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文理学院校花:十一位牺牲在建国前的中共无衔军事家（七）殉国名将――左权

十一位牺牲在建国前的中共无衔军事家（七）殉国名将――左权

转载

左权

醴陵

莫斯科中山大学

百团大战

彭德怀

杂谈

左权，中国工农红军和八路军高级指挥员，著名军事家。是八路军在抗日战场上牺牲的最高指挥员。名将阵亡，太行山为之低咽，全党为之悲痛。周恩来称他“足以为党之模范”，朱德赞誉他是“中国军事界不可多得的人才”。为纪念左权，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决定将辽县改名为左权县,左权老井村。 曾任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副总参谋长。

左权（1905――1942），原名左纪权，号叔仁，湖南醴陵人。1924年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被选送到苏联，先后到莫斯科中山大学、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1930年回国，历任闽西红军新十二军军长，红五军团十五军政委、军长兼政委，红一军团参谋长、代理军团长，八路军副参谋长、前方总部参谋长等职。1942年5月25日在辽县麻田附近指挥部队掩护八路军总部转移时壮烈牺牲,年仅三十七岁。他是共和国三十六位军事家中学历最高的一位。

力量再大，也不能头顶巨石奔跑如飞；技艺再高，也不能拖着镣铐翩翩起舞。可是，左权却在军坛上创造了身负羁累却驰骋如故的奇迹。

左权的一生都笼罩在所谓“托派”的政治阴影下。

左权（1905――1942），原名左纪权，号叔仁，湖南醴陵人。1924年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被选送到苏联，先后到莫斯科中山大学、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1930年回国，历任闽西红军新十二军军长，红五军团十五军政委、军长兼政委，红一军团参谋长、代理军团长，八路军副参谋长、前方总部参谋长等职。1942年5月25日在辽县麻田附近指挥部队掩护八路军总部转移时壮烈牺牲,年仅三十七岁。他是共和国三十六位军事家中学历最高的一位。

力量再大，也不能头顶巨石奔跑如飞；技艺再高，也不能拖着镣铐翩翩起舞。可是，左权却在军坛上创造了身负羁累却驰骋如故的奇迹。

左权的一生都笼罩在所谓“托派”的政治阴影下。他是我军学历最高的将领，却始终被控制使用，“怀疑”与“审察”像两把利剑高悬在他的头顶上。他才冠三军，但很少出任主官，他担任最多的职务是参谋长，从总部参谋、军参谋长、军团参谋长到总部副参谋长。

王明打击、迫害他，毛泽东、朱德、彭德怀信任他、重用他。在打击与保护、贬责与重用的双重奏中，左权建立了惊世伟业，成为人民军队“军事理论与军事实践”兼通兼长的全才。

农家子弟，弃文从武，入黄埔，进伏龙芝军校，饱读兵书，韬略满腹，却遭遇“莫须有”，一夜之间被撸掉军长兼政委职务，险些报国无门。

1905年3月15日，左权出生在湖南省醴陵县一个贫苦农家。他是家中最小的孩子，蹒跚学步时，祖父及父亲便在贫愁潦倒之中相继去世。母亲含辛茹苦，拉扯着一家五口煎熬度日，左权不得不过早地挑起生活的重担，不满六岁时就上山打柴，下地干活，饱尝了人间辛酸。

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童年时的左权很要强，七岁时，见邻居的孩子进了学堂，拉着母亲的衣襟，嚷道：“我也要读书！”

“读书是要钱的，我们家锅都揭不开了，哪有钱交学费。”母亲为难地说。

“我自己想办法。”左权每年正月跟着成人到四乡耍狮子、玩龙灯，自己筹措一笔钱进了学堂。他八岁开蒙，后来交不起学费，几次辍学。辍学后，他就拼命地干活，再攒钱上学。普通的孩子五年就读完高小，而左权却用了九年的时间。他的执着终于感动族人。他的叔父资助他完成了学业。

左权读书是为了探求国家、社会和个人的出路。一次，老师在课堂上讲述袁世凯秘密接受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卖国条约时，左权听罢，义愤填膺，即席挥毫，写下了“勿忘五七国耻”六个大字，让人将纸贴在自己的背上，走到村里父老兄弟姐妹中间，声讨袁世凯卖国的丑恶行径。

1921年，左权以优异成绩考入了县立中学。在学校，他积极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踊跃参加本校中国共产党组织领导的“社会科学研究社”。在进步教师的引导下，他不仅阅读了《马克思主义浅说》、《新青年》、《向导》等进步书刊，而且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有时，他邀同学好友探讨各种社会问题，感慨地说：“创造社会农人有责，改造社会农人亦有责，我是农人子弟，其责任更重大。”

这位农民的儿子起初没有想到当兵，一个偶然的机遇促使他投身军旅。1924年初，广州孙中山大元帅府大本营军政部陆军讲武学校校长程潜派人来醴陵招生。程潜也是醴陵人，看重三湘子弟重气节、尚诚朴、贵实干的乡风，派人到家乡招收学员，以期培育整军经武之才。左权与蔡申熙、张际春等一批醴陵学生奔赴广州，考入陆军讲武学校，同年11月转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学习，开始了金戈铁马的军人生涯。

在黄埔，左权潜心钻研军事知识，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学习和训练中。在《步兵操典》、《射击教范》、《战术学》、《兵器学》等科目考核中，门门成绩优秀。同时，他还十分重视政治修养，积极参加政治活动，是黄埔军校青年军人联合会负责人之一，被人称为“黄埔岛上的一颗新星”，受到中共黄埔军校特别支部的注意，经陈赓、周逸群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5年2月，左权随黄埔军校学生军参加###陈炯明的第一次东征，因冲锋陷阵，英勇作战，很快由排长提升为副连长。6月回师广州，参加了平定滇、桂军阀杨希闵、刘震寰的叛乱。之后，左权调到以程潜为司令、林伯渠为党代表的攻鄂军，任司令部卫队营连长。同年10月，左权作为学习、战斗表现出色的优秀军官被选送到苏联留学，入莫斯科中山大学。

在中山大学，左权刻苦学习俄语是出了名的。他把要记的单词写在一个自备的小本子上，会前饭后，抓紧一切课余时间默读硬记，简直到了废寝忘食的程度。他与邓小平是同班同学。邓小平曾留学法国，有法文底子，学习俄文比较快，左权就常常向他讨教，邓小平也不厌其烦地帮助他。他闯过俄语关后，上课时能直接听懂苏联教员讲课，还自己阅读了许多俄文书刊，其中不少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两年后，左权从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转到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

伏龙芝军事学院是苏联最高军事学院，院长为爱迪曼上将。一进校门，迎面就有两条标语赫然入目：

一条是：“脱离理论的实践是瞎实践，脱离实践的理论是瞎理论。”

另一条是：“一切战术要适合一定的历史时代，如果新的武器出现了，则军队的组织形式和指挥也要随之改变。”

左权非常欣赏这两条标语，将他抄录在笔记本上，作为自己治军作战的座右铭。

军事学院开设的课程主要有战略、战史（第一世界大战史、苏联内战史）、军事地理、俄文等。左权的学习也更加系统、更加深入。无论是课堂学习、图上作业，还是野外演习，左权表现得都比别的同学扎实细心，受到教员的重视。在伏龙芝军事学院，左权与同班同学刘伯承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刘伯承是著名的川中名将，有丰富的军事实践经验。共同的理想把这对憨厚、直爽的汉子连在一起，他们不仅志同道合，而且在学习中互相帮助，取长补短。特别是对军事理论问题，二人更是兴趣十足，既一起学习研究了《战争哲学》、《当代集团军战役特点》、《现代战术》、《军事学术》等军事理论著作，又系统地译读、掌握了苏联红军战斗条令、司令部组织指挥以及正规战、游击战等战术理论。他们还共同浏览了十八、十九世纪世界著名军事家拿破仑、苏沃洛夫等人的事迹和名著。

在军事学院，左权显露出过人的军事才能。刘伯承回忆道：“凡教员指定的参考书籍，必一一阅读，并以红蓝铅笔标出要点”，“所以在军事、政治考试中，常能旁征博引，阐其旨趣。” 他是得到战术指导员表扬最多的学员。

左权常说：“要革命，就要抓枪杆子，光有叶挺、贺龙远远不够，我们都要争做军事人才，回国后学以致用，做出一番成绩。”

军校的生活既紧张也活跃。在学习之余，左权常与同学们聚在一起吃中餐，聊天。他自己也没有想到，一顿普通的聚餐，会惹上一生的麻烦。

有一天，从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准备前往列宁格勒托玛卡红军军政学校学习的蒋经国，听说老同学孙冶方当翻译每月有收入，就开玩笑说他是“大富翁”，约了几个同学去敲他的“竹杠”。左权也应约来到孙冶方的住处。于是，十多名新老同学在孙冶方的住处，一边动手做菜，一边说说笑笑，气氛非常融洽。哪知道从窗外经过的人听到房内说话声叽哩呱啦，多为江浙口音，便向其他同学们说董亦湘、俞秀松等江浙人正在孙冶方房间里，好像在开“江浙同乡会”。

言者无心，听者有意。这位同学的话立即使有的人“革命警惕性”大发作，忙去告诉王明。王明一听，联想到俞秀松、董亦湘、孙冶方、蒋经国这帮江浙人不买自己的账，此时正好一网打尽，于是一方面添油加醋向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兼中大校长米夫汇报，一方面指示几个亲信到处散布流言。米夫让王明告知中共莫斯科支部局和格别乌（克格勃前身），派人会同学校审查。

天降大祸，左权被王明诬蔑为“江浙同乡会”的“卫士”，莫名其妙，急忙找组织说明原委。然而，他越辩解，那帮人越认定真有这个组织，越认定他是其中一员。1928年4月，已内定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向忠发前去中山大学讲话。他以工人阶级大老粗自居，听信王明一面之词，破口大骂“江浙同乡会”是“反党小组织”、“与蒋介石有勾结”，提出要消灭小组织，对核心人物要“予以严厉的制裁”，对积极分子“应开除党籍或留党察看”。左权等人遭受不白之冤，不断向共产国际和中共代表团申诉，要求调查。1928年秋，上级经过审查，确定不存在所谓“江浙同乡会”组织，但在作结论时还是挂了个尾巴，说是部分同学有感情的结合，“这种结合发展下去是对党不利的”。结果，在1929年底苏联清党运动中，王明以此为口实向斯大林进谗言，把俞秀松等人抓起来了，一些人也莫名其妙地“消失”了，左权被批评为“行为不检”，给予党内警告处分。

左权百口莫辩，决心在战场上证明自己的清白。1930年6月，左权从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回国。他写信给大哥：“我虽回国，却恐十年不能还家，老母养赡，托于长兄，我将全力贡献革命。”

回国后，左权被党中央派到闽赣革命根据地工作，担任中央红军军官学校闽西分校教育长，后又担任闽西红军新十二军军长。1931年国民党军第二十六路军宁都起义成功后，左权被派去整编起义部队，先后担任红五军团第十五军政委、军长兼政委。

正当左权以充沛的精力大显身手时，一团阴云向他袭来。

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依仗米夫的支持，夺取了党中央领导权。他上台伊始就极力推行“左”倾冒险主义，对内大搞“肃托”、“肃反”，左权被人告发曾收藏过“托陈取消派”文件，组织部、保卫局先后找左权去谈话，左权苦不堪言。其实那份文件是“托派”组织通过邮局寄给别人的，左权为防止扩散才取出文件交专人保管，不久自己调走，文件的下落也就不知道了。可是有些事就有这种魔力，只要沾上身，就再也说不清、道不明了。王明的代言人进入苏区后，左权的问题立即升格为重大“反革命”案件，组织专案调查。审查左权的会议开了整整三天。为了证明左权参加过托派组织，那个子虚乌有的莫斯科中山大学“江浙同乡会”重新被人搬出来了。左权的辩解没人听，反而当作他心虚的表现，认定他参加过“托派”组织。好在左权自从进入苏区以来作战一向勇敢，几乎每仗皆捷，国家保卫局才没有把他当“反革命”从肉体上消灭，但却给了他留党察看八个月的处分，撤消了他担任的红十五军军长兼政委的职务，调到红军学校去当教官。后来又担心他在学员中申明是非曲直，就调他到红军总部当参谋。

虽然职务上削职为兵，但磨难仍没有结束。1938年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身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成员的王明，一见到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就恶狠狠地质问：“左权这个人有问题，是个托派，你们怎么还让他当副总参谋长？”彭德怀当时没有理睬他。回到前线彭德怀跟左权谈起王明的质问时，左权紧皱着眉头，闷闷不乐地说：“只要王明在中央，我就翻不了身。”一直到牺牲，左权都背着沉重的政治压力，赤胆忠心地工作着。

他辉煌的军事业绩是在头顶巨石、身拖镣铐的情况下创造出来的。

经毛泽东、周恩来力荐，左权来到红一军团担任参谋长。敌人出动飞机炸飞了林彪、聂荣臻为左权接风而准备的团年饭。左权率部夜战山城堡，一场没有枪声的战斗，打得黄埔老同学丁德隆从此只谈佛经，不论军事。

左权的学识全军皆知。杨得志在回忆录中写道：

左权同志是我很熟悉的老首长，我很敬重他。第一次见到他是在1932年。他是五军团十五军政委，我是一个团的团长，才二十二岁。年轻人好奇心很大，听说他上过黄埔军校，到苏联留过“洋”，是个知识分子，经得多见得广，便请求他给我们团上一堂课（我们这些工农出身的人对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有学问的同志是很尊重的）。特别要他讲一讲苏联红军的情况，因为同志们都把苏联看作是革命的榜样。左权同志欣然同意了。他还和我开玩笑：“别人请我不行，你杨得志可以，我们都是醴陵老乡，而且两村相隔只有三十里路嘛！”那天，他手头一张纸片也没有拿，滔滔不绝地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讲到列宁和斯大林同志领导的苏联红军，既通俗又生动，既有理论又结合实际，大家都听出了神。从那以后我们便熟悉了。因为他没有架子，平易近人，我感到他特别亲切。

1933年冬，蒋介石调集五十万大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围剿”。前方战事紧张，指挥员大量伤亡，人才奇缺，左权却被搁置在后方。

红军总政委周恩来最先站出来为他说话：“左权这么年轻，会有什么问题？应该让他到前线来指挥部队！”

恰好此时，红一军团参谋长被派往别的根据地，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深感军务繁忙，没有一个好参谋长，向中央要人。于是，毛泽东亲自向中央军委建议，要左权接任红一军团参谋长。

12月底的一个早晨，左权骑着马来到红一军团驻地报到。林彪当时是军团长，聂荣臻是政委。对于左权，他俩十分熟悉。左权是黄埔一期的，林彪是黄埔四期的，而聂荣臻则担任过黄埔军校政治部秘书和政治教官。说起来他们三人既有师生之情，也有同学之谊。

在一方面军中，林彪素以挑剔著称，很少有人能和这个性情古怪的人搞好关系。可林彪却对左权有很好的印象，他以“忠、勤、笃、实”四字评价左权，说：“我第一次认识左权是在一个办公室内，他坐在办公桌旁正在孜孜地书写，是那么谦虚，毫无一点骄气。1932年红军东征打下彰州，这是我们共事的开始，在工作中他显出了良好的品质，不谈空话，专干实事。他完全有别于当时某些留洋回来的人们，神气十足、鄙视别人是狭隘经验论者的习气，然而他在国外学习的成绩都是很好的，在黄埔一期学生中也是卓越的。”

聂荣臻对左权的印象也是如此。所以他们对左权的到来十分高兴，为了表示欢迎，聂荣臻特意通知伙房准备几个好菜，做顿年饭招待左权。

当时，国民党对苏区实行军事进攻和经济封锁双管齐下，红军根据地民困地蹙，除了前线部队能吃饱饭，后方人员只能吃定量的“包包饭”：先把米用秤分好，再用小茜草袋子装着放在锅里煮，一天吃两顿，一顿只吃一小袋。伙房接到命令后，好不容易搞了四五个菜，在临时充作军团首长休息室的农家小屋里摆了张桌子，把菜一样一样端上来。左权与一军团其他领导你推我让，还未入席，敌人的飞机就嗡嗡地飞来了。左权耳尖，立即拉着身旁的聂荣臻，招呼大家往门外冲。大家刚疏散到门外，敌机扔下的炸弹不偏不斜地落在小屋上，辛辛苦苦准备起来的这顿年饭，被敌人的飞机炸得不翼而飞了，聂荣臻气得骂道：“龟儿子的技术倒不差。”站在一旁的警卫员、参谋、炊事员们为军团首长的安然无恙感到庆幸，也为这难得的年饭没让左权吃上一口而感到十分惋惜。左权笑了笑，说：“这顿年饭没吃到，可也看到了嘛！没有什么关系。”这顿年饭就这样成为他们友谊的象征。

左权上任之时，正是第五次反“围剿”最艰苦的阶段。部队行军作战频繁，参谋部门的工作更是千头万绪，左权竭尽职守，与军团指战员一道，努力挽救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造成的不利形势。由于“左”倾机会主义顽固坚持指导思想上的错误，实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使许多应该打好的仗没有打好，个别的仗虽然打胜了，却不能挽救整个军事的被动局面，最后，红军不得不离开苏区，左权和红一军团指战员只得踏上茫茫长征路。

1935年1月，红军强渡乌江，攻克遵义。党中央在遵义召开了著名的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重新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当聂荣臻把遵义会议的情况告诉左权时，左权高兴地流下了眼泪，不住地说：“中国革命有救了，中国革命有希望了！”

从此，红军迂回穿插于国民党军重兵之间，四渡赤水，强渡乌江，巧渡金沙江，把蒋介石和云、贵、川军阀拨弄得晕头转向。1935年5月，敌人企图凭借大渡河天险，将红军变成“石达开第二”。前有天堑，后有追兵，大渡河沿岸山势高耸，地形不利，红军处此狭长地带，若能抓紧时间渡过大渡河，则可将敌人的追兵远远地甩在身后，如耽搁时日，敌人形成包围，后果不堪设想。为迷惑当面之敌，左权奉命率领少量部队从泸沽出发向大树堡前进，发动佯攻，钳制和吸引对岸守敌，掩护红军主力部队在安顺场渡口抢渡大渡河。22日，左权指挥佯攻部队大造声势，攻占越西县城，在城内到处张贴《中国工农红军布告》，使敌人产生主力红军到来的假象。接着，出敌不意地率部急行军一百四十余里，追歼了从越西溃逃的敌人两个连，活捉了国民党越西县长，并一举攻占大树堡。从泸沽到大树堡，四百余里崎岖山路，左权率部一路斩关夺隘，仅用了不到五天的时间。他们到达大树堡后即大摇大摆沿河勘察渡河地点，修工事，备粮草，又召集民工大造竹筏木船，摆出北渡攻打富林的架势。四川军阀杨森上钩，急忙调兵遣将，前去堵截。红军主力乘机夺取泸定桥，浩浩荡荡通过泸定桥北上，将国民党追兵远远地甩在了后面。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不久，林彪调任红军大学校长，左权被任命为红一军团代理军团长。红一军团在左权、聂荣臻率领下参加西征，打了许多好仗，尤其山城堡一仗，打出了威风。

红军三大主力会师，自然震动了蒋介石。他急欲乘红军长途远征、部队疲乏、立足未稳之际进行一举歼灭，连电催促前方部队抓紧作战。可他哪里知道，尾随红军的“马家军”遭到过红军的打击，心有余悸，不敢放肆逼近；在陕北驻扎的东北军也吃过红军苦头，不愿意打内战，行动消极；只有从湖南回防陕西关中的蒋介石嫡系部队胡宗南第一军，立功心切，对红军穷追不舍。

为了粉碎蒋介石的“追剿”计划，毛泽东、党中央决定集中三个方面军的主力打一个漂亮仗，以稳定和发展三大红军主力会合后的陕北新局面。

战前，左权因与胡宗南以及他手下的两个师长丁德隆、李铁军都是黄埔一期同学，尤其是跟丁德隆，还是湖南同乡、大本营陆军讲武堂同学，便以同学名义给他们三人都写了信，劝他们以民族大义为重，泯息内战烽烟，携手抗日，以免玉石俱焚，悔之晚矣。可惜这三个同学死心塌地为蒋介石的内战政策效命，他们仗着上有飞机，下有汽车、大炮，自以为不日即可将疲弱的红军生擒活捉，对左权的好言劝告置若罔闻，反而回信左权，要红军放弃阶级斗争，卷起苏维埃旗帜。左权只有与老同学在战场上较量了。

胡宗南不顾友邻部队的迟疑，从豫旺堡分三路向定边、盐池一线追击前进，孤军突出。丁德隆七十八师贸然急进山城堡，见地形不利，便抢修工事，企图倚仗精良武器和空中支援，准备死守不退。

山城堡一带川原相交，六水汇流，沟壑纵横，地形复杂，土寨子比较多，便于部队隐蔽集结，也便于发动攻击，是个理想的设伏地域。

左权仔细权衡敌我态势，分析说：“敌人有大炮、机枪、轰炸机，打正规战、阵地战有火力优势，我们吃不消，攻坚也不是我们的拿手好戏。但我们擅长奔袭、夜战。黑夜里打仗，敌人的优势火力就会有劲无处使，我们可以趁夜取胜，趁乱取胜。”于是，左权指挥所属部队向山城堡地区运动，隐蔽集结，待机歼敌。

11月21日晚，战斗打响，敌人的机枪、大炮成了摆设。他们在漆黑的夜里四面受困，懵里懵懂，不知往哪里打，不知往哪里跑，混乱不堪。由于天黑，伸手不见五指，敌我难辩，对红军战士来说，这个仗也不好打。后来，时任红一军团二师师长的杨得志在回忆录中写道：

战士的智慧无穷，不知谁喊了一声：“以帽徽为准，打！”因为胡宗南的官兵帽子上都有“青天白日”帽徽，战士们抓住人先摸帽子，有帽徽的便用手榴弹砸。因为在这种场合，枪不能开，刺刀也拼不起来。“砸！砸！砸烂敌人的头！”这就是战士们的战斗口号。这可以说是一场没有枪声的战斗，但它的激烈、紧张程度却超过了炮火连天的战斗。

这个仗一直打到东方发白才见分晓。我赶到阵地时，只见山坡、山沟、大道、小巷全是被砸死的敌人的尸体。当然，我们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牺牲了许多好同志。不少同志是和敌人同归于尽的。有的手里紧攥着手榴弹，胸口里却插着敌人的短刀；有的身下按着敌人，背后却立着敌人的刺刀；有的和敌人紧紧相抱，看起来干瘦的手指，却牢牢地掐着敌人的脖子……这就是我们的战士。

在山城堡夜战中，胡宗南的七十八师除一个团在混乱中逃脱外，主力部队全部被歼，其他部队也仓皇西逃。这是胡宗南从军以来，第一次遭受的沉重打击，过去他参加东征、北伐、新军阀混战和“围剿”红军，多是扮演战胜者的角色，好像“天下无敌”。这次整旅整旅地被歼，更是他升任第一军军长后遭到的当头一棒。他视之为奇耻大辱，给丁德隆以撤职处分。

狂傲一时、自以为文武兼资、堪与晋朝名将杜预相提并论的丁德隆，被老同学打得落荒而逃，虽保全了性命，但带兵的人，一旦丢了兵，其价值不如敝屣一只。苦闷之余，他只有潜心佛学，常与卫士上山打坐，诵经参禅，不再妄谈军事，或作《易经原理》，图解阴阳八卦，以寻自我解脱。

山城堡之战在军史上具有里程碑的重要意义。聂荣臻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这个胜利的战斗是长征的最后一战，也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最后一战。这一战斗对国内和平和抗日战争的实现，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它是我军在历史伟大转折中的战斗。”

这次战斗体现了左权深谋远虑和机智灵活的指挥艺术，正如刘伯承所说：“左权同志部署作战，是细致周密的，1936年‘双十二’事变前夜的陕北山城堡战斗，就是一个范例。”

可惜的是，他担任主官的时间太短。他一生中担负的主要角色是“参座”。

在八路军总部，左权是最忙的人。三十四岁还没成家，朱老总出面做媒，对刘志兰说：“打仗，我是总司令，你听我的；找对象，你是总司令，我听你的。不要以为是总司令当介绍人，就委曲求‘权’了。”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卢沟桥的炮声震撼中国大地，中华民族面临被日寇灭亡的危险，全国抗日战争终于爆发。8月25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中国工农红军正式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9月改称第十八集团军）。

八路军怀着对侵略者的满腔仇恨和拯救民族的大志，挺进华北敌后，奔向杀敌的战场。左权给母亲写了一封长信，历数“日寇不仅要亡我之国，并要灭我之种”，表示“为了民族国家的利益，过去吃过草，准备还吃草” 。

作为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随同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率领的八路军总司令部，来到太行山区，指挥整个华北前线的抗日战争。

在八路军总司令部里，左权是最忙的人，指挥军队作战，发电报、打电话，布置通信、侦察，准备伤员运输，筹划粮草，什么事情他都事必躬亲。

司令部的作战科是八路军作战的神经中枢，工作十分紧张。作战科的人都是左权的助手。他们轮流着每隔二三天就值一次夜班，来协助左权工作，可左权却是天天值夜班，从来也不肯休息。情况紧张的时候，他更是夜以继日，昼夜不停地泡在作战室里，每天都要工作到深夜才能看完各战场拍来的电报，并起草好下发的电报稿。处理完一天的工作，回到屋里后，他还要坐在小油灯下读书翻译、写文章。1940年，朱德总司令奉令离开太行山，回延安去了，其他首长也先后分赴其他抗日战场指挥作战。前总只留下左权和彭德怀、罗瑞卿等人。由于干部少，事情多，工作更忙了，左权每天工作都在十二个小时以上，情况紧张时，就整夜整夜地不眠。随八路军总部转战数月的作家刘白羽曾这样写道：“在这掌握半个战场的八路军总指挥部里，左权同志的确是最忙的人了。”

在敌人发动秋季攻势、向太行山根据地进行疯狂“扫荡”的日子里，左权每天除处理华北抗日战场的来电、文件和书信，部署整个华北战局外，还得守着地图，提着电话机，指挥眼前的战斗。因为过分劳累，又加上营养不足，嘴唇干得裂了缝，可是他全然不顾，一心只是考虑着如何粉碎敌人的“扫荡”。不管在哪里，他的腰总是挺得很直，走路的步子坚定有力，说话的音调沉着果断。有一天，冀南、太岳、北岳等地的我军各部纷纷向总部拍来电报，报告敌人调动兵力的情况，并要求主动向敌人出击。左权拿着红蓝铅笔站在地图前，布置部队的行动，他已经接连两天两夜没有睡觉了，眼睛上布满了血丝，警卫员把饭端进来，放在桌子上，再三催他吃。他刚端起来吃了两口，值班参谋送来一份电报，左权就马上放下碗筷看电报，接着就走到地图跟前，认真研究敌情，具体布置战斗。警卫员把他的饭热了几次，一直到天亮，他也未能吃。警卫员心里十分难过，心里老是想着如何让首长既能吃上饭又不耽误工作的事，想出了把馒头切成片烤干的办法。从此，警卫员每天就烤些馒头片，随时给左权的口袋里放一些，让他在工作的时候吃。打这以后，战士们就经常看到左权一手捏着干馒头片“咯嘣、咯嘣”地吃，一手拿着铅笔在地图上划来划去，研究部署歼敌计划。

朱德后来在纪念左权的文章中说：

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左权同志对工作高度责任心、积极性和耐烦与细心。他是一个沉静寡言的人，十余年如一日，永远集中了自己的全副精神于工作，就在日夜不断的战斗与行动中，就在几天几夜不合眼的疲劳中，他从来没有表现过倦意、疏忽、放任与暴戾，他不断的在解决问题，叮嘱部属，起草命令，检查工作，甚至有时疲乏过度，梦中也在打电话和吩咐工作。

左权一心扑在工作上，三十多岁了，还未考虑自己的终身大事。关心别人胜过关心自己的朱老总对此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1939年2月，中共中央巡视团二十多人来到晋东南巡视工作，他们曾在屯留县寺底村逗留，这里离八路军总部驻地北村只有十来里路。朱总司令早就存心要为左权做媒，他很注意巡视团中的刘志兰。左权也曾应邀到寺底村作报告，与刘志兰有些接触，彼此都有好感。

刘志兰是北平人，抗日战争爆发后，她与几位同学一起响应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号召，奔赴延安参加抗战。在延安学习、工作了一段时间后，参加中央巡视团来到山西前线。

朱老总亲自找刘志兰谈了一次话，有意向她介绍左权的情况，说：“他把全部身心都扑在革命工作上，结果把个人的事情耽误了，都三十四岁了，还打光棍。这单身的生活要到什么时候才画句号？”

刘志兰两颊绯红，她爱慕这位威镇华北的副参谋长，又见总司令有意做“月老”，便低着头表示：“愿意听从总司令的安排。”

朱老总摆摆手，笑着说：“打仗，我是总司令，你听我的；找对象，你是总司令，我听你的。不要以为是总司令当介绍人，就委曲求‘权’了。”

朱老总风趣幽默地为这对有情人牵上了红线。

1939年4月，左权和刘志兰在八路军总部驻地北村结婚。

左权和刘志兰结婚后，彼此互敬互爱，感情笃厚。1940年5月，刘志兰在总部医院驻地生了一个女孩。左权得讯十分欣喜。但是在这战火纷飞的年代，生活十分艰苦，刘志兰在月子里奶水不够，娃娃饿得直哭。左权整天忙于军务，有时连吃饭的功夫都没有，更无暇顾及妻子，就连孩子出生时，也没有时间去看一看，妻子很有意见。

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在孩子出生一个多月后，左权抽空回到窑洞去看母女俩，一进门就高兴地抱起孩子逗了起来。妻子绷着脸，背对他坐在炕上一声不吭。见此情景，左权走过去，妻子冷不丁从左权手里夺过孩子，冒出一句话来：“你还记得有我们娘俩？”

左权心里明白，好长时间没来看孩子了，鬼子频繁“扫荡”，她这样刚生孩子不久的女同志，一个人抱着襁褓中的婴儿，在山沟里东躲西藏，吃不好，睡不安，担惊受累，怎能没有怨言呢！左权又轻轻地把哇哇直哭的孩子从妻子手中接过来。

坐在妻子身旁，左权想说几句安慰的话，又不知从何说起。夫妻相对，一时沉默无语。左权打破沉默，就说：“志兰，你知道吗，最近刘、邓指挥一二九师又打了个大胜仗，消灭鬼子两千多！你担心会被鬼子糟蹋的庄稼，一粒也没让鬼子抢走，全都保护下来了。”

丈夫一开口就三句话不离本行，刘志兰听了又好气又好笑，不好意思地望着他：“真的？”

左权考虑到百团大战马上要开始，刘志兰和女儿随总部指挥机关行动有许多不便，就和刘志兰商量，让母女俩随一部分同志回延安。

临行前，左权抱着不满百日的爱女合了个影。他请了一位挑夫将她们母女一直护送到黄河边，自己却因工作繁忙，只送到村口就转身返回了。

刘志兰回到延安，先后在保育院、中央研究院和党校三部等单位工作和学习，左权总是注意从政治上勉励她。对于她因孩子拖累、担心影响自己进步而心情不好迁怒于他的事，没有一句责难的话。他给她写信，多次说到：“自北北在你肚子里慢慢长大出世到现在，我深感做妈妈的艰难，过去没有经验，看得简单。母亲为自己的爱子爱女实在牺牲得太多了。”“远隔千里身处敌后，确实爱莫能助，你当能原谅我。”

在左权的帮助下，刘志兰心情逐渐舒畅起来，学会了正确处理工作、学习和家庭的矛盾。后来，她曾说：“向你发牢骚，刺激你，使你难过，但你体会到我的心境，除去解释与安慰之外，没有一句责难，使我惭愧。”“你眷眷的难忘的心，使我负疚更深。”

百团大战后，彭老总送一条“洋烟”犒劳左权，总部其他工作人员都说彭总“偏心”。为解决左权的“托派”问题，彭老总直接上书毛泽东。掩护总部突围，抗日名将血洒太行山。

1940年抗日战争进入最困难的时期。日本侵略军把注意力投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他们在华北地区实行“囚笼政策”，竭力强化交通，“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企图将八路军各抗日根据地装入他们的“囚笼”之中，以利随时调兵“扫荡”，实行各个击破。

彭德怀和左权经过精心思考，计划沿正太铁路发动空前规模的破袭战。左权来到一二九师司令部：“彭总设想，这次破袭战的主要目标放在正太路上，而平汉、同蒲、白晋、平绥、北宁各线都要配合行动，你们一二九师和晋察冀担任主攻，除你们之外，一二○师和豫、绥、热的八路军、敢死队都将参加作战。”

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政委邓小平听完预案后，禁不住连称：“大动作！大气魄！大手笔！”

一二○师师长贺龙等将领均同意总部的设想：“这个战役非常重要，因为唯有切断日军交通动脉，华北敌后的局面才能改观；也只有狠狠痛击日军，国民党顽固派的投降阴谋才能有所收敛。”

1940年7月22日，八路军总部以朱德、彭德怀、左权的名义向一二○师、一二九师和晋察冀军区下达《战役预备命令》。左权还根据实际参战人数，给破袭战取了一个响亮的名称――百团大战。

后人讲起百团大战，首先想到的是彭德怀，对左权所起的作用似乎知之不多。他们在战役中所起作用，打一个比喻，前者是总导演，后者是执行导演。

聚三军之众，战必克，攻必取，说的是霹雳大帅彭德怀。

运筹于帷幄之间，决胜于千里之外，是对左权的最好描述。

左权按照彭德怀的意图，拟定作战方案，亲赴一二九师、晋察冀军区、一二○师等参战部队驻地商量协调，用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苦心策划，周密部署，完成了对地形敌情的侦察、兵力的部署、道路的选择、爆破器材的准备、对敌宣传品的印刷、军队和民众的动员、兵站的建立、粮食的储存等各项工作。

八路军总部设在武乡县王裕村，五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整整覆盖了左权住处的一面墙壁。左权每天晚上端着蜡烛面对着地图，细心安排，捕捉每一个战机，他把整个身心都沉浸到这个伟大战役中去了。小到部队的一次具体战斗，大到上下左右一个战役的配合，他都久久酝酿细细思考，然后又精细地在地图上标明我军的路线和消灭敌人的箭标。在那些日子里，左权每天都要工作十五个小时以上，有时甚至彻夜不眠，夜以继日地工作。他缜密的作战计划，保障了战役的顺利进行。战后，连日军大本营也不得不承认：“此次华军出动情形，实有精密之组织。”

8月20日20时，百团大战正式打响。八路军在总部统一指挥下，以正太铁路为重点，向华北地区的各主要铁路、公路交通线展开总破袭战。由于各根据地军民吃尽了“囚笼政策”的苦头，大家踊跃参战，捷报频传，实际参战的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达到一百零五个团共二十余万人。

战役打响后，左权经常出现在战斗最激烈的地方。

关家垴战斗是第三阶段的关键战斗，左权协助彭德怀指挥八路军分四路将日军第三十六师团主力围困在关家垴地区。总部指挥所设在距前沿阵地不到一里路的山坳草棚里。有时子弹就在草棚上面飞过，敌机向草棚投掷大量炸弹，一次竟然将草棚炸掉了半边。

警卫员恳求道：“实在是太危险，炸弹只要再偏两米，总部就报销了。指挥部后撤吧！”

左权也帮助做工作：“彭总，他们说的有道理。我们的性命不要紧，要是总部被端了，战役会受大的影响。你还是往后退一点吧。”

在将彭德怀转移到安全地带后，警卫员又来做左权的工作。还只开了头，就被左权打断：“传我命令，指挥所的全体同志推进至前沿阵地。战士离不开我们，他们在浴血苦战啊！”

在左权的直接指挥下，八路军集中三八五旅、五八六旅、新十旅以及敢死队一纵队、总部特务团等部，在关家垴全歼日军三十六师团片山旅团冈崎大队以下八千人。

至此，历时三个半月的百团大战胜利结束。

在这三个半月的战斗中，八路军参战的各部队，先后进行了大小战斗一千八百多次，毙伤日寇二万多人、伪军五千余人，俘日军二百八十余人、伪军一万八千余人，破坏敌铁路四百七十公里、公路一千五百公里，拔除日军据点二千九百多个，打击了敌人的“囚笼政策”，鼓舞和动员了敌后军民和全国人民的抗日精神，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地位，对全国抗日战争形势的发展起了良好的作用。这是中国抗战史上一次规模空前的战斗，全国许多报刊纷纷发表文章、评论，给予了很高的赞誉。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部在报告中写道：“此次袭击，完全出乎我军意料之外，损失巨大，需要长时间和巨款方能恢复。”

当时担任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的卫立煌，给朱德、彭德怀打来电报：贵部发动百团大战，不惟予日寇以致命打击，且予友军以精神上之鼓舞。

毛泽东也给予很高嘉奖：“百团大战实在振奋人心。”

左权与彭德怀并肩战斗，艰难与共，彼此既加深了了解，也升华了革命情谊。

彭德怀知道左权每天十分劳累，全凭抽烟提神解乏，有时抽起来一支接一支，不熄火地打“连发”，消耗很多。一次，他从友人处得了一条苏联烟，准备送给左权。由于工作繁忙，他一时没有送去，就用纸在外面加了“掩护”放起来。这事被总部的一个工作人员“侦察”到了，悄悄地扒开“伪装”，摸走了好几支。

彭德怀发现后，摇摇头，赶紧拿着烟送给左权，指着那包被拿空了的烟盒子说：“我不抽烟，却不晓得被哪个打头抽税了。再不送来，恐怕只有形式没得内容了。”

左权接过烟，让总部的工作人员开“洋荤”，见人发一支。

彭德怀有些生气地说：“我晓得你是杆烟枪，才给你送‘子弹’。看来我这个运输队长算白当了！”

大家都笑了起来，说：“彭老总太偏心。”

彭老总不光在生活上对左权“偏心”，政治上也是关心备至。

左权因“托派”问题背着沉重的政治“包袱”，不断向中央申诉。1941年12月，他在太行前线给中央写信汇报事情的原委，请中央讨论答复。彭德怀当日以他个人的名义致电中央说：

几年来，对于左权同志的处分，虽在事实上早已撤销了，但在党的党规上从未作出明确结论，致使左权对此事时存苦闷。根据我对左权同志的了解，不论在中央苏区及长征时期，他对党的路线是忠实的，对于工作是积极的，负责的，这些年来在政治上已有较高的进步。过去的问题应该清理一下，建议中央撤销对他的处分，使其安心。

报告递上去了几个月，仍无动静，彭德怀深感不安，又于1942年春直接写信给毛泽东、张闻天，再次呼吁：“左权同志对党忠诚，富有才干，实为我党好同志，望中央解除对他的怀疑，给予完全的信任。”

然而，就在这封信发出不久，左权英勇牺牲在战场上。

这年2 月，日寇对太行山的“扫荡”失败后，便在太行山周围加紧推行“蚕食”政策，派遣汉奸四处活动，建立特务情报组织和反动据点，收集情报，加紧掠夺，妄图袭击八路军指挥机关。经过两个月的准备，日寇华北指挥部下达了“晋冀豫边区C号肃正作战计划”，调集三万余人的兵力，并以空军配合，再次扑向太行山抗日根据地。阴险的日本鬼子还抽调两个联队组成“特别挺进队”，全部着便装，化装成农民或八路军战士，随军搞偷袭作战。

当时，根据地主力部队大部分都已转移到外线，整个后方兵力极少，只有司令部警卫连、野战政治部保卫连、后勤部警卫队、北方局警卫排，除此之外，大都是非武装人员。彭德怀、左权与野战政治部主任罗瑞卿、后勤部长杨立三、北方局党校副校长杨秀峰等连日开会，研究对策，决定在敌人分路合击时，乘隙钻出敌人的包围圈。

５月２４日晚，各部按计划开始行动。因大部分是非战斗人员，带着辎重车马，转移速度较慢。

第二天，敌人尾随总部的转移路线急追直赶。警卫连很快就与日军接上火。他们以一当十，利用有利地形抵御敌人的进攻。日军进攻受阻后，放出信号烟。根据信号烟指示的方向，日军后续部队用山炮和迫击炮一齐向我军阵地开火。警卫连指战员都是老红军，百分之九十是党员，左权派人递了一个纸条上去，上面写着由他签署的命令：“总部正在转移中，誓死保卫安全。”

日军在尾追不放的同时，还派敌机在总部机关隐蔽的山沟里狂轰滥炸。供给部门的几百匹骡马惊吓炸群，有的挣断缰绳在沟坡上乱窜，一些饲养员不顾暴露目标，绕上去追赶。被炸死的骡马也堵塞了狭窄的山道。

形势顿时严峻起来，夜间突围的可能性不复存在。左权提议立即分路突围。按照他的建议，彭德怀率总部直属队和北方局向西北方向突围到太行二分区；罗瑞卿率野政直属队向东南方向突围到太行六分区；杨立三率部向北突围。左权率部断后。各部均带一部电台，以便联络。

日军发现我军突围意图，用各种火炮向我突围部队轰击，并快速收缩包围圈。左权见彭总还在队伍中，便立即跑过去，让作战科长王政柱和另外两个参谋跟彭总一块转移，并命令警卫连长唐万成带一个警卫排作掩护。

彭总见满山遍野的我军人员尚未转移出去，便站着不动。左权急了，说：“你的安全涉及八路军的荣誉，再晚了冲出去就困难了。”

他不管彭总愿意不愿意，下令警卫连长将彭总硬扶上马，向北急进。

目送彭总突围而去，左权松了一口气，忙招呼人们整理好队伍，扔掉辎重物资，跑步前进。

午后２时许，大队人马转移到十字岭的一个山腰间。这里是敌人枪炮打不到的死角，左权组织部队略作休整。他用沙哑的声音告诫同志们，说：“尽管情况严重，但大家不要惊慌，要听从指挥，只要冲过前面那道封锁线，我们就安全了。”他嘱咐大家一定要保护好机要文件，保护好电台和机要人员。

就在这时，已送彭总到达安全地带的唐万成，转身回来拉左权先行转移。左权甩开唐万成的手，说：“我有我的岗位，不能走，你快去跟彭总。他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枪毙你！”唐万成第一次看到左权发这么大的火，只好含着泪离开了。

偏西的太阳越来越低，日军的炮火对准了十字岭东阳坡突围的人群，敌机也在上空盘旋轰炸，子弹、炮弹像密集的雨点倾泻而来，一时间烟尘滚滚，天昏地暗。面对敌人已形成的立体火力网，左权见有人想隐蔽，他就登上一个高坡，大声高喊：“同志们，不要隐蔽，冲出山口就是胜利，往前冲啊！”这时，一颗炮弹打到他身旁爆炸，一声轰响，大家见副参谋长仰面倒下，就冲上来抢救。

左权浑身血流如注，抢救不及，壮烈牺牲。警卫战士冒着炮火，流着眼泪，抱着左权的遗体滚下山去，将他掩埋在横岭南坡的树丛中。

八路军总部突围成功，敌人连月来费尽心机准备的作战计划落空。

彭德怀将突围人员集结拢来，他手挥铁拳，发誓说：“同志们，让我们擦干眼泪，咬紧牙关，为左参谋长报仇！为牺牲的战友报仇！”

左权牺牲后，延安、太行山及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纷纷举行了各种形式的悼念活动，党中央对他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朱德总司令含痛赋诗：

名将以身殉国家，

愿将热血卫吾华，

太行浩气传千古，

留得清漳吐血花。

关于左权的“托派”问题，后来解放军总政治部复信左权家属，指出：“左权同志在历史上曾受王明路线的打击迫害，但以后纠正了路线错误，当时虽然没有做出书面结论，然而并未影响党对他的信任和使用，左权同志牺牲后，中央对他有很高的评价，这就实际上已为他平反昭雪了……”

1950年10月，中央人民政府将左权的灵柩从涉县石门山移葬邯郸晋冀鲁豫烈士陵园，供全国人民参谒。一年后，毛泽东南巡回京，专程前往烈士陵园。他在左权将军墓前?辛⒘季茫?缓缓地摘下帽子，向昔日的战将默默致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