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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位牺牲在建国前的中共无衔军事家（一） 军中智囊蔡申熙(请所谓军事战略砖家，各种酱领看完）(2011-05-18 07:47:03)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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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位牺牲在建国前的中共无衔军事家（一） 军中智囊
蔡申熙
中文名： 蔡申熙
别名： 蔡升熙，字旭初
国籍： 中国
出生地：
湖南醴陵县
出生日期： 1906年
逝世日期： 1932年10月9日
政治身份： 共产党员

人物生平
1906年生，湖南省醴陵县人。
1920年入县立中学读书，积极参加进步学生运动。
1924年春春入孙中山的建国陆海军大元帅府军政部陆军讲武学校，后转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学习。同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毕业后留校教导团工作。曾参加平定广州商团叛乱和讨伐军阀陈炯明的两次东征。
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先后任国民革命军第4军营长、第20军团长。
1927年8月参加南昌起义。后任起义军第11军第24师参谋长，南下途中参加了会昌、三河坝等战斗。起义军在广东潮汕地区失利后，他转赴广州。同年12月参加广州起义，任广州市公安局局长。后到上海，在中共中央军事部工作。
1928年起任中共江西省委军委书记、吉安东固地区游击队第1路总指挥。曾率部攻克峡江县城，配合湘赣边区的革命武装斗争。
1930年初，蔡申熙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军委书记，不久被派赴鄂东南阳新、大冶和蕲（春）黄（梅）广（济）地区领导游击斗争。他来到阳新后，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集中当地分散游击的武装力量，于同年10月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15军，任军长。红15军组建后，蔡申熙率部东进皖西，攻克太湖县城，后经英山、罗田等地，于12月到达鄂豫皖苏区，参加第一次反“围剿”。


蔡申熙(照片1)
1931年1月所部与第1军合编为第4军后，任第10师师长、中共鄂豫皖特委委员兼军委副主席，率部参加磨角楼、新集、双桥镇等战斗。指挥机智，作战勇敢，身先士卒，右臂负伤致残。同年5月起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委员、彭（湃）杨（殷）军政学校校长、第二十五军军长等职。
1932年7月，当国民党军对鄂豫皖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时，蔡申熙临危受命，出任红25军军长。从8月下旬到9月中旬，他指挥部队和皖西地方武装，在南起英山、北到庥埠的广阔地域内，与各路进犯的国民党军不断展开激战，予敌以重大杀伤。9月中旬，红四方面军总部率４个主力师向皖西转移，在金家寨与红25军会师。在鄂豫皖中央分局召开的燕子河会议上，蔡申熙冷静地分析了形势，主张以主力西出英山、随县、枣阳一带，将国民党军引出苏区寻机歼灭，然后再回师收复失地。得到与会人员的一致赞同。9月底，红四方面军主力由燕子河出发西进，蔡申熙率红25军殿后掩护。10月8日，红军主力在黄安（今红安）河口镇地区，与国民党军两个师遭遇，发生激战。9日，国民党军增加兵力后继续进攻。蔡申熙指挥部队顽强抗击敌人，不幸腹部中弹。他捂住伤口，咬紧牙关，躺在担架上坚持指挥战斗，直至壮烈牺牲，年仅26岁。[1]
人物事迹
成立前的艰苦战斗历程

蔡申熙(照片2)
１９２７年，当大革命的洪流在长江两岸胜利奔腾的时候，国民党反动派在上海、武汉相继叛变革命，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血染江河。“南昌起义”震撼全国，也振奋鄂东地区的共产党人；党中央在武汉召开的“八七”会议，号召举行“秋收起义”，进行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鄂东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埋葬好同志的尸骨，擦干受伤身体的血迹，秘密组织起来，在湖南“秋收起义”的鼓舞下，也发动起义，组织游击队，打土豪，分田地。土地革命的烈火，在鄂东、赣北的阳新、大冶、黄梅、广济、蕲春、浠水及九江、德安、瑞昌、星子等县广大农村中，燃烧起来了。建立苏维埃政权，组织赤卫队、游击大队和红军武装，南和湘鄂赣、北同鄂豫皖的武装斗争相呼应，造成封锁长江，争取大江南北能联成一片的形势。阳新的红色武装，炮轰长江敌船；鄂东、赣北游击队不分昼夜，转战长江南北两岸，使南京、武汉国民党反动派为之震惊。[2]
１９２９年８月，活动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由彭德怀同志率领的红五军，来到湘鄂赣地区，派其第五纵队秘密进入阳新、大冶一带，和当地红色武装并肩战斗，巩固扩大了鄂东南根据地。第二年５月，彭德怀同志率红五军四个纵队也来到了鄂东南，带来了毛泽东、朱德等同志在开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的经验和建军思想，打开了鄂东南革命根据地的新局面。
军中智囊:蔡申熙
军中智囊――蔡申熙(1)\n
十一位牺牲在建国前的中共无衔军事家
蔡申熙（1905――1932），原名蔡升熙，字旭初，湖南省醴陵县人。1924年春入广州讲武学校，后转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黄埔军校期间，先后参加平定广州商团叛乱、军阀陈炯明叛乱、军阀杨希闵叛乱的战斗，表现出突出的军事才能，晋升为营长、团长。1927年8月，参加南昌起义，任第二十四师参谋长。后参加广州起义，起义失败转战各地，先后担任中共江西省委军委书记、吉安东固地区游击队第一路总指挥、中共中央长江局军委书记。他是红十五军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担任军长，带领所部北上鄂豫皖边区与红一军合并组建红四军，相继担任第十师师长、鄂豫皖军委副主席、彭杨军政学校校长、率二十五军军长等职。1932年10月，在湖北红安县河口镇战斗中身负重伤，仍然躺在担架上指挥作战，最后牺牲在战场上，年仅二十六岁。
蔡申熙是共和国三十六位军事家中去世时年龄最小的一位。徐向前元帅称赞他“不仅具有战略家的胆识和气度，而且在历次战斗战役中机智果断，勇猛顽强，因而在红四方面军中有很高的威信”。
年龄最少而威望崇高，说明蔡申熙有过人之处，这就是智慧。骄横跋扈、眼高于顶的张国焘在回忆录中对与他共事过的领导人大加鞭挞，只对两个人始终保持敬意，这就是徐向前和蔡申熙。并不是他不想挑刺，而是他无法责难这两个才能和品格近乎完美的同事。
割不断的同窗情，说不完的黄埔事。在革命处于低潮的十字路口，蔡申熙放弃通天路，专走独木桥，三次拒绝邓文仪、薛岳、胡宗南的招降。他穷得只剩下一副骨头架子，但就是这身清筋傲骨令昔日同窗望尘莫及。
黄埔军校是国共两党将星的摇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三十六位军事家中，有十位毕业于黄埔军校，如果加上在黄埔曾经任职的周恩来、叶剑英和聂荣臻，共有十三人之多，占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
在国共未分裂前，黄埔军校先后举办过五期，其中第一期人才最为鼎盛，他们在国共两党军队中的地位都比较高。国民党的军队里，胡宗南、杜聿明、宋希濂、关麟征、邓文仪均为著名战将，官至战区司令；中###队内，涌现了徐向前、宣侠父、左权、陈赓、许继慎、蔡申熙、王尔琢、彭干臣、周士第、蒋先云、阎揆要等一批将星，其中徐向前、左权、陈赓、许继慎、蔡申熙因为军事成就被确定为军事家。
黄埔军校十分重视同学情谊，孙中山甚至把它写入了校歌：“同学同道，乐遵教导，始终生死，毋忘今日本校。”然而，残酷的现实，变幻的政治风云把黄埔师生分成了两个敌对的阵营，相互展开了绵延二十二年的生死搏斗。既是同学又是敌人，既是战友又是敌人，这就是历史上独特的黄埔现象。
几乎所有的黄埔士官生都经历过这种友情与政治的双重煎熬。蔡申熙也不例外。
蔡申熙就读于黄埔军校第一期第六队，在校时与邓文仪、胡宗南等国民党籍同学关系较好，毕业后又与薛岳同时供职于国民革命军第一军，都被视为前途远大的“后起之秀”。
他们当时只有二十来岁，多为贫寒子弟，都有一腔热血和远大志向，本来可以成为患难与共的生死之交。当他们相扶相携走到1927年春时，突然分道扬镳。邓文仪、胡宗南、薛岳追随校长蒋介石叛变革命，向昔日的战友开刀；而蔡申熙等中共学员则跟随政治部主任周恩来举起了反抗的刀枪。
用邓文仪的话来说，国共分裂后，蔡申熙是个“常败将军”，穷得只剩下一身骨头架子。1927年8月，他率部参加南昌起义，起义后先后担任团长、师参谋长，起义军南下潮汕时遭到国民党优势兵力围攻，部队被打散。其后，他通过叶剑英的关系，打入新编警卫团工作，参加了广州起义，担任广州市公安局长，广州起义又遭失败，他成为被通缉的对象，身无分文，东躲西藏，过着艰难的逃亡生活。最为窘迫的是，他与党组织失去联系，迫切需要筹措一笔路费到上海与中央军委重新接头。穷途末路之时，蔡申熙想到交情不错的同学邓文仪。
邓文仪与蔡申熙不仅是同学，还是同乡。他们都是湖南醴陵县人，从中学起就是同窗好友。
蔡申熙开门见山：“我现在缺少盘缠，来向你化缘。”
邓文仪已经官至少将。他一边从口袋里掏钱，一边用教训的口气说：“你呀，就不该当什么共产党。共产党破坏国民革命，闹得自己都无法立足，你还是趁早回头吧。”
蔡申熙顿时血往头顶冲，感觉受到奇耻大辱，针锋相对地驳斥道：“共产党忠实执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不谋私，不篡权，当共产党人有什么不对？！是谁破坏国民革命，自有公论！”他将邓文仪递过来几十元钱往桌上一掷：“承你顾念旧交，慷慨解囊。但是，大丈夫不受‘嗟来之食’。”
说完，蔡申熙往外走，走到门口犹不解气，又回过头说：“你现在就可以动手，杀了我去向蒋介石请功。我今天死，明天你的脑袋也要掉在广州街头。”
邓文仪慑于蔡申熙的正气，没敢动手。
虽然出了一口恶气，但是，盘缠仍然没有着落，依旧不能远赴上海寻找党组织，蔡申熙有些沮丧。于是，他又硬着头皮去找第四军副军长薛岳。
军中智囊――蔡申熙(2)\n
十一位牺牲在建国前的中共无衔军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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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岳没有邓文仪那样尖酸刻薄，他见蔡申熙面目黧黑，衣衫褴褛，连声说“受苦了，受苦了”，不由分说，拿出自己的衬衫、外套，招呼沐浴、更衣，然后摆酒设宴。
酒过三巡，薛岳说出真心话：“申熙，我知道你是个热血青年，有理想，有事业心。但现在是国民党当权，共产党成不了气候。如果你不愿在国民党军队里干的话，我可以资助你去日本留学。”
蔡申熙看得出，薛岳与邓文仪虽然一个表面上热心快肠，一个冷若冰霜，但骨子里都是一路货。他本想痛斥一顿、拂袖而去，但是，这样一来，还是解决不了路费的问题。他只好捺下性子，虚与委蛇。薛岳以为自己劝说成功，高兴地拿出几百块大洋送他做路费。
蔡申熙拿到这笔钱后，当天就离开了广州，经武汉来到上海，在中央军委工作。在上海，他与刘伯承共事，两人结下了深厚的感情。几十年后，刘伯承在回忆录中写道：“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与蔡升（申）熙同志同在周恩来同志主持的党的军事委员会之下工作。他给我的印象是：忠诚勇敢，工作认真。”
刘伯承佩服蔡申熙遇险不惊、从容自若的大将风度。一次，蔡申熙奉命将三支短枪藏在小皮箱内，准备运送到秘密联络点。他坐的人力车在一道关口被岗哨拦下，硬是要检查行李。
“别磨磨蹭蹭的，开箱接受检查。”哨兵一个劲地催促蔡申熙下车。
蔡申熙恼了，下车后挥手就是一个耳光，呵斥道：“哪个教你这样对待上级军官！我是卫戍司令部参谋，有急事要办，延误了公事，你有几个脑袋？”
哨兵被打得七荤八素，懵了，连忙立正，看着蔡申熙扬长而去。
还有一次，蔡申熙与刘伯承在一家大饭店雅座主持召开党的秘密会议，突然一群国民党稽查人员涌入，要把他们带走。蔡申熙急中生智，操着官腔说：“我看今天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识一家人。我是党军驻沪参谋长，在这里商量要事。你们不信，可以问×××。他是我同学。”他点到了一位国民党驻军高官的姓名，也是黄埔一期的毕业生。
稽查人员将信将疑，不敢造次。他们没有胆量直接与这位高官通话，便打电话给他的副官处。副官处的人没听清究竟，就大发脾气：“连司令的同学都敢抓，你们不想活了？”
稽查人员放下电话，满脸赔笑：“对不起，误会，误会。”然后灰溜溜地走了。
事后，刘伯承问蔡申熙：“穿帮了怎么办？”
蔡申熙说：“怎么穿帮？我确实与他有同学之谊。”
在党内，蔡申熙的沉着，人所共知，他曾经当面戏弄过胡宗南。那是1928年夏，蔡申熙在一家旅馆楼梯上邂逅胡宗南。
“哎呀，这不是申熙吗？老同学，现在可好？”胡宗南后面跟着四个侍从，全是全副武装的彪形大汉。
蔡申熙没有正面回答：“你看我这样，好得起来吗？套用李商隐的一句诗，叫‘凄凉宝剑篇，羁泊欲穷年’，失意人一个。”
胡宗南见他衣著简朴，又听一口酸调，以为他流落上海，无处栖身。当时，国民党军队正在进行裁军，大批军队被编遣还乡。他热情地动员：“遇到我，你就不会失意了。校长现在非常器重我，把第一军交给我管理，一军需要大批像你这样足智多谋的人才，到我那里去，先从师长干起。”
蔡申熙见他这样“盛情”，顺着他的意思说：“他乡遇故知，真是人生的一快事。好，跟你干。”他详细地记下胡宗南下榻的地址、电话：“我回去收拾一下东西，就搬到你那里去住。”
分手时，胡宗南还从侍从皮包里拿出两封银元，嘱咐蔡申熙早点搬过来。
蔡申熙脱险回到机关，将银元交给组织。周恩来听说这事后，哈哈大笑，说：“胡宗南志大才疏，他的毛病从来就是盖棉被睡竹床――一面热。”
从1928年到1930年，这是蔡申熙最忙碌的时期。他奔走于各战略区域之间，充当着“救火队长”的角色：
1928年11月，南昌党的地下组织遭受大破坏，每日都有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枪杀。蔡申熙来到白色恐怖最严重的地区，担任中共江西省委军委书记，在最短的时间内恢复和重建起军委组织系统和秘密机关，重新打通了与苏区的联系；
1929年夏，担任吉安靖卫大队大队长的罗炳辉不满国民党黑暗统治和对工农群众的屠杀政策。蔡申熙以江西省委军事巡视员的身份，多次赴吉安，与罗炳辉谈话，介绍他入党，最终促成吉安起义，罗炳辉后来成为中央苏区的著名战将；
1929年下半年，蔡申熙奉命前往东固根据地，就任游击队第一路总指挥。仅仅用了半年的时间，就在小型地方游击武装的基础上，建立起江西红军第二、三、四团，这三个团后来与罗炳辉的第五团合编为红六军；
1930年春，蔡申熙奉调到武汉军委办事处和长江局军委工作，担任军事部部长。坐不暖席，他又远赴湖北阳新，指挥红八军四、五纵队北渡长江，在二十多天内战宿松、取六村、攻广济、克漕河、占英山，五战五胜，打出了军威。10月16日，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红八军四五纵队改编为红十五军，由蔡申熙任军长、陈奇任政委，全军下辖两个团共二千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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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位牺牲在建国前的中共无衔军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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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是蔡申熙这段时间工作的特点。他在每个地方呆的时间都不长，短则两三个月，长的也不到半年，但是，电光火石之间，他都发挥了起死回生、扭转局势、打开局面的作用。在南昌，他重新盘活了江西全省秘密军事系统，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鲁涤平悬赏万元要他首级；在东固，他以东固圩为中心，指挥部队向吉安、永丰、兴国等县波浪式地扩张，有力地配合了井冈山的斗争，当地群众说“上有井冈山，下有东固山”；在鄂东，他在两个月内亲手组建红十五军，创造了红军历史上建军时间最短的纪录。
他的名声随着成绩升腾，寻着足迹流传。但是，这些过人的业绩，还只是这位军事天才横空出世之前的铺垫，他最精彩的华章是在鄂豫皖根据地创造的。
红十五军千里来寻大别山，原指望得到物质上援助，谁知步入苏区后发现主力红军全部外出，而国民党正集结十万部队闪击根据地。历史就这样通过偶然将粉碎敌人第一次“围剿”的重担搁在了蔡申熙的肩上。他与曾中生联手以区区两三千人枪创造了保卫根据地的奇迹，同时还创造了围点打援、坑道作业和飘忽作战等新战法。
历史充满了偶然性。
1930年10月，国民党集结十万部队准备对鄂豫皖苏区发起第一次“围剿”。根据地的主力――红一军当时并未察觉，仍然按照自己的行动方案展开进攻。11月，他们听说新洲城兵力空虚，只有少数民团防守。为了解决部队冬装，红一军奔袭新洲，竟然将毫无防备的郭汝栋第二混成旅悉数歼灭。这误打误撞打乱了敌人的“围剿”部署，推迟了敌人的总攻时间。
国民党被迫重新部署部队。红一军仍然不知危险正在临近，竟然一个转身，大踏步离开了鄂豫边根据地，前往皖西。担任总指挥的国民党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浚大喜，认为遇到一举占领“匪区”、荡平“匪巢”的良机，立即下令发动总攻，等他们进入苏区时，却惊奇地发现这里还有另外一支主力红军――红十五军。
对于红十五军将士来说，骤遇强敌也是误打误撞。他们从蕲（春）黄（梅）广（济）不远千里来到大别山，主要是想与红一军会合，希望得到兄弟部队物资上的支援。由于通讯条件差，他们在皖西与红一军隔着一座山头，擦身而过，来到了战云密布的鄂豫边，一头撞进国民党重兵包围的“陷阱”里。
蔡申熙当时承受着来自三个方面的压力：
一是装备。红十五军指战员都身着单衣、草鞋，隆冬将至，天气寒冷，战士们体质明显下降，比体质下降更为揪心的是子弹奇缺，每个战士平均只有三发子弹。
二是士气。红十五军战士是抱着求援的心理来会师的，没想到红一军没有找到，却要与多达十万的敌军对阵，许多人产生了消极心理，认为这是鸡蛋碰石头，纷纷要求离开鄂豫边。
三是敌情。根据掌握的情报，进攻鄂豫边的敌军，仅国民党正规军就有七个师另一个旅，而根据地内能够组织起来的地方武装仅有六个教导队。
新任鄂豫皖特委书记曾中生亲自到部队进行动员：“我们已经飞令红一军回师救援，目前根据地也还有两万兵力可以与敌周旋。”
台下战士发出一阵鼓噪：“别唬弄我们了，两万人在哪里？”
“我说的是实情。”曾中生一五一十地报上家底：“特委手上有六个教导队，约三百余人枪，加上黄安、麻城、光山、罗山、黄陂、孝感六个县的地方武装，再加上各县、区半脱产的补充军、赤卫队，总数肯定有两万人。”
战士反诘道：“你有了两万人马，还要我们两千人干什么？”
曾中生苦笑着说：“你们是主力，他们一时半刻集中不起来。”
台下一阵轰笑。
说不动大家，曾中生把目光投向蔡申熙。在这个时刻，主官的态度可以影响和决定全军的动向。
“留下来肯定是凶多吉少，甚至还有可能全军覆灭。”蔡申熙的头一句就让曾中生凉了半截。
“但是，现在往回走就安全吗？”蔡申熙提出的问题其实也是战士们心里的顾忌：“敌人不仅在鄂豫边集中的七个师，还在通往皖西的路上布置了众多的部队。我们就算是回去，也首先必须突破鄂豫边的包围圈，然后要冲破敌人的堵截，即使能够安全回到蕲黄广，那里同样有敌军守候着。我看，回去也是凶多吉少。”
这一番话让嚷着要回去的战士也凉了半截。
“青山处处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我们是红军战士，为人民打仗，为革命牺牲，是情理之中的事。我的意见是坚决地留下来，下决心粉碎敌人的进攻。大家不要忘了，在我们后面，红一军正日夜兼程地往回赶呢！”
有根有据的分析，入情入理的动员，稳定了指战员的情绪。然而，最初的战斗却是出乎意料的艰难。曾中生在战后给中央的报告中，用一段文字，实录了这段艰苦的历程：
（红军）最主要的战略，是集中我军最精锐的力量，来突破敌人的弱点，以转变全部的战局――新的局面。此时，蔡申熙同志恰恰带领黄广的红十五军过光山来找一军，到了黄麻赤区的地界，他有千枪左右。我们认为这一力量的到来，是完成我们打破敌人包围计划的主力，能使我们整个计划充分实现。不料十五军之来，原来是找红一军要补充的，内部异常不健全，上下都笼罩了失败的情绪，子弹每枪不过三弹，大部分还无棉衣，一见即知不能执行突击敌人的任务。经过中生亲去部队中，从政治上、军事上帮助蔡申熙切实整理，特别是动员赤区广大群众作热烈的欢迎与政治鼓动，士气为之一振，由兵士大会作出一个共同决议，不打一枪去冲入河口（敌人一团以上的兵力），缴河口敌人的械，河口一下，十五军即可得军事补充，赤区必然转变新的局面。可是这一仗，十五军的确做到冲入河口的任务，徒以补充军不能配合，从右翼退下来，牵连十五军也退下来。这一战争事实上已给了敌人严重打击，使南部包围的弧形阵地转为守势，这是政治上的成功。然而从此十五军子弹每枪不满一颗，即放哨的红军也要过借三颗子弹，失败情绪自然更增长，加之吉（鸿昌）匪两路正来的猛烈，南部敌人虽取守势，而北部敌人却突冒进。当然中生又亲到十五军做整理工作，仍将十五军全部开去，阻击吉匪罗山的一路，同时准备突击敌人包围的弧形以外，使敌人转变另一包围的企图，经过两日夜的持久战……敌人无法应付，更不敢随便分散，怕为我所乘，我们晚上常去打岗打哨，到敌人后方去杀土豪劣绅，散发传单标语。这样一来，无论敌人怎样凶焰，仍然保持敌占城市、我占乡村的均衡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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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12月下旬，敌人重兵突入根据地中心区，侵占特委所在地――黄安七里坪，同时分路大举烧杀抢掠，红十五军不仅势单力薄，而且粮食供应也发生严重困难。这时，部队领导层出现两种强烈的呼声：
一种主张将全军分散到各县打游击，以口就粮。
另外一种不同意分散部队，而主张跳出敌人的铁桶阵，打到别的根据地去。
红十五军生死系于一线，干部、战士焦急地等待着军部的决断。蔡申熙与曾中生、陈奇商量后，召开全军兵士大会：“以口就粮，可以填饱我们的肚子，但是保不着我们的脑袋，分散游击正中敌人各个击破红军的诡计；脱离现有根据地，可以保着我们的脑袋，但丢掉了我们红军的灵魂，我们决不做贪生怕死之辈。我们走第三条路，突破敌人的重围，到皖西与红一军会合，然后一齐杀回来！”
经过三天整顿，红十五军官兵统一了认识，东进至鄂东北福田河时，遇到敌军一个团的堵击。蔡申熙在绝大多数指战员有枪无弹的情况下，毅然下令吹“冲锋”号。他的口号是：“接近敌人就是胜利！”指战员都明白陷入了绝境，如果不能尽快冲入敌阵，就会在开阔地带变成敌人射击的活靶，于是拼命地迎着敌人的枪口奔跑。一批批战士在通过旷野时被敌弹撩倒，但是密集的火力和大量的伤亡并没有迟滞他们奔跑的速度。敌军指挥官愣住了，惊呼：“哪有拿着脑袋往刺刀上撞的打法！”红军战士骠悍的作风和无畏的精神终于压垮了敌人，他们冲破数道战壕，与敌人展开白刃战，最终全歼该团数百人，缴获了大量的枪械物资，解决了一直困扰部队的弹药问题。
1931年1月上旬，红十五军与红一军会师，两军移驻商城南部的长竹园合编为红四军，由旷继勋任军长，徐向前任参谋长，原红十五军改编为红十师，蔡申熙任师长；原红一军改编为红十一师，许继慎任师长。全军共约一万二千余人。
主力红军回师鄂豫边，迫使敌军处于守势。侵入根据地敌军采取深沟高垒的战术，动辄修筑四、五道战壕，然后固守不出。战士们嘲讽为“乌龟战术”。由于红军部队缺少重武器，同时缺乏攻坚经验，一时间，还拿“乌龟战术”没有办法。
红四军军部有曾中生、徐向前、蔡申熙、许继慎四位黄埔高材生。经过几天琢磨，他们想出了围点打援、坑道爆破和飘忽战术三种破敌之法，并将率部试阵的任务交给了蔡申熙。
试阵的第一仗是围攻磨角楼。磨角楼位于麻城以北，驻军只有国民党第三十师夏斗寅部一个营，但筑建了坚固的纵深防御体系。按照计划，蔡申熙率领红十师主力向磨角楼发起攻击，作出强攻的姿态，迫使守敌向后方求援。夏斗寅不知是计，派四个团紧急驰援，结果被等候已久的徐向前逮个正着。他指挥红十一师以逸待劳，迎头痛击，击溃援兵。敌人援兵一退，磨角楼守敌见大势已去，也放弃抵抗。
磨角楼一仗，虽然歼敌只有数百人，但在红四方面军历史上具有特殊的意义。它开创了围点打援的先河，从此这个战术成为红四方面军克敌制胜的主要法宝。
试阵的第二仗是强攻新集。新集三面环山，东临黄河，城墙高两丈有余，城池碉堡全部用长方岩石灌以糯米浆砌成，异常坚固，机枪“嘟嘟嘟”一梭子打在上面，只能留下一串麻点，即使是用迫击炮轰，也只能敲去半个角。蔡申熙率红十师进攻新集，打了一个星期，进展不大。驻守在镇内的地主武装站在城墙上，一边悠闲地解开裤带，向下撒尿，一边喊道：“再打一个月也是一样！”蔡申熙不动声色，每天照样发动佯攻，暗底里却利用城北一家小店作掩护，悄悄地挖了一条四五十米长的坑道，一直穿到城墙底下，然后将数百斤烈性炸药塞进棺材里，推到坑道尽头。
点火前，蔡申熙问战士：“城墙上还有没有敌人撒尿？”
“多着呢，成排的站在墙垛上。”战士回答。
“好，让他们到天上去撒！”蔡申熙吩咐“点火”。几分钟后，突然响起天崩地裂的一声巨响，新集的城池被炸塌一段，十几个站在城墙上的团丁一齐飞上天，红军战士冒着硝烟冲进镇内，干净利落全歼守敌一千余人。据考证，这是红军历史上最早进行坑道作业的战例。
攻克新集，在战略上意义更大。此仗一举拔除了长期横梗在根据地内的心腹大患，打通了鄂豫边和商南根据地的路线，新集也成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政治中心和首府。
双桥镇大战是试阵的第三仗。红四军为扩大战果，主动向平汉路出击，先后袭占李家寨和柳林车站，还冒雪截获一列军车，毙俘敌军二千余人。红军的袭扰，使北部交通大动脉处于瘫痪状态。国民党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浚急令孝感驻军岳维峻第三十四师前往解围。红四军侦知岳部动向，于3月上旬从五十里外奔袭敌人。战斗在孝感双桥镇打响。蔡申熙与许继慎分别率领红十师、红十一师，从?姿?两岸展开进攻。
这是一场有悖常理的战役。兵法曰：倍则攻之，十则围之。岳维峻部拥有超过六个团的兵力，红军参战部队加上地方武装也只有六个团，兵力略处下风。按照常规，这只能打场击溃战，但是，由于蔡申熙等红军将士的英勇顽强，竟然打成了歼灭战。对于这场战斗，时任军参谋长的徐向前有一段精彩的回顾：
军中智囊――蔡申熙(5)\n
十一位牺牲在建国前的中共无衔军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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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日拂晓，我东西两岸的突击部队发起攻击，迂回部队翻山越岭，向敌后猛插。敌遭到突然攻击后，仓皇组织反击，我三十团、三十一团与敌展开争夺制高点的激战。上午十时左右，我迂回部队第二十九团占领双桥镇西南尖鸡岗，罗山独立团亦抵东南的小葵山一带，敌三十四师陷入我军四面包围之中。周围数十里的群众，也在地方党的动员和组织下，拿着土枪、大刀、长矛前来参战，呐喊声响彻?姿?两岸，场面极为壮观。岳维峻“狗急跳墙”，亲自带着两团人出镇反扑。敌人仗着飞机、大炮掩护，与我争夺阵地，企图打开缺口，向南逃窜。
战斗十分激烈、残酷。大白天，我们站在山头，看得清清楚楚：他们扑上来，我军反击下去；阵地被敌夺去，又被我夺回，敌我双方反复冲杀，肉搏格斗，扭成一团。我们的部队真英勇，发挥了近战歼敌的战术特长和勇猛顽强的战斗作风，干部带头冲锋、肉搏，伤亡再大也不打退堂鼓，我十师师长蔡申熙胳膊负伤，仍坚持指挥战斗。这是个硬仗，鏖战了几个小时，难分难解。中午，敌人筋疲力尽，我们下令预备队出击，对敌猛烈分割穿插，直扑双桥镇内，打瘫了敌人的指挥系统。这一锤子下去，敌人受不住了，很快被我分割全歼，结束战斗。经过七个小时，我军毙敌上千人，俘敌五千多人，缴枪六千多支。
这是红四军第一次通过飘忽作战（运动战）取得歼敌一个师的空前大捷。这场胜利，宣告鄂豫皖根据地第一次反“围剿”取得最后的胜利。带领部队摸索和实践新战法的蔡申熙成为红四方面军战略战术的开创者之一。
蔡申熙的战略意识连眼高于顶的张国焘也心仪不已，倚为“智囊”。他用残废的双手，一笔一划地描摹了红四方面军所有重大战略计划，将鄂豫皖根据地推向鼎盛，他曾经十分信赖“张主席”，但是，很快就发现此人心毒如蝎，机深似海，于是他竭尽所能，尽量帮助处在危机之中的战友。
在双桥镇战斗中，蔡申熙被敌人机枪打中右臂、左腿。由于伤势严重，医疗条件差，虽然保住了性命，但右臂残废。
对于一个军人来说，手脚伤残意味着军事生涯的结束。蔡申熙也有过消沉和怅惘，他深恨自己不能像以前一样身手敏捷，同战友们并肩战斗，他依恋弥漫着硝烟的战场，渴望取得更加辉煌的战斗。壮志未酬身先残，他不甘心。
在既成的事实面前，他逐渐平静下来，找到组织：“我虽然手不能拿枪，脚还能走，口还能讲，可以分配我一点工作。” 组织上安排他担任彭（湃）杨（殷）军政学校校长。
其实，这在当时是一个极其紧迫的任务，其重要性不亚于任何一次战役。由于工农红军基本上是从游击战争中产生和壮大起来的，绝大多数指战员都是泥脚杆子出身的农民，他们仅有的一星半点军事知识是从战争中感受的，在红军由游击战进入运动战的时候，急需对军队的干部进行系统、正规的军事、政治教育。另外，红军部队强调以身作则，干部冲锋在前，撤退在后，指挥作战经常亲临一线，紧急时即使是师长、军长，也得赤膊上阵，这样干部的伤亡率特别高，也需要成批培养后备干部。因为这个缘故，红军中形成了选派最有经验的军事家担任军校领导人的传统，毛泽东、朱德、刘伯承、叶剑英、林彪都曾担任过各种军校的校长。
蔡申熙深知“治军先治校”的道理，把全部心血都放在了办校上。他仔细审订各种教学计划，根据战场需要和学员情况适时地调整课程，同时注意将红军在战争中创造的丰富经验提炼为操作性较强的战术模式。他还别出心裁地从俘虏中挑选一批军官担任教员，让他们教授国民党军队行军打仗的军事律条和基本做法。他这种理论与实践并重、教育与训练并重、注重实战的教学方法，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许多学员进校前连口令都不会喊，毕业后能够独当一面地指挥部队单独作战。他在军校主持了四期训练，培养了一千余名学员，他们后来大多成为红四方面军的团营级干部。
在办校期间，中共中央派张国焘来根据地担任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和军委会主席。对张国焘，根据地干部开始都非常尊重，认为他长期在中央工作，既是中共“一大”代表，又到过苏联，这样的“大人物”来担任领导工作，说明中央对根据地的重视。大家都没有想到这个人如此凶煞，来了以后就给扣帽子，打棍子，轻则大会批评，重则开除党籍。
专横跋扈、眼空一切的张国焘对两个人的军事才能不敢漠视，这就是蔡申熙和徐向前。他曾经认真地比较过两人的优劣长短：
徐向前在黄埔第一期的时候，并不是一个露锋芒的人物，我们接触不多，在我并无深刻印象。这次重逢，我们深谈几次，我发觉他确实具备做这个苏区游击战争的领导者的条件。他的军事见解切合实际，游击战的经验丰富，指挥作战极负责任，对下属则严谨谦和，不失大将风度。他对党和苏维埃极为尊重。他自己的私生活很严肃，没有军阀恶习。
在我的同僚中，蔡申熙是具有战略见解的人才。他是老同志，在没有进黄埔第一期以前，就和我一起干过工会工作了。我知道他的头脑冷静、精细，此次我们在这里重逢，他的手臂已在作战中残废了，但仍任军事学校校长，工作十分积极。他厌恶军阀土匪习气，主张红军正规化。在军事指挥方面也许不如徐向前，而在军事见解上则往往有独到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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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焘对两人信任有加。根据他的提议，徐向前被任命为红四军军长和后来的红四方面军总指挥，蔡申熙被任命为鄂豫皖中央分局委员、监察委员会主席、鄂豫皖军事委员会参谋长，还曾经代理过鄂豫皖军事委员会主席。张国焘希望用破格擢升和重用来换取两位军事将领的忠诚，但是，很快他就发现，这两个人虽然为人谦和，但原则性很强，在事关党性原则和大是大非问题上不打半点折扣。
他们的“蜜月”持续不到一个月就开始降温。蔡申熙对张国焘排斥异己的野心产生警觉，开始抵制他的宗派主义和罚办主义政策。他曾经三次向处于困窘之中的战友伸出援助之手：
第一次是在鄂豫皖中央分局扩大会议上。张国焘在“彻底把过去工作上的错误和缺点揭露出来”的幌子下，向抵制“左”倾政策的根据地领导人开火，指责原鄂豫皖特委书记曾中生执行“调和主义”，指责原红四军军长旷继勋、政委余笃三仍然迷恋“立三主义残余”，指责红十一师师长许继慎有“军阀土匪倾向”，企图将他们一股脑地清除出领导层。在张国焘的组织下，会议开成了对曾中生等人“声讨”的声音一浪高于一浪。
这个时候，蔡申熙出来讲话了：“大家提出了许多批评意见，有的我赞同，有的我不赞同。如果说过去工作有错误，或者说过去的错误未能及早纠正，并不是一两人的责任，大家都投过赞成票，都有责任，我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曾中生、旷继勋、余笃三、许继慎，还有遭到点名批评的其他同志，与我们相处不止一日。他们都是经过长期革命锻炼的好同志，是披荆斩棘开拓鄂豫皖根据地的功臣，是完全可以信赖的。”
他的话，像一股清凉的风，轻轻地拂过会场，让一度狂热的气氛平静下来。一些正直的负责干部随后也表达了同样的意见。在他们的坚持下，张国焘有所收敛，同意让曾中生等人继续担任军队的要职。
第二次是在红四军南下蕲黄广之后。为了援助中央苏区粉碎国民党第三次“围剿”，曾中生、徐向前等四军领导人毅然改变张国焘出潜（山）太（湖）、攻安庆、威胁南京的冒险计划，根据实际情况率部南下，在蕲春、黄梅、广济等老区连战连捷，取得辉煌胜利。报告送到新集，张国焘非常恼怒，认为曾中生等人的行为不仅是对他威信的挑战，还是与中央分局公然对抗。这时，一位随军出发的省委委员送来密报，毫无根据地说红四军准备渡过长江。
蔡申熙闻言大惊。时值长江流域发生百年未见的大洪水，江面平阔，水势汪洋。在中央分局和军委会联席会议上，他说：“在国民党重兵监视之下，偷渡长江是冒险行为，即或偷渡成功，在江南孤军也难以展开，到那时再想渡江北返，就会更加困难。如果红四军真有南渡的打算，一定要向他们说明利害，劝告他们返回苏区。”
张国焘同意蔡申熙的意见，他别有用心地提出：“红四军一向对分局指示采取阳奉阴违的态度，这次发展到公开造反，其主要责任要由曾中生、许继慎承担。这两个人都是你保荐的，现在也应该由你收拾残局。我提议，由你赶赴前线，取代曾中生，担任红四军政委，立即从‘肃反’入手，采取铁腕措施整肃部队。”
与会者也认为蔡申熙是最合适的人选，可以起驾轻就熟之效。
蔡申熙察觉到张国焘人事安排后面隐藏着打击曾中生、许继慎等反对派的用心，不愿意为虎作伥，以身体残废、体力不逮为理由，婉言推辞。
众人见他态度坚决，不好勉强，决定改派陈昌浩前去接任。曾中生回到新集后，受到不公正的“审查”和“批判”。许多熟人，包括一些高级干部慑于张国焘的淫威，不敢跟他打招呼、说话，走路躲着他，避免唯恐不及。蔡申熙不躲不避，经常看望老战友，还向组织提出由曾中生接替自己担任鄂豫皖军事委员会参谋长。上级拒绝了他的建议，派曾中生到基层接受考察。
第三次是霍邱失守之后。1932年7月，鄂豫皖根据地分为东西两线抗御敌军。西线由红四方面军总部指挥红四军保卫鄂豫边，东线由旷继勋指挥红二十五军保卫皖西。一天，旷继勋打来电话，称他们正在霍邱县城坚守，准备以城攻城，与敌决战。
“什么叫以城攻城？”张国焘拿出电报，迷惑不解地来找蔡申熙、徐向前。
“哎呀，糟了，这是要与敌人硬拼啊！”蔡申熙看完电报，忍不住大叫。
“综合敌我情报，霍邱我军仅有军部和警卫营、县独立团，拥有二千多人，而围攻县城的是国民党徐庭瑶第四师，兵力超过六千人，如果不及时突围，可能会遭到灭顶之灾。”徐向前忧心忡忡。
总指挥部当即决定由蔡申熙星夜赶往皖西，但是，已经来不及了。
从新集到皖西，日夜兼程也需要十天。在蔡申熙赶到之前，红二十五军与敌血战五昼夜，终因寡不敌众，除旷继勋率百余人从西门泅水脱险外，守城部队牺牲千余人，被俘千余人，县城陷落。
蔡申熙抵达皖西后立即就任红二十五军军长，四处召集余部，整理部队，重新编组了第七十四师和七十五师，使全军人数聚集到一万余人。
当时，皖西处于被敌分割突进的被动状态。我军原先占领的县城和集镇纷纷失陷，各物资储备据点丢失，各县党政机关和地方武装在各自为战中被打散，数以百计的指战员被敌俘获。由于缺少地方党和政府的有力支援，红二十五军经常处于断炊的困境。蔡申熙负过重伤，加上不分昼夜地操劳，身子瘦成了皮包骨。军部特务班的战士煮了一碗稀饭，给他端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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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咦，搞到粮食了？”蔡申熙兴奋地问。
“哪里搞得到粮食！现在有野菜填饱肚子就不错了。”战士回答。
“那你把稀饭端回去。大家都吃野菜，我也应该吃野菜，干吗要特殊？”
战士解释道：“你有伤在身，应该优先照顾。凡是伤员，部队都想方设法挤出粮食给他们补养身体。”
“感谢同志们的关心。”蔡申熙坚持道：“我的身体早好了，谁说我有伤？要是为了照顾伤病员，那就把这碗稀饭送去给他们吃。”
正是以蔡申熙为首的指挥员与战士同甘共苦，患难与共，赢得了广大士兵的拥戴，使这支遭受新败的部队危而不溃，颠而不覆，保存着旺盛的复仇意志。靠着这股顽强的斗志，蔡申熙带领红二十五军在南起英山、北迄霍邱的广大地区，与各路进攻之敌展开激战，并在苦苦支撑中捕捉到转机。一日，红军获悉国民党第七师两个团押解着大批战俘进驻六安郭店子，蔡申熙率部突袭郭店子，与驻敌展开肉搏战，杀死敌副团长桂华峰以下六百余人，夺回被敌俘获的伤员数百名，缴获大批粮食和军用物资，一举挽回颓势，初步稳定了皖西岌岌可危的局势。
霍邱兵败，引起全军震怒。张国焘提出要严惩旷继勋，他认为旷继勋一向与中央分局离心离德，这次采取以城攻城的战术实际上是帮助国民党破坏革命，起的是内奸的作用，应该绳之军法。不少负责同志痛感皖西被敌摧残，情绪激动，要求追究旷继勋的责任。
在几乎是一边倒的情况下，蔡申熙提出：“霍邱失守是策略上的错误，不应因此怀疑旷继勋同志的革命立场和过去所立下的赫赫功绩。”
他的意见促使偏激的情绪冷静下来。在徐向前等人的支持下，鄂豫皖军事委员会只对旷继勋作出了撤职的处分，拒绝了张国焘严惩的建议。
四大战役使鄂豫皖达到鼎盛，张国焘盲目乐观，提出国民党主力只剩七个师。蔡申熙却在大胜之后看到危机，率先提出应该预觅退路。果然，不出三个月，红四方面军就兵临绝境，被迫采纳他的西征计划。部队撤离苏区的前夜，蔡申熙再次负伤，疼得无法忍受，要人补他一枪。他在痛楚中死去，牺牲时只有二十七岁。
1932年春，对于鄂豫皖根据地的军民来说，是令人亢奋和充满遐想的季节，几乎所有的指战员都学会了吟诗和演说。那是一个需要幻想和不断创造神话的岁月。
由于蔡申熙的天才谋划和徐向前的出色指挥，红四方面军从1931年11月到1932年6月，在大半年内先后进行了黄安、商（城）潢（川）、苏家埠和潢（川）光（山）四大战役，先后歼敌六万余人，其中成建制被歼的国民党正规部队达四十个团。这是红军战争史上从未有过的辉煌大捷，鄂豫皖根据地和红军得到猛烈发展，苏区版图面积达四万余平方公里，人口超过三百五十余万，拥有黄安、商城、英山、罗田、霍邱五座县城，建立了二十六个县的革命政权。红四方面军组成两个军六个师，主力部队达到四万五千余人，地方武装发展到二十余万。
一时之内，“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蔡（申熙）”的名声超过了“朱（德）毛（泽东）彭（德怀）黄（公略）”。慑于红四方面军锐利的兵锋，国民党被迫作出战略调整，将第四次“围剿”的重点由江西苏区转移到鄂豫皖苏区，任命蒋介石指挥五十万大军进行“围剿”。
陶醉在大捷之中的张国焘并未意识到危机。他在鄂豫皖省委成立大会上作政治报告时，毫无根据地说：“国民党主力只剩下七个师，其余都是杂色部队，红军现有这样的力量，已经不论多少敌人都不怕了。”在他指导和影响下，中共鄂豫皖省委在《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紧急任务》决议中提出了所谓“偏师说”，认为今后进攻根据地的主力是帝国主义直接担任，国民党军只能作一支起辅助作用的“偏师”，红四方面军的任务就是夺取武汉和直接与帝国主义军队作战。
对于荒诞离奇的“偏师说”，连执行王明“左”倾路线的临时中央都感到太过分了。他们在给鄂豫皖中央分局和张国焘的回复中批评道：
“这里对于反动统治崩溃程度的估计是过分的。以为国民党政府及其他军阀部队在进攻苏区红军中只担任偏师的任务，这是不顾事实的胡说。迁都洛阳后的国民党政府，口头上说长期的抵抗日本或征讨东北伪国，而实际上却以全部力量来进攻鄂豫皖苏区。汪精卫电询各省主席清剿计划，军事计划早在蒋介石及其外国顾问的指挥之下订立了，三月一日起正在调动军队之中，用于进攻鄂豫皖苏区的武力约在五十师以上，设立了三个清剿司令部（鄂南、鄂东、皖西），可以把它当作无关重要的偏师吗？不，绝对不能够的。对于国民党这个进攻有丝毫的忽视与轻敌将造成极大的罪恶！”
骄纵轻狂的张国焘将中央的警告置诸脑后，一意孤行，下令部队向武汉方向进击，要求进行“不停顿的进攻。”
向来冷静的蔡申熙地察觉到了日益迫近的危险。他经过反复思考，向中央分局提出了应该预觅退路的问题。
“预觅退路？”张国焘没有反应过来，愕然问道：“申熙同志，我没有听错吧？你是说我们要找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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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错，目前鄂豫皖苏区虽然发展势头良好，但是它也存在危险。”蔡申熙列举了他的种种忧虑：
从力量对比看，国民党仍然占据优势，虽然红军取得了一连串胜利，但敌强我弱总的格局并没有改变，我军应该有进退两种计划；
从兵力部署看，各种情报表明，国民党将向鄂豫皖发动重大攻势，其兵力将达到五十万人，我军应该争取最好的结果，同时也要有应付最坏局面的预案；
从地形地貌看，鄂豫皖苏区虽有大别山可以依托，但地形上也有不利之处，它北濒淮河，南临长江，东抵津浦铁路，西逼京汉铁路，处于由两江两线钳制的“井”字之中，便于敌人运兵，对我军发展有所肘制；
从战略布局上看，鄂豫皖苏区位中原腹心地带，北之洛阳，南之武汉，西之南京，均在其俯瞰之下，它对于国民党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的威胁远远大于中央苏区，“卧榻之下，岂容他人酣睡？”蒋介石会下全力拔除这一心腹大患；
…… ……
对于上述忧虑，张国焘并未听入心中。为了应付蔡申熙，张国焘让他做些准备工作。他在回忆录中写道：
“我们的最高军事策略，向来不在中央分局公开讨论。为了机密的理由，只由少数巨头――我和蔡申熙、沈泽民、徐向前、陈昌浩――密商决定。蔡申熙被委为这方面的草拟人。蔡拟具了在顺利发展的条件下一些积极性的军事方案，但他的根本看法是不乐观的。他认为鄂豫皖苏区过于狭小，在敌人优势兵力压迫之下，没有回旋的余地，不易实施化整为零的游击战术。他主张必要时红四军应该向京汉铁路以西行动，这虽是退却行动，却是必要步骤。就在蒋的第四次‘围剿’前夕，蔡申熙更认为非这样做不可。”
为了未雨绸缪，蔡申熙花费大量精力，研究京汉铁路以西的情况，派人到鄂北、鄂西北和豫南、陕南搜集情报，与鄂、豫、陕边区党组织、游击队取得联络。他将这些凝聚心血编成的报告送给巨头们讨论时，却被置之高阁。
张国焘俏皮地说：“也许你的这些计划永远派不上用场。”
蔡申熙意味深长地说：“当你认为永远派不上用场时，也许很快就会派上用场。”
继蔡申熙之后，徐向前、陈昌浩也察觉到不停顿进攻的危险。他们提出红四方面军经过七八个月的连续作战，十分疲劳，亟需休整，建议立即停止外线进攻作战，把主力集中到鄂豫边界，进行反“围剿”的准备工作。徐、陈的提议，同样遭到张国焘的拒绝。
张国焘的错误决策很快给红军带到严重损失。1932年8月，蒋介石命令进剿部队发起总攻，各路敌军潮水般涌进苏区中心区。红四方面军猝不及防，仓促从麻城撤围，赶回苏区御敌，在冯寿二、七里坪、扶山寨连打三仗，均未能阻止敌军攻势，被迫转移到皖西，与红二十五军会合。在皖西，主力部队又遭到敌军追击纵队和拦截纵队的夹击，未能实现在皖西打开局面的战略意图。四方面军决定南下英山，会合地方武装，寻找战机。
行到英山以北燕子河时，先头部队报告：“敌军已抢先一步占领英山。”鄂豫皖中央分局遂在燕子河召开紧急会议，讨论绝境之下的行动方针。
这次会议军史上称为燕子河会议。出席会议的领导人有张国焘、沈泽民、徐向前、陈昌浩、蔡申熙、方英、王平章等人。围绕解围问题，会上出现了三种的不同意见：
第一种意见是徐向前提出的。他主张南下先取英山，以英山为立脚点，喘息待机，与敌周旋，恢复根据地；如继续受敌重兵压迫，则将主力暂时拉向外线，向潜山、太湖方向转移，伺机打回根据地。
他的意见得到了张国焘、红四方面军政治委员陈昌浩和军队负责干部的支持。张国焘说不出更多的军事依据，只是一个劲地叹息，念叨：“今天打出一个厉害的敌人来了”，“我们红军只可打一仗，就没有打第二仗的气力了”。
东出潜太的主张遭到鄂豫皖省委书记沈泽民的强烈反对。据他掌握的情报，国民党总的“围剿”策略就是将红四方面军逐次逼出鄂东北、皖西，然后向潜太方向压迫，向东转移其实是主动投向敌人的预设的陷井。沈泽民不同意红军主力跳出外线，认为应该坚持内线作战，在根据地内击破敌人的“围剿”。
大多数地方干部赞同沈泽民的观点。军队干部与地方干部展开激烈争论，由于出席会议的军队负责人居多，会上转移外线的观点占据上风。
蔡申熙是鄂豫皖军事委员会参谋长，是全区重大军事计划的起草人，同时，他高人一筹的战略眼光赢得了全体同事的信任，他的观点举足轻重。两派许多申辨和反诘都是冲着他去的，大家希望争取到这关键的“一票”。
但是，在整个争论过程中，蔡申熙都保持着缄默。
张国焘催促道：“别只带耳朵不带嘴巴，你也说说。”
“我几个月前就说了，还说什么？”蔡申熙冷冷地回了一句。
经他这么一提，几位巨头们蓦然记起他关于“另觅退路”的提议。言犹在耳，时间仅只过去了三个月，而战场形势却是天渊之别。
张国焘自知理屈，为了解围，也顾不上计较他的态度，红着脸再次催促道：“你再跟大家说说，座中还有许多人没有听过你的高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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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意见早在几个月之前就提交军事委员会了，四个字：向西转移。”蔡申熙解释道说：“请大家平心静气地想一想，鄂豫皖苏区本来空间就十分狭小，回旋余地有限，现在主要据点丢失，交通要道被占，中心区一下子涌进了几十万敌军，我军多达数万人，运动得开吗？当今之计，唯有向外线转移，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向外线转移的最佳方向不是东出，而是西进，潜太地区不如京汉铁路以西的应山、随县、枣阳一带有利，根据我前期调查的情况，那里有党的组织基础，贺龙领导的红三军也在那里活动过，那里地处鄂豫川陕四省边境，南靠桐柏山，地形条件比较有利。”
军队和地方干部被蔡申熙说服了，放弃了东出潜太和坚守内线的主张，同意经英山转往黄麻老区，然后留一部分部队保卫根据地，主力向西转移。
会后，红四方面军兵分两路，一路由张国焘、蔡申熙带领，一路由徐向前、陈昌浩带领，分道向鄂豫边转进，10月初在新洲会合，几天后抵达黄安的高桥河、河口镇一带。
为了准备即将进行的西征，部队进行了精简和调整。鄂豫皖军委为此发布了红四方面军编制问题的决定，任命蔡申熙为红四军军长兼第十师师长。
河口之战是红四方面军西征前的最后一仗。10月8日，追踪穷追的胡宗南第一师、俞济时第八十八师与红军主力相遇，遭到蔡申熙部的反击，伤亡二千余人，退入河口镇。第二天，蒋介石加派整编第二师从冯寿二方向投入战场，准备与河口之敌构成东西夹击之势。蔡申熙又率部前往冯寿二御敌，在仙人洞一带激战两昼夜。10月10日中午，援敌不断加入战斗，从南、北、西三个方向构成对蔡部的包围之势。蔡申熙果断命令部队后移，向新阵地转移。
蔡申熙有个习惯，冲锋时将指挥位置前移，撤退时与殿后部队一同撤离战场。这次也不例外，他的指挥所与负责断后的部队边打边撤。敌军从三个方面合围，试图截下这段“尾巴”。
眼看敌人就要扑到面前了，警卫员劝说不动，就动横的，架着蔡申熙往下撤。
“放手！”蔡申熙怒吼着挣脱出来，坚定地说：“队伍还没全部撤到安全地带，我不能走！”
就在这时，尾追的敌军冲锋枪射中了蔡申熙的小肚。他咬着牙，一手捂着肚子，一边挥枪还击。鲜血喷涌而出，不到一会，整个腹部都被染红了。由于失血过多，他昏迷过去。
等到他醒来时，已经随部队撤到安全位置。当时卫生条件极其简陋，药品奇缺，连最普通的麻醉剂都没有。蔡申熙的肚子被子弹打得稀烂，军医一无药品二无设备，束手无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死去。
听说蔡申熙的情况后，徐向前、王树声、曾中生等战友前来探望，感到非常难过。徐向前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
（河口）战斗中，红十一师政委甘济时同志牺牲了，红二十五军军长蔡申熙负重伤，第二天也牺牲了。牺牲前，我去看了他。那天正下雨，他躺在床上，疼得没办法，要人补他一枪。我对他进行了安慰，就急忙指挥部队去了。蔡申熙同志是（原）红十五军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对鄂豫皖红军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他不仅具有战略家的胆识和气度，而且在历次战役战斗中机智果敢，勇猛顽强，因而在红四方面军中有很高的威信。在河口镇地区作战中，他身负重伤后躺在担架上仍指挥战斗，直至坚持到胜利，充分体现了一个杰出红军高级指挥员的责任感和无畏精神。他的牺牲，是红四方面军的重大损失，大家都很难过。
弥留之际，蔡申熙深情地望着泪流满面的妻子曾广澜，艰难地说：“广澜！别难过，你……要永远跟党走，……坚持下去！”
当晚，蔡申熙闭上眼睛，时年仅为二十七岁。

蔡申熙(照片3)
１９３０年５月，党中央在上海召集了第一次苏维埃区域代表会议和全国红军代表会议，作了关于红军的决议案，要猛烈地扩大红军。会后，中央决定成立鄂东特委，以胡梓（又名致民）同志为书记，由中央直接领导。６月，中共红五军军委、鄂东特委在鄂东大冶刘仁八村开会，贯彻党中央的决议，扩大红军。根据党中央决定，将红五军第五纵队扩大为红八军，和红五军一起，成立红军第三军团，彭德怀同志任总指挥、滕代远同志任政治委员。随后，党中央命令红三军团南下去打长沙。鄂东特委根据党中央的“猛烈扩大红军”要求，将在鄂东蕲（春）黄（梅）广（济）三县在发展游击战争中组成的鄂东游击大队，和红三军团留守部队医治好的伤员，组编成红八军第四纵队，以参加过开辟井冈山根据地斗争的陈奇同志为司令员；又将活动在赣北一带的红军游击大队调来阳新，并补充当地赤卫队员参军的新战士，组编成红八军第五纵队，黄刚同志为司令员。随后两纵队共组成行动委员会，由陈奇同志任书记，派往鄂东蕲、黄、广地区开展游击战争。由于这两个纵队的许多战士来自红五军和新组编的红八军，故以自称为“五、八军”为荣，群众也跟随叫“五、八军”。当四、五纵队奉命渡江到蕲、黄、广地区时，正遇上立三“左”倾冒险主义时期。陈奇同志作为两个纵队行动委员会的书记，指挥部队作战，先进攻有坚固城墙的黄梅县城失利后，总结经验教训，运用避实就虚，避强打弱，打开了许多反动民团据点和敌人守备薄弱的广济县城（至今在黄梅、广济两县许多老人中流传着陈奇同志善于用计谋打胜仗的故事）。使得四、五纵队越战越强。在敌人盘踞的武穴外围据点官桥，国民党川军郭汝栋部一个连，经过地下党的工作，加上受红军胜利的影响，举行起义后参加了红军。[3]
１９３０年６月，党中央派蔡申熙同志来到鄂东阳新太子庙附近鄂东特委所在地，要求鄂东特委组建新军。这时，红三军团已南下去攻打长沙，红八军新组建的四、五纵队，已渡江到蕲、黄、广地区开展游击战争，留在大冶、阳新一带的只有当地小游击队。尽管如此，吴致民同志和鄂东特委其他领导同志们经过研究决定，将阳新县沿江游击大队划归蔡申熙同志指挥。随后又请示党中央，决定将活动在鄂东江北蕲、黄、广地区的红八军第四、五两个纵队也划归蔡申熙同志指挥，组建新军。并派柯庆施同志前往蕲、黄、广，向指挥第四、五纵队的领导人陈奇、黄刚等同志传达中央关于成立红十五军的决定。蔡申熙同志率阳新沿江游击大队也北渡长江赶到。从此，部队一面打仗，一面进行具体组建工作。
蔡申熙同志到了鄂东蕲、黄、广地区之后，和陈奇、黄刚等同志一起，了解敌我双方的各种情况。当时正遇上蒋介石将川军第二十军郭汝栋部的主力，调到以武穴为中心的地区，对革命根据地进行“清剿”。他们组织反动豪绅地主的民团武装，利用封建宗族策划分裂农民队伍，使许多地方发生农民反水，出现许多以户族为首的反动据点和反动武装，对根据地实行烧杀抢掠，情况非常严重；另一方面，执行立三路线的中央长江局要正在组建的红十五军实现“截断长江”的任务，以达到“会师武汉”的战略目标。当时第四、第五两个纵队，人枪较少，还只能进行小规模的运动战。蔡申熙同志来到之后，既要执行当时党中央的“战略任务”，又要从实际情况出发，为组建红十五军进行一系列的战斗，情况十分艰难困苦。
９月２６日，在蔡申熙同志指挥下，在当地游击队、赤卫队配合下，打开了敌人守备薄弱的皖西宿松县城。城内群众放鞭炮、贴标语、挂红旗欢迎红军入城，并送茶送饭慰劳红军。当时快要过中秋节，群众送来很多月饼，有的月饼象斗笠那样大，大家吃个饱。这次缴获长短枪百余支、迫击炮两门，解救了很多被敌人抓去的党员和群众，镇压了反革命地主豪绅。最大的收获是没收了五万余斤官盐、一万多斤食糖，还有布匹、中西药、煤油、纸张等物资，组织群众搬运了三天两夜。红军打开粮仓，把粮食分发给穷苦贫民。特别是分给群众食盐，打破了国民党反动派对革命根据地的封锁。黄梅各乡群众，纷纷开会庆祝。接着应广济县委的要求，由陈奇同志指挥，采取智取办法：一面从水上包围广济县最顽固之反革命据点六村，一面运用计谋伪装国民党援军进入据点内火攻，内外夹击，摧毁了这一顽固村寨群，打击了敌人的反动气焰。接着又在乘胜智取蕲春重镇漕河后，北上攻进当时属皖西的英山县城。部队士气非常高昂。当时，党中央在武汉的长江办事处传达中央命令，要求红十五军渡江去攻打南浔铁路，进攻九江。为执行中央的命令，部队一度攻入长江要塞田家镇，准备渡江。这时发现大量敌人正在长江南岸各渡口大肆烧杀，浓烟蔽空；敌人又从武穴开来两条军舰封锁长江，南渡长江已无希望。蔡申熙同志和陈奇等同志研究，从实际情况出发作出决断，不能在敌人的长江要塞久留，立即回师北上，再次进攻广济县城，守敌川军和县保安队丢枪投降，残敌逃往武穴。这次战斗缴枪二百余支、子弹几十箱，士气为之大振。
自从蔡申熙同志来指挥这支部队之后，他和陈奇、黄刚同志在一起，打宿松、打六村、打广济、打漕河、打英山，连战皆捷，军威大振。在当地的党和苏维埃政府领导之下，发动青年农民们踊跃参军，出现了父母送子、青年妇女送郎参军的情景，还有远道前来参军的，部队迅速扩大。这就为红十五军的正式成立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和物质上举行了奠基礼。１０月１６日，在黄梅县考田山冲吴祥村，召开了万人以上的群众大会，宣布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五军正式成立。真是光阴似箭，这已是五十五年以前的事了。
在严峻战斗的考验中成长
红十五军正式成立之后，正遇上蒋介石在调集十万大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围剿”的同时，又调集数万的兵力向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发动“围剿”。由于处在分散的农村环境，红十五军还不知道局势如此严重。９月２４日在上海由瞿秋白、周恩来同志主持召开的党的六届三中全会上作出决定，停止执行立三同志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当时因通讯和交通条件限制，中央的决定未能很快传达到。所以，红十五军正式成立之后，就决定再次攻打黄梅县城。当部队和赤卫队向县城开进的夜晚，正遇上滂沱大雨，各部队之间失去联系，先头部队在拂晓前攻进了西门，后续攻北门的部队却未跟上，只好撤出战斗，迅速转向西边蕲春县重镇的敌人据点张家ｂàｎｇ＠②，采取夜间偷袭。战斗打响之后，才发现敌人增加了兵力，只打开了敌人的武器弹药库，夺得一部分枪枝弹药，未能达到预期战果而迅速转移阵地。蔡军长、陈政委和其他领导同志及时总结经验，率部向蕲春与黄梅接界的桐梓河奔袭（这是敌人深入山区很孤立的一个据点），一举歼灭鄂东敌人主力第十三师夏斗寅部队的一个营；又继续挥军东进皖西，与原定要编入红十五军的中央皖西独立一师第五团（前身为英蕲游击支队）会合，将该团正式编入红十五军。然后，突然袭击没有坚固城墙设防的太湖县城，先围歼城外敌人据点枫香驿的守敌一个连，在追击中攻入太湖县城，为部队补充了部分冬衣，振奋了士气。
部队回师黄梅考田山冲根据地休整。蔡军长、陈政委领导大家分析形势，认为九江、武穴都有敌人重兵扼守，还有敌军舰巡逻封锁长江，根据党中央要求渡江南下已不可能。此时，已知道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主力红一军，在黄安、麻城、新洲地区打了几个大胜仗，正在进行反“围剿”的战役。蔡、陈二位首长决定，留下一个连，保护留守处的修械所、红军医院的伤员。部队实行轻装。当时我们这些红军战士十分艰苦，没有棉被背包，只有随身穿的夹衣，宿营时只能靠向群众借稻草铺盖。在军首长指挥下，于１２月初，我们攀越崎岖的重山峻岭，在寒风扫落叶的初冬季节，向西北方向转战，寻找我们的老大哥主力红军第一军，希望得到一些补充，以便并肩协同作战，粉碎敌人对根据地的“围剿”。部队一面北进，一面战斗，打击和消灭沿途许多反动地主民团武装，瓦解、争取一些会道门、地方武装。到了豫皖边地区，我们决定打皖西重镇金家寨。由于到新区作战，情报没有弄准确，误认为城里敌人只有一个营，实际上是安徽省国民党反动派陈调元部的一个旅。加之，我们封锁消息不严，当我军先头部队攻入城里，反而遭到敌人的伏击。军首长发现后，迅速撤出战斗。这次作战失利，部队受到一些损失。部队转移到南溪后召开了战评会，消除了战士们因一时失利产生的消极情绪。陈奇政委在会上传达党中央新的决定精神：停止打大城市的冒险计划；红一军与红十五军合编为红四军，集中兵力，粉碎敌人“围剿”；蕲、黄、广地区今后也划归鄂豫皖边区。大家听了，战斗情绪又高涨起来。会后，通过地方党和政府的领导，扩编了一些县的独立团和游击队，部队继续扩大，并决定向西面黄、麻地区转战。后来才知道，鄂豫皖特委原计划要红一军向蕲、黄、广地区发展，跟红十五军会师，扩大这一地区根据地，后来知道我们已离开这一地区，就放弃原来计划，改向皖西方面去。当时通讯联络条件差，两支部队未能相遇。
在行军途中，我们很少看到蔡军长骑马，总是看到他手上拄着一根很光滑的棍子，背着一只驳壳枪，挂着望远镜。他常和战士们在一起走，和连队干部、战士们边走边谈，了解部队的思想情况。当时战士们远离蕲、黄、广家乡，又正是冬天，遇上大雪纷飞，衣服单薄，许多战士想家。到了宿营地，他向大家讲话，引用《国际歌》中“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的唱词来激发大家的斗志。


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烈士纪念馆
１２月中旬，红十五军全体指战员冒着冬季严寒，经过长途转战，来到黄安地区。当时，许多战士还未穿上棉衣，光脚穿着草鞋，每人平均只有子弹三粒。当敌人以为红一军主力还在皖西作战时，红十五军一举攻入黄安敌人重要据点河口镇。虽然地方部队配合不力，仍然打了一个胜仗。然后，赶到七里坪，经过两昼夜的激烈阻击战，打退敌人数次进攻，掩护了鄂豫皖特委机关顺利转移。这时，遇到十分困难的情况：由于黄麻地区是敌人“围剿”的主要目标，而红一军主力在皖西，敌人大军压境，包围和占了根据地的许多地方；红十五军的到来，又使粮食供应发生困难。地方有的领导同志主张将全军分散到各县打游击，以口就粮。部队部分领导同志听说这些情况后，认为这里养不起军队，就主张打到其他根据地去！当是由中央派来主持鄂豫皖临时特委工作的曾中生同志，亲自到部队，和蔡申熙、陈奇等同志反复研究。曾中生同志认为前两种意见都不正确，正确的方针是抓紧整顿部队，集中兵力，突破敌人的包围，按党中央的决定，与红一军会师。经过曾中生同志和蔡申熙、陈奇等同志向部队进行了思想动员和组织工作，进行了整顿，统一了认识。然后组织突围，向福田河进击，一举消灭敌人数百，打了一个胜仗，缴获大批物资弹药，突破包围转战到外线，在商城县南面长竹园，与我们盼望很久的老大哥红一军会师了。在鄂豫皖特委领导下，两军正式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党中央新派来军长旷继勋同志、政委余笃三同志，任命坚持鄂豫皖游击战争有丰富战斗经验的徐向前同志为参谋长、曹大骏同志为政治部主任。全军共一万二千余人，编为第十、第十一两个师。十师师长蔡申熙、政委陈奇，十一师师长许继慎、政委庞永俊。合编后，经过几天整训，部队的战斗力大为提高，战士们一个个磨刀擦枪，要求打仗，战斗情绪非常高昂。[4]
由于根据地军民团结一致，奋力反击，经过一个多月的苦战，敌人损失五千余人，被迫采取守势。红四军组编之后，立即转入反攻。一打磨角楼，攻城打援，消灭敌人五百余人。二打新集（今河南新县），敌人虽有两丈高的城墙作依托，但后来我们采用把几百斤炸药用棺材装进，推到敌人城下坑道中爆破的方法，终于将城墙炸开。随着一声震天巨响，部队冲上炸塌的城墙，全歼敌人千余人，使鄂豫与商城以南联成一片。这是红军较早以工兵掘进爆破城墙的成功的战例。三打平汉路上李家集、柳林车站，冒雪截获敌人一列兵车，毙俘敌军两千余人。这次奇袭打痛了敌人，敌人集中优势兵力寻我军主力决战，妄图消灭我军，我军在平汉线广水站以西双桥镇，集中全军优势兵力，围歼其最突出孤立的岳维峻师，毙敌上千，俘虏五千余人。十师师长蔡申熙在这次战斗中指挥主攻部队，胳膊负伤，不下火线，直到全歼敌人，活捉敌师长岳维峻。经过这几次战斗，粉碎敌人第一次对鄂豫皖根据地的“围剿”，根据地更加巩固和扩大了。蔡申熙同志因胳膊负伤致残，留在后方担任彭（湃）杨（殷）军政干部学校校长。
为理想而献身的蔡申熙同志

骨灰堂·墓区
１９３１年１１月间，根据党中央决定，在鄂豫皖根据地，成立红军第四方面军，党中央任命徐向前同志为总指挥，陈昌浩同志为政治委员。全军三万余人，辖红四军、红二十五军。为粉碎敌人的第三次“围剿”，红四方面军主动向外线出击，先发起黄安战役，前后共歼灭敌人一万五千余人。１９３２年１月，发动对商城、潢川战役，歼灭敌人五千。从３月底开始，历时四十八天，在皖西进行了苏家埠战役，歼灭敌人三万余人。６月又进行潢（川）光（山）战役，歼敌近万。鄂豫皖根据地更加扩大，发展到全盛时期。可是，王明新的“左”倾冒险主义的中央，却派张国焘到鄂豫皖根据地掌握了党、政、军领导大权。１９３２年五、六月间，蒋介石亲自兼任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调动包括他的嫡系部队在内约三十万大军，对鄂豫皖的红军进行“围剿”。当时，张国焘不听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等领导同志的电示，采取“诱敌深入”、“各个击破”的方针；又不听徐向前同志的意见，先是不顾红军疲劳要求“继续进攻”，随后在敌人大军进攻面前，采取消极死守，使红军处于非常被动的地位。这时在东线作战的红二十五军在守卫皖西霍丘县城时，死守县城，和敌人硬拚，造成很大伤亡。在紧急情况下，派蔡申熙同志接任军长，进行运动作战，采取避实攻虚的战术，才争取了主动。可是，根据地在敌人以优势兵力步步推进的战术进攻下，回旋余地已经很小，蔡申熙同志建议，转战向平汉路西有红三军活动、有群众基础的随县、应山、枣阳等县山区，然后在有利条件时再打回来。这个建议，在当时未被采纳。后来形势更为困难时，虽然采纳了蔡申熙同志的建议，却又仓促决定转向平汉路西的桐柏山区。[5]
１９３２年９月，当红四方面军向西线黄、麻地区转战，到达黄安河口镇以东地区时，敌人两个纵队又两个师围追上来，红二十五军一部为掩护大部队突围转移，蔡申熙同志指挥掩护部队作战，负了重伤，仍然坐在担架上继续指挥，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不怕牺牲的精神。他因流血过多，为共产主义理想献出了最后一滴血。他牺牲时只有二十八岁，是我们红军战士的模范。正如徐向前同志在他写的《历史的回顾》中说的：“蔡申熙同志是红十五军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对鄂豫皖红军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他不仅具有战略家的胆识和气度，而且在历次战役战斗中机智果断，勇猛顽强，因而在红四方面军中有很高的威望。在河口镇地区作战中，他身负重伤后躺在担架上仍指挥战斗，直至坚持到胜利，充分表现了一个杰出红军高级指挥员的责任感和无畏精神。他的牺牲，是红四方面军的重大损失，大家都很难过。”[6]
主要战役
第二次东征
1925年10月至11月，广东革命政府第二次讨伐盘踞在广东东江地区的军阀陈炯明的战役。1925年9月，被广东革命政府击溃的陈炯明部，在英国和段祺瑞政府的支持下重占了潮州（今潮安）、汕头，并集结重兵于惠州，向广州进攻。为彻底消灭陈炯明部和统一广东，国民革命军开始第二次东征。东征军得到工农群众支持，省港罢工工人组织了运输队、宣传队、卫生队或纠察队，随军出发或维持后方治安。东江农民为革命家当向导，运粮食。海陆丰农民在革命军未到之前，就已占领了县城，选举了县长。革命军于10月14日占领陈炯明的大本营所在地惠州，11月初收复东江，陈部被全歼。至此，取得第二次东征胜利。
北伐战争
北伐战争，又称“大革命”。是1924年至1927年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合作领导下进行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1926年2月，中国共产党向全国人民明确提出了出兵北伐推翻军阀统治的政治主张。1926年5月，国民革命军第七军一部和第四军叶挺独立团等作为先头部队，先行出兵湖南，援助正被吴佩孚部击败而退守湘南衡阳的第八军唐生智部。7月1日，广东国民政府发出《北伐宣言》，7月9日国民革命军的8个军约10万人，兵分三路，从广东正式出师北伐。北伐军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就从珠江流打达到长江流域直指黄河流域。北伐战争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动摇了北洋军阀的统治，有力的推动了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
南昌起义
南昌起义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部分国民革命军在江西省南昌市举行的武装起义，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带有全局意义的一次武装暴动。它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宣告了中国共产党把中国革命进行到底的坚定立场，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地创造革命军队和领导革命战争的开始。1933年7月1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根据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6月30日的建议，决定8月1日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从此，8月1日成为中国工农红军和后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节。
主要贡献
1932年7月，因张国焘推行错误的军事指导方针，红二十五军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四次反“围剿”作战中严重受损。他于危难之际任第二十五军军长，重整部队参加反“围剿”作战。同年9月率部担负掩护红四方面军西撤的任务，10月9日在湖北黄安河口镇战斗中，在腹部中弹的情况下仍坚持指挥作战，直至壮烈牺牲。
徐向前元帅在《历史的回顾》一书中这样写道：“蔡申熙同志是红15军的主要创始人，对鄂豫皖红军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他不仅具有战略家的胆识和气度，而且在历次战役战斗中机智果断，勇猛顽强，因而在红四方面军中有很高的威望。”
人物评价
评价一
蔡申熙同志在他短暂的革命生涯中，表现出坚定的革命信念、高尚的思想品德和优良的作风，体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风亮节。他对党忠心耿耿，对革命事业无限赤诚，具有远大的革命理想和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他坚持原则，光明磊落，维护团结，能上能下，具有坚强的党性。他热爱人民，关爱部属，平易近人，从不居功自傲，深受广大官兵和群众的敬佩与爱戴。
评价二
徐向前曾对中国工农红军杰出指挥员、军事家蔡申熙给予高度评价：“蔡申熙同志是红十五军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对鄂豫皖红军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他不仅具有战略家的胆识和气度，而且在历次战役战斗中机智果断，勇猛顽强，因而在红四方面军中有很高的威望。”
参考资料 1
人物照片、生平资料来源  
http://www.sznews.com/zhuanti/content/2009-07/31/content_3947824.htm
2
蔡申熙（照片2）来源  
http://blog.zhcedu.cn/blog/user1/40/archives/2006/12236.html
3
蔡申熙（照片3）来源  
http://military.people.com.cn/GB/8221/51754/132534/132535/7711179.html
4
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烈士纪念馆图片来源  
http://www.cctcct.com/v8/scenery_abroad_show.asp?SceneryID=19966
5
骨灰堂·墓区图片来源  
http://www.hubei.gov.cn/wbdy/200711/t20071113_38549.htm
6
人物事迹资料来源  http://data.book.163.com/
http://dangshi.people.com.cn/GB/144964/145512/8943172.html
扩展阅读： 1
http://www.nanfangdaily.com.cn/southnews/zt/rdzt/050221yy/200504200002.asp
开放分类：人物，烈士，历史，革命烈士，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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