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之代理鬼差 在线:为了上海孤儿 ，他来到了苏尼特草原

20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中国大地发生了三年自然灾害，上海一带的孤儿院人满为患。为了拯救这些幼小的生命，在国务院的精心安排下，在时任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乌兰夫的亲自指挥下，内蒙古迎来了3000多上海江苏待地的孤儿。当时的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左旗一共接纳了100多名上海孤儿，牧民称他们为“国家的孩子”。

由于牧区地广人稀交通不便，医疗条件十分落后，基层旗县只有一些经过3个月到半年医疗培训的初级医生，还主要投入到“防治梅毒”工作中去了。孩子们来到旗里后就直接分到有领养条件的牧民家中去。没过多久，人们发现由于大部分孤儿营养不良，体弱多病，水土不服。加上个别收养孤儿的牧民家庭卫生条件很差，牧民不懂医疗知识，以致部分孤儿患病，个别孤儿因交通不便，来不及治疗而死亡。在这种情况下，苏尼特左旗旗委领导紧急决定将所有孤儿接到旗里，在当时的旗医院设置特殊病房，专门组建了一支由20多人组成的保育员队伍来看护，并紧急向上级请求高级医护人员。经过一番运作，他们从自治区紧急抽调了一批医术精湛的骨干到基层服务。这样，苏尼特左旗就迎来了从内蒙古医学院附属医院临时借调来的外科医生韩明贵大夫和一名王姓儿科医生，专门医治看护上海孤儿。他们同当地医院的医护人员经过几百个日日夜夜的精心呵护、治疗、喂养，“国家的孩子”们逐渐强壮起来。在被确认万无一失的情况下，才又逐渐由原领养者领回家中。由于当时牧区缺医少药，国家百废待兴，高级技术人才奇缺，旗委书记王辅民经过深思熟虑后多次找到韩大夫要求他留下来，为了孩子们的安全和边疆牧民们的身体健康，当时的哈尔滨医科大学本科高材生外科医生韩明贵就这样留在了苏尼特草原。他这一留就是一生，把青春和生命都献给了草原，献给了“国家的孩子”。

艺高人胆大

韩明贵大夫是辽宁省辽中县人，1958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哈尔滨医科大学医疗系。同年，他与十几名同窗好友为支援边疆建设来到内蒙古医学院附属医院外科工作。工作期间由于医术高超，作风正派，工作勤恳，他受到领导和同事们的一致好评。

韩明贵大夫一米七八的个子，浓眉大眼，四方脸，薄嘴唇，为了方便工作一直理着平头。他体格魁梧，性格直爽，为人严谨，属典型的东北汉子。平时很少见到他的笑容。一双修长的手又细又白，写得一手好字，吃饭用左手拿筷子，手术时却是左右开弓。稳、准、轻、快，是他手术的特点，而且他对手术部位的生理解剖特别的精熟，艺高人胆大，一般的腹部手术、妇科手术真可用三下五除二来形容。当时的旗医院只有两个科即内儿科和外妇科，韩大夫一直从事外妇科工作。

20世纪60年代初在非常艰苦的缺医少药情况下，在旗医院简陋的手术室里就开展了扁桃腺摘除手术、阑尾切除手术、肠吻合手术、剖腹产手术、子宫全切手术等这些当时在大医院也是比较复杂的手术，挽救了很多牧民患者的生命。

20世纪70年代初的一天夜里，一位防疫站工作人员的两岁小孩突患急病，喉头水肿，呼吸困难。当把刚从医院做完急诊手术回到家的韩大夫找来时，小孩已经窒息休克，在这紧急情况下，抱去旗医院已经来不及，家中又没有手术器械。韩大夫急中生智，争得家长同意后，要来切菜刀和草原白酒，用白酒对菜刀消毒后，对着脖子就是一刀，切开气管后，进行人工呼吸，生命体征恢复后抱到医院插管、缝合、打针、输液。由于抢救果断及时，治疗得当，没过多久，小孩就痊愈了。现在，这个小孩已经是一位有着丰富经验的人民医生了。

病魔的克星

1977年，我刚调到旗医院开救护车。一天下午下班时接到办公室通知，80多里外的昌图锡力公社牧民骑马来找大夫，有产妇大出血须马上出诊。外妇科只剩值班医生和正准备下班的韩大夫。韩大夫二话没说跑到医办室拿了药品、器械就上了车。草原的牛车路特别难走，经过两个多小时的颠簸，到蒙古包时天已黑了。问诊得知是一位上海孤儿，初为人母，检查诊断为胎盘滞留造成的大出血，如果不及时处理很快就会失血休克。韩大夫急忙穿上手术衣戴上手套，让我扶住患者，他跪在蒙古包的毡垫上，把手伸入产妇子宫，将滞留胎盘剥离了出来。由于没有带护士，韩大夫亲自打针、输液，很快就止住了出血。整个治疗过程都用汽车灯照着进行的。产妇病情稳定后，才拉回旗医院进行系统治疗。

1980年，我在手术室工作两年多，已是一名熟练的器械护士了。一天晚上刚躺下就被值班人员叫起来，说韩副院长（当时韩大夫任旗医院副院长）来电话通知，让我准备下乡做剖腹产的器械，马上出诊。我将器械、药品装箱的工夫，韩大夫就到了医院。我们乘着救护车经过近3个小时的奔波，跑了200多华里，后半夜到了白音宝力格卫生院，马上布置临时手术室。韩大夫坐车去十几里外的患者家接病人。那是一位大龄孕妇，宫口早已开全，可胎膜厚实未破，当地卫生院大夫没有见过这种情况，错误地认为是难产，不知如何处理。所以给旗医院打电话叫人做手术。韩大夫检查完后，要过脐带剪，边讲解边示范，只一剪子就救了母子俩。公社的医生虽然被喷了一身羊水，但从中学会了不少的接生知识。

有惊无险

20世纪70年代，草原上还没有修公路，前往各公社的道路都是自然公路——弯多、坡大、“搓板”多。车速大于40迈就颠得无法行走。一次，韩大夫乘“跃进”救护车去接病人，由于病人是大出血，必须争分夺秒，所以上车后就一再催司机要快。当时开车的是从朝鲜战场转业回来的彭师傅，是以开快车闻名。开始两人还说着话，到沙漠边缘时彭师傅只顾集中精力开车，飞快转过几个急弯，路稍平坦些时侧头看却不见了旁边的韩大夫，瞬间吓出一身冷汗。他急转车头往回找，在返回七八里路的一处沙坑边上找到了坐在沙子上的韩大夫。原来由于路是急转弯，车门被颠开，韩大夫本来是靠车门坐着，车门一开，人跟着就被甩了出去。由于沙地松软，他只擦伤点皮，落地时药箱一直抱在怀中没摔开，有惊无险。韩大夫匆忙上车，彭师傅调转车头直奔浑善达克沙地腹地的三线医院去抢救病人。类似的事情在韩大夫的身上层出不穷，就不一一列举了。

培养医护人员

1978年开始，知青大返城，“文革”中分配来的一批医生、护士等医疗骨干相继回城，使得原本就医疗技术力量薄弱的苏尼特左旗更是雪上加霜。当时有朋友建议他到能发挥特长的城市大医院去工作，考虑到苏尼特左旗医疗卫生的现状，他谢绝了朋友的好意，毅然留在了苏尼特左旗医院。韩大夫当时是外科主任、主管业务的副院长。他在这青黄不接的时期勇挑重担，组织培训班对现有工农兵学员和落实政策安排的业务人员进行培训，从基础理论到实际操作都制订了培训计划：每天学习半天，由老大夫讲课，周六下午考试（那时实行的是六天工作制）。由老医护人员带新人，用速成培训法培养新人，很快就使医疗工作走上了正轨，并培养出一批留得住的医疗骨干。 

当时的旗医院没有血源，遇到紧急情况需要输血时，韩大夫备有两套方案：一是用部队战士献的血，二是让外妇科的医护人员献血。遇到部队有情况不能援救时，韩大夫总是身先士卒，我曾亲眼见到韩大夫给牧民患者输过两次血。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他的带动下，我们医护人员时常伸出救死扶伤的胳膊。在医院短暂的四年里，我也有过了几次献血的经历。

任劳任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开始实行计划生育。当时任旗医院外妇科主任、副院长的韩大夫首先带头，先给自己的妻子做了绝育手术。接着在两个多月时间里，他带领手术队，乘着计生委的跃进卡车在全旗开展了计划生育大会战。两年多的时间里走乡串户，将孩子多的汉族妇女的绝育手术几乎做完。1983年，上级领导为了提高科级干部的文化档次比例，把当时苏尼特左旗卫生界学历最高的韩大夫从业务岗位调到旗计生委任主任。在1983~1986年任计生委主任期间，韩大夫亲自带领手术队逐村逐户，做手术，搞宣传，奖励独生子女户，惩罚超生人员，收到可喜的效果。1984年开始给各苏木的计生助理员配备了大功率摩托车，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下乡工作不再求人。而作为当时快50岁的计生委主任韩大夫为了节省开支，下乡时很少用计生委仅有的一辆旧跃进卡车，而大部时间都是与工作人员骑摩托车下乡检查工作，一天有时跑两三百里。

1986年，苏尼特左旗政府将韩大夫调到旗卫生局任局长。他一改过去维修基层卫生院撒胡椒面的做法，集中资金每年修建几个，力争三到四年将基层卫生院的基础设施更新一遍。经过几年的努力，达到了预期的目的。他积极组织医务人员外出进修学习，强化医疗队伍，并积极支持一批中专刚毕业人员报考成人大学，使人才培养走了捷径，培养出一批留得住的技术人才。而他自己由于工作繁忙只在1971年到呼和浩特市进修了半年——学习中西医结合疗法，再无时间外出学习。

1992年，56岁的韩大夫为了自己酷爱的医疗工作毅然辞去卫生局局长职务，来到旗计生服务站当了一名正科级主治医师。当时，他在内蒙古医学院附属医院的同学都晋升为拥有高级职称的主任医师，而远在边境地区的韩大夫还只是一名主治医师（中级职称）。他一来到正在筹建的缺资金、少设备、缺技术人才的计生服务站就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工作当中，准备在有生之年为计生事业多培养些卫生技术人才。他借设备、联系技术人员、美化工作环境、布置手术室、组织业务学习活动，扶持站长工作。而站长由不懂医疗卫生工作的计生委主任兼职。经过近一年的准备，计生服务站初具规模，准备开业。

1993年4月5日噩耗传来，患有严重高血压的韩大夫因终日奔波，劳累过度，突发脑溢血。由于边远地区没有CT设备，技术落后，虽经全力抢救终是无力回春，他倒在了居住了近30年的不足40平方米的老土房的木床上再也没有醒来。韩大夫去世后的第二天，苏尼特左旗劳动局送来了他期盼已久的副主任医师职称证书。 

文·摄影/王  宪