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油高级工理论试题库:解密档案中的中共一大:共产国际派人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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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密档案中的中共一大:共产国际派人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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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1-06-21 10:00
  • 环球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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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产国际派人指导   开会日期几经变更


  解密档案中的中共一大


  徐元宫


  再过十天,中国共产党就将迎来自己的90岁生日,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刻来探讨、考证中共历史上鲜为人知的史实,特别是以俄罗斯解密档案为根据进行探讨和考证,无疑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本文所要介绍给读者的,是迄今为止鲜为人知的中共一大会期曾几经更改和推迟的经过和史实。


  1920年下半年曾计划举行成立大会


  早在1920年6月,经共产国际批准来华考察中国革命运动状况的俄共(布)党员维经斯基,在一封写给上级部门的密信中汇报说:“目前……中国革命运动最薄弱的方面就是活动分散”,“为了协调和集中各个组织的活动,正在着手筹备召开华北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联合代表会议”。


  同年7月4日,苏俄政府外交人民委员部驻远东全权代表维连斯基-西比里亚科夫抵达北京。7月5日至7日,他主持召开在华工作的俄共(布)党员代表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之一是“即将举行的中国共产主义组织代表大会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问题。9月1日,维连斯基在呈交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一份报告中汇报说:“最近要为最终成立中国共产党举行代表大会”,“我们已经奠定组织建设的初步基础,需要利用现有组织已经积累的经验把组织建设工作继续下去”,“我们工作的基本原则应当是,通过有计划地吸收当地广大劳动人民群众参加党的建设工作的方式,尽可能把组织工作转移到这些人身上”。维连斯基在北京召集的会议,推动了俄共(布)党员在中国各地发展并联合革命组织和革命力量的工作。


  1920年8月17日,维经斯基在上海给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写信汇报在华工作成果:“我在这里逗留期间的工作成果是:在上海成立了革命局,由5人组成(4名中国革命者和我),下设三个部,即出版部、宣传报道部和组织部”,“我们现在的任务是,在中国各工业城市建立与上海革命局相类似的局,然后借助于局代表会议把工作集中起来。目前还只建了一个北京局……现在我把米诺尔同志从天津派往广州,他要在那里组建一个革命局……”


  在中国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纷纷建立的背景下,这些组织的联合和统一势必被实际地提上议事日程。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非常关注这个问题,1920年10月下旬,东方民族处领导人在一封写给维经斯基的密信中催问:“组建统一的社会主义政党的工作情况如何?”


  预定“1921年6月20日”召开中共成立代表大会


  据解密档案来看,曾确定于1921年3月下旬举行中国各地共产主义组织代表大会。俄学术杂志《远东问题》2001年第4期刊登了一组原先未曾公开的档案材料,其中有一份档案材料“1921年2月26日Б.З.舒米亚茨基致М.В.科别茨基的一封信”指出:“关于中国工作情况,我再补充一点,中国定于3月下旬举行共产主义组织代表大会,我将派专人前去指导。”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第2卷收录的张太雷于1921年春在伊尔库茨克向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所作的报告也指出:中国“直到1921年,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共产主义组织。而在许多地方,我们不得不同无政府主义者在一起工作……为了阐述我们的目标、原则和策略,为了清除组织中的无政府主义的成份,我们认为,1921年3月召开的由各个组织的代表参加的会议是必要的。当时以会议的名义发表了关于我们的目标和原则的共同声明。这次会议还制定了临时纲领。”


  显然,这次会议不是中共成立大会,这不仅为史实所证明,解密档案文件也证实了这一点。共产国际工作人员索科洛夫-斯特拉霍夫写于1921年4月21日的关于广州革命政府情况的报告指出:“我从上海动身前,中国共产党人在积极筹备召开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会上要选举产生中央委员会。”这份文件表明:截至1921年4月,中国共产党人仍“在积极筹备召开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


  还有一份解密档案文件,标题为“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既没署名,也没有标注行文时间,不过,根据内容来判断,作者应为中共一大的某一位参加者,成文时间应当是在1921年中共一大召开之后不久。这份文件指出: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曾“定于6月20日召开”,“可是来自北京、汉口、广州、长沙、济南和日本的代表,直到7月23日才到达上海,于是代表大会开幕了”。


  中共一大参加者张国焘的回忆证实了该档案文件的这一说法:“一九二一年四月间,我们———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发起人———觉得各地的工作都已有一个良好的开始,组党的时机已经成熟了。上海北京和广州各地同志们互相函商的结果,决定于六月中旬在上海举行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再定“7月底”召开代表大会


  俄学术杂志《远东问题》2001年第4期刊登一组档案,其中有一份是1921年7月9日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上海写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米哈伊尔·科别茨基的一封密信,马林在信中汇报说:“希望7月底我们要召开的代表会议将大大有利于我们的工作。同志们那些为数不多而分散的小组将会联合起来。此后就可以开始集中统一地工作了。我认为,现阶段还不需要把太多的钱花在此地的工作上。也许,过上一年,这里就能建成一个真正组织完善的党,届时情况将会好转。”


  这封密信表明:在1921年7月9日或者此前的某一个时刻,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已经同中国同志商量好中共代表大会将于“7月底”召开。很显然,不跟中国同志商量好,马林是不会随便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如此写信汇报的。也就是说:原“定于6月20日召开”的中共代表大会,在1921年7月9日当天或者此前的某一个时刻,经过商量之后被确定改为“7月底”召开。后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1年7月23日晚上开幕,这一历史事实证明,这一次所确定的“7月底”召开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的会期计划没有再被更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