酸萝卜老鸭汤:陈独秀:未必是终身的反对派 他只是他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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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未必是终身的反对派 他只是他自己

2010-11-30 11:07 南方都市报 我说两句(加入讨论)

在20世纪的中国历史上,有一位亲身参与了从辛亥革命到抗战几乎所有重大事件的大人物,他就是生于安徽怀宁(今安庆市)的陈独秀(1879-1942)。

陈氏的一生,可谓命途多舛(一次被绑,四度入狱),又充满传奇色彩——他是晚清秀才,文字却偏向《文选》一脉。他又是留学生,然不以留学闻,甚至究竟到过几国留学,后人都不能肯定。他在清末就参与了著名的《国民日日报》的编撰,可是迄今也不确定其中哪些文章是他所撰写。他是清季《安徽俗话报》的创办者,那时便关注“国家”和读书不多的人;入民国后,又创办了《新青年》(该刊初名《青年杂志》,次年因办有《上海青年》的基督教青年会提出商议,改名《新青年》。以下除个别行文外,一般称《新青年》),提倡文学革命和伦理革命,可以说只手掀动了新文化运动的大潮。

陈独秀性格鲜明,被好友称为“终身反对派”;然而他对自己所提倡的事业,却“不容他人反对”。他数次留学日本,尊崇法国文化,却在“五四”后明确提出“拿英美作榜样”的主张,又身与“以俄为师”的实践,一身而映射出现代中国学习榜样的转向、思想权势的转移。他是中共的创建人和早期领袖,却被中共开除;不久又以中共首领身份被当局拘捕,身陷囹圄。他的北大朋友认为他曾是自由主义者,他的中共同事发现他不懂马列主义。他以一个“没有父亲的孩子”开启自己对童年的回忆,带着“世无朋友实凄凉”的感觉离开了人世。

这样充满对立、紧张和颠覆的传奇人生,起伏跌宕,有时就在转瞬之间,对当事人恐怕不轻松,对研究者则可能是财富,需要进一步体味。且陈独秀自号“独秀山民”,也被他人视为“不羁之才”,实非随波逐流之辈。然而他的一些人生重大转换,又常在须臾之间,表现出“与时俱进”的一面。虽可说是往往走在时代前面,或如他自己所说是“事实迫我不得不如此”,但这样变动不居,又如何坚持他固有的本色和思想的独立?这些显然都还有可以探讨和陈述的余地。

一、发出时代的声音

从少年时候起,陈独秀就不算默默无闻,只不过闻名的范围不同。他十七岁以第一名进学成为秀才,在当地就是名人。后来留学日本剪监督之辫,回乡组织安徽爱国会,到参与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在东京和安徽,均非碌碌无名之辈。但真正使他名满天下的,还是他的文章和他所办的刊物,特别是《新青年》。还在1914年,陈独秀已因发出了时代的声音,在遭到短暂的“举世怪骂”之后,很快成为具有预见的先知;他自己也因此改变了对世人和出版的悲观,以创办《新青年》开始了人生的新路。

先是袁世凯在1913年秋间被国会选为正式大总统,不久即解散国会,使很多读书人对共和的期望变成了失望。因参加二次革命而逃亡在外的陈独秀于次年致函编辑《甲寅》杂志的章士钊说,“国政巨变,视去年今日,不啻相隔五六世纪”。一年间的改变,竟不啻五六百年,强有力地表述出“国政巨变”对读书人的冲击。陈氏把那时的中国人分为两部分,一是“官吏兵匪侦探”,一是其余所有处于“生机断绝”状态的人。在这样的局势下,“外人之分割”反成为“国人唯一之希望”,他自己也准备赶快学习世界语。

最后一语大概是故意言之,以彰显中国可能被外人分割的判断,不必视为实述。不久陈独秀为《甲寅》撰《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再申中国“瓜分之局”已不可逃,更提出“国不足爱,国亡不足惧”的痛言。该文引起大哗,《甲寅》杂志也收到很多“诘问叱责之书”。但约半年后,当初不得不因陈文而“逊谢”读者的章士钊却说,“爱国心之为物,不幸卒如独秀君所言,渐次为自觉心所排而去”。甚至梁启超新近发出之“惊人之鸣(按指其《痛定罪言》一文),竟至与举世怪骂之独秀君合辙,而详尽又乃过之”。故陈文实“写尽今日社会状态”,不啻“汝南晨鸡,先登坛唤耳”。

《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发表于1914年11月,次年初即有日本“二十一条”的提出,虽印证了“亡国”的现实紧迫性,然而在危难之际,举国兴起一股“爱国”的高潮,与陈文主旨适相对立。在这样的情景下,何以陈独秀反能以先见之明警醒世人呢?一是因为他的意见反映了当时读书人的一个倾向,即眼光向外,探寻中国问题的外在解决;更因为袁世凯政府未能审时度势,很快开始大举“筹备帝制”,引起很多人的反感。

以共和制取代帝制,本是中国数千年未有的大变局。尝试一种前所未有且所知不多的全新政治体制,对任何个人和群体,皆非易事。入民国后,用当时人的话说,国体改变已是定局,对新政治模式的探索,主要落实在政体层面。观各类非“革命派”人士的言论,不论其内心是否赞同民国,大体都在接受国体改变的现实之下,探讨未来政治运作的各种可能性(康有为等更将政治提升到政教的高度)。而“筹备帝制”的举动,一方面把国人对共和的思考从政体引回到国体层面,同时也使国人本已外向的眼光又被引回国内。

从晚清开始,由于时人强调从“大一统”向“列国并立”的转换,“国家”很大程度上从纵向的上下关系转为横向的中外关系(例如,“国乐”以前是指最上层的国家级乐典,而后来则专指与异域音乐区分的中国音乐。两者大致都是“国家”的代表,但一是内在的,侧重上下;一是外在的,指谓各国之一的中国)。因此,当眼光向外时,更容易体现国与民的一致;而眼光一旦内转,便可能看到国与民的对立。

就袁世凯一方而言,走向帝制或许是解散国会之后的自然发展。但其间的“二十一条”风潮大大改变了民风士气,在中国兴起一股强劲的民族主义风潮;如何凭借此东风以整合内部,既是当政者的机遇,也是其所面临的问题。从技术层面言,当年北京政府在外交上不无成功之处;然其最终对日屈服,仍成为国耻的象征。此时不展现“卧薪尝胆”的雪耻意愿,反欲改变国体,适从政府角度予人以“国不足爱”的观感。

国人眼光由外向内转换,便有人想起了被解散的国会。著名报人包公毅即慨叹,自从“国民意思之机关”被取消后,国民虽有热心,却无“正常之机关以代表民意”。《申报》一位重要撰稿人分析说:正因国与民之间没有联络机关,则“国自为国,民自为民。故民虽欲爱国,而无法可爱;民虽欲救国,而无法可救”。这里民意的“代表”,即代为表述(representation)民意之本义,故他们虽从通上下的传统思路在思考“国”与“民”的“联络”,却也直达代议制的本源。

用章士钊的话说,当时中国的问题在于“国与人民全然打成两橛”。如果这是一个新现象,当然也就是共和制度下出现的新问题。换言之,在帝制改共和这一根本转变之下,“国”与“民”的关系显然需要厘清和重构。陈独秀敏锐地感觉到,在对共和失望的普遍焦虑中,形成了国与人民两分的语境。他的文章虽有些言过其实的故意表述(这是清末民初不少士人惯用的一种言说模式),其核心恰在探讨民国新政治模式里“国”与“民”的关系,呼应了许多读书人之所思,并言及其所欲言。

民初的几年间,并非“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的时代。比陈独秀大不了多少而早享大名的严复、章太炎、康有为、梁启超等皆健在(影响最大的梁启超比陈仅大几岁),并未停止其努力。陈独秀能一举引起瞩目,即因其只眼独具,提出了很多人积蓄于心中的关键问题,发出了时代的声音。当年多数读书人并不熟悉共和新制背后所蕴含的学理基础,难以区分“国家”和政府(章士钊可能是少数的例外);政府既然以其行为证实“国不足爱”,遂使陈独秀引起“举世怪骂”的言论,反成为带有先知先觉意味的预言。其文章的示范作用明显,不过短短几个月,思其所思、言其所言者颇众。

传统中国社会虽然主张以民为本,负“澄清天下”之责的,却是四民之首的士。伴随着四民社会的解体,晚清逐渐兴起把国家希望寄托在一般人民之上的“民”意识(参见柯继铭的研究)。但这一新兴的“民”并未表现为一个思虑相近的整体,恐怕也不一定有承担天下重任的自觉意识。陈独秀强调自觉心重于爱国心,已隐约提出解决中国问题要从“国”转向“民”。而“自觉”的提出,尤意味着每一个体之“民”都需要有所提高,以认识到自身的责任。

不过,当“民”之规模乃数以亿计之时,他们就是有参与政治的意愿,也缺乏参与的实际可行性,何况多数老百姓并无参与的愿望。而当时正在兴起的青年学生,社会地位虽尚处边缘,却既有参与的意愿,其数量也大到足以左右其身与之事业。陈独秀在致《甲寅》的通信中,曾对举国之人多“无读书兴趣”深感失望,也不看好办杂志。但其文章引起的热烈反响,可能改变了他的认识。章士钊在讨论陈文社会反应时特别指出:那时“国中政事,足以使青年之士意志沮丧”。这一观察,或许对陈独秀有所提示。他随即因《甲寅》被迫停刊而决定创办《青年杂志》,专注于读书人中的青年一辈。

或因其自身地位不那么显赫,或因其对菁英读书人的失望,陈独秀似比当时多数人更早体察到中国社会变动产生的新力量(梁启超也曾看重少年,但其主要关注仍在已确立社会地位的菁英身上)。《青年杂志》创刊后不久,复由于偶然因素而更名《新青年》,无意中把范围缩小到青年中的趋新者之上,反增强了影响力。这些直觉和远虑交织的选择,固半带偶然,却适应了中国社会变动的新趋势。在听众决定立说者命运的时代,陈独秀和《新青年》一呼百应的契机,已然具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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