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资平台哪个好:陈世高:农业合作化运动

农业合作化运动

陈世高

新中国成立后，我党立即集中力量恢复国民经济，并把重点放在农业上，在完成土地改革的基础上，开展了“农业合作化运动”。

在这场运动中，应城的表现异常出色，受到上级的肯定。1955年12月，毛泽东主席主编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收录了时任应城县委书记梁俊义署名文章《应城县盛滩乡星火农业生产合作社一九五四年战胜了灾害，合理进行了分配》，并向全国推广。这在当时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社长钱汉炳因此受到奖励，赴北京参加全国劳模大会，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

应城县合作化运动是如何展开和发展的呢？同全国一样，分为农业互助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和人民公社四个阶段进行。

农业互助组

1951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了第一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要求按照积极发展、稳步前进的方针和自愿互利的原则，引导农民走互助合作的道路。在这个决议的指导下，农业互助组合作运动逐步在全国各解放区展开。

应城也不例外。开展农业互助组运动前，应城县委即充分认识到要把几千年形成的小农经济，通过说服教育，让农民走上互助合作的社会主义道路，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因此，一开始县委就加强了对合作化的领导，县委第一书记梁俊义、第二书记邓必祯、书记处书记高今升和县长孙世英，既挂帅又出马，把这个工作拿在手上，蹲在点上，各管一片；县委委员、区、乡领导和干部则是全力以赴组织互助组。以农工部部长熊炳文为首的县委农工部也是全力以赴，和部里的华富国、肖树仁、李孝望、程德俊、肖俊卿、鲁润林、张刚等同志，住在领导人的点上，专做互助合作化的工作，常年累月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为合作化做了大量的政治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作出了极大的贡献，成为合作化的专家。

1952年3月，县委在盛滩乡钱沟村试办了全县第一个互助组——钱汉炳互助组。在钱汉炳互助组的影响下，同年秋季，县委派出多个工作组进行农业互助合作的办点试验，全县各地开始办互助组，有同岭乡胡在林互助组，栗树乡陈世俊互助组，艾庙乡东十村黄元林互助组，西十乡陈四德互助组。县委组织部干事李昌成同志就在双墩月池湾组织了陈幼生互助组，以乡为单位试办互助组。这时每个乡都有二至三个互助组。县委各部门抽调大批干部参加互助组合作化工作。这时的互助组分为季节性的临时互助组和常年互助组。在常年互助组内为解决报酬合理问题，根据劳力强弱和技术高低，评出底分，建立评工记分制度，实行“死分活记”，男女同工同酬，根据每个劳力的特长派活，做到人尽其力，按劳分配。

至1953年，互助组的工作全面展开，并由组织季节性临时互助组，逐步发展为常年互助组。1953年底全县有临时互助组3993个，常年互助组701个，入组农户23004户，占全县总农户35%以上。1954年临时互助组减至601个，常年互助组发展到5800个，入组农户42918户，占总农户的60，74%。其中渔业互助组33个，入组渔户464户。

在互助组中，农民的土地耕牛农具等生产资料和收获所得，仍旧归农民私有，只是在自愿互利的基础上，对耕牛劳力等价交换。由于互助坚持自愿结合与民主互利的原则，个个互助组都增产增收，受到农民的欢迎。

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中共中央对农业合作化运动极为重视。1952年冬～1953年春，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出现了急躁冒进倾向。为纠正这种倾向，1953年3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缩减农业增产和互助合作五年计划数字给各大区的指示》。４月３日，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召开第一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阐述了“稳步前进”的方针。但为时不久，毛泽东主席又指出“纠正急躁冒进”是一股风，吹倒了一些不应吹倒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此后，农业生产合作社从试办进入发展时期。

根据上述精神，应城开始办农业合作社。因为合作社是一个新生事物，谁也没有经验，于是，县委首先进行试点，县委派出华富国、孙世英、张刚、肖述仁等驻村干部发动群众入社。其中华富国进驻盛滩乡具体负责钱汉炳互助组的转社工作。在盛滩乡建立第一个具有半社会主义性质的星火农业生产合作社（即初级社），入社农户25户。孙世英进驻西十乡负责曙光农业生产初级合作社。继而各区在西十、艾庙、巡检、陈北、同岭等乡试办了曙光、五三、群力、同兴、燎原、胜利、先锋等第一批8个农业生产合作社。1954年5月又试办了第二批10个农业生产合作社，使初级社达到18个，以取得经验在全县铺开。各初级社选举了正副社长成立了初级社的执行机关――社务委员会，并建立健全了财务等制度。

为了适应合作化运动大规模地发展，县委主办了农业合作化训练班，由县委宣传部干事杨擎华、县委组织部干事李昌成负责，参加训练班的学员多是互助组组长和准备发展为党员的积极份子，杨讲合作化，李讲党的基本知识。县委几位书记和农工部长到训练班作报告。从1953年11月到1955年3月，一期200人，每期10天，一个月两期，共培训6000多人。建国初全县只有党员101名，全是国家干部；1952年土改结束，全县党员995名。为了适应合作化运动的需要，在农村和训练班里大力发展党员，每期发展80名党员，到了1956年全县共有党员3941名。整党和训练班都是教育学员和党员翻身不忘本，带头走合作化的道路，他们是合作化运动的骨干，毕业后回家带头组织合作社。

1955年冬，在全面贯彻毛泽东主席《关于农业合作化的指示》的基础上，全县农业生产合作社迅速发展到1192个，入社农户63105户,占总农户85.66%。其中初级渔业生产合作社3个，入社渔户81户。

初级社实行土地入社，统一经营，民主管理，具有私有和集体两个方面的性质。入社农户的土地，作股入社，按入社时所评定的常年产量的40～50%分红；耕牛农具作价入股，或折算入社，付给一定的报酬；劳动力实行评工记分，死分活记；农业收入，除去生产费用，交纳农业税后，其余部分则按土地、劳动力的比例分红制分红。具体分配方法为夏季预分，秋后年终结算。由于初级社实行土地统一计划耕种，能地尽其力；耕牛农具统一使用，能物尽其用；劳动力统一安排，因人分工，实现了人尽其能；资金统一使用，投入农业基本建设和采用新技术，能促进农业增产。1955年全县粮食总产量25062万斤，比年景相同的1952年增产1568万斤。

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1955年7月31日，中共中央召开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毛泽东在会议上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对党的农业合作化的理论和政策作了系统阐述，并对合作化的速度提出新的要求。报告还严厉批评了邓子恢等人的“右倾”,认为他们是“小脚女人”，看不到合作化的高潮就要到来。

在这种背景下，应城将思路转移到发展高级社上，提出“书记挂帅，全党动手，全力以赴，巩固初级生产合作社，大力发展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口号。1955年5月，县委书记梁俊义同县委组织干事李昌成讲：县委决定派你带领工作组在杨河区的合阜乡办整党整社的重点。由于指导思想明确，方法得当，经过一个多月紧张细致的工作，取得良好的效果和丰富的经验，孝感地委对于应城县合阜乡整党整社的经验予以充分地肯定，并向湖北省委推荐，省委通知李昌成参加省委召开的整党整社重点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还有麻城县和公安县，三县的经验都得到省委领导的肯定，并将他们的经验向全省推广。

在这里要提及时任县委书记梁俊义，他为人胆子大，有很大的气魄，敢想敢说敢干。他到合阜乡整党整社试点检查工作，听了回报，认为这样作法太慢了，于是，回县召开县委会，决定将全县（有关党政部门干部）区、乡、村的党员干部和积极份子集中到县里进行整党建党，发展党员，要求一个村有3—4个党员，并建立党支部。这样，打了一个大规模的整党建党的“整体战”，因此，应城县的合作运动比其他县来得快。

1955年12月在整党整社巩固初级社的基础上，根据群众的要求，由西十乡的曙光和盛滩乡的星火两社率先升级为“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入社农户549户。由此，并社升级的高潮席卷全县。1956年全县建成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303个，入社农户72406户，占总农户的98.09%。其中高级渔业生产合作社14个，入社渔户1899户。初级社仅存3个，计78户。1957年，经过整顿巩固，全县共有高级社306个，其中：200户以下的113个，201～300户的98个，300户以上的95个，入社农户74123户。全县基本实现高级农业生产合作化，完成了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初级社升高级社时，土地（包括塘堰及其水利设施）转归集体所有，取消土地报酬，耕牛等大中型农具，合理作价，亦转为集体所有，由社统一经营，统一核算。社员参加集体劳动，实行分组作业，评工记分，执行“按劳取酬，多劳多得”与男女“同工同酬”的政策。但社员私有的房屋、家具、粮食等生活资料以及家禽家畜和小型农具仍归个人所有。此外，高级社还将集体土地统一安排一部份给农户作为自留地，自种自收。自留地的数量一般占总耕地的3—5%，户均1—2分地。

在农业高级合作化的过程中，应城县的合作化运动同全国一样，也曾出现了急躁冒进的问题。1956年元月，县委在向地委、省委的报告中称：“到元月15日，应城县建立了高级农业合作社234个，参加的农户达全县总农户的84%”，18日在《湖北日报》报道了 “应城县三天合作化”的文章，指名道姓批评县委书记梁俊义。27日中央、省、地三级派人检查，发现报告的情况不实。2月15日，省委发出了《关于应城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问题的指示》。县委根据《指示》精神，认真总结教训，及时组织大批领导与干部赴问题较严重的区、乡进行整顿，把高级农业合作化运动引向健康发展的轨道。

总的来讲，应城县农业合作化运动发展是健康的顺利的。农业合作化的实现，推动了我县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把我县的农民引上集体主义的道路，增强了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在低水平上保证了我县人民对粮食和其他农副产品的需要，改善了农民的生活。1957年农业大丰收，完成国家任务后，农民都分足了口粮，多的粮食没人要，所以，后来人们一直记惦1957年的好光景。

人民公社

1958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成都会议后，各地农村开始了小社并大社的工作，有的地方出现了“共产主义公社”、“集体农庄”，有的地方出现了“人民公社”。８月６日，毛泽东视察河南新乡七里营人民公社时，说人民公社名字好。９日，在与山东领导谈话时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谈话在报纸上发表后，各地掀起了办人民公社的热潮。

受此政治背景影响，湖北省也开始筹建人民公社。当时，湖北省委常委、秘书长王良长期在盛滩蹲点。他代表省委亲自和地委、县委领导，在那个十分简陋大会主席台上，研究筹备建立红旗人民公社。为此，应城还组织县区乡干部到七里营参观学习。

《湖北日报》全面报道红旗公社成立盛况

1958年8月28日，离毛主席视察七里营只有20天，应城县红旗人民公社诞生，它是湖北省孝感地区应城县第一个人民公社。由西十、盛滩、艾庙、范河四个直属乡组成。这天，应城县人民广场举行盛大集会，红旗招展，锣鼓喧天，龙灯狮子，载歌载舞，隆重庆祝公社的成立。参加庆祝会的有湖北省委、孝感地委的领导，孝感地区各县县委书记，应城县县委委员、县直机关干部，区、乡党委书记和群众几万人。中共湖北省省委常委、秘书长王良，中共孝感地委书记王家吉分别代表省委、地委致贺词说：人民公社集工、农、商、学、兵于一体，既是政权组织，又是经济组织和军事组织，人民公社的性质是“一大二公”。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我们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31日《湖北日报》头版刊登了王家吉的贺辞，同日，《湖北日报》发表了题为《以建立人民公社为动力，推动生产大跃进》的社论，从此，全县迅速掀起人民公社化运动，至9月共建成9个人民公社，实现了人民公社化。人民公社的规模由300户左右扩大到1万户左右，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下设管理区，生产大队，生产小队。并生活集体化，行动军事化，作风战斗化。民兵为做到“三化”，舍弃自家房屋不住，到荒郊野外搭战棚，一时间，田野战棚成群，星罗棋布。在搭建战棚时，许多农民的房屋、树木、用具被拆毁、征用。

公社成立，百废待兴，急匆匆地办起托儿所、幼儿园、幸福院、商店、农机修配厂、拖拉机站，把农民喂的猪捉去办了猪场，以小队为单位办了食堂，大兴土木，建公社办公室和大会场，折旧屋建社会主义的新农村。

为了体现“一大二公”的优越性，实行以公社为核算单位的管理体制：在组织上从公社到生产队实行团、营、连、排的军事建制；生产上搞“大兵团作战”；生活上大办食堂。上级领导认为农业大丰收，粮食过了关，长期困扰着党政领导的粮食问题已经解决，吃饭已不成问题了。省委书记王任重给全省食堂赠送了一幅对联：“一日三餐餐餐有干有稀，四菜一汤顿顿有荤有素”。横幅：“八百斤口粮一两也不能少”。后来，发展到干脆敞开肚皮吃饭，吃饭不要钱，一些城里人和外地人也跑到人民公社食堂吃饭，不但不给钱票，还说食堂饭菜味道不好。

分配上实行工资制和供给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按月发工资，但是昙花一现，好景不长，发了两个月的工资，就再也没钱发了。加上大办钢铁，“青壮炼钢去，留下童与姑”，大秋作物没有即时收获，浪费十分严重，极端的平均主义。加上高估产，高征购，把农民的口粮和种子全购走了，还在催征购，食堂到了冬腊月，社员们在食堂吃羹喝水，大多数揭不开锅盖了，开始挨起饿来。

人民公社一经成立，打破了所有制界限，刮起“一平二调”的共产风，改合作社核算为公社核算，不管大队的小队的统统都是公社的，公社无偿调用下面生产资料和农副土特产品以及劳动力，原合作社和生产队的财产，一律归公社所有，大队小队出售的农副产品、副业收入统一由公社结算，大中型机械由公社管理使用，原来折价入社仍由各户喂养保管的耕牛和农具，公社成立后全部的归大堆，牛进小队牛棚，农具入小队仓库，由于牛栏条件差，又无人精心喂养，肥的拖瘦，瘦的拖死。农具无保管责任制，任社员随便使用，丢失损坏十分严重，由于男女老少全部吃食堂，将农民的自留田和自留地收归集体所有。

当时，领导想的和做的，都是增加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因素，把所有制、等价交换、按劳取酬、关心劳动者物质利益等原则和规律，都统统抛到九霄云外，并当作资产阶级现象来消灭。

合作社是一种潮流，不少农民是被潮流卷进合作社的，因而在合作社里生产劳动积极性不高，而人民公社刮起的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浮夸风、一平二调风、共产风等五风，严重地破坏了生产力和挫伤了农民生产劳动的积极性，使他们有限的积极性丧失殆尽。“做事一窝蜂，个个磨洋工”，“出工如拉纤，收工像射箭”。一位耕田的农民对牛说：“牛呀！牛呀！你慢慢的走，我不打，你不吼，只要太阳一落土，我的十分到了手。”这是当时农民消极怠工的真实写照。农民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一点劲也没有。

伴随着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国进入大跃进年代。这是一个火红的年代，奇迹不断的年代。在这火红年代，同全国一样，应城发生了许多不可想象的事件。

1958年，在“人有多大的胆，地有多高的产，不怕办不到，就怕想不到”，“反右倾鼓干劲”的思想指导下，所有农村干部都大办试验田。一些领导人的 “试验畈”、“试验冲”、“试验塝”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虽然试验牌上写的豪气冲天，但结果是试验田的农作物疯长倒伏减产，甚至绝收，大面积农作物却因缺肥和少管理而减产。我们团县委（当时我在团县委工作）也种1亩试验田。队长对我们种试验田很有意见，认为浪费了肥料，影响大面积平衡增产，因此，他从不沾试验田的边。当时，他是48岁，精明强干，是一个种田精。一天，我就试验田的事征求他的意见，他说：“连上稻草也收不到五千斤，下肥过多，插的挨挨寸，过密，不透风，将来疯长倒伏，连百斤谷也收不到。”过了十几天，试验田禾苗猛长，浓绿，分孽密密展展。为了通风防倒伏，我们先用鼓风机鼓风通气，夜间派人用竹竿赶露水，还用竹子一行一行扎架子，最终，不出队长所料还是倒伏了。

7月初，县委为了验收高产试验卫星田，组织了验收组，分赴各区、乡验收。我和县监察委书记李芳同志为一个组，负责原城郊区五个乡的验收工作。结果发现城郊五个乡，唯有城台乡李攀章同志的试验田亩产900斤，还未风干扬净，其他四个乡的书记试验田也只七百斤、八百斤的。

可是，其他区、乡“高产卫星”接连发射，早稻卫星由亩产两万多斤到五万斤，十万斤，乃至十五万斤，二十万斤的。还有亩产芝麻千斤卫星，一万斤红苕、棉花大王等等 。报纸，广播等新闻媒体大肆宣扬，喜报不断，令人眼花缭乱。记得当时有一幅题为《高产卫星上了天》的画，画是一幅一捆谷穗，画上写早稻亩产46800斤，向着天宫直冲，吓得玉皇离开了宝座，惊呼：啊呀！粮食高产卫星，冲上孤的天庭！还有一幅，画面上是一匹大马驮着一蔸谷穗，硬是驮不动。画旁插话；大马说，早稻老兄！驮你一蔸把我累坏了，只给半蔸吧！

其实，所谓高产卫星，都是迫于当时政治形势，集体造假欺骗上级。如黄滩区为放粮食亩产2万斤高产卫星，区委分工分头行动，有的区委到飞跃大队组织大队小队的干部和群众将各队的谷挑到一个稻场，有的去把试验田耕掉只留一个角，加栽一些谷蔸，有的负责写喜报，有的负责写“特大高产卫星”的经验。尽管大家都明知卫星有假，但迫于当时的政治形势，人们只好把假卫星说成“真”卫星。

在上世纪50年代，国民经济是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农业以粮为纲，工业以钢为纲。到了1958年的夏季，上级认为农业和粮食问题已经解决，钢铁元帅应该升帐，于是，又提出“全党动手，全民动员，大办钢铁”，在县、公社配备了管工业的书记，7月组织工业书记到河南省西部参观，看那里群众性的大炼钢铁运动。

1958年建土高炉炼钢

回到县里以后，在机关、学校、团体进行了大动员，雷厉风行，土法上马，大建“土高炉”，这样，县委、县政府大院和各机关、学校、工厂、商店也相继办起了炼钢炼铁的小高炉，各公社分别在伍家山、有名店、东岳庙、团山等地也建起了小高炉。从山上挖出石块作矿石，供小高炉炼铁炼钢的原料，也没化验石块里是否含铁？含有量多少？就把石头粉碎后，用木柴架着烧。说也怪，就是夜以继日不断地烧，怎么也炼不出钢铁出来。

可是，报纸广播等新闻媒体报道全国、全省大放“钢铁的卫星”，形势逼人，这时，有的单位和公社想出了办法，将耕田的鋔头鉍耳弄来，投入小土炉中炼，化成铁块，用板车拖着，带着喜报，文艺宣传队载歌载舞，敲锣打鼓，向县委报喜。县委也向省、地委报喜。

虽然不断报喜，上级发觉是假的，后来提出那些没有铁矿的县，到有铁矿的地方去炼 。根据湖北省委和孝感地委的统一安排，应城县组织两个庞大队伍分别前往应山的中华山和汉阳的奓山炼钢铁。尽管这两支队伍以一天等于20年和只争朝夕的精神，夜以继日地炼钢铁，还是没有炼出钢铁。最后只得收购了一些废旧钢铁，倒入小土炉中炼了铁块，向县委报了喜，算交了个差。

1962年10月，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应城确定“三级（公社、大队、生产队）所有，队（生产队）为基础”的管理体制，取消大队核算，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提高了社员的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以大队和生产队核算的管理体制在应城宣告终止。1984年，应城恢复区、乡建制，撤销人民公社。至此，“人民公社”在中国大地上随之走向了结束。

注：陈世高，原应城县委副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