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富贵公子 魏贞贞:权力市场经济是怎样形成的？——中国政法大学“宪政讲堂”之四

　　1993年初我发表了一篇评论：《权力不能进入市场》（《经济参考报》1993年2月11日一版头条）。

　　我在这篇评论中写道：

　　不久前召开的“十四大”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然而，搞市场经济并不是什么都能进入市场的。权力就绝对不能进入交换领域。我这里说的是公共权力。公共权力应当在更高的层次上体现大多数人的利益，它应当公正地对各种利益个体进行管理、监督、协调，不能参与到利益个体之中。权力一旦进入了市场，它就失去了公正，也就失去了管理能力，社会就会出现极大的混乱。设想一下，如果球场上的裁判员一边吹着口哨一边去踢球，球场会乱成一个什么样子？权力进入市场以后，权钱交换，权权交换，权色交换，必定腐败丛生，民怨沸腾，这还能搞什么市场经济？

　　可惜我的忧虑不久就变成了现实，不少公共权力真的进入了市场。

　　（一）“苏学为体，西学为用”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就是只搞经济改革，不搞政治改革。这是“中学为用，西学为体”的现代版。中国的“西化”之争有近百年的历史。其间，西方政治制度思想分裂为英美思想和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和斯拉夫文化相结合，形成了苏联的社会制度。中国的“西化”问题也随之分为“美式西化”和“苏式西化”。中国选择了“苏式西化”，而且真正是“全盘西化”。在改革过程中反对“西化”实际是坚持“苏式西化”。这时的“中学为用，西学为体”实质是“苏学为体，西学为用”。

　　邓小平南巡使左派否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企图破产，阻止了经济改革的逆转，加快了向市场化推进的速度。另一方面，邓小平南巡在政治上更加强调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反自由化，完全放弃了他在1980年和1986年关于政治改革的承诺。南巡讲话有两个相互矛盾的结果，一方面使经济体制向市场化大步推进；另一方面，原有的权力结构不断强化。这使得“苏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制度化。这个制度就是“威权政治加不完善的市场经济”。在邓小平南巡讲话精神的指导下的“十四大”，使“威权政治加不完善的市场经济”的模式法律化。

　　权力市场经济的结构模式就是“威权政治加不完善的市场经济”。

　　（二）维护党的领导高于一切

　　“市场经济加威权政治”的出现，与两个重大政治事件有关。一是北京政治风波，二是苏联解体、东欧剧变。这两个重大事件使中国共产党高层担心丧失领导权。他们把维护共产党的领导权放到了高于一切的重要地位。

　　“市场经济加威权政治”也是“邓小平理论”的实践。“邓小平理论”的实际是“两个原则，一个道理”：一个原则是“坚持党的领导”,另一个原则是“稳定高于一切”，不惜采用一切手段来稳固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一个道理是“发展是硬道理”，即通过市场经济手段促进经济发展，从而获得执政合法性。

　　从这个角度看，权力市场经济制度，就是维护共产党领导地位的制度。

　　（三）权力商品化、资本化

　　公权虽是公共的，但不是每个人去支配，而是由代表人们利益的公仆代行职权。一旦人民无法控制这些代表，一旦管理监督系统对公仆失察，就存在着用公权谋私的可能性。权力商品化的三个条件：其一，握有某种公权的公仆，事实上可以支配自己手上那部分权力；其二，权力会招致利益；其三，权力的供方与需方都有交换的意愿，也有交换的条件、场所。这三条不是别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产品转化为商品的三个充足条件。由于对权力缺乏监督和制衡，第一个条件和第三个条件具备；由于有租金存在，寻租对双方都有利，第二个条件具备。这样，权力就很自然地实现了商品化。

　　权力一旦进入市场，就会发生第二个转化：权力商品转化为权力资本。Ｇ－Ｗ－Ｇ′（货币－商品－货币1），这里的商品就是权力。是货币转化为资本的总公式：一定量的货币在经济运行中带回了大于原来量的货币，货币增值的原因是是劳动力的买和卖。正是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具有价值源泉的特殊属性，使其由Ｇ变为Ｇ′。权力商品向权力资本的转化中，也必然要有一种价值源泉，以保证钱源源不断地流出。这种价值源泉就是权力本身。权力使货币增值。权力商品化官员卖权是为了取得货币，是为了买消费品，是一次性腐败；权力资本化，下级官员买权是为了卖权，从而进行更大的利益扩张，是腐败链条的延伸和扩大。这种延伸和扩大是无限的。

　　（四）权力市场经济的骄子：“红顶商人”

　　红顶商人就是依靠公共权力发财的商人。如胡雪岩。当代红顶商人的经营规模和聚敛的财富远远超了胡雪岩。在中国改革过程中，“红顶商人”聚敛财富共有四个高潮：

　　在国家垄断经营初步放开时期（主要是进口商品的国家垄断）。改革以前，国家统进统出，盈亏互抵。外贸放开以后，有些企业可以自营进出口，但进口商品必须有国家发放的许可证。有权力背景的人就可以搞到进口商品许可证。这是无本万利的生意。

　　在双轨价格时期。商品的双轨价格从1984年一直实行到1993年。例如，1988年，１吨钢材计划价格800元，市场价格1500元，得到了计划价格的商品就得到了财富。除了商品双轨价格以外，资金的利率、外汇的汇率也是双轨的，计划内贷款和计划外融资利率差别很大。1987年，商品、资金、外汇的双轨价差高达2000亿元以上，约占当年国民收入的20％，1988年上述三项价差达3569亿元，占当年同民收入的30％。某些有权力背景的人可以得到计划内商品、贷款、外汇。

　　在金融资本时期。1992年以后，股票市场．房地产市场兴起，“红顶商人”在这次浪潮中得到的财富远远超过了双轨格时得到的财富。原始股的赠送，上市额度的分配，股票市场的操纵，都给“红顶商人”巨大的发财空间。土地的批租，银行贷款的取得，旧区拆建权的取得，也是“红顶商人”大有作为的机会。最近两年，处于权力场高能位置的人掌握种种私募基金。

　　在国有资产重组时期。1997年以后，开始实行大规模的国有资产重组。国有经济陆续从一些竞争性行业中退出，这是私有经济大发展的一次空前的机会，也是“红顶商人”一次聚敛财富的良机。“管理层收购”实际是企业高层管理人员自卖自买，是明目张胆地瓜分国有资产。

　　“红顶商人”在以上四个时期（其中有的是交叉的）聚敛财富一次比一次多，胆子一次经一次大，手段一次经一次更高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