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跑三周年黄金奖池:清末黄河改道使得山东一带水涝蝗灾频繁

在随后的上谕中，清廷特别强调了堵口的困难，“惟历届大工堵合，必须帑项数百万两之多，现值军务未平，饷糈不继，一时断难兴筑，” 因而下令“暂行缓堵”，既不积极抢堵，也未完全放弃堵口，在模棱两可之间听凭黄水泛滥。

清廷之所以做出这个决定，除了财政紧张、军情严峻外，对于黄河“改道”(主张黄河改道山东)与“复道”(主张黄河恢复从江苏入海)的争论也使得清廷一时难以决策。随着时间的推移，黄河复归南行故道的可能性越来越小，清廷也就认可了黄河改道北行的事实，并顺着黄河新的流向，在原有民埝的基础上陆续修建了黄河两岸大堤。由此，黄河在南行七百多年后，又重新复归北道。

黄河的改道，可谓是几家欢乐几家愁。在当时的条件下，黄河无论从山东还是从江苏入海，都会给当地百姓带来灾难。如果从自身利益出发的话，无论是江苏的老百姓还是山东的老百姓，当然都希望黄河从对方境内入海，正如当时人说的：“东民身被其灾，痛心疾首，日盼河之南徙，犹之江南之民万口一声，日冀河之北流。”两省地方官为保全当地民众，在朝中争议中不得不“以邻为壑”，由此，苏皖民众庆幸再生之日，便是山东百姓流离失所之时。这次黄河决口，导致原本由豫皖苏鲁四省共同承担的黄河下游水患，这次几乎全都落到了山东的头上。

毫无疑问，在这次黄河改道中受灾最重的是山东省。1855年9月2日，山东巡抚崇恩向朝廷奏报：“近日水势叠长，滔滔下注，由寿张、东阿、阳谷等县联界之张秋镇、阿城一带串过运河，漫入大清河，水势异常汹涌，运河两岸堤埝间段漫塌，大清河之水有高过崖岸丈余者，菏濮以下，寿东以上尽遭淹没。其他如东平、汶上、平阴、茌平、长清、肥城、齐河、历城、济阳、齐东、惠民、滨州、蒲台、利津等州县，凡系运河及大清河所经之地均被波及。兼因六月下旬七月初旬连日大雨如注，各路山坡沟渠诸水应有运河及大清河消纳者，俱因外水顶托，内水无路宣泄，故虽距河较远之处，亦莫不有泛滥之虞。”（18）

可以想象当时的情景，黄河水浩浩荡荡，源源不绝，前涨未消，续涨骤至，加之鲁西北多为平原，几无屏障，各个村落很快便被冲成泽国，极目所至，浩淼无涯。面对如此浩劫，灾民们只能纷纷逃离家园，散处山麓高原，搭盖窝棚，暂为栖止。但这还仅仅是灾难的开始。黄河改道与一般的水灾不同，一般的水灾往往是短时期的，而黄河改道则经过若干年的冲刷和人为的约束才能形成新的河道，这个灾难延续的时间通常会很长。事实上，从1855年决口到1884年山东黄河两岸堤防基本修整完成的这30年间，除1861年、1862年和1876年这3年没有黄灾外，其余是年年黄水泛滥。即便是1884年黄河堤防修成后，仍是“无岁不决，无岁不数决”。

黄河改道后形成了大面积的河滩和洼地，对蝗虫的繁殖和生长十分有利，由此造成的蝗灾也极为严重。在黄河改道后的几十年中，黄河流经的鲁西北地区一直是中国蝗灾重发区，这更是加重了当地百姓的苦难。不仅如此，黄河改道还对当地的水系造成了巨大的冲击，破坏了原有的天然水系和灌溉系统，导致水系紊乱、河湖淤浅，严重削弱了河湖的容泄能力和灌溉能力，形成了“非涝即旱”的恶性循环。据统计，晚清山东黄河行水共57年（1855年至1912年），有38年发生溢决，占行水年的67％，其中1883年、1884年、1885年和1886年分别决溢达到52次、40次、23次、19次。（19）

黄河改道对山东特别是鲁西北和鲁西南地区造成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由其引发的灾荒更是时间长久、范围广阔，鲁西北地区的赤贫化与其不无关系。据《再续行水金鉴》卷上记载，当时沿黄海两岸的山东数百万民众在死亡线上苦苦挣扎，“居无一椽之覆，食无一宿之储”，“毙于饥犹毙于水”（20）。这些灾民为了生存，只能离开家园去逃荒，或者干脆沦为“盗贼”，咸同年间屡扑屡起的山东民变，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黄河改道而引发的。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当时清廷不愿聚集民工筑堤修坝，其中还有一个不可告人的忧虑。当年陈胜吴广和元末农民起义都是因为聚众修建大型工程，在当时各地民众反清情绪高涨的非常时期，清廷担心十几万民工聚集河岸，一旦失控造反，将酿成弥天大祸。而朝廷中的“改道派”为了加强自己的主张，他们往往特意夸大了黄水南流的危害，譬如翁同龢就提出：“颍寿徐淮之地，好勇斗狠，夙称难治，小民荡析离居，无所得食，难保不滋生事端。”

黄河改道前给淮北地区造成了巨大危害并成为引发捻军起事的重要原因，这固然是事实，但翁同龢可能有意忽略了这一点，那就是，如果黄河改道北流，鲁西北一带的民众何尝不是“好勇斗狠”，梁山一带本就有出好汉的传统嘛。更要命的是，黄河改道之前，黄河本是阻止太平军和捻军北进的一道天险，鲁西南地区大都在黄河以北，“兵民晏如，逍遥河上，恃以为固”，而黄河从河南兰考铜瓦厢决口改道之后，“下游自下北缺口以至曹县，旧河数百里无涓滴之水，俨然平陆，可以万众驰骋。”由于黄河天险尽失，捻军由此长驱直入，山东由此成为捻军活动的主要区域，“东省捻氛甚炽，曹州、兖州、沂州、泰安、济宁等属二十六州县，均有匪踪出没，济宁、兖州、泗水均各被围。”

黄河改道带来的灾难加上捻军的活动，由此也引发了山东大规模的民变，如幅军、长枪会、河套军、白莲教起义等。清廷为了平息民变，屡派重兵赴鲁围剿，而地方上为了赈灾和镇压义军，又需横征暴敛以筹集经费，当地百姓可谓是苦不堪言。由此，河难、民变、苛政、兵患，四者叠加，苦难效应层层放大，终于将黄河两岸的人民卷入了历史的滚滚洪流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