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约100米短跑:泉州村落家族文化在台湾

泉州村落家族文化在台湾
作者：苏黎明
今日台湾两千多万汉族同胞中，百分之四十多为泉州祖籍，仅此一点，即足以表明泉台关系非同一般。在泉台关系诸多难以割断的纽带中，村落家族文化是其中突出的一条，无论历史抑或现实都是如此。颇具特色的泉州村落家族文化，不仅始终是泉州传统文化的固有成分，而且随着历史上大批泉州人徙台而移植于台湾，弥散于渡台泉人社会的各个领域，成为其社会生活的重要方面，成为台湾文化的组成部分，对泉台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理由
泉州村落家族文化是泉州地区以自然村或行政村为范围的家族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种种体制、行为、观念和心态，它是泉州乡村传统的组织特征和文化特征。泉州是福建乃至中国传统家族制度最为兴盛和完善的地区之一。泉州村落家族文化既有中国村落家族文化的一般基质，又有自身的不少特质。它那丰富的内涵和多彩的外观，多元的弹性结构和跨时代的社会功能，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泉州人，并伴随泉州人成批外迁而辐射到他乡异域。
泉州人最早徙居台湾，现有文字记载的是在北宋末南宋初。大量的迁徙始于明末。从明末至清嘉庆年间，出现三次移民高潮。由于多种因素的交互作用，泉州村落家族文化也在渡台泉人社会中复生和绵延。
（一）移民主体与土地垦殖的特点
移民绝大多数是农民。虽然随着迁台人数的发展，移民的成分也复杂起来，但农民始终是移民大军的主体。他们因为无地或少地,因为各种天灾人祸无法维持生计,选择了移民的道路。他们渡台的直接目标，乃是寻觅土地这一赖以生存的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在一个自然经济居绝对主导地位的农业社会中,这是最为现实的选择。台湾大量可以垦殖的沃野，无疑对他们有着巨大的吸引力。三次大规模移民都与土地垦殖紧密结合在一起。如郑芝龙时期的第一次移民高潮。郑芝龙归降明政府后，值泉州饥荒，于是招募沿海饥民数万人，每人给银三两，三人给牛一头，用船舶载至台湾进行垦荒。又如郑成功复台后，招接大批因“迁界”而流离失所的大陆沿海居民去台垦殖，形成第二次移民高潮。因此，移民到台湾即与土地结下不解之缘。农民和土地是村落家族文化的基本载体，浇铸着村落家族共同体的权威基础。村落家族共同体作为一个整体，要能持续存在，一项首要条件就是必须有一块有一定规模的土地，作为共同的生活基地与生产基地。同一地域的大批泉州农民移民徙台后，又被固定在相对集中的一块块土地上生产与生活，这正是村落家族文化复生与存在的基本前提。
（二）获取生存资源的需要
移民依靠自己的家族，这不仅是一种血缘关系，也是一种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把一定的血缘关系联系起来作为一种劳动组织，以获得基本的生存资源 。 移民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低下，社会资源总量的贫乏，农耕性的基本特点，决定了在一定村落中生活的移民不会也不可能从外部获得这些资源，只能依靠村落家族共同体来满足自己。当社会没有足够的资源总量为移民提供必要的生存资源时，移民依靠自己的群体来达到这一目的，这是惟一的选择。单个移民家庭往往力不从心，难以胜任，而家族作为家庭的联合体则能构成更有实力的群体。离开了村落家族共同体，移民便难以生存。对于没有土地的移民来说，群体是获得资源的组织保障，因为单个人孤军奋战更难获得必要的资源。对于移居荒地而获得了土地的家庭，依靠群体的力量与天奋斗获得资源同样是必不可少的。农业生产季节性的特点及其他种种特性，使必要的生产协作变得不可缺少。在这种状况下，从协作对象的可靠性出发，无疑得依赖有血缘关系的亲属。村落家族共同体能够担当这一职能，决定了其存在对移民个人和家庭来说都是必要的。
（三）调控移民群体秩序的需要
村落家族文化的发生和存在与社会调控能量有密切关系。移民所处的社会，物质生产的低水平使社会体制功能不够坚强有力，只能在社会上层和中层发生有效的作用，而没有足够的能量全面控制作为基层的移民群体。社会调控意味着某种类型的社会关系，是一种秩序。而家族共同体意味着血缘关系，也是一种秩序，不过是以生物学为基础的秩序。在社会秩序无以把自己的逻辑加到分散的移民家族共同体中去的时候，自然发生的共同体惟一能成为秩序依据的就是血缘关系，这是合乎逻辑的，在社会关系未能有效地扩展到四荒八野的移民村落共同体中时，血缘关系就外化为一种秩序。只要这种秩序没有被更广大的秩序所替代，它就有存在的理由。社会体制的软弱为移民村落家族共同体提供了存在的空间，使自然衍化出来的血缘群体秩序得以成长，并使它以自己的逻辑执行社会体制的部分意志。
（四）传统家族人格的作用
村落家族文化既是一种实体存在，又是一套观念形态的东西，它是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一体的社会过程。来自于泉州乡村的渡台泉人，在泉州族居地即已受到族化。原有的家族共同体以宗族秩序观念为核心，以宗教、礼教、耕教、文教等为主要手段，把不断产生和成长起来的年轻一化加以族化，纳入村落家族的既定秩序中。移民自幼生长在这样的环境中,不断参加各种家族文化活动，久而久之就被族化了。成年人也在各类家族文化中不断巩固着自己的家族意识。族化塑造了移民的家族人格，强化了移民对家族的认同感和向心力，使他们从心理上、文化上、精神上已认同了家族文化。这种家族社会化经历打下的深刻烙印，不能不对他们日后的价值取向与行为方式发生重大的影响。当他们离开祖传的基地，在台湾寻找经济上更适宜的基地时，传统家族人格意识不仅难以被剥离，而且，一旦获得合适的土壤，就很易于重新生长发育起来。
（五）故土情结的作用
移民背井离乡，跨越海峡，大多是迫于无奈，为了谋生图存。美丽富饶而鸿蒙未开的台湾海岛，对这些拓荒者来说，不仅意味着有了新的生存发展空间，也意味着种种的险阻困顿。移民在荆棘丛莽中奋力拼搏流血流汗，在孤寂荒原上茹苦含辛再建起家园。在这个艰难辛酸的历程中，他们心中不免时时飘荡起怀乡的思绪，追忆着远离的故土与别却的亲人。家山遥望，乡愁缕缕。移民们企盼平安吉祥，渴望兴旺发达，希冀光宗耀祖，也祈祷祖地祖先神灵驾临台岛，显灵显圣，安抚他们的忧愁焦虑，保佑他们纳福迎祥。于是，保持故土的生活方式，再现故乡的人际秩序，就不仅仅是物质的要求，而同时也是精神的需要了。精神的成分从物质的存在生长出来，反过来坚固了物质存在的必要性，使村落家族文化存在具备了物质和精神的双重禀性。
因此，移民虽然扬帆到绮丽的海外之岛，却不大可能摆脱深远的故土文化之根。在他们沉重的移民生活之中，故土的传统文化依然相伴依然相伴相随，坚实的种子被带过海峡，播撒在那片饱含希望的土地上，生根发芽，成长得枝繁叶茂，烂漫成林。
二、泉州村落家族文化在台湾的外观形态与内在逻辑
泉州村落家族文化作为一种文化与体制凝结而成的社会形式，是一个由诸多基质构成的系统。渡台泉人在重拓家园的过程中，以这一文化为蓝本发酵出的一整套村落家族文化系统中，虽然注入了一些新的色彩，但仍较为完整地保留了其文化源头的外观形态和内在逻辑。
（一）血缘性的群体性质
以血缘关系为标准，将同一血缘的家族成员组织起来，结成紧密的人际网络，家族共同体的成员凭着血缘相互认同，这种宗族性是泉州村落家庭文化的基质之一。这一基质在渡台移民社会中不仅得到非常鲜明的体现，而且与祖地家族直接联系起来。渡台泉人往往以血缘为基础形成新的家族共同体。一家一户或几家几户移民，在荒地上慢慢垦辟拓荒，繁衍后代，新家族逐渐形成并壮大起来，最初前来的人即被奉为新家族的开业祖先。每个新家族均有以父系血缘为中轴的宗族，凡同一家族繁衍的后代均带有相同的宗姓。宗姓是从泉州带去的。为使家族成员更清楚家族的源流，更便于对家族的认同和相互之间的认同，泉籍移民家族的宗姓很多还冠以祖籍宗姓的特殊标识，如“霞宅陈氏”、“金墩派黄氏”、“铺锦派黄氏”、“安平颜氏”、“下涌赖氏”、“丘山林氏”、“参内黄氏”、“玉井蔡氏”等等。血缘关系本身是内在的，不能从外部体察到，也不具备社会系统的意义。而带有祖籍标志的宗姓不仅能使血缘关系外在化，使之具备了社会意义，而且使血缘关系变得更易于体察和辨认。由于有了这一特殊标识，虽然血缘关系和亲属关系可能超越族居的地理界线，但却不会改变宗亲源头的意义。
（二）地缘性的族居方式
同一宗姓的家族生活在特定的村落基地，血缘关系和亲属关系在这里联结起来，并从这里扩散出去，这是泉州村落家族文化的又一基质。这种聚居性在渡台泉人的社区格局中同样得到突出的表现，而且其存在的形式也与祖地村落联系起来。泉籍移民家族基本上仍居住于共同地域之上。这一地域成为他们繁殖的基地，生存发展的胎盘。这里，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表现出某种程度的合一，血缘关系定格形成地缘关系，地缘则成为血缘的投影。血缘关系为群体提供了无形的纽带，地缘关系则为群体提供了有形的纽带。族居构成社会主体的外观形态，构成村落家族的整体性。移民的新族居地村落，很多也直接采用泉州原族居村落的名称。如南安丰州黄姓族人聚居台北的“黄厝村”；南安玲苏苏姓族人聚居嘉义的“苏厝村”；码头枫林林姓族人聚居莲花的“枫树村”；石井双溪李氏分布于嘉义、台北和新竹的“双溪村”；诗山霞宅陈氏聚居的“霞宅街”。此外，如“梅山乡”、“大埔村”、“长布村”、“科榜村”、“岭顶村”、“塔美内村”等等，也都是某一宗姓在泉州族居地的名称。显而易见，正如宗姓冠以祖籍标识一样，族居地使用祖籍村落名称，这种同样带有纪念意义的做法，目的也是更易于对家族的体认，同时也更明确地表示自己是泉州某村落家族的分支，与祖地家族一脉相承，从而使族员更清楚地知道自己源自何方，根在何地。
（三）等级性的组织结构
家族内部严格的辈分等级制度，是泉州村落家族文化的又一基本特征。渡台泉人的家族共同体，继承了这一组织结构原则，复杂的亲属体制与血缘等级制度基本上如出一辙。以血缘关系为阶梯形成的辈分，本身制作出一种生物学上的等级阶梯。移民村落家族不仅使用辈分划定内部的等级关系，而且辈序也直接从泉州承袭过去。因为祖地原家族实际上早已排定了长远辈字，有的甚至可以管用千年以上，而移民渡台时本身在某一家族辈序中已有明确的辈分序号。因此，两岸同出一系的家族往往有相同的世传辈序。如嘉义周姓与祖地晋江白沙周姓；嘉义和台南的曾姓与祖地德化凤阳村曾姓；鹿港鳌西林氏与晋江永宁鳌西林氏；台北林口柯氏与晋江罗山林口柯氏；海峡两岸的枫树村等等。台湾紫云派黄氏子孙尽管在不同的地方开门立户，但共同使用从泉州携带过去的紫云黄氏 60 字世传辈序。辈序符号表面上只有象征意义，实际上却是血缘地位的标志，辈分的高低通常即意味着威望的高低和权势的大小。每个人一出生即被决定了他在某一辈序中的位置，从而也就被决定了他在这个等级系统中的地位和应采取的态度。在这种人伦秩序中，辈分最高的族老具有特殊的地位和权威，同时兼备社会政治协调和家族性协调功能。社会地位是可以逾越的，血缘地位则是不能逾越的。所有这些原则在两岸家族共同体中也是一致的。
（四）多样性的族化功能
如同泉州村落家族共同体一样，渡台泉人家族共同体为使族员最大限度地达到家族认同，保障家族系统的存在和延续，采取各种形式的活动强化家族意识，如兴建宗祠、祭祀先祖、编修族谱等。这些活动也与祖籍地家族祖先密切联系起来。祠堂是祭祖之圣坛，祖先之象征。渡台泉人在台湾兴建的族姓祠堂实在多不胜举。这些祠堂往往沿用祖籍祠堂的名称，有的甚至连建筑形式也模仿祖籍祠堂。如分派于台湾苗栗县的安溪三杨乡杨氏族人所建的“凤菜厝”；分派于鹿港的晋江永宁鳌西林氏族人所建的“林厝祠堂”；彰化粘厝庄的晋江衙口粘氏族人所建的“桓忠堂”；晋江衙口施姓在台族人所建的“临濮堂”等。此外，还有回祖地祠堂祭祖的，祭祀先祖坟墓，共修族谱或把祖家族谱抄录到台湾等。村落家族的格局使移民不可能放弃自己祖先的神祗 信仰。台湾布袋嘴周姓聚居地，有一座按祖地晋江白沙村“碧灵殿”祖庙格式而建的“碧灵殿”，庙内供奉的一尊保护神“张公爷” , 也是从白沙村仿造过去的“挡境神”。
（五）礼俗性的调节手段
渡台泉人的村落家族共同体，亦以礼俗为调节手段。它没有正式明文规定的法律约束族员的行为，而是依靠习惯和约定俗成的戒律来调节家族的人际关系。礼俗是一种深入人心的规范，是被神圣化了的传统。这些传统很多也正是泉州祖地家族的遗产。原有家族在自身长期的活动中发展出的整套礼俗规范，移民在祖地时自幼便加以学习，并认同为社会生活赖以维持和延续的原则。无数只能靠体会领悟的格言训诫，萦绕着他们的头脑，不断地潜移默化，成为心理积淀和行为模式。这些礼俗也渗进新的家族共同体生活，构成其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例如，渡台泉人家族共同体借助祖地家族的族规族训，维持家族的秩序，而族规族训正是礼俗的重要内容之一。泉州紫云黄姓家族中，有一首祖传的《遣子诗》，相传乃紫云黄氏先祖黄峭所遗。该诗便成了黄氏族人的共同祖训。移居台湾的紫云黄氏也以此训示族人。清同治年间，台湾金墩乡黄氏宗亲来晋江潘湖认祖时，还在黄氏祠堂高声朗诵《遣子诗》，以示不忘祖训。
三、泉州村落家族文化在台湾的社会功能
渡台泉人家族共同体的活动及其所酿造的家族文化，影响是多元的，作用也是复杂的。它所包含的宗法的、迷信的、宗教的、保守的成分，具有明显的消极作用。然而，无论其历史和目前的表现形式如何，也包含着不少合理的因素，因而有其不可否认的正面效应。
（一）移民的生存能力
对于远离故土而自身生存能力又不高的广大移民来说，在没有可靠的外部力量得以依靠的情况下，把以血缘为基础的宗亲关系作为重要依靠甚至主要依靠，无疑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移民村落家族既是一个生活的群体，又是一个情感的群体，人际关系带有浓厚的情感关系。利用一定的血缘关系构成的亲属关系，强化亲属之间的联系，强调宗亲的感情，有助于协调族内村中的纷争，排解各种摩擦，缓和内部矛盾，增强村落家族共同体的凝聚力和亲和力，使之成为一个紧密联系的整体。移民家族作为一个群体，内部的统一与团结，有助于抵御外部的侵扰，保障本族和本村生命财产的安全，防范和抗击各种突发的灾害，济急解危，扶弱救难，增加信息交流，提供分享机会。移民家族共同体为每一个成员提供便利的家族功能，不仅减轻了社会体制的负担，也增强了移民的生存能力。
（二）台湾的垦殖开发
直至明末，台湾的农业一直处于落后状态。台湾大规模的垦殖开发，是从明末清初大批大陆移民的迁入开始的。这些移民中，泉属各县占将近一半。从这一大规模开发的历史看，以血缘或地缘的结合，即同姓或同籍的人聚集一起合力开垦是基本特征。移民村落家族共同体的生活与土地垦殖基本上浑然一体。家族共同体的成员在一定范围的荒地上共同垦辟，且围绕耕种的特点和季节性组织劳作。在社会体制无力承担起对垦殖群体的有效调控时，这一垦殖方式具有积极作用。家族共同体维系和聚集着垦殖活动所需要的各种生产要素，协调着劳动者之间的关系，协调着劳动力的生产和消费。尽管家族共同体内部有着明确的财产关系、经济关系和等级关系，但这并不影响其构成一个紧密的团体。这种具有较大合力的团体,也有利于组织诸如水利兴修之类的对农业生产有重大影响的较大规模的生产活动。明清时期渡台泉人在台湾兴修的大量水利设施，很多就是依赖族人和乡亲的力量。例如，惠安人杨志申率其弟四人及其他族人开垦彰化地区，先后修筑三处水利设施，对于彰化地区的开发贡献颇大。又如晋江人张士箱父子在开发台湾北部地区时，联合族人和乡亲修筑了七处陂圳。土地的开垦，水利的兴修，促进了台湾农业的迅速发展，促进了台湾社会经济的繁荣。
（三）台湾文化的色彩
台湾文化可分为原住民文化和汉族移民文化两大系统。原住民文化在明代中叶以前的台湾占据主导地位。明代中叶以后，随着大陆一些沿海地区的居民成批进入台湾，为台湾文化注入了新的光彩，汉族移民文化逐渐开始在台湾文化中居主导地位。汉族移民文化这个大文化圈的斑谰色彩包含了几种色彩有异的地方文化圈，泉州文化即其中最重要之一。泉州移民文化中，村落家族文化乃是最直接的反映，是占主导地位的文化。移民文化中的大量成分，或者说基本的价值取向，与村落家族文化水乳交融，休戚与共。村落家族文化作为传统文化的核心，笼罩着移民社会，向移民社会的方方面面辐射它的核心精神。移民社会的各个层面，无论地态的抑或静态的，无不被其所包蕴、所消化、所感染、所同化。可以说，泉州移民的村落家族文化已放大成了社会文化，融入台湾社会之中，成为台湾文化不可分割的部分。
（四）移民心灵的栖息地
移民家族共同体的活动所酿造的家族文化的核心，乃是中国社会几千年遗留下来的宗族观念，是“木本水源”、“敬宗睦族”的思想感情。对渡台泉人而言，这些观念与感情被赋予一层新的特别的意义，即成为强烈的故土情思的寄托。这片茂密的文化丛林，曾是移民心灵的一个栖息地，艰难危险的时候，他们向这里求得支持和保护；思乡怀祖的时候，他们向这里寻觅故土文化的亲切气息。无论冠籍宗姓地名，建祠祭祖，还是对故乡神祗 的敬奉，都是故乡文化的象征，仿佛自己没有离开故土，以此得到精神的慰藉。这里，村落家族文化已深深渗入了对故乡的依恋，很大程度上反映为怀念故土的文化，体现故土文化的情感表现。移民以如此浓厚强烈的情感倾注其中，反过来使村落家族文化经久不衰。
（五）泉台关系的纽带
岁月流逝，移民社会村落家族文化的存在理由已发生了历史性嬗变；风吹雨蚀，传统的家族体制的许多表面形态已被渐渐消解。然而，历史积淀下来的精神价值并没有因此荡然不存。这些精神价值既凝聚着奋发向上、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也包含着炎黄子孙源远流长的爱国爱乡传统。这些观念随着家族体制的运转，以代际传播和人际传播的方式，不断传递给下一代。渡台泉人的后裔承继了这些观念，并成为维系他们同祖籍地关系的重要精神纽带。一代又一代，泉籍台胞不断来到泉州，寻根谒祖，修谱建祠，畅叙亲情，举办公益活动。这种祖宗认同的思维取向，并非基于功利的追求，而是中华民族慎终追远的文化传统。是不忘本源，要寻自己的根，探自己的源，要发扬他们的祖德宗功。而泉州宗亲也始终没有忘记台湾的宗亲，总是把他们视为移居异地的亲人。两地眷恋，一种情怀。这种根连着根的一脉相承，谁也不可否认；这种血浓于水的骨肉情谊，永远无法分离。这根永远剪不断的纽带，铭刻着泉台关系的过去，记录着泉台关系的现在，更预示着泉台关系乃至整个海峡两岸关系的未来。
（原载于：《华侨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