酱油男原版视频:陈果夫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4/29 15:47:40

  陈果夫

  陈果夫(1892—1951)曾与其弟陈立夫一起把持国民党党务,组织CC系,有“蒋家 天下陈家党”一说。他学历不高,但著作等身,人称“不学有术”。去台后,“ 二陈”因承担“丢失大陆”的责任被国民党清洗,重权尽失。陈果夫久有肺病,又历来清廉,无钱治疗加重的肺结核。后虽得“特批”接济,但已回天乏术。生前,他曾希望死后能归葬故乡浙江吴兴。一首《故乡》诗,字里行间寄托着他浓 浓的乡情。

  蒋介石的心腹和左右手 陈果夫,原名祖焘,字果夫, 1892年10月27日生于浙江省吴兴县。其父辈三人, 父亲陈其业,字勤士;二叔陈其美,字英士,是鼎鼎大名的革命家;三叔陈其采 ,字蔼士,是浙江最早的留日军校学生之一。

  5岁时,陈果夫在母亲何氏的督促下,开始跟人识字,先后读了《千字文》《百家姓》 《三字经》和一些唐诗。或许是过多的关于责任和义务的教诲,以及诗礼经 济并重的家教熏陶,陈果夫懂事很早,他养成了勤勉刻苦、严谨朴素、慎言慎行 的品格,做事从不张扬,显得十分的老成,这为以后陈果夫形成治事理财的能力打下了基础。在私塾读了几年,1907年,陈果夫考入浙江陆军小学。1911年陆小毕业后,经二叔陈其美介绍,加入了同盟会,辛亥革命时奔赴武汉,在汉阳保卫 战中因劳累过度而致肺血管破裂,种下肺部病根,接着他参加了二次革命和讨袁 之役。

  蒋介石自参加二次革命失败后,一直流落在上海,拜黄金荣为师。后几次受孙中 先生之召,先后到北京、广东任职。1918年,他在陈炯明部任职,因不得志,请假回到上海。1919年,孙中山先生指示在上海的戴季陶、张静江、蒋介石等人组织证券物品交易所,用于筹集革命党人的活动经费和救济革命烈士的遗孤。蒋 介石想起了颇有金融头脑的陈果夫,派他到日本人在上海开办的“取引所”去参 观取经,与虞洽卿等人创办了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戴季陶、张静江、蒋介石、陈果夫等人筹集了3000元的资本,以“茂新”为名号,组织了54号经纪人,专做 棉花、证券两种生意。蒋介石提议由陈果夫担任“茂新”的经理,在交易所内买 进卖出。

  蒋介石、陈果夫等人在交易所内的经纪人活动,历时近两年。据陈果夫回忆,“ 茂新”号开始开市大亏,经营的第一天就亏本1700元。但陈果夫头脑灵活,随机应变,很快就扭亏为盈。由于交易所的股票上涨很快,每股的价格由30元涨至12 0元,不到一年的时间,“茂新”号就赚了几十万元。在证券交易所的这段不平常的日子里,蒋介石与陈果夫的友谊和感情又深了一层。陈果夫和戴季陶、张静江 等人,以后都成了蒋介石统治集团的核心分子。“茂新”号所赚的钱,一部分作 为革命党人的活动经费,资助孙中山的护法革命,还经常寄钱给革命烈士的遗孤 ;一部分被蒋介石、陈果夫等人在上海挥霍掉了。陈果夫资助其弟陈立夫留学的资金,蒋介石纳姚冶诚为妾以及后来和陈洁如结婚的费用,大多出自于此。

  1924年,陈果夫来到革命的广州,从此开始在蒋介石身边工作,为蒋谋划。在“ 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中,陈果夫为蒋介石分忧解难,帮他处理了复杂 的党内事务,显露出不凡的才干,深得蒋介石的欣赏。他帮助黄埔军校采办物资 、购置军需品,招募士兵和招收新生,以及罗致广东革命政府奇缺的军官、军医、无线电和其他各方面的技术人才。由于工作努力,任务完成得出色,陈果夫受 到了广州国民政府的赞赏。1926年1月的国民党二大,他被选为中央监察委员,开 始进入政治中枢。1926年6月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秘书,7月至次年2月任代理组织部部长、党政训练所所长。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南京国民政府成立,蒋介石派 邓泽如、陈果夫主持全国的“清党”工作。陈果夫成为蒋介石的忠实追随者,彻 底走向了人民革命的对立面。在任组织部秘书期间,禀承蒋介石的旨意,用不为人知的手段,排挤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以及其他人士,完成了组织部人员的更 替。陈果夫还在党政训练所的基础上扩大,成立中央党务学校,校长蒋介石,陈 果夫任总务主任,而真正主持校务的就只有陈果夫一人。

  1927年蒋介石第一次下野,为了对付桂系李宗仁等人把持的中央特别委员会,陈果夫在上海成立了中央俱乐部(Central Club,简写为CC),联合各地蒋系人员,推动拥蒋活动,终使蒋很快复职。

  1929年3月,陈果夫一手操纵召开了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他设法拉拢胡汉民派,踢开了汪精卫派和西山会议派,选出了由蒋介石控制的国民党中央,使蒋 介石彻底控制了国民党。蒋介石更加重视陈果夫,先后推举他担任国民党中央组 织部副部长、部长、监察院副院长、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江苏省政府主席等要职,而陈果夫也以“中央俱乐部”为根基,最终形成了在国民党内的最大派系之一的CC系,控制国民党党务达二十多年。

  1929年,中央党务学校被改为中央政治学校,陈果夫、陈立夫均被选为校务委员,不久陈果夫任教育长。自此,中央政治学校基本上成为二陈的领地。当时社会 上流传一种说法:“天子门生出黄浦,CC党徒在政校。”国民党三全大会后,靠 党务起家的陈氏兄弟,为了维护蒋介石的统治,组建了中统特务组织,建立了一个庞大的王国,并且进行了大量的反共反人民的活动。陈果夫还首倡了“一个主 义、一个领袖、一个组织”的口号,提出“任何组织必须定于一尊”,为蒋介石的独裁统治进行了理论论证。

  自此陈果夫从专职党务到垄断党务,陈果夫和其弟数度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 长,他们利用职权,在替蒋介石办党的同时,也夯实了自己的基础,成了名副其实的CC系首领。当时有“蒋家天下陈家党”的说法。他还曾任中央民众训练委员 会委员、政治会议委员、财务委员会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兼监察院副院长、中国 合作学社常务委员。

  抗日战争爆发后,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陈果夫主张抗战,也希望国共两党能 尽快实现合作,以利于中国的全民族的抗战。他在江苏主政期间,积极建议上海设防,阻止日本侵略者从上海进攻。他对山东韩复榘不作抗战准备十分不满,他 说:“想作英雄者自己不准备,且不许他们准备,致有事情时毫无对外力量。” 陈果夫能顺应历史的潮流,支持抗战,表现了他的爱国思想,这一点历史是不会 忘记的。

  跻身金融界 1937年11月,陈果夫卸去江苏省主席一职。1939年,他去委员长侍从室第三处当 幕僚。赋闲在家的陈果夫现在时间多了,由于其身患肺病,而且肺疾时时作祟, 一年里花在治病养病上的时间较多,这就为其读书写作提供了较好的时机。结合自己读书和养病治病的感受,陈果夫写了很多首歌谣,收录在名为《鹤林歌集》 的册子里。漫谈医政也是陈果夫的一个业余爱好,他早年体弱,青年时感染肺病 ,因为医疗条件欠缺而终成痼疾。好在久病成良医,他自有一套保养方法维持生命。他后来还就自己的治病保养写了《老病人谈中医西医》。重庆时期,陈果夫 还陆续整理发表了《卫生之道》 《医政漫谈》 《儿童卫生歌》等书籍,对当时 的卫生行政和健康教育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也对当时中西医结合有一定的影响。

  他提出的卫生十要诀:“浴日光、畅空气、慎饮食、重整洁、勤劳动、善休息、适环境、正思虑、调七情、节嗜欲”,对健康延年是有相当科学性的。

  1940年10月,陈果夫出任中国农民银行董事以后,便放下手头其他工作,专心投入到农行的工作中。不久,蒋介石任命陈果夫出任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 行、中国农民银行四行联合办事总处农业金融设计委员会主任委员,同时,又命 陈果夫负责四联总处农业金融设计委员会制定扩大农业贷款、统一农贷的计划。

  1945年,陈果夫由普通董事一跃而为农行董事长,在蒋介石的支持下取代孔祥熙。他还担任了中央合作金库理事长。

  1945年11月12日,陈果夫成为改组后的中财委主任委员,为国民党自筹党费。这就成了陈果夫堂而皇之的金字招牌。陈果夫打着这个金字招牌,干起了他的“被 人称道”的党营事业。

  抗战胜利后,一大批敌伪财产需要清理接收。陈果夫不失时机,伙同兄弟陈立夫 ,以国民党党政高级委员的身份,将一个个的日伪企业变成了陈果夫的党营企业。陈氏家族从农民银行起步,由金融事业起家,然后在工、农、商、文各界插手 ,进而发展党营事业、私营事业、合作事业,使陈氏家族终于出人头地,跻身于 蒋、宋、孔之列,并称为四大家族,陈果夫也就成为了内战的祸首之一。

  被疏远的台北晚年 国民党政权江河日下,陈果夫的病情也日益加重,1948年12月6日晚,陈果夫携家人登上“中兴轮”,离开上海去台湾,住进台中市双十路8号暂居养病。国民党败 退台湾后,蒋介石抛开住在美国的“代总统”李宗仁,于1950年3月正式复职,着手收拾残局,苦心经营台湾孤岛。为了将大权传给儿子,经过深思熟虑和反复权 衡,蒋介石决定抛弃二陈。CC系便代替国民党、蒋介石负起了大陆失败的整个责任,被排斥在权力之外。从此,二陈在国民党中的政治生命结束了,陈氏兄弟掌 管二十二年之久的党务、组织、特工、宣传大权,全部转到蒋经国手中,陈氏兄 弟二人的国民党中常委之职,随着“中央改造委员会”的成立而自动消失,陈果 夫的中央财务委员会主任一职也移交给俞鸿钧。他们所领导的CC系也开始成为一 个历史上的名词。

  受此打击,陈果夫的身体每况愈下,发展到后背炎症流脓,卧床不起,蒋介石于 是要他“安心养病”,他对政治就没有发言权了。遵医生嘱咐,不可说话,陈果 夫痛苦难言,以此为题,他写了一首哑巴歌,歌词曰:“哑巴哥,说不出话真痛 苦,……听得人家说话,肚里更加不开心,若闻笑骂声,面孔涨得红又清,摩拳擦掌,胆小不敢争。有时候像煞吃过黄连嘴里苦,有时候像煞受了冤屈没处伸。

  哑巴哥,不能说话苦得很。”这名为写病情,实际上反映了陈果夫被蒋介石抛弃后无可奈何的失意心情。此后陈果夫所有的要职都被拿掉了,只保留了三个荣誉 性的职务:中央评议委员,交通银行董事、“中央银行”理事。陈果夫此时也看 开了,他写了一副对联挂在床头,时刻提醒自己:

  合法、合情、合理,做成大事; 轻权、轻利、轻中,修得长生。

  这时对陈果夫来说,最重要的是经济上的问题。陈果夫所患的是肺疾与肋膜炎, 以及晚年并发的喉结核等,这些病都需要高昂的药费,有些药要到国外去买。过去位高权重,这些问题自然好解决。时过境迁,陈果夫开始体验到捉襟见肘的尴 尬。他的特权没有了,经济状况日益恶化,无力支付昂贵的医疗费用。陈果夫虽 被列入所谓“四大家族”,他也实际控制农民银行多年,但他个人并无多少积蓄 。此时,陈果夫只好靠朋友帮忙支付医药费。农民银行看在他是老董事长的面子上,为他提供了一辆小车,作看病之用,但因没有汽油,不能正常行驶。无奈之 下,他给交通银行总经理赵棣华写信,叙述了自己家的处境后,提出发给自己兼 职董事车马费的要求。赵多年为陈的部下,素知他的为人,现在见其亲笔信,知道陈实在是困苦不堪,于是亲自将车马费送至家中,同时请“国民大会”秘书长洪兰友将陈果夫的窘境转告蒋介石。老蒋闻讯后,似乎感觉有点过意不去,回想 当年陈其美对自己的恩情,也想到二陈兄弟对自己的忠心耿耿,同时也为了安慰 一下那些被踢开的老部下,蒋介石当即给陈果夫批了5000银元作为医疗费,另外 还批给一笔特别费用,以作紧急之用,总算解决了陈果夫的困厄。

  当听说陈立夫准备离台时,陈果夫心情更为感伤,他知道弟弟这次出走异国,可 不像当年留学美国,几年后还会回来,更不是如出访,数天月余即归。以弟弟的性格,这一去再也不可能回来了。兄弟俩海天相隔,此次别离,当是永诀。尽管 如此,陈果夫还是支持弟弟远走高飞。台湾乃是非之地,不可久留,离开台湾是 最好的选择。他不顾疾病缠身,爬起床来,硬撑着身体,给陈立夫写下了“诀别 书”,信中虽也希望陈立夫离台后,仍要多多“考察研究经济恢复与建设事业” ,但更多的则是在平淡的语言中所透露出的兄弟手足深情。

  由于政治上的失意,再加上疾病缠身,他内心极度痛苦,1950年是他最难熬的一年。为了消磨时光,他想写一本回忆录,将他四十多年的经历与主张,如水利、 合作、广播、电影、金融、礼俗、医药、卫生等分门别类写出来。他写该回忆录 的目的是想“俾世人瞭我心之所向,与遭谤之由来”。实际上,他是要向蒋介石 表白,他是忠心于他的,忠心耿耿为其办事的,希望以此让蒋介石能施恻隐之心,对他陈家另眼相待。陈果夫虽然淡出了政治,但是他在病中还比较注意大陆和 海外各方面的情况。当他得知大陆方面召开中医药会议,很是高兴,他在日记中 写道:“共党各方对此似比吾人在京时更为重视。”在当时海峡两岸严重对峙的 情况下,陈果夫的态度应该说是客观的,也是难能可贵的。

  1950年冬,陈果夫完成了回忆录之一《苏政回忆》。回首往事,他给自己做了一个基本的总结。他给自己脸上贴金,认为在许多方面做到了超凡脱俗:(1)住繁 华都市多年,未擅入妓院、舞场、赌场之类,为无聊之消遣。(2)管钱始终不将 钱作为私有,或为金钱所管,反之,愈不爱钱。(3)读书未擅为书本所囿,或自以为知足。(4)管人事不作弄人,不私于人,更不自用私人。(5)做官未擅作威、作福、营私或运用政客,作固位之想,始终保持平民本色。(6)接近商业工 作,自己做到不做生意,不与人谈私利。(7)办党务不作植党之想,办教育亦然 。(8)生病能摆脱烦恼,始终抱乐观与进取之心。实事求是的说,陈果夫自己所作的总结,有些还是较公允的,像第1、3、8条,陈果夫基本上做到了。

  1951年1月22日,为养病方便,陈果夫由台中市迁往台北市青田街。辗转病床多年的陈果夫,终于听到了死神的召唤,其生命已经处于垂危时期。但是他还关心着 台湾的政局,还关心着国民党的前途,他将自己经过长期考虑的对国民党、对政 府、对社会、对人生的各种意见集中起来,挣扎着,将全部余力倾注于一纸“诤 谏论”上,派人呈送蒋介石,以表明他对国民党、对蒋介石的一片忠心。

  蒋介石虽然将陈果夫作为他的替罪羊打入冷宫,但念其多年的忠心,对他还是有 一定感情的。蒋介石曾两次登门探病,询问陈果夫的身体状况,并建议用西医方法治疗。

  8月25日上午,陈果夫病势急转,体温骤然增高,口中发出呓语,到下午2时后, 便进入昏迷状态,体温高达摄氏40.5度,医生匆匆赶到,进行紧急会诊后,便觉再无回天之力,延至4时52分,陈果夫溘然长逝,终年60岁。

  陈果夫逝世的当天,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便成立了治丧委员会,推定委员37人,由陈诚、蒋经国、何应钦、王世杰、吴国桢、周至柔、张道藩等主持,由CC系 骨干洪兰友任总干事。

  8月26日,陈果夫的父亲,81岁高龄的陈其业专程从台中赶至台北护丧。儿子先他而去,陈其业的心情是可以想见的。特别是次子立夫,竟不能回台送兄一程,老 父心中十分悲哀。蒋介石送来了亲笔写有“痛失元良”的挽额,并于26、27日两次到存放遗体的极乐殡仪馆吊唁,他望着陈果夫的遗体,脸上现出哀痛的神情, 几度鞠躬,似乎要陈果夫的在天之灵对他予以原谅。其他一些国民党上层人物, 即使一些陈果夫的政敌,也跟着蒋介石来称赞陈果夫,说他是“标准党人,是北 伐到迁台之前的中心人物”,“在党内确有其组织的天才和领导的高度智慧,非 常人所能及”等。总之,一夕之间,陈果夫成了千古完人。

  9月15日,蒋介石亲自颁布了“褒扬令”,称陈果夫“资性弘毅,志行纯笃,缵承 革命家风,效忠三民主义,越四十年如一日”。蒋介石还下令为其出版了《陈果 夫先生全集》,收录了陈果夫一生所著的有关教育文化、政治经济、礼俗、生活 回忆、医药卫生、杂著等六个方面的文章,近200万字,以表纪念。

  此时,远在美国的陈立夫得知乃兄逝世的消息后,悲从中来,但他没得到蒋介石 的许可,不敢贸然返台参加葬礼,只能独处异乡、洒泪遥祭。

  陈果夫的墓地选在台北市郊观音山西云寺右侧一块山地上,这里环境优美,景色 宜人,是十分理想的地方。但陈果夫喜欢他的家乡浙江吴兴,莫干山的娴雅多姿,太湖水的涟漪波涛,始终萦怀于他的心中。陈果夫曾经写过一首名为“故乡” 的诗:“我希望我的故乡,山河无恙;我希望我的故乡,人文发扬;我希望我的 故乡,腥膻洗尽,从此无人敢侵占;我希望我的故乡,爱我如慈母,不让我漂泊他乡;我爱我的故乡,我永远不离开我的故乡。”诗行中,体现了他的爱国心, 寄托了他的乡情。可他离开了他深深眷念的家乡,只能抛骨异乡。1951年11月4日 ,陈果夫灵柩在观音山墓地举行了安厝典礼,鼓乐声中,一代特务政治的始作俑 者就长眠在这里。

  陈果夫并未受过高等教育,且早年投身政治,长期在高层担任要职,又长年患病 ,但他竟在工作之余写了大量有关政治、时事、教育、经济、党务等方面的理论文章,并创作多部小说、诗歌、杂文、电影剧本等,还写了一些包括医药卫生方 面的普及读物,总计200万字。台湾曾出版《陈果夫先生全集》10册。胡适也因此而称赞他“不学有术”。主政江苏时推广江苏菜肴,创制“轰炸三岛”特色菜, 都为他身后留下了谈资。

  陈果夫的家庭 1914年,陈果夫与湖州商界富豪朱五楼的女儿朱明结婚。两人遵行的仍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朱明性格直爽,活泼可爱,深得其父的宠爱。只是朱家受到封建 思想的束缚,朱明长期呆在深闺,终年从事女红,根本没有读过书,一字不识, 是一位典型的传统女子。因而订婚时,陈果夫提出了两个条件:入校读书和放足。对此,朱家满口答应,将朱明送进启明女校念书。很早就盼望入学念书的朱明 ,在进入学校后,尽情地在知识的海洋里畅游,成绩总是排在班上的前几名。22 岁时,已在学校读了五年的她才依依不舍地结束了学校生活,回到家中。由于长 期在外求学,陈果夫一直未能与自己的未婚妻见上面,对于自己来说,她犹如雾中的女神一样,虚无缥缈,若有若无。直到新婚时,两人才第一次见面。他们采 用民国新订的结婚仪式,以完全崭新的形式隆重举行了结婚仪式。婚后,他们的 夫妻关系非常好,感情深厚。陈果夫一生生活正派,朱明也是一位好妻子,她从不干涉陈果夫的政事,默默无闻地做自己该做的事情,也不像国民党其他高官夫 人那样飞扬跋扈。

  陈氏夫妇一生没有生育儿女。1926年2月,陈果夫的二妹妹陈敬夫生了一个女儿, 这个女儿就过继给陈果夫,取名为陈泽宝。后来陈泽宝嫁到姑父沈百先家,与沈 百先和陈顺夫夫妇的过继儿子沈华祝结婚。沈华祝生于1929年,字颂衢,是沈家 同祖同宗的一个侄子过继过来的。1949年沈华祝随父母去台,就读于台湾大学农业机械专业。毕业后去美国留学,在伊利诺州立大学获得机械工博士学位,之后在伊利诺州的卡特比突柴油机公司担任工程师,并加入美国籍。“卡柴”是美国最大的柴油机厂之一,与上海柴油机厂有订货关系。上海柴油机厂曾经派4个人 去美国“卡柴”参观,沈华祝接待了他们。1989年沈华祝退休后,应邀到上柴讲授柴油机的设计、功能、操作等学术问题,为时两周。讲课期间,沈华祝陪父亲 沈百先、夫人陈泽宝到家乡湖州扫墓,受到湖州市领导的热情接待。在上海讲学 的时候,市内交通常阻塞,沈华祝坚持步行到工厂上课,得到上柴职工的敬重和感激。他与陈泽宝有三个孩子,儿子沈国阳、沈国安,女儿沈国美,均在美国。

  陈果夫和朱明在重庆时有个使女,名字叫朱月琴,后来跟着陈果夫夫妇到了台湾 ,她为陈家做了多年的家务活,因此陈果夫对她很感激。当朱月琴找男朋友的时候,请陈果夫帮忙找一位至少是科长一级的官儿。陈果夫意味深长地劝告她:“ 我看还是商界的人好,政界的人不可靠。”所以,朱月琴最后嫁给一位在台湾和 美国两处开珠宝店的商人。朱月琴出嫁的时候,陈果夫和朱明夫妇将她认作干女 儿,使新郎觉得很有面子。后来朱月琴定居美国。

  按照父亲的嘱咐,陈立夫将其长子陈泽安过继给兄长为嗣。陈泽安在台湾大学园 艺系毕业后,在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农学院获园艺专业水果学硕士学位,又在新罕姆息大学获植物病理学博士学位,毕业后在几个大学任教。他曾经在美国《科学 杂志》上发表过几十篇学术论文。1983年,他仅以两票之差与台湾的“中央研究 院”院士失之交臂。1983年起,陈泽安多次到南京农学院、南京大学讲学,回湖州省亲,还到浙江黄岩帮助农民种植橘子,提高橘子的质量。陈泽安妻子张智真 ,毕业于美国的西顿荷大学,获教育学硕士学位,曾经在家中教烹饪技术,从事 家政培训。

  陈泽安的大儿子陈绍虞,在美国威斯康辛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又在加州大学获动 物病理学博士学位。之后,在他的指导老师(一位曾荣获诺贝尔奖的教授)的指导 下,对人类癌症有突破性研究。在30岁的时候,他已在英国的《自然杂志》以及 美国的《科学杂志》上发表过20多篇学术论文,受到医学界的高度重视。他婉言谢绝哈佛大学的高薪聘请,潜心在UCLA从事癌症方面的研究工作。陈立夫支持陈 绍虞留在原单位的决定,他的父亲陈泽安也鼓励他继续研究。陈泽安的二儿子陈绍舜是新泽西州州立罗杰大学经济财政学士,女儿陈绍玲学的是农业工程专业。

  参考文献: 范小方、李永铭:《陈果夫与陈立夫》,武汉出版社1993年版。

  陈立夫陈 诚

  陈立夫(1900—2001)曾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与其兄陈果夫同为CC系的首领。蒋介石在台湾“改造”国民党,陈立夫离开了台湾 ,在美国办了一个小型养鸡场,与其妻过起了清苦恬淡的田园生活。1967年,陈立夫偕夫人返台定居,除读书自娱,就是推动中医之学,不过问政治。晚年陈立 夫积极提倡“中国文化统一中国”,并提出对大陆经援方案,期望为统一事业做 出贡献,被评为“反共老人要做联共先锋”。2001年2月8日,新华社发布新闻: “陈立夫先生今晚在台中病逝,享年101岁。” 从工程师到职业政治家 陈立夫,名祖燕,字立夫,系陈果夫之弟,1900年生于浙江吴兴。

  1907年陈立夫进入私塾读书,一直到1911年。不久随家人到上海,在湖州旅沪小 学念完小学,又在湖州旅沪公学堂补习英语数月后进入南洋路矿学校念书,毕业 后不久,以第五名的考试成绩进入北洋大学。当时他家的经济状况非常不好,家里本来是希望他就业以缓解家庭困境的。既然已经考上,整个家庭与亲戚一起凑 了三十几元钱,他起程到了天津。

  在这所当时著名的学府里,陈立夫如鱼得水,连续好几个学期由于学业优秀而获 得奖励。他的生活仍然很清苦,每月就是他哥哥陈果夫寄6元钱给他,他还得留下 2元买书和零用,但他感到很充实。除了认真学习专业知识,他也积极参加学校的其他活动。他曾负责北洋大学日刊的出版与发行工作,在编辑、采访工作上下了 很大功夫。学校的公益活动他也积极参与。由于他乐于助人,在这里结识了不少 朋友,其中很多人后来成为他政坛上的支持者。在五四运动的热潮中,他阅读了很多进步书刊,也参加了学生组织的一些活动。当然,他认为自己年纪还很轻, 应将主要精力放在学习上。因此,他没有参加任何政党。

  1923年,陈立夫从北洋大学矿冶系毕业,抱着科学救国与实业救国的理想,进入美国匹兹堡大学煤矿工程学系继续攻读,深刻感受到现代科学技术在美国的意义 。为了减轻家庭负担,周末他在一家中国餐馆打工,以挣一些零用钱。1924年, 他以《中国煤矿业的机械化与电气化》的毕业论文获得硕士学位。在美期间,他 与其他中国同学常常一起讨论中国政治与世界大势,自己也研读了孙中山的学说特别是《建国大纲》,对孙中山的佩服,使他此时加入了国民党。暑假中,他曾 与同学徐恩曾驾车从匹兹堡出发,在美国进行了两个月的畅游,对美国有了更深 入的了解。

  当时,陈立夫决定当一名合格的工程师。经过一段时间的实习锻炼后,进入史克 兰敦白煤矿区的麦文矿业公司上班。他在这里努力学习各种技术,各种工作,只要有机会,他都要去做,去体验。由于他的认真与投入,他得到了同事的尊重。

  他也经常与同事一起参加他们的活动。有一次,陈立夫参加当地教堂举行的晚会 ,晚会上有很多节目,其中一个是让大家轮流在匣内抽一张纸条,纸条上面有问题,然后由抽中者回答。陈立夫抽到一张纸条,上面的问题是:“1924年发生的 最大事件是什么?”陈立夫毫不犹豫地回答说:“1924年发生的事件中,最大和 最重要的就是美国立法禁止中国工人入境,这种排华举动完全违反了基督教博爱平等的精神,也与美国的民主立国精神背道而驰。这项法案的决定,无疑是美国 的耻辱。”陈立夫的精彩回答,引起满堂喝彩和掌声。从那时开始,史克兰敦教堂多次邀请陈立夫讲演。陈立夫每次所讲的内容大都是有关中国传统文化方面的 知识,还有孔孟思想。陈立夫应邀去教堂讲演时,每次都准备一部放映机,播放 一些古都北京和中国其他地方的风景照,介绍中国的民情风俗。讲演让陈立夫意识到了宣传的重要作用,也使他对这种独特的方式着了迷。在以后的政治生涯里 ,陈立夫常常走到哪,便讲演到哪,在年近80岁之际,他竟然创下了70天里讲演 75场的纪录。

  在矿区工作近一年后,在其兄陈果夫的催促下,陈立夫于1925年12月回国。但此 时,他仍希望从事他所钟爱的矿冶专业,用所学的科学知识为国家作出贡献。当 中兴煤矿给他送来聘书,请他出任该矿工程师时,他长长舒了一口气,多年的梦想终于可以实现了。

  此时的蒋介石在广州,他急需各方面人才。陈果夫并不希望弟弟从事实业,他写 信告诉蒋介石他弟弟已学成回国,希望蒋介石能劝弟弟去南方工作。蒋介石接信后非常高兴,他与陈立夫以前就很熟悉,于是直接给陈立夫去电,希望他速来广 州供职。陈立夫接电后,实在是左右为难,出于专业方面的考虑,他发了一份措 辞婉转的电报,谢绝了蒋介石的邀请。

  但蒋介石并不死心,再次急电:“现在是 需要你革命的时候,还开什么矿,要开矿,可开采革命之矿。”蒋介石的再次电 召,使陈立夫很是感动,加上在中兴煤矿的工作也不尽如人意,陈果夫又不断地 来信劝其从政,陈立夫就离开上海去了广州。陈立夫的到来令蒋介石大喜过望。

  但陈立夫坦率地说,自己没有学过军事,不能投身行伍,只能做点文职工作。蒋 介石当即安排他为黄埔军校校长办公室机要秘书,跟随蒋的身边,参与机密,并且住在蒋介石在广州东山的官邸,和他同用三餐,共同生活。

  据说有一次,陈立夫以自己是一个工程师,搞政治没多大兴趣,对蒋介石提出两 点要求:第一,如果有机会,就回到自己的老本行去工作;第二,如果留下来为蒋介石效力,就一定尽其所能,接受指导,但一定要尊重人格,不受辱骂。“如 果有人对我发脾气,我会立刻辞职。”蒋介石满口答应下来。陈立夫从此走上了 追随蒋介石从政的不归路,这第一个要求就不必履行了,以至陈立夫在晚年时直 觉得抱憾终生。对于第二点,蒋介石竟然放在了心里,在后来二十五年的相处中,他从来没对陈立夫发过脾气,甚至连拉嗓门大声喊都没有过,这点令陈立夫非 常庆幸。此后,他的工作就是为蒋会见外国人充当英语翻译,处理来往电文。为 了提高工作效率,陈立夫经过一段时间的琢磨,自创了“五笔检字法”,对文件 、电报进行归档和分类,这样,不仅减少了工作量,而且大大方便了检索。蒋介石知道后非常高兴,称赞他将科技知识应用于具体工作。他的精明强干,加上阅 历丰富,学识渊博,将其职权范围内的工作处理得井井有条,博得了同事的称赞 ,也让蒋介石轻松了许多。由于陈立夫的才干和对蒋介石的忠心,蒋介石对他格外信任,恩宠有加,不断地委以重任。陈立夫先后担任过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 、组织部长、国民党中常委、教育部长、社会部长、立法院副院长等。陈氏兄弟 在国民党内的活动,有时甚至达到“功高盖主”的地步。1935年,陈立夫操纵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选举,他的选票竟比蒋介石还多4票,引起了蒋介石的 不快。最后由陈立夫亲自给自己抹去5票才算完事。

  1928年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成立调查科时,蒋介石立刻想到了陈立夫,任命他担任了调查科的第一任科主任。

  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后来更名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 “中统”,与“军统“(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齐名,曾是国民党法西 斯独裁统治的象征。从1928年成立调查科到1949年“内政部调查局”在中国大陆 灭亡,“中统”存在了二十一个半年头。不论陈立夫是否兼任“中统”的行政领 导职务,“中统”实际上完全听命于陈立夫的指挥,成为陈立夫在国民党内具有 独特显赫地位的强有力的支柱,这当然与蒋介石对陈立夫的支持分不开。

  九一八事变后,在国家和民族处于被外敌灭亡的时候,陈立夫和其兄强烈主张抗 日,维护祖国的独立和统一,表示“余酒不进敌樽,梅花不受敌躏”,要求收复 失地,并为抗战作了一些工作。特别是在担任教育部长期间,为高校内迁,稳定教育界人心,以及改革教育作了一些有益的工作。

  从流放到回台定居 几十年来,陈氏兄弟对蒋介石忠贞不贰,采取一切方法维护蒋介石的个人独裁统 治。陈立夫在1933年出版《唯生论》一书,宣扬所谓的“唯生主义”哲学思想, 为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制造理论根据。1946年10月,为庆祝蒋介石的六十寿辰,陈 立夫发动中央政治大学同学会成员捐款1880.3万元法币,在南京洪武路上建造“ 介寿堂”。陈立夫当时是中央政治大学同学会副会长,他亲笔撰写了“介寿堂筹 建始末记”一文,勒石嵌入大礼堂前壁。

  1948年,随着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的节节败退,蒋介石为了向国人表示其所谓的民主,召开所谓“行宪”大会。1948年5月8日,“行宪”后第一届立法委员首次 在南京举行会议,孙科当选为立法院院长,陈立夫当选为副院长。

  但蒋介石与陈氏兄弟之间的亲密合作已在走向末路。蒋曾打算派蒋经国出任由中 央政治学校改组的国立政治大学教育长,CC系从中作梗,指使学生在中央政校贴 标语、游行示威,反对蒋经国担任教育长,使蒋经国未能顺利地任职,蒋介石心 里变得非常别扭。随着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政治上也处处被动,蒋介石对陈立夫的态度也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

  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发表“引退”声明,随后准备乘专机回奉化老家。陈立夫 驱车前往机场送行。

  谁知,蒋介石却立马把脸变得铁青,根本不理陈立夫。

  陈立夫不知何故,仍毕恭毕敬地说:“祝委座一路顺风,多多保重!” 蒋介石却厉声说:“你们不要表忠心了,我已经明白了,共产党没有打败我,打败我的是自家的国民党!” 陈立夫不由一怔,也不敢正视蒋介石一眼,更不敢说什么。

  蒋介石却用手指着陈立夫的鼻子说:“就是你们一班人。”并发誓,“从今以后 我再也不入中央党部的大门”。

  蒋介石认为,是二陈操纵党务,培植CC系统,使党内派系重叠,矛盾叠出;是二陈搞特务政治,激起天怒人怨,才导致了他的失败,坏了他的大事。不过,不久 后陈立夫到溪口去看望他,他又重新表示了与陈立夫的亲密关系。

  1949年12月,陈立夫飞往台湾。由于飞机超载,当飞到四川与湖北交界处时,又遇到寒流,飞机的两翼结了厚冰,直往下坠,于是飞行员只好折回成都。当飞机 快要降落时,陈立夫见到城市里灯火通明,怀疑是汉口,心急之下,从手提箱里 取出手枪,随时准备自杀。直到飞行员走出来解释说是回到了成都,陈立夫才知道是虚惊一场。第二天减轻重量后,才重新起飞赴台。

  蒋介石败退台湾后,处于内外交困的境地,国民党内追究失败责任的呼声很高, 蒋介石从培养蒋经国的原因出发,不得不抛出一些跟随自己多年的亲信为替罪羊,把权力转移给蒋经国。陈立夫表现得也非常的大度。有一次,陈立夫在日月潭 陪侍蒋介石检讨国是和党务,陈立夫对蒋介石说:“大陆失败是国民党历史上的一次大失败,这个失败要有人负责,所以果夫先生与我个人应当负有全责。建议 总裁在党的改造时,把我兄弟二人除去,由经国同志主持此事。” 1950年7月22日,国民党中常会通过了《中国国民党改造案》,8月5日,成立了“ 中国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以取代过去的中央党部和中央常务委员会,在“ 中央改造委员会”的16名委员中,有蒋经国、陈诚等人,而长期以来处于国民党中央决策中心的陈氏兄弟二人则双双出局。陈氏兄弟掌管二十二年之久的党务、 组织、特工、宣传大权,全部转到蒋经国手中,陈氏兄弟二人的国民党中常委之 职,随着“中央改造委员会”的成立而自动消失,陈果夫的中央财务委员会主任 一职也移交给俞鸿钧。

  初到台湾时,陈立夫还有一点雄心,想整理一下旧部,把CC队伍拉起来。然而,看看自己的队伍,陈立夫也心灰意冷了。CC系小的人物,有的已经逃亡海外,有 的留在了大陆,有的甚至作了共产党的政协委员。来到台湾的CC系人物,更是一 团乱麻,他们有的已生隐居之心,忙于找房子安排家属;有的刚从大陆逃出,惊 魂未定,甚至不想重操旧业了。看着改造委员会的名单,陈立夫对政治已然没有了兴趣。他已经想要远离政治漩涡,蒋介石看到他还年富力强,也希望他赶紧离 开台湾。

  陈立夫决心退隐出国。这时世界道德重整会议邀请他赴瑞士开会,他便趁机向蒋 介石提出:我受总统熏陶二十五年,但我很惭愧没什么表现,很感罪戾!我出国了,今后一切政治问题请勿再找我,我一向对此不感兴趣…… 离台前,他出席了“中国工程师协会”年会,与自己的部下告别。在与会员们见 面之际,他的老部下均声泪俱下,再三劝陈立夫不要离开台湾,并表示愿意与他 继续奋斗,再创一番事业。陈立夫体会到世态的炎凉,人间的冷暖。但决心已下,离开是不能犹豫的。这时,蒋介石派人送上5万美元,作为川资。临行前,陈立 夫夫妇前往蒋府辞行,蒋介石不在,宋美龄送给陈立夫一本《圣经》,并说:“ 你在政治上负过这么大的责任,现在一下子冷落下来,也许会感到难以适应。这 里有本《圣经》,你带到美国去念吧,会在心灵上得到不少慰藉。”陈立夫却指 着墙上挂着的蒋介石肖像,言语低沉地说:“夫人,谢谢你的好意。可你想过没有,那活着的上帝都不信任我,我还希望得到耶稣的信任吗?”宋美龄没想到陈 立夫会如此回答,一时间也感到无言以对。

  1950年8月4日上午8时,陈立夫偕夫人孙禄卿及一子一女,登机离开台湾。这天早晨,来机场为他们全家送行的有300多人,这些人中大部分是CC派同仁,也有亲戚朋友、台湾党政要员。陈立夫面对送行的人群,虽面带微笑,但心中却是愁肠百 转。除了机械地道“再见”外,什么也说不出口。其实,还有什么可以说的呢? 离开台湾后,陈立夫前往瑞士参加“世界道德重整会议”,会后转往美国。为了 维持生活,陈立夫在新泽西办了一个小型养鸡场,与其妻过起了清苦恬淡的田园 生活。陈果夫去世时,他没有得到台湾当局的允许,只能望洋默哀。甚至有一次陈立夫的父亲生病,也未能回台看望。直到1961年,91岁的陈其业病危,陈立夫才回到台岛。但丧事结束后,他又悄然离台。1965年3月,陈诚去世,蒋经国开始全面接班。翌年10月,蒋介石亲笔函邀他参加明年他的八十寿辰,并回台定居。

  陈立夫在国外已生活太久,儿女已基本自立,他数年漂泊,年事已高,早有落叶 归根之想,希望回到台湾。10月底,陈立夫再次回到台湾。在台期间,他与蒋介 石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感到,蒋介石这次真诚坦率多了,跟他上次回来态度大 不一样,几乎是推心置腹,无话不谈。由于蒋经国的地位此时已非常牢固,而陈立夫已经进入垂暮之年,构不成对小蒋的威胁,于是蒋介石再次邀请陈立夫回台 定居。过了蒋介石寿辰之后,陈立夫即刻返回美国。

  处理完各种事务后,陈立夫于1969年正式回台定居,结束了他长达二十年放逐流浪的生活。蒋经国亲自到机场迎接,并为他选择住宅,安顿下来。他担任了蒋介 石“总统府”的“资政”,但并不过问政事,他将主要精力放在了著述上。晚年蒋介石已经消解了对于二陈的恼怒,经常与他谈论一些重大问题,陈立夫则尽可 能参与讨论。蒋介石去世之时,陈立夫刚刚赶到灵柩旁,蒋经国竟然向着陈立夫 下跪并哭着说:“我已失去父亲矣,你是我唯一的哥哥,以后务请多多扶持。” 陈立夫马上扶起蒋经国,安慰他说:“这是我应该的,请节哀保重,以当大事。

  ”在蒋经国执政时期,陈立夫由于同他的特殊关系和国民党元老的身份,在蒋经国决定重大方针政策时,具有一定的政治影响力,蒋经国也对陈立夫有所倚重。

  夕阳无限好 先后在美国生活了二十多年的陈立夫,并没被“西化”掉,他始终坚持认为中国 文化现代化的出路在于民族文化的自我复兴。他担任了文化复兴会副会长,不辞 辛苦,踏踏实实做了很多工作,主要有:一是重振和弘扬中医药事业。陈立夫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守护者,也是中医药文 化的守护者。他认为,应从舆论入手,改变人们对中医药的偏见。他亲自写文章 、作演讲,宣传中医药的好处。他在《我对于中西医药的看法》的演讲中,公开提出,要为中医打抱不平,他说:“我支持中医的主要原因是看不入眼社会上不 平的事,尤其是借外人的势力来欺侮中国人,西医压迫中医,我是要‘打不平’ 的。”陈立夫认为中医衰落的原因有三:一是五四以来,把中医当作是封建文化加以反对,使中医的理论基础动摇;二是教育制度,西医由于外国教会介入而建 立学校,而中医却始终沿习师徒传授,使之后继无人;三是各级卫生行政部门, 多由西医霸占,使中医受排挤、歧视。他认为大陆方面做得好,所有卫生机构都是中西医并重,中医药列入劳保范围,中医院校遍及各省,中医、中药学研究成 绩斐然,就是“文化大革命”也没有把中医“革”去。陈立夫进一步指出,文化本身没有中西之分,古今之别,只要对人类有益、是科学的,都应该采纳并用。

  中医发汗采用桑叶、薄荷,西医发汗采用阿斯匹林,两者都适用,允许并存,而 不应用阿斯匹林打倒桑叶、薄荷,使乡间病人非走十多里路进城买西药不可。这叫“道并行不相悖”。西医有西医的长处,中医也有西医无可取代的优势,应该爱其所同,敬其所异。陈立夫的演讲由于持理公允,说理有据,又事关老百姓的 切身利益,所以深受公众欢迎,一时间引起轰动,为中医正名奠定了基础。

  1972年,陈立夫担任了“中国医药学院”董事长。他到任后,解散了原来的董事 会,选了5个中医、5个西医、5个对学院关心而非医生者,共15人组成董事会。院 长一职,由于一时无法找到兼中西医二者之长者担任,不得已,只好聘请著名教 育家郑通和先生担任。在陈立夫指导、郑通和具体领导下,“中国医药学院”发 展很快,他们从香港请来教授,自己编写教材,克服很多困难。开始,学院没有自己的教学医院。陈立夫亲自找到蒋经国,请予支持,蒋经国即专门拨出款项, 建起了教学医院,有病床800多张,成为台湾唯一的一所中西医合作的医院。学院也逐步具备了培养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的资格,每年毕业700多学生,深受社 会欢迎,为中医、中药事业的发展准备了人才。后来,陈立夫继续努力,在台湾确立了中医的法律地位,在台湾一些公、私立医院陆续设立中医部,台湾卫生署 对中医的态度也逐渐改变。

  二是翻译《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国科学技术史》是英国科学家李约瑟博士所 著,分7卷共12册,总计850万字,此书涵盖了中国古代的自然科技,并兼及中国 古代人文和社会科学。李约瑟以大量的史实证明,当西方还在黑暗中摸索时,中国的祖先已在数学、天文、地理、物理、化学、生物以及医学方面作出了相当大 的成绩。他认为没有中国先进的科技对西方的辐射和影响,也就没有16世纪近代 科学在欧洲的发展。在抗日战争期间,陈立夫任教育部长,在他的支持下,中外 科学家鼎力合作,中英联络处的研究工作进展十分顺利,李约瑟的足迹遍及大后方各主要研究机构、学术文化中心,收集了大量资料,并与中国工匠进行接触, 探讨一些器物的制造方法。这些,都为李约瑟写作《中国科学技术史》打下了坚 实的基础。正是由于陈立夫与李约瑟长期形成的这种非同寻常的友谊,所以当陈立夫提出翻译《中国科学技术史》巨著时,李约瑟即表示赞成,并致函说明:“ 翻译我这本书时,可以不必依其原本厚度,可拆开依照其分量分成几本。”陈立 夫要译《中国科学技术史》的消息传出后,得到各方大力支持,经济上得到著名 船王董浩云(董建华之父)、嘉新水泥公司张敏钰等企业的财力资助,董先拿出4万 美元、张则拿出1万美元。出版上得到台湾商务印书馆王云五的承诺。于是,陈立夫很快成立了编译委员会,由孙科任召集人,王云五为顾问,委员会下成立由陈 立夫为主译,刘拓为辅助的理事机构,遴选各方专家学者共策进行,这样,译事 工作全面启动。翻译《中国科学技术史》,这一工程十分浩大,蔚为大观,参与人数之多、涉猎范围之广,均为台湾过去所没有。到1986年,已译成并出版计14 册。与此同时,陈立夫又利用各种资料之便,编成了一套《中华科学技艺史丛书 》,计25册,涵盖我国所有科技如农业、水力、盐业、蚕业、工艺等,以补充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 一书的不足。

  三是阐扬儒学。陈立夫认为,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主流文化,“用之于身则身修,用之于家则家齐,用之于国则国治,用之于天下则天下平,像这样精致推 展的系统理论乃我国独有之宝贝”。他说:“我们中华民族之所以集合12亿人民 为一家,持续五千年光荣历史而不坠,并具有大刚中正之民族特性者,是因为我们祖先发明人类共生、共存、共进化之原理。此一原理自尧、舜、禹、汤、文、 武、周公相继不绝,及孔子集大成,以公、诚、仁、中、行立教形成道统。”这 就是儒学。陈立夫提出,要“重建儒学,再造国魂,发皇内圣之学,新开外王事功”,因为儒学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请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儒学应该流芳千古。为了更好地阐扬儒学,陈立夫担任了台湾孔孟学会理事长 的职务(蒋介石为荣誉理事长)。他到任后,为孔孟学会制定了两条工作方针:一 是向下扎根;二是向外发展。为了向下扎根,学会办了两个刊物,一是每月发行 的《孔孟月刊》,二是每年出版两次的《孔孟学报》。除此外,每月举办一次讲演会;在大中学中举行有关儒学的论文竞赛;在小学举行书写四书文句的比赛; 暑假中举办国学研究会,分教师班和学生班,每班各100多人,进行学习研究;在台湾各地促成建立孔庙并建立地方分会。为了向外发展,召开了孔孟国际学术讨 论会;在美国加州圣荷西市,协助当地建立文化公园,公园中建有孔子铜像、中 山纪念堂、中国式牌楼、梅花亭等;在德国、日本,协助当地建立孔庙;凡与台北市建立姊妹市的外国城市,由台北市政府赠送孔子像;促成美国、加拿大一些 城市举办祭孔大典等。 除进行以上工作外,陈立夫本人还亲自到台湾师范大学 为博士生讲《伦理学》课程,宣传儒家经典。他本人撰写了大量文章和专著,研究、阐释儒学的大义,如《伦理学》 《孟子之政治思想》 《孟子之道德伦理思 想》 《从根救起》 《中国文化概论》 《四书中的常理及故事》 《陈立夫儒家 研究言论集》《孔子何以被尊称为万世师表》 《孔子思想对世界之影响》 《易 学应用之研究》等。由于陈立夫在阐扬中国文化方面的努力和成绩,在他80岁生 辰时,蒋经国亲自为他颁发了中山文化奖,以表彰他弘扬文化之功。1982年,台湾当局又为他颁发了“国家文化奖”。

  四是倡导“以中国文化统一中国”,倡议国共第三次合作,反对“台独”。陈立夫在潜心研究学问的时候,并非完全钻进故纸堆,忘记了政治、忘记了自己的国 家。几十年的风风雨雨,陈立夫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反省自己的过去, 更着眼于未来。晚年的陈立夫十分关心中华民族的发展,他对海峡两岸的统一大业表现出极大的关心与兴趣。随着历史的发展和时代的前进,他希望祖国统一的 心情更加迫切。他对实现统一的思想基础、形式、进程、前景等方面都作了很深 的思考,并提出了一些很好的建议和主张,并为此大力呼吁、多方联络、积极行动,为促进台湾当局改善与大陆的关系,做了很多工作。1973年,陈立夫满怀热 情,写了一篇呼吁祖国统一的文章,限于当时海峡两岸的客观形势,在香港《中华月刊》发表时,用了辜君明(意即姑隐其名)的化名。在文中,陈立夫指出:“ 中国统一的真正实现,使世界知道中国人是不可欺的”,“要使中国成为文化大 国,为全人类所崇仰,帝国主义者无从破坏”。陈立夫已经认识到,要使中国强大起来,经济发展,文化发达,两岸必须统一。 同时,陈立夫还认为,中国的 统一必须靠中国人自己的努力。他说:“没有一个帝国主义者愿中国统一,要统一只能靠中国人自己的觉悟。在双方分裂对峙中,靠帝国主义在后撑腰,这些撑 腰是为中国吗?不,是为他们自己,这是很清楚的。”文章的结尾,陈立夫对祖国的统一充满了信心和希望,他说:“中国人无论在大陆或台湾以及海外各地, 势必额手称颂,化干戈为玉帛。” 1975年,陈立夫开始生出一种想法,他认为国共两党有过北伐时期和抗战时期合 作的先例,特别是抗战时期,国共两党从民族利益和国家前途出发,能够捐弃十年内战的血海深仇,在互相接触、谈判的基础上重新握手,进行合作;那么,在 海峡两岸隔绝了几十年后,为了国家的统一,国共两党也一定能够通过谈判而渡 尽劫波,再度合作的。基于这一想法,陈立夫以“总统府资政”的名义通过秘密 渠道向中共中央发出邀请毛泽东到台湾访问的信息。但当时中国大陆正进行“文 化大革命”,因此,陈立夫的这一信息没有引起任何反响。虽然如此,陈立夫希望国共两党进行和谈的心情依然十分迫切,他在没有得到中共回音的情况下,写 了《假如我是毛泽东》一文,在香港报纸上公开发表。他在文章中殷切欢迎毛泽 东或者周恩来到台湾访问,与蒋介石重开谈判之路,以造福国家和人民。他特别呼吁,希望毛泽东能“以大事小”,不计前嫌,效仿北伐和抗日国共合作的先例,握手一笑,开创再次合作的新局面。然而此时两岸的最高领导人都已病入膏肓 ,卧病在床。陈立夫的呼吁自然无法成为现实。

  怎样统一中国,以什么思想来统一中国呢?这是陈立夫经常思考的问题。1980年年底,他看了王思诚主编的《中国向何处去》一书的文稿,一时很多感慨,第二 年新春伊始,便为此书写一篇序言。在序言中,他写道:中国近百年来思想之演 变,由传统进入现代化之改革运动,始自洋务运动,中经戊戌变法、维新,而成于辛亥革命。每一运动虽各有其时代背景,而成败不一,唯其中心思想皆以中国 传统之仁政为原动力,以救国救民为目标。故前此数十年,虽以内忧外患,相继 不绝,政局未能稳定,人民生活困苦,而立国精神,尚未尽丧……余确认三民主 义统一中国有其必然性,犹表之与影,若呼之与响,无可置疑,惟视国人努力何 如耳。这里,陈立夫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爱国主义精神对于维系祖国统一的强大作用,这无疑是正确的,但他将这种思想发展最后归结到三民主义,又明 显表现出他的历史局限性。陈立夫在正确与错误的十字路口上下求索,希望找出 一条统一祖国的正确道路。随着形势的不断发展变化,陈立夫的思想也在不断变化。

  1988年7月14日,陈立夫在国民党第十三届中央评议委员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联合蒋纬国、赵耀东等30多名国民党元老(“中央评议委员”),提出了“以中国文 化统一中国,建立共信;以投资共同实行国父实业计划,建立共信;并以争取大陆民心,以利和平统一案”。在这个提案中,陈立夫等人明确指出:“中国之统一为海峡两岸及海外全体同胞之共同愿望,故仅为时间问题”,同时还强调,中 国的统一“必须由中国人以自力达成之,非第三者所愿或所能助成者”。怎样实 现祖国统一呢?陈立夫等人认为:“谋求统一,必行建立共信,有了共信,互信 乃生。互信生,自会团结统一”,在这些方面,共信是最重要的。因为“中华文 化为建立共信的最佳条件”,所以陈立夫等人明确提出以中国文化作为实现祖国统一的思想基础。关于实现祖国统一的进程,陈立夫等人认为,有了共信,才有 互信,然后以台湾的科技潜力,与大陆的人力、物力资源,合为互助的基础,“ 共同成立国家实业计划推进委员会”,以开展两岸经济的合作,进而在合作的过程中消除双方的敌对行为,在此基础上,通过“政治整合之协商”,实现两岸经济、政治等的全面合作。为了建立互信,陈立夫等人主张“惟若统一有望,有限 度的接触,为不可避免”。

  陈立夫等人的提案尽管在某些方面还有些不适宜的提法,但是主张祖国和平统一 ,提倡两岸对话协商,互信合作,并有一些具体的设想,这是顺应两岸人民强烈要求和平统一、振兴中华的历史潮流的。同时,陈立夫首次肯定国共两党可以通 过中华文化的认同,达到经济合作互惠,消除敌对情绪,建立互信,然后在此基 础上实现统一大业,这是颇有见地的。陈立夫等人的提案公布后,立即在海峡两岸和海外侨胞中引起了强烈反响。中国共产党对这一提案表示赞赏,《人民日报 》发表评论员文章,认为陈立夫等人的提案“顺应两岸人民强烈要求和平统一、振兴中华的历史潮流”,“这种谋求祖国统一的积极态度,令人感佩”。

  该文还 明确指出:“中华民族文化具有巨大的凝聚力,是海峡两岸建立共信和互信的一个重要基础。中华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几千年来维系着民族的团结和国家的统 一,使中华民族历经劫难而不灭,是所有中国人的根。”这就肯定了陈立夫等人关于统一祖国的思想基础的提法,认为该提案如能付诸实施,“必将对两岸关系 的发展和祖国和平统一事业产生积极影响”。世界各地的华人和侨胞也对这一提 案表示肯定,他们纷纷撰文表明自己的看法。这些,使陈立夫深受鼓舞。此后, 他在各种场合多次发表谈话,表明自己对祖国统一的迫切心情。1988年8月,陈立 夫向台湾《中国时报》记者表示:希望在有生之年看到中国的统一。8月20日,陈 立夫会见台湾“中国统一联盟”代表时说:“现在海峡两岸若透过合作而达到中国统一,中国必将在世界上壮大起来,发挥无比的影响力。”在另一次接受台湾 《联合导报》杂志社记者访问时,陈立夫表示:假如中国大陆的邓小平请他去谈一谈“如何以中国文化来统一中国”的话,他一定去,但又说,台湾的“三不政 策”使他出不去。陈立夫的提案及一系列谈话,对国民党长期坚持的“三不”政 策是一个有力的冲击,国民党当局既对他不满,但又无可奈何,最后武断地否决了他们的提案。

  这对陈立夫无疑是个沉重的打击,他一下子陷入迷茫之中。他不 理解台湾当局为什么如此顽固,他在回忆录中深为惋惜地说:“我与赵耀东同志 ,连同中央评议委员32人,提案以中国文化建立两岸之共信,并以美金100亿元与 中共共同开始建设国父实业计划之一部分,藉以建立互信,进而达致两岸之和平 统一,此案通过中央评议会议,此一构想有胜于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之号召,中共方面有赵紫阳之反应赞成,但吾政府方面,似怕中共之乏诚意,未有进行”,尽 管“海内外各方对之反应虽佳,此案仍不免胎死腹中,殊为可惜”。中国文化统 一论的提出,以及陈立夫诸多有关统一的言论,奠定了他在海峡两岸关系上的特 殊地位,台湾媒体尊之为“促进两岸交流与和平”的“基磐”,他还当选为“海 峡两岸和平统一促进会”的名誉会长。

  1994年,陈立夫向大陆海协会会长汪道涵 赠送一幅墨宝,书云:“求统一不谈小节,为和平先天至诚”,表达了他渴求祖 国统一的心情。李登辉上台后,鼓吹“台独”,对要求统一的台湾爱国人士进行 打压,不仅不尊重陈立夫等人有关统一的设想和建议,连陈立夫的“总统府资政 ”的头衔也给拿掉,对此,陈立夫既感到愤懑,又感到忧虑。1999年4月,《财讯 》杂志采访陈立夫时提起此事。陈立夫说:“曾经有人帮我问过李总统,为什么 不让陈立夫做资政了?他说,因为我常常在美国。其实我没有,我去美国不超过 三个月,每次都请假,回来也会销假。”原因是什么呢?陈立夫说:“他有时候 要搞‘台独’。”对李登辉上台后的言行,陈立夫十分不满,他说,蒋经国逝世后,推李登辉代之,“及国大召开,一部分代表有不同意见,拟另推他人,乃有 八大元老出面斡旋之举,不料事后老国代被迫退休,二届国代,另行产生,并主修宪,‘台独’嚣张……”当记者问如何看两岸统一问题时,他信心十足地说: “现在是中国发展的最好时刻,美、苏两强都有困难,只要两岸把真话讲出来, 统一蛮容易”,“我相信不要多少年,中国会世界第一”。

  对于台独,陈立夫坚决反对,他接受大陆学者陈秀惠访问时说:“在自己漫长一生中,从小时候起就知道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要说有什么问题,也就是谁代表 中国的正统之争。 如果台湾有人宣布世界上有两个中国,我想事情一定会变得 相当严重,不但我们的文化生命会立刻紧张起来,整个民族生命也会立刻紧张起来,一定会国无宁日。” 生命尾声与后代 陈立夫虽然年事逐年增高,但身体硬朗,犹如年轻人一样。过去,他在国民党中如日中天,红得发紫;后来客居美国,成为养鸡的老农,如此的落差,他泰然处 之,虽有不平,虽有忧虑,但很快能消除,积极入世,乐观依旧。他强调,遇到 困难,要有信心去克服;遇到挫折和委屈,尽量保持不生气。以平常心去待人、处事、接物。其次,陈立夫平时很注意养生之道,生活极其规律。他根据自己多 年的生活经验,总结出一套养生法,即:养生在动,养心在静。具体说就是:饮 食有节,起居有时;物熟始食,水沸始饮;多食果菜,少食肉类;头部宜冷,足部亦热;知足常乐,无求乃安。正因为如此,陈立夫能跨越三个世纪,横亘两个 千年,活到百岁以上。

  陈立夫回台湾后,虽没有担任政治职务,但蒋介石对他的社会活动、学术活动予 以大力支持,使得陈立夫在文化研究方面如鱼得水,心情十分愉快。1988年1月1 3日,蒋经国过早去世,陈立夫扼腕叹息之际,开始对时局忧虑。果然,李登辉上台后,实行分裂国家的政策,而且在政治上打压陈立夫等爱国人士,陈立夫的活 动空间被大大缩小。一向乐观的陈立夫在晚年却开始蒙上忧虑的阴影。

  1992年9月29日,陈立夫的夫人孙禄卿去世,享年93岁。夫人的逝世对陈立夫是个 重大打击。

  但陈立夫毕竟是陈立夫,政治压力,丧失亲友的悲痛,都不能压垮这位刚强的老 人,他依旧豁达大度,依然精神饱满,依然乐观微笑着干他自己的工作,进行自己的生活。

  1993年夏天,陈泽安应邀来大陆讲学,想让陈立夫与他一起去,陈立夫没有同意。临行时,陈立夫要求泽安到老家看看,并让他多拍一些大陆和家乡的照片。陈 泽安走后,陈立夫常常一个人沉思良久,一言不发。陈泽安回来之后,陈立夫赶 紧看儿子带回来的照片,一边听着泽安的讲述,情绪激动了好几天。他把照片分类装入相册,一有空闲时间,就一张张仔细地翻看,有时候还要问问陈泽安一些 情况。

  1999年9月6日,是陈立夫的百岁寿辰,台湾各界在台北园山大饭店为陈立夫举办寿庆,连战、宋楚瑜等党政要人都前往祝贺。陈立夫西装革履,端坐轮椅上与宾 客见面,他满面笑客,拱手向来宾表示谢意,他的答礼是刚刚出版的著作《我怎 么会活到一百岁》。整个庆祝期间,岛内举行了各种活动,如台湾书画名家的《百家书画联展》 《陈立夫百年华诞墨宝展》、台湾政治大学校友会庆祝陈立夫百 岁寿宴、“立夫综合医疗大楼”落成剪彩、“立夫先生会客室网页”的开通等,可谓盛极一时,也反映出民众对他的尊敬与热爱。

  陈立夫身体状况一直不错,但毕竟年事已高,稍微有风吹草动,都会影响到他的 健康。2000年秋风萧瑟的10月,陈立夫偶感风寒,引起肺炎,住进医院后又并发 心肌梗塞,院方于11月为其做了心导管手术,病情稍有好转,陈立夫以为无碍大 事,一定会像过去多少次与死神打交道一样,逢凶化吉,化险为夷。但过了不几天,又因肺部积水而使病情急转直下,医院已向家属发出病危通知。为了抢救病 人,院方于12月再次为陈立夫进行心导管手术,但这次手术后发生伤口有霉菌感染,而且逐步扩散。医院再次发出病危通知,家人也签立了放弃急救书面同意书 ,坐以待毙了。陈立夫以百岁高龄进行两次心导管手术已属奇迹,现在伤口又遭 霉菌感染,生命面临巨大威胁,但他生存的意志十分顽强,他仍面带微笑,安慰家人和亲友,说他没问题,还会重新看书、写文章、参加社会活动。病魔带着陈 立夫的生命一步步加速走向死亡,但他的生命之火却如此倔强地向上燃烧,终于 ,又坚持了两个多月,度过了最后一个春节,最后一次体验了世上融融亲情,享受了人间无尽的欢乐。2001年2月8日,即蛇年元宵节后的第二天下午8时50分,陈 立夫因年事过高,多器官衰竭,在台中逝世,走完了他漫长而传奇的一生,享年 102岁,积闰105岁。2月15日,在台北市立第一殡仪馆景行厅举行陈立夫先生的公 祭仪式。台湾国民党主席连战主祭,“总统”陈水扁,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前“ 行政院长”李焕、郝柏村、肖万长,“立法院长”王金平,“考试院长”许水德 ,“监察院长”钱复,“行政院长”张俊雄,新党大老王建煊,以及“中央日报 ”董事长兼社长等参加致祭哀悼,场面气氛肃穆,备极哀荣。公祭后,陈立夫被安葬于台北郊外观音山陈家墓地,这里安葬着他的父亲陈其业、长兄陈果夫、夫 人孙禄卿等亲人。

  陈立夫回归自然,与亲人长眠地下,倾听树啸鸟语,迎送云来雾往,似乎满足了 他的愿望。

  但陈立夫更喜爱他的家乡,他生前就希望祖国统一后,将亲人的遗骨运往家乡安 葬。他曾明确表示:“内子葬观音山是暂时的,一旦水路交通恢复,即拟运回湖 州与祖坟安葬在一起。”而他自己也想永远倚偎在秀丽的莫干山边,浩瀚的太湖水旁,而这个愿望没能实现,他只能静静地躺在观音山,任浅浅的一湾海峡将他 隔在天之一隅,水之一方。2001年2月8日,新华社发布新闻:“陈立夫先生今晚在台中病逝,享年101岁。” 1990年代以来,客逝台湾的陈其业、陈其美夫人及其儿子惠夫、陈其采夫妇、陈 果夫夫妇、沈积夫(沈百先之父)、沈百先的遗骨,已先后归葬在家乡湖州灵安公 墓,乡情故土,叶落归根。每年都有“泽”字辈及其后代人回来扫墓,还有一些 晚辈在湖州购买住房,作为他们省亲居留之所,亲情乡恋,缠绵不断。

  陈立夫与夫人孙禄卿是吴兴同乡。他们是中国传统的指腹为婚,孙禄卿比陈立夫 大两个月,13岁时两人正式订婚。订婚之后,陈立夫和孙禄卿两人曾在亲戚家里 见过几次面,但从未说过话,因为当时人们的思想观念还比较保守。孙禄卿从吴兴女师毕业后,进入刘海粟为校长的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学习国画,成为一个小 有名气的画家。1963年,孙氏的一幅水彩画在纽约国际美术家展览会上获一等奖。他们原定在1926年7月5日结婚,但这一天恰好是北伐军出师的日子,只好推迟 。12月9日,陈立夫与孙禄卿在上海租界举行婚礼。孙禄卿与陈立夫相伴大半个世纪,相濡以沫。孙禄卿喜欢的东西,陈立夫尽量苟同,没有办法苟同的也没关系 。陈立夫说:“丈夫要求妻子和他一样,这是人间最大的自私。”陈立夫和孙禄 卿育有三子一女四个孩子。1928年,他们的大儿子出世,取名为泽安,后过继给陈果夫;二儿子取名为泽宁,第三个孩子是女儿泽容,第四个孩子是个男孩,名 叫泽宠。那时候,陈立夫发明了五笔检字法,即点、画、直、撇、曲。陈立夫按 照这些笔画,分别为他的子女取了乳名,老大叫“点儿”,老二叫“画儿”,老 三叫“直儿”,老四叫“羽儿”。这老四本来应该叫“撇儿”,只是由于不顺口 才把撇和曲合在一起,这样便成了“羽儿”。“羽儿”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 “羽儿”出生的那天,日本的飞机正在轰炸重庆,那一天恰好是三国时期大将关 羽的诞生日。陈立夫夫妇打算生育五个孩子,老三“直儿”之后,夫人又怀孕了 。这时期,陈立夫因公事去了欧洲,孙禄卿没有告诉陈立夫,就堕胎了。他们的孙辈有12人,包括陈泽安的四个孩子,分别在金融机构、医疗工程机构和高校任 职。

  陈泽宁毕业于台湾大学,后来又在麻省理工学院研究机械工程专业,获得博士学 位,在美国的英格沙兰德总公司工作。妻子陈掬英毕业于加拿大奥托尔大学,获得硕士学位之后,做计算机方面的工作。他们的大儿子陈绍文,在MIT学习机械工 程,获得学士学位。二儿子陈绍彬毕业于哈佛大学,三儿子陈绍杰在斯坦福大学毕业。

  陈泽容是学美术专业的,获得美术学士学位后,从事会计计算机工作,曾任职于 鲁洲大学图书馆。她丈夫俞润身,俞鸿钧的侄子,宾州大学化学专业的博士,后来又获得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在波登公司担任研究部的主任,曾应上海化工厂之 邀来沪讲学。他们有三个子女,大儿子俞国平毕业于波斯顿大学,获得博士学位 ,女儿俞小容,毕业于波斯顿的一所音乐学院,获学士学位。小儿子俞季平获得法学博士以后,在新泽西州任律师工作。

  陈泽宠毕业于美国普渡大学,获得航空工程学士学位,又获得工业艺术和工商管 理硕士学位。之后,他在台湾做进出口贸易方面的生意,并担任立夫医药研究文教基金会董事长。2005年7月底,他与家人到大陆考察旅游,因身体不适就医检查,发现肝脏有肿瘤,到北京中日友好医院切除肝肿瘤,不料手术失败,经紧急换 肝仍回天乏术,9月21日辞世。妻子林颖曾,毕业于西班牙马德里大学,获得文学 硕士学位,是台湾“外交部”专员、科长,现任财团法人立夫医药研究文教基金 会董事长兼执行长,这个基金会致力于两岸的医药交流和文化教育交流,与北京中医药大学、南京中医药大学都已展开交流合作。她生有陈绍诚和陈绍仁两个儿 子。兄弟俩在台湾念完高中后到父亲的母校普渡大学学习工商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