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鲁迅书信、著作出版的斗争

　　在1975年文艺调整风云中，毛泽东对鲁迅之子周海婴的信作出批示，可以说是一场精彩的压轴戏。“四人帮”恨恨之情到“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发泄出来，他们咒骂周海婴同志“被收买了”，他的信“反映了旧的习惯势力情绪”，“同黑线有关”，认定这封信“是有人指使的”。然而，再是怎样的高压，当事人和知情人都没有一点走漏。现在是到了披露真实情况的时候了。围绕鲁迅书信、著作出版的这一场惊心动魄的斗争，贯穿于整个“文化大革命”10年，所以还得从头说起——

　　摘编自《在历史的漩涡中》 程中原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2008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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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恩来指示：查清戚本禹盗信事件，追回书信手稿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逝世以后，许广平就把收集、保存、出版鲁迅著作作为自己的重要使命。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已收集到鲁迅书信手稿1054封，1524页。

　　本来，鲁迅全部书信手稿由设在阜成门内宫门口西三条鲁迅旧居的专门机构鲁迅博物馆保存。“文化大革命”发动起来以后，在1966年6月30日，装在四个大木箱里的全部鲁迅书信手稿即被原文化部“文革”小组调走，存放到设在朝阳门内的文化部（今外交部）内。

　　1967年上海掀起“一月风暴”，在所谓“全面夺权”的混乱之中，存放在文化部的四箱鲁迅书信手稿忽然被人用中央文革的名义取走了。当时这事做得很机密，许广平、周海婴等一无所知。过后才透出风来，知道书信手稿已被中央文革成员戚本禹带人取走，但放到哪里去了，则不得而知。为了查实鲁迅书信手稿的下落，鲁迅博物馆曾经分别函询中央文革和戚本禹，均如石沉大海，没有回音。

　　1968年初，戚本禹作为“五一六反革命集团”头目被抓了起来。“文革”初期合称为“王关戚”的另外两人王力、关锋已先他于1967年8月被捕。“王关戚”案情严重，许广平担心这批鲁迅书信的手稿散失、毁损，心急如焚。2月17日，鲁迅博物馆革命大联合勤务组再次写信给中央文革，要求追查这批手稿的下落。此信请许广平转交。3月2日，许广平决定给姚文元写信，因姚当时主管这方面的工作。这信是许广平口授的。信中写道：“北京鲁迅博物馆原来藏有鲁迅《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手稿15页，书信手稿1054封1524页（大部未印），1966年6月30日，旧文化部以‘保护’文物为名，从博物馆调走。 1967年春天，戚本禹在文化部听说此事，又将这部分手稿拿走。现在我不知这些手稿究竟落于何处，甚为担心。如有散佚或毁坏，将给人民带来损失。”

　　这是许广平的绝笔。非常不幸，许广平由于忧愤交加，心脏病发作，3月3日上午，因心力衰竭而猝然逝世。周恩来当天晚上就前往北京医院，到许广平灵床前，向她的遗体告别。这时，周海婴把母亲前一天写好的那封信交给周总理。周接过信，跟海婴等一一握手道别，这时已是深夜11时半。

　　过了大约1个多钟点，周恩来又来到许广平的家里，陈伯达、江青、姚文元他们也来了。周总理当场阅读了许广平的遗信，指出：要查清戚本禹盗信事件，立即追回鲁迅书信手稿。

　　在场的江青，其实是戚本禹盗信的主使者，这时在一旁假情假意地说：“信里反映的事情，我们过去一点不知道。叫戚本禹交代，冲这一条就可以枪毙他；如果不交代，就枪毙他。这些王八蛋，想毁坏手稿，将来可能要翻案。”

　　傅崇碧被诬“武装冲击中央文革”

　　周恩来等人离开许广平家以后，随即在钓鱼台召开了中央碰头会，决定追查鲁迅书信手稿，并把这个任务交给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傅崇碧从监狱提审了戚本禹。戚说：鲁迅书信手稿确实已于1967年1月由他和中央文革的一个工作人员从文化部取走，并且开具了收条，此事是江青亲自要他去做的。这些手稿当时就交给中央文革的保密员保管。

　　傅崇碧为了当面核实情况，带领三位同志，分乘两辆汽车赴中央文革所在地钓鱼台。到某号楼前，傅崇碧在路上遇到姚文元，一齐走进会议室。但是，万万没有料到，江青一进来就气势汹汹地吼叫：“你带着这么多人到我这里来干什么？你身为卫戍司令，不经请示就冲进来，你要抓人吗？你懂不懂纪律？”姚文元在一旁帮腔：“傅崇碧，你是没有请示。”傅崇碧想进一步说明情况，但根本不容他开口。

　　傅崇碧拿出写着收管手稿人名字的纸条，并指出手稿存放的地点。江青只好要姚文元把人叫来。保密员一来，江青劈头就骂：“你是个混蛋！你不是毛主席的兵，应该把你抓起来！”装着书信手稿的四个箱子也抬来了。江青说：“当着你们的面，把箱子撬开，看看到底是不是。”箱子打开了，正是鲁迅书信手稿。江青脸色大变，“啪”地一声把箱子关上，说：“不看了，封存起来！”

　　可是，过了两个星期，傅崇碧奉命调查鲁迅书信手稿的事，一下变成了“武装冲击中央文革”事件。3月23日凌晨，傅被叫到人民大会堂，林彪突然宣布傅调动工作，限令即刻离京赴沈阳。第二天，宣布22日签发的命令，说傅崇碧犯了“严重错误”，撤职审查。从23日凌晨到25日，林彪、江青等人接连召开全军部分师以上干部和北京卫戍区、北京军区干部战士大会。林彪宣布：“傅崇碧前一个时期带着几辆汽车，全副武装冲进中央文革的地点去抓人。”江青叫嚷：“傅崇碧不得中央文革负责同志允许，开了两辆汽车，浩浩荡荡，全副武装，擅自冲进中央文革所在地去抓人。”她煽动说：“冲击中央文革，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安全还有没有保障？”当场宣布撤了傅崇碧同志北京卫戍区司令员职务。

　　此后，接连四次抄傅的家，并将其家属赶出北京。傅崇碧关押沈阳，蒙冤7年。关于鲁迅书信手稿的出版等问题也就搁置一边。

　　江青一伙为什么要在鲁迅书信和著作上大做手脚

　　深究起来，江青集团的几个成员，都或直接、或间接地中过鲁迅的投枪。如果把鲁迅书信全部公诸于世，对鲁迅著作详加注释，他们的多米诺骨牌，很可能就会由此而一路倾倒下去。

　　30年代中期，江青在上海，曾经争演过赛金花。这本来并不能算一回什么事。但“文革”开始以后对所谓“四条汉子”之一的夏衍无限上纲，说他的剧本是卖国主义、投降主义的大毒草，引出鲁迅当时的一段话来：“作文已经有了‘最中心之主题’：连义和团时代和德国统帅瓦德西睡了一些时候的赛金花，也早已封为九天护国娘娘了。”所以，对鲁迅著作深入研究起来，在“文革”那样的背景下，这事张扬起来，对江青总不大光彩。由此引出蓝苹的那段历史，更加麻烦。

　　更有关碍的是张春桥。鲁迅在1936年4月16日作《三月的租界》，揭露“三月里，就‘有人’在上海的租界上冷冷的说道——‘田军（按：即萧军）不该早早地从东北回来！’”并点明“有人”就是“狄克先生”，证据就是“《大晚报》副刊《火炬》的奇怪毫光之一”，张春桥化名狄克在《星期文坛》上发表的《我们要批判与自我批判》。1963年出版的注释本《鲁迅全集》第六卷，在“狄克先生”名下没有加注，因此世人无从知道狄克是谁。但化名者本人心里清楚，狄克者，张春桥是也。而《火炬》的主编，是他同乡好友崔万秋。这个崔万秋，是复兴社特务，戴笠手下的军统秘密情报人员。如果搞新注本，张春桥攻击过鲁迅，受过鲁迅批评，与特务文人来往亲密，以至本人在1933后春就是法西期组织华蒂社的发起人之一和“中坚分子”，种种劣迹势必昭彰。张春桥还怎么能去做他那“改朝换代”的美梦呢？

　　姚文元之父姚蓬子，1934年4月叛党出狱，5月14日的《中央日报》登出《脱离共党宣言》，后即成了中统特务徐恩曾手下的文化特务。鲁迅在好几封书信中斥责这个变节者“转向”、在南京“做了小官了”。1934年11月17日致萧军、萧红一信，更把姚蓬子变节作为一种典型加以剖析。如果将鲁迅书信全部照手稿付印或出版鲁迅书信手稿全集，姚文元是鲁迅痛斥过的叛徒的儿子，就将大白于天下，姚文元的政治前途，岂不是岌岌乎殆哉！

　　帮助周海婴上书毛泽东的正是胡乔木

　　1971年九一三事件以后，内部广泛传达了毛泽东写于1966年7月8日的一封信。毛泽东在信中说，“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但江青集团却加以阻挠，使得鲁迅著作的出版工作迟迟不能落实，鲁迅研究工作不能正常开展。

　　1975年7月以来，文艺界出现了“文革”以来未曾有过的有利形势。周海婴和叔父周建人等商量，感到应该乘这个时机，给毛主席写信。

　　周海婴给毛主席的这封信写得很好，“四人帮”追查“后台”没有来得及追出来。1994年1月21日，笔者叩询周海婴同志，终于得知，指点、帮助他上书毛泽东的不是别人，正是胡乔木！

　　当年，胡乔木的处境已比前些时差得多。但是，胡乔木一点也没有犹豫，支持海婴给主席写信，并表示愿意转交。对于信的写法，胡乔木也详细谈了意见。海婴给毛主席的信写成以后，又到乔木家中，请乔木修改、润色。最后由胡乔木把这封信呈送毛泽东。要说“后台”，胡乔木确实可算一个。

　　由于出版一部收入现存鲁迅全部书信的集子，是斗争的焦点，多年来，姚文元等以所谓有的收信人后来成了坏人等为借口，百般阻挠，所以，周海婴的信把出版新的鲁迅书信集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并有理有据地对他们设置的障碍予以批驳，还特意点出毛泽东引用过的“鲁迅痛斥变质者的一封信”，亦即1934年11月17日鲁迅致萧军、萧红斥责姚蓬子的信，给姚文元以有力的反击。信中写道：

　　一，关于鲁迅书信的处置和出版。出版一部比较完备和准确的鲁迅书信集，始终是母亲多年的愿望。1968年母亲去世前几天，得悉戚本禹利用他在中央文革的职权，从旧文化部保险柜弄走全部鲁迅书信手稿一千多封，气愤之下，立即写信向姚文元反映。母亲原有心脏病，受了刺激，在写信的第二天心脏病复发，因心力衰竭去世……敬爱的主席，你最了解鲁迅书信的革命精神，并早在 1937年10月19日，您在陕北公学鲁迅逝世周年纪念会的讲演中，就引用过鲁迅痛斥变质者的一封信，给我们留下难忘的印象。我们迫切希望在您的支持下，一部收入现存全部书信，认真按照手稿校订过的新的鲁迅书信集，能够早日出版。

　　周海婴还请求毛泽东指示出版局组织人力“编辑出版一部比较完善的新的注释本鲁迅全集（包括书信和日记）”，对于开展鲁迅研究方面也提出了看法和建议。在信的末尾，周海婴写道：

　　敬爱的主席，您在1966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初期写过，您和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我在1971听到传达您这句话时，心情是何等激动啊！我觉得父亲也是这样想的。我听母亲和熟悉鲁迅生活的老同志告诉我，父亲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也就是您率领红军经过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的那一年，心中总是深深地想念您。他曾打电报给您表示祝贺，还常常兴奋地和参加长征见过您的同志谈起您，渴望知道关于您的一切……我听说他谈起您时，总是点燃着一支烟，眼中充满愉快的微笑，轻轻地说他愿意在您的指挥下，做一名小兵……

　　毛泽东阅信后，即于11月1日批示：“我赞成周海婴同志的意见，请将周信印发政治局，并讨论一次，作出决定，立即执行。”

　　1976年鲁迅诞辰95周年之际，一部包括1381封书信的新的《鲁迅书信集》终于问世。在1981年纪念鲁迅100周年诞辰时，一部由胡乔木委托林默涵主持、全国许多高等学校和研究单位参加编注的新的16卷本的《鲁迅全集》也终于出版。胡乔木从新版《鲁迅全集》的总体设计到每一个集子注释的修改、审定，都倾注了才智和心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