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首开华润城小学:能干的官员未必是清官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4/24 16:27:11
浮世阅史
◎ 十年砍柴 资深网友 据新华社报道，河南省原政协副主席孙善武落马，检察院指控他在担任洛阳市委书记期间，受贿900万。但当地民众对其表示怀念，认为他是“好官”，因为孙善武在洛阳就任期间，曾在旧城改造、洛南新区开发上有所作为，赢得洛阳人的拥护。这让我想到，贪官未必不能干，能干的未必是清官。
中国的传统建筑喜欢对称，中国的传统道德评价喜对比。戏文里经年不衰地歌颂清官，那么一定要用贪官来作对比。盼清官、恨贪官，基本上是中国老百姓普遍的情结。但若问一句，究竟什么是贪官，什么是清官？什么是庸官？什么是能吏？有没有量化的标准？我估计十有八九回答不上来。
本来嘛，道德评价是很难量化的。而且道德的评价和才能的评价，标准是很不一样的。道德上谁贪谁清，究竟由谁说了算？才能上谁突出谁平庸又有谁说了算？在现代法治社会里，标准是可以量化的。判贪与清，主要靠司法标准；选能与庸，主要靠选票体现。 可在中国两千多年的皇权社会，这两个标准都不存在。但关于贪官与清官、能吏与庸官，忠臣与奸臣之类的争论特别多。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如果说，贪与清或许还有那么一点参照系，那么好与坏，几乎是没有标准的。比如有些官员很清廉，但是酷吏，谁见谁烦；有些官贪，很能干，而且还能给百姓谋一些福利。你说哪个更受百姓欢迎？有些老百姓宁愿要一个能干的贪污犯，不愿意要一个清廉的窝囊蛋。原因在哪？我以为根本原因是利益考虑，就看哪一种官员对自己造成的伤害更小，利益更大。这是在小老百姓不能成为选民的情形下，不得已的次优选择。
对官员进行次优选择，不仅是老百姓，多数时候掌握最高权力的皇帝也不得不如此。
一个官员既能干，出政绩，关心老百姓的福祉，又能廉洁奉公，这样的官员当然是最理想的。但在皇权时代，这样的官，几千年也没几个，基本上近乎圣人了。好不容易出一个比如包公，就会一代代传下去，让历代官员效法。既然是道德的标杆，那肯定是一般人很难做到的。那么剩下的官员基本上是这么几种：能干却贪腐的；清廉却平庸的；清廉而对民严酷的；既昏庸无能又贪腐的。显然，最后一种官员是最坏的，无论皇帝还是老百姓都痛恨他。那么前两者如何选择呢？康熙帝在五十三年下过一道上谕说：“清官多刻，刻则下属难堪，清而宽方为尽善。朱子云‘居官人，清而不自以为清，乃为真清’。又如《易》云‘不家食’。为官之人，凡所用之物，若竭取诸其家，其何以济？故朕于大臣官员，每多包容之处，不察于细故也。人当作秀才时，负笈徒步，及登仕版，从者数十人，乘马肩舆而行，岂得一一问其所以来耶？”说白了，康熙认为那些清廉而对下属太严厉的官员有沽名嫌疑，并不可取。官员只要不过分，贪些钱可以理解。这是人性使然，所以作为最高统治者的他只能“多包容之处”。
历史上能干的贪官实在是不少。大家熟知有明代嘉靖朝的严嵩父子。据《明史》记载，严嵩早年“读书钤山十年，为诗古文辞，颇著清誉。”他的儿子严世蕃更了不得，“颇通国典，晓畅时务。尝谓天下才，惟己与陆炳、杨博为三。”
如果说，严氏父子的才能仅仅用在奉承皇帝、弄权贪墨，那么和他二人同时代的一个官员可实实在在造福一方，但这人为官却实在算不上清廉，甚至可以说就是个贪官。这人就是巡抚浙江、福建等东南沿海多年的胡宗宪。胡因抗倭而成就了其名声，他重用俞大猷，擒获汪直，俨然东南柱石。然贪财好货，以谄媚严嵩而保全官位。他的儿子到淳安县飞扬跋扈，被县令海瑞捆绑送给胡宗宪处置，是海瑞不畏权势的典型事例之一。《明史》说他“多权术，喜功名，因文华结严嵩父子，岁遗金帛子女珍奇淫巧无数。”
当下官场流行一句话：“有位才能有为”，在中国古代更是如此，想做一番大事，手中没有权力是不行的，但要掌握权力，多数时候要同流合污。因此，如果不牵扯政治斗争，贪污腐败，其实如明代万历朝名臣张居正所主张的那样：行大事不拘小节。
在皇帝来说，臣子只要听话，能给皇帝办事，贪腐确实是小节。一旦惹怒了皇帝，圣眷不再，贪腐就是大罪了。年少的万历帝仰仗张居正时，张的儿子参加殿试，按理说张居正不应充当读卷大臣，理应回避。万历帝却打破规则，说：“先生大功，朕说不尽，只看顾先生的子孙。”在张居正当权时，他的三个儿子中进士，而且一个是榜眼一个是探花。等他死后，万历帝清算张家时，张居正生前各种贪腐、谋私行为全部被检举出来了。
对老百姓来说，既然选官不是自己能决定的，而反腐败也不是由自己做主，那么对有节制贪腐的能吏，抱有“同情之理解”，也是不得已的，是两害相权取其轻。在那样的制度下，靠官员道德自律，或者朝廷由上向下监督，希望多数官员能干又清廉，几乎是不可能的。小老百姓只能退而求其次，贪腐的能吏往往还会有不错的名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