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自来水公司官网:柴静11月9日北大音频整理稿（上）

柴静11月9日北大音频整理稿（上）

（本文根据碧海蓝天同学的录音整理，再次感谢碧海蓝天同学提供的现场录音！）主持人：柴静也是作为一名记者兼主持人，在大众传媒勇敢的追求真实和理性，主持公民记者的理念。她始终站在离新闻最近的地方，以记者坚定的职业精神深入一线调查采访，并带以冷静，客观的敏锐对观众社会现象，尤其是弱者传媒表达的问题进行犀利的分析与不断的求解。所以人的真正关键在于不断（0.30）发现真实的新闻理念。欢迎您的到来！（掌声）下面是对两位评论嘉宾的介绍：第一位是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常务副院长，新闻学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徐弘女士。（掌声）徐教授是高级记者，并且任中国新闻社北京分社的社长，授予新闻工作者协会的副秘书长并且任北京大学财经新闻研究中心的主任。她主要的研究方向是新闻实务，财经新闻和对外报道，并且是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的学者。欢迎您的到来。第二位评论嘉宾是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影视艺术系教授俞虹女士。她在艺术学院，北京大学电视研究中心，中国视觉组成专业委员会，高校影视教育研究会，中国广播电视协会，电视学研委会等机构任职。主要致力于电视传播与媒介文化的研究，并且担任了中国播音主持作品政府奖，传播里程最高奖金话筒奖和金鹰奖等活动的评委。欢迎您的到来！（掌声）希望通过今天的论坛，大家能够在实践和理论两个方面，对什么是媒体责任，谁来规范媒体责任，以及媒体从业者如何在个体形成中担当这个责任，以及当今媒体形态的转变对媒体责任的影响等等问题上能够得到启发，并进行更加深入的观察和思考，谢谢大家！（掌声）好，现在就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柴静老师上台与我们分享她作为媒体人面对公共事件的一些感受。（掌声）柴静：谢谢北大，谢谢大家。（掌声）这么冷让大家等了这么久，真不敢见面(3.05)。感谢徐老师，余老师，能够在这个夜晚跟大家聚在一起。其实今天老师这件事情跟我说了很久，但是我的确一直很犹豫。其实我对表达自己，或者演说本身，一直是有一种确切的恐惧之感。(3：30)对我说，应该用这样的方式,能够去影响他人。但我始终对影响这两个字有着很深的疑惑。我的办公司里有个实习生，人大的，新闻系的，一个非常优秀的学生。他/她非常的工作勤奋，卖命。然后有一天我们聊。我说，你做新闻，你想做什么？他/她想了想说，我想做制片人。我说，你做了制片人你想做什么？我想做台长。我说你做了台长想做什么？他/她说我想影响别人。我说你想影响别人什么？他/她楞了一下，我还没想这事呢。（笑声）所以，我觉得影响力这个，我们是要给它一个定义的喔(我们想影响什么)。昨天晚上局我们在聊这个事，一桌人吃饭，然后有这么一个事情：岩松就说，影响，就是我要去影响有影响力的人。然后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朋友，是办读库的张立宪啊，我们都叫他六哥。然后，严哥和老六说，如果读库你（4.41）要去影响没有影响力的人，你说这事还有劲么。然后六哥就说，我觉得挺有劲的。六哥说，其实我办这个杂志不是想影响别人，他说我就是想让看书的人吧，看完之后觉得自己并不孤单，然后呢，还能踏实的，不再抱怨的去做好自己的事。六哥这话倒挺贴近我心的。所以呢，后来我就想，今晚我来到这，不是想影响别人，而是想把我老老实实工作的事情和想法和大家分享，能够得到一些我的共鸣。嗯，我来之前问我自己一些事，为什么我会选择做一个新闻记者，作为一个长沙铁道学院会计学的专业学生。然后，前两天我看了沃尔特•克郎凯特的传记，就有个细节。他小学的时候，他转学到一个陌生的学校。然后第一天上课的时候老师就问他，说：2+2等于几？然后克郎凯特就很积极的举手，老师（5:51）这个孩子，他站起来回答道：等于四。老师说不对。克郎凯特很确定自己的答案是正确的，就是四。老师说，你站在那好好想想吧。就这样，罚他站在讲台上，一直面对着所有在底下窃窃私语，在笑他的陌生同学。他忍住眼泪站了一节课。课堂结束之后，这个老师（女教师）来问他，说，你现在知道正确答案了吗？他说，就是四。然后这个老师说，错了，你应该回答，四，夫人。（轻微的笑声）然后，沃尔特•克郎凯特说了一句话，在传记当中，那时他已经七十多岁了，后来我理解我为什么从事新闻这个行业，是因为我发现我自己厌恶任何，哪怕是最轻微的兵营化的集体式的一律服从。所以我想很多人可能选择新闻行业，就是因为它本身可以蕴含的独立性。嗯，我猜这大概多多少少是我自己从事的一个基础。因为2000年的时候，我从来没想到做一个新闻记者。当时，中央电视台，我们的制片人，叫陈牤，给我打电话。然后说，他说，我是陈牤。然后就留了一个停顿，希望我发出一个仰慕的尖叫。（笑声）然后，我说，谁?（大笑）他说，我中央台陈牤啊，我没给你讲过课吗？我说，你哪个栏目的啊？他就啊啊啊啊，我东方时空的。他说我们想要做一个节目，给白岩松找一个女搭档。要不咱俩谈谈吧。我说，谈就谈呗。然后我们就在梅地亚见面了。然后我一看他穿西夹克，长头发，还翘着二郎腿。行啊，我也翘着二郎腿（笑声）。我们俩对着座，他打探我半天，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对家喻户晓有心理准备吗？我就想，中央电视台的人说话都这么牛吗？（轻微笑声）然后我就说，当时我才二十三四岁嘛，根本不知道天高地厚，我就跟他说，如果说成名是一种心理感受的话，我二十岁的时候就有过了。他就楞了，他说，我说的是家喻户晓似的成名。我说，我知道我能达到的高度，然后陈牤气得都乐了，（陈牤）你再说一遍。（柴静）我知道我能达到的高度。他点了根烟，就问我说，如果你来做记者，你关注什么？（柴静）关注新闻中的人。可能就这句话打动他了吧，然后他就跟我说，那你来吧。我说我不来（大笑）。我那时在湖南卫视干的好好的，主持一个新青年的节目，借住在北京，然后，有节目的时候我才过去做。湖南卫视对我非常宽容，很自由。然后拿点稿费，我就回来继续生活。我觉得说，我就对他说，我不适合持续做这个工作。他倒也没勉强我，他说，就这样，你来参加一次我们的年会，玩一玩。然后我就（8:55），那就去吧。当时是2月5号吧，一上来之后，每个部门的年会都先发奖，对吧，评当年的十大劳模。我一看，这十大劳模长得，那就。（笑声）然后第一个就上来了，孙洁，是现在我们新闻部的副主任，在焦点访谈的。她就上来之后，拿了一卷卫生纸，圆轴的那种，然后说，我今天感冒了，没来得及写稿子，我就在纸上写了两句话，四项基本原则，两个基本点。（笑声）然后念完之后，居然把那个纸撕下来直拧鼻涕（大笑）。我当时确实有惊艳之感，然后紧接着就开始放片子。可能你们有的人在网上看到过，崔永元做的记录片，叫做《分家在十月》。但是只有身在其中才会知道那个片子带来的那种震撼有多大。因为那个片子基本上是以讽刺中央电视台各级领导和各种名人，然后，包括他自己。然后我们所有台领导都坐在台底下，那天挨个讽刺到。什么李挺诺夫硬挺着入睡的这个夜晚，拿着白岩松的那本书，说，痛并快乐着，这本书，以前用来垫脚！我在台下看着，我想，有点意思。就在这个时候，我们台下台长的钱包已经被哄抢了。然后，所有钱就洒出来，纷纷飘扬。然后我手里面落了张100块的。我想，这地方不错，我来得了。（柴静自己也笑了）其实现在想一想，就是因为中国的新闻人（10.35），365天的那一天里面，迸发出的一种自由的狂欢，就像崔永元在我形容的故事所代表的一样，我觉得，起码对我来说，不是一个霉怨的，或者有幽默感的人那么简单。(10:55)自由，意志和灵魂上的不受约束。我觉得他/她对谁都无所畏惧，在年会上他/她会调侃领导，但是永远在最真诚的东西面前会掉下眼泪。那时在我的意见里面，制作新闻人是这样的。但我忽视了一点，它这个年会，365天里只有一天。偏偏在第364天的时候，我就来了。来了之后，第一天，我一进办公室，我看到办公室空地上有一张椅子，然后就有个人站在那说，你坐那。我坐下，话没说完，他给我套了块布，轻轻捻了捻我的头发（柴静应该在现场比划着吧。大家大笑）。然后（11.33）他对我说是我的化妆师。捻完之后我就像一小兔丫子一样。他坐在那里，刘海很高，像李秀成（11.38）那样。（大笑）然后立刻我的同事就跟我说，柴静去，给我们倒几杯水。平常都是我们伺候你们主持人，你们主持人也该伺候伺候我们。然后我就给他/她倒了几杯水。一开始被修理的过程。但是我觉得那时候，就是，我以前就是文艺青年，实际上做新闻应该怎么做，我压根就不清楚。所以做到那个直播台之后，实际上发现我就不会说话了，我也很难写作。就是，一听到那套就管不着了，不顶用了。然后，新闻八股的那部分，我不太喜欢，也不擅长。所以，总会面临着说，你做一部分，然后大家说，你回去，再录吧，领导说，把你的结尾重新再录一遍。再录一遍，再录一遍。然后经常就晚上12点看着摄像，灯光带着那种非常忍耐的神色来了之后，人家一言不发，特别明显。录完了，我就一个人再走回去，人家都有点，自己都已经不会说话和不会写字了。后来我碰见（12：46），他/她就和我讲说，白血病人的治疗到后期有种办法，就是血液全部都抽出来，然后再把新的血输进去。当时我就感觉自己是个血已经流光，浑身苍白的人。就是一个假小孩，内敛，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回应那句话。那时我就鼓励我自己，走的这条路是正确的。然后，因为我会碰到我原来的听众，他/她们坐很远的车到中央台来看我，然后问我说，你觉得你变得这样有劲么。我说，怎么呢。他/她说，你还能找到跟听众原来的那种信赖么。我想了想，摇了摇头。他/她就跟我说了一句话，他/她说，你可不要变成最初你自己反对的人。这话让我非常的触动。我是为了追求独立，选择这份工作，但是我发现，我却不得不从众，那种痛苦，是很难忘记的。嗯，但是到了一年之后，大概到了新疆地震的时候，然后我就被媒体派去现场。而我脚踩到那个地震之后的那个地面上，像果冻那样又柔软又有劲的地上的时候，然后我仔细往下一看，其实我是站在一户人家已经坍塌的茅草房的房顶上。然后，我往前走，就有一个不认识我的一个老大妈嘛，不知道为什么，就把我抱住了。老大妈就趴在我肩膀上，痛哭。我那时，就是，震动不已。我觉得我天天在演播室里面说的所有的那些赈灾啊，数字啊，术语啊，拼命想把头发梳的漂亮点，或者让自己尽早的能被领导通过，把这个新闻播掉的那些东西全部被抛掉了。所以陈牤跟我说，你想做制片人，就必须找到欲望。我就问他，我当时很拧巴，我说，人怎么才能找到欲望？他说，忘掉自己，才能找到欲望。我说，我怎么才能忘掉自己？所以，到了那之后，我才发现，就是关心别人的时候才会忘掉自己，你真正关心新闻的时候才会忘掉自己。所以新疆的采访还给我留下一个终生不灭的痕迹，就是，我当时还像热血的年轻人一样，渴望做自己预期，比如说被传播的，被对方表扬的报道。然后那我就做了一期，宣传公告所说，你赶紧来，明天有条大新闻。我去了之后，就发现小孩第二天把包从废墟里拿出来。这种新闻，你们可以从去年的5.12地震之后看到很多次。然后大家就开始升国旗，唱国歌，一起齐声《我们美丽的校园》。这个新闻，我当时做了16分钟，做的很用心，很好，然后领导就表扬了，我自己也挺高兴。但是，我收拾东西往回走的时候，就看到我报道当中的两个小女孩，没有走。她们鞋带松了，我就帮她们系起来吧，我就随便问她，你现在住哪啊。小姑娘说，带我去看。我就跟她去了。就是我发现她根本，她家都没了Ma,她和她哥哥，妹妹都睡在地上。地上放着两床被子，我把手伸进被子里面去摸，当时是零下12度的天，那被子是湿的，里面都是沙子。我问，你们吃什么，喝什么。她就拿了一个小铁皮桶，就带我去一个滴雨水的坑那，把那个枯叶叼开之后，乘了半桶水回来拿两个石头架着烧。我当时非常羞愧，因为就在5分钟之前我还跟全国人民说这群孩子已经高高兴兴上学了。我就想，在我的一生，不允许再作这样的报道。所以，当我面对一个孤立的事实的时候，这时我提醒一定要绕到背后去看一看，除非我自己亲手触摸，我亲眼看到，亲耳听到，否则，我不相信这些是真实的。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在一个月的非典之后，可能给了我更深的印象。就是我去人民医院，去拍他们的急诊室的时候，我看见急诊室，地板上，有大概22个病人的名字，后面写的全是肺炎，肺炎，肺炎，肺炎。然后就有个同志和我说，其实他们都是非典患者，但是因为不能让外界知道，其实当时的急诊室还在不断的接诊病人，这就意味着说，所有不知情而进来的人，全部，他/她用了一个字，叫做ong在里面，就是所有人都ONG在一起。进来就感染，进来就感染。我正好在（17：52）的时候赶上了人民医院的那次大转移。一月十九号，当时所有外界都不知道人民医院发生什么事了。我就看见，大概20多个，从那个楼里面推出来，他们连基本的，最基本的隔离都没有，电梯也都是公用的。他们为了把病人和正常人隔离开之后，就把病人坐在轮椅上，然后拿一块白布，从头把他/她包到脚。只有看到一个一个，一个一个包着白布的患者走出来。我当时数完这个数字我才发现，这二十几个患者比当天北京市公布的所有非典患者加起来的数字还要多。掩饰他们的方法是，把他们送上救护车之后，在整个北京城里转来转去，来逃避世界卫生组织的审查。你们可能知道这件事，我也知道这件事，或者我们可以猜到这样的事，但是当你们亲眼看到的时候，我觉得那种震动是不予言表的。所以我采访这位急诊科的主任，他/她说我不愿意回忆这种事件，他/她说，牺牲的人太多了。然后我劝慰他/她，我说，一定会痛觉，但是痛苦是衣种清醒，使得牺牲的人能够告慰，如果我们不能回头去讲这段历史，就不能避免这样的悲剧再发生。后来我就做了这期节目，这期节目的最后一句话是这样的，说，假如非典再来一次，人民医院还是会这样。嗯，所以对那时的我来说，在刚刚从事（19.28）现场记者的时候就赶上了非典，这是对我来讲最大的幸运，不是在于成名或者得到认可，而是在于我那时明白了，真相之可贵。所以，后来，每当别人在跟我说我看过非典报道的时候，我就会回头问我自己，在四月十七号这天我在做什么。好，即使我去了现场，我在想什么，其实我在无意识的接受当地电视当中，我的同行传递给我的所有信息，我并没有狐疑，我并没有去分析，并没有去看清更多的消息源，我同样是那个被自己的无知和偏见遮蔽的一个人。所以我后来发现，通往真相之路最艰难的，是我们自己头脑中遮蔽我们自己的无意识。所以我后来理解了康德为什么说，什么叫启蒙。刚才我特别提沈老师有段话，不知道就是我们士大夫当中像张载这样，总是有一种为天地立心，为生命立命的情结。但是，如果一个人自己头脑当中都始终停留在无知境界（20：38）的话，怎么能以一种英雄主义的，居高临下的方式去启蒙他人呢？所以，我后来就在想，启蒙思想的本意是什么呢。我后来在康德的书里看到这么一句话，他说，启蒙是人摆脱自身蒙昧和成见的过程，这就帮我找到了一个记者自身的定义。我去探知这个世界的真相，首先必须是揭开我头脑当中的困惑，其次我跟他/她人分享的事实和语言，然后让每个人得出自己的答案。所以，后来我理解了，独立的想是非常困难的。每一个从业的人，尤其是我们年轻人，我们可以靠我们的血性，去说，我们并不（21.31）,我们警惕权利，但是我们是否有足够的能力去做到这点。还有，在权利之外，还有什么我们需要避免，盲从和轻信的。也许，更大的一种威胁是来自集体的无意识。就是我说，当非典刚开始的时候所有的人都围坐在电视机前，张立（21：58）着每一个官方传递来的结论和数字，而不加验证，不加质疑的相信的时候。那个时候，可能是我们这个时代，比较大的一个悲剧。所以，我后来对我自己的要求就是，我起码要对未经验证的事实和数据，要有戒备。也要对任何不加探寻的结论和评论，也要戒备。嗯，当在节目当中，我一直，一直对这个论坛，这个主题我是十分认同的，就是公民，什么是公民。我曾经采访过一个人，也就是在这个演讲当中曾经提到过，那个人叫做郝劲松，如果大家最近看上海钓鱼案的话，应该知道他，他是孙中界的师傅。我大概是在四年前采访他，他当时在火车上买了一瓶水，然后他就问对方要发票，当时是五毛钱。然后对方就乐了，说，我们火车上自古就没有发票。然后郝劲松就很不高兴，就把铁道部告上法庭了。这个官司打了一次又一次，打了一年多了吧大概。我当时问他，采访他的时候，我说，为了五毛钱，你觉得值得吗？他说，今天我们可以牺牲五毛钱，明天如果我们不为自己的权利抗争的话，我们可能会失去我们的土地权，财产权，甚至是生命的安全。然后我就问他，我就说，你觉得一个人的力量能改变什么呢？他告诉我说，看看罗莎•帕克斯，整个世界为她改变。这是美国在民权运动初期的时候后，上个年代50年代末，美国人有个法律，就是规定说，黑人在乘公共汽车的时候，不能乘坐前排最好的位置，必须留给白人坐。然后罗莎•帕克斯，是个非常普通的，50多岁的女裁缝。有一天下班之后，因为人太多了，她就坐在了一个所谓的白人的座位上，这个时候有批白人就上车来了，有个白人男子，就站在她的面前，说，你把座位给我让开。她说，如果是平常，或者如果是一个老人，或者说是一个女人，她都会让的。但是也许是我那天太累了，她说我只是讨厌屈服。所以她就拒绝了，然后她就被捕了。被捕之后，由此就引发了马丁路德金所领导的美国的民权运动。他们/她们拒绝做公车，他们/她们每天行走，他们/她们用非暴力的方式来抗议不平等。所以，郝劲松告诉我，一个人的力量可以改变什么。然后，最后我问他，我说，你想要什么，他说，今天，我争取的是五毛钱的权利，明天我就会争取集会的自由，出版的自由，言论的自由。我说，你想要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他说，我想要宪法赋予我的那个世界。后来，我就把他的这个故事写成了一篇文章，这个文章就叫《我只是讨厌屈服》。再后来，今年三月份，我去采访一个事情，就是内蒙的吴保全案。吴保全是一个普通的农民，他在青岛有自己的家庭和自己的公司。但是当他知道，说在鄂尔多斯市有个农村，村民们不断的被剥夺掉自己的土地，然后盖成别墅。然后四处上访，都没有任何作用的时候，他就给他们提了一个建议，说，你们可以把这样的故事放在网上，引起更多的关注。农民说，我不会上网，他说，我帮你们来做，然后他就把这个故事放到了网上。点击率并不高，大概不到一百，但是他就被拘捕了，抓了他15天，说他是妨碍治安还是什么的。抓了15天出来之后，吴保全没有回青岛，他就去了这个村子里面，去调查农民说的所有事情究竟是不是实情。调查完之后，他认为是真的，然后他就和他们/她们讲，说，我要去给你们请律师，我们要在法律的框架内合理的解决这个问题。他不仅请了律师，还请了一个网络的记者。等他做完这些事情之后，他又被抓起来了。这次的罪名是诽谤罪，而且说他诽谤的是目前内蒙仍然在职的一个高级干部，因为他在信里提到了这个人的名字。我们都知道，诽谤罪其实是自述案件。就是如果你认为你诽谤了我，那么你来告我。一般情况下，除非严重危害公共利益，才能够由公诉，就是检察机关来起诉。但是，这个案子是公诉，这个事情其实很普遍。大家都知道，王帅，包括我们之前知道的很多类似的案子，都是这个样子。然后呢，我就去做这个事件。我在监狱里见到了吴保全，然后，这个人，因为这个事情，妻子跟他离婚了，他的企业也倒闭了，他一个人在里面住了两年，他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安全的活下来，出来。他低头望着我们，然后这个（27：40）时候面前他对他女儿说话了，他说他唯一的愿望就是，希望他女儿知道，说，我不是一个坏人。最后我就问他，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他当时就跟我说，他看过一篇文章，叫做《我只是讨厌屈服》。（鼓掌！）他说郝振松这样的人其实是我的榜样，然后他就说，郝振松说过，如果今天我们不去捍卫自己的权利，我们就可能失去我们的土地，财产，生命。他说，郝振松说过，权利如果不去捍卫的话，就只是一张白纸。但他和我说这些的时候，他不知道我是那写文章的人。我坐在他的对面啊，我难以言述我的感觉。就是当你写下一些你自己想写（28.45）的东西，在这个世界上，有人也相信这些东西，并且他/她付出行动，可是他/她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我回到北京之后，就是，我可以告诉大家，这个吴保全，永远是这样抵抗不息（29：00）。尽管那么多媒体参与，他到现在还没出来。我的节目也没能够播，Ma,尽管我当时回来，连续赶了两天吧，但还是差了几个小时，没能播。就是，所以，我就问我自己，我们这样的记者的表达和揭示，究竟是对，还是不对呢。我们如果揭示了，如果有人共鸣了，这样对他们/他们好还是不好。这可能是我为我的职业感到最困惑和敏感的地方。确实是这样。直到现在，我想，我也没有一个最终答案。就是，如果我知道这件事情会是这样的话，我会不会选择这样，我也不知道。后来有一天，郝振松给我打电话，当时上海钓鱼案还没有发生。他很不顺利，非常不顺利，他回到了山西老家。然后他就跟我讲，他问我，我应该做下去吗？他就自己很疑惑，我就给他讲了吴保全的故事，说那个人是因为你是他的榜样，所以你有义务，有责任要坚持下去。然后郝振松就成了孙中界的律师。所以这个世界上的因果就是这个样子的，我们不知道我们做一件事情在当下的时候得到的结果和反应会是什么样的。但是这个世界上，像回声一样互相的震荡和作用，需要很长的时间，很远的距离，才能观察到，它最终的结果。我只知道的是，郝振松当年打过的铁道部的那个官司之后，有一天他又上了火车，然后他要了一份饭，然后列车长就亲自帮他把这份饭端过来了（笑声），跟他说，您看，你是现在要发票呢（笑声），（停顿）还是吃完饭我给您送过去呢？我就问郝振松，你靠什么获得尊重？郝振松说，我靠为我的权利所做的斗争。总是，会有这些小小的公民，会推动我们做一些非如此不可的事情。所以后来我理解了，很多时候人不是为了成为英雄或者是为了惹事而去做一些事情，而是因为非如此不可，后来我想过这个力量究竟是什么。嗯，我在全世界那些我最欣赏的记者身上都看到了这样一个品格，就像法拉奇一样。在来之前，我让王老师帮我打印了我自己写过的一个法拉奇的一篇文章，当中她采访了伊朗的宗教领袖，叫霍姆尼。她谈到，为什么你们的妇女不能像男人那样去上学和工作，为什么去海滩的时候不能穿浴衣。然后她就说，你不允许她们穿，那为什么您可以穿着浴袍游泳呢？霍姆尼就说了一件事，说，这不关你的事，这是我们的风俗和习惯。如果你不喜欢伊斯兰服装，你可以不穿，因为那是为正当的青年妇女准备的。然后法拉奇听完之后，就说，您那真是太好了，你这么说的话，我马上把身上这件愚蠢的中世纪披风扔掉。站起来之后，就把身上那件为了表示尊重而穿的披风脱掉之后，扔在霍姆尼脚下。然后霍姆尼勃然大怒，暴躁如雷的冲出房间，然后法拉奇在后面跟着他说，你要去哪，您是要去方便吗？（笑声）然后直到对方消失之后，她仍然不肯走，她就坐在那，一直等，一直等了八个小时。直到霍姆尼的儿子出来承诺她说，明天他还会出来接受你的采访，她才走。她就采访世界上的那些独裁者，她反对的人，持有权利可以，对其他人的生命漠视和玩弄的人的时候，她也获得对方的尊重。就像她去问以色列的沙龙，她指控他轰炸平民。然后沙龙就抗辩说，没有，我们只轰炸了巴勒斯坦的解放组织的基地。然后她就说，你不仅轰炸了那些地区，而且轰炸了闹市区，你轰炸了住宅，你轰炸了医院，你轰炸了报社，你可以去问问待在那的人，你去问问那些记者。然后沙龙还在辩护，法拉奇就从书包里拿出一张照片，这张照片是一群一岁到五岁的孩子的尸体。然后她就跟他说，您看，最小的孩子身上没有脚了，最大的孩子失去了小胳膊，他们，他们的手就这么张开着。然后沙龙在这次采访结束的时候跟她说了这么一句话，说，您不好（很难）对付，但是我很喜欢这次不平静的采访。因为从来没有一个人像你那样带着那么多资料来采访我，从来没一个人能像你那样为了一次采访而甘冒枪林弹雨的危险。所以，这就是记者。所以法拉奇在她给她的情人写的一本书当中，有过一段话，我念给大家听。她说：“1931年，他带我去见一些希腊抵抗运动者，我们见到的不是一座偶像，也不是一面旗帜，而是3个字母0XI，希腊文的意思是“不”。这3个字母是一些渴望自由的人在纳粹法西斯占领时期在树上写下的，30年来，这个“不”字一直保存在那里，虽然日晒雨淋也不变色，军政府的上校们曾经用石灰浆涂抹掉它。但是，像变魔术一样，雨水和阳光很快溶化了石灰，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三个字母又顽强，无视一切，和不可磨灭地重新显露出来”。这个字叫，“不”。大概前年，我在香港，碰到龙应台，然后在她家里面，吃饭聊天。她知道我是中央台的记者，然后她就跟我说，我有句话想跟你讲。我说，我知道你想说什么。我说，你想，你想提醒我，你在《在一个动荡的世界里》结尾说的那段话。她说，对。那篇文章的结尾是，当时龙应台在德国生活，然后她就写柏林墙倒塌的时候，一个东德的国家电视台的主播，一位女主播，然后一直在被镜头追逐，追到无处可逃的时候，她终于面对了镜头，然后她泪流满面，面对着镜头说，请原谅我，告诉你们四十年的谎言。嗯。对于，我想不仅仅是对于中国，对于全世界的记者来说，我们很多时候都在说，不。这个不，不仅仅是指向一种具体的权利，它指向很多很多种权利，包括向群众妥协的权利，包括向无知妥协的权利。我曾经写过一篇关于宗毓华的文章。这个华裔女主播，应该是在美国，也是所谓的华人在新闻界当中最高的成就之一。但是大家如果上网，留心的话，会发现两年前在网上有段视频，流传的非常广。是一个六十岁的女人，穿着玛丽莲梦露似的肉色的那种鱼尾裙，躺在一艘钢琴上，然后，唱，唱一个很肉感的歌。而且她被年轻人称作“走调女王”，这个视频一天的点击数就是50多万，她红了，这个人就是宗毓华。我看了之后，非常的震动，因为七十年代的时候，是她陪着尼克松来访华的。她在天安门做的报道，至今受人尊重。她得了很多艾美奖，她是个曾经很受人尊重的新闻人。但是当她在40多岁之后，当她去采访的都是绯闻案的女主角，或者是法制案件中的连环杀手。她就不断的做这样的新闻，不断的做这样的新闻。她为自己辩解，这是一个商业时代，我们用不着去提倡什么严肃的新闻理念，我们只需要娱乐和服务观众。她的结果就是一个躺在钢琴上的，穿着肉色鱼尾裙的60岁的女人，这是她职业生涯的告别演出。嗯，看到这的时候我就想起钱理群老师。其实我之前不太看钱老师的东西啊，因为他身上始终有种鲁迅似的，战士似的精神气质，那种气质不是我熟悉的和亲近的。可是后来我看他的书，有一点给我特别大的触动。他就谈到说，在过去几十年的经验当中，不仅让他对于曾经影响他的狂热的革命似的理想主义提升警惕，同时也让他对于普通的观众和读者提升警惕。还有，当他坐在北大这样的教室的时候，当很多年轻人围着他的时候，他知道年轻人想听什么，他知道什么样的话能够让年轻人为他鼓掌，为他欢笑，为他留眼泪。然后他会发现他被解释（39：41）了，这种感觉非常鲜明。他也写到了我想89年的那些知识分子，实际上也同样存在着类似的情绪。然后他也说到，也是这样一次类似讲座的时候，有个学生问他一个问题，说，有一天，您觉得您会有宗教信仰吗？钱理群说，我尊重任何宗教信仰，但我不认为我有可能会成为任何信仰的信徒，因为我的人生经验告诉我，我决不能将自己交给任何一个他/她/它者。这句话是带着血，带着眼泪，带着痛苦，凝结出来的一句话。我觉得对于中国的记者来说，可能就更需要很深的了解和理会。注：1. 所有文字中“（时间点）”，如（0.30），指的是在录音中在该时间点，因为本人原因，并不能确定柴静老师（或其他发言人）所说的具体文字是什么。如果大家有时间，愿意帮这个忙的话，可以在底下留言，我核对后尽快修改。2. 有些柴静老师的语气词很难用文字表示出来，故用了拼音代替。如有语气上的疑问，建议听相应的录音段落。参考资料（按照音频的时间顺序，如有需要补充的地方，也可底下留言告诉我）：1.《神圣的宁静》（来自柴静•观察）2.《陈虻不死》（来自柴静•观察）3.《孤独是一个人的骨头》（来自柴静•观察）4.《在离新闻最近的地方》5.《有一种解放的感觉》6.《两个小故事》（来自柴静•观察）7.《我只是讨厌屈服》（来自柴静•观察）8.《法拉奇死去》（来自柴静•观察）9.《性•谎言•录相带》（来自柴静•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