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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北京胡同当年鲜活的故亊
老北京人说，有名胡同三千六，无名胡同赛牛毛！提到胡同，便不能不说说汪曾祺先生的胡同文化，汪曾祺曾提到，胡同和四合院是一体，大街、胡同，把北京切成一个又一个方块。这种方正不但影响了北京人的生活，也影响了北京人的思想。北京胡同文化的精义是“忍”，安分守已、逆来顺受。......
这是一组老北京胡同当年鲜活的故亊。
我喜欢老北京说老北京人胡同生活,那一草一木如数家珍，把那平民故亊说的栩栩如生,由其我曾生活在那个年代,那个环境中,就会更有一种亲切和认同感,......
本文描述中的人物,是当代资深作家、散文家、戏剧家汪曾祺先生,他在北京国会街居住生话的那段日子,就像陈年的老酒一样，透着一股醇厚的人情味儿，他之所以对胡同文化的感情深，是由于他溶入了这平凡的百姓生话中,......本文写的都是笔者记忆里的人和事，浑朴自然,清淡委婉中表现和谐的意趣,这意境多好啊。

汪曾祺
汪曾祺住在国会街5号的日子
汪曾祺一家是1958年搬到宣武门西侧的国会街5号居住的。

汪曾祺当年居住的环境
那时，宣武门的城墙还没拆，与5号院只隔条小马路。这条小马路南侧就是城墙，阻断了人们远望的视线。在明代，这里因为养过象，所以称象房街，清代称顺城街。宣统二年（1910年），于此置咨议机关——资政院，辛亥革命后，改为国会议场。其圆楼、红楼等建筑至今尚存，为新华通讯社办公用。因国会在此，顺城街遂改为国会街。国会街原为土路，破败不堪的城墙上裸露着黄土，一旦风起，就浑黄一片，遮迷了行人的眼睛。

每天一大早就有人来到城墙上喊嗓子，“啊——”“咦——”，这仿佛成了附近居民叫早的闹钟。城墙上长满了蒿草，矮处有尺许，高处没及腰。经历了二三百年的风霜雨雪，城墙已破败不堪，烂砖到处都是，有的下面还压着已然风干的粪便。有人在城墙的砖缝中寻找蝎子、土鳖等卖钱。另外还有些人来城墙上挖野菜，小孩则沿着城墙奔跑着放风筝。
但是，此时的汪曾祺却无缘享受这古都的平静与安宁。因为他已被“补”为右派，批判后降了三级工资，发配到口外去劳动改造。在以后的几年里，他只有在休假时才能回来，与妻子儿女做片刻的团圆。
由于去口外劳动改造，离开了原来的单位，所以原单位的房子也不能住了。于是，全家只好搬到女主人所在单位——新华通讯社职工宿舍。国会街5号是一座不大的四合院，因为成了单位宿舍，所以只能算是大杂院。北房是一幢砖木结构、中西合璧的二层小楼，东西两侧和南屋都是平房，地上铺着地砖。可他家搬来时，这些房子都有住户，于是全家只好暂居在一间只有七八平米的“门房”内。
这是一间纯粹的斗室，里面黑乎乎的，白天也要点灯。屋内只能摆下一张大床，一个五斗橱。余地只够坐在床边脱鞋了。晚上睡觉，床边还需接一长木板，木板紧顶着门，全家挤在一起睡觉。后来经过两次搬家，他们住到了院子里的那座小楼上，两间十平米左右的套间，和门房比起来，这里简直就象天堂了。
汪曾祺在口外的那几年，家里的重担全落在妻子一个人身上，三个孩子都在上幼儿园，全部整托，因为大人也要参加军训，或出差。所以，每次回京休假，汪曾祺都以负疚的心情，想尽办法来弥补自己欠下的“家债”。他不仅不怕辛苦地背回好些土豆、蘑菇之类的土产，还主动承担起做饭的重任，他用带回的黄油给孩子们酪饼吃，那种甜甜的香香的味道，勾引得孩子们“胃里都长了牙”。他还用家里的一只烟缸做模子，烤制黄油点心。他做这些事的时候兴致勃勃，就象一个艺术家般精雕细刻。这在三年困难时期，是多么令人陶醉的美食啊！
汪曾祺还把带回的土豆分给亲戚，邻居和同事，人家见了这些稀罕东西一劲儿地道谢。
对于子女来说，汪曾祺是位慈父，从不对他们发脾气，绝对平等。有一年儿童节，学校要搞篝火晚会。老师试探地问汪曾祺的女儿：“求你爸给咱班写个朗诵词行吗？“女儿呈强地满口应承。可回家后望着父亲忙碌的样子，女儿开始后悔。可当她刚吞吞吐吐地提出这个要求，汪曾祺竟愉快地答应，并挑灯夜战，用一整晚上完成了任务。
次日早晨，汪曾祺将抄得工工整整的稿子交给了女儿，并提出“如果觉得哪儿不好，还可以再改。”篝火晚会上，汪曾祺写的朗诵词受到一致好评。班主任教师自豪地说：“敢情！”
1962年，汪曾祺彻底结束了劳动改造的生活，从口外回到了北京。打那儿起，小屋里一天到晚又充满了家庭的欢乐。由于妻子经常出差，或在单位参加运动，所以常常是汪曾祺带着三个孩子过。有一次，女儿放学后没直接回家，去了同学家，先打乒乓球，又一起整理糖纸，在同学家吃了晚饭还看了电视（那时有电视的人家很少，所以稀罕）后才回家，到家已是晚上10点多钟了。
女儿没按时回家，妻子又不在家，连个商量的人都没有，只好干着急，脸都急黑了。直至女儿回家，他这才松了一口气，只问了一句到哪儿去了，而没说一句批评的话，而当女儿看到桌子上炖鸭子和八宝饭时，才明白是父亲要给她过生日。
每年春天来临，国会街5号院里的那片空地上，就挤满了放风筝的孩子。风筝大多是自制的“屁帘”，并不因简陋而减少玩兴。汪曾祺有时也和他们一起玩，发现问题后便提议说：“再做一个怎么样？”
风筝的骨架是竹筐上的竹篾儿。竹筐是制劈柴用的。汪曾祺和孩子们都来抽，这可急坏了女主人：“嗨！这么七抽八抽的，好好的一个筐不散啦？！”
有汪曾祺的亲自参与，风筝很快做好了。一试，果然比孩子们自己扎的强。风筝在空中稳稳当当，一会儿就升得很高，从容不迫地飘在春日的晴空里，在那些小“屁帘”中格外显眼。
结束劳动改造的生活，回到国会街5号院以后，汪曾祺虽然已摘掉了右派帽子，可他依然顶着一顶无形的帽子——“摘帽右派”，在政治上仍然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好在他是个随遇而安的人，凡事总往好处想。何况他还身藏着一件战无不胜的法宝——小酒瓶，可以一醉解千愁。
回京后不久，汪曾祺用很短的时间就熟悉了周围的环境，最近的一家酒铺成了他闭着眼都能找到的地方。酒铺就在宣武门天主教堂的门前，一间窄而长的旧平房。一进门，右手就是柜台，柜台后面是玻璃窗，窗下是几个大酒坛子，上面标着价钱：八分、一毛、一毛三…柜台上排列着几盘酒菜：五香花生米、拍黄瓜。门的左手是四五张方桌，围着几个喝酒的人。他们大多是附近的居民，少有体面人。可汪曾祺不在乎，一跨进门坎就溶了进去，老张老李，一通招呼。喝着，聊着，天南地北，云苫雾罩。别人催，仍然一丝不动。终于打算离开了，可他已站立不稳。他走出酒铺时，后面传来口齿不清的声音：“我——告诉你们，人家老汪，不是凡人！大编剧！天才！”
国会街5号的院子里种着海棠树和杏树，在春天到来之际，满树的花朵成为报春的漂亮使者。每当这时，汪曾祺就和孩子们趴在二楼的木栏上，仔细观赏着蜜蜂采蜜的忙碌情景。
有一次他心血来潮，鼓动孩子跨过栏杆，踩着别人家的屋顶去折花。他一边叮嘱着他们小心，一边用手指点着：“再往前一点，那枝漂亮。”
折回的花插在一个大圆肚子的黑釉花瓶里，淡淡的香味一下子就充满了空间，小屋也随之亮堂起来，晚上，汪曾祺就坐在摆着鲜花的桌子前，写他的《羊舍的夜晚》。那是他解放后出版的第一部小说。书的封面和插页都是黄永玉的木刻作品，很好看。
老北京人的平凡生活
透过二楼的后窗，北面大杂院中的老北京人的平凡生活，就可以一览无遗地展现面前。他们与这些机关里的人们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他们说起话来从不细声细气，而是一律大嗓门，还夹着脏字儿；溽暑中，结过婚的妇女大都光着上身，裸着一对或丰满、或干瘪的口袋奶，坦然地面对家里众多的人。
汪曾祺对后院人家的生活很感兴趣，常常站在后窗往外看，一看就是半天。大杂院中的人家都过着自由自在的生活，就象那院中的臭椿树，引不起人们的注意，可依然可着劲地疯长，过着快乐的日子。
后院靠墙根的小房儿里住着一个老头，整天在院里摇煤球，摇好后就摊在地上晒着，一天不间断，也许他正是靠这行当在维持生活。后院的人家大多在院子里做饭，用很大的蒸锅蒸馒头或菜团子。蒸好后的馒头或菜团子，出锅时满院子都漂着香味。
有一次，后院的一家在大铁锅里熬淀粉，熬出的淀粉凝固后就成了凉粉儿。这家主妇把凉粉搁在洗衣盆中冰着，然后扣在案板上切成小碎块儿。不一会儿，只见各屋的大人孩子手中都捧着一碗加了盐酱的凉粉，蹲在院子里呼噜呼噜地吃着，显得很香的样子。而在这几天之前，熬凉粉的还和一个吃凉粉的打过一架，互相揪着头发，祖宗八辈一痛臭骂。汪曾祺直乐，他们倒不记仇啊。

汪曾祺不仅注意观察后院老北京平民的生活，而且经常走出门去，同城墙上的几位“侃爷”聊天。有一回，他听说宣武门这一带在早年间净是走私白酒的。待城门关闭后，趁着夜深人静，走私的人把装着白酒的皮袋子绑在腰上，全身贴着城墙，象壁虎一样蹬着砖缝往上爬，把酒贩到城里去卖。汪曾祺望着陡峭的，据说高达11米的城墙有些怀疑，因此引起“侃爷”们的不悦。那一位不屑地对汪曾祺说：“爷们儿，就像您这身段儿，这膀子，就是练上个三年五载也甭想长这本事”。听了这话，汪曾祺并没有生气，而是实事求是地说道：“那倒是。”

文革开始前，汪曾祺一家搬离了国会街5号。1966年，因修地铁，宣武门城楼、城墙拆除，护城河填平。地名随之改为宣武门西大街，早先那条小马路也被展宽，马路的下面就是环城地铁。路边盖起了鳞次栉比的座座高楼。

汪曾祺眼中的老北京人
老北京人说，有名胡同三千六，无名胡同赛牛毛！提到胡同，便不能不说说汪曾祺先生的胡同文化，汪曾祺曾提到，胡同和四合院是一体，大街、胡同，把北京切成一个又一个方块。这种方正不但影响了北京人的生活，也影响了北京人的思想。北京胡同文化的精义是“忍”，安分守已、逆来顺受。老舍《茶馆》里的王利发说“我当了一辈子的顺民”，是大部分北京市民的心态。
小说《八月骄阳》里写到“文化大革命”，有这样一段对话：
“还有个章法没有？我可是当了一辈子安善良民，从来奉公守法。这会儿，全乱了。我这眼面前就跟‘下黄土’似的，简直的，分不清东西南北了。”
“您多余操这份儿心。粮店还卖不卖棒子面？”
“卖！”
“还是的。有棒子面就行。……”
老北京人“穷忍着，富耐着，睡不着眯着”，睡不着，别烦躁，别起急，眯着。“睡不着眯着”这话实在太精彩了！
“泡”在酒里的老头儿
以下内容摘自:《老头儿汪曾祺——我们眼中的父亲》
爸结束了右派生涯，从沙岭子回到北京时，我们家住在国会街。他用很短的时间熟悉了周围的环境，最近的一家小酒铺成了他闭着眼睛都找得到的地方。
酒铺就在宣武门教堂的门前。窄而长的一间旧平房，又阴暗，又潮湿。一进门的右手是柜台。柜台靠窗的地方摆了几只酒坛，坛上贴着红纸条，标出每两酒的价钱：八分，一毛，一毛三，一毛七……酒坛的盖子包着红布，显得古朴。柜台上排列着几盘酒菜，盐煮花生、拍黄瓜。门的左手是四五张粗陋的木桌，散散落落的酒客：有附近的居民，也有拉板车路过的，没有什么“体面”的人。
爸许愿给我买好吃的，拉我一起去酒铺。（妈说，哪儿有女孩子去那种地方的？）跨过门槛，他就溶进去了，老张老李地一通招呼。我蹲在地上，用酒铺的门一个一个地轧核桃吃。已经轧了一大堆核桃皮了，爸还在喝着，聊着，天南地北，云苫雾罩。催了好几次，一动都不动。
终于打算离开，可是他已经站立不稳了。拉着爸走出酒铺时，听见身后传来老王口齿不清的声音：“我——告诉你们，人家老汪，不是凡人！大编剧！天才！”回头看了一眼，一屋子人都醉眼惺忪的，没有人把老王的话当真。
爸在马路中间深一脚浅一脚地打晃，扶都扶不住，害得一辆汽车急刹车。司机探出头来大骂“酒鬼”之类，爸目光迷朦地朝司机笑。我觉得很丢人。回到家里，他倒头便睡，我可怜巴巴地趴在痰盂上哇哇地呕吐，吐出的全是嚼烂了的核桃仁！
“文革”初期，爸加入了“黑帮”的行列，有一段时间，被扣了工资——对“牛鬼蛇神”来说，这种事情似乎应在情理之中。于是，家里的财政状况略显吃紧。
妈很有大将风度，让我这个当时只有十三四岁的孩子管家。每月发了工资，交给我一百块钱，要求是，最合理地安排好柴米油盐等家庭日常开销。精打细算以后，我决定每天发给爸一块钱。
爸毫无意见，高兴地说：“这一块钱可以买不少东西呢！”他屈指算着：五毛多买一包香烟，三毛几打二两酒，剩一毛来钱，吃俩芝麻火烧！“中午别喝酒了”，我好言相劝，“又要挨斗，又要干活儿，吃得好一点。”爸很精明地讨价还价：“中午可以不喝，晚上的酒你可得管！”
那天早晨已经发给爸一块钱，他还磨磨蹭蹭地不走。转了一圈，语气中带着讨好：“妞儿，今儿多给几毛行吗？”“干嘛？”“昨儿中午多喝了二两酒，钱不够，跟人借了。”我一下子火了起来：“一个黑帮，还跟人借钱喝酒？谁肯借给你！”爸嘀咕：“小楼上一起的。”（小楼是京剧团关“黑帮”的地方）我不容商量地拒绝了他。
被我一吼，爸短了一口气，捏着一块钱，讪讪地出了门。
晚饭后，酒足饭饱的爸和以往一样，又拿我寻开心：
胖子胖，
打麻将。
该人钱，
不还账。
气得胖子直尿炕！
我也不甘示弱，不紧不慢地说：“胖子倒没欠账，可是有人借了人家钱赖着不还，是谁谁知道！”爸被我回击得一败涂地，只剩了臊眉耷眼的份儿了。
第二天，爸一回家，就主动汇报：“借的钱还了！”我替他总结：“不喝酒，可以省不少钱吧？”他脸上泛着红光，不无得意地说：“喝酒了。”“？”“没吃饭！”
我刚从东北回北京的那段日子，整天和爸一起呆在家里。他写剧本，不坐班；我待业。一到下午三点来钟，爸就既主动又迫切地拉着我一起去甘家口商场买菜。我知道，买菜是他的责任，也是他的借口，他真正的兴趣在四点钟开门的森隆饭庄。出门前，爸总要检查一下他的小酒瓶带了没有。
买了菜，马上拐进森隆。饭庄刚开门，只有我们两个顾客。爸给我要一杯啤酒，他自己买二两白酒，不慌不忙地嘬着。喝完了，掏出小酒瓶，再打二两，晚饭时喝。我威胁他：“你这样喝，我要告诉妈！”爸双手抱拳，以韵白道：“有劳大姐多多地包涵了！”
那次他自己买菜，回来倒空了菜筐，也没找到那只小酒瓶。一个晚上，他都有点失落。第二天我陪他去森隆，远远看见那瓶子被高高摆在货架顶上。爸快步上前，甚至有些激动：“同志！”他朝上面指指：“那是我的！”服务员是个小姑娘，忍了半天才憋住笑：“知道是您的！昨天喝糊涂了吧？我打了酒一回头，您都没影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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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6/22雨霖转载/编辑/收藏)
(2010/09/02雨霖修改转载/编辑/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