披露了大量原始资料的《邓小平年谱（1904-1974）》

——杨胜群 闫建琪访谈录

杨胜群 闫建琪

 　　2009年12月，《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一书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全书以大量文献档案资料为依据，全面地反映了一代伟人邓小平的生平经历和思想历程。为帮助广大读者更深入地了解这部年谱的编辑过程和重大意义，本报对本书的两位主编――中央文献研究室常务副主任杨胜群和中央文献研究室室务委员兼秘书长闫建琪进行了专访。

　　《邓小平年谱》是了解小平同志一生的基础读本

　　记者:我们知道，《邓小平年谱》的1975-1997部分，已经于2004年出版了，去年又出版了1904-1974部分，可以说《邓小平年谱》已经全部出齐了。请您谈一谈《邓小平年谱》的出齐，有什么意义？

　　杨胜群:我们知道，邓小平同志人生事业的最高峰，是他开辟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领导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但是作为一代伟人，他的一生都是辉煌的、波澜壮阔的。我们去年出版的这部年谱（1904-1974），非常全面地记录了他生命的前70年，特别是从他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当中被打倒再复出这50年间，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各个历史时期，他的生平经历和思想历程。如果没有这50年就没有他后来的20多年。特别是他在1956年党的八大后成为我们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这是他后来成为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成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前提。

　　我们要研究邓小平的生平思想，一定要全面地了解邓小平的一生。年谱的出齐，为我们全面地了解邓小平的一生提供了一个基础的读本，也为我们完整地研究邓小平的生平思想提供了最基础的材料。邓小平同志是邓小平理论的创始人。邓小平理论是有它的历史渊源的。邓小平理论的很多重要思想，源头还是在50年代、60年代，甚至70年代，邓小平同志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当中积累起来的一些正确的思想、认识。比如生产力标准思想、经济建设要符合客观规律的思想、中国建设要学习外国的思想等等。年谱的出齐，对于我们今天更好地研究和理解邓小平理论也是很有帮助的。而且，这部年谱不仅记述了邓小平的活动经历，更重要的是记述了他的思想发展的轨迹。我们从大量的历史文献中，摘录了邓小平关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等方方面面的精辟论述。从中可以看到邓小平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思考。这对我们研究邓小平的心路历程，研究邓小平理论的渊源，研究中国革命、建设的历史，是非常珍贵的资料。

　　《年谱》的编辑，经过了一个艰苦的挖掘史料的过程

　　记者：据了解，《邓小平年谱》系统、完整地披露了大量的原始资料。能否谈一谈这些原始资料的主要来源是什么？在收集这些资料的时候，经历了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

　　闫建琪:我们编辑这部《年谱》，力求根据丰富而可靠的第一手资料，提供翔实可据的信史。这部年谱所引用的档案资料非常丰富，主要来自中央档案馆、中央和国务院有关部委档案部门、中央军委档案馆及一些省市档案馆，还有我室自己的档案馆。一些老同志、邓小平身边工作人员和邓小平亲属也提供了有关资料。我们还到法国、俄罗斯等国家的档案部门挖掘出许多珍贵的资料。这些档案资料都是第一手的资料。此外，我们还查阅了大量的报刊书籍，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前出版的一些报刊书籍，从中收集到了一些很重要的档案资料。

　　在收集原始资料的基础上，我们还要进行仔细的辨认和鉴别。举个例子，八七会议的记录是小平同志的手迹，怎么确定它呢？当年小平同志有很多记录稿，特别是红七军工作报告是小平同志起草的，两个文件笔迹是一样的，从而佐证了八七会议这样一个重要的会议记录是小平同志做的。这样的事情还有，比如说，在解放战争时期，我们查阅了10万份左右的电报稿，从中区分出哪些是小平同志手稿，哪些是他口述记下来的，哪些是从他所在的指挥部发出来的。另外，我们还进行了大量的实地考察，如小平同志在解放战争中一共有70多个居住地，我们写这段历史的有关同志去了60多处进行实地考察确认。下这样的苦功夫，就是为了把史实搞准确。整个年谱的编辑，经过了一个艰苦的挖掘史料的过程。

　　一部好的年谱作品，不是流水账似的罗列生平事迹

　　记者：这样一部资料翔实、编辑严谨、内容丰富的书，对于了解一代伟人邓小平的成长历程，感受他的革命精神与品格风范，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杨胜群: 一部好的年谱作品，不是流水账似的罗列人物的生平事迹，而要做到刻画人物形象。我们编撰这部年谱时，在努力全面地反映小平同志生平业绩的同时，还注意回答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邓小平为什么会成为邓小平，也就是说，他是怎么成长起来的。这里面有他个人的上下求索和不懈奋斗，还有历史对他的选择，历史给他提供的机遇。第二个问题是邓小平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也就是说，他在思想、精神方面有什么和别人不同的特质。这样就使我们的读者不仅能全面、完整地了解小平同志的生平业绩，而且能了解他的崇高品格和精神风范，比如他一辈子始终坚持共产主义信仰不动摇的坚定信念，坚持实事求是、对党的事业勇挑重担的精神，善于在复杂情况下开拓工作局面的能力等等。这些对于今天的共产党人具有非常积极的教育作用。他的成长之路，对于今天的青少年具有非常深刻的人生启迪。

　　小平同志自称“最适合做宣传及组织工作”

　　记者：《年谱》披露了这样一个细节：邓小平同志1926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填写“党员批评计划案”的时候，在“做什么样的工作最合适”一栏中填写道“能做宣传及组织工作”。对他的这样一个自我评价应该怎么看？

　　闫建琪: 这个自我评价是比较客观的。小平同志在莫斯科说自己能做宣传和组织工作，因为之前他在巴黎做过这方面的工作。在后来的革命经历中，邓小平也的确善于做宣传和组织工作。从担任红七军总政委，到担任指挥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的总前委书记，邓小平一直是军队的政治主官，政治主官就离不开做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在中央苏区的时候他主编过《红星报》70多期，把报纸办得生动活泼。后来到西南局工作的时候，他说拿笔杆是实行领导的主要方法，领导同志要学会拿笔杆，也就是要学会做宣传工作。他后来担任总书记，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宣传和组织的才能更是发挥得淋漓尽致。实际上邓小平不是只会做宣传和组织工作。毛泽东同志曾讲，小平同志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什么人才？是治党、治国、治军的难得的人才。邓小平后来成为我们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不是偶然的。他确实是从中国革命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是在中国的土地上成长起来的一位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家。

　　小平同志在被打倒期间，关注的是党和国家的命运

　　记者：小平同志在“文革”中经历了一个被打倒又复出，再打倒再复出的过程，富有传奇色彩。请问《年谱》是怎样反映这一段历史的？

　　闫建琪:小平同志在“文革”中两次被打倒又两次复出，是一段非常重要的经历。从他的自述和我们掌握的材料来看，他确实是非常被动地被卷入这场运动的，他没有思想准备。面对造反派的诬蔑、不实之词、批斗，你说他心情平静，不可能。他也多次提出要向毛主席当面澄清自己的所谓“问题”。但是毕竟小平同志是一位经验非常丰富的大政治家，面对这样的逆境和险境，他是从容镇定、坚韧不拔，耐心地等待时机。年谱记载了邓小平在江西被监管劳动期间，给毛主席、汪东兴一共写了9封信，保持同党中央的联系，谈家事，作政治表态，并强调希望出来工作的意愿。林彪事件出来后，邓小平给毛泽东的两封信，对促成邓小平复出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值得特别提到的是，年谱还记录了在“文革”当中主席对小平问题的18次表态。这些讲话总是保护邓小平，说他历史上有战功，把邓小平问题定性为人民内部矛盾。比如毛泽东在1971年8月15日的一次谈话中说：百万雄师过大江，当时有个前委，主要还是邓小平起作用的。毛泽东的多次表态，使林彪、江青等欲开除邓小平党籍、置邓小平于死地的图谋未能得逞。邓小平在被打倒期间，不是只考虑自己和家人的问题。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在他心中始终占据着中心位置。在江西期间，他一直坚持读书学习，坚持听广播，思考的是国家的大事情。通过和工人群众的朝夕相处，他直接了解到基层群众的艰苦生活情况，“文革”造成的社会动荡、生产受损情况。离开江西之前两次外出的考察，更加深了他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思考。同时，他还密切关注国际风云的变幻。这些都体现了他在人生波澜起伏的过程中的智慧和远见卓识，体现了他作为一个大政治家的胸怀和气度。所以他一复出，对世情、国情的判断和分析非常准确。

　　邓小平一辈子信念坚定，实事求是

　　记者：编辑这部书的过程也是深入了解邓小平的过程。在编辑过程当中，还有哪些地方给您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

　　闫建琪：我研究邓小平十几年了，越研究感情越深。在我们文献研究室有一句口号叫做“研究老一辈、学习老一辈”。我对小平同志印象最深的地方有两个。一是他坚定的信念。刚才所讲的很多事例都反映了小平同志一生当中不动摇的特点。二是他一辈子实事求是。举个例子，“大跃进”是我们国家遇到的一个大波折，开始大家热情很高，违反了一些经济发展的规律，受到了挫折。对于这段历史，他当年头脑冷静下来后是怎么说的呢？他说，“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说法，我们就是超越了阶段。一切都要按社会主义原则办事，不要再照顾过去说过的话、办过的事，那是照顾不住的。”“不管原来是哪个人说的，站不住就改。顾面子是顾不住的，今天顾不住，明天也顾不住。”很朴实的话，这就是他的认识，从不文过饰非，有错就主动承担责任。实事求是这一点还体现在他本人对自己的评价上。1975年-1997年那部年谱中记载了“文革”结束后平反冤假错案的问题。人家向他汇报，说过去这些事情做错了，他讲，做错了就改，包括我自己定的事情，只要错了也改。实事求是，非常坦率。

　　写历史要学司马迁爱憎分明而又客观公正

　　记者:在编辑年谱的过程中，您除了抱有一种研究人员的严谨的工作态度之外，会不会产生一些其他的感情？比如对领袖人物的崇拜。如何保证年谱资料的筛选和编辑过程中的客观公正？

　　杨胜群:这是一个比较敏感的问题。写历史，特别是写历史人物，往往会不同程度地带有一些主观的感情倾向。但是这种感情因素对严肃的史家来讲，不会影响他客观、公正地反映历史。像司马迁写《史记》，为那么多人立传，爱憎分明，你能说他不客观、公正吗？说实在的，我们在编辑《邓小平年谱》时，是带着深厚感情的。正是这种感情支撑我们多年如一日精心地收集史料、钻研史料。但是，我们又始终坚持唯物史观、坚持实事求是，所以感情因素并没有影响我们客观公正地反映人物、反映历史。

　　我们记住两条。第一条，不为尊者讳。对小平同志在有的历史时期难免存在的历史局限性，坚持做真实、客观的反映。例如在上世纪50年代，我们党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上犯过一些错误，小平同志也有一些不正确、不科学的思想认识，我们没有回避。第二条，我们在书中通过披露史料来客观地记述小平同志的言行和经历。这部书的史料特别密集，而且具有连续性、系统性。在书里，我们作为编者没有站出来说话，没有加入主观的评价，坚持留给读者去分析、判断。这也是这部书能够客观公正反映历史的一个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