。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周恩来专门就项英讲的这句话。我这个项英的女儿，在延安的时候，领导同志对我都挺好，没有感到好像因为我是项英的女儿受到歧视，一直把我当作革命烈士子女来看，对我都很好。

      “文革”结束之后，军事科学院学者王辅一开始研究项英。但让项苏云没想到的是，这其中的契机竟然是源自一本百科全书的编写。

　　项：以后王辅一写了《项英传》。“文革”以后，胡耀邦做中央组织部部长的时候，当时我们国家在大百科全书上，有些条目需要修改，涉及到项英这个条目的时候，就和当时的中央党史研究室负责人、军事科学院负责人研究，结果这个条目分到南京军区去写。

　　百科全书的一个条目，终于引发了多年来对项英问题的重新思考，但是在落笔之前，写作组的人们再次遇到了棘手的问题，除了中央1941年对项、袁问题的一纸决定外，对项英革命生涯的描述，他们需要更多的研究。1984年12月7日百科编辑室以征求意见稿形式，对“项英”条目的处理意见报送中央，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当天就作了三处旁批。在项英参与工运的情况旁他批示：“创党到第一次大革命是否还要加一两句肯定的话?在工人运动中还有过什么最英勇的斗争?”

　　对项英领导南方游击战争的情况他批示“充分肯定这一段，好。”而在皖南事变的相关情况旁，胡耀邦肯定了百科编辑室的行文：“他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认识不足，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阴谋缺乏警惕，在1941年1月蒋介石制造的皖南事变中，犹豫动摇，处置失当，对新四军皖南部队遭受损失负有责任”，在这段释文下，胡耀邦划了杠杠，批示道：“这个评语看来可以了。”

　　四

　　皖南事变一战，新四军主力丧失殆尽，叶挺被扣押，蒋介石命令撤消新四军番号。中共中央在严厉谴责国民党方面的军事行动后，接着宣布重建新四军军部，以陈毅为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委，誓要将这支部队的抗战使命进行到底。再之后，抗战结束，扣押多年的叶挺被释放，在从重庆回延安的途中遭遇空难离世。新四军也和山东的八路军合并，成为华东野战军。经过这些国事动荡，人事代谢，项英的名字逐渐从历史的舞台上淡去，人们关注项英，很多也都是在感慨他传奇般的革命生涯和异常悲壮的人生篇章。直到20世纪90年代，市面上突现的一本小说，描述了诱发皖南事变的重要原因之一，是项英和他统率的新四军不听中央命令，攻击国民党军队在先。

　　项：在这个过程中间，上海的新四军100多位老同志给中央写了一封信，对这部小说意见很大，第一个就说对皖南事变的罪魁祸首应该是国民党，应该是蒋介石。另外对项英的说明歪曲了很多事实。于是他们就联名给中央写信说这部小说是不对的，当时，中宣部专门召开了一个座谈会。座谈会以后，发现这本小说确实有问题，于是中宣部正式发文——这本小说不准再版。

　　在父亲牺牲后，一直以来，项苏云都以烈士子女受到中共中央的照顾，并于1948年成为中共中央派往苏联学习的21名烈士和高级领导干部子女之一，被称之为“4821”。在这里，她和叶挺的儿子叶正大、叶正明相识了。

　　项：叶挺的两个儿子都是我们“4821”的，二儿子现在已经不在了，老大叶正大，我们到现在关系非常好，他经常拍着我肩膀跟我说：苏云，父辈的问题别人愿意去怎么说就怎么说，我们永远是好朋友。我相信我父亲和叶挺如果活着的话，也会拍肩膀，叶挺好几次讲话都表扬我父亲，说新四军由于项英的领导……从来没有说项英怎么排挤他。

　　五

　　传言中，张亮携子投项英，因为妻子和另外几人一起被捕，后在狱中，出卖了一个革命同志，项英一怒杀妻。

　　项：我第一次看到这个谣言是一家报纸，有人忽然告诉我：登了一篇你爸爸打死你妈妈的文章。当时我眼睛看不见，赶紧就去买了份报纸。回来孩子念给我听。我很生气，马上打电话给编辑，我说你们这个消息从哪儿来的?这个消息不对头!当时是说我母亲出卖了瞿秋白。瞿秋白和我母亲、周月林同时被捕，结果瞿秋白被杀害了，女的放出来了，就说这两个女的是出卖瞿秋白的叛徒。当时我母亲带着我弟弟去找我父亲的时候，跟我父亲在屋里谈，孩子由父亲的警卫员领着在外头玩。他们两口子谈了一个多小时，出来以后说我母亲脸色不太好，然后就领着我弟弟走了。

　　后来，张亮下落不明。

　　项：最近听到了一点事：有人访问一个公安部的老同志的时候，他说他曾在延安参加了一个审判“托派”的案子，审一男两女，其中一个女的听说是项英的夫人，是“托派”，康生下的命令把她处死了。

　　多年之后，在进行了多次艰苦的调查之后，历史终于还了张亮一个清白。

　　项：现在事实证明，不是她出卖的瞿秋白。和她同时一起离开苏区的另外一位女同志周月林，当时在苏区的时候，是妇女部的部长。当时由于红军要长征，我母亲怀孕，瞿秋白得了肺结核，准备到上海去治病，我母亲怀孕也不能跟着留下，就与周月林一起去福建，想绕道香港去上海，结果她们在福建被捕了。开始被捕的时候，由于她们身份都伪装了，没有暴露，我母亲怀孕，周月林就化装成护士，我母亲就说是老板娘，瞿秋白就化装一个教师，恰好有一个李营长的堂弟媳妇将要分娩，周月林便被保出去护理产妇。我母亲由于怀着弟弟，有一个小杂货铺的老板，娶两个老婆没孩子，看见我母亲就说：我把她接到我家去，将来让她生的孩子做我儿子。就把我母亲接去了。不久，敌人重新把她们三个人抓进监狱，说她们是共产党员。瞿秋白同志牺牲了。我母亲就在监狱里生的我弟弟，是周月林接生的。西安事变后，抗日统一战线形成，周月林和我母亲获释。出狱后，周月林就带着我母亲投靠了她婆婆，住了一段以后，就觉得不是事，到上海去找党的关系，我母亲就带着我的弟弟去找我父亲。1955年，周月林成为“出卖瞿秋白的叛徒”而含冤入狱。1979年，在事实面前，周月林得到了平反，后来她把她和我母亲、瞿秋白被捕的情况写成回忆，这个问题得以澄清，我母亲和周月林都不是出卖瞿秋白的叛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