鄱阳湖首次抗旱调查:长江生态恶化牵一发动全身

　　6月初的降雨，让鄱阳湖逐渐丰盈。防汛工作，紧锣密鼓铺开，一如往年。

　　所不同的是，关于这场156天的创纪录的干旱，历历在目。

　　“彭蠡古来险，汤汤贯侯卫。源长云共浮，望极天无际。传闻五月交，兹时一阴至。飓风生海隅，馀力千里噎。万窍争怒号，惊涛得狂势。奔雷鸣大车，连鼓声初厉……”宋余靖《扬澜》诗描写的是当年的那个鄱阳湖，五月有惊涛骇浪。

　　但今年5月的鄱阳湖，无惊涛，无骇浪。湖底干了个底朝天，湖草漫天满谷，渔民焦心……这是我们在鄱阳湖畔的湖口、星子、永修、新建4县的亲眼所见——春夏连旱突然而至，即使鄱阳湖中心区域，亦成为可纵马扬鞭的“草原”。

　　许多湖心村庄，多年来深为洪水所困，今年却开始史上第一次抗旱。

　　这场旱涝之间的突变，已经跳脱出多年来的气候规律，甚至让许多气象专家与湖泊研究者大跌眼镜——“没有任何思想准备。越来越摸不清它的脾气了！”

　　而那个渔舟唱晚，雁阵惊寒，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鄱阳湖，哪儿去了呢？

　　一些细微的征兆，早有表征。干旱，正在成为鄱阳湖的另一个关键词。从2000年以来尤其是2003年以来，鄱阳湖的冬季枯水期已在不断提前。

　　大环境下，我们能看到的是：鄱阳湖来水的五河流域上，大小水坝，已各占山头；从湖口到星子段，频繁进出湖区的采沙船舶；还有农村基层村落中，脆弱的水利设施……

　　不仅如此，这个中国的腰带长江上系的宝葫芦，生存环境亦堪忧。

　　在人为因素对于生态环境的破坏上，我们应该检讨的是，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延续至今的过度捕捞，一种名为“堑秋湖”的捕捞方式，足以将鱼子鱼孙，一网打尽……

　　而我们，试图记录这个中国最大的淡水湖的涨落片段与未来走向，以为借鉴。

　　(贺莉丹)

　　鄱阳湖“病变”

　　倘若长江绿肺生态恶化，则牵之一发而动全身。有学者甚至直言——“鄱阳湖一旦病变，长江中下游就会‘半身不遂’。”

　　记者/贺莉丹

　　从6月4日开始，“端午水”倾洒在鄱阳湖区，鄱阳湖的水位，从有史以来的最低点，逐渐回升。而随着连日来的暴雨，鄱阳湖及沿湖地区旱涝急转，防汛工作紧锣密鼓。

　　历史上第一次抗旱

　　干旱，本是今年鄱阳湖的热词。干涸的湖底，废弃的渔船，神情茫然的渔民……在本应该是汛期的5月份，鄱阳湖却遭遇突然而至的深度干渴。

　　有中国第一大淡水湖之称的鄱阳湖，在这个春夏之交，体验了60年以来最为严重的春夏连旱。

　　这个中国的腰带长江上系的宝葫芦，甚至一度创造了它历史上最为“消瘦”的纪录。江西省气象科学研究所通过卫星对鄱阳湖水面遥感监测后发现：今年5月18日，鄱阳湖主体及附近水域面积为1326平方公里，仅为历史同期多年平均面积的一半——这也是有卫星遥感监测记录以来鄱阳湖在历史上的最小水面。

　　南矶乡便是鄱阳湖这场旱涝交替的典型坐标系。从南昌出发，驱车一小时，便到了南矶大桥，过桥之后，车行约20分钟，路两侧都是都是浩浩荡荡的漫天湖草，在往年丰水期，这里原是湖水漫过的鄱阳湖中心腹地。人烟极少，偶有一两只飞鸟掠过。

　　两边草场裹夹的一条单车道水泥路，望不到头。这段路程，画面异常清冷寂寥。

　　这里是新建县南矶乡。这个距离南昌约六七十公里的乡镇，由鄱阳湖正中心的两个小岛组成，以往常年被湖水包围，乡民进出只能依靠摇船摆渡。在如今的旱年，湖底裸露，车辆完全可以长驱直入。

　　往年五六月之交，湖水浩浩荡荡拍击堤岸，正是鄱阳湖防汛的关键时期，南矶乡乡长陈红桥往年此时都在张罗防汛事宜，连他自己也没想到，今年的主题却变成了抗旱，“这是我们历史上第一次抗旱”。

　　6月2日，这位年轻的乡长站在绿草茵茵的鄱阳湖底，向《新民周刊》记者介绍该乡旱情：整个南矶乡水田受灾1000多亩，几百亩旱地目前都没法耕种；而养殖户更是遭受重创，全乡超过12万余亩的养殖面积，初步估算直接经济损失超过1600万元。

　　“春季禁渔是保障渔业可持续发展的有效措施”的醒目标语，至今还写在南矶乡政府附近的砖墙上，但是，对于南矶乡的渔民而言，即便过了6月20日的春季禁渔期，也可能出现无鱼可捕的僵局。

　　“渔网到现在都没开过，没有水，哪里开得了网？！”那个闲散的下午，南矶乡朝阳村村民万绍祝和妻子把渔网修补好，在家门口摊晒开来。长期没用的渔网，早已经被老鼠啃咬破洞。

　　朝阳村约1530多人，村民基本都以养鱼、打渔、养殖为生。南矶乡朝阳村村支书谢维朋告诉记者，全村约有450亩水稻、100多亩旱地，今年均遭遇到严峻旱情，村民也开启了史上首次抗旱。

　　“今年元月份以后，就没下过大雨了。人工降雨，也落不到我们这里。”60岁的朝阳村村民万绍福记得很清楚。万绍福当了40年的渔民，今年算是过上了人生中一段相当闲散的日子，每天除了拎着村里从赣江引来的水，走上半里路去浇灌他的菜地以外，其他时间，就是在家里干坐着，逗逗小孙子。而万绍福的儿子，32岁的万明焕本来准备今年留在家里，因为连渔船都无水可下，后来他还是去深圳打工了。

　　一条长700多米、深约5米的人工挖好的引水沟渠，划开了平坦的湖底草洲，这是朝阳村花费十多万元修的一条引水通道，它联通了赣江与朝阳村的防洪坝底，粗壮的抽水机水管，将水从沟渠中抽灌到防洪坝另一端的几百亩稻田和鱼塘中。“鄱阳湖没水了，我们只能从赣江引水。我们村算是乡里距离赣江最近的一个村了。”对不远处这个赶工修建的基础水利工程，谢维朋神情自得。

　　目前南矶乡已经投入31万元用于抗旱，包括紧急购买提灌设备等，所有抗旱工作都是从零开始做起，“因为这些用于抗旱的提灌设备，我们以前从来没有使用过。”陈红桥说。

　　他指着不远处的漫天草滩说，南矶乡在今年4月已经开通了一条长达四五公里的“引水之路”，对大片农田进行四级提灌。

　　而万绍福和村中一些渔民新近做的事情是，将他们的船泊在了刚挖好的那道引水沟渠中，这总归比泊在干成焦土的草洲上强一点，“船离开水太久，也会坏掉的”。

　　往年这个时候，万绍福和南矶乡朝阳村村支书谢维朋都要上到村里防洪坝巡视，看看洪水来势。今年，这个工作不用做了。

　　“如果有雨下来，落半个月都不要紧。”这个穿着白色汗衫的老汉，坐在堂屋里，这么说。

　　“大家都有一种茫然之感”

　　万绍福和他的乡亲殷殷期盼的甘霖，在两天后下来了，鄱阳湖持续150多天的旱情，得到缓解。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鄱阳湖区长江九江段不可能发生去年那样的大洪水。因为我们预测今年6月份的降水跟历史同期平均降水相比，还是偏少的”，相对于目前对于鄱阳湖洪灾的担忧，江西省气候中心主任、省气候变化监测评估中心主任殷剑敏在接受《新民周刊》记者采访时显得较为乐观。

　　往年五六月，鄱阳湖正处于烟波浩瀚的丰水期。值得一提的是，不久前这场发生在万物生长的黄金季节的旱情，突破了许多相关部门的“预测”。不止渔民无措。在面对这场60年旱见的春夏连旱，这种毫无准备与预设的心情，几乎是普遍蔓延在鄱阳湖流域人群中的。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在今年3月底，江西防汛工作会议还透露，从江西历史洪水规律来看，2011年江西“姊妹水”发生的几率较高。那时，江西水文部门也极有信心地预测，今年鄱阳湖区、长江九江段有可能发生类似于2010年的大洪水。因此，“确保安全度汛”，成为当时部署的工作重点。

　　“鄱阳湖流域以前发生过严重的干旱，但是，都是秋冬季枯水期的干旱。这次春旱，应该说是我们有记载以来最为严重的一次。”殷剑敏评价。他提供的数据显示，从今年从1月1日至5月底，江西省的降雨量相较历史同期少了一半，“这也是历史上有观测数据以来江西出现的最少的降雨量。”

　　江西省气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从今年1月1日至5月18日，江西省平均降水量仅有391毫米，降水量之少位居历史同期最低值，全省有54个县(市、区)突破历史最低值。其间整个江西全省无降水天数为70至90天，其中36个县(市、区)无降水天数创历史新高。

　　截至今年5月底，鄱阳湖流域的旱情更为严峻，也不断在刷新历史纪录。来自鄱阳湖的水文数据显示，鄱阳湖水位为10.79米，比去年同期低了将近7米；目前鄱阳湖的水域面积是705.9平方公里，而去年同期是3640平方公里，正常年份的水域面积是2570平方公里，相较正常年份，鄱阳湖的水域面积缩水三分之二多。

　　殷剑敏表示，根据鄱阳湖区1950年至1999年的平均降雨量(7月至10月)的计算结果，鄱阳湖特旱年的出现频率为10%，也就是说，平均每10年就会出现1个特旱年。

　　“从我们建国以来的资料来看，鄱阳湖降水情况基本上有一个十年的周期，从60年代的少雨，70年代的多雨……再到2000年以来的少雨，差不多都有一个十年的周期。本来按照这个十年周期，2011年应该是多雨的，但是今年又没有降水。”这位气候专家分析，“这当然很奇怪。”

　　今年这场春夏连旱，显然跳出了这个自然的周期。也正因如此，这次干旱的发生得非常突然。

　　“我们对于春旱的数据记录很少，当时也感觉，今年不可能春旱这么严重，就觉得，汛期来了，应该有降雨。所以，从一开始，都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殷剑敏总结。

　　按照往年经验，江西是不会在这种春夏之交、万物生长的时分发生干旱的。“因为江西的雨季是在4月份到6月份，7月中旬之后通常就没有降水了，那时我们只有等到台风来，才会有降水。”殷剑敏解释。

　　而江西省山江湖区域发展中心研究员谭晦如在接受《新民周刊》记者面访时则将此番发生在鄱阳湖流域的春夏连旱，同在2008年早春出现的冰冻灾害天气作比。在67岁的谭晦如看来，这场已经跳脱出多年气候规律的干旱，“让大家都有一种茫然的感觉，心理上有一种恐慌。农民都没有任何思想准备，都到准备插春秧的时候了，可发现，没有水了！”

　　而追溯至今年1月份，从那时开始，鄱阳湖水位就持续走低。以鄱阳湖星子站水位为例，这里的水位一度一直在9米左右徘徊，与往年正常的水平，相差5米左右。

　　所以，最近几个月，游客们在鄱阳湖湖底逛逛，发现跟在草原上走一遭，实际上没什么区别了。

　　在江西省知名水文专家、鄱阳湖水文局水沙室主任闵骞看来，今年鄱阳湖春季枯水是近60年来最严重的，“且比之前春季枯水最严重的1963年、2007年和2008年严重得多。”

　　而此前，鄱阳湖区最不缺的就是抗洪记忆，现在，这个部分依然有复苏的可能性。

　　闵骞就表示，20世纪90年代，鄱阳湖平均水位超过近50年来的任何10年，年最高水位出现近100年来的最大值，灾害性洪水年年都有，大洪水接二连三；洪水位明显偏高，大洪水显著偏多，是有水文资料记载以来典型的丰水时期。

　　53岁的闵骞至今对1998年的洪水印象深刻，当时他位于都昌县蒸发实验站内的家，已经被深埋在洪水下面2米深处了，他在忙着抢救家中藏书之际，吃惊地发现，水蛇随洪水肆意游动。

　　“如果长江的汛期和鄱阳湖的汛期合一，甚至有可能会出现比较大的洪水，到时候会出现‘前旱后涝’，所以我们必须做好资金和物质上的准备。”谭晦如说，窗外的南昌已经暴雨倾洒。鉴于鄱阳湖的汛期一般为每年4月到6月份，也就是说，截至目前鄱阳湖的汛期尚未结束，因此，谭晦如依然提醒，历史上也出现过鄱阳湖汛期往后推至7月上旬的情形，而长江的汛期是在每年7月至9月份，二者合一，不无可能。

　　如果是这样，这个农业大省的许多基层村落中，那些脆弱的水利设施，对于情况的突变，又做好准备了么？

鄱阳湖，提前与拉长的枯水期

　　鄱阳湖汇纳江西省赣江、抚河、信江、饶河、修河五大河以及博阳河、漳田河、清丰山溪、潼津河等河流来水，各河来水经鄱阳湖调蓄后，于湖口注入长江，构成以鄱阳湖为汇聚中心的完整辐聚水系。

　　在历史上，鄱阳湖一直有它鲜明的“个性”。它将“洪水一片”和“枯水一线”两个对立词，集于一身。

　　作为一个过水性、吞吐型的湖泊，鄱阳湖在洪水季节，烟波浩渺，水天一色，其水域面积最大可达4000平方公里以上；在枯水季节，湖面萎缩，水束如带，湖滩出露，黄茅白苇，旷如平原，只余出鹰泊小湖，能奇迹般地“瘦身”至500平方公里。其最大容积和最小容积，足以相差8倍之多。

　　正是这种时令性的水陆交替的特殊景观，为鄱阳湖的湖滩草洲湿地生态系统的发育，提供了良好的温床。

　　但是在最近十年以来，这种看似有序的湖水涨落变更，却已经显现出部分异动。

　　江西省科学院鄱阳湖研究中心副主任戴年华就指出，江湖关系已经出现了一些新情况，从2000年以来尤其是2003年以来，鄱阳湖的冬季枯水期已经在不断提前。“这个变化，就像一个人的身体，本来就虚弱，现在又得了一个春夏季旱的病，那身体不就是更不行了吗？”这位言语生动的鄱阳湖研究学者打了一个比方。

　　20世纪50年代以来，鄱阳湖已经取代洞庭湖，成为中国最大淡水湖。那么，现在的鄱阳湖还是“一湖清水”吗？

　　在戴年华看来，鄱阳湖的水质总体也呈下降趋势。据《1999-2009年江西省环境状况公报》等资料，鄱阳湖水系和湖体水质总体都呈下降趋势。上世纪80年代鄱阳湖水质以I、Ⅱ类为主，平均占85%；90年代仍以I、Ⅱ类为主，平均占70%。进入21世纪，特别是2003年以后，I、Ⅱ类水只占50%。目前其水体的富营养化程度平均已属于中度富营养化，且枯水期富营养化程度比丰水期更为严重。

　　而谭晦如掌握的数据是，从2003年到2007年，鄱阳湖进入枯水期的月份由以往的12月提前至11月甚至10月，在个别枯水年份，最低水位来临日期提前了至少100天。在今年历史罕见的春夏连旱中，进入丰水期的月份也由往常的4月延后，鄱阳湖的枯水期显然被拉长。

　　如下一些数据，或许更能说明问题。“从1990年到2000年的十年间，鄱阳湖水系年均径流量为1525亿立方米，而在新世纪的头十年间，这个数字却降为了1200亿至1300亿立方米。”有着30多年鄱阳湖研究经历的谭晦如指出。

　　更令人忧虑的是，严重干旱等极端天气，正在往增多并向常态化的方向发展。殷剑敏曾经统计过鄱阳湖流域百年来发生的7次严重干旱，它们分别发生在1934年、1963年、1978年、1988年、2003年、2007年与2009年，这组数据显示，在鄱阳湖流域，“严重干旱发生的年份之间的间隔，有不断缩短的趋势。”但他亦指出，上述7次严重干旱也均是秋冬干旱，并非今年发生的春旱。”

　　这位气象专家亦提醒，在全球气候变暖大趋势下，近年来鄱阳湖的水位有下降且维持时间延长的趋势。

　　而现在，惊叹是不断的——那个渔舟唱晚，雁阵惊寒，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鄱阳湖，哪儿去了呢？

　　人的角力

　　而所有的自然突变，都并非空穴来风，冥冥中有迹可循。除了今年过少的雨水，长江上游来水偏少、清水下泄之外，人为因素对于生态环境的破坏，值得提出来思虑。

　　戴年华总结不容忽视的另外三个原因：首先就是鄱阳湖过去曾经历的无序采沙，将鄱阳湖入江水道(从星子至湖口)拓深了，不经意中增加了鄱阳湖水的下泄入江，另外由于2003年以来长江湖口偏低提前拉空了鄱阳湖冬季之水，使鄱阳湖的水加快了下泄；其次，江西五河均建有水坝，对鄱阳湖流域来水进行了人为控制，也影响了鄱阳湖的来水节律；另外就是，江西的森林覆盖率虽然达63.1%，但是森林质量有待提高，森林的涵养水源功能需要进一步恢复和提高。

　　尤其是在鄱阳湖来水的五河流域上，大小水坝，已各占山头。“本来按道理说，他们做一些水坝来蓄洪，来调节水资源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为了发电等经济利益，该放水的时候，他们不放水，那当然对下游会产生一些影响，所以，我们要合理科学地调度鄱阳湖的水资源。”戴年华指出，无序采沙也是同样的道理，为何屡禁不止，其间亦涉及各个地方利益分配的问题，“就是只顾眼前利益，吃子孙饭”。

　　谭晦如也指出，无序采沙，使得从星子至湖口的航道从原来的100多米拓宽为现在的200多米，航道也因此加深和改变；并且，由于捕捞强度过大，“现在鄱阳湖里3年以上的鱼，已经很少了，鱼类资源呈现出低龄化、小型化的趋势。”

　　让曾经担任过江西省政府6年参事、江西省生态摄影研究会名誉会长宫正印象深刻的是，鄱阳湖流域的一些基层地方不顾国家法律，居然把欧美杨大面积地种到鄱阳湖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里去了，作为一种生长快、成材早、材质好的乔木，欧美杨的经济收益相当可观。“但是，鄱阳湖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是根本不准动的，即使要到缓冲区去种树，都需要经过论证。结果有些人就乱来，这里面有我们一些领导干部缺乏常识的问题。”而推进种植欧美杨的公司会给当地一些农民每棵树3元的收益，所以这些人也很愿意去种。

　　“干旱的出现有很多人为原因，也造成了更大的生态方面的损失。这方面的经验、教训一定要汲取。”宫正告诉本刊记者。

　　而倘若长江绿肺生态恶化，则牵之一发而动全身。有学者甚至直言——“鄱阳湖一旦病变，长江中下游就会‘半身不遂’。”

　　鱼与鸟的未来？

　　1979年，张本就开始主持和准备《鄱阳湖区综合考察和治理研究》课题。从那时开始，作为该课题的第一完成人，张本开始了与鄱阳湖的8年亲密接触，整天睡在渔民的小船上，几乎跟着船走遍了鄱阳湖的每条水道。那时的张本常常可见渔民捕上来的几十斤重的青鱼，大小宛如幼童。

　　而对鄱阳湖的过度捕捞是在上世纪80年代就存在的。那个时候，一些人单纯为了牟利，开始炸鱼、毒鱼和使用迷魂阵等方式进行过度捕捞，尤其是“迷魂阵”，这种以竹竿与细密渔网织就的陷阱，让随湖水涨落而游动的鱼儿成为“瓮中之鳖”。不时有渔民将这些情况告诉张本，“他们也希望相关部门能够维护鄱阳湖的渔业秩序”。

　　另一个捕捞方式就是常说的“堑秋湖”，鄱阳湖丰水期水域浩瀚，在往常秋冬季节水落之际就会形成一个个湖中湖，戴年华就经常看到，一些渔民为了捕鱼，往往会挖开湖堤，将水排干，把大大小小的鱼全部捞走，“这是竭泽而渔，连鱼子鱼孙都给捕干净了”。

　　不仅如此，戴年华还清楚地记得，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站在南昌的八一大桥往下眺望，都可以看得见江豚，但是，现在已经很少能够再看见江豚了，“我们也听到渔民说，鱼种少了。不仅如此，现在几乎很难采到鲥鱼的标本了。”

　　谭晦如在受访时指出，每种生态系统都有自我调节的能力，此番春夏连旱对于生态的影响，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这个影响，需要长期观测，不是马上就能够看得出来的”。

　　占鄱阳湖面积约5%的鄱阳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所辖范围224平方公里，被列为国际重要湿地。

　　1983年的那次鄱阳湖科考就已经发现，在九江永修县吴城附近，每年冬季，都有成千上万只水禽来此越冬，其中的白鹤群，更是蔚为壮观，是世界上最大的白鹤群的越冬地。

　　此外，鄱阳湖自然涨落所形成的湿地生态系统也是长江35%的江豚的栖息地。这里也成为珍禽和候鸟的天然乐园，鸿雁、东方白鹳、白额雁、大天鹅和白枕鹤的大部种群，把这里作为一个越冬的家园，翩然起舞。

　　对于刚缓解的这场旱情，今年46岁的鄱阳湖自然保护区吴城保护站常务副站长王小龙有更多的直观感受，他在鄱阳湖自然保护区工作了28年。鄱阳湖保护区管辖有大湖池、沙湖、蚌湖、常湖池、朱市湖、梅西湖、中湖池、象湖、大汊湖等9个湖泊。让他难过的是，今年春季以来，鄱阳湖一直未有下雨，其中8个湖泊遭受了百年不遇的干旱，这是他平生首次看到的惨状。

　　一位当地的环保人士称，鄱阳湖历史罕见的低水位，导致鱼类缺乏足够的产卵场所，不仅如此，在裸露的滩涂上，湿地植物取代了本应处于萌发、生长期的水生植物蔓延，不仅如此，螺蛳、蚌壳、马莱眼子草、苦草是每年候鸟越冬的重要食料，“由于湖泊干涸，这些本因在繁殖的水生死植物，现在全部死亡了”。

　　江西省科学院鄱阳湖研究中心副主任戴年华研究员则不那么乐观，他在接受《新民周刊》记者面访就直指，此番鄱阳湖干旱对生态造成的影响极为严峻，“肯定会影响它的生态功能”。

　　今年5月9日至5月13日，戴年华实地考察了鄱阳湖南矶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等地，在他细致的观察中，鄱阳湖的水生态变化，将影响湖泊与湿地的生态服务功能，这个复杂而有关联的生态系统涵盖：低、枯水位时间持续并延长，鄱阳湖湿生植物如苔草等乘势向湖心推进、入侵，水生植物的生长和繁衍空间大幅度缩减，沉水植物将遭遇灭顶之灾，进而影响依赖水草产卵、占湖区鱼产量40%至50%的鲤鱼、鲫鱼等的繁殖；特产银鱼同样也因干旱，进入不了湖湾湖汊产卵繁殖；国际濒危物种白鹤越冬喜食的重要饵料马莱眼子菜和苦草，就不能萌发生长和繁殖，乃至干旱枯死；螺蚌是鱼类的重要饵料，是鄱阳湖湖泊和湿地生态系统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对于水质净化、污染降解发挥独特的生态功能。

　　大旱过后，鄱阳湖的鱼与鸟，未来如何？

　　在这位从事了28年的鄱阳湖生态研究、并曾参与首次鄱阳湖综合科学考察的专家看来，鄱阳湖干涸导致螺蚌大量死亡，从而影响食物链的下游物种，包括鱼类和水鸟的生存，鄱阳湖的生态环境也会受到破坏，“比如说，今年鄱阳湖承担越冬鸟类的能力，肯定会降低”。

　　“这种生态破坏的恢复有个过程，这个恢复的过程有多长，你等不等得了？比如说，你让渔民不打鱼，他们怎么办？”戴年华忧心忡忡。

九江旱情调查

　　“鄱阳湖确实是干得越来越厉害了。可等到它涨起洪水来，也很厉害。”

　　记者/贺莉丹

　　湖草青青，一望无垠。

　　循着齐膝的湖草走进这片草滩中，湖滩上板结的土地龟裂处，随处可见，它们张大着口子，仰望苍穹。其中最为惊人的罅隙，已经板结，即便将两个拳头放进去，都显绰绰有余。难掩的是，扑面而来的腐臭味，草滩上被曝晒得裂开了壳的蚌类生物遗骸，与呈现焦干状的小鱼、小虾和小螺，成堆铺陈。

　　漫漫湖草，宛如地毯，牛群点缀其间，大啖美食，缓慢移动。

　　“喏，今年要是养牛、养鹅，就都赚了！”2011年5月26日，江西九江星子县，日光炙烤的正午，渔民蔡梅凤站在船头，遥指牛群。草帽下的脸孔，神情落寞。

　　眼前所见，不是内蒙古的广袤草原，而是中国最大的淡水湖。

　　有江西北部门户之称的九江，右邻鄱阳湖。连日来，《新民周刊》记者由北至南，相继走访了紧靠鄱阳湖的九江湖口县、星子县与永修县。这三个紧靠鄱阳湖的县城，以往这个季节正在紧张部署防洪事宜，而今年却遭遇了历史上迄今最为严重的春夏连旱，旱情牵动人心。

　　九江标本，亦为此番长江中下游干旱的典型代表，九江在遭遇旱情以及后干旱时代的一些现状与经验，也值得总结。

　　渔民哀歌

　　九江星子县，背靠庐山，直面鄱阳湖。

　　星子县水域深广，往年的星子县，即便是在鄱阳湖的枯水期都可捕捞，算是鄱阳湖最好的渔场之一。但是，今年5月底，记者穿过星子县城南紫阳堤，走到鄱阳湖边，触目可见的是干涸的湖底，大片湖草密布。不乏渔民等在岸边，或闷头抽烟，或聚众聊天。

　　“今日湖中石，当年天上星。”——宋人蒋之奇如此形容位于鄱阳湖中心的“落星墩”。

　　“传说‘落星墩’是天上一颗新星掉进鄱阳湖形成的，以往要到每年鄱阳湖枯水期，它才会露出来。”柴油船的发动机笃笃笃地响着，46岁的星子县南康镇大塘村渔民蔡梅凤和她的丈夫驾着船，带着本刊记者在湖区行了一趟，不过几分钟，就靠近了位于湖心处的连绵“草原”。

　　往年这个时节，蔡梅凤和丈夫经常开着船带着游客到“落星墩”去游玩，跑一趟船20元，只有走水路才能到这里，那时伫立“落星墩”上，可以近观湖水，欣赏锦鳞竞跃，白鹭翻飞，碧波连天一色。

　　而今，游客们只要自己沿着于2009年修建的湖滨大道走下去，就能够步入这个位于鄱阳湖中心的有名景点——这片孤零零地立在“牧场”中间的大石头，已经显露出多年湖水冲刷出来的溶洞。

　　按照规定，每年的3月20日至6月20日，是鄱阳湖的春季禁渔期，这个季节有利于鱼类繁殖产卵，政府也会增殖放流，增加渔业资源。

　　“今年的水，少得可怜咧！”蔡梅凤指着她所在的不远处，一弯浅滩中蜗着一条细流。

　　渔船数只，并排搁浅。在这个闲散的午后，一位渔民甚至将他家的被子和枕头摊晒到了船头——“太阳这么好，总要派上点用场。”

　　在13岁就跟着父亲出湖打渔的大塘村渔民张全武的印象中，今年是他渔民生涯中最为困难的一个年头，在他的记忆中，上世纪70年代，鄱阳湖曾经发生过一次比较严重的旱情，但是也不能跟今年的干旱相比，更何况这场干旱是这场突如其来的，“那年的春天，鄱阳湖还涨过一次水，后来水退下去了。今年，是春旱连着夏旱。”

　　在这位老渔民朴素的认识中，“每年清明到谷雨时节，是鱼儿生籽的黄金季节，所以说这个最好的繁殖季节，现在已经过了。鱼儿要上草滩繁殖的，水要涨到草洲以上，鱼卵才可以发育，你看现在，水位都不够了”。

　　如果没有意外的话，当下正是这个鄱阳湖鱼儿最好的繁殖季节。而这场没有预期的持续春夏连旱的发生，让鄱阳湖的面积在5月15日缩减为385平方公里，这比历史同期多年均值缩减八成，这也让鄱阳湖区鱼类的产卵场大规模压缩。而在因干旱而裸露的滩涂上，湿地植物取代了本应处于萌发、生长期的水生植物，肆意铺陈。

　　“以往鱼儿要到湖泊中心那片草滩上产卵，今年水太少了，鱼儿根本都游不到草滩上去产卵繁殖，这肯定会影响到明年的收成。”蔡梅凤看着眼前这片水域，唠叨：“没有水，就没有鱼。但是你看看这种水，这么浑，就是有虾子和鱼，都会被呛死的！”

　　“现在什么都没有。”——这是总结。

　　所以，蔡梅凤现在每天都处于无所事事的状态，只能够守在鄱阳湖边的堤坝旁招揽点生意。而现在这个季节，游客寥寥。湖中水域还是停泊了一些工程船，有时候工人们需要上下岸，蔡梅凤开船去接他们，一趟5元，两口子跟上班一样，早晚守在岸边，连中饭都在船上解决，“如果有生意，半夜起来都做，跟水上出租车差不多。要不然，吃饭的钱，都搞不到。”

　　蔡梅凤的夫家从祖辈开始就是“靠湖吃湖”，不仅如此，他们所在的南康镇大塘村，濒临鄱阳湖畔，全村一共有200多户、1000多位村民，也是世代以打渔为生。

　　现在，她的生活来源成了问题，其一，她家没有耕地，其二，“休渔期的三个月没有补贴”。罕见的干旱年头来临后，她家的拮据程度跟鄱阳湖的水势一样，尴尬得可怜，就是想吃蔬菜，也得去附近的南康镇上买。她的丈夫吃苦耐劳，开起船来是个好把式，因为后天性聋哑，多年来，他们已经有了用手势和眼神交流的默契。两个儿子最终子承父业，做了渔民；唯一的一个女儿，22岁，在南昌一所师范念大二，是大塘村不多的大学生之一，这份骄傲落实到经济上是，需要每年支付女儿的2万多元学费。

　　“渔民还不如农民。我们什么都要到县城去买。”蔡梅凤的同乡，40岁的周冬梅感喟。个子不高但身形矫健的周冬梅跑了一天，四处接游客，裤兜里揣上了一张皱巴巴的20块的钞票。

　　在往年好的光景，蔡梅凤和周冬梅家的全部收入大约有四五万元左右，纯收入达到2万元，是板上钉钉的事儿，这种好光景涵盖了去年，“去年九江发了洪水，但是我们渔民，不怕洪水，我们怕的是没水。”周冬梅说。

　　也是依靠往年这个时节丰饶浩瀚的鄱阳湖，周冬梅才戴上了丈夫给她添置的两只灿灿的金耳环，而蔡梅凤家也在10年前添置了一艘2万多买的船，她家的第二艘船。

　　但是，从1998年就开始过打渔生涯的蔡梅凤始终没有想明白的是，5月的鄱阳湖，本应在汛期，应该处于夏季“洪水一片”的状态，而今年却呈现出冬季“枯水一线”的反常场景。

　　不仅她想不明白，连她的同乡，63岁的张印滚和64岁的张全武都没有想通，“今年干得实在不像样，鄱阳湖的鱼儿都死掉了”。两位老人枯坐在一棵柳树下聊天。

　　每年的6月到10月份，在张全武的经验中，是“搞鱼的黄金季节”，但是，今年发生了这个变故，“心里一点底都没有”。

　　周冬梅有一子一女，现在都在念中学，这位“嫁船随船”的母亲唯一的希望是，“孩子们以后不要再去打鱼了”。

　　在永修县吴城镇，十几条渔船搁浅在赣江边的滩头。71岁的肖书南身形敏捷地爬上了他家的渔船船舱，这个当地渔业大队的老渔民拿些刷子给船底刷石灰粉，动作麻利，船舱的一边，坐着他的儿子，49岁的肖卫荣，在一旁出谋划策。船底有点漏水，父子俩得赶在这个下午修好。

　　这条被漆得通体锃亮、尚带木质芬芳的渔船，是肖卫荣在两个月以前买的，里面可以做饭、休息，作为生活用船使用。此外，肖卫荣还买了一条专门用于捕鱼的小渔船，“当时的考虑是用起来比较轻巧”。虽然两艘船都是二手船，但是每艘船还是花了他5000多元。

　　在这以前，肖卫荣过了多年跑船的生涯，他从十几岁开始跟着运输船跑，几乎跑遍了中国的大部分水域，直到跑成了“船老大”。跑船的生涯居无定所，他终于决定收手。而今，这个肤色黝黑、讲话嗓门粗犷的汉子只想安安心心在永修县接过父亲干了50多年的营生，扎根到故乡，当个渔民。

　　但是，大旱之年来了。肖卫荣买下了他的船，却一直没能让它见见世面，开出过赣江，“水太窄了，船开不出去，天天搁浅在滩上。不信吧？到现在为止，连一次鄱阳湖都没去过！”

　　有空的时候，肖卫荣经常骑上两三分钟自行车，从镇上的家里跑到赣江边，去瞅瞅他家的船：“干着急呗，一点办法也没有。”

　　觉得焦心的不止有他，还有他所在的渔业大队的80多户渔民，都对水“望眼欲穿”。

　　对于未来，肖卫荣相当清醒。他有他的考虑，或许他可以重新去过那种跑船的生活，寂寥、动荡却不陌生，“今年如果搞不好，就把船卖掉。人要生存啊，没办法”。

　　唐代诗人王勃在《滕王阁序》中写道，“渔舟唱晚，响穷彭蠡之滨”，描述了鄱阳湖上的渔民捕鱼归来的欢乐情景。而今，33岁的渔民何桂娥却只能坐在家门口，眼巴巴眺望着不远处的浅水一弯。这个吴城镇徐家村的渔民每天都在祈祷鄱阳湖和赣江的水能涨起来：“今年没水啊，什么都搞不到了。就连虾子都没有了。”

　　4个孩子上蹿下跳，已经够何桂娥操心的了。何况现在。如今她基本上不用在船上呆了，每天只是去镇上的菜市场买买菜，在家里做做饭，心里更是发慌。何桂娥家没有耕地，家后面有个小菜园，但蔬菜因为缺水，还没有长出来，所以当她每次溜达到镇上，看到丝瓜变成了5块一斤、空心菜变成4块一斤的时候，总免不了要回家唠叨一阵。

　　何桂娥的丈夫，35岁的徐礼文现在每天做的事情是，分别在早上8点多和下午5点多喂两次鱼苗。为了给小家庭找条退路，一个月前，夫妇俩贷款买了几万元的鲈鱼苗在湖里放养，这是最后的指望，却如风中烛火般渺茫。“这个时候，鱼苗还没有虾米大。”何桂娥比划着，“可是今年干旱太厉害了，鱼苗死得蛮多的。而且我们这个鱼苗要长两三年才能拿出去卖，收成肯定是不高了。”况且，就连喂鱼苗的那种小杂鱼饲料，一天得要好几十斤，现在市面上很难买得到这种小杂鱼饲料了，“只能买到一点算一点，都在冰柜里存着”。

　　何桂娥常常念叨到夜不能寐的是——水何时会涨？银行的利息，每天又涨了多少？

　　创纪录的增雨弹上了天

　　5月21日至22日晚间，九江下了场雨，当地随即新闻播报，九江“迎来入汛以来最明显的降雨”。

　　在那两天，当九江的司机把车往南湖路上坡的方向开时，就能看到积压在路面的雨水开始滔滔不绝地往下坡的方向漫灌。星子县渔民周冬梅看到的则是，紫阳堤附近的鄱阳湖水面蹿高一米多，她激动得晚上都睡不着觉，可是等到雨一停，湖水又蹭蹭地降下去了，在岸边留了一圈水印子，“以前每年3月份都要涨水，今年从春天开始，就没有涨过一次水。从今年春节后，星子县也就没怎么下过雨”。

　　在湖口县，5月底一个万里晴空的下午，一个身材壮硕的男子忙着用刷子刷着他心爱的防暴犬“帽帽”的黑毛，狗毛浮在鄱阳湖浑浊的水中，惹起不远处漂衣服的老太太们的轮番“抗议”，在去年这个时候，“帽帽”和他的主人根本不用挤在水域狭窄的江边，受到这些指责，那个时候，水势蔓延到了比现在高二三十米的西门渡口处，他们完全可以在那宽阔的水域中嬉戏。这是有证据的。在他们不远处的石钟山，岩石已经完全裸露，因受到江湖来水长期浸泡而铸就的一道水渍线，高过了现在的水平面20多米。

　　而湖口县文桥乡新庄村62岁的农民陶荣祖甚至感觉，那场所谓的“及时雨”，“不算太大”，这位忙着补救棉花苗的老农回忆，那场雨，“刚刚在沟里有点流水，雨就停了”，对于农户即将插下的水稻秧苗，显然是极为不够的。早稻就不指望了，所以陶荣祖还在眼巴巴地盼望着接下来几场大雨的来临，才能够完成他今年把中稻插下的心愿。

　　在过去的几个月间，九江的雨水少得可怜，附近几个县随处可见田地作物干枯，空无一物，就连棉花苗的几片叶子上，都卷着枯黄的边。

　　根据九江市水文局统计，截至今年5月27日，九江全市平均降雨量为256毫米，只占历史同期多年均值的41%。其中，今年1月至5月上旬，永修县、武宁县的降雨量较历史同期偏少六成，修水县、都昌县降雨量较历史同期偏少五成，彭泽县、湖口县、星子县、九江县降雨量偏少三成。

　　而根据九江市防汛办5月16日的统计，九江全市农作物受旱面积42.89万亩，因缺水无法栽插面积52.044万亩，一些山区出现了人畜临时饮水困难，“其中都昌县、永修县、修水县、彭泽县、湖口县等县受旱较为严重”。

　　在过去的这个5月，当地老百姓盼雨，就像盼星星、盼月亮一样。

　　天上偶有几滴水掉下来，那是人工降雨，5月的万里晴空，好不容易飘来几片云，各个县的气象部门就赶紧放炮，响声隆隆。

　　创纪录的增雨弹上了天，星子县一位副县长甚至说，购买催雨弹的钱是往年的6倍，整个星子县迄今进行了20多次人工增雨。九江各县，都差不多。而江西唯一一家生产增雨弹的企业，因为今年中下游地区旱情的持续发展，去年库存的近万枚增雨弹和今年新生产的1.5万枚增雨弹，都已经销售一空。

　　尽管如此，在湖口县付垅乡唐坂村村民唐义生看来，他今年就没见过有靠增雨弹降下雨的。

　　所以，当41岁的星子县廖花镇三角农村村民易小春打电话告诉她远在青岛打工的丈夫，今年家里遭遇了60年来最为严重的干旱，家里1.6亩水稻地已经无水可插春秧、8分棉花地栽了一个多月而棉花苗只长到四五厘米高的时候，丈夫怔了怔，只说，如果今年收成实在不行，那咱就去买点口粮吧。

　　而以往，他们只为洪水而发愁。

村庄，从抗洪到抗旱

　　本刊记者实地走访后获知，九江星子县、湖口县、永修县，此番均深为这场春夏连旱所困。

　　以永修县为例，来自该县的数据显示，今年1月份到3月份，永修县平均降水量仅为130毫米，较常年偏少60%。特别是进入汛期以来，天气依然是高温少雨，该县目前发部分的小型水库与山塘的水量处于常年故水位以下。

　　永修县荷溪村，这个位于鄱阳湖中心区域的四面环水的村庄，遭遇了历史上最为严重的旱灾，“这是我们历史上第一次抗旱。”荷溪村村长老叶说，往年这个时候，他应该都是在堤坝上组织防洪工作。

　　作为一个历史上就饱受洪水威胁的村落，位于鄱阳湖边、赣江以东的荷溪村在洪水蔓延时，就成为了一座孤岛，村民只能依靠划船进出村庄。

　　让老叶焦心的是，即便连村里的塘坝，目前也只存下了约半米深的水，“我们全村实际人口有1500多人，有2000多亩稻田，还有2000多亩旱地，现在的情况是，地太干了，所以基本上我们的早稻都没种下去，而西瓜、棉花这些作物，都干死了。”

　　除此以外，荷溪村一共拥有鄱阳湖的4个湖面。老叶就和其他几位农户一起承包了2000多亩湖面，今年，他们投资了10多万元的鳜鱼苗，结果，“湖底干得都开裂了，只有湖里的低洼处还存了不到0.5米深的水，气温高，水变得滚烫，又缺氧，里面的鱼苗，估计也完了。”而荷溪村一位投资了100多万元的螃蟹苗的养殖大户，因为今年的干旱，螃蟹被太阳炙烤的水烫得受不了，一直往岸上爬，基本上血本无归了，就连这位养殖户本人都已经出门打工去了。

　　产粮大省江西，一般每年可种两茬水稻，早稻一般在清明时播种，5月复播。但今年的干旱让不少农民不得不放弃了种早稻。不仅如此，许多稻田都因无水而干裂。鄱阳湖都干得见了底，更不要提往年老少皆宜的热闹项目“赛龙舟”了。

　　永修县吴城镇大同村，这个距离鄱阳湖中心区域大湖池仅2公里左右的小村落，一共有280多人，村民除了种植水稻，还普遍种植棉花、西瓜、花生等经济作物。

　　让永修县吴城镇大同村村长叶远绮引以为傲的是，在以往大同村相当于吴城镇的“半个粮仓”。而今年，情况是严峻的，这位65岁的村长活到这把年纪，从来没有遭遇到这番场景，“这辈子还从来没遇到过这么严重的干旱。地太干了，全村一共有220多亩水稻，现在只种下了20多亩早稻 ，旱地200多亩，也干得不像样，棉花都播不下去了。因为没水，我们村的中稻都还没有种下去。”

　　叶远绮带着记者在村里转了一圈，全村目前只有一个生活用塘，尚有蓄水，水位也比往年低很多，数级石阶都已经露出来了，而村中许多塘坝损毁严重，也处于干涸状态。

　　按照村民们约定俗成的规定，生活用塘的水只能用于村民们洗衣服，防火应急之类的，不能用于农田灌溉，否则，“这么多地，仅有的一口生活用塘，早就干得见底了”。

　　去年，永修县拨款做过一次堤坝建设，大同村就是趁着那次机会，将村中的一部分塘坝加高了，“但因为没有解决塘坝漏水的问题，下了点雨，雨水又给漏掉了，所以到现在也没有能够蓄到水”。

　　事实上，这个鄱阳湖畔的村落以往深为洪水所困。在1998年，绵延肆虐的洪水已经漫过了村头高高的红旗旗杆。

　　目前，大同村的饮用水、生活用水主要依靠各家自打的蓄水井供应，蓄水井存下的是平时雨水，自来水太贵了，村民们觉得相当不划算。但现在，不是每家蓄的水都充足。36岁的村民熊桂妹，用力压了好几下，蓄水井龙头才有水出来，水质异常浑浊。熊桂妹家的井只有十四五米深，在5月21日九江那次降雨之前，她家的井都是干枯的，一家4口人，都需要用水。她只能到附近的婆婆家去借水。熊桂妹最担心的是，如果自己家蓄水井里的水喝完了，怎么办？

　　现在，大同村村民往往都是把洗菜、洗脸的水存起来，用于浇地。叶远绮家的蓄水井打了22米，算是全村比较深的蓄水井，水质相对清澈一点，已经有村民跑到他家去借水，挑回去，“该借就借，也是村民互助嘛。”他说。

　　叶远绮家有6亩水稻，今年他只种下了1亩早稻，“还干掉了”，他家的3亩棉花也大势已去，还有1亩西瓜苗，因为旱情，只抽出了一点可怜的苗。

　　这个个子不高、身材消瘦的老农从他家的蛇皮袋捧出了一把发了芽苗的中稻给记者看，因为缺水，这些已经抽出芽的中稻，迟迟未能播种，只能堆放在家里的角落。

　　5月28日下午，叶远绮去伺弄了一趟他家的棉花苗，以往快到清明时节就能长到齐膝深的棉花苗，如今稀稀拉拉的，只半黄不枯，长到一个指头高。补种的时候，他深感堵心，“我们这里还离鄱阳湖这么近！”

　　而站在他家的田地上，往下眺望，就能看到不远处干涸见底的鄱阳湖，“这还是鄱阳湖吗？”

　　在历史上，九江长期深为洪水所困扰。湖口县双钟镇月亮村村长还记得，1998年的那场洪水暴发时，他住在自家的二楼上，因为一楼全部为洪水所吞没。这位村长拆了块木板，底下装上轮胎，自制了一条“船”，就这样来去自如地划“船”进出家门三个月。

　　湖口县付垅乡唐坂村，这个一共有700多户村民的村落，历史上最不缺的就是抗洪经验。唐坂村61岁的村民唐义生清楚地记得，他家的2亩棉花地，在去年，就被滔滔洪水淹没过，更不要提1998年了，那年罕见的洪峰直接将他所在的唐坂村与附近乡镇吞没，出门即是泽国一片。附近地势低的村庄，村民都将鸡、猪等牲畜赶到了山上，躲避洪水。

　　而此次，这个距离鄱阳湖大约20公里的村落，干渴如此不可思议。“离鄱阳湖这么近，还能旱成这个样子？！” 唐义生拾掇他刚收割的油菜籽，问道。

　　现在，他和老伴葛菊枝除了“等天下雨”，别无他法。

　　直到现在，唐坂村的塘坝还是得益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修建的成果，但是由于近年垮塌厉害，“一些大的塘坝失修得太厉害了，根本蓄不了水”。

　　在唐义生的印象中，在1980年唐坂村“分田到户”以前，全村每户都要出劳力去修村里的塘坝和村里的泻洪水渠，“那个时候，几乎每年都要修村里的塘坝，做10个小时，赚10个工分，只要你家有人，多出多算，多干多分粮。那时候，没人到外面去打工，所以需要多少人，就有多少人。”13岁小学甫毕业即因丧父而辍学、后在唐坂村担任粮食保管员的唐义生，对于这段历史，印象深刻。

　　而现在，唐坂村年轻人的出路，也比以前多了。唐义生的三个儿子，除了一个在湖口县城上班以外，其他两个儿子，一个在江苏打工，一个当兵。也是靠出去工作的儿子，唐家才在去年盖了一幢两层半高的新楼房。唐义生所在的十组，一共有80多户，跟中国许多的农村一样，现在村里年轻人大都出去找活计了，留在家里的多是老人、妇女和小孩，“即使我们要修塘坝，也没有劳动力啊。五六十岁的，都算年轻的了，剩下的都是七八十岁的老人，无法劳动的老人就是靠儿子寄钱回来买米吃。”

　　曾当过20多年的村委会干部的唐义生表示，如果国家有相关拨款到村里来，他们可以找到一些劳动力去修村里的蓄水塘坝，以备旱年之用。

　　基层村落于上世纪建的塘坝因年久失修倒塌而无法蓄水的情形，出现在记者走访的许多村落中，包括湖口县双钟镇月亮村。

　　对比鲜明的是，月亮村三组去年曾经参加湖口县水务局的重建塘坝工程，“今年三组的蓄水塘坝在这次干旱中明显发挥作用了”，月亮村村长给记者介绍，而该村的其他14个小组并没有三组那么幸运，着急也没辙，“原来还想着，不行的话，我们到鄱阳湖去抽水。但是现在，鄱阳湖也没水了。”

　　5公里的湖心路

　　当这个初夏，湖口县常来饭店的老板娘抱怨“鱼好难买，去年鄱阳湖的黄鸭叫只要8元到10元一斤，而今年要18元到20元一斤”的时候，永修县城的一些居民已经开始感叹：今年即使多花一倍的价钱，在菜市场都难以买到鄱阳湖里的新鲜鱼了。而在星子县，刚收获的桃子变成了5元一斤，干瘪得厉害，顾客偶有抱怨，在长途汽车站门口摆摊的妇人就边过秤边说，今年没办法，水少，桃子个头就小。

　　5月底，从永修县驱车前往千年古镇吴城镇方向前进约半小时，就抵达了鄱阳湖的鄱阳湖的核心区——大湖池，昔日烟波浩渺的湖水，如今只露出光秃秃的湖底，死鱼、死虾与死河蚌遍地都是。

　　偶尔有一两棵原上草，倨傲地挺立在裂口处的边缘。死与生，对比鲜明。

　　吴城镇位于鄱阳湖中的一个小岛，在丰水期间是一个四面环水的孤岛，可以坐船或快艇进入，而在枯水季节才能够乘车穿过干涸的湖底。当地人介绍，在丰水季节，从永修县城划船到吴城镇大约需要三个半小时，而现在，可以直接驱车走一条穿越湖心的土路，就可一路从永修县城直抵吴城镇。

　　一路上，视野范围内均是广袤无边的湿地草洲，偶有低洼处存了一点儿水，积压成一条蜿蜒的小河，断断续续往前延伸。再往前，显现在前方的一大片龟裂的土地，触目惊心。这片昔日鄱阳湖中的肥美鱼塘，如今就像一个被突然剃了的秃头一样，裸露着。沿途有渔民搭建的棚舍，锅碗瓢盆都在，但空无人烟。附近草海中泊着几条尴尬的渔船，两条黄狗互相作伴，看守主人的资产。

　　在这段穿越湖心的土路中，大约绵延5公里左右，如今已经成为当地居民往来的要道。不时可见，一辆摩托车风驰电掣地驶过土路，扬起漫天灰尘，抑或像西部牛仔般，狂野地驶过漫漫“草原”。这段路，将丰水季节从永修县城到吴城镇的航行时间缩短为驱车的至多半小时。

　　30岁的永修县三角乡老基代村村民戴会金走这条路，轻车熟路地走了十多年。

　　戴会金在三角乡上租门面开了个加工棉芯的夫妻店，加工一条棉被收费35元到40元，能赚到大约20元。干得不错的月份，可以有每月两三千元的收入，养活一家四口是没问题的。所以除了种点蔬菜以外，他已经不需要再如他的父辈那般种地了。

　　这个春夏之交，戴会金可以开着他那辆后座装满棉芯的摩托车，风驰电掣，只花20分钟就从吴城镇回到了三角乡上，在以往，这个时候漫漫湖水已经淹没路面，他只能乘坐渡船回家，“渡船20分钟一趟，每人每趟15元。” 清楚地记得，在以往，这条绵长的土路是在秋冬季节鄱阳湖枯水期才露出水面的，“没有水的地方，都可以走。”他因此觉得理所当然。

　　“最开始这条路只是一条羊肠小道，走得人多了，也便成了路”，经常跑这条路的永修县司机老徐说。

　　而在戴会金的的印象中，十几年前，他看到的这条湖心土路大约只有目前的一半宽，且每年鄱阳湖水落的时候，这条路都需要重新修固。而现在这条湖心土路，拓宽得已然跟城市中的双车道差不多了。

　　“鄱阳湖确实是干得越来越厉害了。可等到它涨起洪水来，也很厉害。”戴会金停下摩托车，扭过头，看着他身后这片故乡的“原野”，突然说道。

鄱阳湖水利工程之争

　　“任何对于大江大河的治理，都是会有各种不同程度的影响的。我也建议有关方面，暂时如果得不出结论的话，那就让历史来做出回答。”宫正对《新民周刊》记者如是说。

　　记者/贺莉丹

　　在未来，鄱阳湖中可能会建起一道绵延约2.8公里的拦湖大闸。

　　赞成者称这道大闸能改变枯水现状，反对者则称鄱阳湖将变为“死水一湖”。对于这个长江“绿肺”走向的博弈，从未因多年来的种种争鸣而停止。

　　在江西，这次旱涝急转的现实，也让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的愿景，变得急切起来。

　　建闸声起

　　作为目前长江流域仅剩的两个通江湖泊之一，鄱阳湖汇聚了江西版图97%以上区域的水系，其入江水量，约为长江年径流量的15.5%。

　　但是，记者获悉，从江西当地渔民到学界，一个普遍的共识是，从2003年开始，鄱阳湖的枯水期来得更早，持续的时间也更长。而每逢干旱之年，“控水”，立即成为江西最为关注的议题，包含发生严重旱情的今年与2007年。

　　“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对保护鄱阳湖来说，十分迫切与需要。”在今年年初，江西省鄱阳湖水利枢纽建设办公室一位负责人就曾对省内媒体如此表示。

　　在这位负责人看来，进入20世纪，长江流域洪灾频繁，鄱阳湖受洪水冲击严重，而进入21世纪以来，旱情又一年重似一年，不管是洪灾还是旱灾，受害者不仅仅是人类，还包括鄱阳湖的鱼、草、鸟等各个生态子系统，“比如，最近几年，江西遭受了严重的秋旱，鄱阳湖水位连创新低，给湖区生态带来了巨大的破坏”。

　　长期以来，由于长江上游水量不足，长江中下游供水主要依靠鄱阳湖。鄱阳湖水向长江注水，形成了一个很奇特的景象：在鄱阳湖入长江口处，长江的水与鄱阳湖的水有一个很清晰的分界线，江里的水很浊而湖里的水很清。

　　而根据江西省山江湖开发治理委员会的研究表明，在三峡运行以后，这种情况和以前截然相反了，鄱阳湖的水变得很浊，而长江的水很清澈。这个景象，今天如果站在湖口县石钟山附近的鄱阳湖与长江交界处，依然可以看得非常清晰。

　　而一份来自江西省水利厅官方网站的《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规划方案》更是将该工程推到了风口浪尖。根据这份方案介绍，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是一座以灌溉、供水、生态保护、血吸虫病防治、航运等为主要功能的水利枢纽工程。其坝址位于鄱阳湖入江水道，上距星子县城约12公里，下至长江汇合口约27公里。坝址左岸为长岭山，右岸为屏峰山，两山之间湖面宽约2.8公里。工程总投资约为96亿元，加上配套工程，总投资超过100亿元。

　　该工程如建成运行，无疑对江西将有极大裨益。这份方案中间也提及：“按生态保护和综合利用要求控制相对稳定的鄱阳湖水位，提高鄱阳湖枯水季节水环境容量，达到供水(灌溉)、保护水生态环境、保护湿地、消灭钉螺、航运、旅游、发电以及水产等方面的综合效益。”

　　记者注意到，该方案发表的时间为2008年9月24日。近期，江西省水利厅方面告诉《新民周刊》记者，实际上，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规划方案已经有所调整，“是闸，而不是坝”，且去除了上述原方案中的发电等功能。

　　40年论证

　　上世纪初期，孙中山的《建国方略》就提出在鄱阳湖建造“范堤”和“闸船坞”，以便船只通航。

　　纵观最近的几十年间，也不乏有相关人士从避免长江洪水倒灌、蓄水灭钉螺等角度，提出要在湖口建坝或建闸的建议。

　　作为中国重要的生态功能保护区、世界自然基金划定的全球重要生态区，鄱阳湖承担着调洪蓄水、调节气候、降解污染等多种极为重要的生态功能。

　　最后一次也是最全面的一次鄱阳湖综合科学考察还是在上世纪80年代进行的。1983年至1987年，江西省政府在国家计委、国家科委等有关部门的支持下，组织了全省17个委、办、厅、局和地市，39所科学研究单位和高等院校的600多位科技人员，经过4年的艰苦工作，进行科技攻关。而今很多引用的数据，便出自1983年的那次鄱阳湖综合科学考察。

　　这项科考跨度5年，一共分为70个科研项目，其中，“鄱阳湖控制工程”位居第32位。《鄱阳湖区综合考察和治理研究》课题第一完成人、现任海南大学海洋学院名誉院长张本认为，控湖工程是这项科考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当时也提出了鄱阳湖人工控制的三种模式，即局部控制模式，全控制模式(湖口建闸方案)与分控制模式。张本告诉本刊记者，他倾向的是全控制模式(湖口建闸方案)，“按照1987年那个时候的规划，这一工程需投入30亿元。”

　　此外，课题组提出的关于鄱阳湖人工控制工程在生态方面的对策包括，“在鄱阳湖内围出部分洲滩，兴建控湖调洪区。划出其中一部分用于种芦苇和冬季放牧，一部分水面用于水产养殖。候鸟保护区四周用圩堤保护，并建造节制闸与电排站，调节区内水位，以适应候鸟栖息。”

　　事实上，在张本的印象中，追溯到上世纪70年代初，江西省水利规划设计院高级工程师、水利专家胡广熙就曾提出过一个鄱阳湖的控湖方案。

　　在他看来，控湖梦的起点一是为了防洪，“调枯不调洪”；二是为了蓄水灭螺、消灭鄱阳湖区肆虐的血吸虫病，血吸虫病是鄱阳湖区的心头大患。在第一次鄱阳湖科考期间，湖区随处可见大腹便便的血吸虫病晚期感染者，甚至不少参加科考的科研人员都不慎感染了血吸虫病。江西省山江湖区域发展中心研究员谭晦如就曾于1974年不幸感染了血吸虫病，当年，他刚从康乐堤农场调到进贤县农技部门工作。而张本常见的是在湖区用五氯酚纳灭螺，钉螺为血吸虫的中间寄主。

　　在曾做过血吸虫病调查的江西省知名水文专家、鄱阳湖水文局水沙室主任闵骞的印象中，血吸虫病是“大水效应”，一般在鄱阳湖流域出现洪水后的第二年到第三年的夏季最为猖獗，以他所在的鄱阳湖水文局为例，“我们的职工里，80%的人得过血吸虫病”，并且，“目前都昌县东面一带，钉螺还是非常厉害的，感染率还是蛮高的，到现在，都昌二三十岁的人，因染病死亡的人还都有，但比过去少了。”

　　1988年，国家科委组织了一次专家委员会的评审鉴定会议。张本告诉本刊记者，参加那次鉴定会议的，“都是当时最有名的、顶尖的专家”，其中包括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权威生态学家侯学煜和生态学家马世骏，评审鉴定会的专家组组长、时任国务院研究中心副主任的马宾代表专家组给予的评价是，“《鄱阳湖区科学考察与综合治理研究》，这项成果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当时会议的主持者是时任江西省政府副秘书长的舒惠国，舒惠国也对这个控湖工程表示同意。“之所以后来没有动作，是因为江西省那个时候财力不够，开展这项控制工程，谈何容易！而且那个时候，国家集中精力在建设三峡工程。”

　　此后，该工程一度沉寂数年。

　　在2001年，江西省水利厅就最早提出了鄱阳湖建高坝方案，即计划建造一个可供发电的、蓄水高程为16米以上的大坝，将湖水彻底阻截。因被指责为阻断了鄱阳湖与长江的这一江湖关系、御洪水于江西之外，该方案因故未得到来自国家层面的支持。

　　到了2002年全国人大会议期间，40位江西代表联名提交江西省的“一号议案”，呼吁加快鄱阳湖控制工程项目立项进程，当时提出的工程预算为80亿元。

　　水利部为此后来作出的书面答复称：根据长江水利委员会专题研究，鄱阳湖控制工程规模巨大，运行调度复杂，虽有明显的综合效益，但也存在负面影响，需作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尚不具备开展项目建议书阶段工作的基础条件。

　　曾担任过江西省政府6年参事、现任江西省生态摄影研究会名誉会长宫正印象深刻的是，大约在10年前，时任江西省水利厅负责人就在全国“两会”上提出，要尽快在鄱阳湖建坝，“那个时候，当时的总理朱镕基说：可以再拨给你们一些经费，要充分地论证。我觉得，当时这个态度是对的，这种重大的决策一定要建立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

　　在2008年“两会”期间，是一个拐点。江西省委书记苏荣提交了一份新方案，新方案不再提“控湖工程”，而改为“鄱阳湖水利枢纽”。“控枯不控洪，动态调控”，成为对该工程最形象的描述，也就是说，在洪水期让江湖(鄱阳湖与长江)联通，枯水期则适当下闸留水。

　　但是，在接下来的2009年，情况急转。当时很多科学家已经在忧虑，江湖关系一旦被隔断，可能带来种种不利影响。

　　这一年的9月，在获悉鄱阳湖水利工程枢纽可能上马的消息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主任陈宜瑜与李文华、曹文宣、刘兴土等15位院士和专家联名致信国务院，认为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还有六个问题尚未解决，即水量调度、候鸟栖息地与食物链、水生生物和“四大家鱼”迁徙、富营养化与水环境质量、江湖关系、血吸虫病控制等，不宜决策。

　　此前，江西省就提出了建设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重大战略决策，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也被同时提出，前者日后上升为国家战略。但是，按照江西一位熟知内情的专家的说法是，“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没有赶上打包进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规划中去。”

　　更让人猜不中结局的，还在后头。一年之后的2010年1月19日，江西省委、省政府邀请6位院士领衔承担鄱阳湖水利枢纽“六大研究课题”，这是一串显赫的名单：中国科学院院士、水生生物研究专家曹文宣领衔研究《鄱阳湖水生动物资源现状及其水利枢纽对水生动物影响与对策》课题；中国工程院院士、生态学和森林研究专家李文华和中国工程院院士、湿地生态与环境研究专家刘兴土领衔研究《鄱阳湖水利枢纽对湿地、候鸟影响及对策研究》课题；中国工程院院士、泥沙运动与河床演变研究专家韩其为领衔研究《鄱阳湖水利枢纽泥沙冲淤影响及对策研究》课题；中国工程院院士、水文水资源研究专家王浩领衔研究《鄱阳湖水利枢纽防洪影响及对策研究》课题；中国环境科学院水环境研究所所长、水环境和生态保护研究专家郑丙辉领衔研究《鄱阳湖水利枢纽对水质影响及对策研究》课题。

　　而一个最近的消息是，2011年1月6日，江西省政府在北京举行鄱阳湖水利枢纽“六大课题”研究成果评审会，鄱阳湖水利枢纽“六大研究课题”成果，“通过了专家组的验收”。

　　有点尴尬的是，承接项目的就有包括当年持反对意见的院士。

　　争鸣未息

　　争鸣，从未停止过。

　　河海大学水文水资源学院教授芮孝芳就直指，修建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是人为干涉鄱阳湖的生态系统，对其生态环境的破坏巨大，“需要慎之又慎”。

　　美国《科学》杂志此前也表达过担忧：很多科学家反对这一观点，“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将会对鹤鸟和其他候鸟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鄱阳湖的水位保持稳定将会导致湿地植被发生根本改变，破坏食物链。冬季水位太深，将使候鸟们无法觅食。”

　　《科学》杂志还曾有过报道，国际湿地公约秘书处曾致函中国外交部部长杨洁篪，担心建坝降低鄱阳湖水质并导致蓝藻暴发、湿地生态功能和价值受损等。

　　而江西省水利系统一些人士则反驳称，鄱阳湖水利枢纽的建设，能够最大限度地减少三峡蓄水对鄱阳湖的影响，这样一来，就可通过鄱阳湖自身的调控，调节水位。

　　在长期的交锋过程中，也不乏有专家建议，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的设计，“需要从流域整体上考虑江湖联系”。

　　“要把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摆在长江中下游水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的大背景下来考量，要在基本把握江湖关系变化的前提下，深入分析论证这一工程的作用和影响。”水利部副部长胡四一曾表态称。

　　即便在江西省内，关于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至今依然有不同看法。2011年3月30日，江西省发改委、江西省水利厅在南昌联合召开新版《鄱阳湖水利枢纽项目建议书》预审会。这份白色封皮的项目建议书，经过一年多时间修编完成，如今已经静静摆在一些相关专家的案头。

　　“现在方案还没有最终确定，还只是个概念。一个工程有争议，是个好事情。希望能够经过认真论证。”一位参与了该项目部分调研的专家告诉本刊记者，期盼该项目审慎部署。而此前，江西为了“避嫌”，也曾多次表示，“要让省外的专家来说话”。

　　宫正旗帜鲜明地表达他的担忧：如若鄱阳湖建该水利工程，湖水将成为一湖死水，不仅会严重影响长江下游的生态，还会破坏鄱阳湖原有的生态环境。他担心的是，届时鄱阳湖会变成第二个滇池，第二个太湖(蓝藻暴发)，“如果那样，鄱阳湖的湿地肯定会受很大的影响，很多依赖它的动植物也肯定会受到影响。我们国家这方面的教训是有很多了”。

　　宫正坚持的是，科学决策至关重要，“我们觉得，这个工程不仅仅是江西的问题，还是国家的问题，甚至跟国际上都有很重要的关联，因为鄱阳湖是国际重要的湿地，我们跟国际上签订了很多保护候鸟的协议。所以，对鄱阳湖的任何改造或建设的设想或决策，都要从全国甚至世界的大局来考虑。鄱阳湖是在中游，中游的任何举措对于上游、下游有什么影响，这都要考虑进去。我坚信，我们国家在做出重大决策的时候，一定会很慎重、很认真地论证”。

　　“任何对于大江大河的治理，都是会有各种不同程度的影响的。我也建议有关方面，暂时如果得不出结论的话，那就让历史来做出回答。”宫正对《新民周刊》记者如是说。

　　张本也表示，现在有争议的就是两个问题，“其一，担心鄱阳湖的生态会发生变化，生态学家最担心的就是候鸟保护的问题，这个工程对候鸟不会有什么影响，湿地生态系统是随着水位高低发生变化的，比如，现在鄱阳湖枯水了，它的湿地不存在了，还能有什么候鸟？这几年的候鸟已经减少很多了，这是很不利的。另一个就是担心安徽、江苏等鄱阳湖口下游的省份枯水季节的供水问题，这个事情可以全国统筹规划，统一调度，不一定把这个湖口闸的控制权由江西省来掌握，可以由长江委员会统一调度，下游需要水的时候，可以放水下去，这就将控湖工程置于最有利的条件之下。”

　　如今，当各个江河湖泊的水利工程相继动工时，鄱阳湖水利工程枢纽依然在论证阶段。张本认为，这跟鄱阳湖的特殊地位有关，“鄱阳湖的调洪量很大，有1400多亿立方米，它相当于黄河、淮河、辽河几大河流水的总量”。

　　他也表示，鄱阳湖湖口建闸方案汇集了江西几代人的梦想，当年赞成湖口建闸方案的许多课题组专家，现在都已等到了白发苍苍，而正反两种观点，从一开始就有分歧，这个过程中，需要的是科学论证，“正反方能够充分论证，这也是好事”。

孙晓山：鄱阳湖建闸不是为了江西一己之利

　　江湖关系怎么样，谁也无法预料。对建完以后有什么样的负面影响，谁都用定性来跟我说，没人用定量来跟我说。而我建闸以后的正面影响，全可以定量给大家说。但是我也没办法告诉他有多少负面影响，定量地回答，谁也回答不了。

　　记者/贺莉丹

　　江西旱涝急转之年，关于控水，向有争鸣。针对外界高度关注的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2011年6月2日，江西省水利厅厅长、党委书记孙晓山在其办公室接受了《新民周刊》记者的独家专访。

　　这一天，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来到旱情较重的九江市永修县吴城镇，实地视察旱情，并首先听取了孙晓山关于对江西省旱情的情况汇报。这天傍晚，这位刚刚送走温总理的厅长，还在马不停蹄地忙碌于部署落实总理的指示。我们的谈话一直被各种各样的电话与人员来访中断。

　　孙晓山，1983年毕业于河海大学水利水电工程建筑专业，先后担任技术干部、副经理、副所长、副总经理、所长，1996年9月起任江西省水利厅副厅长。迄今担任江西省水利厅厅长9年。

　　他的办公室里贴着一幅《江西省主要水利工程位置图》，上面用一大片淡蓝色，标注出鄱阳湖的位置，这个葫芦形的湖泊，横跨了江西省的大部分版图。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孙晓山拿出了今年5月13日新近绘制的一幅《鄱阳湖水面线图》，两相对比，鄱阳湖“瘦身”显著，其部分水面变成了狭窄的带状。

　　“你说，哪个是鄱阳湖？前一张图上的鄱阳湖是最理想的、最漂亮的鄱阳湖，但一年365天，这种情况非常少。再看现在的这张图，这是今年的鄱阳湖，它是中国最大的淡水湖吗？”孙晓山反问记者，语速极快，雷厉风行。

　　“我们从来没有说要在鄱阳湖上建大坝，也没有这个规划，我们是建闸，不是建坝，这个闸曾经规划有发电的功能，现在没有了！”这位现任江西省水利部门负责人回答得斩钉截铁。

　　“建闸，是对洪水资源的利用”

　　《新民周刊》：关于江西省拟建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很引起关注，目前这个事情进行到哪一步了？外界很关心。

　　孙晓山：还在论证阶段。严格来讲，现在是在规划阶段。但是在规划阶段，我们进行了充分论证，请了有关所有权威，6个院士，6个课题，论证下来，是利大于弊，正在进行规划审批阶段。

　　《新民周刊》：那么这个规划什么时候上报给国家？

　　孙晓山：已经报给国家了，国家已经在审了。发改委在评估，水利部在审。

　　鄱阳湖大闸和传统水利枢纽有三大不同：

　　第一，它不是常年隔断上游和下游水的关系或者说江湖关系，就是长江和鄱阳湖的关系。建水库都是常年隔断(江湖关系)，而它是半年隔断，它是水闸，不是坝，就是说半年(鄱阳湖)是全纯天然的。鄱阳湖最大的功能就是帮助长江分洪，就是洪水进来的时候，它(鄱阳湖)要恢复天然；在洪水要走的时候，要下闸。鄱阳湖大闸和其他传统水利工程最大的不同是，它不是常年隔断江湖关系，它是半年人工调节、半年天然，这是和所有常规水利工程不一样的。

　　第二，所有水库包括三峡在内是靠蓄水增加库容，什么叫库容？就是把水装起来，来水以后不让走，把它的水涨起来。而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是什么意思？它是在洪水多的时候，就是长江倒灌的时候，把洪水留下，是洪水资源利用，让水少流、慢流。和所有水库不一样，我们建这个闸，不是江西要把来水蓄起来，而是拦洪，是对洪水资源的利用。比如，洪水一来，如果不拦，它全走掉了，也可能三天走掉，也可能五天、一个月走掉，而如果拦洪水，也可能只不过让它三个月、五个月走掉，这就是对洪水资源的利用。

　　鄱阳湖肯定是帮长江分洪，但如果建闸，分洪进来的水，我们不会让它白白流掉，比如，可能下去了6万方(立方米)水，我需要3万方水，这3万方水我就留下来，其余3万方水再放到长江里，慢慢放。也就是说，夏天的洪水，我留到秋天、冬天慢慢利用，而江西该走多少水，照走多少水。就是不建闸，比如说是1000、2000、3000(立方米每秒)的流量，它该怎么走还怎么走，我们并不拦任何水，一滴水都不拦。鄱阳湖大闸不蓄水，而是拦下洪水以后利用，水该怎么走还怎么走。

　　第三点不同是，中国任何水利枢纽都要淹地、移民，而我们这不淹一亩地、不移一个民。鄱阳湖没有水的时候，就是大量的沃野，这些田地实际上已经退出来了，已经按照中央要求“退田还湖”了，人都迁出来了，90多万人口，我们九几年全迁出来了。我们所有的“退田还湖”工作都做完了，人也迁出来，地也退成湖了。退成湖了有什么弊端？没有水的时候，老百姓一看都是地，很难受，就去种，就去抢，就去挖。

　　也就是说，任何水利枢纽、水利工程都不可能不淹地、不移民，而我这个工程不淹一亩地、不移一个民。鄱阳湖洪水期是湖，枯水期就不是湖，我无非是让它常年是湖，而大湖、小湖，根据生态来调整，怎么对生态最有利，就采取什么样的水位，因为它是闸，可以随时调啊，今天可能是12米水位，明天可能是13米，后天可能就是11米，所以它的整个建设是以生态为标准的，传统水利枢纽的发电、防洪等功能，它都没有。

　　鄱阳湖建闸，不能叫建坝，实际上是“鄱阳湖枯水期生态补偿工程”，枯水期它(鄱阳湖)没水，在洪水期留下水来，保证枯水期的生态。

　　从“控湖”到“控枯不控洪”

　　《新民周刊》：从建坝转为建闸，你在这个过程中的想法也在转变吗，其中遇到过一些问题吗？

　　孙晓山：我当了9年厅长，我原来的想法就是控湖，就叫“控湖工程”，把湖控起来，和长江不流通，就是(将鄱阳湖)跟整个长江隔断，洪水控住，枯水也控住，一湖水就是我说了算。

　　根据这么多年的运行、争论、讨论下来，现在我的思路全变了，现在我是“洪水不控枯水控”，我首先服从长江防洪，第一，鄱阳湖半年和长江流通，第二，“控枯不控洪”，让洪水进来。大家还用我原来的想法来说我不对，原来是不对。

　　《新民周刊》：就是所谓的“调枯不调洪”？

　　孙晓山：对。枯水期怎么调呢？不是靠枯水期不把我们的水放下去，而是靠洪水期的尾巴，把洪水期的洪水资源留在鄱阳湖里，而江西该走多少水，照走多少水。在枯水期，也就是江西没有水或者水少的时候，鄱阳湖这一湖水没有了，不光洪水走掉了，来水也走掉了。如果这个闸建起来，是把洪水留下，来水照走。

　　我们讲的是“控枯不控洪”，就是洪水期的时候，洪水照样进来，“控枯”，无非是我们把洪水留一部分进来变成枯水期来用，把洪水留下来，本来是白白流掉的水，留下来。

　　《新民周刊》：现在江西要在鄱阳湖上建这个大闸，跟三峡工程有关系吗？

　　孙晓山：如果没有三峡，我们也会建。这和三峡没有太大的关系。有一点什么关系呢？就是如果没有三峡，鄱阳湖枯水期本身就是枯水；有了三峡，鄱阳湖枯水枯得更厉害，枯得更早，枯得时间更长了。

　　《新民周刊》：是因为鄱阳湖的水位更低了？

　　孙晓山：更低了，(水)走得更早了，时间更长了，对我们的生态影响更大了。即使没有三峡，按照鄱阳湖这种湖滩(水位)一年落差十几米，对我们的经济社会发展也有影响。洪水资源为什么不利用？洪水期不用这些水资源，100多亿方水就没了。现在是，(如果)洪水期倒灌进鄱阳湖，洪水要走了，我们让它慢点走、晚点走，留它一下。

　　《新民周刊》：就是说不管有没有三峡工程，江西都一定会做这个事情？

　　孙晓山：有没有三峡，江西都要做(这个事情)，只是做的程度不一样，采取的设计方案不一样，调控手段不一样。人类的发展，需要做三峡。就像江西发展，需要在鄱阳湖有科学的调度，只不过三峡存在以后，使我们的迫切性、紧迫性、必要性增加了。不是因为没有三峡我就不做，有三峡我才做。

　　《新民周刊》：你的意思是，比如说，去年6月江西的那场很大的洪水，就可以拦下一部分，对吗？

　　孙晓山：我们去年是20.50米的洪水位，最后走到只有8米的水位，水都退光了，没有办法。如果在20.0米的时候，我们给它留下来，整个生态不会这样，而那洪水是白白流掉的，不管是对下游的经济生活好，生产、生态也好，那是不需要或者不很需要的。而对我们来说，尤其对我们的枯水期来说，如果有水留着，是非常有效的。

　　这无非是人类对洪枯水位进行一种合理的科学的调节，和传统水利完全不一样。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是为了生态服务。所以我们建这个闸，我不讲了嘛，原来攻击我是对的，原来我的理念是错的，我们已经根据整个生态全转了。

　　《新民周刊》：你指的是原来那种在鄱阳湖上建坝的观念？

　　孙晓山：就是轧断了(江湖关系)，就是传统水利工程，建坝嘛。那对我江西肯定有利，有什么有利？对人有利，对生活有利，对GDP有利，对养殖有利……

　　《新民周刊》：原来的那个建坝的设计还是可以发电的，对吧？

　　孙晓山：还可以发电，(按原来计划)，一年发电收入5个亿，绝对有好处。

　　《新民周刊》：你今天跟我讲过，现在规划的这个鄱阳湖大闸是没有发电功能的。

　　孙晓山：它不发电啊，也不防洪了。我所谓的防洪就是，不让长江的水进来。如果不让长江的水进来，我们这些地可以一年种两季，而长江的水进来，全淹了。

　　《新民周刊》：所以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主要是为了抗旱还是怎样？

　　孙晓山：这个工程主要是生态。

　　“实际上江豚数量还在增长”

　　《新民周刊》：从生态上而言，我看到报道说，鄱阳湖中可能开建一条长约2.8公里的拦湖大闸。而我们一些动物保护专家称，涉及洄游鱼类包括长江江豚如何过闸的问题，现在这个问题，给这个工程做评估的专家们有没有讨论过？

　　孙晓山：整个六大课题都做了，有专门做洄游动物的，是院士领衔做的。江西鄱阳湖的江豚大概有500多个群体。一头江豚有它的生活领地，到了枯水期的时候，没水，它没办法生存哪，水浅了，水少了，它都可能面临死亡。无非是我们怎么保证江豚洄游通道的问题，无非是我们的闸门怎么建的问题，尽量建宽，现在实际上是我们的桥在那，它照走……

　　《新民周刊》：你是说，1997年建成的鄱阳湖大桥吗？

　　孙晓山：嗯，鄱阳湖大桥有两个桥，有铁路桥，有公路桥，它(江豚)照走。现在就是掌握闸门的宽度问题，掌握江豚的洄游期限问题，这个需要论证。从现在论证的角度说，看不出有妨碍，至少没有大的妨碍。谁也没有结论说，建了这个闸，一定会隔绝它，就会(让它)灭亡掉。

　　《新民周刊》：但是现在鄱阳湖大桥也被备受动物保护专家的指责，他们认为这座桥梁阻碍了江豚的洄游通道，桥墩干扰让江豚找不到回家的路。

　　孙晓山：但是实际上江豚(的数量)还在增长。江豚生存最重要的是水位问题，没有水，就没有江豚。动物保护组织，咱们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你现在看到鄱阳湖死鱼死了多少？一片一片的。温总理今天在大湖池看到了，震惊。你看我们建了闸吗？什么都没建，你看，死了多少鱼啊！

　　自然规律不是那么简单的，不要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不要人家只要动了工程，就说一定会出问题。但你考虑到人怎么生活吗？人不喝水，行吗？现在几百万人喝水难，灌溉也灌溉不了，生物都死在那儿，你怎么说呢？谁采取工程了呢？没有任何工程。

　　人不能战胜自然，但人一定能顺应自然。

　　《新民周刊》：很多专家很担心，这座鄱阳湖大闸建起来以后，鄱阳湖以后会变成第二个滇池。对这种担忧，你怎么看？

　　孙晓山：我告诉你，滇池两年换不了一次水，而这个闸建起来，鄱阳湖一年交换20多次水，半年是敞开的，水该怎么走就怎么走。和滇池、太湖完全不一样，鄱阳湖这半年全是天然的。他不知道我们有改变了，他拿原来的东西谈现在，没有办法交流。

　　《新民周刊》：你的意思是，不用担心蓝藻危机之类的生态问题？

　　孙晓山：不存在。它是怎么样就怎么样。

　　“反对我的人，没有任何人用定量说服我”

　　《新民周刊》：你们在论证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的过程中，遭遇到的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孙晓山：遭遇到的最大的问题就是，反对我的人，没有任何人用定量说服我。但是，定性说服就是，人动了自然，就是错，就会变。

　　江湖关系怎么样，谁也无法预料。对建完以后有什么样的负面影响，谁都用定性来跟我说，没人用定量来跟我说。而我建闸以后的正面影响，全可以定量给大家说。但是我也没办法告诉他有多少负面影响，定量地回答，谁也回答不了。

　　就是说，有可能会怎么样？我们都考虑，我们都在做，我们一直在做这个工作。所以对于这些问题，洄游鱼类的问题、候鸟的问题、生态的问题、湿地保护的问题，我们全做，六大课题做下来，是利大于弊。

　　《新民周刊》：之前有评论说，江西把一些相关院士“招安”了。

　　孙晓山：院士能“招安”吗？！能“招安”，还是我们中国的院士吗？！你能“招安”院士吗？！

　　这种说话的人，本身就是瞧不起院士的，是对我们中国的院士制度怀疑的人。院士能“招安”吗？“招安”得了吗？我们请中国最有名望的(院士)来做，而且(省委)书记说了，你们该怎么说就怎么说。这说明省委、省政府的态度坦坦荡荡。如果我们就能“招安”院士，中国人还有脊梁吗？那中国靠谁啊？！这种昏话，有人说，还有人信。

　　《新民周刊》：现在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有具体的上马时间表吗？

　　孙晓山：没有。永远在我们充分论证的基础上。三峡论证了多少年，还有负面影响。负面影响就是说，利大于弊，弊端怎么减少？我们争取在论证阶段，就使“弊”更多地出来，把“弊”消除得更少。

　　任何工程，都有利有弊，就像人多了是利也是弊，人多了，人口红利，人少了，咱们就老龄化，你说多生好还是少生好呢？一个道理啊，就看你经济怎么发展，社会怎么发展，不能绝对地看这一个观点就紧盯着不放，所有专家、所有专业人员都应该跳开来看宏观的东西。

　　《新民周刊》：你刚刚讲过“利大于弊”，那一定有“弊”，对于这个“弊”，目前你们还在论证的重点是什么？

　　孙晓山：利大于弊，人动了就有弊，弊在哪里？谁都不能够定性。就像生孩子一样，独生好还是多生好？一样的道理，这永远是无解的题，你只能权衡利和弊。没有任何工程，没有任何人为的行动只有利没有弊的。

　　《新民周刊》：你刚跟我说过，你当了9年的江西省水利厅厅长，你一直是鄱阳湖建闸的支持者？

　　孙晓山：不是说我是建闸的支持者，我大学毕业就一直搞这个，我是学水利的。

　　《新民周刊》：那么，让你坚持要把这个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做下去的最大的动力是什么？

　　孙晓山：最大的动力就是，不但要把这“一湖清水”保留好，还要让所有沿边人民、江西人民和下游人民受益。这就是我的动力。

　　现在这样不但“一湖清水”保留不好，而且大家没得到它的利。中国最大的淡水湖它要干涸，它要负氧化，它要是生态破坏了，而且旁边老百姓受穷，你当水利厅长，你安心吗？你为什么不能想些点子呢？你不能(仅仅)因为反对我，你有更好的办法吗？“无为”能治吗？现在是“无为”不能治，是越来越糟！

　　“建完以后交给水利部管，不归江西管”

　　《新民周刊》：作为江西省水利厅厅长，现在外界对在鄱阳湖建大闸的一些质疑声和批评声，你注意到了吗？

　　孙晓山：我告诉你，这里我接待记者很少，我从来只做不说。现在我们的设计思想、设计理念非常明朗了。我认为，没有任何专家的意见我没听进去，没有任何专家的意见我没有采纳。

　　可以说，现在的鄱阳湖水利枢纽，没有任何传统水利的理念了，它突破了，防洪没有、发电没有了，灌溉是有限的，传统水利工程的三大功能基本上都没了，仅仅得了一个维持生态，最重要的是能把洪水资源留住，这是白白流掉的资源。

　　《新民周刊》：那么，按照规划，鄱阳湖大闸以半年为期拉闸的时间节点，怎么选择呢？

　　孙晓山：枯水期和洪水期。我就控枯水期。怎么控枯水期呢？就是把洪水期的部分洪水留下来，不让它跑掉，要控就控这些水。

　　《新民周刊》：按照你介绍的鄱阳湖大闸的设计理念，对开闸和放闸的时间点是最需要经过科学测算的，对么？

　　孙晓山：对。我们现在讲，怎么定水位，怎么叫科学调度，什么叫动态调度？就是为了保证生态问题，保证中下游的共同利益。

　　鄱阳湖建闸，绝对不是为了江西的一己之利。当然，江西要受益，不受益我们怎么会干呢？！

　　《新民周刊》：一些担心的声音集中在，鄱阳湖建闸一旦运行，将使长江中下游的水位计更加严重，比如说，可能影响到下游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供水安全，今后武汉、南京壮阔的江面也许会变成一弯浅水……对这些担忧，你怎么看？

　　孙晓山：不会。他们担心江西枯水期不放水。江西省委5年前就宣布了，建完以后交给水利部管，国家管，不归江西管。我相信，国家一定会按照生态来调度，将长江中下游以至鄱阳湖湖区保护好，受益人更多。鄱阳湖流域受益，下游也受益。

　　《新民周刊》：所以外界评价说，江西要通过鄱阳湖建闸来抢水资源，你认为这个说法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孙晓山：我们抢的是谁也办法做的洪水资源。我们不要洪水资源，谁也要不了，白白流走了。我们只是为了人民，为了中下游尤其是江西下游，保住这个洪水资源，是让夏季的洪水资源(留住)，变成秋季慢慢地用，调节地用，科学地用。

　　《新民周刊》：如果说最后专家的论证和研究结果，是否定这个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的。那么，你们会怎么做？

　　孙晓山：否定这个工程，要按科学否定。我又没说人家否定，我也能够上！你还相信中国共产党，还相信我们这代人也是学科学的吧？如果我是学水利的不懂科学，你们学别的东西懂科学？你们对人民负责，我就不对人民负责？！

　　谁要否定？他凭什么否定？都要有数据，都要有量化的东西，不能说可能怎么样。历史上鄱阳湖不是今天这个鄱阳湖，你看过历史上的鄱阳湖吗？几千年前是这样的鄱阳湖吗？中国还是4亿人口吗？为什么会变成13亿人口？要回到4亿去，能回去吗？    所以一定要讲，利弊肯定有，利大于弊，而利能往前发展，(要考虑)弊能不能减少、能不能控制。不然的话，人类发展干啥？我们为什么要穿衣服啊？穿背心不是又省一点布吗？光膀子不更好吗？要空调、要电灯干啥？是利还是弊？！它肯定是有利也有弊。真的，如果中国经济实力过去有现在30年这样的长进，早干了，那时候还没有科学发展观。孙中山(在《建国方略》里)早就说要干，没有钱，干不了啊。如果原来干了，就是大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