矛盾“击鼓传花”的官场表现

　　矛盾“击鼓传花”的官场表现

　　作者：马宝成

　　在政治现实中，有些官员认为前任领导没有解决好的矛盾问题和自己无关，把前任领导遗留的事情束之高阁，甚至再把矛盾问题往后推。一些可以解决的问题就这样被人为拖延、耽误

　　在现实生活中，有些官员只考虑个人权力大小、个人利益多少，不考虑手中权力应当承担的责任和义务，一些矛盾、问题和困难就被“传来”“传去”，由小变大。

　　矛盾“击鼓传花”在官场的四大表现

　　一是遇事推诿，缺乏敢于负责的意识和敢于担当的勇气。有的干部遇事总想四平八稳，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行政不作为。有的干部害怕一旦事情处理不好会影响自己的权力地位和未来仕途，只想做太平官。所以一旦遇到棘手的矛盾问题，就千方百计找理由借口推脱，把矛盾问题转移出去或者把矛盾后推，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踢皮球”。

　　二是遇事扯皮，争权夺利。从政府的自利性和行政管理规律来看，一项政府高度重视的重要工作，都有部门利益体现在其中。一般看来，完成这项工作需要多个部门的共同协作。但是，由于现实行政运作中存在的问题，如部门权限不清、职能交叉、机构重叠等原因，相关部门在部门利益驱使之下，往往会以本部门的利益为出发点，相互争抢，互不相让，争取尽可能多的管理权限和资源，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权力打架”现象。更有甚者，一些部门还通过出台有利于自己的法律、法规、规章，使得公共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合法化。

　　三是“新官不理旧事”。公共政策是政府行政行为，而不是某个官员的个人行为，连续性是公共政策的基本特性，公共政策不以官员个人的更替而更换。在其位必须谋其政，一个公共职位的后任者不仅要接替前任的权力，也要接续前任制定的关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公共政策，而不能因公共政策有难度或存在风险而置之不理。但在政治现实中，有些官员却对这一行政规律熟视无睹，认为前任领导没有解决好的矛盾问题和自己无关，把前任领导遗留的事情束之高阁，甚至再把矛盾问题往后推。一些可以解决的问题就这样被人为拖延、耽误，不仅给人民群众利益造成不必要的损失，而且也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不利的影响。

　　四是推卸责任。公共政策过程中的一些失误是在所难免的，问题在于当权者如何处置这些失误。在公共政策失误面前，有些领导班子成员不是主动站出来承担或分担责任，而是想方设法推卸责任，想方设法把自己洗得干干净净。这样不仅不利于矛盾问题的解决，而且还可能引发更多更深层次的矛盾问题。

　　矛盾“击鼓传花”的后果

　　矛盾的“击鼓传花”会产生严重后果。一是导致政策执行力低下，影响了行政效率。推诿扯皮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工作效率低，工作难以开展、推进。一些行政机关不急老百姓所急，想老百姓所想，该现在办的不即刻办理，要研究研究再说，无期限推迟办结时间。这种不良习气如果不能切实加以纠正，势必影响政府工作的效率，直接影响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

　　二是影响干群关系。“门难进，话难听，脸难看，事难办”一直是人们对机关工作作风的形象概括，是人民群众最关注、议论最多的话题，也是导致干群关系紧张的关键原因。在目前经济社会发展转型期，各种社会问题和矛盾突出，如果不及时加以有效解决，不仅会使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认同感有所下降，干群关系疏远，而且也会进一步恶化干群关系和党群关系。党和政府只有深深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与拥护，才能有存在和发展的基础。

　　三是形成部门隔阂。推诿扯皮不仅对社会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更会造成政府内部各部门之间关系紧张，给政府管理正常运作带来不利影响。有利的事情争着管，无利的事情无人管，最后导致部分工作未按要求完成。当追究责任时，有关部门总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搞得部门之间关系紧张，影响到部门之间的团结协作。

　　四是会导致社会矛盾激化，影响社会稳定。我们看到，当前一些影响较大的群体性事件或者群访事件，大都是由于拖延造成的。本来一开始很好解决的矛盾问题，由于部门之间相互推诿扯皮，使得矛盾问题一拖再拖，延误了解决矛盾问题的有利时机，造成了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最后矛盾问题激化，形成群体性事件，对当地的社会稳定造成很大冲击。

　　“击鼓传花”的原因在哪

　　矛盾“击鼓传花”现象之所以延绵不绝，一定时期或重要时间节点还有愈演愈烈之势，和以下原因有着直接的关系。一是行政体制自身存在的问题。其中和矛盾的“击鼓传花”现象相关的，就是政府机构设置不合理、政府职能重叠交叉。由于职能交叉，造成不同机构之间权责不清，遇事相互推诿，遇利相互争夺。

　　二是服务意识不强。“为人民服务”是我们的天职。现在，我们特别强调服务型政府建设，强调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但是，在现实中，有些国家公职人员忘了自己的本职工作是为人民服务，忘了自己手中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对老百姓的事漠不关心，服务意识淡薄，遇到矛盾问题只考虑部门利益和个人利益，而不是为人民群众的利益着想。

　　三是责任意识不强。从思想意识来看，推诿扯皮的根源在于当权者的责任意识淡薄。一起起惨痛矿难带给人民生命财产的重大损失，一种种假劣食品导致许多无辜百姓的伤害，一次次严重污染造成难以挽回的生态灾难，一例例触目惊心的腐败案例引发的沉重教训，甚至一次次小小的操作失误造成的无可挽回的损失。从这些问题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共同的祸根——责任意识的缺失。

　　四是执行能力不强。当前，一些地方政府对中央政策的执行力出现弱化倾向，国家政令不畅，凸显了强化政府执行力的紧迫性。近几年，一些地方干部滥用权力的现象屡禁不止，“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反映出国家法律法规和中央的政策在一些地方被“执行走样”。一些地方干部满足于发文件、听汇报、作指示，热衷于上报纸、上电视争彩头、出风头。一些领导干部口号提得很响，但只限于说在口上，写在纸上，念在会上。

　　要真正解决这个问题，还必须从治本上着手，主要考虑以下治本措施，如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合理界定政府职能，理顺部门间关系，强化责任意识等。

　　(作者为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员)

　　“击鼓传花”2.0时代的风险链条

　　作者：冯春海

　　形象修复不到位，政府和公众的关系裂痕没有得到有效修复，政府公信力不断被侵蚀，抗风险能力越来越脆弱。这种负债会像“击鼓传花”游戏一样，纵向的一任任上下传递、聚集，横向的向周围蔓延，最终升级为社会价值信任危机。

　　人人都是媒体，中国已进入全媒体时代。伴随着传媒科技的迅速发展，媒体生态发生了巨大变化：媒体种类不断增加；符号系统日益丰富；信息以秒计，全天候24小时不间断传播；克服空间阻隔，信息瞬间到达“地球村”每个角落；尤其是微博的广泛使用，一些“意见领袖”的“粉丝”、“听众”达几万、几十万甚至几百万，个人微博的影响力甚至比一张传统出版的报纸还大，信息“裂变”式传播特征使矛盾“击鼓传花”的“裂变”风险加剧。

　　矛盾“击鼓传花”由1.0时代进入2.0时代

　　矛盾“击鼓传花”的最后表现形式往往为各类危机。全媒体对危机传播的影响集中在两个方面：权力发生转移，危机爆发频率增加；舆论合力场形成，危机传播速度快、范围广、影响大。

　　伴随着信息生产、发布、分配和消费方式的改变，权力正在向公众转移。新兴媒体赋予公众平等话语权，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发表言论，人人皆媒体；借助新兴媒体，公众可以便捷的找到志趣相投的人，快速实现组织动员，成本低、效率高；话语权和动员效率又共同促进了公众参与意识的觉醒，提高了公众的行动能力。话语权、动员效率和行动能力三者共同作用，增加了危机爆发的几率。

　　传统媒体像教堂，新兴媒体似集市；传统舆论场庄重、沉稳、严肃、权威又不乏娱乐性；新媒体舆论场活泼多变、饱含情感和情绪、理性与非理性交织。二者互动形成舆论合力场，在时间上实现了危机信息的即时同步传播，在空间上跨越了各种边界、形成规模聚集。传播时间的迅捷和空间的无限，会瞬间放大危机事件，引爆危机舆论，导致围观，产生危机的“蝴蝶效应”。

　　在微博时代，矛盾“击鼓传花”也由1.0时代进入2.0时代。矛盾“击鼓传花”1.0时代，危机爆发频率小，扩散速度慢，涉及公众少，危机传播管理相对容易；矛盾“击鼓传花”2.0时代，危机频发，扩散性强，公众多，响应时间短，处理复杂。

　　“击鼓传花”2.0时代要求政府主动公关，而非被动灭火

　　在由微博等新媒体引领的矛盾“击鼓传花”2.0时代，政府需与时俱进，转变危机传播管理理念，进而树立危机发展观。变被动为主动，由封闭到开放，从单向独白到双向对话，三者共同构成了危机传播理念的转变。矛盾“击鼓传花”2.0时代要求政府主动公关，而非被动灭火。因为危机爆发频率大大增加，被动灭火是灭不完的；我们每个人都处于透明的玻璃屋内，封锁危机成为徒劳，开放取代封闭；政府传统的危机传播以单向独白为主，处于“我说你听”状态，新兴媒体则为互动沟通和双向对话提供了技术保障。

　　仅有危机理念是不够的，政府还需将其内化到每位官员心中，使理念升级为危机发展观：在承认危机必然存在的前提下，政府对社会进步和自身发展所持的根本观点与看法。危机发展观强调人本性和持续性，具体体现为危机意识、危机心态和危机价值观。

　　危机无时无刻无处不在，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常态，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突发性和偶然性只是危机的表象特征。将危机视为偶然性突发事件会导致以下后果：心存侥幸，缺乏舆情监测和危机预警机制，错失将危机扼杀在摇篮中的机会。矛盾“击鼓传花”2.0时代，政府若想在危机中安然无恙，实现可持续发展，应看透危机普遍性和必然性的本质，增强危机意识，未雨绸缪。

　　在树立危机意识的基础上，政府对待危机的心态也很重要，它决定了政府对危机的定性、危机应对策略的选择和危机传播管理效果。面对网络舆情危机，有些官员和党政部门心态平和，从容面对，积极与公众开展对话，成功化解危机，优化了政府与公众间关系；有些则将其视为洪水猛兽：或视而不见，或企图借助权力“摆平”，动辄就用“一小撮不明真相的人”、“非法”、“恶意谣传”等标签词汇匆忙定性。这样最终会加剧对立和对抗情绪，导致危机恶化。同一事件，不同危机心态产生了截然不同的效果。

　　矛盾“击鼓传花”2.0时代，政府官员面对危机应坦然处之、“危”中寻“机”。唯有冷静、理性、客观的看待危机，坦然处之，政府方可抓住危机本质，追溯危机诱因，对症下药，标本兼治。每一次危机既包含着失败的根源，也孕育着成功的种子，政府官员需摆脱“危机一定是坏事”的片面观念，积极应对，化“危”为“机”，从中获益。

　　危机心态决定了政府危机传播策略的选择，而危机价值观则是政府进行危机决策管理的指南。无论是天灾还是人祸，人始终应该是第一位的。如果放弃或违背了“公众利益至上”原则，涉事官员和党政部门的形象和公信力必将受到损害。矛盾“击鼓传花”2.0时代，每位官员都需重温“群众路线”，将其作为危机价值观的灵魂进行坚守。

　　如何截断矛盾“击鼓传花”链条

　　截断矛盾“击鼓传花”链条，可以进行事前、事中、事后三个阶段管理。

　　事前管理主要包括危机监测、预防和准备。建立舆情监测机制。危机事前管理的核心是借助舆情监测机制，侦测危机讯号，未雨绸缪，做好预警、防范和准备工作，为政府主动公关奠定基础。全媒体时代，舆情收集、监测和分析更加快捷、智能，可以大大提高政府危机预警的效率。

　　事中管理主要指危机爆发后的应对管理。提高危机传播效果。面对危机，多数官员和党政部门都能够发布相关信息，与公众开展沟通。有些效果良好，有些则产生反效果、事与愿违。这与三个因素有关：“第一时间”、媒体选择和修辞能力。

　　“击鼓传花”2.0时代，危机传播速度极快，时间成为最宝贵的资源。“第一时间”成为重要的危机传播管理策略：第一时间出现在危机现场；第一时间发布权威信息；第一时间与公众沟通，“占领”公众头脑，达成有限共识。这样既可以有效杜绝谣言，又能够树立勇于担责、公开透明、“以人为本”的政府形象。反之，危机传播效果则会大打折扣。

　　“击鼓传花”1.0时代，政府在危机传播过程中，常根据是否为官方媒体、可控程度和关系好坏等因素选择媒体，往往导致“沟”而不“通”，因为这样违背了媒体选择的有效原则：根据目标传播对象的媒体接触习惯和偏好选择媒体。微博时代，新兴媒体已经成为民意汇聚地和民间话语的重要通道，政府需从战略高度运用新兴媒体与公众开展危机沟通。

　　事后管理包括危机平息后的学习和恢复管理。开展危机学习和形象修复。政府判断危机传播管理结束的标志往往是危机舆论的平息，危机事后管理基本处于缺失状态，这样通常会导致如下后果：危机诱因没有被彻底根除，只是进入“休眠”状态。在全媒体时代，危机诱因很容易被重新唤醒和激活，同样或类似的危机在各地不断重演便是明证；危机学习机制不完善，危机传播管理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未能在政府内部和外部得到充分深刻的讨论、反思和学习，同样的错误被不同的官员和政府重复；形象修复不到位，政府和公众的关系裂痕没有得到有效修复，政府公信力不断被侵蚀，抗风险能力越来越脆弱。这种负债会像“击鼓传花”游戏一样，纵向的一任任上下传递、聚集，横向的向周围蔓延，最终升级为社会价值信任危机。

　　(作者为中国传媒大学公关舆情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