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丽颖发际线怎么拔得:档案解密：实际中的地道战是这么的真实残酷

    北疃村，位于河北省定县县城东南约60里。

　　当年任定南县县委书记的赵铁夫回忆说，5月27日日军要“扫荡”北疃，我们事先是知道的。他说：“七地委当时已预先得到情报，估计到了敌人的‘扫荡’。5月26日上午，地委大约是在赵庄召集了定南县委负责同志开会，研究部署打击敌人的任务。我参加了会议，会议由地委书记张达同志主持，分区副政委甘春雷同志也参加了会议。会议要求定南县委作好准备，给‘扫荡’之敌以歼灭性打击，并作了具体部署。决定由定南县大队一部配合少量民兵开展地道战，阻击敌人。同时，由分区派一部分部队支援县大队和民兵，在外围打击敌人。”

　　这一天剩下的时间，可以想见，有关的干部们一个个忙得不可开交。

　　当天下午，赵铁夫同县委军事部长兼县大队副政委赵树光，到北疃村召开紧急会议，传达了地委的决定。赵铁夫回忆说，会上大家一致表示坚决执行地委决定，打好这一仗，并商定了具体的作战部署。决定县大队一、三两个中队(二中队由大队长范栋申带到别的地区去了)，三个区小队和民兵在北疃村作战，由赵树光统一指挥。赵铁夫带一个区小队到北疃村北边的西城，与北疃村互为犄角。据赵树光回忆，位于北疃村的东北面的解庄子，九分区还派来一排正规军。商议完兵力部署，还讨论了具体打法。最后决定先打村落战，依靠村子及村子周围的工事阻击敌人；然后打制高点，即选择有通地道洞口的高房屋，居高临下地打击敌人，最后，在予敌一定杀伤后，再钻地道，放敌人进村，进行地道战。

　　当天晚上，由县委书记赵铁夫主持，所有参战人员参加，开了个动员会。县大队、区小队的战士们一听说要在家门口打仗，觉得又有地道作依托，又有分区部队支援，很有信心，士气高涨。会后，赵铁夫带着一个不到30人的区小队去了西城村，留在北疃村的300多战士、民兵，在赵树光的指挥下，修工事、备担架，设障碍物，埋设地雷。赵树光回忆说，“部队、民兵和群众整整忙活了一夜。”

　　部队、干部们一忙活，村里的百姓也都知道要在这村打仗了。老人们还有些担心，拉住战士、干部，关切地问：“你们行吗?”战士、干部大都笑着回答说：“大爷(大娘)，这回县大队、区小队全来了，咱分区部队也要来支援，您就瞧好吧，非叫鬼子在咱村碰个大钉子。”老人们听了这话，疑虑也去了一多半。于是也忙着指挥家里人“备战”，砌死院门，把家中粮食等财产先下地道坚壁起来，只剩光身子，一有情况，就下地道。村里的孩子们见到这么多八路军出出进进，更是高兴得像过节一样，从村东跑到村西，又从村西跑到村东，并不断交换着各自的见闻。年青人更是忙进忙出，都想着这回弄好了，能把手中的土枪换杆三八大盖使使。

　　傍晚，家家户户照例冒出了缕缕乳白色的炊烟，当娘的也照例扯着嗓子叫孩子们回家吃饭。

　　北疃村的村民们不知道，明天，这缕缕炊烟就要变成滚滚狼烟。

　　夜晚，兴奋了一天的孩子们一想起明天要打仗，一想起说不定能拾到个什么东洋玩意，听着外头时时有人“咚咚”地走过来、走过去，都睡不着觉，在家中大人的吆喝声中，才不情愿地上炕合上眼。睡梦中甚至还情不自禁地笑出声来。

　　北疃村的孩子们不知道，这一夜，是他们在人世上的最后一个夜晚。

　　老人们说，北疃这一仗打得怪，按常理，既然已经知道日本人明天要来“扫荡”这村，那还不早跑光了，给鬼子留一个空村子?这回可好，不但本村的人没跑，周围一些村子的百姓，怕日本人顺道到村里去报复，也都奔着北疃的地道来了。有老人说，事实上，到了5月下旬，定南县只剩下北疃等8个村子局势尚好，别的村站不住脚的抗日骨干，都跑到这一块来了。一位老人说，直至下半夜，街上还有不少人，有背着枪的战士，有刚忙完一项工作，又想起另一项工作急匆匆走过的干部，也有外村来的百姓，正摸黑挨门找自个要投奔的人　　“跟赶集似地，”老人说。

　　5月27日，天刚蒙蒙亮，几乎一夜未睡的赵树光，就指挥县大队、区小队及民兵进入阵地。一双双充满血丝的眼睛，通过围墙上的射击孔，盯着前方。前方――北疃村以外的地方，只见远处的地平线上蒸发着白汪汪大水般的气流，什么也没发现。这会村外都有些什么情况呢?北疃村北边西城村。还不到6点，西城村几个村干部就跑去报告昨晚带着一个区小队来到这村的县委书记赵铁夫，沙河北边村里百姓跑来了，说鬼子来了，大概正在渡河。赵铁夫一听，连忙披上衣服，一面交待区小队整装待命，一面叫上警卫员小张、通讯员老郭，让村干部领着，到前头去看看敌情。到了沙河堤上，往河北岸一看，只见尘土四起，敌人正朝西城村方向开进，很快就要到了。赵铁夫等人连忙回到村里，准备先进地道。

　　不料进村后却找不到区小队了。赵铁夫回忆说：“我当时生气地大声呼唤(小队长的名字已忘)，”却连区小队的人影都未见到。几个人正议论是不是区小队先下地道了，却碰上个人说区小队去北疃村去了。赵铁夫一听气得火星子直冒。说怎么这么无组织无纪律，连个招呼也不打就走了，这仗怎么打?又想要是敌人进攻北疃，我们的人都在村里，外头就缺少支援的力量了。可想也没用，只得先下地道。日军、伪军几百人进了村，大皮靴踩得地皮直颤，但未停留，直奔北疃村去了。

　　约7时许，他们听到从北疃村那边传来密集的枪声。

　　北疃村南边不远的南疃村，在天将亮时也开来一支百十人的队伍，他们是县大队的第二中队，前几天由大队长范栋申带着去别的地区活动，这天刚赶回来，还未来得及与北疃村的部队联系上，就赶上了战斗。

　　再回过头来，这时的北疃村又是什么情形呢?当年握着枪守在阵地上的战士们，都看到些什么情景呢?他们首先看到的，大概是远处的一片烟尘，接着出现在他们视野中的，则是拼命往北疃跑来的百姓、干部，以及刺刀、钢盔的反光。

　　当年披着件小褂，和战士们一起守着阵地向前观察的赵树光回忆说：太阳刚刚露出地平线，敌人就兵分两路，耀武扬威地从东北方向朝我压来。我举起望远镜，只见明晃晃的刺刀和钢盔一闪一亮，队伍像一条巨大的毒蛇在麦浪里滚动着，只见头不见尾。我预料到，一场恶战就在眼前，立即下令：“各中队和民兵准备打!”空气骤然紧张起来。

　　敌距我越来越近，大约一华里左右时，敌人把兵力铺开，成扇子面形包围过来，端着三八大盖，枪上上着刺刀的鬼子兵“嗷嗷”乱叫，小钢炮、掷弹筒、迫击炮弹也一起落到阵地周围，阵地上硝烟滚滚，不少战士的衣服着了火。

　　我通知各中队不到百米不准射击，不准放空枪耗费子弹，要一粒子弹消灭一个敌人，要准备打一天。战士们很听话，他们一个个怒视着越来越近的凶恶敌人，一百米、八十米、五十米……直至敌人靠近了前沿阵地，我们的排子枪、手榴弹才一起吼叫起来，敌人像煮饺子般倒在血泊中。

　　向敌人射击日本人冲了三次，均被打退。这下可把日本人给惹火了。1942年，日本人的狂妄劲还没下去。这次他们出动一个大队，原以为“扫荡”

　　一个村庄，围剿几个土八路，算得上什么事?据说冈村宁次曾夸口说，日军的战斗力，一个大队是可以对付国民党军一个师的。如今，整整一个大队的“皇军”，却连几个“土八路”防守的村子都攻不下，成何体统?日军大队长大江芳若把他的部下召集到村东北两里的一片坟地，大骂了一顿，并重作部署，开始新的进攻，他挥动着指挥刀，吼叫着：“土司麦，司麦(前进)!”日本兵脱去上衣，穿着白褂子，戴着鳖子帽，端着明晃晃的上了刺刀的三八枪，哇哇叫着又凶猛地冲了上来。炮火也更猛烈，枪炮声震耳欲聋。打到下午一点多钟(一说“太阳平西”)，日军首先从民兵把守的西南角也即北疃村与南疃村接合部的朱根德家突破，一进村就上房，架起机枪就扫。在敌人火力占优势的情况下，原来计划先利用村边工事打，再利用高房工事打，最后打地道战的作法行不通了，只好下地道，准备利用地道再收拾鬼子。于是，成群的日本兵冲进村子，房上、街上到处都是鬼子。北疃村表面被日军占领。

　　民兵在地道内作战

　　如果能像我们在电影《地道战》里所看到的那样，利用地道神出鬼没地打击敌人，那么鬼子再占着村子，来的人再多，也是没有用的。

　　可当年在北疃，赵树光他们一下地道，却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约五尺高、三尺宽的地道里，挤满了人。不仅仅是人，还堆满了东西。

　　老乡们把家里的家当几乎全搬进来了。不要说打仗了，走都走不动。一抬左脚，听见“咯咯咯”的叫声，一看差点踩着不知谁家的鸡；再一迈右脚，一根木棍险些打中了头，一看原来不知是谁放的锄头。地道里，老的、少的、男的、女的，再加上猪、鸡、农具、炕柜、纺车……真是水泄不通，寸步难行。“你就想想上下班时公共汽车里是个什么情况吧。”有的老人如是说。

　　队伍窝在地道里动弹不得，地上的敌人未受到打击，可闹得欢了。日本兵在一些汉奸的引导下，四处寻找地道口，并强迫抓来的民夫在当街、院内乱挖。北疃村靠近沙河，又是平原，地下水位高，地道不可能太深。挖着挖着还真挖到地道了。日本兵一边冲着地道乱叫，一边从身上拿出毒气筒，扔了进来。毒气在地道里四处蔓延，又从别的地道口、出气孔冒了出来，于是又有许多洞口被敌人发现。

　　据幸存者回忆，地道一挖开，人们觉得眼前一亮，忙往地道深处挤。接着听见上头日本人在哇啦哇啦叫，然后只见“嗤”地一声，掉下个冒烟的筒筒。地道里的人，包括战士，大多是头一回见这玩艺，谁也不知道这是毒气筒，还以为是块烧着的木头什么的。接着就闻见一股辣椒味、火药味，还带着甜味。然后就觉得喘不过气，胸口憋得像压着块大石头。眼睛直流泪，直流清鼻涕，这才悟过来是小鬼子要用新花招杀人了。顿时，洞内混乱起来，人们东走西撞，争着往洞口挤。但地道内空气不通畅，人又太多。

    毒气很快就发生了效用。很快洞内咒骂声、呻吟声、呼喊声，搅成一团。有的大骂日本鬼子，有的呼爹叫娘。这会人们中毒已深，全身发烧，都觉得透不过气，一个个紧靠着洞壁，倚在泥土上。时间不大，咒骂声、呼喊声渐渐沉寂。只见中了毒的人一个个双手在胸口抓来抓去，有的在地上打滚，然后一批批窒息而死。

　　幸存者说，在洞里被熏死的，以老人、妇女、孩子居多，一来是因为这些人抵抗力更弱；二来是因为他们下地道早，自然也就待在空气更不流通的地道深处。幸存者讲，当时洞里躺满了被熏死的人，有的地方二三具尸体倒在一起，把地道都堵住了。有的是一家子死在一块，像北疃村的王牛儿，带着分别为十岁、八岁的两个儿子，死在一块。据幸存者回忆，当时两个孩子还直叫娘，王牛儿说：“别叫你娘了，她还不知死在哪儿了，咱爷们死在一块吧。”北疃村的李菊，怀里抱着个不满周岁的孩子，孩子还正吃着奶，就这么死在洞里。后来去掩埋尸首的人说，还瞧见一位五十多岁的妇女，仰着倒在洞里，两臂一边挽着个10岁左右的女孩，都死了。日本兵把毒气筒扔下去后，都停止了叫喊和打枪、一个个很有兴趣地听着地道里的动静。

　　因为日本兵也不知道毒气筒的威力，更不知道能不能在地道里起作用。据说，大江芳若大队出发前，曾要求士兵要寻找机会实验毒气筒在对付地道中的使用方法，并在作战完毕后上报使用的经验。

　　一些离洞口比较近的人，中毒较轻的人，挣扎着爬出地道。鬼子怕地道里毒气不散，不敢下去，但强迫抓来的民夫下去，把昏迷不醒的人拖上来。地道口外头到处是鬼子，一见人爬出来了，有的顺手就是一刺刀，侥幸未死的，又被鬼子大皮靴一踢，“开路的，”押到房里看守起来。

　　这些在洞里没给毒气熏死，爬出洞口时未让堆在洞口的柴火烧死，出来后又未被刺死的人，可谓幸运儿了。然后，接下来等待他们的，就谈不上还有什么幸运了。下面，让我们来看看几位幸存者的回忆吧。村民王文雪的回忆：那天下午，我满身泥土，满脸眼泪鼻涕，一歪一斜地被鬼子给押到朱根德家的南屋里。屋里已有三四十人，也都是一脸眼泪鼻涕、满身土，个个张着嘴，呼吸短促地瘫在地上哼哼着。我一看就知道这些人和我一样，也是中毒后从洞里爬出来的。

　　我进来后，鬼子还不断往里押人，有的不光中了毒，头上还流着血，大概是叫鬼子给打的。到天黑时，屋里一共押来七八十人。人挨着人，屋外有鬼子站着岗。

　　中了毒气的人，浑身发烧、口渴难忍。鬼子却偏不让喝水。这一夜，陆陆续续死了16个。活着的人，默视着那16具尸体，都在想自己不知什么时候死。

　　第二天(5月28日)鬼子吃过早饭，就把屋里还活着的人全赶了出来，就站在朱根德家的院子里。四周是鬼子。一个翻译官过来说：“谁换上军装就能活命，不换就死了死了的。”

　　我当时心想，这小鬼子让咱这百姓换军装干嘛?换上军装，也许说我是八路，要杀了我!翻译官问了几遍，见大伙也不说换也不说不换。就又叫道：“愿穿军装的留在西院，不愿换军装的到东院去。”然后鬼子挨个把人拉过去，翻译官问：“换不换?”有的回答：“不换!”就让鬼子一把推到东院去了，有的迟疑了一会儿，说“换。”就留在这院不动，回答说换的人多。

　　回答说不换的只有16个人，我是其中的一个。这些人便都给押到东院来了。

　　一进东院，就瞅见山药井边上倒着两个人，走近一瞧，是本村的许根柱、许福山。都已经死了。大伙心里正难受，又瞧见有个一脸杀气的鬼子提着一桶水进了院，把洋刀在水里蘸了蘸，顺手把刘玉章给拉过去，强迫他跪下，接着一刀就把头给砍了，那血从腔子里喷出来，一米多高。鬼子一脚把尸首踢下井里，又拉过四个人，“咔”“咔”，又砍了两个。我一看这鬼子是真杀，不能等死，扭头一瞧，墙上正好有个缺口，墙那边就是西院，就在鬼子正砍人的时候，抽冷子一下从缺口处窜到东院。过墙的时候才发现，那院有个鬼子正站在缺口边上。

　　院里好几十人正乱着换军衣，也没人注意。我赶快拿起套军装换上。

　　原来，鬼子让百姓换军装，是拿我们充被日本人俘虏的八路军。好跟他们上司请赏，也是给老百姓看的。下午，鬼子押送着我们这些“八路”回定县，路上又拿刺刀挑死了14个走不动的。这以后，又拿汽车把我们从定县运到石家庄。又运到关外，到抚顺下了煤窑。半年多后我才逃回来。

　　村里人告诉我，在朱家东院山药井里发现了15具尸体，有13个是没头的，2个是枪毙的。

　　我知道，这15个人是怎么死的。不愿穿军装的那16个人，就剩下我一个，算是死里逃生。

　　村民李洛田的回忆：我爬出地道后，被鬼子押到李洛敏家那两间小屋，几十口子人，全都挤在那两间小屋里，有的发烧把自己衣服脱了，有的一口一口喘粗气，就这么躺着、靠着、立着。有个人推开门跑到当院里大声喊：“渴死人了，给点水喝吧。”刚说完，在房顶上站岗的鬼子“叭”地一枪就把他给打死了。这么一来谁也不敢再出去要水喝了，一夜，死了12个。

　　第二天太阳平西的时候，听见街上鬼子整队要走。这才把没死的都赶出屋，只见一个上身没穿军服，只穿件褂子，下身挽着裤腿的鬼子，手里拿着把亮光光的刀，嘴里哇啦哇啦叫着，指挥着鬼子兵把人都拖到粪堆上，执行枪决。这屋里关的百姓，不是老的，就是小的。

　　一个个全给枪毙了，连九十多岁的老头李洛敏，也让鬼子给杀在家门口了。刘兵站，还只是个13岁的孩子，也给杀了。我是最后一个。也没什么怕的，心一横，望望天，再看看地，来吧。

　　只见“叭”地一声，只觉肩膀、下巴上一热，身子不由自主地倒下了。但没死，我心里还明白，一动不动地躺在那，眼角瞅着鬼子。不一会，鬼子走了，我连忙挣扎着爬起来，托着下巴。去外村找大夫。大夫说，算我命大，这一枪，从肩膀上穿过，又从下唇处穿出，也不知是怎么打的。

　　有极少数人，逃出了北疃村。像县大队副政委赵树光，在洞里熏昏后，被日本人抓来的民夫从地道里拖了上来。当时是拿一根竹竿，前头绑上绳子，就像套马杆差不多。由民夫套在人身上，上头一拉，给拖出来。赵树光回忆说，日本人把这些身上带着枪(大都拿着枪就昏过去了)的战士、民兵，都押到村西一户人家关押起来。大伙口渴难忍，就十几个人一齐喊：“要喝水。”日本人可能是想留下活口，怕都死了，就让民夫送来一桶水，水一下肚，都一阵难受，一个个忍不住吐起来，吐完了，反觉得轻松了。不知怎么，日本人防守得不严，虽说房顶上有哨兵，但房门没锁，人也没绑。于是赵树光他们乘着黑夜，敌人的哨兵也正打盹，一个个蹑手蹑脚出了房屋，又贴着墙往村外撤，后头不知谁不小心踢了水桶，“当啷”一声惊醒了敌人，“叭叭”地乱打枪，但赵树光等人已逃到村外大麦地里了。一些百姓，也设法逃了出去。27日中午，听着北疃村的枪声稀疏下来，又见村里房顶上站满了鬼子，周围村里的人就知道不妙。接着听见村里传出阵阵妇女的哭叫声，零星枪声，鬼子的嚎叫声，就知道北疃村这回遭了难了。都说咱的干部呢，咱的队伍呢，怎么不来搭救一把?其实，在北疃村外头的干部，何尝不想支援北疃。县委书记赵铁夫回忆说，在5月27日上午，北疃村的枪声、炮声正响成一片时，他就派人去东西赵庄送信，请据说是驻在那儿的分区独立营赶快来支援。结果没有回音。北疃那边枪声一停，凭经验他就知道情况不好，急得坐立不安，正说摸过去看看，在西城村外遇见从北疃村跑出来的县大队一中队队长马宗波和四五个战士。马一见赵铁夫，就说赵书记，大队和老乡们全给捂在地道里了，我们是顺着地道走，用刺刀把地道掏透，出来一看是块麦地，才算逃出来了。赵铁夫一听又痛又急，一边安慰他们，一边又写了封信，让他们坚持一下，先去找驻赵庄的分区部队，请他们火速支援北疃，但仍无消息。

　　一直到了第二天晚上，分区部队也没有来。周围村庄的百姓见日本人从北疃村都撤了。一些干部、民兵，才急急赶到北疃。一进村，就见到处是死人。死在当街的有300多，死在村东北井台上的有90多，死在鬼子在村里的大队部所在处――李洛敏家的，有29人。朱根德家院里，一个青年被辘辘将头砸得稀烂，红的血、白的脑浆流了一地。青年妇女李朱儿，赤身露体，坐于墙角，两腿分开，头耷拉着死去……

　　一些当年去北疃村掩埋过尸体的老人，尽管这么多年过去了，但一听问及当年的那些事情，脸上立刻显出痛苦的神情。话很少，问一句，说一句。有些事情，问了也不说。似乎很不愿回忆当年那悲惨的情景。

　　问：当年鬼子走后，您去了北疃吗?答：去了。

　　问：您都看到些什么呢?答：……

　　问：除了街上、房里、院里、井里有尸体，地道里还有尸体吗?答：有。

　　问：您当年下地道去拖尸体了吗?答：去了。

　　问：地道里，又是个什么情形?答：(沉默片刻)吓人。拿着油灯下去，一照，半明半暗地，一溜死人。一个人我是不敢下去。

　　问：尸首不是一二天就都埋了吗?怎么材料上说都臭了?答：那两天天热，还没进村，就嗅见臭味了。

　　老人说的完全是事实。在5月28日夜，冀中军区骑兵团一部途经北疃村时，也嗅到了尸体的臭味。李健回忆说：“5月28日夜，我们从七级村西内堡附近向西北出发，仍想找到七分区领导，向他们当面传达，不意夜间途经定县北疃村时，忽然一股难闻焦臭之气扑鼻而来，很觉奇异，低头一看，满街尸体，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惨不忍睹。有些临街房下、路口，也被挖掘开了。这时我心里忽然明白，这一定是日寇放毒，放火，大批残杀我利用地道抵抗的抗日军民。”

　　多少年以后，还有人埋怨说，当年分区部队咋就没来呢?老人们讲，那干部们一直说，分区部队会来支援，大伙听了，觉得心里有底，才守着村子没跑。要是说就是县大队这些个人，那就又不一样了。对此，当年任定南县委书记的赵铁夫在回忆北疃战斗时，也专门谈到这个问题，他说：“从这次对敌战斗的情况看，按原定的战斗方案，战前的准备工作是充分的，游击队和民兵的战斗是非常英勇顽强的，负责这次战斗的赵树光同志的指挥也是坚强有力的。遗憾痛心的是七地委、七军分区未能按原定作战方案去做，在关键时刻没有给予必要的支援，这是造成这次战斗失利的重要原因。”

　　赵铁夫说，北疃战斗后，县委曾几次向地委提出，查一查分区部队为什么没有按原定作战计划来支援，并作认真处理。但均无结果。

　　赵说，“我于此事，于1944年秋，中共北方分局在阜平召开高干会议上，曾提出过批评意见。似也没能得到一个答复。事实上，直至今天，也没谁能说清，当年分区部队没能按计划支援北疃，是由于有什么客观原因，还是有别的什么因素?”

　　当年在北疃指挥战斗的赵树光，倒没提分区部队为什么没来这档子事。但他提到，那天午后，敌人暂停进攻――也即大江芳若开会时，他曾想在敌人完成新的部署前突围，但当时在村里的两位抗三团的干部都不同意，认为还是应打到天黑再撤，他们一个是长征干部，一个是参加过19路军上海抗战的。游击战经验也有，阵地战经验也有。赵树光觉得也有道理，就没突围。

　　如果当时坚持突围，损失会不会小一点呢?不知道，历史，是不承认“如果”的。

　　日本《华北治安战》一书记载：

　　当时步兵第163联队第一大队(大队长大江芳若少佐)于5月28日在安国西南地区，急袭包围了约1000敌军，并在地道中予以歼灭。

　　这里5月28日当为5月27日之误，安国当为定县之误。

　　大江芳若的长篇回忆：关于大江大队的歼灭战，据大队长的回忆如下：警备地区南部的沙河流域一带历来治安情况很坏，民众不与日军接近。大队在此虽反复进行了讨伐，但未能与敌军交战。5月27日获得情报说，有一营共军正在召村东南方北坦村附近修筑地道。

　　大队于当夜秘密从各警备队驻地出发，采取离开道路机动前进的方法，在拂晓以前包围了北坦村。天亮时开始了战斗，敌军虽猛烈射击，但我方逐渐压缩包围圈，攻入村内。此时一直坚持战斗的敌兵突然消失不见踪影。有时敌兵从房顶上抛来手榴弹，有数处地雷爆炸。

于是立即搜索村外的地道和村内地道口，切断了通向邻村的地道。村内地道及地下室内充满了敌兵，进行顽强抵抗，因而费了很大力气，全部予以歼灭，缴获颇多。

683、老兵讲述原子弹试爆情形：第一时间冲向蘑菇云

    1964年10月16日15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罗布泊爆炸成功。41年后的10月16日，64岁的王景富仍对那时的情景记忆犹新，他自豪地对今报记者说：“原子弹爆炸后，从地面上冲向蘑菇云的，我是第一个。”站在一旁的妻子瞪了他一眼，说道：“你当兵有功劳，人家当工人的就没有功劳？好汉不提当年勇，有啥好说的。”王景富自顾自地笑了笑：“我以前从来没有给媒体说过这事，如今不是已经解密了嘛。”

　　我的优点就是能吃苦

　　19岁，王景富光荣入伍，成为驻扎在河北保定某部的一名新兵。那时，正逢三年自然灾害，他和家里人都很高兴，因为当兵就不用挨饿了。

　　当兵后，他被分到司机班。能成为部队的一名司机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王景富说：“当司机就要学文化、学技术，一本书七八百页，我能背得一个字不差，汽车的每个零部件都弄得一清二楚。”

　　1963年，王景富和来自同一个部队的另外15个人被调到总参防化部防化团一营一连一排当侦察兵。当时上级什么都没有说，就把他们秘密拉进北京房山县的一座大山里，吃住都在山洞里。“部队没有说要干什么，也不说要呆多长时间，倒是防化部经常派人去教化工方面的一些东西”。按照指示，士兵对家里人一律称“在研究科学”，并且往外投的信件都要接受检查。有些同志想家，受不了苦，就被调走了。

　　王景富说：“部队让我们在那艰苦的环境里学习，肯定有什么重要任务要让我们去做。我的优点就是能吃苦！”

　　坐着闷罐车进军罗布泊

　　1964年四五月份，王景富和战友坐着闷罐车途经内蒙古铜川进入新疆马兰。他们在闷罐车里呆了几天几夜，还不准露头，饿了啃干粮渴了喝凉水，“拉撒”也都在闷罐车里解决。

　　马兰是我国原子弹基地，1958年由中国勘察队和前苏联专家小组共同选址确定，如今是中国的原子城。

　　车开到一个后来大家称之为“前进庄”的地方，当时那里有几百人，下车后，大家就搭帐篷住宿。三四天后，时任中国核试验委员会主任委员、现场试验总指挥的张爱萍上将在大会上宣布：“我们要试验原子弹！”这时，以前秘密学习为了什么、路上见到工程兵修路为了什么，王景富一下子全明白了。

　　从此，作为防化侦察兵，王景富开始了艰辛的训练。年轻的王景富有力气，又能吃苦。穿上防化服，进行5公里越野赛，他总能在全营拿第一。防化服不透风，里面还是皮子，一穿在身上，里面的温度能达到50摄氏度。

　　他们还无数次地进行模拟侦察，驾车训练要做到狠、稳、准，让停就要立马停下来，而且要不偏不倚。这是为了使他们在临近过量辐射区域时，更好地保护自己和进行一些数据计量。

　　这期间，他们的待遇都很好，一般的士兵当时一天只有3元钱伙食费，而他们一天的伙食费是10元钱。饮用水是从1000多公里的地方拉过去的，还能吃上长途运来的葡萄、哈密瓜等。每顿饭都有海带、牛肉，“你想吃哪一块儿就拿哪一块儿啃”。张爱萍上将要求大家一定要吃好，这样营养才能跟得上。但一定要节俭，“吃瓜时要啃瓜皮”，谁吃瓜不啃瓜皮就处罚谁。

　　不怕辐射，不怕牺牲，急冲蘑菇云

　　气象专家对罗布泊十几年的气象资料进行分析后，有关部门将原子弹爆炸试验定在1964年10月16日。

　　在核爆中心方圆60公里内，呈放射状摆放着近百项效应工程和飞机、大炮、坦克、汽车、通信工具、铁路桥梁、舰艇模型、防护工事、民用建筑、日用物品及1000多只动物。

　　战士们在距爆炸中心60公里的白云岗上挖了一道半人深的战壕，建起核爆指挥所。10月16日下午，试验开始，指挥所的人陆续往后撤。王景富等第一线的士兵坚守在那里，戴着防护镜，背对着核爆中心蹲下，等待最后的时刻。他们的任务是第一时间驾车冲向蘑菇云，为后面跟着的科研人员开路，使他们能在第一时间采集到核试验的相关数据。

　　10月16日15时，一声巨响，王景富戴着防护镜也不敢睁眼去看。“爆了！”有人大喊。王景富高兴地站起来，欢呼着往山上跑。“这个欢庆场面，原子弹爆炸试验的纪录片里都有，而且在那上面能看到我。”王景富谈起这一刻，仍然很激动。

　　这时，王景富看到，在核爆中心，绚丽的火球翻滚着缓缓地升上高空，不断地向外膨胀，不断变换颜色，然后凝结在空中，形成拔起的蘑菇云，就像是广阔的沙漠中长起的一朵巨大的蘑菇，景象十分壮观。

　　不容等待！冲！3辆前苏联造的汽车从3个方向向蘑菇云冲去，一辆车4人，共12人，组成最前线。王景富从西边那条线走，车上的另外3个人携剂量测试笔测试核辐射量，还进行数据记录和计量。根据核辐射量和计量要求，决定停车等待还是继续向前冲，“错一厘米都不行，说停就必须停稳。”王景富说，“在平常做这样的模拟侦察时，我防化服里的汗水都能往外倒三四公斤。”

　　“气象决定了当时原子弹爆炸的时间。为什么说气象很重要呢？当时，风是往东刮的，我们是自西向东包抄蘑菇云，如果风向一变，我们都得完蛋。”王景富说。

　　科研人员采集的数据和各种测试结果证明，中国第一枚原子弹爆炸成功！“是真爆，不是假爆！”爆炸威力在两万吨TNT当量以上。毛泽东同志说，原子弹是吓人的，不一定用，既然是吓人的，就要早响。这一目标终于实现了。

　　核弹试验离不开好司机

　　两年后，1966年10月27日，新华社发表新闻：中国在本国的国土上，成功地进行了一次导弹核武器试验。这次核试验靶场中心区是新疆罗布泊荒原的楼兰古城旧址。这地方王景富很熟悉，而且有原子弹爆炸时的侦察经验，所以部队就把侦察任务又交给了他。

　　“在楼兰，没有路，要看山头、看树识别方向，这个我最熟悉。所以，三条侦察线路怎么安排，都是我确定下来的。”王景富说。他们曾在楼兰用已经风干的大树烧火。那里的黄羊见车就跟着车跑，车一碰就能把它碰死。1965年，王景富还在那里的孔雀河里游过泳。

　　核弹试验离不开好司机，此后，他相继接受了4次核试验的侦察任务。

“我们在接受任务时就发誓：保证完成任务，不怕辐射，不怕死。我当时也就有这样的想法，我能吃苦，就应该为国家做点事情。美国进行核威胁，国外扬言若中国进行核试验，就摧毁中国的核设施、核基地，中国人不能容忍这些。即使我当时受到了很多核辐射，影响了我的身体健康，我也不后悔。”64岁的王景富说这句话时，宛如回到了41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