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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航天之父”钱学森
从共产党嫌疑犯到信仰者
南方报业新闻 时间: 2011年06月27日 来源: 南方都市报
钱学森 ◎入党时间:1959年 ◎入党地点:北京中科院力学研究所 ◎入党介绍人:杜润生,杨刚毅 钱学森在书房。 翻拍于《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
1986年6月27日,钱学森(右)当选为中国科协主席,周培源(左)被授予名誉主席。 新华社发
钱学森为争取回国给陈叔通的信。 翻拍于《人民科学家钱学森》
钱学森工作过的中科院力学研究所。南都记者 高龙 摄
1970年4月24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成功发射。
2009年10月31日,被誉为“中国航天之父”的钱学森走完98年的人生历程,溘然长逝。
“中国要走在世界前列。”逝世两个月前,钱学森对前来探望的温家宝总理忽然伸出右手大拇指这样说,一位年近百岁的老人,念念不忘的是祖国的发展。
从他生命的终点前推50年,钱学森加入中国共产党(1959年),前推54年,从美国返国(1955年)。
对钱学森而言,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是他归国后的一个重要起点,在这里,他开始了国内的科研工作,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在美国被怀疑为共产党,到在中国加入共产党,钱学森的人生境遇,浓缩了大时代下知识分子的艰难选择历程。
学生时代开始接触社会主义
钱学森最早接触社会主义是在学生时代。在这个阶段,他是一个关心政治的进步青年,但社会主义对他谈不上是一种信仰。
钱学森的父亲钱均夫是第一位对他的思想产生重大影响的人。钱均夫是一位教育家,1914年初出任北洋政府教育部视学。钱学森晚年曾对秘书涂元季回忆:“我父亲钱均夫很懂得现代教育,他一方面让我学理工,走技术强国的路；另一方面又送我去学音乐、绘画等艺术课。我从小不仅对科学感兴趣,也对艺术感兴趣,读过许多艺术理论方面的书,像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我在交通大学念书时就读过了。”
钱学森三岁时随父母到北京,在那里度过了童年和少年。1923年9月,他进入国立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学习。在这里,他首次听到了列宁等名字。钱学森回忆:“记得初中三年级时,一天午餐后休息,同学们聚在一起闲聊,一位同学十分得意地说:‘你们知不知道20世纪有两位伟人,一个是爱因斯坦,一个是列宁。’大家听后茫然,便问他是怎么知道的。他说是从图书馆的一本书上看到的,爱因斯坦是科学伟人,列宁是革命伟人。但那时我们谁也不知道爱因斯坦是相对论的创始人,列宁是俄国的伟大革命家,更不知道还有马克思、恩格斯。但这次茶余饭后的闲谈却激起了我对科学伟人和革命伟人的崇敬。”
1929年,钱学森以第三名的成绩考入上海交通大学学习。大一暑假,钱学森因伤寒休学一年,其间接触到了社会主义书籍:“但休学一年对我也有好处,乘机看了些科学社会主义的书,对当时政府的所作所为知道了底细,人生观上升了。于是再回到学校读三年级时,对每星期一上午的‘纪念周’就想逃,不愿恭听黎照寰校长的讲话。”
在休学期间,钱学森还购买阅读了布哈林的《辩证法底唯物论》。他的表弟李元庆在此期间对他产生了影响。李元庆当时在杭州国立艺术专科学校读书,关心左翼文艺运动和国内时局。据钱学森的堂侄钱永龄回忆:“他(指李元庆)经常向学森伯父灌输进步思想,讲述民族危亡现状,一心希望早日唤起全中国各民族的伟大觉醒。那时,他经常向学森伯父偷偷传阅《共产党宣言》、《辩证唯物主义》等进步书籍。”
读书与李元庆的影响对钱学森起了作用。在重返交通大学后,钱学森和一个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有过接触,参加了多次讨论会。
受“一·二八”事变刺激改变专业
钱学森在交通大学攻读的是机械工程,但是“一·二八”事变促成了他专业兴趣的转变,进而影响了他的人生轨迹。
“一·二八”事变时,日军以300架飞机掌握了制空权,对中国军民造成了巨大杀伤。钱学森受到震动,感到中国必须拥有强大的空军和航空工业。1933年,中国国内也掀起了“航空救国”的浪潮,国民政府决定举办“航空救国飞机捐”,组织中华航空救国会(后更名为中国航空协会),宣称要“集合全国民众力量,辅助政府,努力航空事业”,在全国各地发行航空奖券。在这样的背景下,钱学森在学校选修了航空工程课程,在图书馆里阅读了飞艇、飞机和航空理论的图书,并决定毕业后从铁道机械工程专业转向航空专业。
1934年,钱学森于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毕业,同年考取清华赴美留学公费生。1935年,钱学森入麻省理工学院航空系学习,获航空工程硕士学位,后转入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学习,师从世界著名空气动力学教授冯·卡门,并与冯·卡门共同完成高速空气动力学问题研究课题和建立“卡门—钱近似”公式。
在加州理工学习期间,钱学森参加了航空工程研究生马林纳发起的“火箭俱乐部”,并与马林纳成为好友。在马林纳家里,钱学森结识了马林纳的好友威因鲍姆博士(当时为加州理工学院化学系助教)。马林纳和威因鲍姆都是美国共产党员,但钱学森当时并不知情。认识了威因鲍姆后,钱学森参加了他在家中组织的读书会,并随读书会读了恩格斯的《反杜林论》。读书会的成员都是加州理工学院的知识分子,有很多人是共产党员,许多人聆听过美国共产党总书记白劳德的演讲。这个读书会产生的背景是美国的大萧条时代。当时美国被失业和饥饿席卷,有许多学生质疑资本主义制度,并为苏联的社会主义实验而激动。
1939年,钱学森获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航空、数学博士学位。并先后任加州理工学院助理教授、加州理工学院副教授、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加州理工学院喷气推进中心主任、教授等职。
“没人对自己的未来有把握”
1947年,钱学森去美国后第一次回国。根据当年上海《申报》的报道,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朱家骅想通过北大校长胡适,邀请钱学森出任交通大学校长一职,但被他婉拒。教育部后来否定了对钱学森交通大学校长的任命,官方随后给出的理由是,教育部长朱家骅认为钱学森太年轻,无法胜任此职。
事实上,钱学森婉拒国民党的职务,与他回国后受到的触动有关。当时,钱学森在上海目睹物价飞涨、官员腐败、民不聊生等现象。他这样描述当时的国内:“目前国内局势战乱不止,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不能回来为国民党装点门面。”在1948年一封给马林纳的信中,钱学森写道:“东方的形势变化非常快。我真的不知道我的未来会怎样。但或许,没人对自己的未来有把握。”
在加州理工学院工作期间,钱学森在政治思想上,受到了友人罗沛霖的影响。后者1931年考入交通大学电机系后,与钱学森成为好友。两人在政治问题上谈得来,都关注国家命运。罗沛霖记得钱学森对他讲过:“中国的政治问题不经过革命是不能解决的,光靠读书救不了国。”罗沛霖后来投奔延安,又被组织安排去重庆从事地下工作。1947年,钱学森回国后,罗沛霖经他推荐去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攻读了博士学位。读书之外,罗沛霖还担任了中共委派的秘密使命,在美国从事统战工作,争取留美中国学生回国。钱学森也成了罗沛霖的争取对象。1948年,在中共组织领导下,留美学生建立了“留美科技人员协会”。该协会的任务就是动员留美人员回国。罗沛霖是加州理工学院“留美科技人员协会”分会的负责人。在美国,钱学森曾向罗沛霖表示过有回国的准备。
此外,钱学森也受到了其他方面的影响。1949年夏,周恩来指示,旅美进步团体的中心任务,是动员在美国的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科技专家回国建设新中国。在新中国成立前,钱学森收到了美国中区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理事会主席葛庭燧的信。葛庭燧是钱学森青少年时代结交的朋友。他在信中写道:“以吾兄(指钱学森)在学术上造诣之深及在国际上之声誉,如肯毅然回国,则将影响一切中国留美人士,造成早日返国致力建设之风气,其造福新中国者诚无限量。”葛庭燧的信对钱学森决意回国产生了重要影响。40多年后,钱学森在给葛庭燧80岁生日的贺信中写道:“我决不会忘记,是您启示我早日从美归国,为新中国服务……”葛庭燧也转来了香港大学教授曹日昌(为共产党员)写给钱学森的信。曹日昌在信中转达了中共领导人对钱学森的期望,让他尽快回国,领导新中国航空工业建设。
1949年年底,父亲钱均夫也来信催促钱学森早日回国:“儿生命之根,当是养育汝之祖国。”但在1949年,钱学森尚踌躇于回不回国。这一年,钱学森申请加入美国国籍,填了美国的入籍申请表。当面对父亲多次来信催促,钱学森曾考虑过回国找一份暂时的教职。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研究员、科学史学者姚蜀平曾在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姚蜀平近日告诉南都记者:“钱学森当时申请美国国籍,应该有实际的考虑。他在美国做的是尖端科学研究,一个外国人不方便。”
中国自抗战末期至1949年夏天,出现了一次留学高潮。这一期间,用“留学”“讲学”“实习”“考察”“参观”等名义和方式出国的高级知识分子,数目庞大,据已有材料估计,1950年夏尚在美、英、法、日等国家高等学校的中国留学生(包括一部分教授和专门人才)有5000余人。
被美国怀疑为共产党员
1950年,美国联邦调查局给了钱学森一个“共产党员”身份。
当年6月6日,钱学森遭到美国联邦调查局两名探员的审问,对方宣称有足够的证据表明,钱学森是美国共产党党员,早在1939年就成为美国共产党帕萨迪纳第122教授小组的成员。但钱学森坚决否认。在20世纪30年代,钱学森参加了前面提到的威因鲍姆家的读书会,该聚会被认为是共产党员的集会,钱学森因此被怀疑。此后,钱学森被吊销了安全许可证,不能再涉足美国国防机密研究工作。钱学森此前已从事美国国防机密研究工作长达八年。
钱学森受到政治审问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此时的美国政府,受到反共、排外的麦卡锡主义的影响,到处追查共产党人,许多人被怀疑为“间谍”,受到政治迫害。
6月16日,美国共产党员威因鲍姆在家中被捕。威因鲍姆当初进入喷射推进实验室是钱学森推荐的,因此几天后联邦调查局再度找到钱学森。钱学森交给他们一份辞去加州理工学院一切职务的声明。一周后,朝鲜战争爆发,钱学森担心中美关系恶化后回不了国,此时坚定了回国的步伐,收拾行李委托搬家公司装箱托运。在加州理工学院院长杜布里奇的努力下,美国政府决定于这年8月23日举行针对钱学森的听证会。钱学森也已经预定了五日后的回国机票。
8月份,钱学森去华盛顿拜访了美国海军次长金贝尔,寻求帮助。后者此前曾和钱学森共事,知道钱学森的学术价值。他听说钱学森要回国的打算后,给美国移民局打电话,让对方阻止钱学森回国。金贝尔在电话中说了在后来广为人知的话:“他知道所有美国导弹工程的核心机密,一个钱学森抵得上五个海军陆战师,我宁可把这个家伙枪毙了,也不能放他回红色中国去!”钱学森一返回洛杉矶,就接到移民局禁止离开美国的公文。他要托运的行李也被海关扣查,被称里面有美国机密文件,违反了美国“出口控制法、中立法和间谍法”。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研究员姚蜀平向南都记者分析:“钱学森是导弹研究的先驱,回去的话,在泄密方面,(对美国)是非常大的威胁。”
1950年9月7日,钱学森在洛杉矶帕萨迪纳被拘留,拘留持续了15天,此后他处于软禁状态,几次出席驱逐听证会。1951年美国移民局通知钱学森,他被认定是共产党员,依据美国《颠覆活动管制法》必须驱逐出境。但来自华盛顿的干涉要求暂缓执行,因为钱学森掌握了与美国国防机密有关的核心技术。驱逐出境的裁定被搁置着,钱学森长期处于软禁状态。
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共就已经开始注意争取在外留学生回国为人民服务问题。1949年底,由当时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召集有关政府部门及群众团体共15家单位组成“办理留学生回国事务委员会”,统筹回国留学生招待及介绍工作、学习,以及对在外留学生的调查、宣传、接济等工作,由时任教育部部长的马叙伦同志担任主任委员。
办委会成立以后,积极开展工作,对留学生采取“一般的号召,在自愿的基础上早日学成回国为人民服务”的原则,想方设法满足在外留学生的回国愿望,并解决回国后工作问题。其间,美国等国政府利用各种途径利诱、扣留甚至囚禁我在外留学生,阻挠其回国。
1955年,钱学森躲开了特工的监视,将一封说明自己情况的信辗转寄给了他父亲的故交、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陈叔通。陈叔通当即将信转给了周恩来。当周恩来收到钱学森的信后,叫外交部火速转给正在日内瓦举行中美大使级会谈的王炳南。1955年8月1日中美大使级会谈开始后,王炳南亮出了钱学森给陈叔通的信件。在事实面前,美方批准钱学森回国,同时换回了一批美国战俘。这次谈判三天后,钱学森收到了美国移民局允许他回国的通知。
1955年10月8日,钱学森一家回到了中国大陆。
据有关部门统计,截至上世纪60年代中期,像钱学森这样的旅居海外的专家、学者和优秀留学人员回归祖国的达到2500多人,包括钱三强、李四光、邓稼先、华罗庚等优秀专家学者,其中许多人成为了我国高科技领域一些学科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为当时我国教育和科技事业、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入党推动一批知名科学家的进步”
如今,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到处都可找到钱学森的“影子”。在主楼一楼大厅,陈列着“力学研究所院士风貌”,里面有钱学森的相片。在主楼走廊墙壁上,陈列着钱学森的人生履历。在三楼至今保留着钱学森的办公室,这间房号为“305”的办公室常年锁门,门上写着“钱学森所长办公室”,旁边墙上挂着钱学森的图文介绍。紧邻着钱学森办公室的是当年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副所长郭永怀的办公室,房号为“304”。
张可文1956年被调到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工作,担任钱学森的第一任秘书。她近日告诉南都记者:“在出国之前,钱学森在思想上就是一个进步青年,后来美国人对他的态度促成了他回国后思想的转变。”
1956年回国后,在冯·卡门75岁生日时,钱学森给他写了一封耐人寻味的信,信中流露出对冯·卡门反常的质疑:“你这么多的工作成果被用于或正在被用于制造毁灭性的武器,它们很少被用于为人类的福利服务,难道不是这样吗?但是你确实不需要这么想。因为,我回到了我的祖国,我发现有一个完全不同于美国的世界,那里生活着9亿人,超过了世界人口的1/3,在这里科技被实际用于帮助建设幸福的生活。”目前已无法核实钱学森写这封信的真正动机和背景,但信中反映出钱学森想法的改变。
1958年初,钱学森向时任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的张劲夫表达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愿望。张劲夫回忆:“一天晚上钱学森同志一个人找到我家里,谈了他在美国20年所有工作都是在做准备,准备将来为祖国做点事情,所以一美元的保险也不买。回国后,为使人民过上有尊严的幸福生活,将竭尽全力建设自己的国家,并郑重地提出了入党的要求。”
1958年9月24日,钱学森正式填写入党申请书。同年10月16日,力学所支部召开有部分群众参加的支部大会,正式讨论钱学森入党问题。全体党员一致同意钱学森入党,也给他提出了意见和希望。
张劲夫要钱学森自己找两个入党介绍人。钱学森找到的一个入党介绍人是中国科学院秘书长杜润生。另一个入党介绍人,先是他的第一任秘书张可文,后改为中科院力学研究所党委书记杨刚毅。两位入党介绍人介绍了钱学森的情况后,科学院党组成员一致通过,科学院党组及时批准了钱学森的入党申请。1959年1月5日,科学院党委通知力学所党总支:钱学森“已被接收为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预备期一年,自1958年10月16日至1959年10月16日”。1959年11月12日,力学所所办支部大会一致通过钱学森转正。
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研究员姚蜀平说:“钱学森后来(对美国)有一种怨气,反美情结纠结一生解不开。共产党是最后的归宿。”
原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张劲夫曾谈到钱学森入党的影响:“他(指钱学森)的回国带动了一批海外学子的归来；而他的入党又推动了科学院一大批知名科学家政治上的进步。”
从关注民生到“两弹一星”
1956年1月,钱学森被任命为中科院力学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研究员谈庆明1956年从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谈庆明近日告诉南都记者:“钱学森当初回来是要建设一穷二白的中国的,要国家富强起来,原意不是马上搞火箭、导弹。他关注的大量学科是国民经济建设方面需要的。当时在力学所成立了一个运筹组,最初有两个课题,一个是交通,一个是经济,研究运筹规划,怎样用最少的投资取得最好的经济效益。”
1956年2月,钱学森向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为中国火箭和导弹技术的创建与发展提供了实施方案。同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制定新中国第一个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1956-1967),钱学森担任综合组组长。谈庆明告诉南都记者:“张劲夫(时任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副院长)当时说:‘这个人真神啊,什么都懂。’我后来参与编选、整理《钱学森手稿》,花了近三年时间,从一万多页手稿中挑选出几百页出版。张劲夫看了后说:‘解开了几十年以前的谜了,原来他在美国都做过了。’”
1956年,钱学森组建了中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并任院长。钱学森回国后的第一任秘书张可文近日告诉南都记者:“那时候钱学森基本上一周有五天待在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只有一天待在中科院力学研究所。他在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的是机密工作,不能随便找他的。我对他家不了解,有必要的时候去一下。钱学森工作非常忙碌,不是一般人说的逍遥自在。有一次我去他家里拿文件,看到他夫人蒋英在家里唱歌录音。原来,钱学森和夫人同时在家的时候不多,录音是为了让钱学森回家后能够回放,然后提意见。”
回国后,钱学森指导设计了中国第一枚液体探空火箭,参与组织、指挥了中国第一枚近程、中近程地地导弹发射试验,参与组织实施了中国首次导弹与原子弹“两弹结合”试验,牵头组织实施了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任务,领导设计制造了中国第一艘核动力潜艇,还指挥发射了中国第一颗返回式卫星。
中国“两弹一星”项目的成功,依靠的是包括钱学森在内的科学团队,并非纯粹个人的创作,这当中包括许多从海外学成归来的科学家。因此,难以界定中国的“火箭之父”、“导弹之父”这样的称谓。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将“两弹一星功勋奖章”颁发给了包括钱学森在内的23位科技专家。
钱学森先后担任了第七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国防科工委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七、八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等职。
2009年10月31日,钱学森在北京逝世。1935年在出国前夕,钱学森的友人张允伋给了他四字寄语:“祖国待君”。钱学森日后的人生方向,经过了漫长的历练和对时局的艰难考量,最终选择了“红色”之路。
参考资料:
《蚕丝:钱学森传》(张纯如,中信出版社)
《钱学森》(叶永烈,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人民科学家钱学森》(涂元季,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党史出版社)
《钱学森实录》(王文华,四川文艺出版社)
《中国两弹一星实录》(彭继超 伍献军,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钱学森在书房。 翻拍于《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
采写:南都记者高龙 统筹:李召
从共产党嫌疑犯到信仰者
南方报业新闻 时间: 2011年06月27日 来源: 南方都市报
钱学森 ◎入党时间:1959年 ◎入党地点:北京中科院力学研究所 ◎入党介绍人:杜润生,杨刚毅 钱学森在书房。 翻拍于《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
1986年6月27日,钱学森(右)当选为中国科协主席,周培源(左)被授予名誉主席。 新华社发
钱学森为争取回国给陈叔通的信。 翻拍于《人民科学家钱学森》
钱学森工作过的中科院力学研究所。南都记者 高龙 摄
1970年4月24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成功发射。
2009年10月31日,被誉为“中国航天之父”的钱学森走完98年的人生历程,溘然长逝。
“中国要走在世界前列。”逝世两个月前,钱学森对前来探望的温家宝总理忽然伸出右手大拇指这样说,一位年近百岁的老人,念念不忘的是祖国的发展。
从他生命的终点前推50年,钱学森加入中国共产党(1959年),前推54年,从美国返国(1955年)。
对钱学森而言,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是他归国后的一个重要起点,在这里,他开始了国内的科研工作,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在美国被怀疑为共产党,到在中国加入共产党,钱学森的人生境遇,浓缩了大时代下知识分子的艰难选择历程。
学生时代开始接触社会主义
钱学森最早接触社会主义是在学生时代。在这个阶段,他是一个关心政治的进步青年,但社会主义对他谈不上是一种信仰。
钱学森的父亲钱均夫是第一位对他的思想产生重大影响的人。钱均夫是一位教育家,1914年初出任北洋政府教育部视学。钱学森晚年曾对秘书涂元季回忆:“我父亲钱均夫很懂得现代教育,他一方面让我学理工,走技术强国的路；另一方面又送我去学音乐、绘画等艺术课。我从小不仅对科学感兴趣,也对艺术感兴趣,读过许多艺术理论方面的书,像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我在交通大学念书时就读过了。”
钱学森三岁时随父母到北京,在那里度过了童年和少年。1923年9月,他进入国立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学习。在这里,他首次听到了列宁等名字。钱学森回忆:“记得初中三年级时,一天午餐后休息,同学们聚在一起闲聊,一位同学十分得意地说:‘你们知不知道20世纪有两位伟人,一个是爱因斯坦,一个是列宁。’大家听后茫然,便问他是怎么知道的。他说是从图书馆的一本书上看到的,爱因斯坦是科学伟人,列宁是革命伟人。但那时我们谁也不知道爱因斯坦是相对论的创始人,列宁是俄国的伟大革命家,更不知道还有马克思、恩格斯。但这次茶余饭后的闲谈却激起了我对科学伟人和革命伟人的崇敬。”
1929年,钱学森以第三名的成绩考入上海交通大学学习。大一暑假,钱学森因伤寒休学一年,其间接触到了社会主义书籍:“但休学一年对我也有好处,乘机看了些科学社会主义的书,对当时政府的所作所为知道了底细,人生观上升了。于是再回到学校读三年级时,对每星期一上午的‘纪念周’就想逃,不愿恭听黎照寰校长的讲话。”
在休学期间,钱学森还购买阅读了布哈林的《辩证法底唯物论》。他的表弟李元庆在此期间对他产生了影响。李元庆当时在杭州国立艺术专科学校读书,关心左翼文艺运动和国内时局。据钱学森的堂侄钱永龄回忆:“他(指李元庆)经常向学森伯父灌输进步思想,讲述民族危亡现状,一心希望早日唤起全中国各民族的伟大觉醒。那时,他经常向学森伯父偷偷传阅《共产党宣言》、《辩证唯物主义》等进步书籍。”
读书与李元庆的影响对钱学森起了作用。在重返交通大学后,钱学森和一个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有过接触,参加了多次讨论会。
受“一·二八”事变刺激改变专业
钱学森在交通大学攻读的是机械工程,但是“一·二八”事变促成了他专业兴趣的转变,进而影响了他的人生轨迹。
“一·二八”事变时,日军以300架飞机掌握了制空权,对中国军民造成了巨大杀伤。钱学森受到震动,感到中国必须拥有强大的空军和航空工业。1933年,中国国内也掀起了“航空救国”的浪潮,国民政府决定举办“航空救国飞机捐”,组织中华航空救国会(后更名为中国航空协会),宣称要“集合全国民众力量,辅助政府,努力航空事业”,在全国各地发行航空奖券。在这样的背景下,钱学森在学校选修了航空工程课程,在图书馆里阅读了飞艇、飞机和航空理论的图书,并决定毕业后从铁道机械工程专业转向航空专业。
1934年,钱学森于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毕业,同年考取清华赴美留学公费生。1935年,钱学森入麻省理工学院航空系学习,获航空工程硕士学位,后转入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学习,师从世界著名空气动力学教授冯·卡门,并与冯·卡门共同完成高速空气动力学问题研究课题和建立“卡门—钱近似”公式。
在加州理工学习期间,钱学森参加了航空工程研究生马林纳发起的“火箭俱乐部”,并与马林纳成为好友。在马林纳家里,钱学森结识了马林纳的好友威因鲍姆博士(当时为加州理工学院化学系助教)。马林纳和威因鲍姆都是美国共产党员,但钱学森当时并不知情。认识了威因鲍姆后,钱学森参加了他在家中组织的读书会,并随读书会读了恩格斯的《反杜林论》。读书会的成员都是加州理工学院的知识分子,有很多人是共产党员,许多人聆听过美国共产党总书记白劳德的演讲。这个读书会产生的背景是美国的大萧条时代。当时美国被失业和饥饿席卷,有许多学生质疑资本主义制度,并为苏联的社会主义实验而激动。
1939年,钱学森获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航空、数学博士学位。并先后任加州理工学院助理教授、加州理工学院副教授、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加州理工学院喷气推进中心主任、教授等职。
“没人对自己的未来有把握”
1947年,钱学森去美国后第一次回国。根据当年上海《申报》的报道,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朱家骅想通过北大校长胡适,邀请钱学森出任交通大学校长一职,但被他婉拒。教育部后来否定了对钱学森交通大学校长的任命,官方随后给出的理由是,教育部长朱家骅认为钱学森太年轻,无法胜任此职。
事实上,钱学森婉拒国民党的职务,与他回国后受到的触动有关。当时,钱学森在上海目睹物价飞涨、官员腐败、民不聊生等现象。他这样描述当时的国内:“目前国内局势战乱不止,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不能回来为国民党装点门面。”在1948年一封给马林纳的信中,钱学森写道:“东方的形势变化非常快。我真的不知道我的未来会怎样。但或许,没人对自己的未来有把握。”
在加州理工学院工作期间,钱学森在政治思想上,受到了友人罗沛霖的影响。后者1931年考入交通大学电机系后,与钱学森成为好友。两人在政治问题上谈得来,都关注国家命运。罗沛霖记得钱学森对他讲过:“中国的政治问题不经过革命是不能解决的,光靠读书救不了国。”罗沛霖后来投奔延安,又被组织安排去重庆从事地下工作。1947年,钱学森回国后,罗沛霖经他推荐去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攻读了博士学位。读书之外,罗沛霖还担任了中共委派的秘密使命,在美国从事统战工作,争取留美中国学生回国。钱学森也成了罗沛霖的争取对象。1948年,在中共组织领导下,留美学生建立了“留美科技人员协会”。该协会的任务就是动员留美人员回国。罗沛霖是加州理工学院“留美科技人员协会”分会的负责人。在美国,钱学森曾向罗沛霖表示过有回国的准备。
此外,钱学森也受到了其他方面的影响。1949年夏,周恩来指示,旅美进步团体的中心任务,是动员在美国的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科技专家回国建设新中国。在新中国成立前,钱学森收到了美国中区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理事会主席葛庭燧的信。葛庭燧是钱学森青少年时代结交的朋友。他在信中写道:“以吾兄(指钱学森)在学术上造诣之深及在国际上之声誉,如肯毅然回国,则将影响一切中国留美人士,造成早日返国致力建设之风气,其造福新中国者诚无限量。”葛庭燧的信对钱学森决意回国产生了重要影响。40多年后,钱学森在给葛庭燧80岁生日的贺信中写道:“我决不会忘记,是您启示我早日从美归国,为新中国服务……”葛庭燧也转来了香港大学教授曹日昌(为共产党员)写给钱学森的信。曹日昌在信中转达了中共领导人对钱学森的期望,让他尽快回国,领导新中国航空工业建设。
1949年年底,父亲钱均夫也来信催促钱学森早日回国:“儿生命之根,当是养育汝之祖国。”但在1949年,钱学森尚踌躇于回不回国。这一年,钱学森申请加入美国国籍,填了美国的入籍申请表。当面对父亲多次来信催促,钱学森曾考虑过回国找一份暂时的教职。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研究员、科学史学者姚蜀平曾在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姚蜀平近日告诉南都记者:“钱学森当时申请美国国籍,应该有实际的考虑。他在美国做的是尖端科学研究,一个外国人不方便。”
中国自抗战末期至1949年夏天,出现了一次留学高潮。这一期间,用“留学”“讲学”“实习”“考察”“参观”等名义和方式出国的高级知识分子,数目庞大,据已有材料估计,1950年夏尚在美、英、法、日等国家高等学校的中国留学生(包括一部分教授和专门人才)有5000余人。
被美国怀疑为共产党员
1950年,美国联邦调查局给了钱学森一个“共产党员”身份。
当年6月6日,钱学森遭到美国联邦调查局两名探员的审问,对方宣称有足够的证据表明,钱学森是美国共产党党员,早在1939年就成为美国共产党帕萨迪纳第122教授小组的成员。但钱学森坚决否认。在20世纪30年代,钱学森参加了前面提到的威因鲍姆家的读书会,该聚会被认为是共产党员的集会,钱学森因此被怀疑。此后,钱学森被吊销了安全许可证,不能再涉足美国国防机密研究工作。钱学森此前已从事美国国防机密研究工作长达八年。
钱学森受到政治审问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此时的美国政府,受到反共、排外的麦卡锡主义的影响,到处追查共产党人,许多人被怀疑为“间谍”,受到政治迫害。
6月16日,美国共产党员威因鲍姆在家中被捕。威因鲍姆当初进入喷射推进实验室是钱学森推荐的,因此几天后联邦调查局再度找到钱学森。钱学森交给他们一份辞去加州理工学院一切职务的声明。一周后,朝鲜战争爆发,钱学森担心中美关系恶化后回不了国,此时坚定了回国的步伐,收拾行李委托搬家公司装箱托运。在加州理工学院院长杜布里奇的努力下,美国政府决定于这年8月23日举行针对钱学森的听证会。钱学森也已经预定了五日后的回国机票。
8月份,钱学森去华盛顿拜访了美国海军次长金贝尔,寻求帮助。后者此前曾和钱学森共事,知道钱学森的学术价值。他听说钱学森要回国的打算后,给美国移民局打电话,让对方阻止钱学森回国。金贝尔在电话中说了在后来广为人知的话:“他知道所有美国导弹工程的核心机密,一个钱学森抵得上五个海军陆战师,我宁可把这个家伙枪毙了,也不能放他回红色中国去!”钱学森一返回洛杉矶,就接到移民局禁止离开美国的公文。他要托运的行李也被海关扣查,被称里面有美国机密文件,违反了美国“出口控制法、中立法和间谍法”。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研究员姚蜀平向南都记者分析:“钱学森是导弹研究的先驱,回去的话,在泄密方面,(对美国)是非常大的威胁。”
1950年9月7日,钱学森在洛杉矶帕萨迪纳被拘留,拘留持续了15天,此后他处于软禁状态,几次出席驱逐听证会。1951年美国移民局通知钱学森,他被认定是共产党员,依据美国《颠覆活动管制法》必须驱逐出境。但来自华盛顿的干涉要求暂缓执行,因为钱学森掌握了与美国国防机密有关的核心技术。驱逐出境的裁定被搁置着,钱学森长期处于软禁状态。
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共就已经开始注意争取在外留学生回国为人民服务问题。1949年底,由当时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召集有关政府部门及群众团体共15家单位组成“办理留学生回国事务委员会”,统筹回国留学生招待及介绍工作、学习,以及对在外留学生的调查、宣传、接济等工作,由时任教育部部长的马叙伦同志担任主任委员。
办委会成立以后,积极开展工作,对留学生采取“一般的号召,在自愿的基础上早日学成回国为人民服务”的原则,想方设法满足在外留学生的回国愿望,并解决回国后工作问题。其间,美国等国政府利用各种途径利诱、扣留甚至囚禁我在外留学生,阻挠其回国。
1955年,钱学森躲开了特工的监视,将一封说明自己情况的信辗转寄给了他父亲的故交、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陈叔通。陈叔通当即将信转给了周恩来。当周恩来收到钱学森的信后,叫外交部火速转给正在日内瓦举行中美大使级会谈的王炳南。1955年8月1日中美大使级会谈开始后,王炳南亮出了钱学森给陈叔通的信件。在事实面前,美方批准钱学森回国,同时换回了一批美国战俘。这次谈判三天后,钱学森收到了美国移民局允许他回国的通知。
1955年10月8日,钱学森一家回到了中国大陆。
据有关部门统计,截至上世纪60年代中期,像钱学森这样的旅居海外的专家、学者和优秀留学人员回归祖国的达到2500多人,包括钱三强、李四光、邓稼先、华罗庚等优秀专家学者,其中许多人成为了我国高科技领域一些学科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为当时我国教育和科技事业、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入党推动一批知名科学家的进步”
如今,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到处都可找到钱学森的“影子”。在主楼一楼大厅,陈列着“力学研究所院士风貌”,里面有钱学森的相片。在主楼走廊墙壁上,陈列着钱学森的人生履历。在三楼至今保留着钱学森的办公室,这间房号为“305”的办公室常年锁门,门上写着“钱学森所长办公室”,旁边墙上挂着钱学森的图文介绍。紧邻着钱学森办公室的是当年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副所长郭永怀的办公室,房号为“304”。
张可文1956年被调到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工作,担任钱学森的第一任秘书。她近日告诉南都记者:“在出国之前,钱学森在思想上就是一个进步青年,后来美国人对他的态度促成了他回国后思想的转变。”
1956年回国后,在冯·卡门75岁生日时,钱学森给他写了一封耐人寻味的信,信中流露出对冯·卡门反常的质疑:“你这么多的工作成果被用于或正在被用于制造毁灭性的武器,它们很少被用于为人类的福利服务,难道不是这样吗?但是你确实不需要这么想。因为,我回到了我的祖国,我发现有一个完全不同于美国的世界,那里生活着9亿人,超过了世界人口的1/3,在这里科技被实际用于帮助建设幸福的生活。”目前已无法核实钱学森写这封信的真正动机和背景,但信中反映出钱学森想法的改变。
1958年初,钱学森向时任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的张劲夫表达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愿望。张劲夫回忆:“一天晚上钱学森同志一个人找到我家里,谈了他在美国20年所有工作都是在做准备,准备将来为祖国做点事情,所以一美元的保险也不买。回国后,为使人民过上有尊严的幸福生活,将竭尽全力建设自己的国家,并郑重地提出了入党的要求。”
1958年9月24日,钱学森正式填写入党申请书。同年10月16日,力学所支部召开有部分群众参加的支部大会,正式讨论钱学森入党问题。全体党员一致同意钱学森入党,也给他提出了意见和希望。
张劲夫要钱学森自己找两个入党介绍人。钱学森找到的一个入党介绍人是中国科学院秘书长杜润生。另一个入党介绍人,先是他的第一任秘书张可文,后改为中科院力学研究所党委书记杨刚毅。两位入党介绍人介绍了钱学森的情况后,科学院党组成员一致通过,科学院党组及时批准了钱学森的入党申请。1959年1月5日,科学院党委通知力学所党总支:钱学森“已被接收为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预备期一年,自1958年10月16日至1959年10月16日”。1959年11月12日,力学所所办支部大会一致通过钱学森转正。
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研究员姚蜀平说:“钱学森后来(对美国)有一种怨气,反美情结纠结一生解不开。共产党是最后的归宿。”
原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张劲夫曾谈到钱学森入党的影响:“他(指钱学森)的回国带动了一批海外学子的归来；而他的入党又推动了科学院一大批知名科学家政治上的进步。”
从关注民生到“两弹一星”
1956年1月,钱学森被任命为中科院力学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研究员谈庆明1956年从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谈庆明近日告诉南都记者:“钱学森当初回来是要建设一穷二白的中国的,要国家富强起来,原意不是马上搞火箭、导弹。他关注的大量学科是国民经济建设方面需要的。当时在力学所成立了一个运筹组,最初有两个课题,一个是交通,一个是经济,研究运筹规划,怎样用最少的投资取得最好的经济效益。”
1956年2月,钱学森向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为中国火箭和导弹技术的创建与发展提供了实施方案。同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制定新中国第一个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1956-1967),钱学森担任综合组组长。谈庆明告诉南都记者:“张劲夫(时任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副院长)当时说:‘这个人真神啊,什么都懂。’我后来参与编选、整理《钱学森手稿》,花了近三年时间,从一万多页手稿中挑选出几百页出版。张劲夫看了后说:‘解开了几十年以前的谜了,原来他在美国都做过了。’”
1956年,钱学森组建了中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并任院长。钱学森回国后的第一任秘书张可文近日告诉南都记者:“那时候钱学森基本上一周有五天待在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只有一天待在中科院力学研究所。他在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的是机密工作,不能随便找他的。我对他家不了解,有必要的时候去一下。钱学森工作非常忙碌,不是一般人说的逍遥自在。有一次我去他家里拿文件,看到他夫人蒋英在家里唱歌录音。原来,钱学森和夫人同时在家的时候不多,录音是为了让钱学森回家后能够回放,然后提意见。”
回国后,钱学森指导设计了中国第一枚液体探空火箭,参与组织、指挥了中国第一枚近程、中近程地地导弹发射试验,参与组织实施了中国首次导弹与原子弹“两弹结合”试验,牵头组织实施了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任务,领导设计制造了中国第一艘核动力潜艇,还指挥发射了中国第一颗返回式卫星。
中国“两弹一星”项目的成功,依靠的是包括钱学森在内的科学团队,并非纯粹个人的创作,这当中包括许多从海外学成归来的科学家。因此,难以界定中国的“火箭之父”、“导弹之父”这样的称谓。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将“两弹一星功勋奖章”颁发给了包括钱学森在内的23位科技专家。
钱学森先后担任了第七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国防科工委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七、八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等职。
2009年10月31日,钱学森在北京逝世。1935年在出国前夕,钱学森的友人张允伋给了他四字寄语:“祖国待君”。钱学森日后的人生方向,经过了漫长的历练和对时局的艰难考量,最终选择了“红色”之路。
参考资料:
《蚕丝:钱学森传》(张纯如,中信出版社)
《钱学森》(叶永烈,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人民科学家钱学森》(涂元季,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党史出版社)
《钱学森实录》(王文华,四川文艺出版社)
《中国两弹一星实录》(彭继超 伍献军,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钱学森在书房。 翻拍于《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
采写:南都记者高龙 统筹:李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