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约奥运会第几届:女记者眼里的中东“革命”

女记者眼里的中东“革命”

 （那是1月28日，埃及“革命”最血腥暴力，也是最具转折意义的一天。小李于埃及解放广场。）

当姝莛挤入人头攒动的解放广场，拍摄示威人群时，我为她捏把汗；当她赶赴利比亚零距离采访阿拉伯世界的“革命”浪潮中最爆烈的场面时，我的心提得更紧了。我在担心的同时也莫名的兴奋。我知道彼时彼刻的姝莛，正在做着她想做的事，她一直想成为的那种人。

我与姝莛原本是不同时代，不同年龄，不同环境，不同教育方式成长起来的两个陌生的个体，但我们在埃及一见如故，用姝莛的话说“血液里似乎生来就流淌着不安定的分子，总是喜欢去冒险，尝试寻常生活中所尝试不到的新鲜和刺激；从来不能控制自己，总是在本应擦肩而过的故事中投入太多感情。”我们骨子里相同的气味，令我欣喜至极，以至于一想到她，我就激动，因为她所做的，也是我一直在做的事情。尽管内容不同。

姝莛挤身于中东“革命”的洪流中冷静地观察并记录时，我也正在“金三角”边境做我应该做的事情。

而昨天，我俩却卧在我家玻璃窗前的红沙发里，安逸地聊着天。之前，我们刚去了一家比萨店进餐。我们都有一种恍如隔世、天上人间的错觉，只有同时感受了暴风骤雨和阳光的人，才更珍惜和平安宁的生活有多么美好。

现在，就请从中东归来的李姝莛为网友们讲述她所经历的急风暴雨式的中东“革命”。

（小李在突尼斯拍摄示威人群。）

“遇见阿里的时候，我还不知道，在此后轰轰烈烈的埃及‘革命’浪潮中他几次救我于危难，并且成了我最要好的埃及朋友。遇见他的时候，我只是用我和阿拉伯人打交道的一贯原则，微笑、握手、以诚相待。阿拉伯人是这样一个民族，他们谦和有礼又执拗强悍，当你对他们彬彬有礼尊敬有加的时候，他们以更高的礼遇回报你，当你漠视他们或者对他们发火的时候，他们则以十倍的怒火回敬你。所以，为了顺利完成采访，我们常常随身携带很多中国特色的小礼物，赠给萍水相逢却给我们无私帮助的埃及朋友。阿里就是这样一个人，为躲过警察和军人的检查，他甚至冒着坐牢的风险把我们锁在他的家里——那个拍摄‘革命’中心解放广场最好的地点。之后，当我拿着摄像机在夜里拍摄解放广场抗议者之间冲突的时候，抗议者突然把目标转向了我和摄影记者，人们向我们涌来，手里拿着石块，嘴里都是谩骂的话，我们一直退，他们一直追，人越聚越多，好像我们一下子成了整个‘革命’的敌人。无处可逃的时候，阿里一把把我们拉进了一扇大铁门，然后迅速用大锁头锁住，任人们在外边疯狂地砸门和怒吼。想起那一天其实有点后怕，因为那时候的人们都失去了理智，整个‘革命’中数不清的记者被打、相机被砸，还有外国女记者遭性侵害……

也正是在阿里的帮助下，新华社在埃及动乱报道中再次拍摄到了独家画面。 1月28日中午，我的摄像师哈桑被警察拦在解放广场阿里家的楼下，两台摄像机也被扣住。因为当天所有警察接到的命令是严格封锁媒体。我一边将100埃镑塞在一个便衣警察手中，一边告诉同事小何去别人看不到的地方把摄像机拿出来，再带着空包回来。我不停和警察套词，局势紧张，便衣警察没有接受我们的钱，让我们立刻离开。不一会，小何成功回来，于是我们分别从楼的另一面绕入。尽管摄像师被拦在楼外边，庆幸的是，我们手中已有了一台摄像机了。回到楼顶，突然间三个高大的便衣警察跑上来。这三个人不由分说将我们带来的所有包翻了一遍，所有东西被翻倒在地上，最后他们逐一搜了我们的身，没收了摄影记者的相机。而摄像机被我用旧衣服裹着，没有被发现。此时的解放广场，处于风暴中心，一片暴风雨来临前的异常安静。在解放广场外围，示威群众已经在催泪瓦斯、橡皮子弹和高压水枪中冲破警方一道又一道的防线，从四面八方向解放广场聚拢。

下午3点钟左右，大批手持木棍的便衣被集合，向埃及博物馆方向移动，解放广场随时有被攻陷的危险，到时候肯定是一片混战，我们决定在这里等下去。因为我们判断，如果现场局势混乱起来，警察将无力再管我们，那时我们就可以冲到阳台上拍摄。

下午4点钟开始，已经可以听到人群的呐喊声越来越近，广场的局势越来越紧张，警察向各个路口调动兵力。为了不被周围的警察发现和制止，我们躲在埃及人身后，或趴在地上拍摄。此时，警方和抗议者的冲突越来越激烈，楼下能看到有受伤的警察被抬回来进行紧急处理。

下午5点钟，冲突进一步升级，在一些路口已有零星抗议者冲进来。警察继续向人群发射催泪瓦斯，人群几度被打散，又重新聚拢。到了6点钟，阿盟总部门前通往解放广场的道路上，示威人群步步紧逼，警察节节败退。天色渐渐暗下来，浓重的深蓝色天空下，清真寺显得特别安静，而旁边则是滚滚浓烟、激动的人群、射击的警察和燃烧的车辆……催泪弹在夜空中划出长长的白色轨迹，我们在楼顶和临街阳台上拍摄，警察就在我们窗下向示威者射击。黑色的枪口喷出长长的火焰，一声声都让人心跟着战栗。此时，已有流弹打到我们所在的楼上，我们中有人被流弹打下的墙皮和泥土击中。

那时是我人生第一次距离一场大规模骚乱如此之近，也是第一次听到那么密集的枪声。什么都来不及想，只是一直不停机希望记录下这个历史节点上的每一个瞬间。

广场上，警察以警车为掩护继续向人群射击，抗议者则推倒路边的电话亭和岗亭，以之为掩护继续向警方逼近，他们向警方投掷石块、燃烧瓶和未烧完的催泪弹。警方火力非常猛烈，可是示威者以人数取胜。枪声和嘶喊声里，广场上升腾起一种特别强烈的愤怒，是那种敢以死相拼的愤怒。在这种气势里，警察乱了阵脚，边打边退，很快，有警车被点燃，警方匆忙退出解放广场。

占领了解放广场的人群，并没有就此安静下来，警方在外围继续向人群发射催泪弹和空弹，试图重新占领解放广场。我们来到示威人群中，空气中催泪瓦斯的味道让人几乎难以呼吸。我和摄像一点点向冲突的核心点走去，近一点，再近一点，我们不断接近冲突的最前沿。一会随着人群向前进，一会在枪声中向后躲避，一会又向冲突点接近……就这样，我们完成了在示威者中的现场报道。

子夜，我们所有人最担心的就是武力清场，12点是一个时间节点，此时广场上的人群正进行着短暂的休整，没有人知道，过一会儿，是胜利还是死亡。

凌晨刚过，数十辆坦克和装甲车开入解放广场，开始，警察依仗着军队的到场，继续向示威者射击，很快，愤怒的示威人群包围了坦克。我们清楚地看到人们冲到坦克前和军人辩论，之后，坦克中的军人和示威者握手，并站在坦克顶端向人群挥手，表示不会向人民开枪。见此情景，警察立即撤出解放广场，数万名群众重新回到解放广场，与军队一起庆祝胜利。

我来到欢呼的人群中做现场报道，这时候，天空下起了雨，所有的穆斯林高呼着真主安拉，他们认为罕见的雨水是安拉对他们胜利的祝福。那一刻，每个人心里都是经历时代转折的兴奋。

整个埃及‘革命’中失去生命的近400人，大都死于那一天。那一天，新华社在解放广场的视频和摄影报道是全球独家。我们这些寻常的小人物也因为经历了这样轰轰烈烈的一幕而增长了阅历，以至于在此后我听到更密集的枪声，见到更触目惊心的死亡，虽心有惊惧但仍能冷静面对。 

（这是李姝莛在伊朗——艾哈迈德内贾德的造势活动上，采访妇女们。）

“到位利比亚前，听说针对外国人的袭击时有发生。于是，准备了黑色的长袍和全黑的面纱，全套穿起来没有人能看出来我是一个外国人。到利比亚之后，才知道，我把一切想简单了。在战时的班加西，街上很少能够看到女人，更不要说前线了，如果有一个全身黑袍的女人出现在前线，没准大家先是围观，然后把她当人体炸弹处理了。

‘战争让女人走开’这句话有它正确的成分，在利比亚前线，冲锋陷阵和收敛尸体的都是男人，那些场面对于女人似乎过于血腥和残酷。利比亚的女人们大都在后方，或者为前线做饭、或者做宣传、或者组织游行……默默地支持着前线。唯一不能在前线走开的女人们，就是我们这些女记者。新闻竞争是残酷的，国际新闻竞争更残酷，国际战争新闻竞争则最为残酷。各个媒体之间较量的不仅仅在于信息收集的快慢、设备的优良、拍摄技巧的高低，更在于从业人员的智慧和勇气。”

 
        （在突尼斯，大规模示威时拍摄）

      “我注定不能成为一个特别好的记者，两年前，我离开加沙的时候这样想。因为我从来不能控制自己，总是在本应擦肩而过的故事中投入太多感情。

那时候，我刚刚赴埃及担任新华社中东总分社视频记者，正值以色列对加沙地带进行军事打击。我们成了第一批进入加沙的中国记者，亲眼目睹了战争和仇恨给这个不是国家的国家留下了怎样的伤痛。结束加沙的采访之后，当时的我写下了这样的文字：

越难实现的事情，越有喜悦，越难到达的地方，越留下更多感情。

一直不敢写加沙，怕轻轻敲下的那些字，不小心说轻了，又担心，想了太多太多，一下子又说得重了。加沙留给我的东西太复杂，超越语言的表达。
      在回来加沙的那个夜里，我大哭了一场，我不能相信我躺在舒适的家里，而那个在战争中亲眼看到两个女儿被当场打死的阿布老人，正躺在没有屋顶没有围墙没有大门，没有希望的家里。他该怎么办？他该怎么办啊？我这样问我自己，发现自己竟是那样的无力。对于这个宏大主题的事件，我竟和所有的加沙平民一样，什么也做不了。
      新年的晚会上，我们笑得特别开心，我希望那些美好的瞬间将我的心彻底填满，如果有一丝一丝的空隙，我都会想到加沙，压在我心口上的疼痛。在吵人的音乐中，我能把加沙遗忘？在那些载歌载舞的阿拉伯人中间，我能把加沙遗忘？我不能想象，我走了，加沙的生活还在继续，我不负责任地回到了舒适的开罗，而他们还要在战火后苦苦挣扎。
      拉法口岸的门太窄，那些不谙世事的少年也许一辈子也不能离开那一片小小的地带，也许他们还没有长大，便成了战争的牺牲品，又也许他们长大了，变得同样对破坏和死亡麻木不仁。

   离开加沙的时候，我沉默的巴勒斯坦摄像师Esame送给我一条阿拉法特白黑花纹的围巾，围巾的流苏拼合成一面巴勒斯坦国旗，他那清澈的大眼睛啊，什么都没说，我一下子特别不舍得，那么好的人们为什么要继续留在这里忍受没完没了的战争煎熬？没有战争，他们该多么幸福和快乐？加沙城迷人的地中海，静静地看着城市里的硝烟和杀戮，像一个美丽又残酷的微笑，在太阳底下，反射出让人胆寒的光芒。
      我在加沙的朋友Mohammed，是一个20岁的阳光一样的少年，他和我们一起走过拉法一道又一道关卡，我不知道下一次回来，他已经变得多老。下一次回来？没有战争我们怎么能够回来？如果只有战争才能回到加沙，我宁愿，这一生都不再有机会去，我心爱的加沙。”

  在突尼斯一个小贩把自己年轻的身体点燃之后，不可遏止的“革命”浪潮席卷了整个中东。加沙，这个似乎永远也没有结果的命题，被更多更新鲜更热辣的新闻淹没了。”

       

            （小李在埃及，焚烧的汽车旁出镜。）

“一个当兵的埃及朋友在动乱的时候对我说：‘我害怕的不是死亡，而是人们可以随意杀人而不用负责任的那种气氛。’警察撤离主要城市后，埃及陷入彻底地无政府状态，杀人、越狱、强奸、抢劫、偷盗……人们经历了三十年来他们想都没有想象过的灾难和恐慌。夜夜枪响到天明，也许那时候是记者的天堂，因为有无数的新闻可以报道，而同时也是记者的地狱，因为眼睁睁地看着那个古老温情的埃及一片狼藉。

埃及‘革命’期间，每个星期五都有大事发生，许许多多人都在星期五的抗议中殒命。一个星期五的早晨，开车在城里采访，经过那片住着活人的墓地，那曾经是开罗最热闹的地方，每个星期五有临时的集市，一千多年来都是如此。那个时候，我在手机里记下“死人城里的活人，三十年来从未如此安静，白鸽飞过一千个塔顶，今夜又将有多少新骨在这里长睡不醒？”

    （小李在利比亚，艾季达比耶与老人合影。）

“这是我在利比亚寻常的一天，利比亚政府军和反政府武装进行拉锯战，和全世界所有的主要媒体一样，我们随着前线的变化或者向前，或者后退。在火箭弹震耳欲聋的呼啸声中，我有时候想，如果真的被打中，也没有什么，因为我现在所做的一切，正是我一直想要做的，现在的我自己，正是我一直想成为的。

在中东的两年多，从加沙、伊朗、伊拉克，到苏丹、突尼斯、埃及、利比亚，我血液中的不安定分子似乎得到了满足，生、死、爱、恨，战争、和平，看似不寻常的故事，慢慢沉淀，在时间的长河和空间的旷野中，构筑成了一个残酷而又热气腾腾，让人深爱的寻常人世间。”

            （小李在伊拉克街头采访。）

“战争新闻的拍摄只有两个要点，一个是尽可能地保护自己不受伤害，一个是尽可能近距离地拍摄战争场面。要做到这两点只有一个秘诀，那就是冷静、冷静再冷静。当轰炸就在身边，冲锋枪连发子弹的声音越来越近，人们四散逃走，保持冷静并非易事。在艾季达比耶医院里，我们就遇上了这样的情形。一分钟前，我们还在拍摄人们为刚刚死去的战士痛哭失声，一分钟后，轰炸开始了，冲锋枪的轰鸣就在身边，所有拿着枪的武装人员迅速集结，所有平民百姓或趴在地上隐蔽，或四散逃走。我们的人分散在各处，两辆车的司机都匆忙要开车逃走。我一面让摄像师开机拍摄，一面让一个司机带一名同事迅速离开现场，一面留住另一个司机，并用手机联系其他在别处拍摄的同事让他们迅速到车边汇合。之后，我们又逆着逃离的车流在城市里拍摄，并去宾馆取回留在那里的器材，在确定政府军惯常的雨点般的炮弹还没来临之前，拍摄了反政府武装发射火箭弹的情况。之后，我们在艾季达比耶郊区停下了车，一面用海事卫星迅速发稿，一面等待战事稍缓可以回到城市里继续拍摄。那一天，我记得自己的心在每一响轰鸣中急速地跳动，而我却一直告诉自己要保持头脑的冷静，我牢记父亲的话：遇危险最忌慌乱。”

      （小李和同事们，在临时新闻中心发稿。）

“记者就是这样一群人，他们生活在永无休止旋转的齿轮上，没有停歇的时候。世界上总是有大事发生，最重要的事件成为最关注的焦点，然后又被新的事件所取代。新闻永远都是新的，只有一代代记者兀自老去。”

      （小李在利比亚，艾季达比耶前线出镜。）

“没有想到来到战场上，面对真正的杀戮和死亡自己能如此冷静。从学生时代起就信奉在战场上死去的摄影师卡帕的名言：拍得不够好，是因为靠得不够近。现在才知道，在战场上靠近一步，甚至不后退一步都需要莫大的勇气。在战场上，谁都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也许正在接受采访的战士会在下一场战役中死去，也许悄然死去的那个人就是你自己。”

“战争中的死亡，是多么寻常，仿佛战争就该如此，天翻地覆的‘革命’是多么轰轰烈烈，仿佛这就是‘革命’该有的气质。几百人的死亡，几万人的游行，几十万人的示威，力量大到足够推翻本阿里和穆巴拉克这样的中东铁腕政治家，而普通人要正常生活的力量，能吞噬任何‘革命’的光芒，把死者、生者、英雄、苟活者所有的故事淹没。寻常的生活是莫大的力量，在即将离开中东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我所追寻的所有新鲜和刺激，我在新闻里讲述的所有故事，我在故事里投入的所有感情，归根结蒂，都只是默默祈望人们能好好活着。”

     （我在阿合曼家拍到的，小李与阿合曼很开心，聊什么呢？）

     去年8月，我与小李在西奈半岛的沙漠地段逗留。

“阿拉伯世界的‘革命’浪潮，在我回国的期限之后爆发，本该早已回国的我意料之外地又经历了突尼斯、埃及和利比亚的‘革命’。不论是突尼斯那个在枪声中露出胸口的示威者，还是在埃及大规模游行后默默清理垃圾的少年，或是那个给坦克上的士兵献上鲜花的老人，或是在枪林弹雨中给反政府武装人员送饭的利比亚大学生，或是18岁的为示威者送水而被打死的少年，还有那些哭泣的母亲，那些拿起棍棒守卫自己家园的男人，那些沉默而敢以死相拼的年轻人……太多太多的故事，太多太多的感动。不论这个世界多么的混乱、危险，不论族群与族群之间有多深的仇恨，在许许多多个地方，我看到了人与人之间的爱，看到了人生而为人特别朴素的美德，看到了这个寻常人世间不同寻常的动人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