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华美医院正规吗:拍摄《打过长江去》

拍摄《打过长江去》
沈芳

55年前的4月20日，是一个永远值得中国人骄傲和自豪的日子。这一天我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在千里长江上发起了伟大的渡江战役，用小小的木帆船渡过了滔滔大长江，创造了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迹。在中国解放战争史上，可以说渡江战役是彻底摧毁国民党反动政权的决定性战役。

从发起战役到4月23日人民解放军占领国民党的首都南京，仅仅用了3天的时间。然而，50多年过去了，那些曾经参加过这一战役的广大指战员，他们是如何经历这一战役的呢？

2002年的夏天，制片人对我谈起了要做一部反映渡江战役的片子，我听到以后十分振奋，怀着一种很崇敬的心情开始了查找资料、搜集素材的准备工作。50多年前的渡江战役在我眼前简直就是一个谜，首先是第一次涉及军事题材，怎样把握五十多年前的那场渡江战役，难度大、困难也很多，毕竟我们生活的时代不同，如何把握具有历史意义的这样一个大主题呢？要能够走近他们的内心世界，把渡江战役背后的故事用影视手段表现出来。我反复思索，我想用很平实的手法去讲述那段往事，用历史的眼光冷静、客观叙述的方式，挖掘出鲜为人知的故事来完成本片的创作，让生活在和平年代的人们永远地记住那场波澜壮阔的战役，把为渡江战役的胜利贡献出自己生命的英雄表现出来。

从哪儿下手呢？那些参加过渡江战役的亲历者他们如今都生活在什么地方？寻找当事人的工作成了我们的重点。2002年9月份我们摄制组到达南京，来到位于挹江门的渡江战役纪念馆，当年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就是从挹江门进入南京市区的。展览室中有许多记录了渡江战役的图片，有一些文物是渡江战役的老战士捐赠的、也有船工的荣誉证，从这入手，从中找线索。我们对馆长说明了来意，他答应了我们的请求，从捐赠文物的联络地址中找到了十几位幸存者。

1999年南京解放50周年，南京电视台专题部做了一部《风雨钟山路》的纪录片，南京台也为我们这个片子提供了宝贵线索。很多渡江战役的老战士、老船工、当地党史办的无私帮助，很多老战士们带病帮助我们寻找他们的老战友，一个个亲历者就这样被我们找到了。参加拍摄此片的同志必须具有一种责任感、一种使命感，一种献身精神来完成这部片子的创作。

5个多月的前期拍摄，我们沿着当年渡江战役的出发地，其中有安徽省的合肥、瑶岗、蚌埠、芜湖、无为、枞阳、桐城、怀宁、望江；江苏省的南京、江阴、无锡、常州、泰州、靖江；西到望江东到江阴的千里渡江出发地，拍摄当年指挥渡江战役的旧址，包括中、东、西三个集团的指挥部。寻找亲历过渡江战役的老同志分布在上海、杭州、大连、哈尔滨、烟台、保定、石家庄、邢台等市和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及北京等24个地方。采访的老战士、老船工、支前民工、支前干部、亲历过这一重大事件的140多位见证人。其中当年参加过渡江战役的老将军十几位、老战士有70多人；支前干部、支前民工、船工50多位；包括两位军委前副主席，原南京军区司令员向守志、政委傅奎清、副政委陈茂辉，原浙江省委书记铁瑛，原浙江军区政委黎清、政委罗晴涛，原昆明军区司令员张铚锈，原上海警备区司令员王景昆、政委章尘、副政委阮武昌。他们中年龄最大的是90多岁，最小的是60多岁。

那些亲历过渡江战役的老将军、老战士、老船工、支前民工，对往事的追忆，对那场战役深刻的记忆，他们渴望把那段往事讲述出来。随着采访的进一步深入，渡江战役的一个个故事映在脑海里，于是忘记了一切，全身心地投入到这部片子的创作中。

在杭州见到原浙江军区政委、时任渡江战役总前委参谋的黎清时，他一听说我们在拍摄渡江战役的片子，非常高兴，并语重心长地对我说：“至今为止还没有一部完整反映渡江战役的片子，你们来拍太好了。解放五十多年来对渡江战役宣传报道的太少了，没有渡江战役的胜利，那么划江而治，革命半途而废，是渡江战役的胜利为我们向全国大进军创造了有利的条件，直接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希望你们把它好、能完整地把渡江战役反映出来、拍成精品，老人的话我一直牢记在心中。

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当年担任27军79师235团三营七连指导员的迟浩田在我们采访时说，参加渡江战役时他只有19岁，50多年的那些往事他一直珍藏在心中，许多故事他只是在战友中间讲过，面对镜头，他有几次激动地讲不下去了。他说，五十多年过去了，每当想起那些牺牲的战友，心里很难过，他们为了革命的胜利，为了解放全中国，他们没有成家立业，没有看到新中国。每当渡江战役纪念日的4月20日，他仿佛又回到了50多年前等待强渡长江的那一历史时刻，当年的一幕幕总像过电影一样浮现在老人眼前。那个伟大的日子，那激动人心的时刻，将伴随他们终身。到渡江纪念日，他总会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和他的老战友回忆他们所经历的那场具有历史意义的战役。

已87岁高龄的原南京军区司令员向守志，当时任二野四兵团十五军44师师长兼政委。老人接受我们采访时，面对镜头将往事层层剥开。他说：“当时我们的口号是‘英雄好汉，江南见’。”尽管他们的突击团伤亡很大，但他们把军首长交给的“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两面大旗插上了长江南岸的香山、黄山的主峰。“上海战役、华东战役、华南战役、西南战役，都是渡江战役的继续和发展。”

拍摄这部片子最让我激动的是，我有幸认识了侦察英雄。《渡江侦察记》这个电影我们从小可以说看着长大的，电影中的原型、当年的渡江先遣大队长兼临时党支部书记亚冰也就是章尘如今已80多岁，在上海警备区第一干休所我们见到了章老。有严重心脏病的章政委和我谈起1949年春天，他带领着27军300多名侦察英雄组成先遣渡江侦察大队先遣渡江侦察的故事，对那段往事章尘政委清晰地记得完整的细节。当时他任27军的团参谋长，1949年3月份中集团27军在准备渡江的日日夜夜首先是从捉舌头开始的，在捉了30多个俘虏以后，对渡江战役能否取得最后的胜利仍然没有十分的把握，由此27军军长聂凤智在层层上报，最终得到中央军委、渡江战役总前委的批准，于1949年4月6日在安徽无为叶家墩举行的誓师大会上，被誉为渡江先锋的300多名先遣渡江的英雄们由章尘、慕思荣各带一路人马向江南进军了。

从接受任务到出发，短短一个月的时间，许多侦察兵为了能参加先遣渡江大队，他们咬破手指写下血书，才被批准参加先遣渡江大队的。从军里挑出的侦察兵克服了重重困难，在寒冷的三月天10天之内学会游泳，在江南游击队的配合下顺利完成了先遣侦察的任务受到嘉奖。27军军长聂凤智对渡江先遣大队予以很高的评价，他说：“渡江先遣大队，像插入敌人软腹部的一把利刃。尽管他们根本算不上大部队，在敌人心目中却无疑是共产党派过江来的第一支正规部队，搞得镇守江防的敌人寝食不安，草木皆兵。对敌人政治上、心理上所起的震慑作用，其实超过了这个行动的直接军事意义”。

《渡江侦察记》的电影就是根据先遣渡江大队先遣侦察的战斗经历在陈毅的提议下，由沈默君执笔编写成电影剧本，1954年由上海电影制片厂摄制成故事影片，1999年先遣渡江大队的侦察兵们和《渡江侦察记》电影的演员们见了面。渡江先遣大队长章尘对演员们说：“我们创造了史实，你们创造了艺术，把历史史实一幕幕表达出来，不仅对当年的参加者是一种激励和肯定，更是对后人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好教材”。军事专家评价渡江先遣大队300多人突破敌人江防是渡江战役中的一次预演，是“百万雄师过大江”这首乐章的前奏。

参加渡江战役的老战士们深情地说：“我们打过长江去，有一半的功劳是船工的，没有他们我们怎么能过去呢？”时任渡江战役总前委参谋的黎清说：“群众的支援，很感人啊。这个船，多少船？8000多条木船啊。多少民工冒着生命危险，来给我们驾船，船老大，没有他们行吗！？”时任三野参谋长的张震说：“没有群众的支援，那你有什么办法，所以百万雄师渡长江，是老百姓把我们送过去的，没有他们的支援，我们过不去，所以陈帅有句名言“欺山不欺水”，山可以欺，爬上去可以走，水不行，你过不去就没有办法了。”时任27军79师235团三营七连指导员的迟浩田对为他们掌舵的船工十分怀念：“给我们开船的老李，当时我们叫他老李头，他比我们大20多岁，他40岁，我那时19岁。他对我说，小伙子，我在巢湖混出来，我的船是有把握的，只要你能冲上去，我就把你送到岸。我只有一个要求，我要牺牲了，你给我竖个牌，烈属就满意。那么后来这个老船工死了，确实这个场面是难忘的，感人的。”渡江战役是数万船工水手驾着9400余条木帆船，为百万大军在长江天堑上铺设起通天大桥，为渡江战役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安徽省巢县船民张孝华和独生儿子张友香，以及两个侄子同驾自家的新木船，1949年4月20日送中集团突击队过江。当年张孝华已经53岁，从小就跟着祖辈、父辈在长江、巢湖上行船，有着丰富的驾船经验，他们的船一路领先，第一个到达长江南岸。

渡江战役结束后，张孝华、张友香父子荣立一等功，并获得渡江支前模范称号。更让全家自豪的是，他们家的船为“渡江第一船”。1959年在渡江战役胜利十周年之际，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收藏了这条木船。张孝华听说自己亲手打造的船要成为革命历史文物，老人感到十分荣耀，但又有点儿遗憾，那就是小船风里浪里行走，已失去了10年前的光彩，便下工夫把小船整修一番。于是张孝华亲自把自家小船一遍遍地洗、刷、抹油，油得红亮亮，亲自把这个船搞得清清爽爽，整整齐齐。这条倾注张孝华一生积蓄的船，渡江时刚刚打造完毕。如今朝夕相处的伙伴要进京了，张孝华有些依依不舍，63岁的他亲自掌舵扬帆，最后一次驾船驶出了门前的小河，沿着当年的路线驶进了长江。 船被装上火车运到北京，因船身太长运进馆内不得不锯成三截，然后再拼装还原。1964年张孝华应邀到北京同心爱的船见了最后一面。他们家的小木船能在共和国的历史档案中留下一笔，他感到无比自豪。

1951年国庆观礼台上有一个小姑娘，是渡江战役中荣立一等功的马毛姐。渡江时，她同大哥在一条船上送中集团27军突击队渡江，当时她只有14岁。她这个一等功臣是庆功大会之后被渡江部队找出来的。评功时人家说这样大的小姑娘，只能在船上玩一玩，哪有她的呀，她就回家了。她大哥哥评了一等功，她当时就没有评，以后解放军就找这个小姑娘，过了几天解放军从部队给她送来奖状，写的“渡江英雄马小姐”。
部队之所以寻找这个小英雄不仅仅因为她渡江时驾船掌舵，船靠南岸后马毛姐跟着部队一起往前冲战斗了7天7夜。1951年进京时，她仍然叫马小姐，毛泽东接见时为她起名为马毛姐。

当我们的摄像机镜头对准那些船工时，他们将自己已珍藏了多年的船工证、奖状、奖旗从柜子里翻出来拿给我们看，我的心灵受到了很大的震撼。当年就是这些普普通通的船工们，为了新中国，为了解放江南半壁江山，他们将自己置身于枪林弹雨之中，勇往直前，和战士们一起英勇奋战。他们都是普普通通的老百姓，他们的牺牲精神感动天地，他们的事迹可歌可泣。

沿着长江两岸我们还拍摄到了许多烈士墓，长眠在东起江阴西至马当长江两岸的烈士们，是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书写了渡江战役最壮丽的一页。

常州渡江战役烈士陵园记载着江苏常州人瞿钦民。渡江时他任23军67师201团三营营长，是瞿秋白的侄子。他随新四军北撤4年后重返故乡，在解放潘墅的战斗中，率领八连指战员浴血奋战，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瞿钦民身上8处负伤，同39位战友一起壮烈牺牲。他不仅没有看到全中国的解放，他连潘墅的解放也没有看到就牺牲在家乡的土地上。

望江县的烈士陵园里有210位渡江战役牺牲的烈士，其中有姓名的82位，128位为无名烈士。1959年望江人民在县城南门建立渡江烈士纪念碑，1975年将烈士遗骨火化，存入骨灰盒。1988年因老陵园面积太小，于是在县城西建成占地25亩的新陵园。1998年夏长江洪水濒临骨灰堂，望江人民将烈士们移往高处，大水退后，又一个个将烈士们请回来。50多年来，望江人民像照顾自己的孩子一样精心地照顾着牺牲在这里的每一位烈士，尤其是那些无名烈士。正像望江县当年参加过掩埋烈士遗体的老县长所说的“这个事情我说起来就难过，哪个没有父亲、母亲，哪个没有儿女，但是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牺牲了自己年轻的生命，真是伟大的不得了，想起来就难过。”

在千里长江线上，一座座烈士纪念碑矗立在岸边，似乎在给我们讲述着那段动人的故事。沿江人民都将烈士墓建在长江岸边，让他们安息在母亲河的怀抱里。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人们总是用特有的形式来怀念、凭吊他们。

江阴渡江战役纪念馆珍藏着一双袜子和一双鞋，它是佘景行老人在渡江战役胜利50年后捐出来的，84岁的老人当时任23军69师207团政委。佘老很激动地给我讲述了这双袜子的来历：“袜子是在淮海战役结束以后，我们这个部队在掖县整编休整，那个时候毛主席发出了‘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后来又发表了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号召解放军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打过长江去，活捉蒋介石，这两个口号。在掖县实际上是做了战斗动员。当时老根据地的群众是支援解放全中国，敲锣打鼓地庆祝。所以那个时候妇女就是支前，缝袜子、缝布鞋。当地政府把好的洋布，老百 姓给我们全团每个人做一双鞋、一双袜子，在掖县开慰劳军队的大会，我和团长两个人的袜子是当地的妇女主任亲自送给我们的。我们接受时还宣了誓，我们誓死为打过长江去，建设新中国，来报答老根据地的人民对我们无限的热爱和支援。那时部队受的鼓舞是极大的，所以这个袜子我就保存下来了。后来江阴渡江战役纪念馆要，开始我还舍不得，我原来准备一直保存下去，等我走的时候随我一起走。后来，我想我是穿这个袜子从靖江踏上江南土地的第一个地方，江阴渡江纪念馆有资格把我这个珍贵的礼物收存，就这样我的这双很具有时代特征的袜子就进了纪念馆。”

完整纪录渡江战役的电影纪录片《百万雄师下江南》是1949年渡江战役时我厂战地摄影记者拍摄的。当年他们都是20多岁的小伙子，如今他们都已年逾古稀，却对往事记忆犹新。

在接受我们采访中，总领队吴本立说：渡江战役是摄影队投入最多的一次，也是最大的一次，9名摄影师分成9个摄影队共23人参加战地拍摄。而战争开始是粟裕召集团以上的干部，开军事会议，就是要行动，准备从哪打哪，哪个部队在哪个位置，怎么打法，有一面墙的地图。当时吴本立同志看到粟裕很沉着地、很有条理地在那讲，于是拿着机器就拍了。采访结束后，我答应和我住在同院的吴伯伯，等我编好片子第一个请他过来看。没想到就在我们片子后期合成中，吴伯伯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他在镜头前为我们讲述的渡江战役竟成了绝版。

当年他们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完成了拍摄任务，就连他们使用的摄影机都是十分落后的，每拍一个镜头就要紧一次发条，紧一次发条只能拍二、三个短镜头，而没有高感光度胶片对拍摄的限制更大。

随军摄影师郝玉生回忆当时的场景说，那时候作为一个摄影师来讲，能够参加这么一次伟大的渡江战役，确实是觉得莫大的幸运，实在是一个好机会，难得。但是任务很重，因为总要给历史留下一点东西吧，这么一个伟大事件，能不给历史留下一点东西吗。接到命令过江是在晚上，晚上看到解放军的炮，打起来满天映红了，红光一片，江水也红了。可是我们的胶片在半夜根本感不了光，着急得不得了。看到突击队乘着小船，民工摇船往前冲，我们干着急，一点办法也没有。但是我们还是登上船，跟部队一起过了江。因为什么呢？你在这呆不住了，因为心跳得怎么也呆不住了，一定要跟部队过去，虽然不能拍，我也跟部队过去。到了江南天也快亮了，拍到部队登上长江南岸的镜头。我们的老厂长也未能等到片子的播出，于4月25日逝世。
随军摄影师高振宗则对他拍摄的一个掌舵的老太太记忆深刻。他说：“渡江战役我们随第二梯队过的江，我那个船是一位老大娘在掌舵，这老大娘已经60多岁了。当时江面很乱，敌人飞机在轰炸，炮火在轰击，我看老大娘紧紧地掌着舵，很稳，当时我把这个镜头很快地记录下来。后来这个镜头在影院里放映以后，效果特别好，每当老大娘出现时，群众都热烈鼓掌。”出于一种责任感，许多摄影师都跟着渡船来回拍摄，把许多只有渡江作战才有的珍贵历史场景留给后人。

在整个渡江战役中，全摄制组共拍摄胶片5000多米，后期编辑成60分钟的纪录片《百万雄师下江南》，并获得了文化部1949——1955年优秀影片长纪录片一等奖。

这张《我送亲人过大江》中，那个只留下了个背影的小姑娘。让邹建东牵挂寻找了50多年。渡江战役时邹建东是一名随军摄影记者，也是全军唯一获得二级红星勋章的战地记者。

88岁的邹老说：“我很喜欢这张照片，渡江时小姑娘她使劲摇啊，看了是非常美的。这个美不是平常能看到的那种美，感觉人民群众支援我们哪，这个小姑娘特别感动人，这种美特别感动人，希望能够见到她。我托人去找，南京《新华日报》张忠说到扬中去找找，后来又找宣传部以后没找到，我又写信给南京的宣传部，也没有回音。”50年过去了，一直没有找到。1999年南京电视台为了纪念南京解放50周年，制作了文献纪录片《风雨钟山路》。

1999年4月27日，《风雨钟山路》在江苏卫视播出，播到这张照片时，解说员声情并茂地说，“照片上的这位小姑娘，你在哪里？如果你健在的话，也该是60多岁的老人了”。这时家住常熟的董小妹看得热烈盈眶，说这不是我的妈妈吗？

董小妹的妈妈叫颜红英、小名叫大根双。她从小就听妈妈说过外公颜建法领着妈妈大根双、姨妈小根双送大军过江的事，他们家的船还荣立了二等功。看完电视的第二天，董小妹便带着妈妈和姨妈来到了南京电视台。

南京电视台专题部主任、《风雨钟山路》总编导吴建宁接待了颜红英一家，确认了照片上的小姑娘就是颜红英，这一年她已经69岁了。他告诉颜红英照片的作者在北京，他找你找了50年了。在北京292医院住院的邹老和颜红英见面了，两双相隔半个世纪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接着邹建东和颜红英重返江苏扬中，来到当年送大军过江的地方，举起照相机为颜红英在当年送大军过江的地方再次留影。

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仿佛和他们一同回到55年前的渡江战役，那是他们生命中最值得怀念的日子。对于他们，我有了更多的理解，他们的事迹，他们为中国革命所做出的历史性贡献，我们应该给他们唱赞歌，而且让我们的下一代知道他们当年的伟大壮举，这就是英雄的赞歌。

采访、编辑过程中，一些老人陆续地离开了我们，我感到十分遗憾。他们把鲜血和生命献给了祖国，他们把壮美的历史留给了人民，祖国和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