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塑胶制品有限公司:邓拓救荒史研究的抱负与卓见(组图)

“目前困难当头，我们应该做一件扛鼎的工作”，邓拓致同学信中的这句话，表达了他的学术志向——邓拓救荒史研究的抱负与卓见

　　邓拓所著《中国救荒史》，编写于抗日战争以前，是中国第一部较为完整、系统、科学地研究中国历代灾荒及救荒思想的专著。图为年轻时的邓拓以及《中国救荒史》封面。

　　在国内外学术界，只要一提到救荒问题，就不能不想起1937年由邓云特(即邓拓)撰写、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救荒史》，这本书被誉为中国救荒问题研究的“扛鼎之作”。那么，邓拓是怎样研究救荒史的呢？作为新闻界的一名健将和“精神界之战士”，邓拓又是如何与中国的历史研究、特别是救荒史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呢?

　　邓拓为何要研究救荒史

　　说起来，这大约也正是他传奇式文墨生涯中最具传奇色彩的一页了。谁能想到，一部二十五万字的经典学术名著，竟是一位二十五岁的革命青年，在他的第二次铁窗生活之前，利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所完成的呢。

　　1933年秋，第一次被捕出狱的邓拓，因失去了和党的联系，先是回家乡福州疗伤，后又于次年转道上海，往至河南开封，经其兄邓伯宇的介绍，进入河南大学经济系就读，并在随后的三年度过其一生中极其难得的平静生活。不过，安定的生活环境，不仅没有消融其斗争的意志，反而玉成了一位卓有建树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和中国救荒史研究园地中迄今为止最为著名的专家。当时，他在写给同学的一封信中曾经这样说道，“目前困难当头，我们应该做一件扛鼎的工作，不是在战场上和敌人进行生死搏斗，就应该在学术上有所贡献，写一、二种大部头的学术著作，发扬祖国的文化”。(廖沫沙等:《忆邓拓》，福建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23页)

　　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邓拓充分利用了当时相对平稳的环境和河南大学以及附近学校大量的图书资料，孜孜不倦地致力于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力求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之下探寻中国社会发展的规律。他发表的多篇学术论文，在当时的史学界产生了很大的震动。在研究过程中，有关中国灾荒问题的史料是如此的触目惊心，以致引起了这位青年史学家的注意，并随时把它们汇编在一起，后又以此为选题撰成毕业论文。适值商务印书馆正在组织出版“中国文化史丛书”，邓拓即以中国救荒史为题应约，但由于各种情况的阻滞，当接到限期交稿的通知时，为时已极紧迫。邓拓不顾暑天酷热，一边写作，一边请人誊抄，夜以继日，落笔如雨，终于克尽其功。此后不久，他因从事抗日救亡运动，再次身陷囹圄。只是由于其长兄亲身赴沪，他的书稿才得以及时付梓问世。

　　邓拓为什么能在很短时间内写出这部“扛鼎之作”

　　当然，邓著《中国救荒史》之所以能在短时间内杀青，除了他的勤奋与博学之外，还与历史上悠久丰厚的救荒思想之渊源分不开。

　　自古以来，我国即是一个多灾的国家，灾害频度之繁、强度之深、广度之大，世所罕见。历代封建统治阶级中比较贤明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从维护自身统治利益出发，也曾提出、设计和制定了不少救治灾荒的思想、措施和方法，经数千年的递嬗演进，逐步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救荒理论和救荒机制。近代以来，特别是二十世纪的二三十年代，伴随着内忧外患日甚一日，自然灾害也更加频繁、更加严重，以致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许多有识之士在批判和继承古代救荒经验的基础上，运用现代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对灾荒的成因、危害及其救治的途径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思考，初步建立了具有现代科学基础的治灾救荒思想，相关著述亦蔚为大观。这就为邓拓救荒理论的形成提供了丰富的思想素材。

　　不过，这些著述大都只是涉及某一历史时段或某一方面的灾荒、救荒问题，少有系统的探析，而且毕竟由于历史的或阶级的局限，而在分析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片面化、绝对化和唯心主义的错误，只有邓著以其翔实的史料、缜密的分析、科学的历史观和现实主义的批判精神，成为其中的“扛鼎之作”，并将中国救荒史的研究推进到一个全新的阶段。

　　全书共分三编:第一编是关于历代灾荒的史实分析，作者根据各种可靠的历史资料，运用统计方法，第一次全面准确地探讨了中国历史上自远古以迄于民国历代灾荒的实况及其演变趋势和特征，同时分析了灾荒的自然、社会成因及其相互关系，并从人口流移和死亡、农民起义、民族之间的战争、经济衰落等方面，就灾荒对社会的实际影响作了较具体的论述。第二编“历代救荒思想的发展”，首先对相应历史时期的灾荒救治思想进行了科学的归类，也就是将其分为天命主义的禳弭论、消极救济论、积极救济论三大类，其中消极救济论又分为遇灾治标论(包括赈济、调粟、养恤、除害)和灾后补救论(包括安辑、蠲缓、放贷、节约)两小类，而包括重农、仓储在内的“改良社会条件”论和包括水利、林垦在内的“改良自然条件”论则是积极救济论的主要内容;继而对各类救荒思想的内涵、特点及其社会根源和历史演进趋势亦条分缕析，系统而清晰地揭示出中国数千年救荒思想的全貌和发展脉络。以此编的分类为基础，作者在全书的重点第三编中，详尽地探讨了“历代救荒政策的实施”及其利弊得失，既总结了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又为未来救荒事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从史实、思想到政策，作者第一次全面完整地论述了中国救荒史的状况，可以说，这是该书区别于其他同类的鲜明特点之一。

　　在文中，邓拓并无一字明言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但却时时透析出一种唯物辩证法的精髓

　　对于此部著作，作者解放后在重印本序言中曾将其视之为自己从事“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副产物的一种”。然而正因为它是这样的一种副产物，就使得作者在一开始清理历史中国的灾荒状况和救治对策时，即将其纳入到此前在历史研究过程中已经初步掌握的马克思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分析框架之中，第一次对灾荒问题进行了真正科学的论述，其作品也因此成为马克思主义救荒史学筚路蓝缕的开山之作。实际上，这也正是它之所以能够成为一部“扛鼎之作”并不同于其他救荒著述的最重要的原因。

　　综观初版全文，作者并无一字明言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但却时时透析出一种唯物辩证法的精髓。在“绪言”部分阐述“灾荒”的定义时，作者即一反古今学者仅仅“以表面现象之摄取为足”，而“以客观存在之一般具体事实之全内容为根据”，明确指出“灾荒者，乃以人与人社会关系之失调为基调，而引起人对于自然条件控制之失败所招致之物质生活上之损害与破坏也”。他还进一步指出，“吾人欲寻求历代灾荒积累发展不断扩大再演之原因，惟有于此人与人之生产关系中求之”。基于这样的认识，他批判了以往有关灾荒成因的比较流行的“自然条件决定论”、“技术落后决定论”以及“人口决定论”，认为“从来灾荒之发生，带根本性的原因无不在于统治阶级的剥削苛敛”。他指出，地理环境、气候变迁等自然条件固然是构成灾荒的原因之一，“但并不是终极的惟一的原因”，作为一种外部条件，“惟有通过社会的内在条件，才能对社会发生影响”;生产力的落后、技术的不进步，“实为自然条件得以发生作用而加害于人类的基本原因”，但“不应脱离生产关系而孤立地考察生产力的发展”，“如果在一定的历史阶段，生产关系能够与生产力相适应，因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那么，即使在当时的技术水平下，也可能避免天灾的袭击，或减轻灾荒的凶险程度”;至于从人口的过多来解释，虽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但绝不是“彻底之科学观察法”，因为人口因素，作为一种社会条件，是离不开“在一定的社会结构中人与人的生产关系”这一“基本的社会条件”的。邓拓在这里所作的论述以及他在此后展开来的对灾荒与苛政、战争、生产技术、社会变乱和经济衰败等相互关系的分析，恰恰是以这种“彻底之科学观察法”即唯物辩证法为基准，并有大量的历史事实为佐证，其所得出的结论较之前人也就远为准确和深刻得多，并为后世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内的中国救荒史研究铸定了最基本的理论框架。而且，从文中的叙述来看，作者实际上已经将主要由大自然造成的“天灾”与由此演变而来的主要由人祸造成的“饥馑之患”即饥荒区别开来，从而为后来者在解释新的社会制度下饥荒绝迹而灾害未见减少甚至愈趋扩大的矛盾现象提供了可贵的线索，作者的远见卓识，于此可见一斑。

　　实事求是，坚持真理，原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本质要求，而救荒史的研究，诚如邓拓所言，其宗旨本身就在于“揭示灾荒这一社会病态和它的病源”，“借以探求防治的途径”，所有这一切学科特质再加上邓拓自己的个性和经历，又使得他的救荒史研究充溢着秉笔直书和批判现实的锋芒。虽然我们的史学恰恰也是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开其端绪的，但却不幸而几乎成了绝响，当时即使有不少著作对现实亦表示不满，也绝多隔靴搔痒的“但书”。而邓拓则将其批判的笔触一直延伸到他所生活的那个极度黑暗而又凶险不测的年代，对国民政府时期政治的不良、剥削的严酷、军阀的混战以及救荒政策的弊端痛加针砭，这不正是一位正直的历史学家执着以求的愿为真理而献身的最高精神境界吗?（作者李文海为中国史学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夏明方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本文来源：北京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