忧伤国事 沉雄浑成——析陈与义忧国忧民诗与《伤春》

陈与义(1090—1138)，字去非，号简斋，洛阳人。北宋徽宗时任太学博士，著作佐郎，后谪监陈留酒税。“靖康之难”时，他从陈留避乱南奔，经商水、襄阳至湖南，辗转流落于岳阳、长沙、衡阳之间。宋高宗绍兴元年(1131），他经过广东、福建抵达绍兴，被任命为兵部员外郎。第二年又赴南宋都城临安(今杭州)，历任中书舍人、吏部侍郎、翰林学士等职。绍兴七年(1137)，曾任参知政事。他在被委以重任时，是想有所作为的。但眼见南宋小朝廷苟且偷安，李纲、张浚等爱国大臣都陆续遭到排斥、打击，他担心职位太高会招致祸害，加上身体多病，他就自己请求免职，只做了一年多的参知政事。他辞官回到湖州不久就去世了，只活了四十九岁。

 陈与义是南、北宋之交的杰出诗人，成就高出同时其他诗人，也是江西诗派后期的重要作家。严格说来，陈与义还算不上标准的江西诗派诗人。他学习杜甫，早期是从黄庭坚、陈师道的路子上学，写了不少表现个人生活情趣的作品，对社会现实比较冷漠。他曾以《墨梅》诗受到宋徽宗的赏识。《墨梅》诗五首之中有一二首构思比较新颖。“靖康之难”后，在兵荒马乱中，陈与义经过颠沛流离，比较广泛地接触了社会现实，遭遇与杜甫相似，情怀感受，大多是家国之痛。他逃难的第一首诗《发商水道中》说：“草草檀公策，茫茫杜老诗。”檀公，指南朝的檀道济。据《南史》记载，王敬则曾说：“檀公三十六策，走为上计。”原意是讽刺檀道济逃避与北魏交兵。这里，陈与义用来讽刺宋王朝统治集团只知向南逃跑，不敢抵抗金兵。草草，是形容惊慌失措的样子。正由于这样，造成了遍地干戈的战祸和社会动乱。杜甫诗有许多就是反映战祸与动乱的。所以下句说“茫茫杜老诗”。茫茫，是形容兵荒马乱的样子。杜甫的诗有“干戈浩茫茫”和“九州兵革浩茫茫”之句。这里，陈与义说自己也像杜甫那样，战祸和动乱成了诗歌描写的主要内容。陈与义在后来的《避虏入南山》诗中又说：“但恨平生意，轻了少陵诗。”他发观过去对杜甫诗歌忽视了重要的方面，现在对于杜甫诗歌的精神有了心心相印的体会。从此诗风有了转变，学习杜甫感时忧乱的精神，效法杜诗苍凉沉郁的风格。在南渡前后的诗中，他经常提到“忧”字，如《重阳》诗说：“去岁重阳已百忧，今年依旧叹羁游。”《除夜不寐饮酒一杯明日示大光》诗说：“万事乡山路不通，年年佳节百忧中。”《夜赋》诗说：“腐儒忧平世，况复值甲兵。”《同范直愚单履游语溪》诗说：“小儒五载忧国泪，杖藜今日溪水侧。”这都是在深重的民族灾难中，诗人忧国忧民的感情的表现。陈与义的早期作品也常出现“忧饥寒”、“忧冷语”、“忧网罗”等，但那只是忧虑个人的得失，与南渡后忧国忧民的心情不能同日而语。正是深沉的爱国主义感情，使他写出了不少具有社会意义的诗篇。

 陈与义痛恨金兵的入侵，对宋高宗的逃跑主义也深为不满。他有一首诗叫《次韵尹潜感怀》。尹潜，姓周名莘，在岳州做小官，也能写诗。陈与义流落岳州，与他诗歌唱和。这首诗就是和周莘的《感怀》诗。诗中说：“可使翠华周宇县，谁持白羽静风尘?”可使，就是怎么能使的意思。翠华，是皇帝的一种仪仗，这里指皇帝，即宋高宗。周，是走遍了的意思。宇县，等于说天下。“可使翠华周宇县”，是说怎么能够让皇帝到处奔跑呢?建炎三年(1129)金兵攻占徐州后，进逼瓜州，宋高宗从扬州逃跑到杭州。诗人用“可使翠华周宇县”委婉地批评了宋高宗的逃跑主义。下句“谁持白羽静风尘”，白羽，用诸葛亮手执白羽扇指挥作战的故事。风尘，指战争。诗人说没有人能够抗击金兵，打败敌人的侵略，谴责了朝中大臣的懦弱无能。

 写了这首诗的第二年，陈与义又写了《伤春》一诗：

 “庙堂无策可平戎，坐使甘泉照夕烽。初怪上都闻战马，岂知穷海看飞龙！孤臣霜发三千丈，每岁烟花一万重。稍喜长沙向延阁，疲兵敢犯犬羊锋。”

 题目是“伤春”，并不是写一般断肠的春色，而是“天翻地覆伤春色”(陈与义《雨中对酒庭下海棠经雨不谢》)，也就是杜甫《春望》所写“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的诗意。实际是伤时，也是伤国。全诗正是围绕着感伤国事这个主旨展开了深沉的艺术构想。

 建炎三年(1129)的冬天，金兵渡江，攻破临安、越州，宋高宗从海上奔逃。建炎四年(1130)的春天，金兵又攻破明州，宋高宗奔逃到温州。《伤春》诗就是这个时候写的，当时诗人流落在湖南。

 诗的开头两句，概述当时形势，中间包括了诗人的评论、认识，不是客观罗列。

 首联“庙堂无策可平戎，坐使甘泉照夕烽”二句，上句是因，下句是果。采用借古喻今的手法，直叙国事的危急。庙堂，指朝廷。平戎，指平定外族的侵略。坐，当因此讲。甘泉，是汉代皇帝的行宫，在今天陕西省淳化县的甘泉山上。汉文帝时，匈奴入侵，告警的烽火可以直达甘泉宫。这里，上句“庙堂无策可平戎”，是说朝廷对于金兵的侵略不能也不敢抵抗，下句“坐使甘泉照夕烽”，是以汉代匈奴入侵，晚间烽火一直照到甘泉宫，来表示由于南宋统治集团的不抵抗，因此使得金兵长驱直入，从边境到达内地。李白《塞下曲》， “烽火动沙漠，连照甘泉云”。这里借用汉代的故事，比喻朝廷没有平定边患的良策。

 颔联“初怪”二句，承上直写南宋小朝廷狼狈逃奔的可悲行径，把“坐使甘泉照夕烽”具体化。“初怪上都闻战马”是说一开始为北宋都城汴京在金人战马的嘶鸣中沦陷而感到震惊；“岂知穷海看飞龙”，是说今天哪里想到会看见皇帝在金兵的追赶下从偏远的海上逃跑。飞龙，指宋高宗乘坐的大船。对这种敌人步步进逼、朝廷节节败退的局面，诗人忧心如焚，春回大地，万象更新，而国势却如此危急，就更增加了诗人的伤感。

 颈联“孤臣”二句，是借用李白和杜甫的名句，直接抒发感慨，扣着题目写“伤春”。“孤臣霜发三千丈，每岁烟花一万重。”上句写伤，下句写春，由“每岁烟花一万重”的春，引起“孤臣霜发三千丈”的伤。孤臣，作者自指，一是表示流落无依，二是表示失去了皇帝。霜发，即白发。用了李白“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的诗句。烟花，指春天艳丽的景物，用了杜甫“关塞三千里，烟花一万重”的诗句。此处“烟花”，泛指春景，也切合诗题的时令。诗人把“白发三千丈”与“烟花一万重”两句李白，杜甫的名句合为一联，对仗贴切、工整，表现了诗人伤时忧国的感情。杜甫有诗说：“天下兵虽满，春光日至浓”、“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陈与义在别的诗中也说：“天翻地覆伤春色。”都是由春光烂漫与家国残破的对比之中，产生了莫大的忧伤。这也可以看出陈与义学习杜甫与江西诗派的不同之处。杜甫伤春，一方面说“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一方面说“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寇盗莫相侵”，尽管为外族的入侵深深地忧虑，但还是相信国家终究是会恢复的。陈与义在这首《伤春》诗中，也从“万方多难”的现状中看到了希望。

 尾联 “稍喜长沙向延阁，疲兵敢犯犬羊锋” 二句，落笔很有力量。向延阁，指向子諲。延阁，是汉代史官的官署。向子諲曾任秘阁直学士，相当于史官的职务，所以陈与义借用汉代史官称他为向延阁。据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载：“建炎四年春正月丁卯，金人犯潭州(今长沙)。……帅臣直龙图阁向子諲初闻警报，率军民固守，且禁士庶无得出城。敌骑至潭，呼令开门投拜，军民皆不从，请以死守。”后来金兵围攻长沙八日才破城，向子諲率领官吏从南楚门突围而出。犬羊，金人为北方游牧民族，与犬羊为群，故诗人以犬羊锋来形容金兵的猖狂进攻。建炎四年(1130)二月，向子諲任长沙太守，组织军民抗击金兵。诗人对向子諲是歌颂的，向子諲以疲惫、力弱的部队，敢于冒犯野兽一般的金国侵略军的锋锐之气，是具有爱国精神和牺牲精神的。诗人在这里显然是以在长沙的向子諲与在“庙堂”的当权派作对比，向子諲“疲兵敢犯犬羊锋”，而“庙堂”都是“无策可平戎”。所以对向子諲的歌颂，就包含了对“庙堂”当权派的批判。“疲兵敢犯犬羊锋”，不仅笔调苍凉悲壮，而且字里行间充满了对向子諲卫国精神的无限崇敬之情。“敢犯”二字，气势凌云，读来足以超顽振懦。诗人用“稍喜”二字就表明了他的讥讽的意图。“稍喜”并不是说向子諲的抗金值不得大喜，而是说在“庙堂无策可平戎”的局面下，还有向子諲的“疲兵敢犯犬羊锋”，使人看到了—线希望，在忧伤之中带来了一点欣慰。

 这首感怀时事的诗作，深刻地反映了南宋前期战乱动荡的社会现实。诗中一方面对南宋朝廷不采取抵抗政策，一味退却逃跑，表示出极大的不满，另一方面对向子諲等官兵纷起抗敌的爱国壮举，进行热情地讴歌。这种鲜明的主战态度，在当时是十分可贵的。清代纪昀在方回《瀛奎律髓》的批注中说：逼近杜甫。具体地说，他的爱国思想和风格都与杜甫感怀世事的七律相接近。因此，从这首《伤春》里，我们可以窥见陈与义南渡后的诗风开始转变，能卓然成家而自辟蹊径。宋代刘克庄《后村诗话》前集卷二，说陈与义“建炎以后，避地湖峤，行路万里，诗益奇壮。……以简洁扫繁缛，以雄浑代尖巧，第其品格，故当在诸家之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亦称其“湖南流落之余，汴京板荡以后，感时抚事，慷慨激越，寄托遥深，乃往往突过古人。”这些评语，并非溢美之辞，而是符合南渡后陈与义的诗风特征的。 “此诗真有杜忠”这是极有见地的。尽管诗人的爱国感情没有杜甫那样的深厚和强烈，但是在这首七律中显露出来的爱国情思，沉雄浑成的艺术风格，已经不是在形貌上与杜甫相似，而是在气味上逼近杜甫。具体地说，他的爱国思想和风格都与杜甫感怀世事的七律相接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