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文理学院教务内网:十一位牺牲在建国前的中共无衔军事家（六）碧血悲歌――许继慎

十一位牺牲在建国前的中共无衔军事家（六）碧血悲歌――许继慎

转载

许继慎

张国焘

沈泽民

徐向前

黄埔军校

杂谈

许继慎（1901-1931年）是中国工农红军早期的杰出将领，军事家。原名绍周，别名旦如，又字谨生。1901年生，安徽六安裕安区青山乡土门店人，汉族。

原名许绍周，字谨生，安徽省六安县人。1924年6月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同年冬加入中国共产党，毕业后历任排长、连长、团党代表、团长，在北伐战争中立下功勋。1930年春，奉调前往鄂豫皖边区，先后担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军长、红四军第十二师师长兼任中共皖西北委军事委员会主席，为统一和发展鄂豫皖根据地作出突出贡献。1931年11月被张国焘诬以“改组派”、“第三党”、“反革命”等罪名杀害于河南省光山县新集，年仅三十岁。他是共和国三十六位军事家中最早蒙冤遭难的一位。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高于岸，流必湍之。

才华出众，是一柄双刃剑，既能因聪慧卓越脱颖而出，建立一流的业绩，同时也可能因锋芒毕露，招来非议、嫉妒或阻力。如果加上嫉恶如仇、耿介直言的个性，在错误主张占据统治地位时就更加容易受到攻击。

许继慎既具有过人的才华又始终坚持正道直行。由于这样的品行，他获得了正直人们的称赞，周恩来赞许他“政治上很强，很能打仗，把叶挺独立团的战斗作风带到了红四方面军”，徐向前称颂他为鄂豫皖红军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同样是由于这种品行，他得罪了像张国焘这样的奸邪之徒，备受打击与诬蔑，最后罹难于“左”倾黑手之下。他是共和国三十六位军事家中最早蒙冤衔屈的一位。

性格即命运。许继慎像一块洁白的美玉，通体晶莹，不容许沾上半点污垢，不愿意与奸佞、伪善、邪恶为伍，他用短暂的生命捍卫了灵魂的圣洁，高尚的人们也用怀念和想往来延续他的生命。

同门曰朋，同道曰友。许继慎与蒋先云、曹渊并称“铁军三杰”。他们同为黄埔一期的同窗好友，同是叶挺独立团的主要战将，同样具有过人的才华和高洁的品质。对于这批从东征和北伐中崭露头角的新一代将领，周恩来寄予无限期待。

像国共两党众多名将一样，许继慎的军旅之路从黄埔开始。

1924年春，在苏联和中共的帮助下，孙中山在广州黄埔创立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致力培养军事人才。中国共产党发出紧急通告，要求各级党部立即派遣党团员报考黄埔军校，在青年学生中掀起了投笔从戎的军旅热。当时，国民革命政府在上海设有考区，负责招收北方各省的学员。

许继慎早就有从军的念头。从五四运动开始，他就一直从事学生运动，担任安徽省学生联合会联络部长，参与领导了驱逐段祺瑞在皖爪牙的斗争，先后发动群众赶走了两任文官（省长李兆珍、许世英），当驱段斗争把矛头对准武官时，遇到了很大阻力。1921年6月2日，安徽督军倪嗣冲、旅长兼芜湖镇守使马联甲开枪镇压示威学生，打死两人，打伤数十人，制造了震惊全国的“六二惨案”。惨案发生后，安徽各界群众纷纷发表宣言、通电，举行###、示威，一时间，愤怒的声音响彻云霄。可是，无论愤怒的吼声多么强烈，无论社会各界如何联合，倪嗣冲、马联甲的地位在声讨的浪潮中稳如磐石，依然杀人放火，胡作非为。这件事给许继慎很大刺激，促使他思考一个问题：赤手空拳能否对付武装到牙齿的反动军阀？经过思考，他认识到要打倒军阀必须拥有自己的武装。从这一天开始，驰骋疆场、冲锋陷阵便成为他心中的梦想。

听闻黄埔军校招生的消息后，许继慎兴奋不已，连夜收拾行装，买票上船，从家乡赶往上海参加考试。

黄埔军校应考的条件和手续颇严。据在上海考区同时参加考试的徐向前元帅回忆：

政治思想上要“了解国民革命须速完成之必要”，“无抵触本党主义之思想”；学历上要“旧制中学毕业”或相当程度之中学毕业；身体条件要“营养状态良好”、“强健耐劳”及无肺病、花柳病、眼疾等。既有口试，又有笔试。笔试考作文、政治、数学；口试则观察学生对于三民主义的了解程度及个人志趣、品格、判断力之类。

许继慎、徐向前等人顺利通过了初试和复试，成为黄埔军校第一期学员。

黄埔军校设在四面环水的广州黄埔岛上。6月16日，军校举行开学典礼，许继慎和四百七十多名学员聆听了孙中山的演讲。孙中山素有“大炮”之誉，演讲精辟有力，富有感染力。他有两句话给许继慎留下深刻印象，日后经常用来警示自己：

“黄埔同学们，你们应该从今天起，立一个志愿，一生一世，都不存升官发财的心理，只知道做救国救民的事业。”

“一个革命军人要有舍身精神，要不怕死。我敢说革命党的精神，没有别的秘诀，秘诀就是在不怕死。”

军校的课程很多，主要可以分为两类，政治教育以革命理论和革命知识为主，军事课主要讲典范论和四大教程，如《步兵操典》、《射击教范》、《野外勤务》以及《战术学》、《兵器学》、《筑城学》、《地形学》等。许继慎学习了从单兵动作到排连营协同等各种战术，成绩优异，教官经常让他给其他同学作示范。在军校，他与曹渊、蒋先云相识相知，成为最好的朋友。这三人都具有才智过人、政治上活泼和组织能力强等特点，日后同时成为叶挺独立团的主要战将，因此，人们称他们为“铁军三杰”。

1925年底，许继慎从黄埔军校毕业，被军校留在新编教导第二团担任排长，负责训练新兵。他的军事才能很快在两次东征中露出头角。

第一次东征打击的对象是叛军林虎，战场在广东东江一带。东征军名义上以许崇智的粤军为主，###主力实际上是由黄埔军校一、二期学生组成的教导一团和二团。这支新军纪律严明，训练有素，尤其是斗志高昂，视死如归，常常一个冲锋就能把对方成团成营的部队冲得七零八落。许继慎在淡水、阿婆两次战斗中，指挥少量兵力打退数倍于己的敌军攻击，因功升为连党代表。在棉湖战斗中，林虎亲率一个师的兵力，突袭至二团团部附近，将指挥作战的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二团团长钱大钧团团围住，形势十分危急。许继慎一面派人向友邻部队求援，一面紧缩防线，扼守要道隘口，坚守不退，将林虎所部死死地拖住。不久曹渊带领一个连增援，经过数小时激战，终于将敌军击退，保证了团部的安全。战后，许继慎和曹渊都因作战英勇被擢升为连长。

第二次东征打击对象是陈炯明。这时，黄埔军校学兵扩大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许继慎担任一军第三师七团党代表办公室少校干事。由于七团党代表蒋先云被周恩来任命为前线特派员，到一军其他部队督战，由许继慎代理七团党代表。兴宁之战，他带领七团两个连奉命增援，未到前线，就看见负责阻击任务的主力团团长骑马向后狂奔，一边跑，一边脱军装，样子十分狼狈。由于主官弃阵，主力团的官兵也纷纷后撤，敌军则趁机发起反攻。

许继慎策马迎头拦住团长，一把攥住缰绳，喝斥道：“你这是往哪里跑？”

“许党代表，是你呀？”团长惊魂未定，气喘嘘嘘地说：“正面之敌至少有一个师，根本顶不住，快撤吧，迟了就没命了！”

“不就是死吗？你忘记黄埔‘不要钱，不怕死’的校训了。我已经带领增援部队上来了。”许继慎劝道。

“你带了多少人？”

“两个连。”

“这点兵力有个?庞茫糠攀郑　蓖懦ぬ?见敌军的冲杀声越来越近，抡起马鞭，抽在许继慎手臂上，手臂上顿时抽出一道血痕。

许继慎忍住火辣辣的疼痛，强行扭转马头，拖着团长并驾齐驱，朝前线奔去，边跑边喊：“我后面还有大批援兵！”

主官重返战斗位置，加上许继慎带来两个连的生力军投入战斗，很快稳住了阵脚，此后援军陆续到达，敌军转而惊慌失措，最后被击溃。

战后，主力团团长因战功晋升少将，他对在关键时刻立下逆转之功的许继慎只字不提。许继慎也缄口不语。当事双方都保持沉默，但亲眼目睹他们战场表现的七团官兵则抱打不平。蒋先云将兴宁之战中的情形向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在党内表扬了许继慎“机智、勇敢和谦虚”，赞扬他有“金子”一样的优秀品格。

为尊者隐，为长者讳，许继慎宁可埋没自己的功劳。但是，当政治上的毒箭向共产党袭来时，他会毫不犹豫地戳破那些“尊者”、“长者”虚伪的面具。1925年，蒋介石在潮州西湖公园召开连以上军政人员联席会议，授意国民党右派分子挑起事端，攻击共产党员不忠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许继慎是黄埔军校“青年军人联合会”负责人之一，具有高度的政治敏锐性。

在缪斌、贺衷寒等右派分子大放厥词之后，许继慎沉着镇定地走上讲台发言：“对革命忠实与否，不能光看他怎么说，重要的是看他怎么做，特别是在生死关头能否英勇无畏，舍身成仁。蒋先云党代表，是共产党党员，在第一次东征时，他两次负伤，至今伤口未愈，人所共睹。唐在刚营长，也是共产党员，冲锋在前，壮烈牺牲，现在忠骨未寒。在历次平叛战斗中，共产党的连、排长大量牺牲更属常见。即以我本人来说，攻惠州时，我不但立于城下指挥，而且亲自爬城。但是，攻城指挥官某团长却在敌人猛烈炮火下，从阵前逃走。这不仅是勇敢不勇敢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对革命忠实不忠实的问题。”

掌声像惊雷从会场响起。在许继慎严密的逻辑和犀利的词锋面前，右派分子无言以对，败下仗来。蒋介石本想借这个机会打击共产党人的影响，没想到弄巧成拙，反而提高了共产党的威望。他气恼地对缪斌等人说：“你们打仗不行，斗嘴也不行，一群人拿许继慎没有办法，真是窝囊！”

周恩来非常欣赏许继慎，说他军政兼长，作战勇敢，而且善于说理。1926年3月，蒋介石炮制“中山舰事件”，将共产党员赶出第一军，周恩来主办政治干部训练班，点将要许继慎到第二中队担任队长。三个月后，共产党决定加强叶挺独立团的指挥力量，周恩来派许继慎带领三十多名营、连级干部赶往湖南浏阳军中。叶挺任命许继慎为第二营营长。

在战火纷飞的战场，许继慎脱颖而出，他善于捕捉战机的机敏和悍于攻坚撞硬的骠悍，令军坛为之一惊。北伐两湖的几次著名的战役中都闪烁着他智慧的光芒。

在著名的汀泗桥战役中，叶挺独立团击破守桥之敌，衔尾急追。出击不到片刻，就接到第十二师师长张发奎的一道命令：“对敌追击不得超过15里！”

当时敌军全线处于慌乱之中，整个指挥系统和部队建制被打散，根本组织不起有效的反击。叶挺不愿意失去大好战机，命令部队大胆追击。部队追至咸宁县城外，又遇到类似汀泗桥的地形，三面环水，只有一条铁路桥可过，守桥的直系军阀部队构筑了坚固的阻击阵地。

“追还是不追？”前头部队停下脚步，向叶挺请示。

叶挺也正在思忖。

“机不可失，冲过桥去！”许继慎主动请缨：“咸宁之敌甚为混乱，铁路桥可以通过，请速令机枪连掩护我营冲锋！”

叶挺采纳了他的建议。在兄弟部队火力掩护下，许继慎亲率二营官兵，冒着敌人交叉火力，一直向前冲。二营不顾伤亡，拼命拉近与溃兵的距离，最后终于与溃逃的敌军相接。负责阻击的敌军桥头部队不敢扫射自己的人，发挥不出火力优势，遂被打败。二营乘胜占领咸宁县城。

四军军部接到叶挺已追往咸宁的报告后，副军长陈可钰破口大骂：“好胜鲁莽，过于急进。”等到他得知吴佩孚正全力赶往咸宁城，又转而大赞：“真是军事天才，能够见机进取。如果咸宁城被敌军先机占领，我们又要打一场‘汀泗桥’战役。”

机敏灵动的许继慎还擅打恶仗。对手越强，战局越乱，他越生龙活虎。1927年春，叶挺调任第二十四师师长兼武汉卫戍司令，许继慎担任七十二团团长。4月，蒋介石集团叛变革命，成立了与武汉政府对立的南京政权。5月17日，在他的收买和唆使下，国民革命军独立第十四师师长夏斗寅率部发动叛乱，冒险奔袭武汉。当时，国民革命军主力部队集结在河南境内，正进行第二期北伐，武汉驻兵极度空虚，仅有3个团，而且处于分散状态。叛军从宜昌出发，沿途未遇任何阻拦，势如破竹，直抵距武昌只有30里的纸坊镇。

三镇震悸，武汉国民政府的领袖人物料定空城难守，携带家眷和细软，纷纷逃亡。危难时刻，叶挺赶到七十二团，找到团长许继慎、副团长廖运铎：“时间很紧迫，你们团为先头部队，立即紧急集合，投入战斗，一定要守住纸坊一线，等待增援部队上来！”

“请师长放心，七十二团保证人在阵地在！”许继慎立下军令状。

七十二团奔赴前线，发动逆袭，将叛军驱出纸坊镇，并占领纸坊车站。叛军毕竟人数占优，侦知正面只有许继慎一个团后，集中三倍兵力进行反扑。双方激战一夜，第二天拂晓，叛军在巷战中步步推进，突破多处防线，七十二团团部遭到合围，形势岌岌可危。

“同志们，现在已处在生死关头！退也是死，进也是死，与敌死拼，还能杀出一条生路！大家跟我上！” 许继慎手执团旗，率领所有的预备部队――机关枪连、特务连、步兵连和团部工作人员、勤杂人员迎着叛军攻击方向冲去。在火红的团旗引导下，数百名战士像一股奔涌咆哮的洪流，杀入敌阵。

攻击与逆袭，包围与破围，两股人流撞在一起，发出震耳欲聋的厮杀声。锋线上不断有人倒下，又不断有人填上，七十二团官兵抱着必死的决心，踏着血迹和尸体冲锋，所有的人，包括死去的烈士，都是面向敌人。在战斗中，许继慎始终冲在最前头。

狭路相逢勇者胜。面对不计生死的勇士，叛军胆怯了，开始动摇，出现溃退的迹象。许继慎当机立断，命令号兵吹响冲锋号，带领官兵发起全线追击，叛军阻击部队凭借预设阵地企图以密集火力掩护溃兵撤退。许继慎在追击中两处负伤，左右胁各中一弹，鲜血将军衣染透，成了一个血人，但他仍然坚守岗位，指挥作战。

就这样，他用一个团的兵力打败了夏斗寅一个师的进攻，再次上演了以少胜多的奇迹。他像一颗冉冉升空的将星，以惊人的速度、眩目的光芒和不可抑制的活力登上军事舞台。他的同志和敌人都相信许继慎今后的军事生涯将更加辉煌。

在销声匿迹三年后，许继慎突然崛起于大别山之巅。他将三支各自为战的小股红军煅造为一支铁师劲旅，为红四方面军奠定了最初的基础。他和徐向前默契配合，在一年的时间内，指挥二千余人消灭一万五千余人的正规军，创造小蛇吞大象的军事神话，部队也扩大七倍以上。

出人意料的是，在创造最初的奇迹后，许继慎仿佛从世界上蒸发了。在长达三年的时间内，他无声无息。

1927年8月，他的部队参加了南昌起义，但是，在主官序列表上，没有他的名字。

1927年12月，他的老上司叶挺组织了广州起义，也不见他的踪影。

1928年到1930年，他的恩师周恩来在上海指挥中央特科，麾下聚集了一批黄埔师生，里面也没有许继慎。

反常的寂静，引来许多猜度。有人说，他赋闲了，心灰意冷了，退出了国共争斗的是非圈。

从表面上看，许继慎寓居上海，的确过上了闲云野鹤般的隐居生活。他经常访朋问友，与安徽籍留居沪上的社会名流来往密切。由于仰慕他的才能，国民党派人拉拢他，邓演达的第三党争取他，他都婉言谢绝，摆出一副置身事外的姿态。

对于他的这种处事态度，党内有些同志不理解，指责他交游过广，敌我不分，还提出要对这种背景复杂的人保持警惕。

其实，许继慎是个性情直率的人，平生最讨厌虚伪、奸诈，不习惯绵里藏针的外交辞令，他渴望生活在金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军旅之中。可是，人生中有许多事情，不由自己作主，因此也就生出了许多抱憾和无奈：

南昌起义前，许继慎虽然重伤未愈，仍然追随部队来到南昌。前委为保存干部，作出凡受伤人员一律撤离南昌的决定，许继慎只好转赴上海养伤。两个多月后，他又接到叶挺令其火速归队的急电，立即乘船去汕头，希望能赶上南下潮汕的起义军。船到汕头时，该地已被粤军攻陷，无法登岸，只好暂栖香港。后来，他又听说叶挺在香港指挥广州起义，于是在港九各处寻找线索，希望能与老上司取得联系，结果还是劳而无功。辗转半载，许继慎只得回到上海，向中央军委报到，然后按照组织的指示，在政治上采取灰色立场，以个人交友的方式，利用乡土关系进行统战工作。这种工作性质与方式后来给许继慎招致杀身之祸。这是后话。

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最了解许继慎心思的莫过于周恩来。他一直在为自己青睐的战将选择用武之地。1930年春节刚过，他就把许继慎找去，笑吟吟地说：“中央军委决定任命你为红一军军长，前往鄂豫皖边区指挥作战。”

“我等的就是这一天！”许继慎喜出望外。

“你的担子很重。”周恩来扳着指头，列举了一系列困难：

以大别山为依托的鄂豫皖边境地区，创建了三小块根据地和三支小股红军，他们都处于各自为战的状态，缺乏统一指挥，自身发展较慢，这与他们处于中原腹心的战略地位很不相称，要尽快改变这种局面；

目前影响三支红军统一的最大障碍是地方保守观念，这些主要出身于农民的士兵具有强烈的排外心理，把土生土长的子弟兵称为自己的部队，把其他红色区域的部队称为外来的部队，拒绝与友邻部队合作；

三支红军部队之中，豫东南红三十二师战斗力虽强，但政治上比较薄弱，多次发生抵制党的组织领导，驱逐甚至枪杀上级派来的党代表事件；

……

在介绍情况后，周恩来对边区的发展方向、党的建设、红军改编、战略战术、组织领导等重大问题一一作了指示，鼓励他尽快完成统编红一军的艰巨任务。

中央军委的同志摆酒为许继慎饯行。席间有位同志关切问道：“你的家乡不是在皖西根据地吗？这次可以见到亲人了！”

“早已家破人亡，到哪里找亲人！”许继慎苦笑一声。他的弟弟许希孟组织农民暴动被捕，在皖西独山镇被国民党砍头示众；他的老母亲遭到地主保安团的迫害，背井离乡，至今下落不明；他的家乡六安正处在苏区与白区的交接地带，不断遭受“清剿”部队拉锯式扫荡，十室九空。想到家乡人民的苦难，他悲愤地说：“此去大别山，我必为党、为革命、为死难受害的人民，同蒋介石、国民党决一死战，不获成功，决不生还！”

仲春四月，正是大别山的杜鹃含苞怒放的季节。烂漫的山花铺满群山，给苏区带来一抹嫣红、一缕喜庆。许继慎一行风尘仆仆地来到湖北黄安，在七里坪召开根据地党和红军干部会议，宣布中共中央关于统一鄂豫皖根据地和红军的决定，成立以郭述申为书记的特委和以许继慎、徐向前为正副军长的红一军军部。红一军统辖三个师共计二千一百余人。

这是根据地军民盼望已久的日子。早在1927年11月，黄麻暴动胜利后，当地领导人就提出从西到东逐段割据大别山脉的计划。第二年，中央巡视员曹壮父在听取鄂豫边特委意见后，向中央再次提出“学江西井冈山的办法”、创造大别山工农武装割据局面的建议。上述建议虽然被上级否决，但执著的大别山人民并未停止尝试，他们在黄麻暴动的基础上，创建了鄂豫边根据地和红三十一师，首先在大别山西端打出了苏维埃的旗帜，接着在商南民团暴动的基础上，创建了豫东南根据地和红三十二师，点燃大别山中段的烽火，最后又发动六（安）霍（山）起义，创建皖西根据地和红三十三师，大别山东段也响彻了土地革命的风雷。至此，一个纵贯大别山脉的战略根据地已经隐约可见，它就像一个躁动于母腹之中的巨婴，急需催产、接生和成长。

许继慎的到来，引起军民的极大兴奋。他们急切地盼望许继慎能顺利地捏合三个山头的武装力量，同时也担忧这个困扰边区几年的难题会再次压垮新来的领导人。

许继慎十分幸运，他在这里遇到了老同学徐向前。

这是一对闻名不知面的老同学。他们都在上海报考黄埔军校，都在黄埔第一期学习，都参加过东征战役，由于分编在不同的连队，两人并不认识。对于在军校和北伐中名声大噪的许继慎，徐向前十分尊重。特殊的黄埔情结和共同的抱负，把他们这两个素未谋面的“老同学”变成了一对配合默契的搭档。

红一军军部成立后，前委决定分头行动。许继慎率军部去商南、皖西传达中央关于整编工作的指示，徐向前则带领由红三十一师改编的红一师向京汉线出击。

在出发的那天早晨，徐向前踏着露水来为军长送行，在他身后跟着五十名装备精良的彪形大汉。这是红一师最精锐的师部手枪队，徐向前最钟爱的“尖刀部队”。

许继慎诧异地指着手枪队，问道“这是……？”

“东去商南，要经过灰白区和白区，沿途会有民团和敌军袭扰，红三十二师情况十分复杂，过去发生过杀自己人的事件，我看军部都是文职人员，带点精干武装，以防万一。”徐向前解释道。

平淡的语言之中蕴藏着关心和细致。许继慎和政委曹大骏都十分感动。

东行非常顺利。许继慎利用他在家乡的巨大的威望，经过细致、周到的说服工作，先后在南溪和金家寨将红三十二师和红三十三师改编为红二师和红三师，接着，又根据实际情况组建了一个独立旅和两个归地方领导的独立师。随后，他率领红二、三师向六霍地区进攻，首战流波潼，次战麻埠，三战霍山城，四战英山，连战连捷，特别是英山之战歼敌一个整旅，这是鄂豫皖红军从未有过的空前大捷。过去，红军从来没有攻击过整团的国民党正规军，更不用说成建制地消灭成旅的敌军。

在奇迹的宝匣打开之后，一个又一个的令人振奋的胜利接踵而至。

8月中旬，徐向前带领红一师遭到国民党戴民权师的追击，双方在黄安西北四姑墩一带展开激战，红一师顶住敌人猛攻后发起反击，正在拉锯较劲时，突然在敌军后面涌出两支红军部队，形成夹击之势。这一变化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很快，红一师战士清醒过来，纵声欢呼：“许军长回来了！许军长带着部队回来了！”

其实，许继慎根据侦察员的情报，早已获悉四姑墩的战场形势。为了取得更大的战果，他匠心巧运，没有正面增援兵力吃紧的红一师，而是挥兵迂回至敌阵后侧，形成夹击之势，一举夺取战场的主动权。两人指挥部队前后用劲，一夹一挤，就轻轻松松地击溃敌军两个旅。

四姑墩之战还有一个特殊之处，就是过去存着严重隔膜的三支红军第一次实现了协同作战。

消息传开，军中士气高涨。战士们俏皮地说：“军中又来了许神仙，什么敌人都不怕了！”在此之前，徐向前由于善打游击被指战员誉为“徐神仙”。

许继慎、徐向前都是追求一流成绩的人。他们仅仅用了不到三个月的时间，不仅组建了统一的红一军，还使红军部队在战略战术上出现了质的飞跃。徐向前有一段精彩的语言总结了许继慎给部队带来的变化：

从六月到八月，红一军三个师分东西两线出击，连战皆捷，先后共歼敌七千余人。自身兵力扩展到五千余人，增加了一倍以上。特别重要的是，红军的战术有了新的发展。可以说，开始了从小规模的游击战向较大规模运动战的过渡。过去只能跑圈子，伏击、袭击小股敌人，消灭国民党正规军的个把排和连；现在不同了，能主动调动大股敌军，在运动中整团整团地歼灭。过去只能攻打小的民团据点，缴获也少；现在不同了，能打下县城和重镇，缴获大批枪弹和轻重机枪、迫击炮，武装自己。战术多样，机动灵活：英山战斗，攻占据点与打援相结合；杨平口战斗，诱敌伏击；花园战斗，远距离奔袭；四姑墩战斗，诱敌深入，迂回包围。战斗中，并能注意开展政治攻势，战场喊话，瓦解敌军。总之，部队战术思想有了新的提高，战斗力大大增强，标志着鄂豫皖的红军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在一片喝采声中，许继慎心中潜藏着一层隐忧。三支红军虽然名义上合编了，但组织系统基本上没有触动，地方主义意识还影响很深。从抵达根据地的那一天开始，他就主张将部队打乱建制进行混编，但是，多数同志认为条件不成熟，迟迟未能实行。他担心地方主义的毒瘤一旦释放出来，会影响整个部队的团结。

会师不久，许继慎的担心成为事实。8月末，红一、二师奉命奔袭广水。敌军早有准备，凭坚固守，袭击变成了强攻。根据许继慎的命令，徐向前率一师从北面仰攻，部队前仆后继，死伤惨重，而按照计划应该同时出击的红二师却按兵不动。

徐向前被迫撤出战斗，闯进军部，大声质问：“这打的是什么鸟仗？红二师为什么不遵守命令？我最好的营长高汉初就这样冤枉牺牲了？”

许继慎正为红二师保存实力的做法而恼怒，也在气头上，脑门一热，两人吵了起来。这是他们第一次吵架，也是最后一次吵架。

事后，两人冷静下来，忍不住笑了：他们吵架找错了对象。

在前委会议上，许继慎再次提出混编的建议。他说：“鄂豫皖根据地已经被中央确定为全国六大战略根据地之一，而部队还未完全融为一体，这是非常危险的。从半年的实践看，只有从组织上打乱部队建制，才能从老根上铲平山头。混编至少有两个好处。一是利于打破地方观念。三个师过去来自三个地区，基本上是按地区系统形成建制的。有人动不动就说：‘这一师是我们的，那一师是他们的。’甚至相互瞧不起，闹矛盾，妨碍部队的团结和统一。二是便于形成拳头。三个师建立的时间有先有后，实战经验、战斗作风、武器装备都不一样。红一师成立早，底子厚，人多武器好，战斗力最强。相对说来，其他两个师就显得弱些。混编后把红一师的干部和武器多调些给二、三师，就能进一步加强这两个师，使全军的力量相对平衡，形成有力的拳头。同时通过混编，各部队亦能相互学习，交流经验，取长补短。”

许继慎说服了大家。在徐向前的支持下，前委通过混编方案，红一师由三个团合编为两个团，红二、三师合编为第二师，将军部直属的独立旅与黄麻补充营、皖西独立第一师合编为第三师，其中第一、二师各抽五个连进行对调。与此同时，在部队中大力健全各级党组织，军部设前委会，师、团设党委会，营、连设党支部，班、排设党小组，另外还组建了士兵委员会和各级俱乐部。经过混编，全军实现了统一领导、统一意志、统一作风、统一纪律，形成了“狠、硬、快、猛、活”的战斗风格。

对于许继慎开创性的工作，周恩来给予很高的评价：“许继慎政治上很强，很能打仗，他把叶挺独立团的战斗作风带到了红四方面军。”徐向前也在回忆录中反复强调许继慎“把三个师捏在一块，他有很大功劳”。

更为难得的是，许继慎主管红一军军事期间，还以巨大的政治勇气抵制了“立三路线”的错误。当时，“立三路线”指导下的中央和长江局不断发布命令，要求红一军切断平汉路，进逼武汉。边区特委决定组织以城市为中心的地方总暴动，提出了“打到武汉过中秋”的口号。前委讲论上级指示时，许继慎尖锐地指出：“三年前，我打过武汉。当时集中了三四个军共计十多万人，花了一个多月才拿下武汉三镇。要攻克武汉这样的大城市，没有几个军是不行的。这样的军事常识都没有，还作什么决定！作计划，给任务，不审时度势，不掂量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一味地叫嚷‘会师武汉，饮马长江’，这不是雄心壮志，而是主观主义、冒险主义！”

前委多数成员也认为：“我们名义上是一个军，实际上只有几千人，就这么点力量，怎么个打法？我看，能打到外线上去，搞一两千条枪就不错了！”

根据多数同志的意见，许继慎没有率部向武汉进攻，而是出击平汉线，在遭受几次小挫折后，又改变行军方向，把注意力放在巩固根据地上。为此，他遭到地方负责同志的责难，军中也有人指责他屡次违背上级命令。10月中旬，红一军第一次党代表大会按照“立三路线”的标准衡量军队的工作，批评军部在进攻敌人大中城市和交通干线时“作战不力”，存在着消极的“右倾机会主义”倾向。许多人把火力对准了许继慎，在改选红一军前委时，把他排斥在外。

许继慎不为所动，仍然执行稳妥的军事战略。11月，他率部奔袭新洲，以疾雷不及掩耳之势，将国民党郭汝栋第二混成旅包了“饺子”，缴获大批枪支和军需物资。这时，中央关于纠正“立三路线”的指示传达到红一军。前委成员听了传达，不约而同地把钦佩和愧疚的目光投向军长。

新洲之战后，许继慎考虑到由于主力出击平汉线，皖西根据地大部被敌侵占，约有二百余名干部和万余名群众遭到杀害，于是果断决定回师皖西。12月上旬，部队夜袭金家寨，歼敌四十六师一个团，然后进逼六安，诱使国民党重兵出援。12月30日，援敌分三路向红一军驻地麻埠进逼，被红军包围于东、西香火岭，共歼敌三个团。在恢复皖西根据地后，许继慎又率部赶往鄂豫边地区，在二道河击溃敌三十师一个旅。

在二道河，许继慎率领的红一军与蔡申熙带领的红十五军会合，两军根据中央指示正式合编为红四军，由中央派来的旷继勋任军长，原来的两个军长蔡申熙、许继慎分别改任红十师和红十一师师长。许继慎没有因为职务上的下调而影响情绪，依然全身心地投入战斗。1931年春，他和蔡申熙带领红十、十一师密切配合，在广水双桥镇地区全歼国民党第三十四师，生俘师长岳维峻以下五千余人。这是红军历史上第一次取得歼敌整师的胜利。

新任鄂豫皖特委书记兼军委主任曾中生十分看重许继慎、徐向前、蔡申熙过人的军事才能，把他们视为主要助手。这四人都是黄埔军校出身，日后都成为了共和国的军事家，但每个人都独具特色。曾中生大局意识强，善于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思考问题；许继慎心思敏捷，机智果断，遇事有魄力，关键时刻善于决断；徐向前厚重慎密，作风踏实，既能独当一面，又乐于做副手和高参；蔡申熙长于进行战略思维和协调工作。曾、许、徐、蔡的搭配本是难得一遇的黄金组合，但是，命运多乖，他们刚刚联手写下第一页辉煌，就被张国焘的黑手折断。

耿介、直率的许继慎多次揭穿张国焘的老底，率先向“左”倾错误开火。在伸出的橄榄枝被拒绝后，张国焘嫉恨丛生，组织了一系列的围攻和诬陷，但仍然折不断硬汉子的脊梁。一场军事战略上的分歧愈演愈烈，将党内斗争推到摊牌的境地。

余固知謇謇之为患兮，

忍而不能舍也；

指九天以为正兮，

夫为灵修之故也。

屈原是许继慎心中的楷模。他不仅对三闾大夫的千古名篇《离骚》倒背如流，更崇敬屈原正道直行、九死不悔的性格。

坦诚，直率，不平则鸣，有话直言，无论做人还是做事都践行襟怀坦白、光明磊落的准则，这是许继慎的禀性。他深知“?i?i者易折，皎皎者易污”的道理，但是，他不屑去做违背良知的事情，更不愿意戴着假面具做人。他的这种耿介、狂狷的性格使他很快与新任“钦差大臣”――张国焘、沈泽民、陈昌浩发生激烈冲突。

1931年春，王明“左”倾路线在党中央占据统治地位。为了推行其“左”倾政策，中央先后派张国焘、沈泽民、陈昌浩到鄂豫皖根据地，成立中央分局和省委，进行所谓“改造党和红军”的工作。当时，许继慎正指挥所部在皖西作战，与先行入皖的沈泽民发生激烈争论。

沈泽民比张国焘先到苏区一个月。这位年仅二十六岁的省委书记最大的特点就是“左”得历害。徐向前对他有个准确的评价：“工作热情积极，是个好同志，但军事上一窍不通，又缺乏领导经验。”连与他交情密切的张国焘也说：“他也许是受莫斯科影响太深了，往往拿联共的标准，来衡量这些山区的‘土共’。他是缺乏工作经验的书生，只会背诵马列主义的教条，而当地游击好汉却一切从实际出发，不懂得甚至不多理会什么马列主义，所以这两者间的矛盾，一直没有解决。”

1931年3月下旬，沈泽民进入皖西苏区。所见所闻，与他的心目中的“布尔什维克标准”大相径庭，这里的老百姓甚至连苏维埃的准确含义都不清楚。一次，他与普通党员讨论这件事时，有的猜测着说：“苏维埃就是苏兆征的别号，苏兆征是广州暴动中政府主席，因而我们的政府以苏兆征的别号来命名。”另一位则反驳道：“苏兆征同志已经死了，苏维埃是他的儿子。”沈泽民费尽口舌，解释说“苏维埃”是俄文翻译过来的，不是人名，与苏兆征同志也没有关系，它的意思是工农兵代表大会，但是听的人仍然一头雾水。

沈泽民拿苏联的模式去套正在创建之中的苏区，就发现许多“惊人”的所谓问题：

苏区弥漫着“立三路线的残余”和“调和主义”倾向，整个工作自上而下陷于无秩序状态；

苏区党组织指导机关形同虚设，集体领导完全不能存在；

苏区政权内钻入了大批富农、地主和豪绅残余分子，执行的是富农路线；

红军行动方针不是由政治任务决定，而是被筹粮左右；

…… ……

他的结论是：皖西根据地目前的发展状态，纯粹是群众自发斗争的结果，苏区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共产党和红军组织”，现有的组织要么充斥着大量的“阶级异己分子”，要么是些没有觉悟的农民，因此，需要推倒重来。

这个结论点燃了皖西特委的怒火。他们拒绝与沈泽民讨论问题，也不邀请他参加特委会议。

许继慎从没遇到过像这样下车伊始、非批即训的“中央领导”。他几次找沈泽民交换意见，指出由于处于反“围剿”的作战时期，根据地有经验的干部基本上都集中到了红军中，地方干部有许多是新近提拔起来的年轻人，对他们要耐心地帮助。他还好心地建议沈泽民多同驻军商量，因为根据地主要是红军开创的，这里的地方干部对红军十分信赖。他的这些建议根本不为沈泽民采纳。

1931年4月中旬，张国焘由鄂豫边专程赶到皖西与许继慎见面。他到根据地十几天，发现许继慎具有巨大的影响力：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许继慎是红四军中最能干的师长；曾中生指挥军事工作，非常重视听取许继慎和徐向前的意见，其信任程度可以用“言听计从”四个字形容；在皖西根据地，许继慎的威望高于党和苏维埃之上。为了取得许继慎的支持，张国焘伸出橄榄枝。

许继慎与张国焘相识已久，最早见面是在1926年“中山舰事件”后。当时，张国焘作为中央代表来到广州，执行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政策，强迫在粤中央委员接受蒋介石所有条件，强制周恩来、许继慎等几百名共产党员从第一军退出。许继慎对张国焘的印象很坏，经常私下揭他的老底，说他是“老机”（机会主义）。

接风的宴席上，张国焘有意提起两人的交往：“继慎同志，你还记得南昌暴动吗？你有伤在身，是我作出的决定，在暴动前夕将所有受伤人员全部转移到外地。起义军南下后遭受大失败，两万人的队伍打得只剩下千把人，十死九伤。能够保住性命的寥寥无几。”他的意思是说，许继慎能够活到今天，应该感谢他的照顾。

“不能参加南昌暴动，是我终身的遗憾！”许继慎坦率地说：“军人以战死沙场，马革裹尸为荣，何况是这样一件震惊世界的伟大事件。你当时如果不把我送走该多好！”

张国焘换过话题，继续给许继慎戴高帽子：“我一路从鄂东北过来，边走边看，发现皖西比鄂豫边繁荣，沿途农舍和茶园没有遭受严重的毁坏，各个集镇生意兴隆，粮食也很丰裕，特别是还能保持与外面的贸易往来，真是开了眼界。这里的情况，就像民谚里唱的：‘金麻埠，银独山，苏家埠就是金銮殿’。你是这里的主要领导人，功劳不小，我听说你在军事上能力很强，曾中生指挥打仗主要靠你们许（徐），我希望你像支持曾中生一样支持我。”

两人就全局性的问题交换意见。随着交谈的深入，两人的神情都起了变化。

许继慎认为边区执行的路线是正确的，苏区根本不存在所谓“立三主义残余”或“调和主义”的问题；根据地党政军和群团组织都是土地革命过程中诞生和壮大起来的，是纯洁和可以信赖的，不存在“从头做起”或进行“彻底改造”的问题；中央代表应该尊重和团结根据地的领导人，不能盛气凌人，动辄“扣帽子”、“打棍子”；红军部队要波浪式地向外发展，在发展中解决根据地面临的问题，不能固守不出；土地政策要切合当地情况，要对地主、富农采取给出路的政策……

张国焘的脸色越来越难看。许继慎虽然批评的是沈泽民，但锋芒却深深地刺痛了张国焘，因为张国焘与沈泽民所持的都是相同的观点，他们的使命就是贯彻执行许继慎所反对的政策。

令张国焘反感的还有一点，就是许继慎爱谈政治问题。不仅爱谈，还十分在行。张国焘最欣赏的将领是埋头打仗、不插手政治的军官。

失望的张国焘意识到许继慎不仅不是可以倚重的同路人，而且还是坚定的反对派。他对沈泽民等人说：“许继慎是个才华毕露的人，爱谈政治，他的观点要不得。”

张国焘、沈泽民虽然都把许继慎视为推行“左”倾政策的主要障碍，都想削弱其权威，但是，两人的策略完全不一样。

沈泽民虽然“左”得出奇，但为人正派，希望通过正常的党内思想斗争，采取辩论、说服甚至是交锋的方式，公开地纠正他认为不正确的行为或倾向。他的问题主要出自教条主义上。

张国焘坏在人品上，他在党内的资历老，他“不老实”名声和擅耍权术的特点也是人所共知。他早就盘算过了，自己和沈泽民一样，在军事上一窍不通，如果在军事方针、行军作战、部队训练上攻击许继慎，那是自取其辱。在政治上寻找突破口同样行不通，许继慎是老党员，经历过历次党内斗争，具有丰富的政治经验，而且他所坚持的一些观点代表了苏区大部分干部的意见。张国焘出人意料地把攻击方向定在了许继慎的所谓“个人生活作风”上，因为这是最容易败坏一个人形象和最说不清的事情。他有意将一些子虚乌有的所谓“事例”通报给沈泽民，要求沈泽民在党的代表大会上带头“开火”。

由张国焘导演的总攻击在苏区党员代表大会上达到高潮。

1931年6月下旬，在鄂豫皖苏区首府新集，全区党员代表大会隆重召开。军队连以上干部和地方负责人共有九百余人出席会议。这次会议实际是张国焘到根据地后主持召开的一次全区干部大会。会议的主题是讨论根据地建设中的一些重大问题。

“同志们，不要把视线全部集中到军事战略和政策、法令这些所谓大问题上。其实一些看似不起眼的小事、鸡毛蒜皮的小毛病，如果不及时解决也会酿成大错，比方说，部队中的游击习气、生活作风等。”张国焘有意抛出话题。

沈泽民推上炮弹就开火：“说到部队中的军阀作风、土匪习气，许继慎同志应当反省自己。别的方面不说，单就对待妇女的态度，你就做的不好。”他逐一转述张国焘说的那些“事例”，然后厉声质问道：“有人反映，你有许多姘头。在你的姘头中，是否有有夫之妇？是否有被强迫的？这种行为是否破坏纪律？这是不是土匪的享乐主义？又是不是军阀横霸的习气？这配做一个中###员和苏区的高级将领吗？”

对于突如其来的攻击，许继慎始料未及。他一一驳斥所谓的“事例”，反复强调：“我是老党员，又是北伐老战士，对于党纪军规向来是严格遵守的。说我强奸妇女或乱搞姘头，纯属诬蔑，我要求组织澄清这些问题，如果证实是我所为，请给我处罚。”

在党的大会上以虚假的事例公开指斥高级将领，这在鄂豫皖的历史上，还从来没有过。会议像泼了水的油锅，顿时乱成一团。

一些不明真相的干部纷纷发言，提出批评意见。会议“揭批”的对象越来越广，许多师级干部被点名，军委分会主席曾中生和军政委余笃三被指为有纵容之责。

这正是张国焘的意图。他就是要打击以曾中生、许继慎为代表的党内抵制“左”倾政策的反对派。

与此同时，沈泽民等人随意诋毁高级将领的做法，也引起了绝大多数主持公道干部的义愤。他们向张国焘提意见，要求公开说明许继慎等人被冤的实情、公开批评沈泽民，纠正党内斗争中这种极为恶劣的先例。

挑起事端的张国焘在整个批斗过程中始终保持超然的姿态。他让沈泽民、陈昌浩等人打头炮，而自己默不作声。在初步打击许继慎之后，他又出来做好人，拉着蔡申熙找许继慎、曾中生谈心。

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曾中生一向态度鲜明，这次也不例外。他直截了当地说：“这次会议出现了很不好的苗头。沈泽民闭着眼睛念经，根本不了解苏区的实际，他所提的见解都是照抄照搬的教科书，特别是他在党内动辄给人戴帽子、打棍子，已经引起本地干部的强烈不满。他脱离这次会议的主题，收集道听途说的传闻来攻击许继慎，应该公开批评。党内不能开此先河！”

张国焘见曾中生批沈泽民偏离会议主题，也拿会议主题做文章：“这次会议的主题是反‘立三路线’和‘右倾政策’，不应当转移目标去批评沈泽民。他最多不过是缺乏经验，说话有时不完全恰当，这是可以谅解的。目前大敌当前，应该一致对外，希望继慎同志不要心存介蒂。”

许继慎心里明白，把炮放得山响的沈泽民只是书生意气，而不动声色的幕后主使则是这位“钦差大臣”。为了红军的事业，他决定忍辱负重，表态说：“自参加革命那天开始，我就将个人的生死荣誉抛在脑后。对于泽民同志、国焘同志，有意见我还是会提的，但组织的决议我保证无条件地执行。我现在只想一件事，就是上前线，打胜仗。”

1931年夏，中央根据地第三次反“围剿”正处于最紧张的时期，中共中央要求各战略区域的主力红军立即采取军事行动，援助中央根据地。7月上旬，鄂豫皖苏区军事委员会在商城余家集召开扩大会议，讨论红四军行动方针，史称“余家###议”。

会议在余家集一个祠堂举行，十几张条凳围着一张八仙桌。张国焘坐在正中的一张太师椅，发表“高见”：“援助江西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斗争是我们当前刻不容缓的政治任务。大的任务定下来后，现在要讨论的就是如何援助。我考虑了几天，可以说忧心如焚、寝食难安，我想起了孙子的一句名言：‘击敌之所必救’，也就是说要想办法让围攻中央苏区的敌军回撤。怎么才能迫敌回撤呢？攻击蒋介石的老巢――南京。我的计划是这样，红四军先打英山，然后出潜山、太湖，打下安庆，再进击南京，抄蒋介石的老窝！”

他的建议令红四军将领目瞪口呆，曾中生、徐向前不停地摇头，许继慎更是按捺不住地发出冷笑。

“继慎同志，你笑什么？”张国焘恼怒地问道。

“张主席，你看过皖西的地图没有？”许继慎直接戳到张国焘的痛处。他一边在地图上比划着，一边说：“从英山到安庆，仅直线距离就有四百多里，其中大部分都是白区，沿途还有两个旅以上的国民党正规军需要扫除。杀敌一万，自损三千。除去战斗减员外，我们从英山东出，每攻一地，都需要留兵镇守，这样逐次减兵，还能有多少兵力可以攻击安庆？根据我的计算，即使红军能够顺利冲到安庆，手上能够运用的兵力也只有两三个团，用两三个团去攻打敌人重兵设防的大城市，能有多少成算？恕我说句不客气的话，东出计划是个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冒险计划，纯属纸上谈兵。”

辛辣的语言，像鞭子一样抽到张国焘的脸上，平时看不出春夏秋冬的大方脸上红一块白一块。他强压住心中的怒火，说：“既不能光听我的，也不能光听你的，还要听听大家的，都说说吧。”

曾中生、旷继勋、刘士奇、徐向前、周维炯等红四军将领都不同意东出计划，他们一致赞成曾中生提出的南下老苏区――蕲春、黄梅、广济的计划。只有沈泽民、陈昌浩极少数人维护东出计划。

张国焘被激怒了，为维护自己遭到挑战的权威，动用所谓“书记的最后决定权”，拍板决定红四军立即执行攻英山、出潜太、进逼安庆、威胁南京的东出计划。会后，他改组了红四军，任命徐向前任红四军军长，曾中生为政委，刘士奇为政治部主任，刘英、周维炯、许继慎分别担任红十、十一、十二师师长。

7月下旬，红四军集中三个师共五个团的兵力从商南向皖西开拔。8月1日，兵抵英山，向县城发起攻击。英山城虽然只驻有国民党一个团及反动民团一部，但依山建城，城墙高陡，易守难攻。从拂晓到午后，红军从西、南、北三个方向围攻，只占领了几个城外据点，进展不大。这时，许继慎来到军部指挥所：“三面用兵，不如一面用强。我建议把攻城兵力集中到城西北，只要能打开一个缺口，敌军就会土崩瓦解。”

徐向前眼睛一亮。县城西北方向有船形山和凤形山，居高临下，距城又近，只要攻下这两个制高点，就可以控制大半个英山城。于是，当即调整兵力。下午四时，红军以一部佯攻城北，集中主力从西北突破。许继慎率领红十二师冲在最前面。这个师的战士大半是皖西子弟兵，熟悉这里的地形。仅用了两个小时，红军即消灭守城官兵一千八百余人。

首战告捷后，军部不见一丝喜色，反而气氛凝重，冒险的东进计划压得大家喘不过气来。曾中生、徐向前、许继慎等人反复交换意见，觉得不能明知东进是火炕还往里跳，为了红军的前途，应该改变行军计划，向地形、民情都更加适宜作战的蕲黄广地区前进。根据多数红军将领的意见，曾中生作出决定，红四军停止东进，转而南下。8月2日，曾中生、徐向前令许继慎率十二师留守英山，巩固后方，自己带领红十、十一师向南进击。南进途中，红四军将改变军事计划的情况及理由向中共中央和鄂豫皖中央分局作了详细的报告。

战事证明，实施南下作战是英明的决策。红四军在一个月内，横击浠水，回扫罗田，突袭蕲春，进驻广济，连下四城，兵临长江，不仅歼敌五千余人，而且还将蒋介石准备派往中央苏区执行“围剿”任务的徐源泉第十军钉在长江北岸，动弹不得。但是，张国焘却为红四军公然违抗他的命令而暴跳如雷。他迅速召集中央分局成员开会，指责曾、徐“公开抗拒分局命令”，“犯了严重的路线错误”。就在这时，一位随军出征的省委委员从前线捎来密信，毫无根据地告发曾中生南下蕲黄广的真正目的是准备将红四军拉过长江，带往中央苏区。

“他们好恶毒呀，这是想叫我们变成孤家寡人当国民党的俘虏吗？！这是通敌行为！”张国焘急得直跳脚，深悔将兵权交给曾中生：“在这次反党事件中，起主要作用的是曾中生、许继慎。徐向前军事上可以，但政治上不坚定。目前的燃眉之急是撤销曾中生的职务，把部队拉回根据地。”

暴怒之下，张国焘还不失冷静。他用鄂豫皖中央分局和军委会的名义命令曾中生：“信到三日必须立即北返，曾中生同志全盘负责其事。至于是非曲直，待北返后面商。如果继续踟蹰不返，后果将由曾中生全部承担。”

接到鄂豫皖中央分局的命令，红四军被迫北返。在英山城外，许继慎率部迎接军部时，诧异地问道：“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曾中生掏出中央分局的指示信递给他。在信中，中央分局指责红四军南下行动是对上级领导“公开的抗拒”，“把红军行动与土地革命隔离”，“原则上是根本错误的”；红四军与中央分局的分歧不是军事策略上的分歧，而是原则上路线上的分歧。

“张国焘还讲不讲道理？他凭什么颠倒黑白？大路不平众人踩！我建议，召开红军中连以上干部公开地讨论分局的信，看广大指战员同不同意他张国焘的看法？”许继慎气愤地说。

处在义愤之中的曾中生觉得有道理：“我接受你的意见，开会让大家说自己的想法。”

徐向前也感到胸中郁闷，需要统一全军将士的看法，不能任凭张国焘往红军头上泼脏水。

9月4日，红四军在英山鸡鸣河召开全军支部书记、指导员以上干部会议，总结南下以来的军事行动和讨论张国焘以分局发出的指示信。与会干部一致反对张国焘对红四军的无理指责，通过了全体将士致分局的《申明书》，列举事实，逐条反驳强加的罪名。申明书起草后，许继慎第一个签名。

鸡鸣河会议后，军部派政治部主任刘士奇先行一步，赶至新集，将申明书交给分局，并口头陈述全军将士的意见，明确表示南下行动是正确的，要求将东出与南下之争上交中央裁决。

红四军指战员全部倒向曾中生、徐向前、许继慎，这个结果是张国焘没有想到的。他意识到，摊牌的时候到了，如果不能扳倒和消灭以曾中生、徐向前、许继慎为代表的反对派，他将威信扫地，无法执行“左”倾政策，无法控制根据地的红军，无法实现进行家长制统治的野心。

张国焘把申明书翻来覆去地看了几遍。申明书的后面几页纸是红军将领的签名，几乎所有四军团以上干部都签了名。许继慎的签名特别引人注目，三个大字银钩铁画，虬劲有力，足足占了五个人签名的位置。张国焘突然联想到不久前已经结案的一件事，顿时计上心来。他主持召开中央分局和军委会联席会议：“曾、许发展到了公开反抗的地步，除了撤换之外，别无其他办法！而且还有迹象表明，红四军可能正在被国民党特务、叛徒所控制，他们的头目可能是许继慎，曾中生、徐向前等人都被蒙在鼓里。这里有我们查获的一封国民党特务头目曾扩情写给许继慎的亲笔信，从信上的内容看，他们早已勾结，正准备拖枪外逃。”

信件在众人手上传阅，分局和军委成员非常震惊。他们同意张国焘提出的两条决定：

1．派陈昌浩赶赴红四军，取代曾中生担任红四军政治委员之职；

2．在红四军中立即进行“肃反”，采取果断措施，扑灭特务企图组织叛变的阴谋。

1931年9月中旬，陈昌浩奉信赶赴皖西，在麻埠追上红四军，勒令曾中生立即离开部队，返回中央分局接受“审查”，同时将一张“肃反”的大网罩向许继慎。

一桩失败的策反信竟然演变为成功的“反间计”，许继慎离奇地惨死在张国焘与蒋介石联手上演的“双簧”上。政治保卫局用尽酷刑，得到的口供是：“你们说我是改组派，我就是改组派好了。”十年后，国民党特务头目对陈毅夸耀地提起旧事，说：“我们略施小计，你们就杀了许继慎。”

王明掌控的“左”倾中央对出身黄埔的许继慎并不信任。一次，倪志亮从上海开会回来，悄悄地找到徐向前，神色古怪地问：“你觉得许继慎这人怎样？有什么异常情况？”

徐向前略加思索：“他是一个老党员，作战身先士卒，指挥果断、灵活，不怕死。我和他在红一军、四军一块工作，未发现他有什么异常活动。”

倪志亮说：“我也是这样认为。可是，这次到上海，中央打了招呼，说许继慎这个人关系复杂，要警惕。”

“社会关系复杂点算什么大问题？”徐向前不解地说：“他只不过有点个人英雄主义，这有啥？在军队里，他并没有拉拉扯扯，培植个人势力，或是企图把军队变成自己的工具，大家也没有发现他同国民党有什么勾搭。军人过的是集体生活，吃饭、睡觉、行军、打仗，都在一起，谁有什么心思、动静，很容易被大家看破。我认为许继慎很正常。”

中央的招呼传达到鄂豫皖中央分局，给张国焘打了一针强心剂。他早就对许继慎恨之入骨，现在腰杆更硬了。出于好心，徐向前私下劝许继慎：“你不要经常讲张国焘是老右倾机会主义，为这事，他很讨厌你，近来瞧你的眼神都变了。有事说事，不要老提旧账。”许继慎听后，笑了笑，但是，遇到情绪激动时，他还是用“老机”来称呼“张主席”。

中央说许继慎社会关系复杂，要保持警惕，主要指两点，一是许继慎是黄埔一期出身，与许多国民党高级将领和特务头目有同学之谊；二是许继慎在沪“赋闲”时与安徽籍各派政治人物交往甚密，曾经是国民党、第三党竭力争取、拉拢的对象。

从事情的发展看，中央的招呼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因为，在1931年夏天国民党的确动过策反许继慎的心思。

首先提出策反计划的是许继慎黄埔一期时的同学、国民党特务头目曾扩情。他在解放后的一份材料中写道：

不久以后，我认为：在安徽红军中，任军长的第一期同学许继慎，有争取回到蒋介石领导下的可能。我经蒋的特许，写了一封很短的文言信给许，开首写的是“继慎兄无恙”几个字。信中的大意说明：蒋介石之怀念他，有如父兄之怀念子弟一样；望幡然改图，回到南京，定将受到最优厚的待遇云云，交由第六期同学钟俊设法派人转交。

这本来是一封单纯的策反信，但是，蒋介石、曾扩情为了迫使许继慎就范，又特意加了一手，在信中谎称两人早有联络，还夹杂了一些诸如“来归”等模糊语言，仿佛已就某些事情达成协议。

蒋介石、曾扩情算盘打得绝。这封信诈称许与蒋已有勾结，先泼一盆脏水让他百口难辩，然后一箭双雕：成功则可胁迫许继慎反戈，失败也可让共产党内部生疑，造成内讧。这样一来，“策反信”同时还暗套着“反间计”。

蒋介石与曾扩情苦心设计的策反信全文如下：

继慎吾兄无恙：

前由钟俊同志奉书吾兄，幸荷察纳，佩服至极，此得钟同志返命，即为详呈校座，奉批照办。匍匐来归之子，父母惟有热泪加怜或是自伤其顾之不周耳，宁可加省难于其子哉？苍苍此天，于孝行后，分无再见，乃后来归，虽忧千里，心实谨喜，只所领名义防地，俟钟俊同志赴赣请示校座，自当以给。

校座返京百务等决，故一时未能缕缕呈也，愿吾兄之勿虑也，西望停云我心劳结，诸希自珍，以候龙命，并颂

戎安

弟曾扩情志

根据曾扩情的安排，钟俊派钟蜀武携带策反信到英山找到许继慎。许继慎看了，拍案而起：“瞎了他曾扩情的狗眼，想向我下套，做梦！”他下令逮捕钟蜀武，连人带信一起送交军部处理，表现出了一个革命家的坚定立场和磊落胸怀。

曾中生和徐向前亲自审讯特务。审讯后，徐向前说：“这明摆着是反间计。如果许继慎和蒋介石真有秘密勾结，还能把特务和信件交给组织处理吗？”

他们联名给中央和鄂豫皖中央分局写信，提出自己的判断：“打下英山后，有名钟蜀武者，自称来找许继慎的，经过我们秘密审讯以后，他说名义上是从南京政府派来运动许继慎倒戈，实际上他是第三党，受邓演达之命来找许继慎的。”“钟某我们还在密禁着，将解到中央分局去，由中央分局去处办。这里我们要负责，许继慎在组织上当然不会有什么问题，然而许多社会关系不能打断这一点，我们已严重警告他。总之，这完全是敌人用各种阴谋来破坏我们。”

“策反信”给了苦于打不开党内斗争僵局的张国焘最佳突破口。他立即大做文章，将党内斗争与对敌斗争搅在一起，把一些人抓起来，逼、供、信，宣称许继慎组织了反革命集团，要利用南下带上部队投降蒋介石；曾中生、徐向前在东进与南下问题上与分局唱对台戏，是偏信许继慎，误上“贼船”。这样一来，本来在军队内处于劣势的张国焘一下子成为拯救红军的“英雄”，他对党内反对派的打击、镇压甚至屠杀也有冠冕堂皇的理由了。

阴霾笼罩着红四军。陈昌浩接任政委后，每天通过电台与张国焘通话，按照他的命令进行所谓的“大肃反”。在麻埠，陈昌浩逮捕了十师参谋主任柯柏元、二十八团团长潘皈佛等二十多人。

徐向前跑去问陈昌浩：“他们有什么问题？”

陈昌浩说：“八月初红四军南下作战时，政治保卫局在后方医院破获了一个叫‘AB团’的组织，成员多是被俘的国民党三十四师师长岳维峻的旧部，他们准备在九月十五号暴动，抢走岳维峻。同时，我们还在一些县委发现了国民党特务组织‘改组派’。他们交待柯柏元、潘皈佛等人计划策动兵变。”

“你知不知道，我也是岳维峻的旧部。他1925年任国民二军军长时，我是他属下第六混成旅的参谋、团副。”徐向前的话外之音是问陈昌浩，为什么不把我也抓起来。

“张主席叫你管军事，我管肃反。”陈昌浩听出了徐向前的不满，没有接茬。

绝大多数红军指战员对于大肃反都有一个将信将疑到不能理解的心理过程。徐向前客观地追忆过当时的心态：

说这些人是四军中的反革命，要举行兵变，拖走红军去投降国民党。开始，我将信将疑。一方面，在“赤白对立”的那种严重形势下，敌人派特务、探子、狗腿子来根据地内部进行破坏、策反，屡见不鲜，我们过去就处理过这类事。而且中央也不断有指示来，强调肃清混入我党我军内部的改组派、第三党、AB团等反革命组织。说我一点都不相信，那是假话。但是，另一方面，我有怀疑，也是真的。因为陈昌浩同志抓起来的那些红军干部，都是跟我们一起打游击走过来的，作战勇敢，平时没有异常表现，一夜之间就成了改组派、AB团，使人不可理解。我们一边行军、打仗，他就一边抓人，越抓越多，给了我很大震动。

到黑手伸向许继慎时，徐向前终于发出了抗议。一天，部队走到河南商城以西余家集时，徐向前突然发现队伍中抬着两副担架，上面蒙着白布。

“谁负伤了，抬的什么人？”徐向前准备上前探视。

陈昌浩一把扯着徐向前，冷冷地看了一眼，说：“没有谁负伤，那是许继慎、周维炯，反革命，逮捕了！”

“怎么搞的，把师长抓起来了，也不跟我说一声，叫我怎么指挥打仗！许继慎、周维炯有什么问题，要逮捕他们？”徐向前心中的怒火忍不住要喷射出来，他实在不明白，昨天还在与国民党浴血奋战的勇士，一转眼就成了“反革命”？

“你是真不明白，还是装糊涂？柯柏元、潘皈佛等人供认许继慎是兵变的总头目，他与蒋介石秘密勾结，有信为证。”陈昌浩态度十分强硬。

“那是蒋介石施的反间计，难道你们没有看出来？我和曾中生同志不是在给中央分局的报告里面说清楚了吗？”

“你问张主席去。”

10月上旬，红四军抵达河南省\t光山县白雀园地区。6日，张国焘从新集赶到白雀园，亲自主持所谓“整肃”，这就是红四方面军历史上令许多老将军不忍回首的“白雀园大肃反”。

张国焘在审讯中普遍使用了肉刑。据当时参与审讯的杨克武将军回忆：“张国焘搞肃反时，我在红四方面军政治科任科长，专搞肃反，杀了一些人。刑法也是很残酷的，如灌辣椒水、手指头钉竹签子、站火砖、捆绑吊打等等，苦打成招，非要你承认是‘反革命’，还要你说和你说话的人也是‘反革命’。”

在严刑逼供下，许多人屈打成招。但是，许继慎尽管被打得遍体鳞伤，但仍然像一只囚禁在牢笼之中的猛虎，发出阵阵怒吼。他当着张国焘和全体审讯人员的面，列举事实，揭露张国焘品质不端，是臭名昭著的老机会主义者，坚持认为张国焘的东进计划是痴人说梦，绝不承认张国焘强加给自己的一切“罪名”。

张国焘恼羞成怒。为了避人耳目，他玩阴的，以谈心为名，将许继慎领到偏僻的河滩，令人鞭打逼供，恶狠狠地嚷道：“不招供就往死里打！”

蘸水的皮鞭打在许继慎身上，一抽一道血口，一卷一片皮肉，许继慎痛苦得在地上滚来滚去，鲜血染红了河滩上的沙子。他的惨叫声引来一些战士在远处观看。一位目睹当时情景的红军班长在一篇回忆录中悲愤地记下了当时的场面：

漕家河（白露河）水流湍急，冲击着平浅的河滩。河滩上却出现了一幅令人触目惊心的情景：许继慎同志被捆在那里，遭受鞭打。当我看到他的时候，他已经被打得血流满面，皮开肉绽。为什么要打我们的老军长呢？他是打了败仗，还是违抗了军令？就是犯了弥天大罪，应该军法从事，也不兴这么毒打呀！

张国焘通过逼供信对部队进行整肃的做法，引起了徐向前等红军干部的怀疑和抵制，却得到了“左”倾中央的支持和喝彩。“左”倾中央在给鄂豫皖中央分局的指示信中，要求“坚决地进行”“肃清反革命派的工作”，“严厉地处置首领”。信中还写道：“许继慎，中央除得到你们的报告外，并得到情报说：‘改组派曾声称如北伐军到达两湖，许继慎部即可响应’。又，许曾致信王保需保释放其父（被我们逮捕的土豪）。据此，中央局对许应作严厉的考查。”

拿到中央的“尚方宝剑”后，张国焘更加肆无忌惮，决定组织革命法庭公审许继慎。会场设在白雀园火星庙。许继慎被打得无法行走，只好用担架抬进会场。会场四周贴满了“打倒改组派许继慎”的标语。

大会开始后，张国焘宣布许继慎的“罪行”：“在去年和今年，苏区中的反革命派别联合起来组织了一个军事委员会，委员共有九人，其主要阴谋是制造兵变，将红四军拖过长江，投降蒋介石。这个军事委员会的主席是许继慎，阴谋兵暴的主脑人物也是许继慎。他与蒋介石早就有联系，与曾扩情、钟俊等特务头目更是打得火热……”

许继慎挣扎着从担架上坐起来，逼视着张国焘，两眼冒火：“诬蔑，统统是诬蔑！假的，统统是假的！我对党、对革命问心无愧。我一生经历了几十次战斗，用鲜血和生命创建了红一军，扩大了鄂豫皖根据地，这些足以证明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红白忠奸，历史自有公论。我相信，总会有一天，党会作出公正的结论。”

他的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激昂。他关于“红白忠奸，历史自有公论”的话印在许多战士脑海里，几十年后还能记得。

1931年11月中旬，张国焘下令处死许继慎。遇害时，许继慎年仅三十岁。

关于他被害的地点和方式，有两种说法，一说是被勒死在新集政治保卫局总局机关。另外还有一种说法，认为被活活拖死在曹家河滩。

肖永正，一位老红军，曾有这样一段回忆：

我的心嘭嘭地跳。只听得一声吼叫：“绑到马上，拖，拖，拖他！”发出这种残酷号令的不是别人，就是那光头秃脑、贼眉贼眼、心狠手辣的张国焘。在张国焘的吼叫中，几个惟命是从的打手，把许继慎同志撂倒在河滩上，牵过一匹高大的战马，将许继慎同志拴在那马的两只后腿上，此时，我们红军前任军长、现任的师长，已经血肉模糊、奄奄一息，听凭张国焘一伙摆布。我的心房颤动，泪眼模糊，但听得一声鞭响，那战马便飞奔在河滩上，许继慎同志的躯体被拖过去，河滩上留下一片深痕及斑斑血迹。使敌人闻风丧胆的我鄂豫皖红军优秀指挥员，就这样被王明的“钦差大臣”张国焘下毒手，活活拖死在曹家河滩上。

与此同时，许继慎的夫人王望春也被杀害于英山县城关上河摆。

许继慎之死，令红四方面军指战员感到痛惜。将士怀念他，除了崇敬这位战功卓著、肝胆相照的老军人外，还有一层因素，就是追念与许继慎一同在大“肃反”中遇害的数千名将士。据《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记载：“从九月十三日到十一月中旬，先后以‘改组派’、‘第三党’、‘AB团’等莫须有罪名而遭到逮捕的红四军中的高级干部就有：第十一师师长周维炯，第十二师师长兼皖西军分会主席许继慎，第十二师政治委员庞永俊、副师长肖方、政治部主任熊受暄，第十师政治部主任关叔衣、参谋主任柯园，第二十八团团长潘皈佛、政治委员罗炳刚，第二十九团团长查子清、政治委员李奚石，第三十团团长高建斗、政治委员封俊，第三十二团政治委员江子英，第三十三团团长黄刚、王长先，政治委员袁皋甫，第三十四团政治委员吴荆赤，第三十五团团长王明，第三十六团团长魏孟贤，第三十八团团长任难，以及十二个团的政治处主任，在白雀园遭杀害的军事系统的高级干部，还有军委政治部主任王培吾，前任皖西军分会主席和第十二师政治委员姜镜堂，原红一军独立旅旅长廖业祺等多人。”

对于许继慎之死，老战友徐向前一直耿耿于怀。在大“肃反”中，他的夫人程训宣也同时遇害。抗日战争时期，在延安时，徐向前找到政治保卫局的负责人，问：“为什么把我老婆抓去杀了，她有什么罪过？”

当时，张国焘已经在分裂党和红军失败后投降了国民党。政治保卫局负责人没有顾忌，直言相告：“没有什么罪过，抓她就是为了搞你的材料。”

徐向前强忍悲愤，又问：“张国焘为什么要抓周维炯、许继慎这些人，他们有什么口供？”

政治保卫局负责人回答：“周维炯的口供是：‘老子二十年后还要革命，我不是反革命，你们才是反革命！’许继慎的口供是：‘你们说我是改组派，我就算改组派好啦！’”

徐向前向党中央如实地反映了这些情况，要求为冤死在张国焘屠刀下的死难人员恢复名誉。

与此同时，陈毅也向中央反映：他在新四军与国民党谈判时，特务头子冷欣亲口对他说：“我们略施小计，你们就杀了许继慎！”可见在许继慎的问题上，我们是上了国民党的当了。

许继慎之死引起徐向前的深思。他不止一次总结过其中的教训，把白雀园死难者的悲剧归结为四个原因：左倾中央的错误政策、品质不好的一把手兴风作浪、一些领导同志害左倾幼稚病和逼供信。对于张国焘的责任，他尖锐地指出：“张国焘这人不是没有能力，但品质不好，他是借口肃反，剪除异己，建立个人统治。像张国焘这种品质不好的人，搞家长制统治的人，根本就不该派来鄂豫皖当一把手，这是第一条教训。”

“红白忠奸，历史自有公论。”1945年，中共七大为在错误肃反中死难的烈士平反，许继慎的名字列入《革命烈士英名录》第一册第一名。1981年，中共六安县委为许继慎修建烈士陵园，徐向前亲自题写“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军长许继慎同志之墓”的碑文。1989年，中央军委确定的军事家中，赫然列入了许继慎的名字。

烈士泉下有知，也当笑慰平生。他用短暂的三十年，写下了一个天才军事家璀璨的人生篇章。他高大伟岸的人格形象将永远闪亮在共和国将星的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