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重庆电信宽带缴费:什么是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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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阅读回顾
中国统治世界？
2009年底、2010年初，不少关于中国崛起的书籍面世，风头甚劲。
先说马丁•雅克的《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央王国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终结》（中信出版社，2010年1月），这本在商业上相当成功的作品受到国内新左派们的反复引用，仅笔者见到的引用者就有甘阳、汪晖等人，几乎成为2009年引用率最高的西方作品之一，这还是在未被翻译过来的情况下。
——2010年阅读回顾
中国统治世界？
2009年底、2010年初，不少关于中国崛起的书籍面世，风头甚劲。
先说马丁•雅克的《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央王国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终结》（中信出版社，2010年1月），这本在商业上相当成功的作品受到国内新左派们的反复引用，仅笔者见到的引用者就有甘阳、汪晖等人，几乎成为2009年引用率最高的西方作品之一，这还是在未被翻译过来的情况下。然而，就在中信出版社刚刚出版了此书中译本的时候，西方著名的新左派理论领袖佩里•安德森却在《伦敦书评》上发表了对此书的长篇批评。作为一本靠群众心理学技术获得销量的书，《当中国统治世界》个中逻辑经不起推敲。而同为新左，国内和国外在对待中国现象大相径庭的判断，也值得深思。
佩里•安德森的《思想的谱系：西方思潮左与右》（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10月）中多数文章都曾在《伦敦书评》上刊过，原文的文字极优雅又极清晰，可惜中译很难重现，但此次中译，比起2008年的《交锋地带》已经好得多。安德森对他的思想对手有足够的尊敬也不回避问题，这是我们这里的伪左派没有能力做到的，书的第一篇便是评奥克肖特、列奥•施特劳斯和哈耶克，很精彩。显然，这样的评论，需要的不仅是学识还需要道德上的清明。记得2009年10月初佩里•安德森到上海来，请他吃饭时曾问他：当今活着的最重要的思想家有哪几位？他犹豫了一下后说，有一位刚去世的，是法国的弗朗索瓦•傅勒，这是当今的托克维尔；还有一位应该是福山，而福山是位远被低估了的思想家。我当时听了有点感动，觉得这才是真正左派的胸怀和见识。现在的这本《思想的谱系》，就是一个详细版的安德森思想品评，很值得去领略其中的见识。
摩罗的《中国站起来：我们的前途、命运与精神解放》（长江文艺出版社，2010年1月）内容简介慷慨激昂：“谁在妖魔化中国人？是西方人，还是我们自己？中国人100年前的精神大崩溃是怎样发生的？谁是中国精神大崩溃的幕后旗手，谁是背后的最大赢家？……”摩罗的“大转型”究竟是种怎么样的想象？摩罗的《中国站起来》引起了强烈的批评，除了一部分批评是对书本身的，更多的批评则是对摩罗的陡然转向。
但我对摩罗之流一直有另一个疑问，即何以他们能如此地理直气壮？在这场“中国站起来”的大合唱中，有很多年龄比摩罗大得多的人，他们的个人、家庭的经历中并不乏在专制政治下屈辱、磨难的经验，而且，从表面看，他们也都有相当不错的政治的和知识的辨识能力。林毓生先生从美国打来一个电话，我们在电话中谈到这个问题时林先生说：阿克顿说过：“民族主义使民主无效”，因为民族主义被认为是一个更高的原则，而当像摩罗这样的人（这不是林先生说的）认同了民族主义这个“大我”的时候，会感到自我人格的扩大和提升，并将其普遍化。
也许，这是对“理直气壮”的一个解释，而且还是比较善意的解释，至于另外的，就只能解释为“别有用心”了。民族主义是一种空泛的意识形态，它是没有达成自己目标的方案和策略的，它需要依附于其他的政治方案或意识形态之上，因而，也特别容易被其他的政治意识形态所操弄。所以，“人们，我爱你们，你们要警惕啊”，这句伏契克在法西斯兴起之初留下的话，离现在并没有很远。
《民族主义：走向现代的五条道路》（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4月），作者是里亚•格林菲尔德，美国波士顿大学政治学教授，世界知名的民族主义研究者。此书约650余页，叙述了英格兰、法兰西、俄罗斯、德国和美利坚五种民族主义在现代性发展中不同的政治整合形态，对我们今天的问题和思考很有价值。这本书讲的几种形态中，尤以德国、俄罗斯和美国特别值得注意。而德国的“普鲁士道路”暗合着中国的一些特征，与对“中国特殊性”的声称甚为相像。
马克斯•韦伯的《论俄国革命》（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7月）是新译的，以前没有出过中译本，但又很重要，尤其是韦伯通过他的工作又一次地教育我们：对一个知识分子来说，应该如何运用你的学识和怎样做一个知识分子。
从《论俄国革命》中，我们可以看到的是，韦伯从不会将自己的视野局限于某一个领域、某一个国家，他的关怀超越民族国家也超越阶级政治，而是不断地考察人类的命运和以天下为己任。这是一种大知识分子的格局，其实中国的大儒包括近代的大儒亦如此，他们会从人类的命运去考虑问题，真正地去担当天下。此外，韦伯也从不做从概念到概念的空洞思考，他的思考始终附着于现实的政治运行，是历史地实践着的，从而知识分子的理论能力，就转化为解答现实世界的政治结构和历史运动的政治实践。就像韦伯曾多次引用过的卡莱尔的那段话：“你生之前，悠悠千载已逝，但未来还有千百年的默默期待……”期待什么？期待那个伟大的改变人类命运的洞见和由那些伟大洞见锻炼而成的伟大事件，这才是知识分子当承受的志业。上面这些话其实只是我的一些感叹，眼下的世界和中国，都在悬而未决的变革当口，21世纪的特征已开始显现，但我们却只有些小知识分子，而学风，还在继续地败坏……
公民读本
这几年谈“公民社会”、“公民权利”的越来越多，但这个话题有一个前提，就是个人是可以进入公共领域的，在公共领域中公开地发言、讨论、形成共识，并以此合成国家政治。而当这样的前提不存在的时候，“公民社会”其实只是个假设。但中国的事情常常并非非此即彼的，它可以有一个长时期的即此即彼的灰色状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今天谈论“公民社会”，依然是有意义的。
2010年，社科文献出版社照搬了法国巴黎政治学院的“公民丛书”出版，第一辑出版9种，每册约四五万字，两小时就能读完。在这个一边在谈“公民社会”，一边却不知何为“公民”、何为“公民社会”的今天，这套丛书不失为一份还过得去的公民读本。
在介入“公共领域”的博弈中，网络在中国扮演了一个特殊的角色，功不可没。《重新发现社会》（英文标题为“China’s New Revolution”，新星出版社，2010年1月）的作者、思想国网站创始人熊培云试图通过对各种事实的关注捕捉当代中国的“时代精神”，他用一整章专门讨论互联网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就博客、Twitter、周老虎、人肉搜索等种种网络现象进行了剖析。写下该书时（后记写于2009年11月），作者的态度十分乐观：“在我看来，转型期中国最大的特区就是互联网。这是一个思想的特区，也是一个交流的特区、传播的特区、公民自组织的特区。它超越了生活中的一切繁文缛节；它以技术对抗技术，冲垮了种种禁忌。” 然而，网络也在抹去现代人的认知方式，与理性的“铁笼”一起，变本加厉地取消着人们的思想兴趣。几年前，在加拿大西蒙菲莎大学（SFU）教传播学的赵月枝教授曾向我推荐过一本书“The Digital Sublime”，不意这本书出版了，书名改为《数字化崇拜：迷思、权力与赛博空间》（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1月）。此书是批判性的，而且有政治意识形态的视角。然而，这个世界已经失去了以往的清晰，不确定的观念满布于所有的学术著作。此书作者文森特•莫斯可在最后亦不甚自信地表示：面对被人类释放出来的Internet 的魔法，“我们唯一所能依靠的，只是我们简单的人性”。此书应获得读书界足够重视，其分量当不亚于前几年的《娱乐至死》。
于建嵘是一个坚持从事政治实践的学者，这点对于中国今天体制化的学界殊为难得。他曾在他的《中国工人阶级状况：安源实录》中讲到，如何在30 年前初上大学时便立志从事中国劳动阶级的调查，这样的理想主义在当时并不鲜见，但能将这种理想坚持30 年并真正地付诸实践，则极为罕见了。于建嵘近年来不断地跟踪频发的群体性事件，常常第一时间赶到事件的发生地，而他在北京郊区的家则几乎成了北京的第二个上访中心，他描述分析底层社会和群体性事件的文章和著作，也成为观察中国当下社会的一个极重要的资源，有意思的是，于建嵘的这些调查和研究，在政府中也颇受一些官员的关注。
2010年，于建嵘出版《抗争性政治：中国政治社会学基本问题》（人民出版社，2010年8月）。抗争政治是冷战以后新公民运动争取民主的主要形式，它所对抗的是伴随着二战结束去殖民化运动后的新民族国家。然而就如那句名言，“20 世纪初的时候，全世界的人民都在争取自由和解放，但到了20 世纪末，大部分国家的人民却发现他们只是找到了新的暴君”。去殖民化运动对于很多的国家尤其是亚洲国家而言，他们得到的并非是人民主权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而只是堕入了新的威权。这种情况直到冷战以后才开始变化，近几十年来的新公民运动正在穿透威权的边界，有效地通过抗争来扩展民主的空间，以目前的发展看，这很可能将是21 世纪民主发展的主要形态。于建嵘这本书所描述的部分内容正是在当下中国发展着的新公民运动，而且，是一种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公民运动。遗憾的是，作为抗争对象的威权国家，在此书中分析甚少也远远不够，这或许有出版的限制在内，但对学术研究而言，无疑是非常遗憾的。
徐贲不是一位原创型的、体系式的作家，但他的政治观察极为敏锐，书也读得透，所以他的每一本书都不会令人失望，常常地，还会让人有意外的收获。《在傻子和英雄之间：群众社会的两张面孔》（花城出版社，2010年9月）也如此。
这本书很厚，有45万字，编辑根据文章的内容分成四辑，读起来方便不少。以我观之，第三辑“往事和记忆”和第四辑“变化中的群众与暴力”较之前两辑更有读头。“往事和记忆”中收了9篇文章，从党人到“文革”，分析冷静又出入自如，殊为难得。有一篇“口述史和前苏联的人民记忆”，实际上是一篇书评。评的这本书叫“The Whisperers: Private Life in Stalin’Russia”，可以译作《耳语者：斯大林俄国的私人生活》。耳语，是极权时代人们日常生活的特征，这本书就通过大量零碎的口述，构建起一个苏联时代普通人家庭中隐秘想法的历史。此书出版后影响很大，我手上也有一本。这样的历史与我们的经验多有重叠，实在是很应该将它译出来，只是在出版上也许有些困难。第四辑有8篇文章，差不多构成一个群众暴力学的知识谱系，其中“暴力革命中的隐秘群众理论”和“反殖民的法农和暴力的法农”都很精彩，而最后一篇落到中国：“变化中的中国‘群众’”，完全表现出徐贲对近年来中国政治变化的观察和担忧。我知道徐贲对国内政治有一个根本担忧，那就是公共理性的完全丧失。这意味着将不能从对事情的争辩中形成善的共识，甚至，就连理性的争辩也无法形成，这种价值的和知识的普遍“丛林”状况，恰是利维坦的最好土壤。若这利维坦又找到了具有最大政治动员力的符号如“盛大的节日”、如“民族主义”等等，那么，那些被勒庞、索雷尔描述过的、在“文革”中演练过的群体性疯狂，并非不会重现的。历史常常会出现两次，而第二次的出现，就像马克思所说的，将可能会是一次闹剧。
历史与记忆
高华是国内党史研究公认的最好学者之一，然而，高华却从来没有在国内出版过著作，《革命年代》（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1月）应该是第一本。《革命年代》是高华的一部论文集，跨度20多年，集合了高华不同时期的研究精粹，有明确的关怀和指向，也有很多一般人平时读不到也不会去读的历史资料。
民国史家王奇生曾以《党员、党权与党争》获胡绳奖。其新作《革命与反革命： 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1月）指出，20世纪的中国革命应该放回到20世纪中国历史的大背景下考察，放在社会文化的大视野下考察，不仅要研究“革命”，同时也要研究“不革命”和“反革命”。该书从社会文化的角度考察民国政治，对民国史的一些传统观点提出挑战，譬如关于民国县长和保长的政治、生活情境，关于国民党在西南联合大学的活动，关于新文化运动的发生发展等等，都有新的诠释。
野夫从事“地下写作”多年，散文极漂亮，那些从沉痛的生活经验中散发出来的善的关怀，从容地流淌在文章中。2010年初，野夫在台湾出版的《江上的母亲》曾在台北国际书展上获大奖。这本《尘世•挽歌》（新星出版社，2010年3月）的出版有些令人意外，它其实就是《江上的母亲》的另一个版本，其中第一篇就是“江上的母亲”。
齐邦媛的《巨流河》（三联书店，2010年10月）非常值得读。同样是讲1949年山河巨变，这本书要比龙应台的《大江大海1949》显得更扎实。2009年台湾《天下》杂志的朋友来，曾送了我一本，结果两天没干别的事，一气读完。听说很多朋友向台湾找这本书，没想到，这里竟也出版了。另外，熊景明的《家在云之南：忆双亲，记往事》（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8月）也值得看。熊景明在香港中文大学的中国文化服务中心工作多年，很多去中大访学的朋友都受过她帮助，这本《家在云之南》是她对家庭的回忆，写得优雅而从容，天下大事、家族命运，在熊景明笔下，都极通透。
在《一叶一菩提：我在敦煌十五年》（新星出版社，2010年4月）里，萧默先生回忆的这15年，有整整10年是“文革”，而这10年，一直存在着某种言说的禁忌。我们知道，人生之所以可以获得超越的意义，是因为历史是有意义的，在历史中的人就有了超越的价值。然而，当所有改变我们命运的重大事件都被抹去，历史再无意义的时候，人的存在亦将不再具有价值和意义，于是，剩下的，将只能是一些可有可无的私人叙事。而且，这样的个人还无法寻求共识，也就是我们无法在个人之上找到“伟大的同一性”，这正是今天的情况。萧默先生以私人记忆的方式写出了这段重大的历史，仅为这点，我们向萧默先生致敬，向萧默先生负有的历史责任感致敬。 阿瑟•米勒是美国20世纪最伟大的剧作家之一，1983年他到北京，在北京人艺导演他自己的剧作《推销员之死》，《阿瑟•米勒手记：“推销员”在北京》（新星出版社，2010年8月）是他在北京3个月期间的日记。那是80年代初的北京，“文革”刚过，文化正在解冻。米勒以一位剧作家的文化敏感和政治意识，感受那个时候的北京。书写得非常好看，翻译也很好。而关于排戏部分，米勒那些关于文化差异及对这些差异的处理亦极精彩。书中还涉及了不少人物，除了像人艺的那些著名演员如英若诚、朱琳等，还有资中筠、杨宪益、戴乃迭……有他们在当时处境下的想法、精神和状态，也许，如此详细记录1983年的北京文化界的外国人，米勒还是唯一的一个。
柳红写80年代经济学人群体的《八〇年代：中国经济学人的光荣与梦想》（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10月），并不是一本写的很漂亮的书，但却令人感动、感叹。也许，对今日已十分犬儒并以此自得的知识界，还能激出些冷汗甚或一些斗志。按说，回忆是老人的特点，似乎已不再有使命还在前方等待，大凡雄心尚存者多半不太愿意这样，但像这本书的回忆却可以帮助我们重回当年出发的原点，在今天这个物质主义横行的虚无年代，让人们记住：在那个年代，你们曾有过如此的激情和誓言！
柳红在这本书里尽可能详细地记录了那个开放的年代，那个年代的一群自由的灵魂和由他们而发生的一系列重要事件：孙冶方、薛暮桥、杜润生、马洪、董辅礽、吴敬琏、孙尚清，以及出生于四五十年代从“文革”中走出来的年轻一代，像陈一谘、朱嘉明、何维凌、王小强等等，全书涉及的人物上千。还有两次莫干山会议、巴山轮会议、天津会议……以及当年的农发组、体改所、京城四君子，等等。
建议诸君随此书一起去回头重温：80年代我们是为什么以及如何出发的。
中国统治世界？
2009年底、2010年初，不少关于中国崛起的书籍面世，风头甚劲。
先说马丁•雅克的《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央王国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终结》（中信出版社，2010年1月），这本在商业上相当成功的作品受到国内新左派们的反复引用，仅笔者见到的引用者就有甘阳、汪晖等人，几乎成为2009年引用率最高的西方作品之一，这还是在未被翻译过来的情况下。
什么是好生活？
作者：严搏非 来源：南风窗 日期：2011-01-05 浏览：6464 显示全文 ——2010年阅读回顾中国统治世界？
2009年底、2010年初，不少关于中国崛起的书籍面世，风头甚劲。
先说马丁•雅克的《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央王国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终结》（中信出版社，2010年1月），这本在商业上相当成功的作品受到国内新左派们的反复引用，仅笔者见到的引用者就有甘阳、汪晖等人，几乎成为2009年引用率最高的西方作品之一，这还是在未被翻译过来的情况下。然而，就在中信出版社刚刚出版了此书中译本的时候，西方著名的新左派理论领袖佩里•安德森却在《伦敦书评》上发表了对此书的长篇批评。作为一本靠群众心理学技术获得销量的书，《当中国统治世界》个中逻辑经不起推敲。而同为新左，国内和国外在对待中国现象大相径庭的判断，也值得深思。
佩里•安德森的《思想的谱系：西方思潮左与右》（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10月）中多数文章都曾在《伦敦书评》上刊过，原文的文字极优雅又极清晰，可惜中译很难重现，但此次中译，比起2008年的《交锋地带》已经好得多。安德森对他的思想对手有足够的尊敬也不回避问题，这是我们这里的伪左派没有能力做到的，书的第一篇便是评奥克肖特、列奥•施特劳斯和哈耶克，很精彩。显然，这样的评论，需要的不仅是学识还需要道德上的清明。记得2009年10月初佩里•安德森到上海来，请他吃饭时曾问他：当今活着的最重要的思想家有哪几位？他犹豫了一下后说，有一位刚去世的，是法国的弗朗索瓦•傅勒，这是当今的托克维尔；还有一位应该是福山，而福山是位远被低估了的思想家。我当时听了有点感动，觉得这才是真正左派的胸怀和见识。现在的这本《思想的谱系》，就是一个详细版的安德森思想品评，很值得去领略其中的见识。
摩罗的《中国站起来：我们的前途、命运与精神解放》（长江文艺出版社，2010年1月）内容简介慷慨激昂：“谁在妖魔化中国人？是西方人，还是我们自己？中国人100年前的精神大崩溃是怎样发生的？谁是中国精神大崩溃的幕后旗手，谁是背后的最大赢家？……”摩罗的“大转型”究竟是种怎么样的想象？摩罗的《中国站起来》引起了强烈的批评，除了一部分批评是对书本身的，更多的批评则是对摩罗的陡然转向。
但我对摩罗之流一直有另一个疑问，即何以他们能如此地理直气壮？在这场“中国站起来”的大合唱中，有很多年龄比摩罗大得多的人，他们的个人、家庭的经历中并不乏在专制政治下屈辱、磨难的经验，而且，从表面看，他们也都有相当不错的政治的和知识的辨识能力。林毓生先生从美国打来一个电话，我们在电话中谈到这个问题时林先生说：阿克顿说过：“民族主义使民主无效”，因为民族主义被认为是一个更高的原则，而当像摩罗这样的人（这不是林先生说的）认同了民族主义这个“大我”的时候，会感到自我人格的扩大和提升，并将其普遍化。
也许，这是对“理直气壮”的一个解释，而且还是比较善意的解释，至于另外的，就只能解释为“别有用心”了。民族主义是一种空泛的意识形态，它是没有达成自己目标的方案和策略的，它需要依附于其他的政治方案或意识形态之上，因而，也特别容易被其他的政治意识形态所操弄。所以，“人们，我爱你们，你们要警惕啊”，这句伏契克在法西斯兴起之初留下的话，离现在并没有很远。
《民族主义：走向现代的五条道路》（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4月），作者是里亚•格林菲尔德，美国波士顿大学政治学教授，世界知名的民族主义研究者。此书约650余页，叙述了英格兰、法兰西、俄罗斯、德国和美利坚五种民族主义在现代性发展中不同的政治整合形态，对我们今天的问题和思考很有价值。这本书讲的几种形态中，尤以德国、俄罗斯和美国特别值得注意。而德国的“普鲁士道路”暗合着中国的一些特征，与对“中国特殊性”的声称甚为相像。
马克斯•韦伯的《论俄国革命》（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7月）是新译的，以前没有出过中译本，但又很重要，尤其是韦伯通过他的工作又一次地教育我们：对一个知识分子来说，应该如何运用你的学识和怎样做一个知识分子。
从《论俄国革命》中，我们可以看到的是，韦伯从不会将自己的视野局限于某一个领域、某一个国家，他的关怀超越民族国家也超越阶级政治，而是不断地考察人类的命运和以天下为己任。这是一种大知识分子的格局，其实中国的大儒包括近代的大儒亦如此，他们会从人类的命运去考虑问题，真正地去担当天下。此外，韦伯也从不做从概念到概念的空洞思考，他的思考始终附着于现实的政治运行，是历史地实践着的，从而知识分子的理论能力，就转化为解答现实世界的政治结构和历史运动的政治实践。就像韦伯曾多次引用过的卡莱尔的那段话：“你生之前，悠悠千载已逝，但未来还有千百年的默默期待……”期待什么？期待那个伟大的改变人类命运的洞见和由那些伟大洞见锻炼而成的伟大事件，这才是知识分子当承受的志业。上面这些话其实只是我的一些感叹，眼下的世界和中国，都在悬而未决的变革当口，21世纪的特征已开始显现，但我们却只有些小知识分子，而学风，还在继续地败坏……
公民读本
这几年谈“公民社会”、“公民权利”的越来越多，但这个话题有一个前提，就是个人是可以进入公共领域的，在公共领域中公开地发言、讨论、形成共识，并以此合成国家政治。而当这样的前提不存在的时候，“公民社会”其实只是个假设。但中国的事情常常并非非此即彼的，它可以有一个长时期的即此即彼的灰色状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今天谈论“公民社会”，依然是有意义的。
2010年，社科文献出版社照搬了法国巴黎政治学院的“公民丛书”出版，第一辑出版9种，每册约四五万字，两小时就能读完。在这个一边在谈“公民社会”，一边却不知何为“公民”、何为“公民社会”的今天，这套丛书不失为一份还过得去的公民读本。
在介入“公共领域”的博弈中，网络在中国扮演了一个特殊的角色，功不可没。《重新发现社会》（英文标题为“China’s New Revolution”，新星出版社，2010年1月）的作者、思想国网站创始人熊培云试图通过对各种事实的关注捕捉当代中国的“时代精神”，他用一整章专门讨论互联网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就博客、Twitter、周老虎、人肉搜索等种种网络现象进行了剖析。写下该书时（后记写于2009年11月），作者的态度十分乐观：“在我看来，转型期中国最大的特区就是互联网。这是一个思想的特区，也是一个交流的特区、传播的特区、公民自组织的特区。它超越了生活中的一切繁文缛节；它以技术对抗技术，冲垮了种种禁忌。” 然而，网络也在抹去现代人的认知方式，与理性的“铁笼”一起，变本加厉地取消着人们的思想兴趣。几年前，在加拿大西蒙菲莎大学（SFU）教传播学的赵月枝教授曾向我推荐过一本书“The Digital Sublime”，不意这本书出版了，书名改为《数字化崇拜：迷思、权力与赛博空间》（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1月）。此书是批判性的，而且有政治意识形态的视角。然而，这个世界已经失去了以往的清晰，不确定的观念满布于所有的学术著作。此书作者文森特•莫斯可在最后亦不甚自信地表示：面对被人类释放出来的Internet 的魔法，“我们唯一所能依靠的，只是我们简单的人性”。此书应获得读书界足够重视，其分量当不亚于前几年的《娱乐至死》。
于建嵘是一个坚持从事政治实践的学者，这点对于中国今天体制化的学界殊为难得。他曾在他的《中国工人阶级状况：安源实录》中讲到，如何在30 年前初上大学时便立志从事中国劳动阶级的调查，这样的理想主义在当时并不鲜见，但能将这种理想坚持30 年并真正地付诸实践，则极为罕见了。于建嵘近年来不断地跟踪频发的群体性事件，常常第一时间赶到事件的发生地，而他在北京郊区的家则几乎成了北京的第二个上访中心，他描述分析底层社会和群体性事件的文章和著作，也成为观察中国当下社会的一个极重要的资源，有意思的是，于建嵘的这些调查和研究，在政府中也颇受一些官员的关注。
2010年，于建嵘出版《抗争性政治：中国政治社会学基本问题》（人民出版社，2010年8月）。抗争政治是冷战以后新公民运动争取民主的主要形式，它所对抗的是伴随着二战结束去殖民化运动后的新民族国家。然而就如那句名言，“20 世纪初的时候，全世界的人民都在争取自由和解放，但到了20 世纪末，大部分国家的人民却发现他们只是找到了新的暴君”。去殖民化运动对于很多的国家尤其是亚洲国家而言，他们得到的并非是人民主权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而只是堕入了新的威权。这种情况直到冷战以后才开始变化，近几十年来的新公民运动正在穿透威权的边界，有效地通过抗争来扩展民主的空间，以目前的发展看，这很可能将是21 世纪民主发展的主要形态。于建嵘这本书所描述的部分内容正是在当下中国发展着的新公民运动，而且，是一种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公民运动。遗憾的是，作为抗争对象的威权国家，在此书中分析甚少也远远不够，这或许有出版的限制在内，但对学术研究而言，无疑是非常遗憾的。
徐贲不是一位原创型的、体系式的作家，但他的政治观察极为敏锐，书也读得透，所以他的每一本书都不会令人失望，常常地，还会让人有意外的收获。《在傻子和英雄之间：群众社会的两张面孔》（花城出版社，2010年9月）也如此。
这本书很厚，有45万字，编辑根据文章的内容分成四辑，读起来方便不少。以我观之，第三辑“往事和记忆”和第四辑“变化中的群众与暴力”较之前两辑更有读头。“往事和记忆”中收了9篇文章，从党人到“文革”，分析冷静又出入自如，殊为难得。有一篇“口述史和前苏联的人民记忆”，实际上是一篇书评。评的这本书叫“The Whisperers: Private Life in Stalin’Russia”，可以译作《耳语者：斯大林俄国的私人生活》。耳语，是极权时代人们日常生活的特征，这本书就通过大量零碎的口述，构建起一个苏联时代普通人家庭中隐秘想法的历史。此书出版后影响很大，我手上也有一本。这样的历史与我们的经验多有重叠，实在是很应该将它译出来，只是在出版上也许有些困难。第四辑有8篇文章，差不多构成一个群众暴力学的知识谱系，其中“暴力革命中的隐秘群众理论”和“反殖民的法农和暴力的法农”都很精彩，而最后一篇落到中国：“变化中的中国‘群众’”，完全表现出徐贲对近年来中国政治变化的观察和担忧。我知道徐贲对国内政治有一个根本担忧，那就是公共理性的完全丧失。这意味着将不能从对事情的争辩中形成善的共识，甚至，就连理性的争辩也无法形成，这种价值的和知识的普遍“丛林”状况，恰是利维坦的最好土壤。若这利维坦又找到了具有最大政治动员力的符号如“盛大的节日”、如“民族主义”等等，那么，那些被勒庞、索雷尔描述过的、在“文革”中演练过的群体性疯狂，并非不会重现的。历史常常会出现两次，而第二次的出现，就像马克思所说的，将可能会是一次闹剧。
历史与记忆
高华是国内党史研究公认的最好学者之一，然而，高华却从来没有在国内出版过著作，《革命年代》（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1月）应该是第一本。《革命年代》是高华的一部论文集，跨度20多年，集合了高华不同时期的研究精粹，有明确的关怀和指向，也有很多一般人平时读不到也不会去读的历史资料。
民国史家王奇生曾以《党员、党权与党争》获胡绳奖。其新作《革命与反革命： 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1月）指出，20世纪的中国革命应该放回到20世纪中国历史的大背景下考察，放在社会文化的大视野下考察，不仅要研究“革命”，同时也要研究“不革命”和“反革命”。该书从社会文化的角度考察民国政治，对民国史的一些传统观点提出挑战，譬如关于民国县长和保长的政治、生活情境，关于国民党在西南联合大学的活动，关于新文化运动的发生发展等等，都有新的诠释。
野夫从事“地下写作”多年，散文极漂亮，那些从沉痛的生活经验中散发出来的善的关怀，从容地流淌在文章中。2010年初，野夫在台湾出版的《江上的母亲》曾在台北国际书展上获大奖。这本《尘世•挽歌》（新星出版社，2010年3月）的出版有些令人意外，它其实就是《江上的母亲》的另一个版本，其中第一篇就是“江上的母亲”。
齐邦媛的《巨流河》（三联书店，2010年10月）非常值得读。同样是讲1949年山河巨变，这本书要比龙应台的《大江大海1949》显得更扎实。2009年台湾《天下》杂志的朋友来，曾送了我一本，结果两天没干别的事，一气读完。听说很多朋友向台湾找这本书，没想到，这里竟也出版了。另外，熊景明的《家在云之南：忆双亲，记往事》（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8月）也值得看。熊景明在香港中文大学的中国文化服务中心工作多年，很多去中大访学的朋友都受过她帮助，这本《家在云之南》是她对家庭的回忆，写得优雅而从容，天下大事、家族命运，在熊景明笔下，都极通透。
在《一叶一菩提：我在敦煌十五年》（新星出版社，2010年4月）里，萧默先生回忆的这15年，有整整10年是“文革”，而这10年，一直存在着某种言说的禁忌。我们知道，人生之所以可以获得超越的意义，是因为历史是有意义的，在历史中的人就有了超越的价值。然而，当所有改变我们命运的重大事件都被抹去，历史再无意义的时候，人的存在亦将不再具有价值和意义，于是，剩下的，将只能是一些可有可无的私人叙事。而且，这样的个人还无法寻求共识，也就是我们无法在个人之上找到“伟大的同一性”，这正是今天的情况。萧默先生以私人记忆的方式写出了这段重大的历史，仅为这点，我们向萧默先生致敬，向萧默先生负有的历史责任感致敬。 阿瑟•米勒是美国20世纪最伟大的剧作家之一，1983年他到北京，在北京人艺导演他自己的剧作《推销员之死》，《阿瑟•米勒手记：“推销员”在北京》（新星出版社，2010年8月）是他在北京3个月期间的日记。那是80年代初的北京，“文革”刚过，文化正在解冻。米勒以一位剧作家的文化敏感和政治意识，感受那个时候的北京。书写得非常好看，翻译也很好。而关于排戏部分，米勒那些关于文化差异及对这些差异的处理亦极精彩。书中还涉及了不少人物，除了像人艺的那些著名演员如英若诚、朱琳等，还有资中筠、杨宪益、戴乃迭……有他们在当时处境下的想法、精神和状态，也许，如此详细记录1983年的北京文化界的外国人，米勒还是唯一的一个。
柳红写80年代经济学人群体的《八〇年代：中国经济学人的光荣与梦想》（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10月），并不是一本写的很漂亮的书，但却令人感动、感叹。也许，对今日已十分犬儒并以此自得的知识界，还能激出些冷汗甚或一些斗志。按说，回忆是老人的特点，似乎已不再有使命还在前方等待，大凡雄心尚存者多半不太愿意这样，但像这本书的回忆却可以帮助我们重回当年出发的原点，在今天这个物质主义横行的虚无年代，让人们记住：在那个年代，你们曾有过如此的激情和誓言！
柳红在这本书里尽可能详细地记录了那个开放的年代，那个年代的一群自由的灵魂和由他们而发生的一系列重要事件：孙冶方、薛暮桥、杜润生、马洪、董辅礽、吴敬琏、孙尚清，以及出生于四五十年代从“文革”中走出来的年轻一代，像陈一谘、朱嘉明、何维凌、王小强等等，全书涉及的人物上千。还有两次莫干山会议、巴山轮会议、天津会议……以及当年的农发组、体改所、京城四君子，等等。
建议诸君随此书一起去回头重温：80年代我们是为什么以及如何出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