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后几个小时可以开车:抗战建国：蒋介石整军，毛泽东坐等，马歇尔调处

抗战建国：蒋介石整军，毛泽东坐等，马歇尔调处_dr.bear的博客_凤凰博报 （转载）
发表于 2009-04-14 01:02:31 类别：捧糊涂读史

1942年7月7日“龙鹰握手”美国支持“抗战建国”首日封局部

1942年7月7日“龙鹰握手”美国支持“抗战建国”首日封
前言：“抗战建国”四个字，及其平常，也及不普通。这与我们国内宣传多年且深入人心的“抗战救国”或“抗日救国”有一字之差。在“建”与“救”之间，隐藏着当时美国乃至国际社会，对当时“中国”的普遍态度。这就是说，1942年以前甚至1942以后的一段时间，中国仍被看作“军阀”“内战”时期，美国当时只是由于国际反法西斯同盟的需要，支持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在“民族，民权，民生”的基础上，团结中国一切力量“抗战建国”罢了。由此，怎样看待当时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既有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又有以汪经卫的为首的伪国民党政府及大大小小十个以上的“地方割据”势力、既有苏联支持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又有日本支持下的伪满州国等。也就明白无误，抗战的问题是解决了，然中国不是还没统一吗？或许还不涉及美国粗暴干涉“中国”内政，继续支持蒋介石打“内战”及至今保留与台湾关系法及军援等。
最近，台湾各界围绕蒋介石评价纷争不断。可能是蒋逝世34周年日子已至，也可能是陈水扁主政时被强行改为“台湾民主纪念馆”的“中正纪念堂”不久将恢复，还可能是大陆游客很想追踪蒋居台后生活，而这些在蓝绿族群间一向都有歧见。马英九可能是为了防止矛盾和化解冲突，发表了“客观评价蒋介石”的讲话。笔者没有看到讲话原文，但根据媒体报道，大概是“如实多元”、“功过并陈”，以还原真貌。对此，笔者深有同感，认为对这样的历史人物，应以务实的历史观来看待。如，“抗日战争”中国为何开战十年后才向日本宣战？1945至1949年的国共内战，国军比共军多1倍多、且训练更好、装备更佳，却在四年内战中兵败如山倒，军力崩溃，退守台湾？本文现根据国防部史政编译局、美国解密档案及蒋介石日记和当年的报刊等，从“纯”军事整编的角度来分析内战及蒋军兵败的原因。
一、国民党内哄与新军阀混战
国民党失掉大陆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党争严重，在军事方面更因此而爆发了几次大混战。
1927国民党军队打败北洋军阀后，自己变成为新军阀和北洋军阀并无分别。蒋介石为巩固其领导地位，1928年7月11日接受杨永泰的“削藩”建议，8月初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缩编方案。宗旨为“破除军人拥兵据地之恶习，树立全国建设之始基，使国家军队真正党化，完全为人民之武力。”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国民党四大军事集团都希望藉编遣方案扩大实力，削弱异己，结果矛盾恶化。次年3月蒋介石和李宗仁便为争夺两湖而爆发大战。蒋介石凭美英和江浙财阀的支持，重金收买，分化瓦解，从而获得最后胜利。冯玉祥与蒋介石豫西之战，中原大战，蒋介石部队屡受冯部重挫，后因张学良支持，获得最后胜利。国民党新军阀内战规模远较五次剿共战争激烈，显示国民党内反蒋势力庞大，足以威胁蒋的地位。故蒋把国民党军队分为嫡系的中央军与非嫡系的杂牌军，嫡系部队获蒋特别照顾，武器、弹药、被服、粮饷各方面都得到无限制的补充，杂牌军的军需粮饷则常被克扣。并驱遣收编的杂牌军往剿共、抗日，俟其伤亡殆尽后乘机裁撤其番号，或将余部遣散、改编归并其它部队。
日本全面侵略中国，国民党新军阀暂停内斗，推戴蒋介石为领袖，团结抗战。但蒋介石并没改变其对杂牌部队的敌视态度，不断找机会消灭杂牌部队，杂牌部队遂小心谨慎，力图自保。1944年12月底，国民党陆军兵额约600万，到1945年底，缩编为89个军，两个骑兵军，253个步兵师，共约400万。其中约有百多师，杂牌军仍有200多万。
许多论说蒋介石兵败大陆的观点，都着眼于国共斗争，忽略了蒋介石除了中共之外，还有其它心腹之患。即，统一国民党军事力量之战，蒋计划先清除国民党内的异己，才调转枪头对付中共。抗战胜利前夕，中共和杂牌部队问题重新成为缠绕蒋介石心头的两件大事。况，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国民党军事集团，对蒋的威胁不下于中共。如，蒋介石与史迪威矛盾恶化时，美国曾考虑找龙云或李济深取代蒋的地位。蒋明白到杂牌军在一场外国力量支持的政变，便可以轻易推翻他；而中共领导武装革命来推翻他，非血战数年不可，且成败尚是未知之数。
日本投降时，当时中共问题已不单纯是国内的事，而是美苏关注的国际问题。蒋与中共重庆谈判是有双重目的，若毛泽东不来，就可以宣传是共产党拒绝和平谈判，把内战的责任推到共产党身上；如果来了，就可以用“和平谈判”来麻痹共产党和杂牌部队，在和平气氛之下，整编不了共军，也可以整编杂牌军。如，蒋利用重庆谈判，先把龙云主力部队调往越南受降，再密令杜聿明在10月2日围攻昆明，随即撤去龙云的云南省主席职位。另一方面，蒋又派高树勋前往刘伯承的解放区受降，图借刀杀人遂使高树勋在10月30日率部起义，投了共军。这都是日本投降后不到两个月的事。
二、军队国家化与军队整编
抗战胜利，当时舆论都主张大量裁军，节省军费，以舒民困。但国共双方便因受降问题爆发冲突，内战更有蔓延全国之势。美国总统杜鲁门担忧中国内战全面爆发，将会导致美苏分别支持一方，而恶化成为第三次世界大战，于是延续1942年孙中山和林肯的“龙鹰握手”支持“抗战建国”的方针，派遣马歇尔来华调处，共商“建国”。
1945年12月20日马歇尔抵达中国，先后拜访蒋介石和周恩来，奔走调处。1946年1月5日中共代表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叶剑英与国民政府代表张群、王世杰、邵力子商谈拟定《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议》。协议内容三项，除同意停止国内各地一切军事冲突外，并规定国共各派代表一人，会同马歇尔组成一个小组，后定名为三人会议，负责商定停止国共冲突、恢复交通、接受日伪投降和遣送日俘等办法。
1月10日达成协议，国共双方立即向所属部队颁布。双方部队虽暂时停战，仍处敌对状态。结束内争，与国民党开放政权、结束一党专政有密切关系。早于1945年12月18日，周恩来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提出了“停止内战、军队国家化、政治民主化”的主张，指出这种希望是符合人民的要求的。周恩来的主张，得到了各政党和社会人士的响应。1月31日政治协商会议通过政府组织案、国民大会案、和平建国纲领、军事问题案、宪法草案等五项议案。和平建国纲领和军事问题案均强调了“军队属于国家”这一原则，希望透过军队国家化和政治民主化的途径能使中国和平统一。
马歇尔根据政协通过的议案，草拟了《关于军队整编及统编中共部队为国军之基本方案》（以下简称为《整军方案》），提交由他和周恩来、张治中组成的军事三人小组会议讨论，逐条通过。2月25日下午4时在重庆中山四路尧卢国府参军处主任办公厅举行签字典礼，国民政府代表张治中、中共代表周恩来、顾问马歇尔先到楼上会议室，在《整军方案》的英文本签字。随后到楼下大厅正式举行中文本签字仪式。
马歇尔把美国党政分开、军政分离的理想引入中国。他不断向国共双方谈判代表传达一个讯息：“我们美国最反对党政不分，军人干政。”中国应该遵循西方传统，建立一支国家的、不干预政治的军队；用以作为一支民主的军队，而不是争权的工具，更不应成为独裁者的武器。
舆论对《整军方案》表示赞许，香港华商报社论认为这方案是：军队国家化之一大成功，同时是和平统一，民主建国之一大保障。这方案之最大意义之一是保障政治不受军队干涉；其次是保障军队不为一人一系一党所利用；最后就是尽量减轻国家对于军费之负担，使有余力以从事于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等建设。这都是符合国情，满足人民的愿望的。为甚么整军会成为蒋介石军事力量崩溃的其中一个原因呢？
1946年1月25日，张治中把马歇尔提出的整军草案交给蒋介石，其中最关重要的三点，内容如下：
1、中国陆军应编成野战部队及后勤部队。野战部队应包括由三个师组成之各军，再加不超过总兵力百分之二十之直属部队。各军军长应经由军事委员会报告于最高统帅。至各条款所定复员时期结束之时，作战部队应有二十个军，包括六十个师；每师人数不超过一万四千人。六十个师中二十个师应由共产党领导。
2、中国空军应编于一个司令官之下，经过军事委员报告于最高统帅。空军将接受来自共产党领导部队之官兵，使受飞行、机械及行政之训练，其比率至少占实力百分之三十。
3、中国海军应编于一个司令官之下，经过军事委员报告于最高统帅。中国海军将接受来自共产党领导部队之官兵，其比率至少占实力百分之三十。
这等于说，改编之后，准予中共陆军和国民党陆军成一与二之比。而海、空军是中共当时所没有的，中共也从未提过这种要求，现突然取得了百分之三十的兵力，当然为蒋介石所料想不到的。此外草案主张甘、陕、宁、绥、晋、豫各省民团皆由国共各派二人共同处理，蒋介石认为过份偏袒中共，十分愤慨。到《整军方案》获致协议，正式签订公布，蒋介石再详细研究条文，认为不妥之处甚多，大骂张治中误事。蒋说：“整编时期定为一年半，乃全照共党之意见而定，又华北五省，政府只可驻七个军，而中共反可驻四个军，初尚以为只限于冀鲁两省，殊不料其所谈者系指华北五省也，甚矣！文白之足以误事也。”
然，政协已开，政府五项议案已通过，《整军方案》已签。于是，蒋也只有先选择对他有利的部份先行予以实施了。
三、国民政府整军概况
《整军方案》签署后，国民政府迅速进行整编复员，拟定保留军队的表册，和最初两个月部队复员的次序，并将表册送达军事小组。为有效率地进行整编，编制了《三十五年度国军部队整编实施方案》，计划将现有步兵89个军，239个师（青年军三个军八个师在内，中共部队除外。）骑兵2个军，13个师，在1946年3月起至明年2月止，整编为步兵30个军共90个师，编余官兵，分别退伍或转业。
整编的第一个步骤是各军一律缩编为师，裁减三分之一；各师选留二团，裁减一团，缩编为旅。把原三师九团之军，缩编为三旅六团之师；原二师六团之军，缩为二旅四团之师，各独立师一律缩为二团制之独立旅。分三期进行，每期约二个月。第一期自3月开始，至4月底完成，整编陇海沿线及西北部队（新疆河西除外），共27个军，66个师。第二期自5月开始，至6月底完成，整编长江流域及其以南部队，共32个军92个师。第三期由7月开始，至8月底完成，整编东北、华北及新疆部队，共25个军，67个师、2个旅。
第二个步骤照军事三人小组所签订的《整军方案》实施，各步兵师均须按照正式编制，整编为90个步兵师，每师两旅四团约14000人，每军部及直属部队约1400人。预定整编第一个月（即1946年3月）为准备时间，第二至第十一共十个月，每月各编成九个师，第十二个月为检讨时间。其整编方法如下：
1、美械部队之新1军及新6军两个军，每军整编为二师。新6军之第207师改为预备军官训练机构，另由他军拨一师加入整编。其余11个军，除每军已缩编为三旅六团制之师，再按二旅四团之正式编制整编为师外，其余之一旅则抽出与其它美械师剩余之一旅合编为师，共计美械部队13个军，整编为20个师。
2、国械部队原为二旅四团者，即照正式编制编师；原为三旅六团者，须裁编一个旅。
3、第22、67、82等三个军改师后，所保留之一旅，即拨改为地方保安团队。将其应改之第22、67、82等三个师番号拨给美械部队，分编成立。
编余军官送到军官总队接受转业训练者共161,660名，士兵第一、二两期共受转业训练者53，125名，士兵经各部队送补给区与供应局者共有32,091名，由各机关直接送复员站者有4716名，到复员站遣送回家者有2787名。1946年7月，国民政府已将54个军整编成师，复员军官达144,608人，其余36个军因正在战斗中，无法整编。另外国民政府原有游击部队203个单位，官兵72万余人，自新部队（即伪军）51个单位，约60余万人，均被编遣完毕。总计已复员之军官约14万人，士兵约200余万人，整编后之军力仅余180万人，为抗战末期（1945年底）的四分之一。
根据《三十五年度国军部队整编实施方案》，三个时期共整编84个军，蒋介石嫡系部队占34个军，其它50个军为杂牌军。从数字表面看，国民党各派系军队均被整编。
四、蒋介石整军复员的真相
中国八年抗战中，征发兵员1664万人，伤亡官兵320万人，支出军费共法币14643亿元，国家元气大伤。经历多年战乱，军队复员还乡，减轻人民负担和国家财政的重荷，重建经济，是符合国情需要和人民愿望的。因此国民党隆而重之地进行整军复员，宣称把军队整编为90个师和骑兵10个旅，将数百万编余的官兵“转移到平时的社会各职业部门去”。许多冠冕堂皇的复员条例和整编计划，后来也为国民党史提供了一个解释他们失掉大陆的借口──他们遵守整军协议，削弱了兵力；中共却没有遵守协议，反而大事扩军，兵力此消彼长，所以战败。把国民党战败的原因归究整军，从而推掉蒋介石兵败的责任。
这里值得思考的是：整军复员对蒋而言，实际上包含整军和复员两个意思。整军是对自己的嫡系部队而言，把部队整编合并，汰弱留强，补足实额，装备美式化，加强战斗力。复员是对非嫡系部队而言，总兵力硬裁三分之二后，没收剩余的军械，然后调往内战前线，与中共部队互相残杀，使之两败俱伤。
蒋介石扩充军力的方式分直接和间接两种，直接方式有两个方法：
第一、加强“党化”的教育训练。国民党对复员军官与士兵进行党化训练的方式，约略分为三类：（1）编余军官方面，以中央训练团为总机构，举办各种训练班，分别在四川、贵州、江西、湖南、湖北、广东、广西、浙江、安徽、河南、陕西、云南、江苏、河北、山东、新疆分设二十个军官总队和七个直属大队，集中训练20万编余军官。（2）青年军方面，在每师组成一个干部教导队，训练留下士兵。（3）青年学生方面，实行高中学生集训，教授军事技术，培养国民党干部。
第二、选拔干部、秘密扩军。蒋介石派军训、军令、军政、政治四部部长和铨叙厅长为委员组织“优秀军官考选委员会”，负责培训“中央军校各正期毕业，受两年以上之养成教育，且须有毕业证书及登记证书”的嫡系军官。这办法确保部队军官全是“正途”出身，绝对向他效忠。兵源方面放弃有战斗经验的杂牌部队，宁愿在广州、贵州、成都和西安等各地硬拉壮丁入伍，每日训练三小时，成为预备兵，随时调动。战车部队原有6个团，后扩充至23个团4个独立营。
蒋介石在军队大量复员的同时，另辟途径，直接扩充军队。这个途径就是收编伪军。日本投降的时候，蒋介石嫡系部队远在西南省份，若伪军与日军同时放下武器向邻近的杂牌部队和中共部队投降，则日伪的军事物资和占领地区立即落入杂牌部队和中共部队手里。为了与中共和杂牌部队争夺受降果实，蒋介石不但不可能解散伪军，反而必须借用他们坚守原处，保护交通战略要地，直至他的部队来到接收。国民党收编加委的伪军共有68股之多，50万人之众。重庆谈判时，中共主张“严惩汉奸、解散伪军”，经国民党代表同意，写进了《国共会谈纪要》，政治协商会议和整军方案均通过迅速解散伪军的规定。但国民党不但没有实行，反而因为伪军言听计从，全心全意与中共为敌，便千方百计的保存伪军，利用伪军作为内战的急先锋，派他们进攻解放区，以带罪立功。
复员方面蒋派陈诚负责，确实执行《整军方案》，大量裁减杂牌部队。1946年陈诚在重庆召开军事会议，会中就整编杂牌军问题展开激烈争辩。有人主张：杂牌军应整编纳入中央军系统，认为这些人手上有枪，如不给予适当安排，将遗祸无穷。陈诚认为杂牌部队太多，如一一将之编入中央军，补给及职务的安排都有困难。又说：这批人是害群之马，我们固然不要，共党要了亦倒霉。当时不少人都不知道蒋介石仍视杂牌部队为心腹之患，对蒋在国共内战的时候仍然坚持整军大惑不解。不知道蒋是借用《整军方案》来裁减杂牌部队，以统一国军，清除党内的异己；同时显示他在积极裁军，向美国和中国同胞表示他爱好和平的策略。
五、军队整编与蒋军事力量崩溃的关系
复员还乡是久战之后军人应有的共同愿望，众将士应该高兴才是，为何反生怨恨？事情的关键在于国民政府没有妥善安排退伍军人的出路，被裁汰的士兵立即失业，成为难兵。
军事三人小组会议曾讨论军人的复员就业问题，整军方案计划在一年之内把200余万将士复员，平均约每天7000人。这个复员速度比美国为慢，当时美国人民和舆论要求迅速复员，杜鲁门总统顺应民情，宣布到1946年1月，每天的复员人数将在25,000人以上。并指示帮助中国为退伍军人提供120万所房屋。马歇尔向国共代表介绍美国安置编余人员的方法，是转移其到工业去。国民政府代表郭汝瑰表示中国安排复员十分困难。因为中国工商业落后，士兵来自民间的，尚易解决，而长官都是职业的军官，第一次裁撤下来的已有10万人，部份转到警察，其余的军官已很难找到安置，工业只能安插很小的数字，其余没法转移的人，只好训练他们转移到教育或者别的工作。第二次整编估计也有10万军官编余，其中最多留一万人深造，经过教育后充当军官，其余都要经过训练，才能转移出去。
而实际困难其中比郭汝瑰所说的更为严重，当时战争刚结束，百废待兴，工商农业残破，社会根本无法汲纳这庞大的失业大军。再加上国民政府复员计划欠佳，表面上冠冕堂皇，但实际上徒具虚文。大公报批评一年来的复员工作，“始终慢吞吞，始终乱糟糟，始终在无计划无效率的迷途中瞎撞乱碰。”真是太不成话！例如《复员条例》规定所有复员军人都可以领取退役金和旅费，实际的情况是许多复员军人所领得的旅费根本不够还乡之用。如编余的282名四川军人“5月1日起发给旅费一万元，薪饷两月，二等兵得二万七千元，自扬州购船票（每人五百元）至南京搭船还乡，至沙市宣告断坎，宜昌县政府捐助每名二千，25日抵渝，……至此已身无半文，无力还乡。”编余军人连还乡的路费都领不足够，更不要奢望像美国退伍军人可获房屋安置了。
编余军人的苦况普遍见诸当年的报刊，如1946年11月16日重庆失业军官三千余人以不被中央训练团取录，公开质问国民党：“如果政府不要我们，我们究竟应到那里去？” 1947年5月13日，编余军官一千余，包括退役军官中央训练团的将官级团员四百，在南京紫金山中山陵前痛哭，涕泪滂沱，以抗议国民党政府罔顾他们的福利。这些退役军官全部失业，而且大多数无法过活。他们在向国父致祭的时候，哀诉他们对革命和抗战的贡献都给国民党当局忘个一乾二净。他们哭诉：“如果我们的中央要我们活，他们应该赏给我们一碗饭。如果他们要我们死，他们应该给我们一口棺材。”
当时的国民政府国防部长白崇禧也认为这样整编部队将会严重打击士气，“整了军，投了共，被裁的没战意，没被裁的情绪也受影响。”蒋纬国也说：“当时国军被编余之各地军官总队，曾经流传一些顺口溜：‘此处不养爷，还有养爷处；处处不养爷，爷去当八路！’；‘老蒋不要，老毛要；欢迎你们整批来投效！’”；“当年由于这批庞大数目的编遣官兵一时未及加以妥善安排处理，亦无法还乡复员，结果都投向共军。”陈诚知道大批编余杂牌部队投奔中共后，不认为杂牌部队可增加中共实力，考虑慎重处理整军之事，自负地说：“他们要到共产党那里去，我求之不得，正可一锅煮熟。”
蒋介石借内外战争消灭杂牌部队的情况略。整编幸存的杂牌部队，下场比被遣散的更不好过。部队被硬性裁掉三分之二，由军缩为师，师缩为旅。然后再被派往打内战，充当第一线的炮灰，直至战死为止。
西北军、东北军，几近消灭。抗战八年，四川是全国出兵最多的省份，但日本投降后，川军残破不堪。重庆谈判期间，蒋介石发动“昆明事变”，这是消灭杂牌部队最明显的一次行动。不过，滇军拒绝当蒋介石的内战炮灰，1946年秋60军曾泽生部举行反内战起义，成立民主同盟军，首先退出内战。抗战中,国民政府兼并桂军，到抗战终了，桂军仅有3个军8个师。粤军几乎已在抗战和内战中拚光了。余汉谋、李汉魂、欧震等因所部伤亡惨重而成为无兵司令，陈铭枢、蒋光鼐、蔡廷楷和李济深早已被剥夺了兵符。张炎被杀，所部被剿灭。甘肃等省地方武装调赴北线，中央军即乘机进占甘肃等防地。受命封锁边区，严防共产党当局，用此‘一箭双鵰’。阎锡山的晋军很清楚蒋介石“一石二鸟”、“借刀杀人”的手段，部队虽然为势所迫，不能不奉命跑上前线，可是谁都不拚命，一有机会便纷纷起义。周恩来说：“我们的战士有很大部分是俘虏（投共）过来的，称为解放战士，有的部队，解放战士竟占百分之八十，少的也占百分之五十至六十，平均约占百分之六十五至七十。对于俘虏，我们实行即俘、即查、即补、即训、即打的办法，就是说士兵一俘过来就补充到部队，经过诉苦教育，就参加作战。”
总之，为了抗战，各党派、部队都支持蒋介石领导抗日，但蒋心胸狭窄，目光短视，没有把自己升格成为真正的全国领袖，兼容全国各党派，从全国长远利益考虑。仍然独裁如故，只考虑如何维护个人和小集团利益。不但敌视中共，也排挤包括国民党其它派系在内的一切异己，“整军”的目的不是把“军队国家化”，而是“军队蒋家化”，结果众叛亲离，整掉了军队，也整掉了自己的政权。
如，孟良崮一役，国民党军队统帅部认为整编第74师虽被共军包围，但该师战斗力强，且与左右部队相邻，正是与共军决战的良机。于是下令该师坚守阵地，吸引共军主力，另一方面们令临沂、莱芜、新泰、蒙阴等地的十个整编师分路向孟良崮驰援，企图内外夹击，聚歼共军。这战略构思虽然正确，但没有考虑到其它国军都是杂牌部队，他们的军饷装备向来不及嫡系部队，且向来受嫡系部队的气，实在没有为他们拚命的理由。共军看得明白，知道杂牌部队只要稍受牵制，都不会真心赴援。结果一如所料，整编第74师孤立无援，全军覆殁。
六、中共部队的整编
中共时有127万人，签署了《整军方案》之后，遵守协议进行了精兵简政。不过中共不像国民党的胡撤乱裁，而是有计划的分期进行。1946年3月6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央关于精兵简政问题的指示》，以华东局、晋冀鲁豫局和华中分局三处的兵额最大，百姓负担极重，指示“第一期精简三分之一，并于三个月内外完成。被精简人员武器，有计划的妥善的分配到农村生产中去。第一期完成后，取得经验，第二期再精简三分之一。”对于军队复员的工作，国民党把部队集中起来，发放了退役金、光荣退役章及书面文件，便将之遣散，不管他们是否有足够路费还乡，也不管其以后的生活。中共则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态度，高度重视复员工作，指示各中央局、分局：“复员是我党一个很大的群众工作，必须慎重处理。”中共认为“复员人员”是“光荣的革命战士”，十分尊重复员人员，要求各中央局、分局对复员军人澈底解释清楚复员的原因，并“必须对复员人员妥为安置，各得其所。”“各地应组织复员委员会等机关，认真办理，不得敷衍塞责。”要求各局根据情况，照顾复员人员，供给粮食、衣物和安排工作，对老弱疾病残废之人员、烈士遗族，均有抚恤办法。同是进行整军复员，国民党歧视编余人员，没有妥善照顾他们的生计，因此失尽军心；共产党尊重复员人员，推崇为“革命战士”，尽力照顾，因此赢得军心民心。
中共向来很重视争取和联合一切反蒋的力量。抗战开始后，1935年12月25日通过了洛甫起草的《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规定：“党的策略路线是在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并成立工作委员会，以周恩来为书记，专责统战工作。1936年初红军与东北军、西北军之间实际上完全停止了敌对状态，甚至于东北军在严密封锁的情况下，从西安为共军买运了40辆大卡车的军用物资，解决了红军冬衣困难的问题。
1936年7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由周恩来负责成立白军工作部。同冯玉祥、鹿钟麟的西北军；李济琛、李宗仁的两广军；龙云、卢汉、张冲的滇军；刘文辉、潘文华、邓锡侯的川康军，和程潜、卫立煌、张治中等部分中央军都建立了友好的关系。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大量裁减杂牌部队，使中共有机会大量汲纳各种军事专业人材。如，中共缺乏操作火炮、坦克、飞机等专业技术战斗员和特殊兵种，许多国民党编余将士具备这方面知识，汲纳这些人材有助提升共军的战斗能力。故中共利用机会，积极收编编余将士。1946年6月29日朱德在延安会报时提出争取国民党军遣散官兵之办法如下：（1）调查被遣散的或整编的军队番号集训地点军官佐姓名年籍出身。（2）找他们的社会关系及重要军官之弱点以便心理上积极的争取。（3）在这一分化未完全成熟前切忌于发生任何关系。（4）这些被整编的军官大半出于农村，他们都是充满了封建意识，我们初步只可以用拜把兄弟方式或利用已有的封建组织如青红帮这些方式去拉拢。我们的解放区都是他们的家乡，积极欢迎他们还乡团聚。
中共在进行复员的时候，十分尊重退役军人，下令热情招待到解放区的国民党军队抗日复员者，不得歧视。所以许多国民党杂牌军队饱受歧视、遣散失意之余，自然投到礼贤下士的中共去。 总之，由于中共积极进行统战工作，争取了广大的同盟者。在解放战争中各地起义投诚、接受改编的部队，共1,773,490人，这些原国民党部队增强了中共部队的力量，并很快投入战斗，为解放战争作出贡献。
七、“得人者昌，失人者亡。”
综上所述，抗战胜利后，中国曾有过一次极好的局面，终因蒋无意开放政权与国人分享，坚决用武力消灭异己。使内战已不单纯是国共之争，而是蒋介石集团与中共领导下一切反蒋力量的斗争，国共双方军力的转变与整军问题有密切关系，决定胜负的就是谁得到人民的支持，尤其是军人的支持。蒋介石拥有400万美式装备的陆军，和海空军的支持，无法消灭只有127万轻武器装备的共军，原因何在？答案是：独裁。国共部队有形的兵力和无形士气于是此消彼长，蒋介石整军整掉了军心，把自己澈底变成一个独夫，当然非败不可！中共军力本不如国民党部队，但经过有计划的推行整军复员，汰弱留强，部队的数量和质素都大为提高。再加上中共当时礼贤下士，反蒋力量都投诚起义归附使力量迅速壮大，结果在不足四年之内就打倒了蒋介石，建立了新中国。这和整军的成功，取得军心有密切的关系。至于民心，详见：分裂的国家，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与无缘无故的恨，这是笔者认为蒋一生中两大败笔。前者失去党心、军心，后者失去民心，尤其是后者，因为民心是一切事业的根本，所谓党心、军心不过是民心的一种特殊表现。况，失民心于前，失党心、军心于后，能不兵败如山倒，快速崩溃吗？
最后，借我人生物语：观棋，观人生一文引言，用围棋大师吴清源的话作评：“下围棋就是两个人接连地犯错误，犯得大的，犯得多的输棋。人生亦如是。”引入1946年在延安，毛泽东与民主人士黄炎培之间，关于国家兴亡“周期率”的讨论，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何偿不是如此？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当时53岁的毛泽东回答：“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然，时至今日，中国何时能够统一？何时能摆脱“周期率”？何时能走向民主富强之路呢？观棋，观中国：愿两党、两岸及其所有爱国有识之士。
拂局尽消时，
凝神入和思。
共藏多少意，
不语两相知。
今天，当我们面对时过境迁的历史与分裂的国土，英雄辈出也好，汉奸太多也罢。只求“如实多元”、“功过并陈”，以还原真貌。这是与“爱不爱国”无关（详见：中国抗日战争实录：为抗战寻求海外军事援助内幕），因为，这世界上原本就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与无缘无故的恨。正如中共创始人陈独秀谈爱国：一、不爱没有人权的国家。二、爱国与执政党无关，而且爱国就是要反对专制集权。因此，从这个角度看，“国家私有制”才是叛徒、汉奸、卖国贼最肥沃的土壤，“国家私有制”孽生出的权贵官僚等级文化，才是叛徒、汉奸、卖国贼最实用的文化。无怪后来退居台湾的蒋介石总结“亡党亡国”说：“我们不是被共产党打败，而是我们自己打败了自己”。蒋公此说，我的理解是：国民党打败了国民党，国民党军队打败了国民党军队，决不是中国打败了中国。由此，笔者好象觉得，“亡党、亡军与亡国不是一会事”，“亡党未必亡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