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采薇hita伴奏:敬爱的父亲，您安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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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眼间，父亲离开我们已经十个年头了。可父亲的音容笑貌常在我面前浮现。他的教诲也时时刻刻铭记在心。父亲对党忠诚为人正直善良，乐善好施，在我们那儿方圆几十里，群众口碑甚佳。在父亲逝世十年，入党70年之际。特写这篇小文章以期怀念。
父亲因爷爷早故自幼家庭贫困，全家六人靠奶奶替人家做针线活维持生活。父亲小时聪慧过人，那时街头经常有人说唱《珍珠塔》《刘状元捉拿扫帚星》等内容的七字段儿。父亲只要听过一两次，就能把主要故事所说唱给家中人听，奶奶看他在弟兄几人中比较聪明，就下决心把他送到了学堂去读书。奶奶有时连夜赶活，早上就给他们弟兄几个铜板，让他们自己买点儿大饼充饥。父亲舍不得花，总是节省下来买书本纸笔等学习用品。就是这样上到小学毕业以后，家中也实在没有能力供他继续读书了，这时在兴化边城的五舅爹来到姜堰，看到这个情况就跟奶奶商议。说：“孩子这样聪明，继续上学你又负担不了，不如让他跟我习医吧。”奶奶当然是满口答应了。从此13岁的他就离家到六七十里远的兴化边城开始了他的艰苦的学徒生涯。六七十里现在不算什么，但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初，可谓是远路迢迢了，一年也难得回家一趟。
到了兴化边城，舅母并没有认为自己的亲外甥小小年纪就迫于生活孤身一人离了家，而在生活上关心照顾。简直就是当着找了一个小童工。每天父亲总是第一个起床，给舅舅洗刷水烟台，倒尿壶，下塌字，扫地，擦桌，挂招牌，晚上劳累了一天上好塌字，再把八仙桌子拼在一起当床，力气小搬不动桌子，就弯下腰让人蹲在桌子底下用背驮。舅舅在学习上倒是对他严格要求，除了让他跟在后面开开药方整理医案，学习一些常用中药的炮制如切﹑捣﹑碾﹑研磨外，还要背诵《药性赋》《汤头歌》等。每天只能睡六七个小时。
虽然父亲文化程度不高，但由于他学习刻苦，几年时间后，已经能单独开方抓药了，并能自己制作一些凡﹑散﹑膏﹑丹。舅爹从照顾家庭角度考虑。对父亲说；“你已基本学成，可以单独开业了。”就送给父亲一个《谢传胡慕梅内外方脉》的招牌。给了几本医药书籍，打发父亲回了姜堰。这时父亲刚刚２０岁。回到家中不久就经人介绍在姜堰西北郊野沟头挂上招牌开了一家小小的诊所，开始了新的生活。这时是1938年，抗日战争刚爆发。
父亲性格谦和，为人正直善良，乐善好施。加之自己出生贫苦，对穷苦人特别同情。穷苦人来看病，一般就收点药费，有时连药费也收不足。因而到野沟头行医不久，就打开了局面。人们对这个年青人越来越信任。有病的找他看病，没有病的也愿意到他哪儿和他聊天。这个情况很快就引起了当时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注意，负责姜堰地区民运工作的丁翔雯和戴盟几次找他谈心。了解父亲思想情况后，认为父亲出生贫苦，为人正直，有爱国思想，对共产党，新四军有较好的认识。当时新四军陶勇部队在嘶马大桥战斗中留下四名伤员，隐蔽在雁墩孙家庄段家桥西边。他们就让父亲救治这些伤员。父亲冒着生命精心治疗照看，有三名战士很快治愈归队。另外一名伤势较重，父亲干脆就把他接到家中医治，前后用了一年时间终于也让这名同志回到了自己的队伍。党组织通过多方考察，加上父亲救治伤员这件事情表现突出，1940年5月吸收父亲为中共地下党员。入党介绍人就是丁翔雯同志，当时环境恶劣，条件艰巨，连党旗也没有。丁翔雯就在手心画了个五角星作为党旗。入党仪式就在父亲诊所的药橱后面秘密进行。入党不久，到了42年年初组织就派他到当时的白区溱潼镇周陈庄开展工作。
父亲入党后就把为党的事业牺牲一切作为自己一生的奋斗目标。他对党忠诚，到周陈后，父亲以行医为掩护，明里头跟乡保长们打成一片，实则是在对伪乡保长做统战工作，从那些乡保长那儿收集情报。他一直和党组织保持着单线联系，一般都是桥头的单筱逸借着到学校卖笔的机会来传达上级指示，把情报取走。有时也由陈祥林，黄国桢等人以看病的名义来取情报。有一次在一个寒冷的冬天夜里，游击队为了及时了解溱潼镇周陈地区的敌情，因情况紧急，来不及用正常方法联系。就派了几名战士采用了把人直接带走的方式。母亲不知内情，和大哥大姐哭了一夜，担心了一夜。游击队了解有关情况后，第二天带信让伪乡长顾长生派人把父亲保了回来。父亲在周陈短短几年，就发展了叶甸春草的沈秉乾、沈爱国，野沟头的俞桂馨等好几名同志加入了党组织。
１９４３年，敌人对姜堰地区进行残酷的大扫荡，化名黄德明的戴盟遭到敌人追杀，地下党员刘士英连夜把他送到父亲哪儿。无巧不成书，第二天伪军指导员骆骥也到周陈庄检查工作，伪保长顾广明也把他安排到父亲哪儿，他们两人同住一个房间，同宿一张床，有时还在一起下棋聊天，他们一起生活了好多天，骆骥一点儿也不知道戴盟是共产党的大干部。后来戴盟安全离开周陈。
１９４６年６月新四军北撤时，形势更加严峻。但父亲党员身份没有暴露，组织上仍决定他坚持原地开展地下工作。上级领导仍保持一两个月联系一次。就在这时，有人向国民党泰州县党部告密说，周陈庄有一个从上河地区来的新四军坐探，敌人马上派人来调查，好在当时周陈属于东台县，国民党东台县党部责成周陈乡调查核实时，乡长顾长生一口咬定没有这回事，并担保父亲是好人。父亲幸免遇难。
直到1948年夏天，也就是溱潼地区解放前夕，组织还派了黄国桢、单筱逸来周陈与父亲联系，布置有关工作。遗憾的是从这以后父亲就与党组织失去联系。溱潼地区解放以后，父亲一直向组织写信联系，但可能是因为区域调整，人事变动频繁等原因，泰县县委组织部直到六十年代初才给父亲一个自动脱党的结论，并让父亲创造条件重新入党。父亲虽然与党失去联系多年，但仍以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积极参与地方土改工作和基层政权建设，曾被选为周城乡副乡长。合作化时期倾其所有组织成立了五六联合诊所。为发展地方医疗事业做出了一定贡献。他先后几次参加了泰县知识分子代表大会，多次评为卫生系统先进工作者。 转眼间到了66年夏天，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各地纷纷成立了红卫兵造反组织，刚开始仅仅局限于学校范围，但很快在地方蔓延开来。怀有各种目的人都想利用这个机会表演一番。我们溱潼地区卫生部门的职工也成立了红卫兵组织。父亲平时在工作中得罪的那些人也窜出来了，他们妄想乘机报复一下父亲。他们捏造事实说父亲不是脱党，而是叛党，是混在党内的内奸。我父亲被隔离审查了45天，在这期间还把父亲带到溱潼，戴上高帽挂上叛徒内奸的牌子游斗。我们那时年龄小，有些东西实在想不通，我们想父亲解放前不顾生命危险，为党做了那么多工作，竟然落得个这样的下场，实在不值得。父亲看到我们情绪不好，反而安慰我们，他跟我们说：“你们的父亲没有做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的事情，你们要相信群众相信党。组织不会放过一个坏人，更不会冤枉一个好人。”现在历史已证明了父亲说的是对的，陷害父亲的人一个也没有得到好下场。有的早早离开人世，有的受到了法律的惩处。45天的审查没有审查出什么，父亲仍然一如既往的勤勤恳恳的在卫生战线上为党工作。到了87年，经扬州地委组织部批准，父亲终于恢复了党籍。90年，医院党支部召开庆祝父亲入党50周年大会，溱潼中心学校支部，洲北村支部均有代表参加，他们在会上高度评价了父亲对党忠贞不渝的精神，并号召全体职工向父亲学习。
文化革命后期，也就是七十年代初期，父亲在大队合作医疗站工作，父亲那时已经年近花甲，他总是六个生产队轮流巡诊送医送药上门，有时遇到风雨天，农村小路特难走，一步一滑，跟他一起的一名赤脚医生劝他不要去了，他总是说：“我们要想到病人，我难走，人家病人更难走啊。”父亲为了补贴医疗经费的不足，还带领赤脚医生开了一小块荒地种上了紫苏，桔梗，菊花等中草药，有时还到沟渠边找一种叫半边莲的草药，那种药清热解毒效果特好，但就是难采，半天才能找到一小把。
父亲的另一高贵品质就是乐善好施，以德报怨，父亲回到卫生院工作后，村里的人到卫生院看病，父亲知道后总是提供各种方便，招待吃饭，代办挂号住院手续，代垫医疗费用等等。有个文化大革命期间曾对父亲诬陷的家伙，到医院看病，父亲看到他那一副穷困潦倒的样子，主动把他安排到食堂吃饭。那人感动地对父亲说：“你真是菩萨心肠啊。”
80年代，改革之风吹遍祖国大地，各行各业都在开放搞活，医院进药渠道也多了，药品不仅仅依靠到上级医药公司批发，还可自行采购。一些中药贩子打听到父亲祖籍安徽，对中药有一定研究，是医院负责药品进出库的把关人员。他们就与父亲拉关系，许愿给父亲好处，被父亲严词拒绝并对他们说：“只要你们的药材达到国家标准，价格合理；我们就收你们的，如做不到这两条，就不要再谈。”有家供货商由于药材质量好，价格公道。父亲没受人家一分钱礼，和人家订了长期供货合同。父亲病重期间，人家听到信后，特意从安徽赶过来探望。并对我们说：“我跑中药这么多年，没见过你父亲这样认真的人。”
父亲一生不仅对自己严格要求，无论啥时候都以一个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对我们做子女的也是一样毫不放松。我中学毕业以后，想当兵，政审没有通过，理想没能实现，情绪一落千丈。村里让我做民办教师，每月工资只有16元，我不想干，成天就想弄条船外出搞运输，父亲教育我，党的需要，人民的需要就是你的理想。你想想我们解放前为党工作，脑袋拎在裤带子上，做哪件事谈了待遇报酬，再说了，比比那些为革命牺牲了的同志，你有什么资格去谈待遇报酬。一番话说得我面红耳赤，父亲还说不管做什么事情，只要你一心一意认真去做，都会有出息的。从那时起，我认真工作，一心扑在教育事业上，工作业绩得到了党和人民的认可，我先后被评为乡镇先进教育工作者。并与1987年5月加入了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在父亲的教诲下我们弟兄四人全部加入了党组织，并各自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做出了成绩，在我们当地“全家都是党的人”成为人们对我们一家的赞誉，泰州日报对此也曾作过相关报道。
父亲为人正直，一生对党忠诚，
父亲，您对我们要“认认真真工作，踏踏实实做人”的教导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你的正直善良，乐善好施的优良作风我们将一代一代永远传承。
敬爱的父亲，您安息吧！
二零一一年四月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