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玻璃微珠生产厂家:思想的力量：张申府

他半生徘徊于学术与政治之间，本可以创立自己的哲学体系，也可以成为政治领袖，但最终两者都没有结果。他有心提携了一位伟人，也无心忽视了一位伟人，栽了花也栽了刺。他参与筹建了一个政党，中途退出后仍与之合作；但当这个政党即将在内战中获胜时，却又呼吁和平。为此，他在共和国成立后坐了二十年冷板凳，晚年才成为“出土文物”——章立凡《历史尘封的哲人——记张申府先生》，《社会科学报》2004年12月16日
“我和守常研究，就叫共产党，这才是第三国际的意思”
1979年9月17日，被政治尘封了多年的张申府，终于获得一个对外发声的机会，在受访而成的《建党初期的一些情况》一文中，张申府第一次以亲历者的身份，回顾了毛泽东之前，中国共产党的建党情形。张氏说：
“中国共产党1920年8月开始创建，地点在上海和北京。在上海是陈独秀，在北京是李大钊和我。第三国际的代表魏金斯基当时来华，首先到北京，对我们讲，要我们建党。以后魏金斯基由李大钊介绍到上海去见陈独秀，要陈独秀建党。陈独秀找过胡汉民、戴季陶、张东荪等人谈过，他们都不同意。关于党的名称叫什么，是叫社会党，还是叫共产党，陈独秀自己不能决定，就写信给我，并要我告诉李守常（即李大钊）。信写得很长，主要讲创党的事，信中说：‘这件事情在北大只有你和宁常可以谈（大意如此）’。为什么呢？一是因为陈独秀在北大当过文科学长，认识的人很多，但有些人不搞政治，不适于谈，而建党的事是秘密进行的。二是陈独秀在北京时，他和守常以及我经常在一起，他常到北大图书馆李主任办公室来，观点一致。……当时建党究竟叫什么名字，这没有确定，征求我们的意见。我和守常研究，就叫共产党，这才是第三国际的意思，我们回了信。”（人民出版社出版《一大前后·第二卷》）
按照张申府的描述，早在“一大”之前，陈独秀等人已经创建了“共产党”；只是后来史学界统一口径，将这些“一大”之前的所有建党活动都归为“创建共产主义小组”了——“共产主义小组”，是后人创造的名词，“一大”之前，本不存在这样的说法。
“吾的根本主张是废国、减产、绝婚姻”
从1920年9月20日，张申府给少年中国学会发出的一封公开信中，不难窥见张申府当年对社会主义或者说共产主义的认识——张申府很希望将这个五四时期会员最多、素质最高、实践力与影响力最巨的社团拉入共产主义阵营，于是写了这封公开信，信中说：
“吾的根本主张是废国、减产、绝婚姻。感受资本主义的恶果，痛恨几于不可终日。对于社会主义自然要绝对的信奉。共产主义是社会主义的精华，对于共产主义自然要更绝对地信奉。凡对于社会曾作过一度考虑的人，无不晓得社会主义的对面便是资本主义。”
“吾绝对相信救治今日的病恶，必须实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吾绝对相信如要把现状改换，只有改换一个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社会。(注：《给少年中国学会的信》”
少年中国学会内部就是否应接受共产主义这个问题论战了两年，最后“少年”们都已不再少年，论战也就无疾而终。但张申府1920年的信，仍给后世读史者提供了一个最独特的历史坐标：它部分说明了中共诞生的实际情况，它展示了一位中共的早期创始人，其共产主义思想，与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的界限可以是如此地模糊。
退党：“我们的最后目的仍然是共产及无阶级、无国家、无政府的社会”
张申府另一被传播到泛滥成灾之地步的“传奇”，是其周恩来入党介绍人的特殊身份。但在当事人自己看来，这实在是再普通不过的事情——《张申府访谈录》如此记载：
“1980年月12日我们再次检视张申府在德国的旧图片，他逐一小心辨认每一个老朋友。我想知道欧洲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情况。‘你介绍周恩来和刘清扬入党，情况是怎样的?’我问。张经常把这事挂在口边，我希望这次能听到一点新意思。”
“‘我写一封信给在上海的陈独秀，如此而已。’张简单地答，好像介绍入党不过是说一句话这样容易。‘我来欧洲的时候，陈独秀已给我全权负责招收党员。他认识我，对我信任。若我觉得某个人对我们适合，我就写信给他。所以，周恩来和刘清扬入党，就是凭我一封信而已，这也是巴黎中共小组在1921年的创立经过。’”
倒是另一更值得关注的史实——张申府为何中途退党，在诸多相关文章和著作中往往被一笔带过，譬如《百年潮》杂志2010年第12期、2011年第1期刊登的《访周恩来和朱德的入党介绍人张申府》一文，面对这个问题，仅以张申府口述的角度作如此描述：
“那是1925年1月党的四大时，大家为一个问题发生争执，我不同意他们的观点也不服气他们。我说，同意我的观点我就留下来，不同意我就滚蛋，最后我一甩手走了。”
这个争执是什么呢？著名“托派”郑超麟曾对张申府的女儿谈及这段隐秘的历史，郑氏说：“我之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很大原因是看了张申府为《新青年》所写的几篇文章。他是一个理论家、有操守的知识分子，但不是搞革命的人。这就是为什么他后来在1925年退出中共。”
应该说，郑氏的理解是准确的，张申府对理论的坚持损害了他在实际操作中的变通。当共产国际策划中国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时，张申府在法国共产党刊物《少年》公开发表反对言论：
“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中国政治的一个重要力量。我们现在的任务是唤起我们的党员为我们的最高理想而战斗……在我们与国民党组织联合战线时，我们不要忘记作为共产党人，我们的最后目标不是联合战线，而是无产阶级专政。我们的最后目的仍然是共产及无阶级、无国家、无政府的社会。我们必须保留党的组织独立性，并利用每一个机会宣扬我们的目的。(《共产少年运动的步骤》，《少年》，1922年10月)”
这样的言论，有理想主义的倾向，自然很难被世俗所认同。张申府后来在接受舒衡哲的访谈中如此回忆自己退党的经过：
“（1925年1月）这是一个严寒冬季的末尾，第四次党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我如往常一样，住在陈独秀的家中。他是我北大时期的老朋友，当时仍是中共的党书记。其他出席的人有张太雷、周恩来、瞿秋白，以及我从1920年已经认识的共产国际代表魏金斯基。会议中争论得最激烈的议题是统一战线，主要的建议是改变共产党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以和国民党结盟。我发言反对这个建议。我那时相信，今天仍然相信，工人阶级有足够力量完成它的任务。
“但蔡和森说我幼稚可笑。我今天仍然记得他的说话。我当时怒不可遏，走出会场。周恩来在大堂过道截住我，跟我说他赞同我的观点，但请求我不要脱离党。以后几个月在北京，赵世炎设法改变我的主意，但我不为所动。这是我的脾性：宁折不弯……这或者是我的缺点。”

少年张申府。张氏1914年考入北大，其时已经对数学和哲学发生了严重兴趣。张氏自述：“到了数学系，我又不能忘情哲学。所以对数学正课常用心理会，而纵情读哲学书，尤其逻辑书。……所以我以后所最重视、最集中学的只是数理哲学，数学的哲学，数学基础，而最中心在数理逻辑或称数学的逻辑，也就是数学样的逻辑，或数学里的逻辑。”

20年代在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合影。左起：雷国能、李大钊、梁漱溟、张申府。张申府曾回忆：“五四”那天下午，我和李大钊在主任室闲谈，罗家伦跳进来说：我们把赵家楼烧了，傅斯年鞋掉了一只。

1923年柏林合影。左起：张申府、刘清扬、周恩来、赵光宸。刘、周等都是张氏发展的党员。张氏回忆：“1920年8月创党，北京有李和我两人，第三个要发展的就是刘清扬。她曾和张国焘代表全国学联到南洋募捐，刘在严氏小学任教，张当时是北大学生。暑期回来，我和李大钊在北大图书馆主任室和刘谈话，希望发展她入党，刘不同意；张国焘同意入党，因此第三个党员是张国焘。”

旅欧期间在柏林留影。前排右一朱德，前排左一张申府。朱德的入党介绍人也是朱德。（点击可看全图）

“我始终相信，孔子、列宁、罗素是可合而一之的。我也始终希望，合孔子、列宁、罗素而一之。如此不但可得新中国哲学，如此而切可得新世界学统。……合孔子、罗素、列宁而一之的新体系定是新世界中的新中国的新指标、新象征。”——张申府《家常话》
“我始终相信，孔子、列宁、罗素是可合而一之的”
退党后的张申府，在理论领域越走越远，终其一生，张氏对理论的兴趣远胜过对实践的兴趣,他有一个巨大的理论梦：将孔子、列宁、罗素合而为一。
对孔子的兴趣与张氏早年所接受的儒学教育有关；一个共产党人对列宁感兴趣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至于罗素，则与张氏旅居欧洲有——1922年，张氏“R”为笔名在共产党刊物《少年》上频繁发表文章，据张氏说，采用这个字母有三层涵义：“俄国”（ Russia ）、“红色”（ Red ）和“罗素”（ Russell ）。这个笔名的意思，即“我是红色的罗素”。
张申府与罗素的交往，可见于罗素的诸多书信。1920年11月，罗素给自己的学生数学家尼确写信，其中提到：“亲爱的尼确，我现在介绍你认识一位中国同僚张申府先生。张申府被他的大学派往法国考察当地的大学事务。他对我的著作—全部著作—都有所了解(事实上比我自己还了解)，并编制了一份难以想像的完整书目。他也希望认识你的思想。”
此时的张申府已经拜读了罗素著作五年之久。1920年11月9日，他写信给罗素：“我很可能在十七日或稍后离开北京前赴法国。我很抱歉我们这么快便要分开（罗素此时在中国）。但即使我到了法国，我仍然会研究你的哲学，阅读你写的任何东西。所以，我希望你每出版一本书籍，或发表一篇文章(包括书评)，都能不惮其烦地立即让我知道。在此先感谢你。又不知我可否得到你一张亲笔签名的照片呢?我有这个希望因为我崇拜你。”
现存双方最后一次通信，是1962年9月17日罗素写给张申府的。信中这样写道：“收到你的充满智慧和善意的信，我感觉收获甚大。随函附上我庆祝九十岁生日时所收到的一份程序表——这是我十分珍惜的，也希望你也拥有一份。另外我还附上一本我的《袖珍世界历史》，希望你喜欢……如果可以的话，我真希望能够同你见面，畅谈我们分别后所发生的种种事情……在我逝世之前，我不打算出版我的自传，因为世事无常。受许多因素影响，……我希望你会再写信给我，因为我喜欢听到你的讯息。”
张申府为什么崇拜罗素？张申府下面这段对罗素的理解，应该可以说明问题：
“罗素新近表明他的态度：他是以无政府主义为终极的理想的；但现在主张的是倾向无政府主义的‘行会社会主义’。……所以罗素主张的行会社会主义是偏向无政府主义的。正因无政府主义对于这等物事最为注重最为便当，就是最强于这些事以及人的关系的生活的愉乐。他以为社会主义不过人类发展中的一阶段，大概继之便是无政府主义。但为现在，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实行。他的社会主义是极端彻底的世界社会主义。不过他同时又是不变的和平主义者。”（张申府：《罗素》，《罗素哲学译述集》，教育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
在张申府看来，罗素的学说不但与他心目中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是完全一致的，而且与孔子的儒学也是相通的。在接受舒衡哲访谈的时候，张氏如此说道：“我相信我了解罗素；我可能是全中国惟一了解罗素的人……罗素本人不认识孔子，但他的思想事实上十分接近孔子。其他人看不到这点，但我看到了。就算罗素不承认他的学说接近孔子，但我的哲学能把他俩拉在一起。我是他们的桥梁。”
张申府说，他有一种坚定的信念，认为孔子、列宁和罗素可以合而为一。1941年，张氏说道：
“我始终相信，孔子、列宁、罗素是可合而一之的。我也始终希望，合孔子、列宁、罗素而一之。如此不但可得新中国哲学，如此而切可得新世界学统。 孔子代表中国古来最好的传统。罗素代表西洋历来最好的传统。列宁代表世界新的方在开始的传统。孔子代表最高的人生理想，由仁、忠、恕、义、礼、智、信、敬、廉、耻、勇、温、让、俭、中以达的理想。罗素表示最进步的逻辑与科学，尤其是数理逻辑，逻辑解析，科学法与科学哲理。列宁表示集过去世界传统最优良成分大成的一般方法，即唯物辩证法与辩证唯物论，以及从一个实落角落来实践最高的人生理想的社会科学。……合孔子、罗素、列宁而一之的新体系定是新世界中的新中国的新指标、新象征。”（《家常话》）
新启蒙：“打倒孔家店，救出孔夫子”
30年代中后期，日本侵略的加剧的同时，国内民族主义也随之高涨，一场“新启蒙运动”应运而生——所谓“新启蒙”，乃是指五四时期的“启蒙”没有完成历史任务，而且存在许多非理性的“蒙启”，故而需要重新再来一次启蒙运动，谓之“新启蒙”。
作为新启蒙的干将，张申府在《什么是启蒙运动》中将自己的主旨说得很明白：“今日是中国团结救亡，民族解放，争取自由，民主政治的时代。今日的新启蒙运动，就是适应这个时代的思想方面，文化方面的运动。 ……新启蒙运动最积极的内容是发扬理性。理性的第一要点是说话做事有根有据。而所谓有根有据，第一在事实，第二在逻辑。但在今日，在尽可能地发扬理性之下，最要做到两桩事。 一、就是思想的自由与自发。二、就是民族的自觉与自信。 ”
如何完成“民族的自觉与自信”呢？张申府在新启蒙运动中提出了两个著名口号：一是“打倒孔家店，救出孔夫子”；二是“中国化”。
所谓“打倒孔家店，救出孔夫子”，与张氏“合孔子、罗素、列宁而一之”的学术理想其实是一致的。在张氏看来，孔子作为一个民族值得纪念的东西，在“维持民族的生存”上有重要意义：
“在现在还说孔子么？什么孔老二、孔家店、新孔学等等，写来可厌的名字，岂不是已把孔子的信仰都摧毁，都糟踏净尽？但是一个民族，如果没有它可以纪念的东西，则不但不会长久，也必不值得长久存在。 无论如何，孔子是最可以代表中国的特殊精神的。那么，为什么不应发其精华，而弃其糟粕？而只是对于过去的误用，徒作幼稚的反动？复古是不可能的，但是一个民族，如果知道他自己文化上的成就，认识它文化上的代表人物，总可以增加些自信，减少些颓唐奴性。过去的帝王既利用孔子以维持其统治了，那么，今日为什么不可利用孔子以维持民族的生存？退一步说的话。”（《续所思》）
张氏还批判了五四启蒙运动所陷入的“蒙启”误区：
“今日的新启蒙运动，显然是对历来的一些启蒙运动而言。但在内容上，今日的启蒙运动与从前的一些启蒙运动，也显然有所不同。比如，就拿五四时代的启蒙运动来看，那时有两个颇似新颖的口号，是‘打倒孔家店’，‘德赛二先生’。我认为这两个口号不但不够，亦且不妥。多年的打倒孔家店，也许孔子已经打倒了，但是孔家店的恶流却仍然保留着、漫延着。至于科学与民主，本都是客观的东西，而那时的文人滥调却把它人格化起来，称什么先生，真无当于道理。 至少就我个人而论，我以为对这两口号至少都应下一转语。就是：‘打倒孔家店，救出孔夫子’，‘科学与民主，第一要自主’。五四时代的启蒙运动，实在不够深入，不够广泛，不够批判。在深入上，在广泛上，在批判上，今日的新启蒙运动都需要多进步。”
张氏还说：“五四时期的启蒙运动有的地方不免太孩子气了。因此为矫正‘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我曾提出：‘打倒孔家店，救出孔夫子，’就是认为中国的真传统遗产，在批判解析地重新估价，拨去蒙翳，剥去渣滓之后，是值得接受承继的。”（《论中国化》）

张申府30年代在清华大学教书时留影。1935年冬，张氏与刘清扬、姚依林等共同发动和领导了北平“一二九”学潮，因此而与刘清扬一同被捕入狱，出狱后不久即被清华解聘，从此开始了长达11年的政治生涯。

张申府，1938年左右拍摄。此一时期，张申府活跃于重庆政坛，曾有一则逸事：某日参政会座谈，他发议论说，中国的事情都是被“党”搞坏的，因为“黨”字就是“尚黑”。此事见报之后，广为流传。

罗隆基、张申府与沈钧儒讨论政题。国共内战期间，张氏多次呼吁中共停战。关于此事，张氏回忆：“解放后我因《呼吁和平》一文受到批判，被禁止发表文章和从政。章行严（士钊）曾请润之缓颊，让我出来工作。润之说：‘当初他是我的顶头上司”’。未允。”

张申府，1981年5月拍摄。张岱年在关于张申府的回忆和纪念文章中说：“约在九十岁时，他对友人说：我吃亏在于没有写出一本大书来。”
“张申府没有把自己和传统中国思想隔离，他这样做对自己有很大的益处……在30年代中国哲学界四分五裂时，这是一个不好采取的立场。在西方唯物论教条主义者和东方维护儒家的卫道之士包围下，张申府昂然独立，像一盏明灯。他对西方最新思潮了如指掌，另一方面他又能——而且有这需要——坚持儒家思想中的某些重要价值观念，特别是‘仁’。”——张岱年评价张申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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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谌旭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