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电子科技怎么样:《莱布尼茨书信与著作全集》

莱布尼茨书信与著作全集》
　　李文潮/文（原载《文景》2008年第十二期）
　　
　　一组数据
　　
　　原始资料：二十多万张已经发黄的手稿，大约百分之四十用拉丁文，百分之三十五用法文写成，其余则是德文，极少数是英语﹑荷兰语﹑意大利语及俄语，大部分稿件经过数次改动后已经有点面目全非。文稿中包括一万五千多封与世界各地一千一百多人的通信，还有大约一百本作者阅读参考过的书籍，上面同样布满了行注﹑眉批﹑加重号等使用过的痕迹。把这些三百多年前写成的文稿一张张地铺在地上，总长度大约是六十公里。文稿涉及到的内容则囊括了欧洲甚至世界17到18世纪的所有知识领域：政治﹑经济﹑法律﹑哲学﹑数学﹑逻辑﹑医学﹑物理﹑技术﹑地理﹑游记﹑历史﹑语言﹑神学﹑博物馆学，其中包括中国的历史﹑哲学﹑文化等等。在几乎每一个领域内，手稿均既代表了那个时代的最高成就，同时体现了作者个人思考与解决这些问题时表现出来的天才性。无疑，这是一笔欧洲甚至人类历史上非常珍贵的文化与精神遗产，是一个时代的缩影。
　　
　　
　　莱布尼茨手稿

　　任务：为同代人的研究发掘这一宝贵的精神财富，为后代人使用这一遗产奠定基本的文字基础，把这些文稿一张一张地整理出来，按照其形式﹑性质及内容划分为八大系列，按照文稿产生的时间顺序排列，对每篇文稿（长到数百页的专著，小到一句话）进行严格的历史批判性的编辑﹑校勘﹑注释。编辑的意思是把每份草稿按其本来文字誊写成可以刊印出版的论文，严格保持当时的文字使用习惯，编者所作的每一处改动均须用方括号[]注明，并说明改动的原因；校勘的意思是把草稿中每个删改的地方还原出来罗列在每页的下面，在针对同一问题有数份草稿同时存在的情况下，罗列出其不同之处；注释的意思是对文稿中提到的人物﹑历史事件﹑地名﹑关键词﹑书名，引语等尽可能地给以说明，注明人物生活的年代，担任的职务，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及前因后果，书籍编撰者的名字，出版社，出版时间，引语的具体出处，在可能的情况下，给出版本页数行数等。
　　
　　人员及资源配置：由于百分之八十五以上是从未发表过的手稿（草稿），相对来讲这便是一件耗时耗费的事情。从以往的经验来看，一个受到良好的专业与语言训练的博士毕业生大约需要三年的工作实践，才能单独胜任自己的工作。这样，完成一本九百页的文集，三个专业人员需要三到四年时间，把工资与日常开销及资料费用加起来，完成这样一本文集的费用大约在五十到六十万欧元左右。目前德国共有四个编辑室在联合完成这一巨大工程，每年大约投入一百二十到一百四十万欧元。
　　
　　期待达到的成果：全部项目结束后，将有一百二十多本巨著出版。每本平均八百到一千页，除正文外包括导言﹑编辑则例﹑文献总录﹑人名索引﹑关键词索引﹑圣经引用索引﹑勘误等。目前已有四十六本问世，尚有三分之二的工作有待完成。
　　
　　项目资助年限：至2055年12月31日。
　　
　　以上是有关《莱布尼茨书信与著作全集》科学院版的几个重要数据。这是当代德国规模最大、投资最多、时间最长的人文精神学科基础研究项目之一，这组数据充分显示了莱布尼茨思想的历史重要性与当代意义，同时显示了德国政界、学界、社会以及公众舆论对这一文化与精神遗产的高度重视。
　　
　　巨大的精神财富
　　
　　为了研究撰写布伦瑞克家族的历史与家谱，莱布尼茨遍访欧洲诸多图书馆与档案馆，收集了不少鲜为人知的原始资料。1716年11月14日莱布尼茨逝世后，布伦瑞克家族按照当时的习惯做法，更出于担心与皇家不利的有关资料外流，即刻派人查封没收了莱布尼茨的所有文字资料。回头来看，这一措施有利有弊。弊在同时“查封”了莱布尼茨对18世纪哲学、逻辑、数学、自然科学等学科发展所可能发生的影响，利在为后人的莱布尼茨研究保存了丰富的物质基础。在人类思想史上，恐怕没有第二个人的文字遗产能够保存得如此完整：小到一张药店凭据，大到学者自己使用过的图书，几乎全部被保留下来了。更独特的是，莱布尼茨自己似乎也想到了这一点：发给他人（包括远在北京的耶稣会传教士）的信件，莱布尼茨要么誊写了复件，要么留下了底稿，而且显然从年轻时起，莱布尼茨就有意识地把自己的一纸一屑细心保存起来了。至于为什么这样，则还是一个有待研究的问题。还有，手稿中涉及到的绝大部分内容是至今未有人知晓的，因为莱布尼茨虽然一生笔耕不辍，但生前却几乎没有发表一本有适当规模的系统的著作。研究编辑莱布尼茨遗留下来的手稿，大部分情况下可以清楚地追踪作者的思维步骤。莱布尼茨似乎是一个善于通过写作进行思维的学者，同时在写作的同时大脑中已经对写出来的东西进行了修正。通过研究整理手稿中的无数的改动，补充，删除以及语句调整可以比较清楚地还原出作者的每一个思想即观点的形成过程。观察其手稿，有时如同观察一个正在处于紧张思维之中的大脑或者正在进行运算的计算机。更幸运的是，这一珍贵财富不像几乎所有学者们的遗产那样遭到破坏或者被淹没流落在为人所不知的角落里，而是几乎被完整地保存下来了，绝大部分至今被封藏在汉诺威图书馆手稿部的保险柜里。无情的岁月虽然也在这些纸张上留下了难以抹去的痕迹，但这也只能说明尽快整理编辑这一财富的紧迫性与必要性。
　　
　　要对这一庞大复杂的学者遗产进行全面彻底的编辑整理，当然有一系列的直至今天甚至可以说恰恰在今天仍然具有很大挑战性的难题：莱布尼茨一人单独涵盖的学科领域非当代学者可以想象，从严格的形式逻辑科学到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以及神学﹑文学﹑笑话﹑宫廷应酬诗歌﹑古代法律文献等等无所不包，以至于当年的一位普鲁士皇帝称赞莱布尼茨一人就是一个科学院，而对每一个领域的文稿的整理都需要该领域的专业人才才能完成；与通常的学者遗产不同，莱布尼茨遗留下来的大部分是从未发表过的手稿，这些手稿中的相当一部分是充满了删除﹑改动的草稿或者笔记。要把这些草稿整理成严格意义上的可供研究界使用的文本，除了语言方面的严格要求外，做数学的要计算检验计算，做文化史的需要核对地名山名人名。多年的丰富经验则是必不可少的；只有为数很少的手稿可以被明确地确定其写作年代，因此一个按年代顺序进行编辑的版本便面临着具体的如何确定各篇著作的年代的问题。能够帮助解决部分问题的一个办法，是检查原始文稿所使用的纸张上的水印。目前收集到的莱布尼茨使用过的稿纸上的水印共有大约两千五百个，但这也仅仅能够提供一定借鉴作用。根据题目（如果有的话）﹑纸质﹑内容﹑以及与其他文献（特别是书信）之间的可能联系来猜测判定文稿产生的时间，便成了一个在莱布尼茨文集编辑过程中的一个特定的需要大量经验才能形成的专门学问。最终还有一个选择的问题。莱布尼茨阅读了大量的古代及当时的著作，其中包括相当数量的手稿，并且作了比较详细的笔记，是否必须把所有的读书笔记全部整理发表？为了同一问题，莱布尼茨经常是不断思考，不停地寻找新的思路与解决办法，这样为了同一问题便留下了各自不同的文稿，在数份文稿如何确定主文稿，以便能够在校勘注释中顾及到其他文稿，是编辑者经常遇到的一个难题。
　　
　　以上几点至少说明了像《莱布尼茨书信与著作全集》这样的一个人文精神学科项目所面临的各种不同的挑战以及困难。这样的一个项目之所以一个世纪以来多次得到重整而又多次面临失败，编辑工作的难度，对编辑者所提出的语言及各种专业上的要求，均是非常重要的原因。更值得钦佩的是，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德国分裂等创伤之后，《莱布尼茨书信与著作全集》这样的一个项目竟然能够存活下来！
　　
　　
　　莱布尼茨画像

　　历史的呼吁
　　
　　“当一个人考虑到自己并把自己的才能和莱布尼茨的才能来作比较时，就会弄到恨不得把书都丢了，去找个世界上极偏僻的角落躲藏起来以便安静地死去”。这是莱布尼茨逝世半个世纪之后，法国启蒙运动的主要学者之一狄德罗在其编撰的《百科全书》中写的一段话。狄德罗接着写道：“没有任何一个人比莱布尼茨读得多﹑研究得深﹑思考得多﹑写作得多，尽管至今还没有一个莱布尼茨的著作全集问世。这样的一个伟人给德国带来的荣誉大大超过柏拉图﹑亚历士多德以及阿基米德一起给希腊带来的荣誉的总和，而德国竟然至今还没有把源自莱布尼茨笔下的财富收集整理出来！”对莱布尼茨崇拜得五体投地的狄德罗到底见到了多少莱布尼茨的著作呢？充其量不过是被保管在德国汉诺威图书馆保险柜里的莱布尼茨手稿的百分之十五！
　　
　　呼吁收集整理出版莱布尼茨文集的，并非狄德罗一人。早在1717年，莱布尼茨当年的秘书艾哈特（Johann Georg Eckhart ）就出版了莱布尼茨在世时亲自收集准备的语言学文集《词源汇总》（Collectanea etymologica）；1720年德国学者科勒（Koehler）翻译出版了《单子论》（Monadologie）；1765年拉斯普（Rudolf Erich Raspe）收集出版了《人类理智新论》和另外几篇著作。特别是迪唐（Louis Dutens）经过几年努力，把能够得到的已发表的莱布尼茨的信件与著作汇总在一起，于1768年出版了著名的六卷本《著作集》（Opera omnia） 。不过所有这一切都是在没有对莱布尼遗留下来的浩如烟海的手稿进行比较整理的基础上进行的。对这一丰富庞杂的遗产进行整理编辑，真正开始于19世纪。开其先河的是埃德曼（Johann Ed. Erdmann）1839至1840年出版的《莱布尼茨全集》（Opera philosophica）。不过这一版本很快受到了为莱布尼茨立传的居劳尔（G. E. Guhrauer）的批评，此人在1838年1840年编辑出版了两卷本的《莱布尼茨德语文集》（Deutsche Schriften）。更重要的是，凭借的普鲁士科学院院士的身份，居劳尔打算争取得到科学院的推荐与支持，启动出版莱布尼茨书信与著作全集这样的一个巨大工程。
　　
　　在1840年4月2日召开的一次普鲁士科学院大会上，居劳尔亲自提出了这一提案，但没有取得任何效果。后来曾参与过莱布尼茨全集编辑工作的历史学家舍尔（Scheel ）猜测，其原因可能这一提案在当时的历史情况下不可能被实现，因为出于政治的原因汉诺威不可能把莱布尼茨遗稿提供给普鲁士科学院使用。但当克鲁普（Onno Klopp）1864年开始编辑整理时，到1884年出版了十一卷书信后便被迫中断，原因是汉诺威归属普鲁士后，普鲁士政府禁止使用保存在汉诺威的手稿。在此之前，普鲁士科学院院士的历史学家佩尔茨（Heinrich Pertz）成为汉诺维图书馆的馆长后，从1843年开始准备编辑出版莱布尼茨文集， 出版了四本后便无法继续做下去了，原因是他虽然可以使用手稿，但面对浩瀚庞杂的资料，颇有点力不从心之感。
　　
　　尽管如此，在当时的情况下还是出现数个从遗稿中整理编辑而成的版本。在没有更好的版本之前，人们也只好采用这些版本。譬如说卡雷尔（A. Foucher de Careil ）1859至1875年编辑的七卷本《著作》（Oeuvres），普鲁士科学院通讯院士格哈特（Carl Immanuel Gerhardt）1849至1863年编辑的《莱布尼茨数学著作集》（Philosophischen Schriften）和1875至1890年编辑的《莱布尼茨哲学著作集》（Mathematische Schriften）。最晚到了1903年，人们发现这几个版本在其选材上都是偏于一隅的，因而难尽人意的，因为它们都没有顾及到莱布尼茨思想领域的其他几个重要方面。在这一年，库图拉（Louis Couturat）出版了他搜集到的莱布尼茨的未刊逻辑文稿（Opuscules et fragments inédits），从而为莱布尼茨研究提供了与19世纪所习惯的形而上学式的解释不同的逻辑进路。1906年戈尔兰德（Ernst Gerland）出版了莱布尼茨的物理与技术文集，在此之前，1860年，哈斯（Carl Haas ) 已经编撰整理了莱布尼茨神学方面的部分文稿。
　　
　　这样，到了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至少有三点便很清楚了：有必要出版一个能够满足科学研究要求的历史校勘版本；要完成这一个工作需要不同学科的专业学者，因为只有他们才有可能看懂遗留下来的有关文献；要完成一个以时间顺序为标准的囊括所有手稿的真正意义上的《全集》，首先必须对所有能够搜集到的尚存的文稿有一个整体上的了解，并且对其编目。
　　
　　步履维艰的世纪之梦
　　
　　这样，在1901年召开的国际科学院联合会（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Académies）首次联系会议上，便出现了一个编辑整理莱布尼茨手稿出版莱布尼茨全集的提案。会议委托位于巴黎的法兰西科学院（Académie des Sciences ），法兰西道德与政治科学院（Académie des Sciences morales et politiques ）与德国的普鲁士科学院一起为启动这样一个符合科学研究要求的莱布尼茨全集项目做准备工作。这一工作的首要目的是在全欧范围内进行系统的调查，以期对被保存下来的莱布尼茨手稿有一个总体的了解，其中包括莱布尼茨使用过的纸张的产地﹑年代﹑特征，还有和莱布尼茨合作过的助手﹑秘书的名单以及他们的笔迹等等。法国负责在意大利的调查工作，德国方面的调查范围则包括奥地利﹑丹麦﹑瑞典等国。法国方面的负责人分别是两个科学院的院长，科学家彭加勒（Henri Poincaré ）和哲学家布特鲁（Emile Boutroux ），普鲁士科学院则为此成立了一个专业委员会，其成员中包括古代语言学家迪尔茨（Hermann Diels），哲学家狄尔泰（Wilhelm Dilthey），历史学家哈纳克（Adolf von Harnack）以及科学家普朗克（Max Planck）等。这些显赫名字代表了当时德国甚至世界范围内科学研究的最高水准，充分显示了计划完成的这一著作版本应当具有的崇高地位。
　　
　　短短两年之后，根据在欧洲范围内的调查，整理出了一个大约七万五千多页的手抄目录，其目的是试图以编年日月为顺序对发现的手稿进行初步整理。起初，几家科学院曾准备以此为基础，出版一部每卷为一千页的十卷本目录，但由于费用的原因，这一计划很快被放弃了。尽管如此，这一调查奠定了后来成为著名《里特目录》（Ritter-Katalog）的基础（共四十六盒，八万多张卡片）。1907年，国际科学院联合会委托参与了这一准备工作的三家科学院正式编辑整理出版莱布尼茨全集，并且确定巴黎的两家科学院负责数学﹑认识论﹑逻辑﹑自然科学﹑医学﹑法律及自然法文稿，柏林科学院负责政治﹑国家理论﹑国民经济﹑历史﹑语言学﹑民俗学﹑地理学以及科学组织﹑科学管理等方面的著作，另外还有所有的信件以及备忘录﹑建议书﹑悼文等。对形而上学以及神学方面的文稿则暂时没有做出决定。德国方面的总编是上面提到的以其莱布尼茨手稿目录著名的里特（Paul Ritter）。人们计划在1911年之前出版前三卷，在三十到四十年的时间内完成所有工作。
　　
　　
　　里特目录

　　从一开始，面对如此庞大的资料，如何对其编目分类便成了一个非常具体的难题，因为分类本身就是对资料的评价与判断。早在1906年柏林科学院就向法国方面“建议”莱布尼茨一生活动与思考的主要领域构成了一个内在的统一体，不宜将其分开。这里的意思是不主张以年代时间为标准，而应以主导领域为轴心进行整理出版工作，而当时所说的主导领域则是上面提到的库图拉，还有罗素所提出的认识论﹑逻辑以及数学。到了1908年，专家们估计莱布尼茨全集大约将在五十卷（四开本）左右。也许是为了加快出版速度，有人建议放弃起初的设想，不再进行严格的校勘注释等工作。尽管如此，这里提出的五十本也只能说是过于乐观的设想。在1915年的一次科学院会议报告中写道，书信第一卷本来应在1914年底出版，但战争的爆发导致了无法完成这卷中书信的校对工作。事实是，当时所说的这一卷到现在也没有问世！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普鲁士科学院终止了与法国科学院的合作，不过一再重申不管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完成莱布尼茨全集的编辑出版。这样，莱布尼茨手稿的整理便成了一项德意志民族的国家任务。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形成了今日仍然采用的八大系列分类法：
　　
　　第一系列：一般性政治与历史通信
　　
　　第二系列：哲学通信
　　
　　第三系列：数学﹑自然科学﹑技术学科通信
　　
　　第四系列：政治﹑文化﹑神学﹑宗教文集
　　
　　第五系列：语言与历史文集
　　
　　第六系列：哲学文集
　　
　　第七系列：数学文集
　　
　　第八系列，自然科学﹑医学﹑技术学科文集
　　
　　但在一点上没有变化，这就是为了节省时间放弃对文本的历史性注释。这样，1923年完成了第一系列第一卷的编辑工作，但由于通货膨胀的缘故，推迟到1924年才印刊。以这种节省求快的方式，到1938年底总共出版了六卷。这六卷中，属于第一系列的有三卷，其余三卷则分别属于第二系列（哲学通信）﹑第四系列（政治文集）和第六系列（哲学文集）。数学﹑自然科学以及技术科学方面则没有任何进展。出现这一局面的原因，是因为当时的两位负责人都是哲学家的缘故，但也成了纳粹政府试图操纵莱布尼文集的一个重要借口。1938年12月23日，时任柏林科学院代院长的数学家法伦（Theodor Vahlen）以莱布尼茨全集进展缓慢，对外没有任何影响为由，解散了当时的莱布尼茨委员会。这一不无政治色彩的行为带来的一个直接后果是，数学被看作是莱布尼茨一生的核心以及主要贡献，因此必须有一个数学家领导主持莱布尼茨手稿的整理出版工作。在1939年11月16日新组建的委员会中，除一人外（Nicolai Hartmann）其余均是纳粹党成员，多数是来自科学院数学自然科学部的专家。莱布尼茨全集编辑部中的唯一一位犹太学者，被迫流亡美国。
　　
　　冷战不冷
　　
　　如果说在二战的最后几年工作人员的主要任务是转移手稿，目录以及已经得到初步处理的文本的话，那么战后的主要任务则是重新开始。为莱布尼茨全集作出巨大贡献的库特·米勒（Kurt Müller）后来回忆道：“1945年德国纳粹统治垮台后，柏林的莱布尼茨委员会以及文集编辑部的工作处于一种荒芜状态。转移到外地的文本只有工具以及部分手稿被运送回来，几个箱子已经破碎，手稿不知已经流散何处。昔日的工作人员到了1945年没有一个留在科学院或者重新回来。没有人负责。我当时住在（德国北部城市）敖登堡（Oldenburg），听到这些后，我与以前的莱布尼茨委员会的主席斯彭郎格（Eduard Spranger）和哈特曼（Nicolai Hartmann）商量， 决定1946 年接受当时的德意志科学院院长斯托鲁斯（Johannes Stroux） 的召唤，把编辑莱布尼茨全集的重任继续下去。当时的下萨克森州立图书馆馆长以及下萨克森国家档案馆馆长即刻同意，为在柏林的编辑工作提供协助。”
　　
　　1950年，由莱布尼茨建立的科学院成立两百五十周年，在这一年，第一系列的第四卷得以出版。但这一工作后来由于柏林墙的修建被迫中断，东西柏林的分裂同时切断了当时居住在西柏林的工作人员与位于东柏林的科学院的联系。这样，把工作的重心转移到汉诺威，筹建今日的莱布尼茨档案馆便成了燃眉之急。与此同时，明斯特（Münster）大学正在极力推进莱布尼茨研究所的建立。根据与当时的（位于东柏林的）德意志科学院签订的协议，明斯特莱布尼茨研究所在1956年开始了自己的编辑与研究工作。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持续了近五十年的三角鼎力而合作的局面：当时的德意志科学院（即今天的柏林-布兰登堡科学院的前身）负责第四系列即政治文集；位于汉诺威的莱布尼茨档案馆负责第一系列（一般性政治与历史通信）﹑第五（语言与历史，尚未启动）﹑第三（数学，自然科学，技术科学通信）以及第七系列（数学文集）；明斯特的莱布尼茨研究所负责第二（哲学通信）及第六系列（哲学文集）。2001年，柏林-布兰登堡科学院正式启动了第八系列。这样，德国目前共有分属两个科学院的四个研究所在联合完成这一巨大工程，它们分别是归属哥廷根科学院的汉诺威莱布尼茨档案馆、明斯特大学莱布尼茨研究所，属于柏林-布兰登堡科学院的柏林编辑部和波茨坦莱布尼茨研究所。
　　
　　长期项目是多长？
　　
　　由于历史以及联邦政体的原因，德国没有一个相当于国家级的科学院。以人文精神学科为重点的科学院主要是位于柏林的柏林-布兰登堡科学院（其前身即普鲁士科学院）﹑成立于1751年的哥廷根科学院﹑位于慕尼黑的巴伐利亚科学院（1759年）﹑位于莱比锡的萨克森科学院（1846年）﹑海德堡科学院（1909年）﹑梅因茨科学与文学院（1949年）﹑位于杜塞尔多夫的北威科学院（1970年）以及汉堡科学院（2004年）。由几家科学院组成的科学院联盟则负责研究项目立项以及资金调配。这些项目被称作科学院项目。科学院联盟目前协调二百零二个研究所的一百五十七个研究项目，2009年支配的研究资金为四千七百三十万欧元。
　　
　　从上世纪80年代起，莱布尼茨档案馆﹑明斯特莱布尼茨研究所﹑波茨坦莱莱布尼茨研究所的工作先后被列入科学院长期项目，分别获得直到2055年的长期资助，2001年建立的柏林编辑部也在去年被列入长期项目，有了潜心工作研究四十年的物质保障。在目前已出版的四十六卷中，二十七卷是纳入科学院长期项目以后完成的。无疑，开始于上世纪初的《莱布尼茨书信与著作全集》项目经历着自己最顺利也最成功的阶段；而长达四五十年的长期资助，则保证了项目的连续性。
　　
　　一个世纪以来，《莱布尼茨全集》的编辑出版工作曾受到过不同的来自各个方面的责难（譬如太缓慢，过于昂贵，这样细致的编辑意义何在等等）。此类的指责实际上并不奇怪，奇怪的是经过了两次世界大战，经过了纳粹统治以及后来的德国的分裂，这样的一个耗时费钱的人文精神科学工程不仅还活着，而且越来越受到科学研究界﹑政界以及公众舆论的关注。在这样的一个表面上注重考核实际上非常浮躁的时代，莱布尼茨手稿的整理出版确实如同沙漠中的一片绿洲，闹市中的一块净土。这里所作的是一件千秋后代的事业，因为这个工程竣工之后，后人不会，也没有必要再次投入如此大的人力与物力；与千秋相比，一百多年充其量也只是个瞬间而已。
　　
　　附录：莱布尼茨与中国
　　
　　由于历史带来的机遇，莱布尼茨能够有可能终生关注中国的文化以及在中国发生的一切。根据目前能够掌握到的资料来看，莱布尼茨第一次提到中国是在写于1666年的《论组合术》一文中，最后一次是1716年10月写给俄国使节阿莱斯金的一封信中。我们可以说从二十岁起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1716年11月14日），长达五十年的时间里莱布尼茨一直关注着中国、欧洲与中国的文化交流以及欧洲人特别是其中的传教士们在中国的活动，并且在这方面留下大量还有待整理、翻译、出版与研究的珍贵文献，其中包括谈话记录、论著、书摘、论文、书信；其中书信部份又可分为三类：与生活在中国的传教士的直接通信、与欧洲学者专门讨论中国问题的书信以及提到中国的其他书信。在这五十年间，几乎每年都能找到或多或少论述中国的文字资料。这些文献中涉及到的范围是非常广泛的：中国语言、文字、历史（特别是上古编年史）、日常技术（其中包括古籍中记载的技术）、科学思想、文学、风俗习惯、宗教仪式、政治（制度） 、哲学思想与流派等等。随着《莱布尼茨全集》出版计划的进展，将会有更多更详细的这方面的资料被发掘出来。
　　
　　（李文潮，柏林自由大学哲学系教授，《莱布尼茨书信与著作全集》第四系列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